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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范文1
【关键词】外国文学；文化；身份
一、前言
探究外国文学在我国的交流以及发展，不难看出，外国文学令大众基于汉语环境欣赏了不同国家文学风貌，并令我国文化资源全面丰富，令中西方话语的交融逐步渗透至我国文学领域内。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外来文化以及本土文化突破了界限，并蕴含了一种潜在的同质化风险，可激励民族主义，掀起反全球化的呼声。基于当前背景，应科学探究外国文学与文化内涵，开创属于我国的话语系统，有效的明确文化身份。
二、立足本土文化，基于外国文学开创我国话语系统
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就全球化以及本土化展开探讨，足以见得创建我国话语系统的科学重要性。外国文学评论便开辟了有关文化变迁以及融合的专栏，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张德明指出，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令本土文化的保护与捍卫呼声进一步增强，并变成政治冲突的又一个焦点。其主张，应注重研究民间知识，基于其不可通约以及移译性特征，可映射出更加真切原始的民族文化。更多学者普遍认为，新时期，探究中西方的比较文学才是重中之重，并渐渐从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探究逐步转变成中国文学位于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传播与推广。我国国人要快速的加入到国际理论的争鸣之中，立足本土文化，开创基于外国文学的我国话语系统，进而真正的发出属于我们的声音，这正是契合时代需求的发展策略。由此不难看出，未来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学术探讨显现出我国学者面对文化霸权以及原教旨主义的碰撞环境中，立足本土文化，树立公平合理的原则主动积极参加行业全球性对话交流的决心。同时勇于基于全球化发展以及本土化交流互动中创建我国话语系统，显现出我国文化应有的主体意识。
三、明确文化主体意识，提升外国文学研究水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创建我国外国文学探究话语系统，应合理明确文化主体意识。基于外国文学学科特征，主张文化主体性，树立主体意识尤为必要，其成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科学指导思想。文化主体意识势必包含民族性问题，其属于个人终身同时可靠的社会特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在与西方文化斗争，反对政治经济殖民化的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对立方，本土化作用长久发挥，同时未来文化建设发展势必基于全球化以及本土化的碰撞对话中进行。一旦人们从民族属性内探寻自尊的过程中，民族情感便发挥了补偿效果。而民族情感倘若过高，跨文化认知便会更加面向本土方向。我们所看到的的是，西方理论以及文化思想发展传播过程中，民族特征仍旧得到广泛重视。
透过较多事实明确，西方国家强势者由始至终并不能同他人进行公正平等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世界大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身处在弱势地位的各个民族，为了获得公平合理的地位，享有良好的对话权，则只有提升自身实力，方能实现。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创建话语系统，应将自有理论作为核心基础。由于各个国家文学研究具有较多学派，为此应明确理论切入点，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我国在全球文艺理论系统中自成一派，因而要想创建具有我国特征的外国文学学科系统，应合理探究我国古代积淀形成的优秀传统。排除那些同西方文化相似内容后，便呈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体现科学合理性，是民族艺术的精髓。因此在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系统中，不应将这一宝贵财富不良忽略。而应基于该基础，将各类文艺理论融合集成，通过不同文艺角度、应用方式的比对研究，创建新方法，树立新视角。应基于外国文学学科探究的整体全面性，令其发展变成更为合理的体系，最终令我国理论系统进一步完善，提升外国文学发展研究整体水平。
四、融通异质文化，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
新时期，不同文化百家争鸣的态势对于创建民族话语系统极为有利。基于后现代以及后殖民主义背景下，应以异质身份参与到全球文化的互动对话行列，逐步融到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心，进而积极的应对时代挑战，契合发展需要。应真正明确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同国家非共时性，进而可令第三世界国家文学不但可映射西方问题，还可预示今后发展动向。
在创建民族话语系统，预防强势文学单向输入的阶段中，也赢得了一定共鸣。各个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均处于动态阶段，因此只要不呈现封闭状态，便会经受外来文化作用影响。为此，在开创我国话语系统阶段中，不应基于民族身份感以及同一性不承认外国文化。而应积极探寻融通引进异质文化，令其通过更新发展形成本土化价值内容，完成互相对话，实现双方尊重与互相欣赏。民族自我意识以及长期积淀的文化记忆始终同外来文化持续的进行接触，在不断碰撞阶段中，变得日渐成熟并凝聚起来。
我国话语体系应基于保护本土文化具有统一性以及独具特色的基础上，明确本土文化可为更宽泛文化范围的内容部分，进而可良好的突破自身文化区域形成的语境束缚，形成文化反思，锻炼认知技能，令理解关照中的再阐释得以实现。学者们应不断的容忍并承认差异，形成豁达之心。民族话语系统始终为动态变化的理论，因此需要同他类文化作用中展开自我规定。应突破片面民族主义，开阔视野。目前我国文化问题同样为现代文化的相关内容，文化身份并不是怎样明确现代性以及西方文化具体范围边界，而应探究现代话语历史结构内，基于普遍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视角进行自我阐述。为此，对于民族文化本真性应有所重视。不应将民族文化单纯的看做静态空间实物，将时间维度内的发展变化全面否定。实际上，生活方式、精神均处于发展变化状态，我国历史文化则为世界文化的构成，后者是国人关注的内容，因此应努力变成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我国文化虽注重自我具备的独特性，然而，我国悠久文明历史，体现了开放性以及传统性，进而可同西方文化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应合理的引进西方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体现开放性与包容性，将精髓内容加以消化吸收。丰富文化融合势必引起创造与发展，并激励平等对话沟通。因此，我们应基于自身具备的特有话语模式，积极与全球国际领域并轨，探究外国文学，实现持续全面的发展与提升。
五、结语
总之，外国文学研究离不开文化身份定位，只有明确文化发展内涵，积极交流、互动融合，方能开创我国特有的话语系统，激发外国文学核心价值作用，继续推进其实现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外国文学范文2
一、童年和韵律
儿童对韵律的敏感既反映了深藏在他们身体中的一种个人性和集体性的审美本能，又代表了一种与童年安全感有关的秩序感。
（一）韵律感是一种本能
对韵律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体现着这一古老的韵律本能。就连行走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体现了人类肌肉运动的某种韵律性。在音乐、舞蹈、建筑、绘画、文学等艺术样式中，人类与生俱来的韵律感更获得了充分的表现与传达。这种人心中天然的韵律感，与我们身边所有的生命现象、乃至我们周围一切环境所表现出的内在韵律感有着深刻地联系。四季轮转、昼夜更替、草木枯荣、候鸟迁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似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某种节奏规律，我们人类正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巨大而无形的节律场之中。在把握这些韵律的过程中，人类也将自身融入到了这一韵律体中，比如，随着日历和钟表的发明，我们人类也部分地成为了由年、月、日、时、分、秒的韵律来界定的一种文化生物。儿童的身体继承了这种积淀在人类集体无意识深处的韵律感，他们身边充满韵律的生活则进一步强化着他们身体内的这一韵律原型。我们看到，韵律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它也表现为个体童年期的一种本能感觉。婴儿还在胎儿时期就感受到母亲有节奏的心跳，而婴儿期出于本能的吮吸行为，也是一个富于节奏感的动作。实验发现，如果对哭闹的新生儿播放与母亲心跳频率相近的声音，会使他们渐渐安静下来。婴儿也享受像摇篮那样有节奏的摇晃运动。早期儿童发展的研究表明，婴儿更容易注意到周围环境中节奏分明的声音。此外，儿童的游戏活动也体现了这种显在的韵律感。童年时代的许多游戏本身就富于韵律性，像跳绳、踢毽、荡秋千、打水漂、坐翘翘板等，都是讲究节奏把握与配合的游戏。在儿童发展的早期，这种游戏的韵律性又表现得格外明显。童年期的韵律感中包含了原始和本能的审美成分，它有时外化为儿童的一种艺术本能。美国发展心理学家H•加登纳在《艺术与人的发展》一书中写道：“在制作领域，一个一岁的幼儿有时能获得规则的节奏或制作出非常原始的绘画，虽然那也许只是胡乱的练习而不能算作品，然而开始作画的笔触都是有节奏的；它使我们感到，与生俱来的熟练行为的运动成份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原始的审美活动。”这一与韵律感有关的“原始的审美活动”，也是人的审美本性的一种表现。因此，儿童的韵律感既体现了儿童天然的一种心理和活动本能，也体现了他们固有的一种审美本能。
（二）韵律感与秩序感
童年期的韵律敏感又与儿童对秩序的敏感有关。韵律指向规律，规律则代表了一种可以预期和把握的秩序，这种秩序感可以带来令孩子们感到愉悦的舒适感和满足感。这一与韵律相关的秩序感，包含了一种对儿童来说至为重要的安全感。年幼的孩子对秩序有着格外的敏感，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序的节律意味着身边的世界正处在一种稳定、合适、安全的状态中。因此，小孩子往往会不厌其烦地重复某些活动，以此来建立和巩固一种广义上的节奏规律。二、三岁的孩子特别喜欢这一类游戏：一个孩子爬到一张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垂到地面的桌布。小伙伴们看着他爬进去之后就走出房间，然后再回来掀起桌布。当他们发现桌子底下的同伴时，就会高兴得大声叫嚷。这个游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他们依次说：“现在，我来藏。”然后爬到那张桌子底下。孩子们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重复的行为，也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躲藏起来的同伴，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游戏程序。显然，在这个游戏中，令他们感到兴奋和快乐的并不只是“躲”和“找”的过程本身，更是通过有规律地重复的“躲”和“找”来确认生活的秩序，获得安全的体验。在这里，重复意味着节奏规律性的叠加和强化，这是幼儿韵律需要的表现之一。当一种行为或活动得到有规律的重复，从而形成一种可以预期的节奏时，它就成为了一个能够带来安全感的对象。因此，“一个年仅三岁的儿童可以连续50次地不断重复同样的活动”。同时，为孩子安排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利于他们发展起健康的情绪和健全的人格。从韵律中产生的秩序感，也加强了对事物的控制感，它同样是儿童格外需要的一种感觉。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幼儿在听完一则故事之后，不断要求成人反复讲述这个故事，并且开始兴奋地参与其中一些动作或情节的预测。在这里，重复的讲述使原本陌生的故事越来越处在孩子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对于那些客观上最缺乏控制事物的力量、主观上又十分渴望获得这一控制力的年幼儿童来说，它的意义显然非比寻常。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适应生活中的随机变化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但这一适应力的发展不是跳跃性的。对于年幼的孩子，我们应该让他们在一种富于规律性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学会面对和适应那些不可控的变化。综上所述，儿童期是一个从身体到心理都富于韵律敏感的发育时期。这一既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本能、又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韵律感，在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二、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儿童文学，尤其是读者年龄段较低的幼儿文学，是一类十分重视语言韵律艺术的文学样式，这种重视与儿童的韵律敏感有着必然的关联。这一语言韵律艺术最为鲜明地体现在语音层面。
（一）韵文体儿童文学的语言韵律
在所有语言类作品中，富于韵律感的歌谣、故事等作品能够迅速赢得儿童读者的好感，并促进儿童对相应语言的学习和记忆。“押韵的文字对孩子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出生之前。在一项研究中，妇女在怀孕的最后3个月反复诵读苏斯博士的《戴高帽的猫》，结果婴儿出生52小时后，可以从其他未押韵的书中分辨出苏斯博士的韵文书。”[4]84有鉴于此，韵文类儿童文学作品在幼儿期的阅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类作品既包括节律齐整的儿歌和短小简单的儿童诗，也包括采用韵文体的故事、童话等。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易辨识也最为常见的声韵特点无疑是押韵，而最典型地运用押韵手法的儿童文学体裁，则是儿歌。比如传统童谣《老鼠嫁女》就有着整齐的歌行和规律的押韵。“轿”、“闹”、“袄”、“帽”、“炮”、“猫”、“了”等开口韵韵脚，既造成了童谣鲜明的节律感，又渲染了“老鼠嫁女”的热闹氛围。儿歌是以语音上的韵律为第一审美要素的儿童文学作品，其韵律特征体现在语言的各个方面，除了句末的押韵外，还包括句中语词彼此配合构成的声韵效果，以及对偶、排比、回环、重复等句式上的声韵效果。传统童谣中的绕口令、连锁调、问答歌等，大多同时综合了上述多种韵律手法，其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琅琅上口的音韵特点，使得年幼的儿童在理解这些歌谣的意义之前，就能先记住它的语言。除儿歌外，另一类鲜明地体现了儿童文学语言声韵特点的体裁是儿童诗。相比于儿歌，儿童诗的声韵艺术更为自由，其韵律感也更为舒展。例如薛卫民的儿童诗《房顶上的小树》，采用隔句押韵的形式，它带来了全诗声韵上一种显在的齐整感。但与此同时，晚清以后西方文学翻译工作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得到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才被广为翻译和出版，这一时期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引发传统和现代，西方和本土文化两种形式的争议。一、西方文论向东方推进民国时期西方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为新文学创作和生产起到一定借鉴作用，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也为新文学创作缺乏的理论提供一定指导。在中国，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后，西方文艺理论系统大趋势更加规范化。最初是经过日本传播和翻译，欧美文论和俄苏文论才在中国得到一定传播和阅读，民国建立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翻译成汉文，民国时期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引进，非常熟悉就是章锡琛对于日本《新文学概论》的翻译，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等。欧美文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连载的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在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了《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文艺理论书目，为了能够真正阅读和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学习英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欧美文艺理论的还包括1929年翻译的瑞恰斯的《科学与诗》，民国时期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有50部左右，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于外国文学作品有深刻的认识，正是因为外国文艺理论基础作用，也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构建。
（二）、西方文论的翻译趋向本土化
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仅就具体文学作品来说，虽然彼此存在一定文化差异，但是本土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西方文学话语规则和理论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也存在一个巨大文化鸿沟，翻译工作中存在一定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通过一定的转译、改译和编译进行本土化解决。
1.翻译中语言障碍问题会导致文本交流问题，尽管民国时期很多日本理论著作不断完善，但是对于日本民族文学，还是需要对于欧美和苏俄文艺理论进行一定借鉴工作，当时影响最大的专著就是《新文学概论》和《苦闷的象征》。但是由于文化交流匮乏和语言障碍导致翻译工作受到一定限制，所以民国时期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必然会出现很多转译。
2.在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中会出现节译和改译问题，因为东方和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翻译也必然会出现差异化，导致很多翻译家都选择进行节译和改译，会将很多文学典故和例子进行删除，这样就会采取“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的做法，最主要是做到“意思对”。原著中的典型例子会翻译承中文，也因为国人对于西方学术知之甚少，所以会根据本国材料进行翻译。
3.新文学杂志和相关的出版社都对于文学创作进行一定研究工作，翻译出版西方的文艺理论，纵观民国时期新文学流派作家，可以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进行一定联系，可以很好发挥自身优势，《社会的文学批判》《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和《小说月报》等不断连载欧美文学翻译作品。
4.中国现代出版业主要分为商业和人文两端，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断在商业和人文，阅读和接受西方文论与翻译中成长，并不是新文学那样具有明显的利益制衡方式，新文学的小说和诗歌都是不断借鉴欧美文学理论思想发展，文学生产和写作本身就存在一定文学话语规则，理论上是形而上存在性，也很难吸引大众进行阅读，最终导致文学消费出现一定层次问题。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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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外国文学心得体会
作为小教综文学子，不仅要对中国的古典、近现代文学、诗歌有所了解，还要对外国文学也有所涉猎。不敢说这就能够学贯中西，却也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养成全面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从而为教学生涯奠基。
这个学期，我们终于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到了外国文学。之前对外国文学并不怎么感兴趣，接触的也不多，除了以前课本上遇到的名片段之外，只读过屈指可数的几本外国名著。而且由于不了解，不熟悉，即使看了，也没有进一步更深刻的理解。通过外国文学课的学习，我对外国文学有了学习兴趣。同为古代文化的灿烂源头，我想去多方面深层次的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思想史，然后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做比较，从它们的异同中去更深刻的了解人类文学及文化的发展规律，了解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是怎样慢慢向今天走来。
外国文学的范围比较广阔，自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到近现代的文学，内容相当的丰富和饱满。而《外国文学史》用比较清晰的脉络和简洁的语言将外国文学的整体框架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外国文学作品大多语言相当晦涩、情节不够动人，再加上作品的文化、社会背景与我中国有异、作家的文学观等客观因素导致读者阅读兴趣不高。而老师的解读，让我们能更深刻的体会到那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从而有更深的体会和触动。如学《堂吉诃德》的时候，老师播放的短片让我们看到一个滑稽的骑士形象，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刻画的成功。
文学能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弊端，换句话说，文学世界是社会的客观的表现，有些作品揭示的问题也比较现实客观。因此文学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一种学习的手段，同时也能起到教育的作用，是教育培养事业必不可少的工具。尽管这些人物看起来很陌生，但学习的相关作品让我们能思考更多，这对于以后从事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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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作为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经典之作，一直深受世界各国读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简•爱》译介到我国，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我国，《简•爱》不但被多次复译,而且还登上了银幕与舞台。无论是哪一种艺术形式，都被奉为“经典”。然而,纵观《简•爱》译介到我国文化场域的漫长历程,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1927年，武光建把《简•爱》节译成中文，取名为《孤女飘零记》，但直到1935年12月，才与中国读者见面。第一部完整版的《简•爱》是1933年7月李霁野完成的，1936年9月生活书店印行，书名《简爱自传》。黄源深先生翻译《简•爱》是在1992年，当时中国刚刚走出八十年代末的经济萧条，迎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黄源深先生重译《简•爱》，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这部小说的喜爱，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一部外国文学巨著好比一处储量丰富的矿藏，每个译本代表着对它的一次挖掘，只有多次诠释和传达，才能慢慢地接近对这一作品的确切认识和理解。而不同译者的审美观点、价值取向、翻译风格、语言特点因人而异，且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所以无论是同一年代还是不同年代，都需要通过对这一作品不断重译和复译来体现这种差别和变化。
二、意识形态与译者对文本的理解
意识形态操纵外国文学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对文本的选择上，还影响并制约着译者对文本的理解。译者在解读原文本的跨文化交流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受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支配，同时将个人的观念、观点、阶级立场、思维模式等因素渗入其中。尤其当源语与译入语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或者出现文化冲突时，译入语文化语境中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会无形地制约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阐释，甚至会使译者歪曲原作信息、曲解原作人物形象。由此，《简•爱》这一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建构的过程，绝不单纯是文字的转换活动,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操纵译者，进而为本土政治、文化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正是因为如此,李霁野先生的《简•爱》译本出现在“五四”的社会背景下，简以敢于斗争、勇于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潮流。总之，外国文学译作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不仅是原文本的文化与信息，更能反映译入语文化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操纵。
三、意识形态重构外国文学经典的文化功能
既然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纵”，外国文学经典建构就是译入语文化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某种目的而解构并重建该文学作品文化功能的过程。具体而言，译入语文化场域既具有掩盖和消解外国文学经典原有文化功能的力量，又能为这些作品赋予（或者强行施加）新的文化功能与社会意义。尤其在诸如民族存亡、政治动荡、制度更迭等特殊时期，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译者特意选择那些能为某一阶级或团体服务、具有政治利用价值的文学作品，并对其进行本土化传译，就是希望这些作品能发挥其典范作用,从而“强化意识形态话语,巩固其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主导性地位”。李霁野翻译的《简•爱》译本中体现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归化成中国革命女性的“简”的形象正符合“五四”社会环境的需要，但是客观地说，当时译入语场域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强加给译者太多的内容，译作在很多方面已经脱离了原文本。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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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本阅读；外国文学；教学
外国文学是指除中国文学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世界文学源远流长，绚丽多姿。早在几千年以前，在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就已经孕育出了人类最初的文学瑰宝。在而后的岁月里，东西方许多民族都出现过杰出的文学大师和众多的名家名著。人们热爱和珍视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是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显示了人类成长的精神轨迹，并给世代的人们以审美的愉悦。学习了解外国文学，对扩大学生的文学知识，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学素养，培养学生阅读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具有实际意义。
外国文学课程历来都是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它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是深入学习文艺学、美学、西方文论的基础，是文艺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它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基础[1]。外国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但所占课时比重并不重，一般只有108个课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教育手段的现代化，特别是多媒体手段的介入，使得外国文学的教学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层面。在教学中介入多媒体手段可以增加授课信息量，而且直观，同时通过网络资源也可以弥补外国文学教学资料的不足。但是在外国文学教学手段的不断更新中，学生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考试成绩也很不理想，更别提学生品鉴分析作品的能力有所提高。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校园的人文精神受到冷落，人文素质也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大学生群体明显出现了世俗化和功利化趋势，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不高，整日忙于家教、推销、找工作。时代在变，我们的教学对象也在变，如何利用有限的课时，通过教学达到高质量的教学效果，这是摆在21世纪新的时代条件下外国文学课程教学的教师们面前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
在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根据有限的课时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精选，灵活运用教学手段，这是做好外国文学教学工作的基础，要进一步对文学作品讲清、讲透，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分析鉴赏的能力，文本的阅读就彰显了它的重要性。
一、以学生为主体，强化文本阅读
学生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提高，归根结底还是要体现在学习的主体学生身上。但是目前学生的阅读现状令人堪忧。由于我国的高考制度，很多中学老师在解读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采用“文章教学法”，甚至略讲、选讲，学生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很少，即便阅读也是一个大概。进入高校以后，面对经济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学生整日忙于家教、推销，人心浮动，根本难以安心学习，更别说按照要求阅读规定的外国文学必读书目。笔者曾就“大学生阅读外国文学”的现状进行过问卷调查，在阅读中外国文学所占的比例在整个阅读量中占60%以上的仅占5%，在阅读量中占30%-60%之间的也只有19%。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堪忧的现状。
传统的外国文学教学往往采用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三部曲式，学生面对庞杂的内容，没有能够从感悟上与老师进行沟通，所以收获的往往是一些笼统的东西，在离开教师自己分析作品时往往手足无措，很难做到真正的鉴赏。其实学生并不是真正不愿意阅读外国文学，在笔者的调查问卷中有93%的学生认为在大学期间阅读重要，但是49%的学生认为阅读障碍主要来自于语言以及文化的难以理解。由于年龄、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阅读，如何感受作品。再加上面对考试，就跳过文本阅读，直接记忆别人的观点结论，这就会阻碍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深入理解，也会扼杀他们的创新精神，这造成了学生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去理解作品，去分析作品，去与自己的心灵沟通，达到对作品的品鉴。
外国文学的教学，离开了作品，就不存在什么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环境也失去了依附的基础[2]。作为外国文学的教学，最基本的还是要归结到对文学作品的研究，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深入细致地阅读、分析作品，才能发掘出文学作品的意义，才能感悟文学作品的魅力，这是学好外国文学课程的前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主动性的调动，不仅需要教师在讲的过程中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更主要的是要加强学生文本阅读的力度。2000年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和通过了“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共100部。同时明确提出，各学校应把学生阅读作品情况，作为专业主干课程成绩考核内容之一。这两人的爱情宣言体现的精神层面非常相似，但通过对文本的整体阅读，学生不会片面的肯定简・爱而鄙视丽贝卡・夏普，而学会在时代的背景下，男女作家的视野下，体会女性苦苦争取话语权，苦苦争取社会地位的艰辛，不会厚此薄彼从而忽略丽贝卡・夏普这个人物身上折射出的社会真实。同时通过这样对文本的深入学习，也会增加学生间接的社会经历，矫正一些学生在爱情观价值观上的偏差。又比如对于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对于文本的阅读，简直就是空谈，结构的严谨、语言的优美、细腻，学生没有具体可感的认识，很难体会文本带来的艺术魅力。学生只有在与文本有了亲密接触后，才能真正理解文学艺术的魅力，才能进而对作品进行研究和解读，这样学生的学习热情大大提高，所学的知识也无需刻板记忆，加入了自己的感悟、理解，学习的效果相当明显。
二、以教师为主导，提升文本阅读
在21世纪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乃至于教学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教师如果没有锐意创新和改革的意识，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教师不仅传授给学生纯粹的知识，还要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学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学生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
在现今的外国文学教学的改革中，很多观点指向了现代化技术手段的介入，其实外在的教学硬件还需要内在的教师素养来强化。笔者认为在面临新形势下的教学首要的一点是要提升教师的个人素养，这样在具体的教学中才能给学生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教师作为教学中的引导者，如果不能对外国作品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那么又怎么会引导学生来重视这个部分呢？那么对学生的培养与发展就是打了折扣的，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与学生的终身发展、健全人格又从何谈起呢？培养学生‘尊重与理解多样文化’，使他们了解世界、放眼世界的目标岂不成了空谈？再好的目标，再经典的文本，如果没有在实际教学中得到落实，那么一切无从谈起”。
教师自身如果缺乏对文本的研究，就很难有对作品独到的见解，教学中只能根据教材的“定论”来讲述，从而会大大消减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再好的教学手段如果没有教师的知识积淀作为引领，也达不到相应的教学效果。
教师要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的文化素养，不断丰富补充外国文学知识，加强外国文学理论的学习，随时关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积极进行科研论文的撰写，提升自己的内在积淀，在教学实践中才能够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这样才能给学生指导性的建议，才能提出最新最前沿的观点，引导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兴趣。比如对于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讲授，本来所占课时并不多，在教材中也是简单带过，但是这位作家对鲁迅先生的历史小说创作有很深的影响，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在有限的课时内给予学生最大的认知，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科研精神，能够把最新最前沿的对芥川的研究现状告知学生，如对于芥川小说中的人性问题，有目的引导学生去也读他的《莽丛中》和《报恩记》，学生能够通过对文本的对比研读，了解人性的趋利避害以及人性的悖谬，这就调动了学生阅读芥川龙之介作品的兴趣，这对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科研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外国文学核心的文化内涵就是它的人文精神，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正好是培养他们健全人格和人文精神的重要时期。在外国文学的教学中重视文本的阅读，深化文本的阅读，不仅可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能通过对文本的品鉴，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人文精神，这对外国文学教学效果的提高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笛.外国文学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J].教育前沿，2008（12）.
外国文学范文6
关键词：外国文学；语言艺术；借鉴意义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又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保存下来。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其中民族的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赖以传承的主要方式，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既可以了解到作者所处国家的文化发展，也可以了解作品描述的时代背景，若想深入的了解外国文学作品，了解文学作品背后蕴含的千丝万缕，就不得不研究语言艺术。这既能满足我们的知识需求，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一、外国文学作品善用意象
优秀的作品大多是写实的，至少我们认为它描述的是真实的事情，但是其实文学作品中描述的不一定真有其事发生，主要是伟大的作家善于运用意象。优秀的作品描述的场景多能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意象是作者通过艺术手段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文学描述，往往描绘一个不曾发生过的理想世界，外国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意象，外国作家也善于制造意象。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在地铁站内》，是运用意象的巅峰之作，描绘了诗人在熙熙攘攘的地铁站中突然发现几张美丽的面孔时的愉悦的心情，呈现出一种平和、舒缓的意境。形式上采用自由诗体，使用隐喻的修辞手法，将眼前的美好事物同湿湿的、黑亮的树枝上的花瓣联想在了一起。外国文学作品善用意象，意象的描绘是外国文学作品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外国文学作品感情丰富
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堆砌，更多的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表达，只有流露真情实感的作品才能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只有感情丰富的作品才能真正体现出作品的价值。文学作品中的感情不仅仅是作者对所描述事物的触景生情，更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感情寄托，体现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这些都是语言艺术的作用，质朴的语言可以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只有充满感情的语言才能使作品得到广泛的传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这句流传广泛的语言让每一个读到他的人心头一震，人们想到的不仅仅是哈姆雷特，人们关注的是自身和主人公的对比，是拿这些问题来拷问自己的人生。例如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六便士不是指的货币价值，在书中也没有明确说明指的是什么，但是每一读过这本书的人听到这个名字，听到六便士，都会用心思考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追求是否有价值，生活是否只有眼前的苟且。
三、外国文学作品语言生动灵活
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在国内收到广泛的欢迎，并不仅仅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也有所提高，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语言的生动灵活，外国作品给读者一种真实的感觉，通过语言的描述使读者感觉到仿佛置身于作品描绘的世界中，类似于我们观赏3D电影一样，引起读者视觉和精神的共鸣。文学作品大多数是作者运用语言艺术表达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每一步成功的小说都有一个原形在小说背后若隐若现，甚至有些小说的人物原形就是作者自己，这也使作者对情感的表达更加准确到位，使读者感觉更加真实。例如在小说《巴黎圣母院》中，雨果描述了一个个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敲钟人卡西莫多，几何形的脸，四方形的鼻子，向外凸的嘴，上帝把一切丑陋都给了他，他敢爱不敢说，最后在心爱的人被送上绞刑架时终于触动了自己内心的底线，拼命救出了艾丝美拉达，卡西莫多不仅仅代表着自己，这个任务形象代表着许许多多法国下层民众，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贵族命运相联系从不敢于反抗的下层穷苦大众。读者可以从外国作品中真实触摸到这些生动形象的人物形象，这些活灵活现的感情寄托。读者可以清晰的掌握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背景，人物形象代表群体的悲欢离合，这些都是语言艺术的魅力。
四、外国文学作品语言清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