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杜甫的诗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杜甫的诗范文1
1、杜甫以诗歌记录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如同一部历史一样，尤其是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在他的诗中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他的诗歌可以视为历史，可以佐证历史，可以弥补历史，所以被称为“诗史”。
2、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来源：文章屋网 ）
杜甫的诗范文2
关键词：中和之美 怨而不怒 和而不同 水火济济 集大成
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的中和精神。无论是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从选择的诗体形式看，从有意使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看，还是从继往开来的诗史意义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诗在表达感情时体现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纯正。杜甫不但“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而且发展了儒学。莫砺锋说：“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1]（P12—13）生活于离乱艰难之际，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显示了忧国忧民的博怀。王安石笔下的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杜甫画像》）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极端痛苦中，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名句，但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2]（P453）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3]（P236）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4]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杜甫笔下，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第一次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他能让这些诗体“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意使用过这么多的诗体，他同时代的人也无人做到这一点。但在他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做到了这点，这正可以看出杜甫的巨大影响。
其三，杜诗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表现看，杜甫的诗歌充满着矛盾，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其实不是矛盾，是杜甫在有意追求对立面之间的互相统一。杜甫把许多相反相成的矛盾放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歌整体上更加具有“水火济济”之美。
在诗歌语言上，杜甫一方面非常注重读书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诗歌不但使用典故很多，而且达到了用典不啻口出的境地，如其《兵车行》中的前两句“车辚辚，马萧萧”竟然都是使用《诗经》中的句子。这一点后来被黄庭坚夸张为“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杜甫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事实上他长于自铸伟词，创造出许多精练生动的句子。如对其《登高》一诗，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分析说：“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5]（P215）。但同时，他又主动采用民间口语，如“三吏”“三别”直接让人物自己说话，中间不乏这样的语言。元稹说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其二）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对他的这类语言评价很高：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6]（P450）
三者之中，不仅使用典故和自铸伟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二者与家常语也构成一组对立的矛盾。
在诗歌技巧上，杜甫说自己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另一方面又“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表面看来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其实这两者又是统一的。黄庭坚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7]（P471）朱熹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当处便押一个韵。”“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8]（P3326）乍一看，这些说法差别很大，但都承认了杜诗“浑漫与”的一面，其不同在于，黄庭坚是一流的大诗人，他看到了其中“诗律细”的一面，认为其中有“大巧”，是“平淡而山高水深”；而朱却认为是老杜的诗歌水平退步了。程千帆、莫砺锋《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认为，杜甫晚期今体诗在格律方面，有意打破平仄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绝句多对仗；律诗对仗灵活而不拘滞。[9]（P87—90）这些特点，使得其诗歌显得似乎不那么工巧，而更有古体诗的那份灵活，但其实又都是“有意”为之，这正好揭示了杜甫晚年的诗歌是有意把“诗律细”和“浑漫与”中和统一在一起的。
即使单纯从诗歌中感情的表达方式来说，也体现了对立统一。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饱含非常动人的感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滕王亭子二首》其一）等等。在这样的诗歌中，作者以己为诗中主人公，感情直接抒发。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却让自己退到一边，仅冷眼旁观去记录所看到的东西。如《丽人行》只写外戚的春游时的奢华和气焰，作者未有一句可否；“三吏”“三别”干脆直接让诗中人物自己说话，作者主要是像史官那样记录而已。在上面所举的这些诗歌中，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抒情的方式而已，前一种表达较显露，后一种表达较隐秘。
其四，杜诗是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集大成”。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诗歌成就，“转益多师是汝师”，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唐元稹《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已是“集大成”的意思。以上两个说法主要从杜甫博采他人之长的角度提出，而其诗歌的创造性也非常突出。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一文认为他有十项开拓。[10]（P48）
于唐代，杜甫是最善于学习的，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诗人，他是中国诗人中能够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他本人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风格。据《遯斋闲览》载，王安石曾经拿他和李白比较说：“白之歌诗，……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11]（P37）
杜甫的“集大成”，特别是他的风格多样性给后人开启了许多不同的学诗法门。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叶燮《原诗·内编》曰：“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戛，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先河。”他们的说法虽不同，实质并无区别，都强调了其对后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对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前人从不同的方面多所阐发，其中明人胡应麟说得最为全面：“大概杜有三难：盛极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既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12]（P91）
杜甫的诗歌显示了多方面的中和特点，这是他高于所有的唐代其他诗人的地方。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成熟期，宋型文化最富于中和精神，宋代诗歌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于中和之美的。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杜甫最终成了宋诗的榜样，实在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释：
[1]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2][6]张戒：《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岁寒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胡小石：《杜甫小笺》，江海学刊，1962年，第4期。
[5]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集》（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9]程千帆：《被开拓的诗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0]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的诗范文3
关键词：沉郁 顿挫 忧国忧民
杜甫是唐代律诗的集大成者，他采用以古入律的写作手法，将比兴与声律结合，并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加以提炼，最重要的是，他在诗歌当中融入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最终铸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沉郁顿挫。
“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总体的艺术风格，也是他自己提出来并被历代所公认的诗风。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在这里，我们分别叙述沉郁顿挫形成的原因并结合具体的律诗进行说明。
首先，之所以形成“沉郁”的特点，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杜甫生世艰辛，才有机会一步步的走向人民，从而将残酷的社会现实折射在他的诗歌当中，使之具有深刻性和厚重感。二是因为杜甫的个性，子美常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在当时安史之乱的特定背景下，又不免多忧愤、凄苦之情。同时，他又将此种心绪借助比兴手法化的广远而深曲，所以不免使得诗歌悲壮苍凉而又深沉内敛。可见，杜甫沉郁的风格正是源于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祖国的热爱，如名作《新安吏》有云：“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有母送”描述出母子生死别离之恨，“独伶俜”又是茫茫然的无堪告语。青山脚下，白水东流，水流呜咽，和人们的哭声搅成一片。再用一个“暮”字烘托出悲戚的背景。《垂老别》有云：“数值十四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分明是“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却仍要知寒问暖，从而更深入的写出了老夫妻间的相怜相惜，更加说明天下百姓的无辜。另外一首名作《春望》，乃是杜甫身陷长安时所作：“国破山河在，……浑欲不胜簪。”诗人是在怎样一种心情下写出的“国破”呢，山河虽在，却物是人非。城春草木本是春意盎然的描写，此时却成了增添国破家亡之感的景物了。一个“深”字令人满目凄凉，面对乱世离别之景，花落泪，鸟惊心，花鸟本是春光里娱人之物，此时却变成了撩人情绪的种子，由此，诗意变得更加深沉。
其次，之所以形成“顿挫”的特点，原因有二：一是杜甫独到的艺术表现力，主要表现为对诗歌语言的精心锤炼。如名诗《蜀相》有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概括了隆中对，“两朝”概括了出师表，“老臣心”一面表达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思想，也表现了杜甫千回百转的心情。二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读书仕宦之家，从小接受儒家用世的教育观影响，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人生的基本准则，在同情民众的同时，却又必须“忠君”，而这双方的矛盾注定使杜甫在矛盾中挣扎。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则表现为常常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极有力度却又戛然而止的涌动。如《新安吏》有云：“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在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人们极深切的同情，同时，他也指出：民众已经被逼到了绝路，是否还有义务为朝廷做出牺牲。但就在此时，诗人却陡转方向，写出“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的诗句，足可见其心中的矛盾。他“忧国”却不能因此而逃避事实，“忧民”却又不能背弃王朝的利益，这种矛盾而痛苦的感情在诗中就形成了欲罢而不能的脉流。
杜甫在诗歌领域的巨大成就，不仅源于他对文学技巧的不断探索与追求，更重要的是他心怀天下，眼见国家破败，百姓流离，自己却已日近西山，力不从心。如此巨大的矛盾与落差融入在诗歌当中便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可以说历史成就了杜甫，而杜甫也成就了经典。
参考文献：
[1]傅庚生，傅光.杜甫论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34页.
[2]王抒凡.论“兴寄说”与杜甫“沉郁顿挫”诗风[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34―35.
杜甫的诗范文4
关键词：《沧浪诗话》 《原诗》 杜甫论
杜甫论，在我国唐以后的古典诗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严羽的《沧浪诗话》和叶燮的《原诗》都推崇杜甫的诗歌。本文试比较《沧浪诗话》和《原诗》中的杜甫论，以求教于方家。
高度推崇杜甫的诗歌为“集大成”、“诗入神”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宋中后期一部重要的论诗专著，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其中论及杜甫及杜诗的文字有二十五条。
叶燮一生最崇拜的诗人是杜甫。他把自己的一间房子叫做“独立苍茫处”，名字取自杜甫《乐游园歌》里的最末一句：“吸立苍茫自咏诗。”叶燮自号已畦，他把自己的文集称为《已畦集》，诗集称为《已畦诗集》，亦与杜甫的《废畦》诗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因为叶燮最推崇杜甫，所以《原诗》里讨论得最多的诗人，就是杜甫。《原诗》的三大部分――诗歌正变发展论、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都有一些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
不管是《沧浪诗话》还是《原诗》都极力地推崇杜诗，甚至将其神化，这是《沧浪诗话》与《原诗》杜甫论的共同之处。
《沧浪诗话》言：
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
少陵诗，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论诗以要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前者李白、杜甫并举，从他们的诗歌对于后学者来讲，赞誉杜甫诗歌动见规矩，有路可通，所以虽然是李杜并举，但是却更倾向于杜甫；后者就直接略去了李白，并单独评论杜甫的诗歌“自得之妙”，并给以“集大成”的盛誉。所谓的“集大成”，就是诗之上乘者无所不包、无所不精。杜甫的诗歌就是严羽所推崇的唐诗“第一义”的典范之作，杜甫的诗歌就是诗家中的至高无上的皇帝，是论诗的标准。论诗就是要以杜甫的诗歌为准绳。
再言：
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
严羽在此并论李杜，也把杜诗标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它至高至极，各方面都难以复加，是人所不可企及的。
在《原诗・内篇》中，叶燮谈道：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稚，六朝之藻丽浓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之者乎!……杜甫之诗，独冠今古。
这段文字指出诗歌艺术发展至杜甫而成为一个顶峰，杜甫是集合汉魏六朝及后代千百年之诗人于一身的最伟大诗人――“集大成”者。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杜甫不但上承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浓纤、澹远韶秀，并且下开后代诗人奇、雄杰、流利、轻艳等风格。后代的著名诗人，只不过是得到杜甫某一方面的特长而已，他们的成就不能与杜甫比肩。
《原诗》又言：
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
叶燮说杜甫是“诗神”，杜甫的诗歌登峰造极，无可比拟，是优于百家的“集大成”者，是成“一家之言”的诗人，是由“圣”而“神”的诗人。
《沧浪诗话》赞誉杜诗时，以李杜并举，《原诗》标举杜诗却独挺杜诗
不管是《沧浪诗话》还是《原诗》都推崇杜诗，认为杜诗是诗歌的“集大成者”，诗歌能“入神”。但两者在赞誉杜诗的力度上是不一样的。
《沧浪诗话》言：
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
次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
以人而论，则有少陵体、太白体。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在严羽看来，李杜诗歌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犹如两朵美丽的鲜花，盛开在唐代诗歌的百花园中；李杜共同作为盛唐诗坛两座高峰、双子星座，双峰对峙、巨星互映，评论其诗不能用“优劣”加以衡量。严羽以为李杜二集是学诗之人入门正路，是“枕籍观之”之作，是“熟参”之作。严羽认为，诗之致即“入神”，而能达此境者唯李杜二人：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
在严羽看来，李杜都达到了“入神”之极致境。所以在《沧浪诗话》中，不管是在诗辨还是在诗体、诗评中，严羽在赞誉杜甫的诗歌时，总是李杜并举。
在《原诗》中，叶燮却是独赞杜甫。叶燮认为在诗歌的正变发展论中，认为杜甫在千古诗人中是“诗神”，在诗歌的发展变化中，只有杜甫一个人的诗歌能够“变化而不失其正”。杜甫处于唐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变迁之时，他作诗能够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变而“自成一家”，由“自成一家”而为“集大成者”而为“神”。杜甫在众诗家中是超出百家，由“圣”而“神”的“集大成者”，是能变而循其“正”的伟大诗人。“诗圣”杜甫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整个时代，成为诗歌发展史上可以和《诗经》具有相同地位的“标杆”，所以叶燮感叹：
统百代而论诗，自《三百篇》而后，惟杜甫之诗能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
能与《三百篇》相提并论，所以叶燮独赞杜甫诗歌也就不言自明了。
《沧浪诗话》赞杜诗的“集大成”仅是承前，而《原诗》中的“集大成”不仅承前，而且启后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杜甫的诗歌为“集大成”之作，就是看到了杜甫诗歌在继承、发扬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创造了唐诗的“自得之妙”。
而叶燮的杜甫诗歌的“集大成”之说，即指出杜甫诗歌对前代的继承：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稚，六朝之藻丽浓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
又点出了杜诗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之者乎!……杜甫之诗，独冠今古。
叶燮是把杜甫作为诗歌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来认识的。对于杜甫的这个定位，源自于叶燮对古往今来诗歌发展的兴衰正变规律的认识。在叶燮看来，诗歌的发展是一个由“正”而“变”、正变相续的发展过程：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
所谓“相续相禅”是指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踵事增华、争新竞异、盛衰更迭的过程。杜甫的诗歌就是诗歌发展过程“相续相禅”中间重要的一环，它不仅承前，“自得一家之妙”，而且启后“甫无以不为之开先”。
综上所述，《沧浪诗话》和《原诗》都赞誉杜甫，推崇杜甫诗歌为诗歌的“集大成者”，然《沧浪诗话》赞誉杜甫诗时李杜并举，“集大成”也仅是承前，而《原诗》在推崇杜甫诗歌时却是独赞杜甫，“集大成”不仅看到了杜诗的承前，而且看到了对后代诗歌的开启之功。
杜甫的诗范文5
公元759年东，杜甫为了躲避“安史之乱”，携家眷入蜀，寄居在古草堂寺中。次年初，在浣花溪畔建造了茅屋即草堂。杜甫在此居住了三年又九个月，创作诗篇近250首，很多都是我们现今信手拈来的熟悉诗篇。草堂在杜甫离开蜀地之后曾一度荒废。直至五代时期，韦庄寻得草堂旧址，由此建成了第一座由伟大诗人杜甫的故居发展而来的纪念性建筑。后又经过宋、元、名、清多次修复扩建，最终演变成集纪念性质和诗人故居为一体的园林建筑。同时也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其文学价值由此确立。杜甫草堂是建筑诗性与文学诗性的合璧，草堂承载着文学，文学传扬着草堂。
一、杜甫草堂建筑的文学诗性
杜甫草堂从建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将传统园林和诗歌、书法、绘画完美结合的纪念性建筑，传承着我国古典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筑的命名大部分取自于杜诗，草堂的匾额和题对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匾额两侧的楹联有些也是后人根据杜诗而写。整个园林笼罩在杜诗的精气神之中。同时茅屋以杜诗为依据而建造，重现了诗人故居的原貌，营造出浓厚的诗意诗香。
1. 正门
在进入草堂正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白墙黑边由砖而砌，将草堂建筑群与郊野隔开，形成一道屏障，增加了景观的纵深感，如同文学创作中“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正门两侧的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取自于杜诗《怀锦水居止》。杜甫所建的茅屋，正好位于万里桥的西边、百花潭的北边，这两句诗暗指了草堂的地理位置，与今天的草堂位置吻合。进入草堂的正门，庭院根据杜诗营建，小桥林立，碧水萦回，古木参天，葱葱郁郁，营造出了杜诗中“浣花溪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的诗意意境。置身其中，模糊了时间的边界，仿佛昨日重现。
2. 大廨
大廨是草堂轴线的第二重建筑，为敞厅式，以左右月洞门与东西两侧的回廊连接，形成一个相对均衡有序的空间。“廨”，即宫蜀，是古代官吏办公之所。虽是此意，里面没有却布置任何办公的用品，取而代之地放置了一尊诗圣的雕像。雕像身姿单薄，神态沉思苦吟，向天长跪，仿佛在悲诉着黎民百姓的辛苦沧桑，杜甫郁郁不得志却心怀苍生忧国忧民的一生霎时再现眼前。其大爱情怀在空旷的敞厅中回响，感人至深。大廨内的几幅对联与雕像呼应，“杜陵落笔伤豺虎，爱国孤悰薄斗牛”、“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高度评价了杜甫的爱国爱民的伟大情操，是后人的崇敬与俯首。
3. 诗史堂
诗史堂是草堂轴线的第三重建筑。“诗史”出自于唐人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被誉为“唐朝微缩的历史书”的杜诗，展现了唐朝的衰荣更迭，披露了民间的辛酸疾苦。因而在清朝重建时，便将这座建筑命名为“诗史堂”，以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及其他的诗作。堂内有很多对联极具历史文学价值。“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题，上联说草堂永存后世，受人瞻拜，下联指诗圣流传千古，受人敬仰。“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由沈寿容和彭毓崧合撰。其中，“南来寻丞相祠堂”出自杜诗《蜀相》中的“丞相祠堂何处寻”，丞相祠堂即指位于成都的武侯祠。“一样大名”化用杜甫《咏怀古迹》之五中的“诸葛大名垂宇宙”。下联中的“襄阳耆旧”语出杜诗《遣兴》五首之一中的“昔日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联中末句则出自于晚唐诗人罗邺的《雁》“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这两联将杜甫与诸葛亮并说，借杜甫对诸葛亮的赞美高度颂扬杜甫，同时慨叹了杜甫壮志未酬难会故友的愤懑。
诗史堂也是过厅式建筑，中部设置杜甫铜像，除中部留为进出口外，其余部分均以砖砌成半桩台，其上安装花窗做装饰性封闭，形成框景效果，意境甚美。杜甫的铜像背对天空，因明暗对比而愈发清晰，远远望去，诗人在那里自顾自吟，在向世人诉说着什么，开场的空间是他的听众。建筑的虚实空间对比成为这幅美妙的剪影画的烘托，诗情画意氤氲而来。
4. 柴门
柴门是草堂轴线的第四重建筑，原是指杜甫应在草堂时的木薪院门，其取名于杜诗“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江涨柴门外，儿童抱急流”等。门前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是明人何宇度所撰，改自于杜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上联将“岂”改为“信”，下联将“漫”改为“犹”，将诗人的自谦转为不朽的赞美，十分巧妙。
现如今柴门是一座过厅式建筑，体量在草堂中是最小的，可谓简朴，似瘦如柴，与其名字相吻合，却带给诗人无限的快乐，落于诗词之中，流传后世。。现在的它一直敞开静候，迎接世人们来瞻仰这位伟大的诗圣。
5. 工部祠
工部祠是草堂轴线的最后一重建筑，因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故命为此。这是正月初七后人祭祀杜甫的飨殿，建筑的体量并不宏大，四角檐柱平直，简洁朴素，既符合诗人的平民形象，同时又不失纪念性建筑的工整宏伟式样。两侧楹柱上的对联是源自杜甫和高适人日唱和的典故，由清代学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所撰：“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飘逸潇洒，遒劲有力。君子之交如这工部祠，低调而又温婉，淡如水，又荡起浓浓的香韵。
“水竹居”位于工部祠右前侧，其名出自杜诗“拾遗曾走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恰受航轩”位于工部祠的左前侧，建筑体量小巧，形状狭长如舟，其名出自于杜诗“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工部祠、水竹居和恰受航轩构成“品”字形院落布局，相辉相映，气韵回环。
6. 茅屋
最为世人耳详的草堂茅屋是依据杜诗所建。茅屋为三字开间，西端突出凉亭，东端为厨房，由“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可看出。故居内古楠参天，青竹缀影，四周竹篱柴扉，清溪环抱，再现了“舍南舍北皆春水”、“清江一抱村流”的景象。茅屋西侧是在土山基础上堆砌而成的“西岭”，根据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而营造，以小中见大的象征手法，将西岭微缩于庭院之中，意境深远，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驻足观望，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仍回响于耳。
二、草堂园林景观的文学诗性
草堂内不仅建筑体现了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植物景观配置也是如此。草堂一直都是以杜甫的诗歌意境作为造景的依据，尽力营造杜诗的意境，以真实再现诗人的生活场景。园内的植物配景以楠书和竹为主，伴植榕树、柏树、杉等树木，并点缀梅桃桂玉兰海棠石榴等配饰。整个园内葱葱郁郁又零零星星地点缀几抹他色。
梅兰竹菊是“花中的四君子”，代表着傲、幽、坚、淡。其表现着自强不息，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这正是诗人杜甫的写照。同时也是杜甫的所爱。在园内到处种植着竹，绵竹、苦竹、慈竹、琴丝竹等交错登场，挺拔劲节，青翠欲滴。遍布最广的则属绵竹，它是园内最高的。杜甫有“风含翠筱娟娟净”、“笼竹和烟滴露梢”、“竹日净晖晖”、“白沙翠竹江村暮”等赞竹的诗句。同时“竹诬寻幽”、“结茅竹里”、“竹径通幽”、“竹亭闲逸”等竹类造景手法遍布园内。
提到梅花，世人不免想到那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梅花以其坚强高雅、不同流不屈服的品性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诗圣杜甫也是偏爱梅之人，草堂内种有腊梅，分布在诗史堂庭院和梅园之中，其初冬绽放，冬尽结实。杜甫咏梅之诗有三十多首。其中《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被明代诗人王世贞评为“古今咏梅第一”，“梅动诗兴”、“对雪（梅）”忆人、梅“伤岁暮”、梅“乱乡愁”，借梅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诉说了韶光易逝岁月催人老的无奈。还有“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的春回大地，“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的闲适愉悦，“绣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的妙趣横生。一梅载千情，以梅表初心。可见诗人对于梅花的情有独钟。
此外，茅屋的周边还种有楠树，它是常绿大乔木，这是诗人杜甫十分喜爱的树种，诗人有许多描写草堂楠树之诗：“倚江楠树草堂钱，古老相传二百年”、“沧波老树性所爱，浦上童童一青盖”、“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等。后来，诗人所钟爱的楠树被吹风雨吹倒，他痛心咏叹“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今园内随处可见楠树，亭亭如盖，繁密葱郁，为草堂营造了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杜甫之诗魂之惊魂，也在这挺拔俏丽之中，长存世间。
三、结语
杜甫草堂作为诗圣故居的纪念性祠堂，它不仅是一座建筑、一处园林，更是一本文学诗书，向世人传播着诗圣杜甫的诗篇和他那风霜傲骨。杜甫千古流传的诗篇吸引着无数人前来瞻仰朝拜。人们在此地重游，感受着诗人千年以前的生活故地，品味着诗人创作的诗歌，体会着诗人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在建筑前，欣赏绝妙的楹联、回味诗人的美妙诗篇、与诗人隔空交谈；在庭院中游历如诗的环境，那宛转悠扬的小道，那浓密葱郁的竹丛、冷艳幽芳的梅花、深沉苍劲的楠树，无不是草堂的文学诗性的提炼升华。一座诗人仅仅居住三年的故居，千百年来被重建、修葺，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杜甫的文学诗篇将会继续被世人传颂，带给世人醍醐灌顶的觉醒。草堂也会继续以文学圣地的形象存在，像是吟唱一首绵绵无尽的，关于杜甫的诗。
参考文献
【1】冯至.杜甫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2】张志烈.杜诗全集今注本【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
【3】计成.园冶【M】.北京城市建设出版社，1957
杜甫的诗范文6
关键词：杜甫；舟船意象；表现角度；情感体验；家国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64-03
杜甫在《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里回顾一生，发出“哀伤同庾信”的悲叹；①在《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又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处相联，发现杜甫与庾信在漂泊他乡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庾信是南人北寓，杜甫是北人南泊。北马南船，杜甫在南方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与舟船有了联系。“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舟”（《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1]，是南宋范成大的诗句，“杜老”即指杜甫。杜甫在《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中写道“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又在《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中说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范成大将杜甫的诗句“杜陵老翁秋系船”、“余亦沙边具小舟”合并浓缩为“沙头杜老舟”并写入己诗，足见杜甫在生活上与舟船是很密切的。缘此，笔者即试析一下杜诗中舟船意象的独特风貌。
一、舟船意象渊源与杜诗中的舟船意象
我国很早就发明了独木舟，随后演变出空间更大的木板船。最初“舟是指用于江河两岸的过渡工具，而船则是沿水道上下航行的远行工具”[2]，舟、船“普及之后，最先的这种过渡与远行的区分就不明显了”[3]，可并称为舟船。早在先秦时，诗歌中就出现了舟船意象，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经・柏舟》）[4]。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在言语表达层面上，由于古人分类的细致、修辞等因素，除了舟、船，尚有航、舸、、桨、棹等多种表达。而先秦至盛唐，杜甫诗歌中出现的舟船频次是最多的，高达470余次。②杜甫笔下的舟船意象始于其身处北方之时，但数量较少。杜甫真正在生活上与舟船密切相关、在诗歌中大量涉及舟船意象并凸显其自身特色，是从漂泊西南开始的。
二、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特点
自先秦至盛唐，诗歌中舟船意象的表达情境，多为渡水场景、泛游描写，情感上多为玩乐、离情、隐逸等。而到了杜甫，时代环境的前后变迁，自身的经历与情感的参与，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以更接近生活的笔调呈现出来，诗中的意象与诗人自身的外在处境、内在情感联系的更为紧密。
杜甫面对安史之乱引起的社会动荡、肃宗的冷遇等情况，被迫举家流浪至相对安定的南方。然而，即使在南方，也先后出现了多次骚乱。这种情形下，杜甫不论是思北归还是避战乱，都与作为水路交通工具的舟船有了联系。更突出的是，他出峡后真正达到了舟居的地步。③杜甫频繁的舟居与船行，反映到创作中，就使得其诗中的舟船意象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第一，外在处境上，丰富了水上舟船的表现角度。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出现的表达情境，不仅涉及离别、游玩这些一般化题材，而且触及到更广泛、实际的水上生活。首先，杜甫细致地表现了一些虽不“诗情画意”但却实际真切的水上行旅体验，如“吹帽时时落，维舟日日孤”（《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发刘郎浦》）。这种体验，与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宿建德江》）、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尽，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相比[5]，确实是大异其趣的。其次，杜甫诗歌中大量写到舟人船工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独特地表现了他们的行船技术及相关的打鱼、客货运输等内容。
第二，内在情感上，伴随着水上行旅生发出独特的情感体验。杜甫到南方后，又怀念起生活多年的长安，常希望经水路出峡、至吴会沿运河北上返京。在川渝时，舟船就成了他出峡的希望，如“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逢唐兴刘主簿弟》）等。但出峡后，因计划与实际不符，他的生活时有窘迫，终致未抵吴会，客死荆湘。与其他诗人如鲍照、王昌龄不同，杜甫漂泊荆湘的三年，朋友变故、军阀战乱，使其四处奔波，居无定所，常处于水上行旅中与舟船相伴，这种相伴是长期的甚至是有些无奈的，消除了应景、猎奇等因素，具有更为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通过分析杜诗中诸如“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等诗句，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诗人水上行旅时孤苦无依的情态，甚至在无奈、病困之下竟将舟船视为最后的寄托物与安顿所。
三、杜甫诗歌中舟船意象的精神价值
汉代李尤认为：“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辇重历远，以济天下。”（《舟楫铭》）[6]晋代枣据也称美舟船：“且论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质朴而无饰，内空虚以受盈。”（《船赋》）[7]由此可看出舟船的作用与地位，也感受到舟船比德而出的内在意蕴。依此观照杜甫诗歌中作为意象的舟船，可以说折射出了强烈的家国关怀。这种家国关怀，主要表现为实虚家园、比德君国。
（一）实虚家园
杜甫以细致的写实手法，较为充分地表现了南方水乡的生活面貌。这类诗作中写到最多的是打鱼，如“渔人漾舟沉大网，截江一拥数百鳞”（《观打鱼歌》）等。杜甫的这类诗句，与何逊的“渔舟乍回归，沙禽时独赴”（《答丘长史诗》）等相比[8]，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描绘确实更有活泼灵动的生活气息，就描写打鱼而言，杜甫的诗句更为形象生动。杜诗中也多次写到南方的水路运输，如“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西山三首》其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夔州歌十绝句》其七）。此外，如前提及，长期居住南方，杜甫在诗中也写到水手善于使船的情形，如“欹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最能行》），这在水高滩险的滟体现得尤为明显，“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滟》），用乘客的惊恐落泪反衬舟工船夫的歌笑自若，更凸显了其行船的巧妙。这也从侧面展现了舟人船工这一阶层刺激而自信的生活情态。总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较为充分地反映了以舟船为工具的水路交通、渔业生产，真切地体现出诗人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关注与热爱。以此观之，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带有明显的家园气息。
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表现南方百姓的家园气息上，是切实的；但对于他自身而言，却是化虚的。杜甫居住草堂后，生活境况相对安定，与家人有了更多的团聚时光，如《进艇》诗中“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表达了戏耍游乐的悠然欣悦之情。像这种舟船意象中含有拖家带口的情境表现，杜甫以前，只有津女救父等典故、棹女情郎等内容稍微沾点边，而文人在诗中鲜有这样涉及其家庭的。此外，杜诗中还有写到一家子靠着舟船四处流荡的场景。家庭悲喜之外，他还抒发了对故园的深深依恋。视京洛为故乡的杜甫，他的怀乡与恋阙紧密相连。杜甫遇到故人归京或者舟船往来，便会引发家国之思，如“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溪上》）；而“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其一）的“故园心”，从《秋兴八首》整体上看，更是将思乡与恋阙巧妙联在了一起。
杜甫融合了思乡与恋阙，又受到报国安民理想的鞭策，使其虽漂泊困顿，但从不绝望，一直热爱生活、关注现实。杜甫漂泊南方时，精神力量确是支撑他积极生活下去的主因，但常伴他的舟船，也同样不容忽视。
舟船作为交通工具，相比车马，有不少优越性：其一，一般地讲，水行相对平稳，便于旅行时眠卧；其二，遮风避雨性能良好，航行持续性较好；其三，舟船上可备有厨具。④除此之外，杜甫还把“行李、长物多放在长期包用的船上”[9]，可见舟船俨然成了他长期漂泊的“小家”。据“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巾拂那关眼，瓶易满船”（《回棹》）推断，诗人在“小家”里得到简单的休息、安顿后，还可以看书、喝酒。杜甫不仅自身生活能够得到简单满足，还可以在舟船上招待拜访的客人，如《苏大侍御访江浦八韵记异》的序文里提到在舟船里招待来访的苏涣。可见杜甫在漂泊南方时，尤其是流离荆湘的三年，舟船在很多时候成了他的栖息地、庇护所，是在外部条件上最后一道免于饥寒的防线，护佑其走完最后的人生历程。因此，杜甫诗歌中的舟船意象某种意义上渲染了一些遮风避雨、身心休憩的“家”的色彩。
由杜甫常乘坐舟船并将之诉诸大量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作为诗人的杜甫与作为诗歌意象的舟船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其诗中的舟船意象不可避免地陶染上自身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客死于船上这种特殊的经历，在后人看来，更是强化了杜甫与舟船的联系。以上情况，促成了后世诗人在舟船意象的表达上，有时会融入某些杜甫的因素，如前提到的“沙头杜老舟”当中，沙头之舟称为“杜老舟”，几近于典故。又如黄庭坚在《题杜子美浣花醉图》这首题画诗中写到“浣花酒船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10]，在诗与画更大的文化视野中，将杜甫形象与舟船意象联到一起；而清代毛际可《灯下读杜》一诗中的“老病孤舟生事少，江湖满地故园荒”[11]，可谓将杜甫晚年寄寓南方具舟漂泊的生平经历作了精当的概括与体认。
此外，杜甫对于陶渊明构筑的“桃花源”很向往，曾多次探寻这个富足、淳朴而又类似上古时的家园。杜甫虽未找到桃花源，但留下了浣花溪草堂这个真正存在的住所。在杜甫看来，草堂只是一时的乐园，但在之后的历代文人心中，草堂俨然成了杜甫住过的名迹、圣地，并得到不断题咏，几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从杜甫的经历特别是舟居情况、其诗歌创作中舟船意象的突出地位以及后人的咏悼情况来看，比照浣花溪草堂，可以说杜诗中的舟船意象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诗人“流动的家园”，或者说是“化虚的家园”。
杜甫以其细致写实的笔触，不择巨细，有感即作，流落南方的特殊经历使其在诗歌创作中对舟船意象作了广泛的开拓，既有反映南方普通百姓的水乡家园气息，也有“历史的玩笑”折射出的诗人自身的“化虚的家园”，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透显出特定的家园气息。
（二）比德君国
古人很早就将舟船与国君相联系，如《尔雅》：“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12]，即表明造舟为天子专用。春秋战国以后，造船术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更完备的大型舟船。“龙舟（船）”一词，有时指端午民俗中比赛用的舟船，但诗歌中亦指国君所乘坐的舟船，如“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炀帝幸江南时闻民歌》）等[13]，杜甫诗中亦有用例：“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将造舟、龙舟等豪华的舟船与国君相联，呈现出国君出行、游乐的盛大气势与尊贵身份。为了保卫家园或者维护、促进统一，时而会发生战争，而舟船自古都是水上作战的重要承载工具，如楼船、戈船等。诗歌中的舟船意象对此现象的反映也是由来已久，如《诗经・朴》中的“淠彼泾舟，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王粲《从军诗》中的“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等[14]。杜甫诗中也有用例，如“无复云台仗，虚修水战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夔府书怀四十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