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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主流部落范文1
“80后”前辈们伴着当年的锐气与尖酸已逐渐成熟，有的甚至已为人父、为人母，当初咄咄逼人的气势大半已被生活打磨得平滑。即便还存有几分傲气，也已慢慢沉淀、发酵，不似当年的年少轻狂。而紧接着，便是我们这些新鲜的“90后”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火星文、部落格、非主流、自拍、甜腻哀伤的文字……“90后”保留了“80后”的自主、傲气，弃掉他们的尖锐、刻薄。拒绝平凡，自恋、做“闪亮生物”成为“90后”的代名词。
不同于“80后”的愤青路线，我们“90后”更为张扬，但我们不张狂。我们肆意地享受青春，爱自己所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们比“80后”幸福，因为我们少了许多他们那个时代的束缚，我们展示自己的方法更多更顺畅。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成绩弄得一团糟然后怨天尤人，写出酸溜溜的文字牢骚满腹。我们要“全面发展”。既然要做“闪亮生物”，首先就得拿闪亮的成绩单。我们可以在学校里穿极普通的校服，梳土土的发式，以乖乖形象示人；也可以在与朋友节日狂欢之时穿各类被大人称为“奇装异服”的COSPLAY服饰招摇过市完全不管不顾路人的目光。
这就是我们，生于20世纪90年代活在21世纪的“新新人类”，我们梦想的翅膀更为丰实有力，在祖国大地上热热闹闹地竞相绽放！
非主流部落范文2
关键词 新媒体时代 网络奴役 新媒体隔绝
金源云，博士研究生，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李国强，石家庄经济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杨华，石家庄经济学院助理研究员。
作为新媒体时代到来的先知先觉者，麦克卢汉提出因新媒体的应用而使人类“从媒介的感知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命题。[1]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手机的广泛应用，世人都在欢庆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欢庆从中享受到的无穷便利和乐趣。新媒体展现给世人的景象使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解放真的来临了。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新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等四大特征。[2]新媒体的受众确实享受到了相当大的便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不过，这种解放多是形式上的，还停留在麦克卢汉所说的感知层面——视觉和听觉的层面，远未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实质性的解放。不仅如此，人们在畅享新媒体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它的奴隶，还有相当多的人由于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而处于被孤立甚至被隔绝的状态。
一、新媒体奴役的中心问题——网络奴役
1. 可自由支配时间碎片化
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于时间的自由支配，“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3]新媒体时代，拥有更多更及时的信息的人更容易在竞争中胜出，及时而详尽地占有信息是人们心理安全感建立的必要条件。因此，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对信息缺失的恐惧感，需要时时保持对各种信息的获取与更新，结果却极易受到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刺激性庞杂信息的干扰。进入网络世界后，人们不可控制地去浏览大量相关或无关的信息，最终发现自己已偏离最初目标，时间不仅在悄然流逝，且已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当作为“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的空间”的时间不断被碎片化时，人本身发展的空间和尺度即已被压缩和破坏。
互联网的互动功能使原本已碎片化的时间更加支离破碎。特别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应用，使得网络互动随处可实现，于是各种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到用手机进行网络互动的人。互联网的高速回应和回报系统使得受众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受到“正强化”而不断重复和加强自己的行为。据统计，2012年中国微博用户平均每天发表微博2.13条，转发3.12条。大部分微博用户每天使用微博的时间为30～60分钟，5%的用户为微博控，在微博上的时间超过6小时，甚至全天挂在微博上。所以伴随着网络使用向移动终端转移，“原本碎片化的时间在移动端微博的用户指尖点击中变得更加支离破碎”。[4]而近年来手机微信等更迅速更经济的即时通信方式的极大发展，更加剧了这一过程。
2. 思维被奴役
（1）依附于互联网的菟丝。互联网就像一座容量巨大的信息库，拓宽了人们认知的宽度和广度，增强了大量获取信息和同时完成多重任务的横向思维能力，但却导致了人们对互联网的依附和自身深度思维能力的下降。传统媒体模式下信息收集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在互联网中可更加快捷和容易地实现。人类知识的获取从未如此简单，问题解决也摆脱了传统的困境，这是新技术为人类发展带来的福祉。
令人担忧的是，借助互联网人们是否真正掌握了问题解决的方法。人们知识宽度的拓展和横向思维能力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互联网而存在的。马克思曾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5]从这一角度而言，人们得之于互联网的认知拓展与能力提升，只有在脱离互联网后依然可以被自己驾驭才可说是自身的提升与发展；否则就像菟丝一样，自身发展完全取决于所依附的环境，离开依附体将无法生存和发展。
（2）思维惰化乃至无思。互联网导致人们深度思维能力降低。深度思维能力要以扎实的知识记忆为基础，以对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深度思考为前提。网络时代，传统上人们对知识记忆的需求被互联
网的信息提供与存储功能取代，人们摆脱了传统的知识记忆的负累，同时却形成了对网络知识存储与搜集的依赖，结果导致记忆力弱化。
互联网还会导致人的专注力的丧失。尼古拉斯·卡尔就曾感慨：“我们在网页上的每一次点击都标志着我们专注思想的一次中断，都是注意力的一次彻底瓦解。”[6]互联网还进一步使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容碎片化。与此同时，人的自然能力中最本质、最人性化的部分——用于推理、领悟、记忆和情感的能力由于“智力工具”的增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或者麻痹，从而出现了思维惰化甚至无思现象。
（3）网络催眠。上网之时，网民已进入一种被催眠的状态。面对海量信息，他们只有选择哪一种的权利，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拒绝的权利。被催眠的网民往往会按照网络的导引前行，并坚信这是自己的选择。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微博用户看到微博平台上的电子购物信息后会进入电子商务网站进一步了解和操作。”[7]
网民信赖进而依赖网络，并在很大程度上被网络左右了自己的判断与决策。调查显示，中国网民在互联网功能的应用中，搜索引擎的使用排在第二位，用户达4.074亿，网民使用率79%。[8]网民搜索的信息往往直接影响了网民的判断与决策。据美国一家调查公司的调查：2006年约有45% 的互联网用户，也就是相当于6000万的美国人表示，互联网能够帮助他们作出重大决定，或处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问题。[9]
二、新媒体的隔绝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应是全面的，能够融入社会，跟上时展的脚步。而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使一部分人与之隔绝，且就使用新媒体的受众而言，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难以跟上其脚步，真正享受到新媒体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以下主要以中国的现状为中心来进行论述。 1. 享用机会存在鸿沟
目前，以网络和手机为基本特征的新媒体在中国发展非常迅猛，但尚有大量人群基本上不使用这些主流的新媒体。
据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9.9%。[10]虽然人数众多，但以中国总体人口13.4735亿来计算，仍有8亿左右的人口为非网民。
据统计：截至2012年5月，中国移动电话用户达103005.2万户，首次突破10亿大关。[11]但中国的手机普及率仅为76.45%，尚不及全球80%的平均水平，尚有3.4亿人口没有使用手机。
数量如此众多的人群不能真正享用新媒体的主流媒体，尚处于与新媒体基本隔绝的状态，根本谈不上解放的问题。
2. 有效利用存在鸿沟
新媒体的使用功能分为社交功能、思想表达和参政议政功能、商务应用功能、文化和娱乐功能四大板块。[12]在新媒体受众当中，对于这四大功能的使用也存在着鸿沟现象。无法真正参与到新媒体的发展当中，同样也是没有真正得到解放的重要表现。以下主要从目前最重要最热门的几个功能进行论述。
（1）手机上网——西风压倒了东风。截至 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88亿，网民中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用户比例升至72.2%。但与总数10亿的规模相比，入网比例尚不足40%，也就是6亿以上的手机用户没有使用手机上网这项功能。手机上网功能是一项综合功能，涵盖了多种实际应用，众多手机用户这项功能的缺失，形成了对比鲜明的鸿沟。
（2）微博——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2012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中，19岁及以上的微博用户占比已达 88.81%，微博用户量约为3.27亿。[13]一方面是微博用户井喷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尚有2亿左右网民未拥有自己的微博。微博的重要功能是思想表达和参政议政，兼具一定的社交功能，不能拥有和使用微博，就无法真正进入主流社会。
（3）即时通信——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即时通信功能是新媒体目前最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功能之一，它承载了受众重要的需求——社交需求，近些年来发展十分迅猛，超越搜索引擎、网络音乐和网络新闻而成为互联网第一大应用，但尚有1.23亿用户没有使用这一新兴功能。就目前最时髦的手机微信的使用来说，截至2013年1月，注册用户量已突破3亿，其发展势头可谓“凶猛”。不过，目前尚有7亿以上的人没有注册微信。
麦克卢汉说：“如今我们发现，凭借新的电气媒介，我们已踏上了重新部落化的道路。”[15]他的本意指“信息流动加速度的后果之一是人们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全人类都以一种新的方式结成了单一的整体，大家已
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部落式的整体”。[16]“在信息加速的条件下，从旧技术的意义上说，人类正在重新部落化。所谓部落式生活是新技术意义上的生活，也就是倚重耳朵而非眼睛的生活”。[17]“重新部落化是技术层面上的事情”。从这些角度来理解他的话，那就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重新部落化。
不过是否全人类都属于新结成的同一个单一的整体，自应另当别论。一方面，新媒体的应用使一部分能迅速掌握并精于此道的人结成了志同道合的部落式的组织，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充分享受到新媒体发展带来的极大益处；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社会等原因的阻隔，不能使用或有效参与的人被孤立甚至是与世隔绝，形成了若干个封闭半封闭的部落，成为社会的非主流群体——信息弱势群体，不能真正享受新媒体带来的成果和便利。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技术大量应用，一方面会进一步强化和巩固新媒体主体使用人群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会强化原有的被孤立人群的孤立状态。同时，由于新的分化的发生，又会造成新的隔绝。这种新的部落化状态的不断发展，会强化社会人群的分野，也会导致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由于对新媒体接触上的不同态势而产生严重的心理鸿沟，造成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价值观念异化、文化取向偏离和身份认同缺失等问题，同时更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对于和谐社会的营造也会形成不利影响。
结 语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其无比迅猛的态势席卷了全球，无数人为之如痴如狂，深陷其中；无数人为之惊骇，无所适从。尽管关于新媒体的研究多以肯定的方式表达了对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欢呼，但新媒体带给人类的只是形式上的而绝对不是真正的解放，从诸多方面来看，也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对人的奴役和隔绝现象。因此，须以辩证的态度来客观评价新媒体，以冷静的态度来迎接新媒体时代的来临。
参考文献：
[1] [15] [16] [17] [加]马歇尔. 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11，142，143.
[2] [12] 百度百科. 新媒体[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339017.htm.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216.
[4] [7] [13]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 2012中国微博蓝皮书[eb/ol].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72166b19cc7931b765ce1572.html.2012-10-09.
[5]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0.
[6] [美] 尼古拉斯. 卡尔. 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m]. 刘纯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0.
[8] [10] cnnic. 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207/p020120723477451202474.pdf.
非主流部落范文3
关键词：民间话语；民间立场；寻父；反思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40-2引言
众说纷纭的第六代，众说纷纭的“边缘”。第六代影像建构起来的“边缘”，是基于在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文化语境的变迁中，尤其在第五代裹挟下的追求现代性启蒙建构的“宏大叙事”与激扬浪漫主义启蒙退却之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边缘”。走出学院的第六代，由于文化语境的变迁，启蒙声音的消失殆尽，他们目睹裸的追求现代性的代价。“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如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于是乎学院下的精英之子们“寻父”，在现代性反思中走上了历史之旅。
一、 民间的抉择与表述形式
对于民间的界定是非常复杂的又往往是非常模糊的。周作人曾经认为，“民间这意义，本指多数不文的民众”。 “民间”一词的对应指涉多是“官方”，包含着一种官方与民间的压迫与反抗的上下关系，它的外延不仅包括农民，也包括城市中的平民与市民。毫无疑问是由某种强势文化主体的“他者”，绝然体现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而民间的选择无疑会带上非主流的“边缘”色彩。所以“边缘”则成为第六代民间立场下的表述形式。
一方面是在题材的边缘。总是在文本建构中充斥着“边缘”：《冬春的日子》中先锋画家，《东宫西宫》中的同性恋，《小武》中的小偷，《安阳婴儿》中的，《极度寒冷》中的行为艺术家，《任逍遥》中的无业青年等等不一而足。“第六代导演的早期电影作品里的主人公多为摇滚乐手、画家、学生、流浪艺术家等边缘青年形象，一个边缘青年部落，边缘化的人生表现。”
另一方面体现在影像空间的边缘。如《苏州河》《北京杂种》《十七岁的单车》《扁担・姑娘》《小山回家》《小武》《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等，影片将镜头聚焦于那些即将拆除的楼房、陈旧残破的码头和桥梁、古老狭窄的胡同、拥挤脏乱的大杂院、阴暗狭小的出租民房等。同时却避开都市下的现代性表述，这可以说是以一种民间影像形式对第五代寓言中国追求现代性神话的某种消解，是对主流遍蔽下的民间讨要话语权的集体形式从而建构起来一个当下的“另一个中国”。第六代以民间立场的边缘为表述形式作为掩护，开拓出一个“当下中国”的话语空间来寄存被主流话语所遮蔽与掩盖的民间诉求。所以“边缘立场不是一种价值空位，而是对中心话语霸权的疏离，是种对自我的精神存在状态的根本调整”。
第六代民间表述“边缘”，正是基于启蒙浪漫主义退却之后“人死了”“主体死了”“知识分子也死了”的背景下在高等学府产生的精英之子，在文化语境急剧变革的时代，从共名到无名的语境之中，在现实与精神迷离的双重受挫之下的自我调整。背离第五代的“历史的中国”的第六代更重视“当下的中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所以不难理解，“（边缘）这种独立的精神是对习以为常的规范的逃离，是对主导话语严密网络的总体拒绝，对自我个体独特性的维护，也是在当代中国话语领域拓展新的空间。这使得‘边缘’绝非是轻松游戏的话语，而是在历史豁口或时代断层中伸展出的一种正当的自我身份确证和自我形象重塑的文化权利空间”。
二、 寻父之旅与现代性反思
非主流部落范文4
以“五胡内迁”为中心民族体育的变迁发展是民族民间体育变迁史的首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要求研究者回溯民族融合历程,仔细搜寻和体悟多民族杂居共处的诱因及其影响。从纵向的时序发展上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体育变迁是以“游牧化”为主线的。华夏民族原本肇始于五六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同时期或稍晚长江流域亦有中华先民的印记，最新的考古发现更是将这些时间节点不断前移。由于中国南北东西走向绵长，国土地域辽阔,在非主流的边远地区一直有游牧部落和小型聚居族群的身影。到秦汉时期，这种中原大国与边陲族群的交流、战和成为历史发展的添加剂，影响或改变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就生动地表现了赵国统治阶层深受周围戎狄部落的服饰文化影响，进而借鉴胡服优点改进骑兵作战装备,这成为中国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先声。两汉时期，中原汉王朝与周边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终以“和亲”为主流的和平交往方式替代了战争，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到东汉末年，由于中原王朝统治根基动摇，战争频频,少数民族部落不断南迁，开始大规模与汉族原住民杂居相处,民族融合空前加速。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统治时期，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晋书》记载，“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这一时期,南北方皆出现民族融合的现象，扩大了中华民族的内涵，调和了胡汉文化。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如后赵石虎曾发男女16万，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西晋以后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亦肇基于此⑴0在长期和战交错的历史图景中，北方游牧民族的彪悍风气与骑兵作战的快速机动优势大大影响着中原汉人的生活、心理和军事。《晋书?庾阐传》有载：“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较。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久而久之，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涉猎与格斗技击习气深深影响和融人了中原汉民族的生活场景之中，形成了融合发展的、具有复合化特色的中华体育风气。随着民族融合的加速，以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射箭、角抵、打猎等为特色的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加速融入中原体育活动之中。中原汉人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开始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少数民族基于宗教崇拜和祭祀而来的舞蹈、射猎等宗教体育活动也开始影响中原民族的日常体育活动。胡汉人民一起开展体育娱乐活动，大大丰富了古代中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和民间体育娱乐消费选择。射箭、马术、摔跤、柔道等竞技体育项目，都留下了中华民族体育融合发展的身影。
二、国都迁移与经济重心南移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
以“两宋移都”为例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各阶层体育娱乐休闲活动开展层次和频率的重要依据，尤其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情况下，有无足够的经济基础是影响各阶层人士参与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因素。政治格局则是决定体育活动外部环境的重要基础，决定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体育话语权。从古代封建王朝体育活动的开展背景看,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和官僚贵族的穷奢极欲,一方面是平民阶层的自娱自乐,形成r不同的消费层次和体育活动选择等级。同时,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将导致体育娱乐活动的迁移和兴亡。统观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变迁和经济重心移动，往往以国都迁移为重要依据和根源,是内外部复杂多样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环境影响和决定的,进而影响和决定了体育活动和体育理念的变迁。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北方变乱频仍,尤其是不愿接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和压迫的中原汉人，逐渐开始了南迁步伐’在中原汉人南迁的过程中，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南蛮”人群发生过较为普遍的族群冲突和斗争，最终妥协、融合在一起，部分不愿融合妥协的南人则开始继续南迁，乃至播迁南洋诸国。上述南迁的汉人群体,又以文人士大夫阶层最具代表性,如《晋书》卷65《王导传》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北地沧凉，衣冠南迁”。他们的先进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和体育文化理念也因此逐渐向南方转移,南方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化的新中心和经济重心。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生在两宋之际的都城迁移及其所引致的风气变迁具有代表性。两宋之际，原来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北宋遗民，扶老携幼，千里南迁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受战乱时局的影响以及对命运等问题的消极理解，虚无消极和及时行乐的观念形成一时之社会风气，对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市民追求现时体验,注重当前享受的风气与南宋商品经济发展相结合,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当地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如赵升在《朝野类要》记载有：“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习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今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路歧之辈。”路歧即是在广场街市、偏远乡村流浪卖艺者。《西湖老人繁胜录》也有载：“十三军大教场、教奕军考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阔所在，扑赏并路歧人在内作场，行士圣法……相扑，王宣弄面,打一丈方饼。喝涯词,只引子弟；听淘真，尽是村人。”在这种汉人南迁的进程中,北方中原地区的官僚士族与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南方土著居民相互接触和影响,呈现出颇具中国特色和地域复合特征的“南地(蛮）化”现象。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影响了南地的体育活动和项目变迁,南方体育日益中原化和统一化。如盛行于中原及北方民族的摔跤运动在南宋有了充分的发展，四水潜夫的《武林旧事》、灌园耐得的《都城纪胜》和无名氏的《西湖老人繁盛录》等，都对这一时期的相扑记载非常详尽。另一方面，南方土著的体育形式如耍龙、溜索（怒族）、独木舟、抢花炮（侗族）、爬花杆(苗族）等，逐渐影响了中原南迁人口的体育形式和活动习惯,这个过程又是与复杂的宗教冲突、生活习俗矛盾及民族和战相交叠的，其融合和接纳可谓来之不易。在长期的共处格局下,不同民族和地域人群之间，要么选择和平共处,要么选择规避远迁,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南地生活场景和体育格局,即相对于古代地域特色鲜明的新的“不中不南的新体育”，逐渐凝练出具有中华民族整体特征的全新现当代民族民间体育格局。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还有多次类似的经济重心变迁图景,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和改变了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源分布与资本流向，以致改变了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从而成为影响社会潮流、教育理念和体育娱乐活动的重要诱因。例如，在中国古代民间体育发展进程中,风筝和弹弓的发展曾经深为历代研究者所重视，世居江南的满族贵胄后人、文学巨匠曹雪芹就是风筝制作和放飞名家，其关于风筝制作的专书流传后世，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性、迁移性和家国特色。
三、社会变革、文化分野与体育风气变迁：
以“唐宋变革和文化内向”为着眼点在讨论民族民间体育融合变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关注到社会变革和文化分野对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这一重要话题，认为体育风气变迁与社会变化、文化分野具有重大而密切的关联。在此，初步从钱穆先生的《唐宋变革与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和刘子健先生的《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为切入点展开讨论。
1."唐宋变革论”与古代社会的平民化走向对民间体育的促动
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历来为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学者所重视和推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著名历史学者内藤湖南（即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唐宋变革论”。根据李华瑞、葛金芳、牟发松等学者的译介和研究,所谓唐宋变革论主要是指唐宋2个朝代，虽然是先后继起和互相关联的，但从社会风气、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国际交往等因素分析，唐代是中国中古时代的截止期，而宋代是近世中国的开端。内藤湖南试图通过其历史分期方法的解析和透视,说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革性发展。著名国学大师和史学泰斗钱穆先生曾总结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主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第37卷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当代著名史学家朱瑞熙先生指出，从唐代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它经历从五代十国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前共约800年时间。由唐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变化到宋代定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新面貌。宋代社会的新面貌表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其次是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以及风俗习惯均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再次是人民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里，以不同于以往的革命目标和方式进行阶级斗争。这一切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宋代社会面貌的生动图画。由此可见,随着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到来和民族、阶级压迫的相对减轻，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到了宋代始有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及其相应的消费、娱乐和休闲活动，人们的教育、宗教和文学艺术真正得到了普及和张扬,大众平等意识初步得以确立。这些情况无疑为民族民间体育活动和竞技娱乐活动的广泛开展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此外，由唐入宋的古代市民社会和富民阶层逐渐兴起和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古代社会体育娱乐与运动休闲风气,健身养生活动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作品仅有2幅：一幅是为海内外所熟知的《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北宋东京汴梁的市民社会场景；另一幅是《金明池争标图》（一般认为此图为张择端早期作品，另一说此图为南宋摹本），描绘了宋太宗赵光义在端午佳节到来之际,在皇家园林琼林苑中的金明池与民同乐，共同观赏军士龙舟竞渡、争夺锦标的胜景,这种统治者与市民共同参与观赏性体育活动的情境，充分体现了宋代开启的市民社会与市民体育的崭新图景。
2.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对民族民间体育的抑制
美国早期汉学家普遍把中国宋代类比欧洲近世社会,得出了与上述中日学者相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宋代市民社会的真正形成成为影响和改变后世中国文化社会面貌的基本依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刘子健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解读,他认为所谓宋代工商业的兴盛和富民阶层的崛起其实只是一种社会表象,与欧洲近世社会“形同实异”，本质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尤其是两宋之际出现的文化分野更是决定了后世中国社会与西方的发展脉络渐行渐远。北宋前中期,皇权受到以宰相为核心的廷臣团队的制约,皇帝和臣下形成了互为拱卫、相互掣肘的稳定格局；然而北宋后期屡被北方少数民族渗透侵扰’直至“靖康之变”的严重局面。这种情形极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的心理和军队、百姓的士气,进而对既有的宫廷制度和政治文化产生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皇权极大膨胀,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文化倾向于由“外王”而“内圣”，强调文化内向，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转向封闭和保守。自此以后，以科举为主导的文人社会掌控了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的话语权，传统武术和民间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习武之人被视为粗鄙之辈,民间体育项目多被讽作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这种文化对体育的压抑传承良久，危害不小,马球运动在南宋时期的式微便是一个例证。此后，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和体育文化的传承成为民族民间的自发行为，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政治支撑和足够的文化支持。
3.中国特色民族民间体育的曲折、独立传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关社会变迁和文化分野对古代民族民间体育的影响出现了内在矛盾的一面，即“平民化”和“文化分野”交叠的局面。这种民族民间体育变迁进程中的自在矛盾一方面内耗了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动力，使得中国民族民间体育发展落后于西方体育文化和项目的演进，造成了近代体育的西化;另一方面,矛盾又是事物变迁发展的动力，正是在矛盾斗争中，中国民族民间体育顽强地生存和传承下来，成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宝贵体育遗产,为中国体育的独立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平台。从上述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民间体育的发展演变,也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变迁进程一致，曲折而激扬，永远保持着鲜活动力和独有个性，百折不挠，历久弥坚。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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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与现代性，长期以来都是影视艺术创作和批评中所研究的焦点问题。如何在“民族”与“现代”两者之间有所作为，利用各种元素促进影片传播，达到审美的最佳效果，既注重影视的文学、艺术素质，又体现电影的现代精神，这是中国电影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笔者认为，《画皮》在中国电影民族性和现代性元素的运用和审美表现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一、植根民族文化，把握民族情结，展现民族风貌
在“民族性元素的运用及审美”这个方面，不少学者认为，陈版《画皮》“只不过是一部披着《聊斋・画皮》这张‘画皮’的古装爱情片”。我们知道，著名电影艺术家谢铁骊曾经结合自己的名著改编实践指出，“对于名著的改编，不仅要尊重名著的思想内容，更要尊重名著的艺术风格”。从这个角度看，陈版《画皮》在民族性审美表现上的确令人们不甚满意。笔者之所以仍谈及其“民族”的一方面，主要是看到影片在运用民族元素作为传播技巧和创新手段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民族性”之一：利用极富吸引力的经典民族文学形象激发观众高度的“期待视野”(der Erwartungshorizont)。
影片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改编。《聊斋・画皮》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故事，在一代代中国读者和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诚然，揭示真、善、美的意义和呼唤人间朴实无华而又至真至纯的美好真情是蒲松龄所要表达的终极意义，也是大众理解的作品本身的中心思想。但对于普遍的人们来说，他们深刻感知和常常绘声绘色讲述的更多是披着美丽人皮的食心女妖形象、离奇曲折发展的故事情节，最后才是质朴的人生道理。从此前的三部“画皮”电影――《画皮》(1966年版)、《鬼叫春》、《画皮之阴阳法王》的创作理念和传播效果可以明显得出这个结论。三张“画皮”都异曲同工地迎合了观众的好奇心理，利用各种影视手段渲染了“画皮”在大众心目中的刺激形象，增添了“画皮”的神奇色彩。《画皮》(1996年版)曾被列为“禁片”的事实、“解禁”时观众争相观看的现象以及观众对《鬼叫春》、《画皮之阴阳法王》的热度关注，都证明了“画皮”包含的真正吸引点。
“画皮”吸引性力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民族传统美学原则有紧密联系。我国传统美学原则“侧重于主观对客观的感受和在客体中的寓托、抒发，而不侧重于认识模拟。”在艺术方法上“要求更提炼、概括、凝练不以艺术形象的外在逼真为胜，而追求内在精神实质的把握。”《聊斋》文本中的“画皮”形象实质上是具有更多假定性，更重视在客观形象中渗透主观情感的艺术形象。之后的三部“画皮”电影都比较严格地遵循原著的精神和中国民族传统审美风格，着重在“画皮”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写意表现、主观表达、意境营造上做文章，本质上在观众心中留下的是一个虚化的、朦胧的、充满观众自身主观想象的“画皮”。于是，在提及“画皮”时，观众潜意识就形成了特殊的心理体验和心理感受一自觉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把心“悬”起来，自然而然地“怕”起来。
陈版《画皮》看到了“画皮”这个符号包含的特殊意义，取材于这个充满吸引力的民族文学题材，立足于这个中国老百姓再也熟悉不过而又意象朦胧的“画皮”形象，很好地助长并利用了观众对“画皮”的期待视野，站在题材特点优势的高起点，一开始就处于传播的有利地位。
“民族性”之二：弱化现代“恐怖色彩”，强化传统“母题”，增加民族传统人伦关怀分量。
陈版《画皮》虽然总体倾向于追求“现代性”，然而，它并非一味仿作西方现代恐怖电影，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用现代技术去表现恐怖与惊悚，而是冲淡了血腥恐怖的色彩，融入了抒情唯美的感受，把握住了传统“母题”，并把伦理关怀贯穿和渗透于影片始终。可以说，电影《画皮》的叙事与表现就是母题的一个“变体”。
看过《画皮》的观众几乎都这样觉得，看完影片之后的心理结果与观看之前的心理期待截然不同，观看进行时的心理体验也与自己事先预想不径一致。这是为什么呢?这并不完全是心理期待过高的原因，还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谈到的，观众的前期期待侧重在惊悚、神奇的初衷感受上，而陈版《画皮》真正的内核却是“爱情”。影片的情感追求与其说是“惊悚”，不如说是“感动”。影片对“人、妖之爱”的表现远远超过对“妖”和“灵异事件”本身的描绘，这是陈版《画皮》追求民族传统人伦关怀的重要表现。
“民族性”之三：丰富再现中国秦汉古代风貌。
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晚期，因此，许多改编自《聊斋》的影视作品都把时代背景定位于明朝晚期。陈版《画皮》却另辟蹊径，大胆地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上溯搬运到汉朝。秦汉时风，西部大漠、沙匪部落、西域异域风情、古时征战、精致的东方古代建筑和游牧民族……这些扩充的具有时代风味的影像场景符号将中国古代风貌展现和描绘得更加丰富。正是这些西域风情、部落征战，不仅让汉民族人物，汉民族文化和汉民族风情出现在银屏中，创造性地为影片增添了其他“画皮”作品绝无的“民俗”、“民族”景观，在细节上，镜头对城邑院落、秦砖汉瓦、盔甲刀戟的展现和特写，更让人领略到久违的秦汉遗风。
二、在现代中表现，在现代中解读，在现代中升华
当代电影大多受到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语境中的现代化探索、前进与发展，体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显著、特别与丰富。电影的现代性变革与发展本身就是社会意识随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内在要求。
“商品化”社会中的现代性电影，“强调内心的真实、艺术的想象和形式上的出奇制胜”，以蒙太奇作为叙事语言，表现而不是再现生活，“通过表演、剪辑、化妆、灯光、布景等一切人为因素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们在理解电影的现代性问题时，既应该看到形式上的现代审美特征，也要顾及内涵中的现代意识。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来分析陈版《画皮》现代性元素的运用及审美。
“现代性”之一：奇幻想象与特效技术的珠联璧合造就了魔幻特征。
对于现代科技的乐观态度是现代影视艺术乐观主义的表现方面。在“数字技术使电影的技术、艺术表现手段都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像素蒙太奇这个新概念被提出来，它的作用“就是使电影在艺术和视听效果上能够更好地表现”，是现代魔幻电影诞生的直接动因。
陈版《画皮》借鉴了《指环王》的制作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实地取景拍摄。在实景的基础上，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想象设计，把 画面中的像素作为基本单位进行蒙太奇创作，展现出大量立体生动、视觉绮丽的场景。如影片高对比度的色彩，高明度的黄色光线都是后期特效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影片继承了以往“大片”的一贯风格，强化色彩，强化声音，将民族神奇故事用绝对现代化的方式讲述给观众，引起充满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觉效果而让人们津津乐道。
“现代性”之二：人物角色设置的创新性和人物语言表现的娱乐性、戏剧性。
在之前的传统版本“画皮”影片中，“道士”或者“僧人”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或称“降妖道人”或称“除魔高僧”的人物，增加了王生和画皮女妖之间的关系点和逻辑线，推动着故事情节在更广阔空间的发展。
陈版《画皮》最为创新的特点之一，就是将传统常规思维中必须由道士或僧人来完成的任务分解到了更加特别的人物身上――武士庞勇和和降魔者夏冰身上。这一男一女的“武士加降魔者”组合以及用剑杀人取心的“剑客”蜥蜴精，颠覆了中国传统神话人物形象，成为更令现代观众接受的角色。
充满现代感的人物语言是影片“现代性”的重要直观表现，是获得观众笑声和掌声的重要部分。影片语言的现代性体现在：一是语言内容包含或隐喻强烈的现代意义。二是独自或对话形式极具搞笑喜剧性、戏剧性、娱乐性。例如，降魔者夏冰出场时发生在酒肆门口的一幕：
小二：爷，请您到我们掌柜那儿先交个定钱吧。
庞勇：我连马都留下了，难道没有定钱给你吗?
小二：呃，好好好……
庞勇：小儿，别忘了把我的马喂好啊!
小二：客官，请您先交个定钱吧。
夏冰：我连马都留下了，你还什么不放心的?
小二：呃……得了您的。
夏冰：好好照顾我的马!
“美女，你饿了吧?你想吃什么?”(沙匪头目对小唯)、“你真的很恶心”(小唯对蜥蜴精)、“我从没怀疑你是妖，我肯定你就是妖”(夏冰对小唯)、“她是妖，我一定会杀了她，但作为丈夫我怎能放弃?”(王生对众人)以及“不要再摇啦。不死也被你摇死啦。打了这么久，我不累啊，啊?”(庞勇对夏冰)……有的直接运用现代语汇，有的对一些大众熟悉的话语变形，有的明显是在调侃……这些对话语言无不包含着现代意味。
“现代性”之三：现代动漫艺术思想成为影视创作的基本元素。
前文提到的一男一女的“武士加降魔者”角色的设置，就是结合现代动漫艺术思想的典型。对于在动漫小说和现代传奇中长大的年轻观众，如当下的“80后”、“90”们，具有动漫色彩的影视作品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同时，陈版《画皮》，包括近年来“国产大片”的主要人物造型、性格和行为方式都渗透出动漫人物的洒脱、帅气、时尚的特点。
当小唯问及被送回家的庞勇“是谁”时，影片通过王生的回忆向观众介绍了庞勇这个人物。这个回忆片段采用黑白画面，特意用了“色彩强调”的效果，只有全片的代表色――“黄色”才作为彩色显示出来出来，并且仅在旗帜、庞勇身上(主要是面部和武器上)突出出来。同时，对庞勇杀敌动作进行加快、减慢、定格处理，达到另类、非主流、反传统视听觉效果，令观众感受到这简直就像是一部动漫电影。
“现代性”之四：“现代意识”在戏里戏外彰显。
作为现代电影的核心的“现代意识”，是“影片内涵所包含的现代主题以及通过这一主题所呈现出来的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陈版《画皮》中，这个经典的聊斋故事被注入了现代意识，像是一部婚姻、情感大戏。影片中的邪恶势力并非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厉鬼，而是渴望爱情而得不到，只能诉求于“占有和报复”这样一种极其现代的情感。并由这种情感引发出精心设计的阴谋手段。为了彻底占有王生，让其不会对妻子抱有任何怀念，小唯不惜让佩蓉喝下致命的妖毒，将所有的“罪恶”都转嫁到佩蓉身上。从象征的角度来说，影片中的王生、佩蓉和小唯都早已中了爱情的毒，隐喻着他们要面对的现实道路。
跳出“古典故事题材”的前提意识，如果我们用“由于第三者插足导致一个家庭(家族)的风风雨雨”来概括整个故事，似乎也非常贴切。这样来看，其现代性不言而喻。
王生、佩蓉和小唯之间实质上就是“三角恋爱关系”。放在古代中国，王生把小唯收为妾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完美解决。可是编剧没有让王生选择这条路，影片表现的难道不正是现代人可能面临的感情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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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音乐人类学；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3-0018-04
音乐人类学是借鉴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音乐进行的研究。音乐人类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着重研究当下活动着的音乐现象，即强调共时概念上的研究，而非历时性的讨论。在具体的音乐活动中，特定的审美价值和特定的象征意义在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间是完全不同的。对人类音乐文化的研究和理解，加深了我们对人类音乐创造、音乐表达以及各种社会文化行为实践体验的了解，并使我们在人类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学会运用音乐去适应、调整和转变自身的状态。因此，了解音乐人类学，揭示其对音乐教育的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音乐、教育及其与幼儿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而改进音乐教育的实践。
一、音乐人类学的理念
音乐人类学既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它运用一般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来研究人类音乐文化，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音乐，主要研究音乐概念、音乐文化、音乐行为和音乐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1〕在此，我们从音乐观、文化观、学习观三方面对音乐人类学加以解释。
1．音乐人类学的音乐观
（1）音乐话语方式的转变：由科学、理性到经验、感性
西方传统学院派观点认为，音乐是一种在时间中的声音艺术，它在有意义的形式中表达思想和情感，这种形式包括节奏、旋律、和声和音色。长期以来，我们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的理解都遵从这种观点。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则提出了相对通俗的音乐概念，即音乐包括声音概念行为。“声音”既包括有规律和周期振动的声音，也包括没有固定音高的打击乐和各种装饰性晦涩的非乐音。“概念”则涉及“无限的音乐类型从文化方面体现的一种精神生理学推导”，这种推导一旦脱离“人的行为”或者“音乐行为”，便会失去音乐的意义。〔2〕这种对音乐的全新界定，揭示了声音的生活性、复杂性、多样性、文化性和情境性；与此同时也试图颠覆以往运用声学来界定和品评音乐的单一模式。
此外，音乐人类学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接纳和包容各民族及其不同风格的音乐形式，将一些少数民族不成调的、非主流的、自发的音乐行为带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希望打破“西方”与“非西方”的音乐界限，摒弃所谓的音乐共性，尊重不同音乐形式的特殊表现，以一种更为多元、动态的视角来审视音乐。
（2）音乐人的转变：由接受者到制造者
多元的音乐概念使音乐不再是懂音乐、会音乐人的专利，音乐人也无需具备所谓的艺术技能、专业素养。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音乐，都能创造出音乐。音乐人类学家布莱金的一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观点：“音乐是人制造的，不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音乐家，还是非洲部落的土著人，都是人类的一员，都是音乐的制造者……”〔3〕这里，他强调的是“非西方”、非主流的音乐人群，他们是自己音乐的制造者，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创造着自己的音乐。此外，这里所说的音乐是“人的音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没有直接严格的界定。也正是基于此，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成为音乐的制造者。
2．音乐人类学的文化观――从文化中的音乐转向透过音乐研究文化
音乐中的文化问题涉及许许多多的方面，由于个人经历、所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人们对同一音乐会有不同的理解。音乐人类学注重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各种音乐行为，试图通过对音乐的理解来透视和观照文化，在文化中找寻音乐的意义，以此使各种音乐在文化意义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融通。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音乐的内涵是不同的。“在许多文化中是没有音乐概念的，事实上世界不同文化以许多不同方式进行声音世界的分类……对于我们来说是鸟叫的东西，在非洲某一文化中可被认为是音乐，对于我们来说是音乐作品的东西，在其他区域被看作是非音乐的操习模式。因此，一种声音是否是音乐是由一定社会范围的语境来确定的。”〔4〕可见，音乐人类学已经抛弃了以欧洲文化历史为标准的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开始对各种文化中的音乐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并从音乐这个切口去了解多元文化。
3．音乐人类学的学习观――音乐学习由学习转向习得
习得这个术语首先产生于语言学，所谓“习得”是指学习者通过与外界的交际实践，无意识地吸收该种语言,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流利、正确地使用该语言。而“学习”是指有意识地研究且以理智的方式来理解某种语言（一般指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的过程。音乐人类学对于各种概念、行为的习得则是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讲的。文化传承的过程可分直接学习和间接学习两种，而习得作为一种特殊的学习方式和社会化方式，有着其他学习所不具备的优点：强调个体通过在环境中的浸润自然地吸收、模仿直至掌握某种知识或技能。“在新几内亚的村庄中，四五岁的孩子坐在鼓手们和乐器旁边，不厌其烦地随着乐队一起击鼓直到结束，这种开放性的接触和无害羞的模仿将伴随很长时间。”可以说，这种口耳相传、模仿、练习等随意的方式以及高度背景化的学习方法，使一切行为的发生都显得自然而然。
让―罗尔・布约克沃尔德在《本能的缪斯》一书中也谈到：“学习的行为必须是缪斯性的，儿童的审美体验与其智力的发展必须不断地、有机地交织为一体，这种交织应该是真正自发的和不动声色的创造……我完全相信，经常由可爱的父母或哥哥姐姐读书给小孩听，这种体验将会比学校教育更为有效地把一个六岁儿童引导到书本上来。”〔5〕可见，这种原发性的学会而非教会的音乐、故事，是接近自然的、随意的、能被每个人学会和体验的，也是适合儿童的。因为它更关注个体对音乐的最基本的感受和体验，而且这种感受和体验的获得不是依靠外在的知识灌输、技术训练，而是通过个体的亲身参与，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然习得的。
二、音乐人类学对幼儿音乐教育的启示
1．以开放的视野接纳幼儿的音乐表现
儿童天生就有热爱和探索音乐的倾向和冲动，他们听到富有节奏的音乐就会用手拍节奏，合着节奏做动作；即便没有音乐刺激，孩子们也常常敲敲打打，以各种方式探究声音；孩子在游戏、绘画、独自无聊时都会时不时地或兴高采烈或轻声细语地哼唱几句，随意地扭动几下……在一些教师看来，孩子的表现似乎显得有些小儿科，不登大雅之堂。殊不知，这些音乐行为恰恰是儿童探索世界、了解声音、体验音乐的原发表现。儿童的许多音乐行为和表现都具有类似非洲音乐的原生态性，即崇尚生命之态、原始之态、自然之态，这也是儿童音乐表现的三大特征。可以说，在这种音乐范畴下，没有过多音乐技法的束缚和约束，有的是孩子基于艺术本能而自然生发出的音乐表现。对于幼儿来说，“他们并不是以规范的方式去学习和运用音乐的，他们不能等到‘上音乐课的时间’才去唱、才去创作、才去跳舞、才去听音乐”。〔6〕他们的音乐是在生活中以个体化的、个性化的方式得到体现的。所以，教师要正视、尊重、理解幼儿的各种音乐行为，以开放、多元的心态去接纳幼儿在不同情境下的音乐表现。在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幼儿到底在干什么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干涉和阻止。当然，如果幼儿的这种行为已经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和班级秩序，教师也不能放任。在进与退之间，看似相差一步，结果却大相径庭，一次肆意的干涉很有可能破坏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音乐表现和创造。
2．鼓励即兴创编等创造性音乐活动
儿童作为相对弱势的个体，他们的音乐创造的能力极易被忽视。在以往的音乐教育中，我们过分注重儿童作为受教育者的音乐接受能力，而忽视了在音乐体系中儿童作为有着自己独特思维、意识的个体的音乐创造的能力。一切原始形态的艺术活动都带有自发性和创造性，那么，幼儿能否创造音乐，创造艺术呢？音乐创造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但从创造的本质意义上说，幼儿的音乐创造和大师的音乐创造具有同等意义、同等价值。奥尔夫认为：“我追求的是让学生自己奏乐，让学生通过即兴演奏设计自己的音乐……”〔7〕当然，奥尔夫是从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主动性这个角度来说的，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对幼儿作为音乐主体的尊重。因此，如何做到让孩子自己去寻找、发现、体验和创造音乐，变得尤为重要。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尝试为幼儿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原始素材：简单的音调、节奏、动作等，通过创设适宜的情境，展现生动的范例，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在此基础上，引导幼儿在集体创作的氛围中感受音乐，并根据自身的情况即兴创编歌词或舞蹈；用自创的图谱和符号来记录自己的音乐，或将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感受用线条、图画表现出来。教师还可以启发和鼓励孩子用歌唱、舞蹈和演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使音乐成为孩子的另一种语言。可以说，我们不一定要教给孩子多少音乐技巧，但一定要给孩子自由表达的机会，让孩子敢于创造、乐于表达，尝试用多种音乐表现手法自编、自创、自演，从而最大限度地挖掘幼儿的音乐潜能，尊重幼儿作为独立的音乐创造者的价值。这样做也可以避免因教师授、灌输而压抑幼儿音乐本能的情况。
3．从音乐的视角体察、理解、尊重儿童文化
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趋向是通过对音乐的理解来透视和观照文化，我们可以把音乐作为理解、审视儿童文化的窗口，从中找寻儿童文化的意义。我们知道，儿童文化和化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儿童文化是儿童所特有和共有的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心理特点和世界观等，它是儿童自己在其中决定其标准和价值的文化。与化相比，儿童文化是整体性的、艺术的、感觉的、热情的，充满了想象和创造。可以说，它和化有着质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用化语汇中的音乐概念来比照儿童文化中的音乐，而应当在儿童文化的背景和语境中分析儿童的音乐表现，体察儿童音乐的意义，品评儿童的音乐能力及音乐表现。我们常常听到有些幼儿园教师这样说：“我真不知道这些孩子唱的、跳的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其实，我们成人说孩子的音乐没有什么意义、一点也不美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早已潜移默化地把音乐的意义灌输给了我们，教师的话语权已经延伸、渗透到音乐语汇中，这种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霸权，恰恰阻碍了我们对儿童文化以及儿童音乐的理解。作为教师，如何实现音乐教育与儿童文化的融合，即立足于儿童文化，尊重儿童文化，充实儿童文化，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4．为幼儿营造音乐化的生态环境
陈鹤琴认为，大凡健康的儿童，无论游戏、散步或工作，他们都本能地爱唱歌，善于表现音乐的律动。儿童的生活离不开音乐，我们应当用音乐来丰富儿童生活……使儿童无论在学习、劳动、游戏时都能意志统一、精神合拍、精神愉快，使儿童生活音乐化。〔8〕其实，上面的论述不仅讲到了儿童具有本能的音乐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应当据此为幼儿提供一种良好的音乐氛围，创设音乐化的环境，使儿童的生活音乐化，让他们沉浸在音乐之中，这样才有可能唤醒儿童的音乐意识，激发幼儿的音乐表现积极性。因此，音乐教育不应只局限于有限的课堂，而要延伸到课外的各种活动中，在做操、户外活动、休息时都可以有选择地播放不同类型的音乐，让幼儿像习得母语一样，在音乐的熏染中自然地习得音乐，帮助他们积累音乐经验，鼓励他们学习用音乐思考，这样幼儿才能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音乐潜能。当然，这里所说的习得并不能取代教师组织的音乐教育活动，我们强调的是通过音乐环境的创设，丰富幼儿的音乐经验，加深幼儿的音乐体验，让幼儿在音乐的氛围中愉快地习得和创造音乐。
参考文献：
〔1〕新的学科：音乐人类学〔EB/OL〕.〔2006-01-25〕.省略.
〔2〕〔3〕〔4〕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10-1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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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尹爱青,曹理,缪力.外国儿童音乐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