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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范文1
对此，财政部部长谢旭人8月25日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总计1705亿元，目前已全部下达。但是，根据保守的测算，“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所需资金为4.8万亿元，按今年应开工1000万套计算，仅今年就需要资金1.3万亿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近日对《财经》记者表示，保障房建设资金总量上是平衡的，但结构性问题突出，特别是其中的公租房和廉租房资金缺口明显。她认为，世界各国的保障房建设配比均是以租赁式保障占绝对多数，中国应该学习国际经验。由于“十二五”期间土地供应总量增大，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用地量均有所增加，影响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主要是商品房市场而不是保障性住房。
秦虹在7月11日由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就房地产有关问题作了专门汇报。
在会上强调，要重点抓好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建设，落实好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开工建设计划，加强金融支持，推动制度建设。对此，秦虹的建议是，由中央政府发行公租房债券，以解决保障房建设的融资难题。
资金结构性缺口多大？
《财经》：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多少建设资金？资金来源有哪几个方面？目前的缺口有多大？应如何解决？
秦虹：1000万套保障房大约需要1.3万亿元－1.4万亿元。其中，8000多亿元通过社会机构投入和保障对象及其所在企业筹集。剩余的5000多亿元资金，将由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筹集。
具体来说，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需要5000亿元，基本上由销售回款就可以解决。棚户区改造需要5000亿元，其中有三分之一由职工出，三分之一由中央和企业的福利出，能解决3400亿元，缺口有1000多亿元。
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需要4000亿元，这部分要由政府财政担起来。加上棚户区的1000多亿元缺口，一共加起来需要政府融资5000多亿元。
这5000亿元怎么来呢？一方面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贴困难地区的廉租房和公租房建设，今年安排了1300多亿元；第二个是各地方土地出让金收益计提10％，加上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再加上中央地方的建设债券，以及公积金的贷款试点，总共也可以有2000亿元左右。
最后，真正有困难的约有2000亿元，主要是公租房和廉租房，这是需要政府最终承担的建设资金，目前是以银行贷款为主，少量的由社保资金等来支持。
《财经》：大城市比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怎么办？
秦虹：困难地区中央政府的补贴力度较大，这些地区基本是通过地方保障房融资平台解决，政府通过其他的财政收益、土地收益综合进行还款。
《财经》：地方融资平台已经蕴藏了较大的风险，再为保障房融资开口子，会不会加大平台风险？
秦虹：发改委在今年提出，保障房融资平台不在清理范围之内，而且要求一个城市集中一个保障性住房融资平台，目前来看，它发挥的作用还很重要。
《财经》：如何防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新旧债务风险？
秦虹：现在正在清理非保障性住房的融资平台。
《财经》：保障房建设资金是否存在问题？
秦虹：资金总量上不存在太大问题，渠道都很清楚。但结构性问题肯定是有的，有的地方的确是有困难。过去保障住房建设量小，现在一下子增大了，任何地方肯定都要有一个筹资的过程。
《财经》：都包括哪些困难？
秦虹：比如土地出让金收益计提的10％，保障性住房上半年就要开工，但土地收益可能需要等到下半年。时间上的错位肯定是存在的，挪腾或周转都需要安排。另外，地方财政出资也需要时间上的安排。越是发达的地区，其财政收入、土地收入、公积金增值收益等各项渠道都高，而困难的地区各项都少，所以存在不平衡。
《财经》：结构性问题应如何调整？
秦虹：中央财政补贴也是结构性的调整办法。今年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廉租房建设每平方米最高已补贴到800元。实际上地方除了出地，基本不需要出建安费用。而且越是困难地区中央补贴得越多，越是发达地区中央补贴得越少。
《财经》：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有哪些融资渠道？
秦虹：除了已有的资金渠道，我想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渠道。
国企参与保障房建设
《财经》：有可能引进社会资本吗？
秦虹：保障房属于公共资源，理应由政府履行保障的责任。所以，无论具体由谁建保障房，最终的责任人都是政府。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社会资本要求有起码的赢利，否则很难大规模引入。即使应急需要暂时引入，后面也会有其他的交换条件，最终还是政府承担。
《财经》：现在企业参与保障房建设的情况如何？
秦虹：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企业参与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过去都是企业参与建设。
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如果是采取代建、配建的方式，企业也是有积极性参与的。企业建好后，由政府买下，企业获得代建费或回购款。
现在还看不到哪个企业投资长期持有、长期经营的公共租赁性住房。租赁式保障房都是政府在做。如果企业参与，要有一个前提：企业经营三年或者五年后将把房子卖掉。但我认为如果把公租房几年后卖掉，这不能算作公租房，还是产权式保障。
《财经》：在制度层面上，有没有办法让企业更好地投入公租房？
秦虹：现在还看不到。目前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税收政策，建设公共租赁性住房的企业除了交所得税以外，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营业税等所有的税都免掉了。比如财政政策，各种资金渠道合并使用等。但对企业来说，长期持有经营连财务成本都无法覆盖，参与难度很大。
《财经》：今年，房地产企业、尤其是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对保障房建设的热情有所提升，原因有哪些？
秦虹：首先，国资委要求央企国企参与保障房建设，履行社会责任。其次，很多央企是从施工企业转过来的，比如说中冶、中建等。它们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中，可以发挥从组织开发到施工建设的全产业链优势，成本更容易控制，并能保证利润。第三，许多地方在土地招拍挂中包含了保障房的建设比例，企业要拿地，必须承担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第四，建设产权类的保障房，企业是有利可图的，建设租赁式保障房，只要政府回购，企业也是有利润的，只是利润多少而已。
《财经》：有人认为房地产企业参与保障房建设，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其资金困难？如何监督企业专款专用？
秦虹：和其他贷款一样，银行贷款给企业进行保障房建设，银行就必须监督企业是不是专款专用。而且银行也不可能对贷款投向不闻不问。
《财经》：应如何监督政府在保障房资金上的使用？
秦虹：总体上，银行贷款由银行来监督。财政资金由审计部门监督。
中央应发公租房债券
《财经》：在保障房融资的金融创新方面，政府是否可以发行专门针对保障性住房的债券？
秦虹：我非常赞成中央政府发债支持建设公租房，这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一是中央政府发债比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发债的信用更高、成本更低。
二是中央政府发债支持地方建设公租房，可以更好地体现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比如中央政府希望将公租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但现在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融资难题，很多都考虑在公租房建好三年或五年后就将房子卖掉。如果将来都卖了，如何形成公租房为主的保障体系呢？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何时才能实现呢？如果中央政府出钱支持地方建公租房，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资金难题，建设问题就可以相应解决。中央财政也缺钱怎么办？可以通过发债解决。
三是可以满足保障房长期资金需求。住房保障是政府的长期任务，并不是今年的1000万套，或者是“十二五”时期的3600万套就能彻底解决住房保障问题，因此就需要长期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对租赁式保障房，其资金靠租金回收可能要长达30年－50年，无论是即期的财政投入还是银行贷款都难以满足。政府发债的好处是可以长期滚动发债，但建设量到一定时期就减少了，那么后期，实际上政府就是发新债还旧债，政府的债务负担也会随之减少。
四是提供住房保障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坦率地说，建公租房是政府的责任，就得政府出钱。政府财力有限，通过发债的方式来填补资金的缺口，是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再加上政府发债可以给一般市民、机构、社会上丰富的流动性提供一个投资的机会，也有利于缓解通胀的压力。
五是住房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更重要的也是政治问题。中央政府应该对政治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中央政府出资支持地方政府建设公房，都是非常普遍的。
《财经》：除了政府发债，保障房建设融资还有没有其他的金融手段？
秦虹：我认为发行保障房债券是最好的办法，也是现在最需要考虑的办法。
其他的方式，例如银行贷款只能解决短期资金需求问题，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地方政府用过多的短期贷款，后期还款压力太大，实际无法承受。
还有各种股权投资，如REITs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但中国现在没有REITs，等到REITs的法律法规都制定出台了，再建保障房已经来不及了。剩下的如私募基金和信托等收益要求太高，保障性住房不能满足。
《财经》：在补足资金缺口的融资手段配比上，未来是政府发债多一点，还是银行贷款多一点？
秦虹：如果政府发行保障房债券，中央财政提高投入比例，就不需要现在这么多的银行贷款。如果不能发债，不但不能解决公租房的长期融资问题，而且公租房的建设比例也不可能大幅提高，那就还是以产权式保障为主，这种情况下的公平性就会受到质疑。
《财经》：未来，发债主体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有没有权力发债？
秦虹：现行《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债。
《财经》：有消息称，正在修改的《预算法》倾向于赋予地方发债权？
秦虹：我们还没有见到。《预算法》修改了多年，现在不是还没完成吗？
不会减少土地收入
《财经》：“十二五”期间保障房建设任务大幅增加，地方财政需要大量的投入，但保障性住房的土地是无偿划拨，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源的土地出让金，是否会同步减少？资金的缺口会不会越来越大？
秦虹：现有政策规定，不管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是多少，都要拿出10％的土地出让金净收益建设保障性住房。
地方政府土地收益并不会因增加无偿划拨土地而减少。因为住宅建设用地的总量指标增加了，今年全国是21.8万公顷，2010年安排了18.5万公顷，最后完成了12.5万公顷，比2009年的7万公顷多了5.5万公顷，比2008年的5万公顷翻了1倍还多。
也就是说，虽然今年的保障性住房占地多了，但商品房用地同样也多了，由于商品房用地总量增加了，土地出让收入应该不会减少。影响地方土地收益的是房地产市场而不是保障房。
《财经》：有一种说法就是，去年和今年地方之所以能拿出大量土地和资金建设保障房，是地方用了这些年积攒的土地储备指标，而且这些指标今年就用完了。
秦虹：住宅用地指标每年都在列计划，不可能用完。今年用的地有前几年储备的，同时今年也在为以后的用地做储备。现在还没有哪个城市没有住宅用地指标了。
《财经》：但保障性住房在数量上是翻几倍的增长？
秦虹：翻几倍是指套数，保障房看着套数多，但是每套面积小。同样一块地，按照同样的容积率计算，保障性住房的户数是商品房户数的2倍。1000万套保障房只有5.5亿平方米。商品房如果要建1000万套，至少要10亿平方米。另外，还可以提高容积率。所以保障房需要的土地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多。
《财经》：国土资源部规定70％建设用地要建设保障房，落实情况如何？在制度上有何保证？
秦虹：你这个概念是错的。国土资源部说的是保障性住房和中小户型商品房一共占地不低于70％。真正的保障房用地只占到年度用地的三分之一。
在保障房用地的机制保障上：第一，总量增加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性住房都增加了；第二，国土资源部要求保障性住房优先落实后，才能安排商品房的拍卖和出让；第三，国土资源部明确说，去年保障性住房用地完成率为100％，而同期商品房住房用地并没有完成。去年一共安排了18.5万公顷建设用地指标，实际落实了12.5万公顷，剩下的6万公顷没完成的就是商品房用地。
租赁式保障是主流
《财经》：在保障房的规划建设方面，应主要建在城区，还是远郊区？
秦虹：保障房建设因为是财政资金投入，占用公共资源，因此保障房建设的基本原则，一是基本保障、小户型；二是在保证建设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其投资成本。所以只能降低土地成本，只能建在土地便宜的郊区或新市镇，但政府要做好交通、商业等公共配套。
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公共租赁性住房是建在海边或市中心、CBD。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保障房绝无例外，如新加坡、香港是建在新市镇，日本是建在荒地、丘陵地等处。
《财经》：政府为保障房建设交通等配套基础设施的资金如何解决？
秦虹：公共设施可以共用。有商品房的地方，保障房去了，只会分担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而非增加建设成本。基础设施是规模经济效益，服务人口越多，分摊在每单位的成本越低；服务人口越少，单位成本越高。
《财经》：但远郊区公租房的租金综合优势并不明显，重庆远郊区公租房就出现了遇冷的情况。
秦虹：我不太清楚重庆公租房的情况。如果保障房没有人去，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其所在位置太差了，且没有交通等配套设施；第二种情况就是所有的配套都齐全，但是还是没有人去，那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大的需求。
《财经》：有需求，重庆城区有很多人在合租。
秦虹：所有国家的保障房项目都是分散的。如果你没有能力自己解决住房，需要政府保障，又想住在靠近市区的公租房，那你就要等候、轮候，否则就只能住远郊区的公租房。你要是不想等，也不想去远郊区，而且能在市区里解决住房，那就说明你不需要保障。
《财经》：远郊区的保障房，是不是更适合产权式保障？
秦虹：远郊区也应该以租赁式保障房为主。目前，世界各国的保障房都是以租赁为主，产权式保障房非常少。香港的产权式保障，也就是居屋，搞了大概一二十年，到2003年就不再建了。
世界上只有新加坡是产权式保障，其93％的组屋是买的。新加坡为什么是产权保障？第一，新加坡是城市性的国家，人口有限；第二，国家非常富有，政府有能力；第三，其住房目标就是“居者有其屋”，政府就是鼓励居民拥有产权住房。新加坡的政策就是让国民买房，老百姓买不起，国家就建便宜的房子让你买，也就是组屋。而且新加坡的组屋是不卖给个人的，必须卖给家庭，并在使用面积上有严格的控制，两个人就是23平方米，30平方米的组屋不能低于三个人住。建便宜的房子你还买不起怎么办？政府就发放补贴帮助你买。
《财经》：为什么国际上的保障房是以租赁为主要形式？
秦虹：因为，第一，住房天然地具有资产属性，产权型住房的供应本质上属于财产再分配过程。如果政府通过对公共资源的行政配置，使部分人低价拥有了财产，则是社会的不公，也易滋生寻租和腐败，引发社会矛盾。第二，租赁式保障由于住房可以周转使用，因而可以较少的公共资源，帮助较多的住房困难人群，提高住房保障的效率。
保障性住房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的保障。一是托底的保障。这是指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如残疾人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政府不仅要管他们的住房，而且要管到底。
二是过渡性的保障。例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没有积蓄，而且工作也不稳定，他们不仅买不起房，也很难承受市场价的房租。因此政府要帮助他们五年到七年，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稳定工作，并有了一定的积蓄。等有能力买房或到市场租房了，这时他们就必须要离开保障房，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解决住房问题。
这就是世界各国的保障性住房均以租赁为主的原因。
住房保障的目的不是卖给个人便宜的房子，让个人进行财富积累，这不但超出了基本保障，而且保障房的建设资金是纳税人的钱，土地是国家公共资源，以此来解决少部分人的财富的增值是不公平的，会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财经》：国内的大城市中，有没有你所说的纯粹的公租房？
秦虹：公租房从去年才开始全国推广，今年新开工220万套，去年是37万套。之前租赁式保障房基本是廉租房。
《财经》：中国现阶段解决住房保障还是以建设实物保障房为主？
秦虹：住房保障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政府永远的责任。但在保障方式上会有所变化，建（房）、补（租）、贴（息）、免（税）都是政府住房保障的手段。比如我国政府现在建设保障房让你租赁，等以后市场供应充足了，政府就可以发放租金补贴。美国现在就是发放住房券的保障形式，你只需要支付你家庭收入的30％，剩下的缺口通过政府的住房券补充，而且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按标准去租房子。
世界通行的保障规律是，如果家庭的住房支出超过了家庭收入的30％，这个家庭就是需要保障的。但这里的住房支出不是指买房子的支出，而是租房子的支出。
目前阶段，中国还是需要建设一批保障性住房。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城市结构和人口结构还在发生变化，城市房屋的总量还没有超过家庭的户数。在这种情况下，房屋租赁周转偏紧，政府多建一些保障性住房才能更好地解决租赁问题。其次，我们的租赁市场还不够成熟，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政府建设保障房能弥补市场的缺陷。
当社会整体上住房数量大于家庭户数，房屋租赁市场也规范了，政府就可以发放补贴为主。
《财经》：全国城镇大概需要多少套保障房？全部建成需要多长时间？
秦虹：这和家庭户数有关系。中国去年底有6.66亿城镇人口，按三口之家计算，大约是2.22亿户家庭。如果按1∶1计算，城镇里现在应该至少有2.22亿套房子才行。而要解决周转问题，还要多出10％到20％才够用，因此目前就需要2.6亿套住房。随着城市化进程，城镇人口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所以这个数字目前还是变动的。就保障性住房建设数量而言，应该有认真的摸底调查，如果底数不清，建设就会盲目。
保障房范文2
“八戒”是北京西城区一个腾讯限价房讨论群的网友，2010年9月递交申请的他，错过了2012年底长阳一带限价房的分配，因为在2012年底的这次摇号意向申报，只涵盖2010年6月30日之前申请的人，“八戒”还要等下一批房源。
“梅卡瓦”是群里的另外一个网友，他是在2010年春天获得市建委限价房备案资格的。他的烦恼是自己的收入刚刚过了北京三人以下申请家庭年收入8.8万元的限价房申请标准。他在2012年底一直犹豫着是否去试试运气，参加这次摇号，最终，他放弃了。
“血拼两限房”，是搜狐的一个保障房论坛，大家在论坛上咨询政策，交流经验。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每个区每年的保障房规划建设数量都过万，结果每年只能摇号两三千套房子。网友的答复是，区政府玩了概念游戏，他们把数额较大的定向安置房纳入保障房的概念之中了，因而实际完成的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数量很少。以西城区为例，2012年的两次限价房摇号公告，解决了2010年4月1日～6月30日在市建委备案的限价房申请人，这一年仅仅解决了一个季度的申请人数。而一些区还不如西城，甚至几年不组织一次限价房摇号。
包括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在内的保障房，供不应求是不争的现实。而地方政府一度拖延建设进度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然也不至于建设进度过慢使得申请人等了两三年甚至更久还不能参加摇号。在限价房论坛上，申请者抱怨建设保障房进度过慢的帖子屡见不鲜，因为轮候时间漫长，而轮候期间，家庭收入和资产又不能超标，一些申请者为此不能结婚，也不能换薪资更高的工作。
保障房：多层次解决住房难
保障性房主要有经济适用住房、廉租房、定向安置房、限价商品房几类。但实际上，因为定向安置房多数是城市拆迁的回迁房，是本该给予被拆迁者的权益，所以真正解决中低收入百姓安居问题的是廉租房、经适房和限价房。
经济适用住房是政府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以政府指导价出售给有一定支付能力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双重特点；以北京地区为例，申请经适房的家庭，一人家庭的年收入不得超过22700元，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24万元；5人以上的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6万元，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48万元。北京地区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一般在每平米四五千元左右。目前，一些地方建设的经济适用房面积小，引起了百姓的不满。
廉租房是政府或机构拥有，用政府核定的低租金租赁给低收入家庭。廉租房只租不售，出租给城镇居民中最低收入者，以北京地区为例，申请廉租房的一人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6960元，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15万元；5人及以上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34800元，总资产不得超过40万元。
两限商品房即“限套型、限房价”的商品住房。为降低房价，解决城市居民自住需求，保证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土地供应，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在限制套型比例、限定销售价格的基础上，以竞地价、竞房价的方式，招标确定住宅项目开发建设单位，由中标单位按照约定标准建设，按照约定价位面向符合条件的居民销售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北京地区限价商品房3人及以下申请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8.8万元，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57万元；4人以上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11.6万元，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76万元。北京地区限价房价格一般在每平米7000元左右，因而受到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欢迎。更建层楼，让更多中低收入者
欢颜
保障性房是国家民生工程的重中之重，全国普遍展开，各个省市推出了各自的申请条件。一般而言，家庭申请的，家庭成员中至少一人具有当地的户籍；单身居民申请的，应当具有当地的户籍；家庭人均年收入或者单身居民年收入在申请受理日之前连续两年均不超过当地规定的保障性住房的收入线标准；家庭财产总额或者单身居民个人财产总额不超过当地规定的保障性住房的财产限额；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在当地无任何形式的住宅建设用地或者自有住房；家庭成员或者单身居民提出申请时未在本市和国内其他地区享受住房保障。家庭成员的户籍因就学、服兵役迁出当地的，在就学、服兵役期间视为具有当地户籍。
国家在保障性房建设上投入了重大的人力和物力，解决了众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对疯狂上涨的房价形成了制约，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也都陆续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问题一：建设力度仍然不够，因为申请年收入标准过低，一些家庭既买不起商品房，也不符合保障房的购买标准，形成了夹心层。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决定提高申请标准，扩大保障房覆盖范围。问题二：保障性房的建设点选在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地方，配套设施不能同步建设，且容易形成贫民区。一些地方政府下大决心，订立规则，要求每个商品房开发区都要附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限价房。问题三：一些主管保障房的官员成了“房叔”、“房姐”。随着住房信息系统的构建，信息的透明，监督力量增强，官员越来越不敢越雷池。问题四：个人收入和财产难以查明。随着社保资金和收入挂钩以及工资银行卡的规范，这些问题已经具备了有效查验方法，北京等地逐步将社保资金明细信息、个人住房信息、工资收入信息和保障房申购审核联网，随时可查询最新收入变化，骗购几乎不存在操作空间。
保障房范文3
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西部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资份额也不断扩大，贵州、云南等少数民族聚集地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数量更是逐年攀升。在这样一场利国利民的建设大潮中，工程机械行业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雷沃旋挖钻机凭借着过硬的质量，加之企业的强大责任感，力援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佤族居民保障房安居工程。
临沧市临翔区佤族居民保障房安居工程位于临沧市北部新开发区，是当地政府为安置佤族居民，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程。雷沃旋挖钻机的参与建设为实际施工提供了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在本次施工中，雷沃旋挖钻机解决了技术、操作等领域的3大难题，展露出雷沃逐步成熟的实力。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临翔区佤族居民保障房安居三期工程位于临沧构造河谷盆地之南汀河一级阶地上，该地西部、南部为山麓斜坡地带，中部建设场地内沟坎、鱼塘密布，灌溉渠道纵横其中，地势低凹。据雷沃旋挖钻机的跟机服务工程师汪小刚介绍，“由于地下2m回填土下是粘土和砂质泥岩，在进行干孔打桩作业时，桩壁很容易塌陷。”面对如此困境，汪小刚迅速做出判断，指挥机手在打桩2m后及时埋入长达6m的护筒，并且注水进行水孔打桩，开合斗和门土层捞沙斗不断交换使用，避免了塌陷等问题。
同时，由于4台雷沃旋挖钻机分布在不同的地段施工，地质稍有差别，施工难度也不相同，这对设备本身以及服务工程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凭借雷沃旋挖钻机的优越性能和工程师的丰富经验，4台雷沃旋挖钻机平均3h完成一根深25～30m、直径1m的桩，高效地完成了任务。
保障房范文4
建设保障房，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绝不能让最应该入住的中低收入者被挡在门外。如何有效堵住保障房分配准入、公示、管理、退出等环节的漏洞，确保这一民生政策扎实落地？
骗住保障房成“顽疾”
“住保障房的可不一定都是低收入群体。我身边就有人开着高档车，抽着芙蓉王，住着保障房。还有一个朋友，弄到了三套保障房，自己住一套，两套转租出去。像我这样收入低、又没啥门路的，老老实实排队分到一套保障房，反倒挺不容易。”江西省廉租房住户宋先生抱怨。
保障性住房是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一环，主要为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保障。其中租赁型保障房，又称公租房，国家给保障对象一定比例的房租补贴；出售型保障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等，售价低于市场价格，转卖时需满足一定条件以弥补价差。
保障房分配、使用不合规现象并非个例，已成为年年禁止、年年复发的“顽疾”。“十二五”期间，我国共建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4013万套，有上亿群众迁入新居。但这之中，也混入了骗房、骗补者，违规占用住房保障公共资源，并从中获利。审计数据表明，2015年贵州省共有1238户不符合条件的家庭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559套，安徽省违规分配保障性住房1899套，湖南省湘乡等32个县市1446户保障对象未按规定及时退出，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464套，违规领取货币补贴146.03万元。
不仅如此，一些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保障房的人，还将其违规转租、转售。
“按规定，低保户家庭一个月三十多元、五十多元租金即可租住。可有些不是低保户的人违规骗租后，转手再把房子租出去，租金1500元左右，@样就赚了差价。”一位住在北京大方居廉租房的住户说，“刚开始有人上门查，后来很少查了，就是要求住户每半年自己去填一个收入表，看收入是不是超过了标准。”
除了个人对个人的私下违规转租，有的保障房还被出租、出售给社会机构使用。如湖北省荆门市112套公共租赁住房被县经济开发区和招商引资企业、创新创业平台等用作临时办公用房；山东省潍坊市40套公共租赁住房被整体出租给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类似的问题被审计署一一点出，要求整改。
违规分配“绿灯”多
38.9元，是北京市通州区低保户舒海燕一个月的房租。这套40平方米左右的一居室是她2011年申请到的廉租房，租金远低于同小区同户型（六七十平方米）2500元一2800元的市场价。“保障房本质上属于福利住房，客观上是住房市场的价值洼地，会形成套利的空间。也就是说购买价或租金相对低廉，一旦出售或转租带来的收益是可观的。”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套利空间的存在造成了一些漏洞。
制度的不完善为套利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城镇住房保障条例》还在立法过程中，尚未出台。“目前对于骗房骗补行为处罚的力度、执法的依据，缺少更权威的法律规定。法律的薄弱也会造成保障房违规现象增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刘卫民说。另一方面，住建、民政、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不畅，使得对保障房申请对象准入退出、收入变化等的动态管理有一定难度。此外，保障房审核机制虽然总体上比较严，但仍存在一些漏洞，容易有机可乘。“比如说隐瞒收入就比较容易操作。目前对申报者工资收入的审核较严，但对资产收入等信息却疏于核实，造成部分申请人的实际收入和申报额度有很大差距。”严跃进说。
基层监管手段有限，人员又不足，常导致监管力不从心，助长了骗房骗补的不正之风。刘卫民说：“比如县一级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就那么几个人，管那么多项目，行政监管能力相对薄弱。”除了客观因素，监管方面也存在主观不作为。虽然多数地区都实行“三审两公示”的制度，但实际操作中一些地区并未严格执行，“只要社区居委会通过了初审，把申请表交上去基本就没问题了，街道办和上级的房管部门不会再下去审的。”知情人士说。在北京市通州区燕保・梨园家园公租房小区，虽然小区门口贴着“公租房小区中介免入”的告示，单元楼下也安有“禁止将公租房分租、转租、转借，违法必究”的警示栏，但是小区住户说，转租转借现象依然存在，
“有人跟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反映过，其实他们了解的情况，比我们都要清楚，可就是不管。”
违规成本低也使得一些人抱有侥幸心理，“申请一个再说，大不了交点钱把房退了”，甚至不惜通过隐瞒虚报、贿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保障房。住建部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登记为轮候对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已承租的，限期退回住房，按市场价格补缴租金，五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1000元的罚款相较每年几万元的房租收入不值一提，让不少人敢“顶风”抢搭福利便车。相比而言，香港公共租住房屋的住户，如不准确填写收入及资产申报表，可判最高罚款5万元港币及监禁6个月，香港房屋署亦会向住户追回因资料不正确而少付的租金，违规成本远高于内地。
优先保障困难家庭
保障房的建设初衷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如何将保障房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随着住房市场供求总体走向平衡，打通保障性住房与商品住房间的通道，由“补砖头”变为“补人头”，既能减轻去库存压力，也有利于完善分配机制，提高监管效率。所谓“补人头”就是不再分配实物住房，而是按市场价格，对住房保障对象提供相应的租金补贴，让其到市场上寻求房源。这既能解决保障房选址偏远、申请人住职分离的老问题，也方便在保障对象不符合保障条件时，及时退出，更阻断了转租保障房的利益链条。
“重点还是优化制度安排，比如现在有些地方在进行市场定价、分档补贴，随着保障对象的收入变化，对补贴进行动态调整。以北京市公租房租金补贴政策为例，根据人均月收入不同，补贴比例分为六档，10%----95%不等。当保障对象收入超过了标准，就停发补贴直至退出。”刘卫民认为，虽然这种做法会产生一定的行政成本，但提高了保障房的分配和使用效率，值得推广。
加强保障房的后期管理，同样重要。虽然一些地区出台通知，要求对承租家庭进行人户走访检查，对保障性住房周边房地产经纪机构进行询访等，但一些地方只是贴了通知应付了事，并没有进行人户调查。专家建议，应建立专门的举报奖励经费，以社会监管弥补部门监管的不足，同时，也应加大对相关监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惩处力度，敦促有关部门将工作重心从“建”转到“管”。
提高骗房者的违规成本也至关重要。有关部门宜通过修订制度，对违规人员按刑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而不是简单的罚款了事。对于申请资格只是比保障房要求条件略高一点，且确实没有住房的骗购骗租者，罚款处理即可；但对于家里已有数套住房还骗购骗租的，应该严格人刑。
保障房范文5
随着国家对房地产政策调控的不断深入，保障房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公司所重视。最近一段时间，北京保障房建设主力军――北京住总集团（下文简称住总）董事长张贵林却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集团内部正在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在房地产开发中，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商品房占比，希望到‘十二五’期末，保障房和商品房的比例可以由7:3调整为5:5。”
加大商品房开发力度，这似乎与时下业界盛行的进军保障房建设大浪潮有些背道而驰，难道住总集团也不愿意再建保障房了吗？
“不是。比例调整不代表保障房建设总量会缩减。无论如何，保障房会达到50%的占比。”面对记者的疑问，张贵林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过去几年，集团的经营重点一直放在保障房开发上。目前，集团保障房建设规模已达400多万平方米，今年还将建设150万平方米左右保障房。”
过去几年，中国房价持续高涨，住总大力开发利润较低的保障房。现在，楼市调控频频加码，住总又开始发力商品房。住总的选择为什么总是这么的“非主流”呢？这还要从张贵林接手住总集团开始说起。
结缘保障房
见到张贵林时，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温和、爱笑、书卷气，面对公众时甚至带着些许腼腆。但是翻开他的履历，却让记者佩服不已，他的经历就像一部传奇。今年刚刚48岁的他，从一介书生到县区父母官再到成功的企业家，已在学者、政界、商界之间进行了数次角色转换，并且每个角色都演绎出了不同的精彩。
2005年8月4日，一纸调书，张贵林受命出任住总集团董事长。这是张贵林第二次临危受命，但对他来讲，这次任命或多或少还是有些意外。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刚刚用了两年时间，使中关村科技扭亏为盈。在他尚未开始品尝成功的甘美果实时，拯救住总，这项更加艰巨的任务已经落在了他的肩上。
“这都是政府决定的，我只是服从安排而已。”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张贵林却要为此付出莫大的汗水和努力。因为当时住总的处境比中关村科技更加艰难。
住总集团的前身是1983年成立的北京市住宅建设总公司，属于市属国企，也曾创造过无数的辉煌和佳绩。只是随着行业环境的变化，自2000年以来，集团效益开始逐渐走向下坡，资金缺口巨大，集团所属近一半企业开不出支，最长拖欠自有职工工资达9个月，另外还有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亿多元……
对年轻的中关村科技，张贵林可以大破大立，但对住总这家老字号国企，张贵林则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
张贵林是个非常谨慎果断的人，他并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在摸清情况后，他准确而迅速地概括出了三项重点工作，即强化制度管理、强化资源整合以及寻找新的增长点。
虽然他最后选择了内部资源整合为改革突破口，但对那些效益较差的成员公司，他并没有简单地破产关闭了事。“关闭企业，这会让职工怎么想？怎么办？” 他提出：应该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代价，以自身努力解决亏损企业问题，对职工进行妥善安置，实施准市场做法的拆分重组。
让人欣慰的是，最终的结果不错。通过拆分重组，大地公司归并到具有商砼生产优势的设备物资公司后，形成北京最大的商砼生产能力；地铁管片生产归并到地铁盾构施工的市政公司，形成管片生产和使用的一体化。不仅实现了“消灭亏损、整合资源、集中产业、做强做大”的大目标，公司还妥善安置了1600多名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
这么多人吃饭都是个问题，刚刚有所好转的集团怎么养活他们？就在张贵林为此苦恼的时候，北京首批两限房用地从政府文件中走了出来，进入公众的视野。
张贵林非常坦率地告诉记者，“当初之所以选保障房，虽然有作为国企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稳定我们的队伍，养活我们的人员。虽然利润少，但是竞争压力较小，收益也相对稳定。”
2007年2月北京保障房办公室成立。同年4月，首批两限房用地上市。住总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以13.98亿元摘得原北京轮胎厂土地使用权，这是北京保障房的第一款用地，也是住总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在北京拿地。
随后住总以房地产开发为龙头，主攻保障房建设，常营、大兴康庄等保障房项目陆续收入囊中。
酸甜苦辣咸
在“十二五”开局之际，张贵林曾由衷地感慨称，“如果没有保障房建设，住总的“十一五”规划也许会顺利完成，但一定不会演绎得如此精彩。”经过几年的发展，住总借力保障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不仅安全度过了金融危机，而且集团开始持续盈利，集团和张贵林也因此获得多项殊荣，算得上名利双收。
但光鲜亮丽背后的酸甜苦辣，也只有张贵林自己最清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企甚至必须没有盈利也要完成生产。住总开发的翠成经适房项目是北京市启动的第一批经适房项目之一，也是集团开发建设保障房的开始。1998年住总投标获得了该项目的开发建设权，规划建筑总面积为217万平方米，可提供经适房1.7万套。10余年过去了，住总以巨亏21.18亿元的代价，累计交用入住了1.06万套。
2011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张贵林曾提交一份有关建立“保障房价格动态调节机制”的提案，引起业界广泛讨论。他认为，造成翠成项目巨亏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该保障房项目的定价机制“十年一贯制”，始终是3180元/平方米，罔顾10年间征地拆迁成本和原材料建安成本上涨的事实。
目前，据张贵林介绍，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已就他提议建立的“保障房价格动态调节机制”展开了讨论和调研。而住总的翠成经适房项目，也获取了政府一定的税费补偿。
保障房建设中，困扰张贵林的不只是盈利这一件事。谈及保障房，张贵林必谈质量控制，“我不主张过分压低成本，这样容易出豆腐渣工程。”
即便这么小心，张贵林仍未能使得住总躲过“质量门”。2010年7月31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出通报：大兴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保障房项目监督检查中发现，明悦湾项目B、C区8栋住宅工程出现混凝土试块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的问题，该项目随即被责令停工、停售。作为承包商，住总也被牵涉其中，遭受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和经济损失。
因为这件事，张贵林寝食难安。最后，通过反思，除了加强施工管理外，张贵林还作出了一个决定：加速住总由施工企业向开发企业转型。“如果用我们自己的混凝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几把刷子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两次临危受命，绝地突围，治理国企，张贵林有自己的一套办法。而对于让同行十分纠结的保障房盈利模式问题，善于总结的张贵林也已有所收获。在张贵林看来，建设保障房，住总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全产业链式运作。“在设计、开发投资、施工、物流以及后期的物业管理方面，住总旗下都有自己的专业公司。假设一个保障房项目，一家开发商的利润率为2%～3%，这样的利润率对于像万科这样的上市公司看来没有积极性，就不会去做，但对于住总来说，是会参与的，因为住总在设计环节可以挣钱，在开发、物流、物业管理等环节皆能挣钱，每个环节挣2%～3%的利润，综合加起来可能就有10%的利润率，这个利润率就不算太低了。”
此外，张贵林总结的另一条经验就是，要打快速战，开发周期越短越好。“商品房自然不怕开发周期长，因为房价会涨；但保障房房价定死了，时间长了，银行利息涨、人工成本涨、建材价格涨，拖久了就亏了。”
北京第一个限价房小区――“住总・旗胜家园”就是住总全产业链、一体化开发模式的最佳诠释。对于这样一个建设规模58万平方米的大型小区而言，开发商一般会按照惯例，采取分期建设，开发周期大概需要三五年时间。但是住总凭借自身全产业链优势，尝试了同步“全面开花”的“一体化模式”。12个参战单位通过理顺项目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建立了一整套生产经营的指挥、协调、控制、监督、考核、服务系统。结果，不仅将原计划两年半的施工周期缩短了6个月，还使得集团整体盈利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至今，提起这个项目，张贵林仍颇感自豪。
坚守与突破
6年时间过去了，住总集团的转型仍在继续。据悉，目前，住总集团已向北京市国资委上报了“十二五”规划，正在等待审核批准。按照新的规划，住总将继续进行结构调整，希望到“十二五”期末，实现市场结构转型，京内、京外、境外市场综合营业额比例达到5:3:2；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房地产、建筑施工、文体及商贸服务三大产业板块综合营业额比例将从“十一五”期末的4:4:2转变为5:3:2。同时，还将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在房地产开发当中，加大商品房开发力度，使其与保障房能够平分秋色。
“现在大量的开发企业纷纷转向保障房，挤压了住总集团的生存空间,只有走差异化竞争才有市场。”张贵林告诉记者，调整的意图就是为了提高集团未来的盈利能力。“我们从来没卖过高价房，我们的项目都很便宜，但是今后在商品房开发中，高端将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住总目标宏大，希望到“十二五”期末，实现综合经营额、利润总额“两个翻一番”，力争实现集团综合经营额300亿元，利润总额4.2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板块年经营额达到130～150亿元。
但是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人的问题和资金问题一直是我们最大的两个问题。”张贵林说，住总正式职工有一万多人，农民工三四万人，退休职工一万多人，“成本费用摊销太大，人员没办法消化。”
另外，住总一直筹划上市，但现在国家暂停房地产企业上市，这条路也暂时走不通，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贷款。
“这些问题决定了我们的转型不可能太快。”张贵林说。
TIPS
八卦一下：
问：在学界、政界、商界之间进行过多次角色转换，最喜欢哪段经历？
答：中关村管委会那段，因为那段最有开拓，最有激情，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有这样一句口号，“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鼓舞人心的号角吹得很响，作为管委会的一员，我每天都在为中关村的发展兴奋、努力。
问：王石、任志强，地产界有一批非常高调的人，您如何看待这种高调？
答：他们都非常成功，我很佩服他们。
问：住总主攻保障房的这5年也是中国房价大涨的5年，有没有感到有些遗憾？
答：最初选择保障房，就是为了稳定我们的队伍，让这两万人有活干。商品房的收益大，风险也大，赶上的就赶上了。
问：今年北京房价会怎样？
答：肯定要降，降幅不好预测，大概百分之十到二十吧。
问：现在的年轻人买不起房怎么办？
保障房范文6
上证指数上周末收于2746.21点，本周末收于2759.36点，上涨0.48%；股市动态30指数上周末报收860.5点，本周末收于876.46点，上涨1.85%；其中股票组合上涨2.42%。
股市动态30指数自2008年1月1日设立以来，下跌12.35%,同期上证指数下跌47.56%。本周股市动态30指数、股票组合均跑赢大盘。
二、股市动态30指数
中国联通10派0.26元，现金变为205,512,432元。
三、最新评论
去年12月份展望今年投资机会的时候提到，在政策层面超预期的行业是水利和保障房。政府为此出台了“十二五”期间3600万套保障房的规划，2011年的目标是1000万套。当时虽然认为1000万套的目标很可能是完不成的，但即使完不成，相较于2010年580万套，最终的结果肯定也是大幅增长的，因此还是超预期的。
任志强先生认为，这一目标之所以说难以完成，主要基于三点，土地、资金和生产能力，我们认同这一观点。
土地层面，保证土地供给成为第一道瓶颈。有18亿亩的耕地红线，大量增加土地的供给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用地总量变化不大的前提下，保障房用地挤压商品房的用地。但是商品房用地可以公开拍卖，因此征地和拆迁的时候的成本可以得到充分的补偿，并产生客观的卖地收入，而保障房用地难以高价拍卖出。为了降低保障房的征地成本，拆迁矛盾必然会比较突出，同时地方政府让保障房用地挤占商品房用地，造成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的巨大损失。
资金层面，住房建设部测算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安支出约1.3万亿元，每套房平均13万元，按平均75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1733元，其中约8000亿元由社会筹集，即用卖房的方式收回投资，如经济适用房、两限房、棚户区改造的置换等；约5000亿元要地方政府支出，如廉租房、公租房和棚户区中的困难户，其中央企补贴1043亿元，地方需要支付4000亿元。而当土地无法用市场的方式获取高价时，这4000亿元政府将比较难筹集出来。当然，政府也在开拓保障房的融资渠道，目前除了证监会的融资渠道没有对保障房放开外，其他如短融、中票、私募债、企业债等都对保障房项目开放。其中，中期票据，目前上市公司公告在做的有首开股份（43亿）、栖霞建设（17亿）等。保险资金也参与到保障房的建设中来，包括太保、国寿、平安在内的7家险资计划联合参与投资北京保障房建设，资金规模在300-500亿元。针对保障房的长期银行贷款，只有建行和国开行在做。政府同时表示，公租房资产打包上市发行Reits，可提前收回建设资金。但即使有了上述的渠道，保障房资金层面仍存在较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