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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留守”初中生厌学心理分析
1.缺少家庭的温暖，思念父母
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学校集体的熏陶和老师辛勤的培育，更离不开父母的亲情滋润和呵护。这些“留守”学生的父母亲长期在外，很少回家照顾孩子，这些学生虽然有祖父辈的照管，但由于隔代观念差异很大，心理很难相融，导致学生日夜思念父母，经常忧虑、失眠、烦躁，学习精力不集中，特别是双休日里无人约束他们的行为，无人督促他们的学习，放任自流。久而久之，他们的学习成绩就会下降，失去进取心，从而产生厌学情绪。
2.缺少学习动机，失去了求上进的积极性
学习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知识的理解、巩固与保持，都要付出一定的劳动。这些“留守”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简单地认为自己的父母或邻居、亲友，只有小学毕业甚至未毕业就外出打工，有的也挣回了许多钱，家里盖起了楼房，银行里还有存款。他们根本没有看到未来社会给没有知识的人带来的危机。又由于当前国家实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大中专毕业生不包分配，对农村家庭触动很大。广大农民本来就经济困难，社会地位不高，他们省吃俭用供子女上学，是想通过读书“跳农门”，捞“铁饭碗”，如今这种幻想破灭了，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思想。这样一来，使得有些学生体验不到获取知识本身的快乐，他们将学习看作是苦差事。这样的学习没有目标，也就没有动力，更谈不上进取。他们在学习中不想也不愿下工夫，随着学习内容的增多，怕苦、怕累和畏惧情绪日趋严重，自然会对学习产生厌烦心理。
3.学习方法不当，心理压力大
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使学生的学习生活轻松愉快，事半功倍。这些“留守”学生往往不会学习，学习时他们注意力不集中，不能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进行学习，不会选择有关重要的内容而抛开不重要的内容复习，无法将学到的知识正确、合理地表达出来。他们面对日益繁重的课业内容，学得苦、学得累、学得烦。加之，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分数评价学生的一切，经常大考、小考不断，使学生望考生畏，心理压力很大，整天焦虑不安，从而产生厌学情绪。
4.教师职业道德差，不关心学生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应做到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关心每一个学生、做每一个学生的知心朋友。但有的教师教学基本功不扎实，课堂教学讲解不生动、阐述不精当、体态语言不恰当、板书杂乱、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听这样的课索然无味，学习起来易感疲倦，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厌学心理。还有一些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对待学生苛刻，不尊重学生人格，经常体罚学生。学生受到其他同学的欺侮，教师不及时处理或不公正处理，致使学生感觉不到学校集体的温暖，得不到老师的关爱，从而厌倦学校生活，以致厌学。
5.学校课外活动时间少，学习生活单调
学生初中阶段的学习课程多，学习内容繁杂，学习负担偏重。长期以来，各种配套的《基础训练》、《达标练习》，还有其他各种辅导资料，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学生大部分时间坐在教室里学习，整天紧张地听课、高强度地训练，头昏脑涨，缺乏课外活动时间。这种单一的学习生活，枯燥无味，时间长了，学习效率就会降低，引起心理疲倦，对学习会产生厌倦情绪。
二、农村“留守”初中生厌学的教育对策
要改变“留守”学生厌学的情绪，必须要弄清“留守”学生产生厌学情绪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让“留守”学生快乐地学习。
1.要抓好学校的常规管理，规范“留守”学生的行为
学校要充分利用宣传栏、橱窗、广播等舆论宣传阵地，狠抓校园文化建设，搞好校园“绿化、美化、净化”工作；充分利用重大节日，开展庆典活动，陶冶“留守”学生的道德情操。
学校要利用各种活动加强对“留守”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帮助“留守”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激发“留守”学生的学习动力，挖掘学生的潜力。要带领“留守”学生走出去，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竞赛活动，让“留守”学生在社会的大课堂中培养爱心和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
学校要加强法纪法规教育和宣传。如聘请法制副校长，定期对“留守”学生进行法制讲座，提高“留守”学生法制观念，增强“留守”学生法制意识，健全《班级管理细则》、《学生素质培养等级评价方案》等管理制度，全面规范“留守”学生行为；成立心理咨询室，公布心理咨询室电话号码，开展心理咨询工作，使“留守”学生通过这个渠道倾吐自己的心理疾苦，并得到解决。
2.要让“留守”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确立积极的自我意识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当学生有了学习的需要和动机，学生才能行动起来，教师的教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学。在教学中，教师首先要引导“留守”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教育他们为国家、为集体、为社会、为未来的建设事业而学，将个人动机与社会动机结合起来，提高动机水平。其次要帮助“留守”学生树立成功的信心，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潜能，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再次要经常鼓励学生，用赏识和赞许的目光关注学生，往往会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当一个教师真正爱学生时，他的注意力将不再放在学生错误的行为上，而是放在自己所喜欢和欣赏的行为上，赏识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发生了。在我们真诚地赞扬学生时，学生也会自然而然地显示出友好合作的态度，激发学习热情。当我们充分相信学生时，学生才会相信自己，才会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从而增强他们积极的学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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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农村留守儿童；马斯洛需求理论；对策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我国深化改革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政治经济转型不断深化，由此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结构性社会问题、变迁性社会问题和越轨性社会问题。而城乡经济差异、农村劳动力外流就是突出的变迁性社会问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逐渐成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出现了。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乡或寄宿在亲戚家中，长期与父母过着分开居住生活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而大部分留守儿童的必要需求得不到满足，极大地影响了其身心健康发展。
近几年来，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屡有发生。2010年陕西省扶风县5名留守儿童相约自杀；2011年，陕西省蓝田县10岁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2012年，浙江省玉环县6岁留守女童看电影时触景生跳海自杀；2013年，江苏省盱眙县两名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关爱相约服药自杀；2014年，安徽省望江县发生9岁留守儿童上吊自杀事件；2015年贵州省毕节市4名儿童服农药自杀……这一系列悲剧令人们震撼，也引起了总理的高度重视。一幕幕悲剧震惊国人，而这些还只是少数见诸媒体的案例，现实中，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曾有过自杀的想法和行为，恐怕难以估计。
留守儿童自杀现象的背后，暴露出这个群体存在突出的需求问题，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因此，满足社会转型期农村留守儿童的需求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二、以马斯洛需求理论为基础分析留守儿童需求及问题
马斯洛需求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而长期与父母过着分开居住生活的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需求涵盖这五个方面。
第一，留守儿童在生活需求方面得不到充分满足。大多数留守儿童生活在农村贫困家庭，父母为了生计选择外出打工，隔几个月才寄回一次生活费；由亲属照顾的留守儿童常常因为寄人篱下而不敢说出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无亲属照顾的留守儿童更要挑起生活重担，勉强维持生活。缺衣少食、生活条件艰苦成了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二，留守儿童安全问题堪忧。近些年，社会上发生过奶奶带体弱孙女算命时孙女被，爷爷奶奶外出留下年幼孙子独自在家造成孩子失足摔死等这些留守儿童的案例，让人揪心和痛惜。留守儿童需要保护，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第三，留守儿童的情感需求问题亟待解决。留守儿童缺少来自父母的关爱与照顾，无法与父母进行及时沟通和交流。而这些爱的缺失很可能造成他们性格上的缺陷。有的留守儿童对父母产生怨恨心理，疏远父母，和父母产生情感隔膜；有的一遇到麻烦就感觉孤立无助，久而久之，变得不愿与人交流，性格内向孤僻；有的自暴自弃，丧失信心，学习不求上进，甚至造成心理扭曲、性格叛逆。在中国青少年犯罪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占很大比重。这些留守儿童越轨行为的出现除了与缺乏家庭温暖，导致在解决问题时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有关，还与隔辈教育所产生的弊端有关。留守儿童大多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长辈大多采取“棍棒底下出孝子”或是极度溺爱、包容放纵的管教方式，针对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及时帮他们开导排解，而是更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添砖加瓦，即所谓的转暴力行径。
第四，留守儿童需要得到他人的尊重。随着社会越来越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无形中被打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不免遇到同辈群体和学校老师的“特殊眼光”。一些社会志愿者进行帮扶的时候并没有与留守儿童树立平等对话的意识，更多的是觉得自己应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来为他们提供恩赐与施舍。
第五，留守儿童缺乏自我成就的动机。不管是自卑心态的作祟，还是习惯一味接受救助的自弃观念，留守儿童忽视了内心希望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有时甚至会有意压制自身的潜能。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为提高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保证其所用无缺、所居舒适，不仅要靠各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措施，如建立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组建留守儿童关护委员会等；还要集合整个社会之力，开展留守儿童公益活动，捐款捐物。相对而言，社会帮扶较为容易实行，也是短时期可见成效的途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才能切实解决留守儿童家庭的生活问题。
如何保障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政府应落实留守儿童监护制度，明确临时监护人责任，避免出现“监护真空”。留守儿童父母应谨慎选择临时监护人，充分考虑临时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加强与临时监护人的交流和沟通，必要时向学校寻求帮助，更多关注留守儿童的动态信息。
情感需求的满足对留守儿童至关重要，完整的家庭结构和温暖的家庭生活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但由于受到户籍和教育政策的限制，留守儿童不能跟随父母去父母所工作的地点就读。因此，根本性措施应是政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给予留守儿童家庭更多的政策支持，降低入学门槛。然而基于这种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现状，社会应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拓宽留守儿童与父母交流的平台。如设立亲情电话卡，组织专业人员为留守儿童提供一对一心理辅导，增强留守儿童的心理免疫功能。留守儿童父母应定期与子女交流和沟通，利用节假日和寒暑假，尽可能多地与子女团聚，加强亲子联系，让留守儿童感受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爱。临时监护人应了解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掌握适合留守儿童的教育方法，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不管是在家庭照顾、学校教育还是在社会帮扶中，大家都应尊重留守儿童，尊重留守儿童的意愿，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被平等对待，而不是在祈求施舍。注重运用“优势视角”来看待留守儿童，发现他们身上的潜能与优秀品质，如勤俭节约、自理能力强、比一般孩子更加成熟稳重等，从而让他们树立自信心，相信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对未来的学习生活更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1]李 越.早期教育对和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J].才智，2015（14）.
[2]郭宇鹏，史永涛.不同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比较[J].新西部（理论版），2015（7）.
[3]曹建平.农村留守儿童成长方式对其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探析[J].辽宁教育研究，2007（5）.
[4]吕绍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J].中国妇运，2006（6）.
[5]周全德，齐建英.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理性思考[J].中州学刊，2006（1）.
[6]邬定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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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分层； 收入流动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正在从各个角度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进行分析。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和结论有如下几个方面：“十大阶层论”（陆学艺等，2002年）、“阶层利益碎片论”（李强，2002年）、“社会断裂论”（孙立平，2002年）。此外，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问题也进行了研究，提出如“阶层关系双重再生产模式”（李路路，2002年）、“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论”（刘欣，2001年）等。这此论点和观点对解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分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笔者无意对此一一进行评论，更不愿对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提出其他新的解释和观点。笔者在此更倾向于借用陆学艺等学者提出的“十大阶层论”分析框架，引入收入流动的概念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社会阶层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做一些分析和说明。笔者认为，无论是阶层结构分化还是社会流动，其本质都是涉及中国社会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及再分配。因此，除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社会阶层和结构，还要分析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变动。
二、 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因
在讨论中国经济转型的问题时，无法回避转型对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在改革和转型以前，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可以称之为“自治的国家”以及“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就是说在转型之前，国家对社会支配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当时在推行工业化以及国民经济体系重建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支配力量非常强大，整个社会运行和发展基本上受到国家行政方式的控制和影响。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严格的户口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基本上禁止人口流动：在城市内部形成的所谓“工作单位”制度同样将人们限制一定的“单位”空间，由此形成了国家对社会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方式。而且由于这种制度安排，也造就了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养老津贴、公共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在城乡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不同单位之间都非常不同。这种情况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1978年启动的经济改革运动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先后推行的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迁。中国的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从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开始的，从减政放权和让利的转型思路出发，经济转型一开始就对上述传统的社会结构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分配关系产生了巨大的挑战，中国社会结构变得比较复杂了，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可以实现流动，利益分配的权力从原来单一的国家为主体，现在整个社会包括企业、个人、不同利益团体以及各种非官方的组织如NGO等都可以参与决策和利益分配，而且也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利益主体或者组织，因此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出现分化和阶层化，传统的官方垂直一体化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不同个人之间、利益主体之间，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均可以围绕利益关系进行谈判或者讨价还价，因此，从转型的动态角度来看，随着在继续减政放权下，国家权力以及政府规模会逐渐减少，公民就会越来越有义务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会越来越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这和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相联系的。
伴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体制内进行调整和创新的同时，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引起人们职业选择、就业结构、收入结构乃至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等都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但是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已经迫使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这样，一方面，国有体制内的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引起了就业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失业下岗现象；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也使得产业工人结构发生了变化，不仅有城镇户籍意义上的产业就业工人，也产生了非城镇户籍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同时，各种形式的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充分发展，也造就了一批专门从事私营经济经营和管理工作的私有企业经营者阶层。
如果说所有制结构对社会阶层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明显决定性作用的话，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变迁也使社会阶层结构出现分化，引起各种社会阶层利益关系重新分配的另一个制度动因。在传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实行“统一分配”，个人收入在农村是实行“平均主义”的工分制，在城市里是实行固定的平均主义的八级工资制，这种分配制度充分体现了“计划化、集权化和二元化的分配制度的特征”，体现了平均主义的特征。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这种分配制度缺乏有效的激励，导致经济发展长期低效甚至无效。为了改变这种低效率，加快经济发展，收入分配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明确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指导思想。收入分配制度逐步实行由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变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突破了我国的单一分配形式，各种合法的非按劳分配收入的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经营收入等也得到允许和保护，极大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我国收入分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一是提出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二是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提出“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与此同时，关于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也明确提出收入分配制度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个人收入分配逐步遵循市场化原则；“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并使其合法化。
上述收入分配指导思想和制度结构的变迁，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变化和再分配发生了直接的推动和决定作用。与此同时，传统制度和体制框架被打破的同时，新的体制和机制尚未形成，例如传统的社会保障，养老和医疗卫生教育等在改革调整的过程中，一整套适应社会结构转型和变化的新的制度体系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谓的农民工问题、下岗失业问题等等，就是在这种结构转型和制度背景下产生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转型推动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三、 社会阶层分化的实质
社会阶层分化，可以有不同的了解和解释，但是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实质就是各种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的分化。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关系对抗的实质就是阶级利益关系的对抗，其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化过程中出现的严重的两极化收入分配关系：一个是掌握社会巨大财富和物质基础的资本家阶级，而一个却是除了自已的劳动力以外，其余是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因此，两大阶级利益关系的分化，成为两大阶级出现对抗和斗争的根本原因。纵观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现某种意义的“阶级矛盾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劳资双方在一定意义上出现缓解的新现象，就是双方利益关系在斗争和谈判中相互妥协，相互协调的结果。
学术界有学者提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紧张”和“阶层利益碎片化”（李强，2002），其实质是社会阶层结构利益关系扭曲而导致的社会各阶层关系的紧张。一个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阶层结构多元化甚至出现阶层分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种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出现严重扭曲和变形，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因此一个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关系，应当首先是各种阶层之间利益关系保持和谐，只有保持和谐的利益关系，才能确保一个稳定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这对保持现代化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四、 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结构变化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一个现代化、开放的社会需要一个现代化和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但是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过程是最大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就是各个阶层利益关系的严重扭曲，其中突出表现在各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根据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1]但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的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2]
另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根据联合国《UNDP2005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47，而同一时印度基尼系数只有0.325。所以中国整体收入差距扩大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国内10%最富人口占总收入比例最大的10个国家是巴西47.9%，哥伦比亚46.9%，津巴布韦46.9%，危地马拉46.6% ，智利46.1%，南非45.9%，巴拿马43.8%，塞拉利昂43.6%，莱索托43.4%，中国为30.9%，美国为26.1%。
经济学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是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关系；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无疑有助于提供经济激励和竞争机制，但是，过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大量的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增收异常缓慢）缺乏较强的消费能力，这就造成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中国的经验已经表明，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发展中之所以出现“投资热，消费冷”这样“一头热，一头冷”的有趣现象，也是与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从而抑制消费需求有关。另一方面，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种信息表明，社会公众包括普通老百姓对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了强烈的抱怨和情绪；尤为特殊的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和高福利的社会体制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因此面对迅速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更加难以适应；再加上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还往往与高失业、下岗以及贫困联系、交织在一起，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高社会风险程度。①
五、 社会阶层分化的变动趋势
在上述十大阶层之间，如果我们用职业流动性来分析，应该说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有关研究，改革以前，代际流动只有41.4%，其中向上的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这表明有将近60%的子女的职业地位仍然由其父亲或者上代人的职业和地位决定，只有30%左右的子女能够发生向上流动。到了1980年后，代际流动性达到了54%，比1980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向上流动率有40.9%，比改革以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代内流动在改革以前更慢。总的流动率只有13.3%，但是改革以后，整个80（1980-1989）年代流动率达到30.3%，20世纪90年代（1990-2001）为54.2%。所以，改革以后，代内的职业流动率明显上升，尤其是90年代，向上的职业流动性提高到30.5%。
当我们把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分开的时候，我们认为，职业流动会影响收入流动，但是并不是职业流动性快就必然意味着收入流动性快。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看职业流动性如何，而是看收入流动性是否很快，特别是代际收入流动与代内收入流动中向上的收入流动性如何。一个社会，无论是代际收入流动，还是代内收入流动，只要是出现向上的流动性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而表现为社会阶层职业分化的同时，其收入流动走向收敛，这对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合理、人与人和谐相处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分析，②这里我们根据十大阶层划分来看他们之间的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如何。③当前中国十大阶层的分化和形成，主要的一个动因就是体制创新和制度变革引起社会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新分配的结果和产物。在这三大资源中，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权力资源配置决定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权力与市场两大因素在资源配置的功能和界限不清晰，往往应该由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资源配置，却由政府替代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这是“错位配置”造成政府权力因素成为决定经济资源乃至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最大的权力资源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这势必造成资源性的收入和财富流向该阶层。尽管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外的发展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尽管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教育事业发展为多数人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创造了条件，但是权力因素以及权力配置资源仍然对这些阶层的资源获得和资源流动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影响和制约着资源流动和收入流动。
从三大资源在十大阶层中的分布和流动趋势来看，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大资源都正在呈现向上层集中的趋势，这就说明，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三者呈现相互决定和相互影响的自我积累的趋势和特点。实际上，1980年以来，在处在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高位置的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在社会位置较低的阶层子女，如果要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则有许多门槛；比如，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的各种体制性障碍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职业流动和收入流动。[3]所以，从长期来看，中国社会确实已经出现了阶层分化，而且各阶层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和明晰，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性和收入流动性机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收入流动性无法从长期内消除十大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收入不平等。
①著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曾经认为，群体之间的各种利益差异越是相互叠加在一起，经如贫富的差异又叠加上种族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强烈，反之则会越减缓。参见Ralf Dahrendorf，Class Confilct in Lndustrial Society，Stanford(Califom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39。
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与理论分析具体参见第三小节的分析，将运用五等份矩阵图进行实证分析。
③因为缺乏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所以这里仅仅从影响阶层之间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分析入手，对十大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理论考察。
参考文献
[1]余明.解读财富报告：中国富人到底有多少？他们有多富？[EB/OL].finance.tom.com，200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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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鞍区肿瘤的临床特点，分析鞍区肿瘤的早期眼科临床表现，以减少误诊和漏诊。方法：回顾性分析了首诊于眼科，确诊为鞍区肿瘤的8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84例均有视力不同程度下降，视野缺损者72例，眼底改变45例，内分泌功能障碍20例，误诊21例。鞍区MRI扫描和加强：垂体瘤59例（70.24%），颅咽管瘤16例（19.05%），鞍结节脑膜瘤5例（5.95%），碟骨嵴脑膜瘤3例（3.57%），胶质瘤1例（1.19%）。结论：鞍区肿瘤常表现为眼部症状，易误诊；对眼部难以解释的视力下降和视神经改变，作视力、眼底、视野检查、内分泌功能的测定及头颅CT检查是减少误诊的关键。提高鞍区肿瘤的诊断率。
【关键词】眼 鞍区肿瘤 视力下降 视野 CT
鞍区肿瘤包括垂体瘤、颅咽管瘤、鞍结节脑膜瘤、蝶骨嵴脑膜瘤及胶质瘤等。由于蝶鞍位于颅底，远离脑组织和脑室系统，因此，此区域发生肿瘤时很少产生颅内压升高及神经系统阳性体征，而多表现为视交叉和视神经受压所致的视力下降、视野损害和眼底改变，患者常首先就诊于眼科。肿瘤早期神经外科症状和体征不典型，临床上极易误诊和漏诊［1］。现将我院1995年01月至2010年12月接诊首诊于眼科鞍区肿瘤84例，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组84例，男51例，女33例。年龄6～69(平均36)岁。均以视力减退为首发症状就诊眼科的鞍区肿瘤患者。
1.2 方法： 眼科门诊常规检查：包括裸眼视力、矫正视力、瞳孔反射、散瞳眼底检查、眼压、计算机辅助中心视野检查（Humphrey）、鞍区MRI和加强 。
2 结果
2.1 视力：?双眼视力下降60例（120眼）；单眼视力下降24例（24眼），共计144眼（85.71%）。视力：无光感9眼（5.35%）。光感～0.05有18只眼（10.71%）。0.06～0.4共96只眼（57.14%）。0.5～0.9有21只眼（12.5%）。≥1.0者24眼（14.29%）。
2.2 视野：有视野缺损者72例（85.71%），其中，双颞侧偏盲56例（66.67%），单眼全盲2例（2.38%）、双眼全盲3例（3.57%），视野向心性缩小6例（7.14%），双颞上象限缺损5例（5.95%）。具有中线为界的特征。
2.3 眼底检查：视水肿28眼，其中早期视水肿12眼，视神经色红，边界模糊，21，多在1.00～2.00D以下，视网膜静脉充盈、变粗。病程后期视神经水肿16眼，视神经直径变大，呈菌型隆起，多在2.00D以上，6眼视神经表面有出血，视网膜静脉怒张、迂曲。视神经萎缩24眼。
2.4 蝶鞍CT扫描诊断：垂体瘤59例（70.24%），颅咽管瘤16例（19.05%），鞍结节脑膜瘤5例（5.95%），碟骨嵴脑膜瘤3例（3.57%），胶质瘤1例（1.19%）。
2.5 垂体腺功能障碍：有内分泌功能障碍20例（23.81%）。其中月经紊乱、闭经、泌乳5例（5.95%），肢端肥大6例（7.14%），身体发胖3例（3.57%），体毛少3例（3.57%），减退2例（2.38%），男性肿大1例（1.19%）
2.6 头疼：12例（14.29%）。
2.7 预后： 本组84例患者眼科诊断后全部及时转神经外科手术治疗。术后随访1个月发现：视力和视野可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术后视力提高1行以上的有102只眼（71.83%）；无改变的有35只眼（23.31%）；视力下降者7只眼（4.86%），主要为垂体瘤术后，可能与手术创伤有关。术后视野扩大及恢复正常有119只眼，占83.80%；视野无改变有23只眼，占16.20%。
2.8 误诊情况：84例中，21例误诊，误诊率(25.00%)。误诊最短1周，最长6月，平均3个月。误诊为慢性球后视神经炎9例，急性视神经炎7例，原发性视神经萎缩4例。
3 讨论
鞍区肿瘤不仅是神经外科、也是眼科的常见疾病，主要发生于青壮年，本组84例以视力减退为主诉首先就诊于眼科，由于视功能损害往往先于颅内压增高，患者常先就诊于眼科。肿瘤向鞍区发展，压迫视交叉神经、纤维和毛细血管，小的动静脉使之梗阻，而造成视神经功能障碍，出现视力减退、视野缺损及眼底改变［2-3］。有视野缺损者72例（85.71%），其中，双颞侧偏盲56例（66.67%），单眼全盲2例（2.38%）、双眼全盲3例（3.57%），视野向心性缩小6例（7.14%），双颞上象限缺损5例（5.95%）。具有中线为界的特征，视野的改变与肿瘤生长压迫视路的位置有关［4］。垂体瘤57例，占（67.86%），垂体瘤继续增殖和超常血供的状态，通过与视交叉的共用血管干扰或“窃取”视交叉正常的血液供应，致使视交叉中部存在的微循环薄弱环节发生供血障碍，从而表现出特征性的双颞侧视野缺损及视色淡［5］。
本组患者误诊21例，误诊率(25.00%)，误诊率较高，分析如下：1）鞍区肿瘤由于视功能损害往往先于颅内压增高，患者常先就诊于眼科。2）垂体瘤、颅咽管瘤均可出现内分泌障碍，本组有内分泌功能障碍20例（23.81%）。其中月经紊乱、闭经、泌乳5例（5.95%），肢端肥大6例（7.14%），身体发胖3例（3.57%），体毛少3例（3.57%），减退2例（2.38%），男性肿大1例（1.19%）。但患者首诊眼科时，绝大多数都没有内分泌方面的主诉［5］，而眼科医生也往往忽视这个问题，成为造成误诊的一个原因。3）本组患者头疼12例（14.29%）。在垂体瘤的临床表现中，当鞍内压迫鞍膈时可引起头痛或眶后疼痛［6］，就诊时常忽略此症状。因此病史采集的重要性，明确有无头痛症状。4）垂体瘤占颅内各种肿瘤的9%～11%，垂体瘤向鞍上发展压迫视神经、视交叉甚至视束，可引起视野改变，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垂体瘤青壮年多发［8］，但近年来发现，老年人的发病也较多见，发病率具有增高的趋势,但老年人因年龄问题引起相关的眼病导致视功能改变，从而忽视了垂体瘤引起的视功能减退,从而较之青年人更容易漏诊，误诊。
总之，鞍区肿瘤的患者一般都有垂体功能减退的临床表现但这些症状通常不会引起患者的重视，而只注意到视力下降去眼科就诊，当眼科检查有明显的视水肿时，尚不容易发生漏诊，通过蝶鞍CT扫描可以发现鞍区占位性病变［7］。但进一步明确诊断，行蝶鞍MRI及加强可以更清楚明确诊断。因此熟悉鞍区的解剖，加强神经眼科知识的学习，重视临床表现，完善辅助检查特别是重视眼底表现和视野改变，对此类患者，行鞍区MRI和加强可以提高鞍区肿瘤的诊断率，以便早期治疗。
参考文献
［1］ 李果珍.临床CT诊断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16119.
［2］ 姚淑玲.鞍区肿瘤眼部变化的分析［J］.淮海医学，2004，22（2）：106-107.
［3］ Szczepaski T, van der Velden VH, van Dongen JJ. Flow-cytometric immunophenotyping of normal and m alignant lymphocytes. Clin Chem Lab Med, 2006, 44: 775-796.
［4］ Teofili L, Martini M, Luongo M, et al. Hypermethylation of CpG islands in the promoter region of p15(INK4b)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represses p15(INK4b) expression and correlates with poor prognosis. Leukemia 2003;17:919-24.
［5］ Christiansen DH, Andersen MK, Pedersen-Bjergaard J. Methylation ofp15INK4B is common, is associated with deletion of genes on chromosome arm 7q and predicts a poor prognosis in therapy-related myelodysplasiaandacute myeloid leukemia. Leukemia 2003;17: 1813-9.
［6］ Shuchi A, Matthias U, Steffen K, et al. DNA Methylation of TumorSuppressor Genes in Clinical Remission Predicts the Relapse Risk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ancer Res 2007 ,Feb,671: 1370-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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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宅基地流转；收益分配；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1-0034-2
项目基金：南京农业大学2012年江苏省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12JSSPITP0228）阶段性成果，本研究得到南京农业大学SRT计划项目基金资助。
1 研究区域概况
项目研究区域位于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金磁村，金磁村的宅基地流转方式是以“宅基地换房”为依托，主要涉及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拆自建”，该宅基地流转是由江苏省农科院组织，总共流转农户72户；第二种是“统拆统建”模式，该模式在金磁村占据主导地位，目前金磁小区里90%的农户家庭都是以“统拆统建”模式进行拆迁。“统拆统建”模式隶属江苏省“万顷良田工程”。其中竹镇一期工程金磁片区于2009年10月正式实施，搬迁农户1234户，集中安置搬迁农民的金磁小区于2010年1月开工建设，目前建成新房121栋、637套，2011年上半年已经搬迁入住。
2 金磁村宅基地流转过程中有关流转增值收益分配的调查数据分析
六合区竹镇镇通过以万顷良田为主的宅基地流转，在空间上形成了集体建设用地的重新布局和流转。原有分散的农民居住区被复垦，农民被集中安置到现在的“金磁家园”小区居住，结余的土地通过指标的形式被置换用于城镇建设。在此过程中，农民让渡出宅基地，通过拆迁补偿与低价购置的方式换购到1套公寓式住宅。镇政府通过为农民建设集中居住区置换到农民的宅基地，将宅基地复垦后形成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镇建设或县市范围内出让获得相应的土地收益。县（市）及以上政府在此过程中没有直接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但是能获得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支持。
2.1 土地流转中政府的成本分析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所要承担的直接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点拆迁补偿费用；二是集中居住区土地取得和建设费用。
2.1.1 农村居民点拆迁补偿费用 根据对项目区的调查，项目区补偿标准主要依据《关于印发〈南京市六合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来确定。项目区总共拆迁农户2552户，拆迁补偿总费用为15254.31万元，户均拆迁补偿费用为5.9774万元/户。
2.1.2 集中居住区土地取得和建设费用 集中居住区土地以征用的形式取得。根据相关补偿标准，该地区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偿费2.4万元/人。安置项目区2552户拆迁农户总共占用土地面积85.65公顷（1284.7亩），合计集中居住区土地取得成本为3091.14万元。集中居住区建设费用总计25817.20万元。
2.2 土地流转中政府的收益分析
项目区土地流转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主要由四部分构成一是所形成的留用区238.97公顷（3584.4亩）指标收取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农发基金、新增耕地开垦费和耕地占用税这四项规费；二是被拆迁安置农户的资金；三是建新留用去土地出让金；四是申请省以上投资土地整治项目资金。
2.2.1 相关规费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农发基金、新增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等共可筹集资金15293.56万元。
2.2.2 被拆迁安置农户的资金 在集中居住区建设采用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方式时，农户在购买安置房的时候除了需要拿出获得的拆迁款外，还需要自己出资一部分资金。由前面测算所知，户均拆迁补偿费用为5.9774万元/户，户均购买房屋成本为7.5799万元/户，被拆迁农户总共可以提供资金19344.00万元。
2.2.3 建新留用区土地出让金 本实施规划建新留用区面积为238.97公顷（3584.4亩），其中约60%用于工业用地，30%用于经营性用地，10%为用于公益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使用留用区指标用于工业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收取指标调剂费，纳入土地出让金中。据此估算，可获得资金来源12581.24万元。
2.3 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成本收益分析
对于项目区内的农户来说，最直接的成本是原先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的失去、相应的庭院种植养殖收益的消失以及集中居住后生活成本的增加，而相应的收益是用拆迁补偿款购置到集中安置区内的公寓套房，实现住宅资产价值的显化，在初始总量上基本等于镇政府的成本支出。
据调查，在此项目区宅基地流转过程中，自拆自建区的农户户均获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 与奖励费约57758元。由于拆迁旧区农民的住宅建筑面积一般较大，户均主屋面积为150平方米，户均院落面积为200平方米。其中主屋按照房屋结构的不同分为三等补偿标准。楼房钢筋结构按照525元/m2进行补偿，但钢筋结构的房子较少。砖混结构按照300～450元/m2不等进行补偿。该村拆迁旧区房大部分为砖混结构。简易的辅筑建筑物按120元/m2补偿。统拆统建区中农户获得的房屋拆迁补偿费、奖励费与过渡费约7万元，可以用于购买集中安置区的安置房1套。其拆迁旧区农民的住宅面积较自拆自建区略小。户均主屋面积为140平方米，户均院落面积为130平方米。其补偿标准与自拆自建大致相同，提前搬迁奖励费户得到5000～6000元不等，过渡费为2年内按18元/m2进行补偿，超过2年按2倍进行补偿。该村90%的村民在2年内都可以住进安置房。按照人均40m2的安置政策，农户可以在安置区内以平均525元/m2的优惠价购得1～2套住宅，超出部分按照成本价1200元/m2收取。如果有村民不选择购买统建楼，则按照15300元/人进行补助。经过实地调研计算，拆迁补偿款与购房款相抵后，户均获得约3万元收益。农户取得的房屋目前没有获得土地产权证和房屋产权证。
3 相关建议与讨论
3.1 “万顷良田建设工程”是推进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有效途径
它通过农村土地整理整治一方面是优化了土地空间布局结构，促进了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通过指标的交易，将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到能够更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使用者手中，使之产生更大的效益，同时将整治的土地进行复垦，使耕地数量有了保障；另一方面农民通过“万顷良田建设工程”能够住上新楼，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还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发展物业经济、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等“五道保障线”，切实使农民得到实惠，加速了农村的城镇化发展[1]。
3.2 以“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为依托的宅基地流转的本质是政府主导下的宅基地流转，因此流转过程中农民所分享到的收益完全由政府决定
对于被拆迁居民的补偿方式和安置方式的制定，农民没有参与权，而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在进行拆迁过程中，政府的具体补偿标准不能够做到对农民完全公开透明化，而只是告知其总体的补偿金额，这对于农民来说是不公平的。在本研究小组的具体调查中发现，有些农民反映，政府制定的政策从总体来说对农民是有利的，但是具体相关部门在落实的时候，则有可能会出现偏离补偿规定的现象，使得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3.3 失地农民的长期利益问题仍然没有得到重视
以六合区金磁村为例，在调查中发现，该地区的土地已经全部流转出去，农民不能再从事传统的农业劳作，而对于这些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收入来源，虽然政府每年以每亩450斤稻谷的市场价折算使农民得到相应的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农民没有工作，这对于他们的长远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有着不利影响。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在金磁村农民外出打工的比例已经达到63.75%，而且多数是以从事廉价体力劳动为主。因此从长远利益来看，对于失地农民来说，除了进行必要的货币补偿外，还应当进一步加强落实就业安置问题，只有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才能让农民真正向城镇化迈进。
参考文献
[1] 魏鑫.万顷良田土地整治促进节约集约—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J].中国土地，2012，（04）.
作者简介：刘玥汐（1991-），女，辽宁抚顺人，本科学历，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学生，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管理。
分手留言范文6
关键词 电视胸腔镜手术 肺炎性假瘤 有效手段
doi:10.3969/j.issn.1007-614x.2010.23.024
资料与方法
2006年5月～2009年5月收治周围型肺炎性假瘤行肺楔形切除术治疗患者24例,12例行电视胸腔镜手术者为VATS组,12例行开胸手术者为开胸组。所有病例均无心、肺、肝、肾等严重疾患及慢性疾病,无开胸手术史,无广泛胸膜腔粘连,术前检查均达到全麻开胸手术标准。两组病例在性别、年龄、病灶位置及直径方面差异无显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方法:VATS组双腔气管插管全麻,健侧90°卧位,胸腰间区升高,加大肋间隙,第7肋间腋中线处行1.5cm切口,置胸腔镜套筒进胸,单肺通气,探查肺萎陷良好,胸腔无粘连,伸入电视胸腔镜摄像镜头探查,于术前CT体表定位处,结合探查病变位置,在其附近选择第一操作切口,然后根据第一操作孔位置选择第二操作切口。专用肺叶钳或无齿卵园钳夹住病变肺叶,用抓钳轻轻挤压探查,将病灶拉到操作孔附近用手指触摸探查,仔细辨认、确定病灶。距病灶1～2cm处应用直线切割缝合器楔形切除肺部病变,放入标本袋,自胸壁切口取出,术前未确诊者术中送快速冰冻切片病理检查,确诊为肺炎性假瘤后,术区冲洗,查无活动性出血、漏气,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闭切口。
开胸组双腔气管插管全麻,健侧90°卧位,胸后外侧切口进胸,单肺通气,探查肺萎陷良好,胸腔无粘连,找到病灶,距病灶1～2cm处应用直线切割缝合器楔形切除肺部病变,术前未确诊者术中送快速冰冻切片病理检查,确诊为肺炎性假瘤后,术区冲洗,查无活动性出血、漏气,放置胸腔闭式引流管,关闭切口。
统计学分析:所有研究数据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之间各研究数据的比较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P
结 果
两组病例均顺利完成肺楔形切除术,无手术死亡和严重的手术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2个月～2年均无复发。VATS组与开胸组相比,手术时间缩短,术中出血量减少,术后留置胸腔闭式引流管时间缩短,术后住院天数缩短,住院费用稍增高。见表1。
讨 论
肺炎性假瘤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与影像学检查均缺乏特异性,与肺癌、肺结核球、肺错构瘤及肺囊肿等病易混淆,需病理学检查方能确诊,误诊率高。一些学者认为,对于诊断困难的周围型肺结节,应尽早施行电视胸腔镜手术[1]。而且,肺炎性假瘤在慢性炎症基础上少数有恶变的可能[2],所以,一旦发现应积极手术治疗。
肺炎性假瘤手术方法通常有两种,即传统开胸手术与电视胸腔镜手术。肺炎性假瘤为良性病变。研究表明,对瘤体直径小于5cm且位于肺周边者可行肺楔形切除[3]。许多研究表明[4,5],与传统开胸手术相比,电视胸腔镜手术对机体的创伤显著减小,同时还具有痛苦小、术后恢复快、对外貌影响小、住院时间短、容易耐受、快速而准确等优点。
在临床电视胸腔镜手术治疗肺炎性假瘤的实践中,我们还有以下几点体会:①术前病灶定位,肺炎性假瘤大多数病灶较小,仅靠术中探查有时难以确定,我们将所有患者术前均行术前CT体表定位,减少术中探查盲目性,效果明显。②操作切口选择,第一操作切口应尽量靠近病灶,一方面有利于手术操作,另一方面为手指触摸病灶提供便利;第二操作切口与第一操作切口应保持距离适当,既有利于操作,也要避免距离过近造成器械拥挤。③对于直径>3cm炎性假瘤,因肺组织较厚,在应用直线切割缝合器后,最好间断缝合加固,以免因局部张力过大造成术后切口裂开而引起严重并发症。④对于直径
综上所述,肺炎性假瘤术前确诊困难,易误诊,少数有恶变可能,应尽早手术,电视胸腔镜手术具有微创、痛苦少、恢复快等特点,只要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规范操作,是治疗肺炎性假瘤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赵晓菁,罗清泉,周允中.胸腔镜辅助小切口手术诊治肺周围型结节.中国微创外科杂志,2006,6(8):568-570.
2 陈恒.肺炎性假瘤[J].临床肺科杂志,2007,12(1):83-85.
3 张位星,过江,陈胜喜,等.肺炎性假瘤的诊断和外科治疗.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5,15(17):2710-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