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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范文1
梁任公在《李鸿章传》中，从平定太平军捻军、写到中日战争，再到李鸿章办理的多项重大外交事务，按传主的经历一一道来，评说李鸿章的是非功过。
在击败关键的金陵之役，梁任公认为，“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说李鸿章没有与、曾国荃兄弟争功，称赞其“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
如果说平定太平军李鸿章的淮军是初露锋芒、而非第一主力，那么，剿灭捻军时李鸿章则是全军主帅，其兵家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李鸿章认为捻军已成流寇，上策是“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还有先灭东捻后平西捻的战略，都被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其英明。
从内战到外战转变，也是李鸿章人生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梁任公认为李鸿章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在后来用李对比外国政治家时，说“俾斯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按梁公所说，当时中国兵力也是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
谈到中日战争，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多次“失机”。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同意朝鲜有事中日都可派兵，并互行知照，让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变成“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国”，这是之一；甲午战前，处理朝鲜事务失当，给日本可乘之机，而李鸿章重用又听信，“失知人之明”，这是之二；战前已兵力不如日本，又“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这是之三。三机既失，战事遂开，中国兵败已成定局。
分析甲午兵败，梁启超写道：“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所以中国兵败是一种必然。历史学家雷海宗编著的《中国通史选读》的“甲午戊戌与庚子辛丑”节，所选的史著即梁启超的《日本吞并朝鲜记》，雷先生评史说：“英法联军以后，中国对外没有再受严重的挫折，以为大势已无问题：一直到被素来所轻视的日本打败，在羞愤之下才知道自己实在衰弱不堪，非设法振作不可。”
梁任公认为，李鸿章从政经历中“半属外交之生涯”，“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他用两章述说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法越之役、议和日本、中俄密约、胶州之役等等，“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而李鸿章是相对最知世界者，但他代表中国办外交，几乎都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妥协和失败，不是个人原因，而是国力衰败的晚清远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一般得不到，这是实力外交时代的规律，李鸿章有再大的本领也无力回天，梁启超叹曰：“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
李鸿章多与洋人接触，亲观其器械之利，因而重视生产坚船利炮的，但却忽视了政治制度的变革，更没有看到国民思想认识的重要性。在评价李鸿章这种认识时梁启超说：“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英雄，但不过是寻常的英雄，“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一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在自己所处的时势中成为英雄就非常不易，还想造时势更是难于上青天，李鸿章没有做到，按梁任公苛刻的标准，中国上下五千年，似无造成时势之英雄。
梁先生说，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的英雄，用“不学无术”四个字可以概括：“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李鸿章所以不能有更大的作为，梁任公也认为主要不是李鸿章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所限，“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他说李鸿章生于中国而非欧洲，生于过去而非今世。他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其“之遇”便是指时代所限。
钱穆先生说：“曾、左、胡、李号称同治中兴功臣，然此等人物，仅能平乱，却不能治制。”李鸿章更不能应对的是巨变的世界。
梁启超先生用龚自珍的诗篇作为全书结尾，呼唤在内忧外患的祖国有胜过李鸿章的人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李鸿章传范文2
关于精于相人的故事很多。俞樾《春在堂笔记》曾说：“湘乡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劳之盛，一时无两，而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
“相士”的口诀，除了前面引的八句以外，另有十二个字，即：“长方昂，稳谨称，村昏庸，动忿 （同‘遁’）”十二个字。“长”是体格魁梧的表现；“方”是形态端方的表现；“昂”是精神奕奕器宇轩昂的表现。三者皆伟男子的表征，自是第一等人物的表征。“稳”是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立得稳，走得稳，坐得稳；“谨”是顾虑周到，小心翼翼，说话不乱，做事不乱；“称”是恰如其人，恰如其分，恰如其位，恰如其事。三者皆固守岗位，负责安分的表征，亦即中坚人物的表征。村头村脑，昏昏庸庸，碌碌无所短长，所谓因人成事之人也，这是普通人的表征。最下等人物的表征，便是“动忿 ”，“动”是心无主宰，见异思迁，今日朝三，明日暮四；“忿”是严于责人，薄于责己，不问是非，动辄发怒；“ ”是逃避责任，诿过他人，见义不前，见利恐后。三者即不负责任，不守纪律，二三其德之人。
淮军初立时，李鸿章曾带三个人往见，听候派遣。适值饭后三千步之时，李鸿章入内，令三人鹄候于外。及三千步毕，入内休息，李鸿章即请传三人。说：“不必传见。”李鸿章惊问其故。答道：“一人俯首不敢仰视，此谨厚之人也，可任保管之责；一人值余面则正视不苟，背予面则左右探视，乃阳奉阴违之人，不可任事；另一怒目注视，始终挺立不懈，此人功名事业，将来不在你我之下，可寄以重任。”后三人果如所言，而那位可以寄予重任的人，就是淮军第一名将刘铭传。此事一出，海内之士，无不佩服善于“观人”。
李鸿章传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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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范文4
保罗・斯普林格尔德（Balu,Splingaerd），1842年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的农村，他出身微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品格高尚，吃苦耐劳，聪明机智，对劳苦大众有同情心和正义感。20岁时他到布鲁塞尔服兵役， 23岁时（ 1865年8月）以仆人身份随四位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内蒙古崇礼县西弯子落脚（现为河北省管辖）。他当时只是一名助手，主要任务是干零活、做劳务、搞联络、采购物品以及打杂等。因为他常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所以汉语进步很快，讲得很好。26岁时（1868年），他离开崇礼到北京谋生，在德国公使馆任警察。此时，他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了深入学习。因工作关系来往于京津，他结识了一些外国朋友，其中包括著名的地质学家德国人李希霍芬。后来他受雇于这位地质学家，利用协助李希霍芬找矿、担任翻译和助手的机会,深入中国的北方地区,走遍了当时中国18个省中的11个，找到了一些矿藏，特别是煤矿。从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风俗人情,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李希霍芬很喜欢他,并把他推荐给欧洲商行。
在他30岁时（1872年），以欧洲商行人的身份，从上海来到张家口购买羊毛、驼毛、绵羊皮等物品卖给英商怡和洋行，再将茶叶、食糖、面粉、棉织品等物品卖给张家口。斯普林格尔德在内蒙古购买过几年皮毛,卖过几年棉织品,在这段经商经历中,他因公正诚信，声誉颇佳。
1873年1月，31岁的斯普林格尔德在张家口和一位信教的中国姑娘结婚，他们共同生活了33年，生有三男九女。由于生意很好，便于1875年在呼和浩特市又开了第二家皮货商店。全家也从张家口搬到了呼和浩特。他们在这里住了近七年，因生意萧条，不愿意再干下去。
1882年，《中俄伊犁条约》规定设嘉峪关（肃州）海关，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选定了斯普林格尔德作为朝廷命官担任第一任肃州的洋税务官。因为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当时对德国地质学家找矿非常感兴趣，经常阅读李希霍芬发表在《华北先锋》刊物上的文章，并且由此了解到了斯普林格尔德，知道了他的经历和能力，想顺便让斯普林格尔德在甘肃境内勘探一下矿藏，因为德国地质学家未曾去过那里。
1882~1896年，斯普林格尔德在肃州共居住了14年。他的海关衙门就设在肃州北城门口。由于他是朝廷命官，所以享受正式待遇，不仅衙门宽敞舒适，而且配备了许多房屋供家属使用。据载，他不仅是税务官，还是司法、公共事务、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清政府代表，因而他又被授权在肃州审理汉人、蒙古人和土耳其语系民族之间的诉讼。由于他断案公正，不循私情，不仅得到朝廷和洋人的赏识,而且在肃州人民中口碑较好。更有趣的是他还兼管“种痘局”,在当时天花流行的中国,人们把这项西方医疗技术看得很了不起,加之斯普林格尔德早年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会了做简单外科手术,他自然成了肃州城中声望很高的外科医生。在他的衙门里就设了一个药铺和一处诊所，他的妻子和女儿承担护士工作。在这里就诊的不仅有当地官员及其家属，更多的是士兵、农民和商人。据说，有一次，天降大雨，北大河河水猛涨，有两人被困在河中的小岛上，他分两次骑马将两人分别救到河岸上，受到岸上观看此事的老百姓的欢呼赞颂。在肃州人眼中他是一位仁爱勤政的朝廷命官。
肃州位于长城之内,是甘肃最西部的一个城市,因此来自新疆甚至于中亚地区的日用商品均要在肃州交纳税款。斯普林格尔德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在税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税务局能够收入大量现金。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比利时人,在这遥远的偏远城市能够长时间担任这个职务的缘由。
后来，斯普林格尔德被派往新疆的乌鲁木齐工作，后又被李鸿章派到唐山附近的开平煤矿工作。
李鸿章传范文5
为了再现合肥张家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流动的斯文》的作者王道翻阅众多材料，辗转奔访合肥、北京、天津、重庆、杭州、苏州等地，历时三年完成此书。他以口述人为基点，以人物变迁为经纬，将张家历代的迁徙出走作为戏剧点，配以三百多张图片，将张家的百年斯文存续脉络及世家之和韵流风在书中一一呈现。
流动的斯文
王道的讲述以张家历史上的几次人口流动为主线，记录了张家几代人各自的人生道路，以及张家人在迁徙、流动之中保存下来的家族文化与素养。
张树声是张家四姐妹的曾祖父，张家的第一次流动由他开始。1862年，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由于父辈的私交，李鸿章在组建淮军时首先想到了张树声。秀才出身的张树声在淮军的将领里面学历较高，是淮军阵营中公认的“二号人物”。此外，张树声十分重视教育，他是晚清第一位提出废除科举制度的高级官员，在他去世20年后，科举制度被废除。同时，他在广州办校，开新式课程，第一次聘请外教授课。
张家的第二次流动来自张树声的长子张华奎。张华奎被称为“清流”，和翁同、李鸿章、张佩纶等人多有交集。张华奎出仕较晚，他出走川东为官时，张树声已经病逝。他为官稳重，为上司所器重，多次升官。而后，他心力交瘁，在任上吐血而亡，年仅49岁。
张华奎之子张冀牖完成了张家的第三次流动。张冀牖不到八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在16岁那年娶了扬州名门女子陆英为妻。后，张冀牖“依稀发现家族不好风气，比如说娶小妾、抽大烟、享乐主义”，于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带领全家迁往当时中国舆论最发达的地方――上海。之后，军阀混战，出于安全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考虑，张家又搬到了苏州。张冀牖的妻子陆英去世时36岁，给他留下九个孩子。全家的重担都落在张冀牖一个人身上。
张冀牖是拥有万亩资产的“四不”士绅，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不纳妾。在妻子去世后，张冀牖才续弦娶了韦均一。
张冀牖有四女六子，也就是张家的“和”字辈。“张家四兰”在中国近代史上知名度仅次于“宋氏三姐妹”，被称为“最后的大家闺秀”。大姐张元和，精昆曲，嫁给名噪一时的昆曲名家顾传；二姐张允和，擅诗书格律，与语言学家周有光举案齐眉；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一段情缘被传为佳话，后自己成为名编辑；四妹张充和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通音律，最终携手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六兄弟中，老大张宗和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任教西南联大，是著名的昆曲曲友；老二张寅和是位低调的诗人，早期曾在《申报》工作；三弟张定和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四弟张宇和是张家唯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五弟张寰和继承父业担任乐益女中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最小的张宁和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
王道说：“我写张家不是为了要留住那个年代，要守旧，要固守传统。张家的文化是向前流动的，每一次迁徙、每一次流动都是非常大的进步，每一次都自觉得是一种换血，所以我把它定义为‘流动的斯文’。”
一本名叫《水》的家庭杂志
王道还在活动现场感谢了一本杂志：“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感谢张家的一本杂志《水》。目前这本杂志还在办，现在的主编就是坐在我身边的沈龙朱先生。《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办了，源远流长。它是张家孩子自办的，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家庭杂志，曾被范用先生、葛剑雄教授等人称赞过。”杨早也表示：“我确实在别的家没见过有这么一个家庭刊物，《水》的存在应该是独一份的奇迹。”
这本名叫《水》的杂志是由张家兄弟姐妹在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四姐妹和六兄弟就是杂志的作者和编辑。之所以叫《水》，是因为张家人比较认同水的性格。如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所说：“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李鸿章传范文6
参加工作以来，我以高度的责任心去上准备每节课，上好每节课。以丰富的知识面、幽默风趣的谈吐，给了学生营造愉快轻松充实的课堂。也正因为如此，我带的学生在多次考试中名列前茅，带的班级多次出现在光荣榜上，我也多次得到年级领导、校领导的表扬，从高一一直升入高三。
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自工作以来我一直把爱倾注到教育中去，关注他们的心理，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成长，给他们精神关怀，物质帮助，努力成为他们的亲人朋友，所以一直以来学生都很喜欢我，把我当成他们的老师，朋友，亲人，私下他们许多都亲切的喊我军哥。
自从工作以后，我不断的向老教师学习，和他们一起探讨各类问题，我的努力和敬业也得到了他们肯定。另外我经常购买阅读许多历史书籍，如《中国人史纲》、《李鸿章传》等给自己充电。教课之余，我也在许多网络杂志报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如《从“襄邑到睢县”谈睢县名称的演变》、《魏晋的门第婚姻与当代“门当户对”的比较》、《论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