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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范文1
[关键词]宋诗话 诗歌 物理 认知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150－06
物理即事物的道理。它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或逻辑，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种事物的界限和本质特征。事物的道理包括生活的真实。文学虽然允许虚构、夸张，但不能违背事物的道理、生活的真实。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叛理失真的文学，语言再美、句子再佳，都将受到读者的质疑和诟病。故古人云：“吟诗喜作豪句，须不叛于理方善。”但“不叛于理”只是对物理的一种认知，我国古人对物理认知的另一种情形是，事物在文学作品中只是表达作者情感的一个符号，其现实之理或物质属性并不重要，因此不必拘泥。再一种情形就是，有些物理并没有非此即彼的清晰界限，而是处于亦此亦彼的界限过渡模糊状态，只有辩证地认知才是全面的，偏执一端的认知，都是片面的，甚至是迂腐的。概括起来，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物理认知主要有三种基本情形。
一、不叛物理
唐代诗人张继以一首《枫桥夜泊》而蜚声文坛：“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它写诗人的一次旅途感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船枫桥，由于旅情客愁而辗转难眠。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格外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畔。在表现周围环境时，诗人精心选择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等最能体现秋天和夜晚景色的典型意象，有效地传达出自己四周的环境，以及在诗人心头引起的反应，构成一种适于表现旅情客愁的氛围。之后，诗人接以此诗最点睛的意象――“夜半钟声”。这一意象之所以关键，是因为钟声唯有夜半才传得更远，听得更切，而对于满怀客愁的游子来说，也正是这传得更远、听得更切的夜半钟声，才能衬托出他的旅途寂寞与客愁的难禁。然而，欧阳修对诗中“夜半钟”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病其“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指出诗中“夜半钟声”与生活实际不符，诗句虽佳，却事理不通，因为“三更不是打钟时”。自欧公对《枫桥夜泊》叛于事理首次发难后，引起激烈的争论。彭乘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为张继辩护，他说：“余后过姑苏，宿一院，夜半偶闻钟声，因问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诗人信不谬也。”张邦基桴鼓相应：“此盖吴郡之实耳，今平江城中从承天寺鸣钟，乃半夜后也。余寺闻承天钟罢，乃相继而鸣，迨今如是。以此知自唐而然。枫桥去城数里，距诸山皆不远，书其实也。承天今更名能仁云。”叶梦得也证实张诗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不谬，指出欧阳修因未亲历吴中，故批评失允：“欧阳文忠公尝病其夜半非打钟时，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夜半打钟。”陆游则认同“夜半钟”为写实，并以诗为证不限于苏州：“后人又谓惟苏州有半夜钟，皆非也。按于邺《褒中即事》诗云：‘远钟来半夜，明月人千家。’皇甫冉《秋夜宿会稽严维宅》诗云：‘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此岂亦苏州诗耶?恐唐时僧寺，自有夜半钟也。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况僧寺夜半钟乎?”后人对“今尚废”的“京都街鼓”都尚且“茫然不能知”，何况僧寺的“夜半钟”乎?见识何其寡也!王桥对吴中有“夜半钟”确信无疑。他在《野客丛书》卷二十六《半夜钟》中，旁征博引文献和文本材料，证明“夜半钟”不仅由来有自，且唐诗中多有描写，吴中的“夜半钟”亦非“无常钟”。
古人咏物要求不即不离，“不即”指咏物忌直陈其物，尚含蓄不露；“不离”指咏物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他物不可替代和置换之，否则失于物理。陈辅云：“诗家之工，全在体物赋情，情之所属惟色，色之所比惟花。如唐人《牡丹诗》云‘红开西子妆楼晓，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莲花诗。林和靖《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近似野蔷薇也。”他批评唐人这首《牡丹诗》和宋人林逋的《梅花诗》没有抓住牡丹和梅花的本质特征，因此分别可用“莲花”、“蔷薇”替换。王的观点则旗帜鲜明，他先引述苏轼对几首诗咏物诗的精辟见解，再反驳陈辅之和胡仔的批评是“不深究诗人写物之意”：
东坡云：“诗人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物不可当此。林和靖《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杏诗。皮日休《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冷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仆观《陈辅之诗话》谓和靖诗近野蔷薇，《渔隐丛话》谓皮日休诗多移作白牡丹，尤更亲切。二说似不深究诗人写物之意。
“疏影横斜水清浅”，野蔷薇安得有此萧洒标致?而牡丹开时，正风和日暧，又安得有“月冷风清”之气象邪?陈标《蜀葵诗》曰：“能共牡丹争几许?”柳浑《牡丹诗》：“也共戎葵较几多!”辅之渔隐所见，正与二公一同。(《野客丛书》卷二二《陈胡二公评诗》)
在苏轼看来，《诗经・卫风・氓》状桑、林逋咏梅、皮日休咏莲，均深得物理，“他物不可当此”――他物不可替代置换。王认为，“疏影横斜水清浅”，正是梅花而非野蔷薇之“标致”；“风和日暖”是牡丹开时之“气象”，“月冷风清”则是莲花开时之“气象”，二者判若分明，岂可对调互换?这里的“标致”、“气象”正是“物理”之意。
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欧阳修批评说：“今城之西乃是丰山，无所谓西涧者。独城之北有一涧，水极浅，遇夏潦涨溢，但为州人之患，其水亦不胜舟，又江潮不至。此岂诗家务作佳句，而实无此耶?”指出韦应物因“务作佳句”。而有叛事理：一是滁州压根儿没有“西涧”，独怜其边所生幽草就失实；二是滁州城北虽有一涧，但水极浅，即使夏季涨水，也不能载舟，何来“野渡”和“舟自横”?三是江潮涨不到滁州城西，岂有“春潮带雨晚来急”之理?欧公进一步指出“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者，还有“‘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藁草之理!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罗隐《寄苏拾遗》：“退朝观藁草，能望马相如。”可见上朝进谏是不用藁草的。《哭僧》即《哭柏岩禅师》。此诗盖作于柏岩禅师灭度时。这里所引为颔联，谓柏岩禅师留下了修道的肖像，坐禅的真身被火化。由于诗人为了以“坐禅”对“行道”，故 “理有不通”。坐禅，谓静坐修禅，是一种功课状态，用来修饰遗体就叛理，故谓“烧杀活和尚”。
中国古代诗歌中叛于物理、遭人诟病之作，每每见诸《诗话》。刘敛《中山诗话》云：“古诗云：‘袖中有短书，欲寄双飞燕。’以燕时物，故寓言尔。蜀人自京以鸽寄书，不浃旬而达船，船浮海，亦以鸽通信，非虚言也。史以陆机‘黄耳’为犬，能寄书，恐不然。自洛至吴，更历江淮，殆数千里，安能谕人而从舟楫乎?或者为奴名，不然，当为神犬也。”他对史书所载陆机有“犬”能寄书提出质疑：一是寄书起止地相距数千里之遥，此犬何能抵达目的地?二是要途经江淮水路，此犬如何让艄公领会它要乘船渡江之意?刘敛以不能飞翔过江的犬反证“燕”“鸽”能传书的不叛物理。《王直方诗话》指出：“潘大临字老，有《登汉阳江楼诗》日：“两屐上层楼，一目略千里。’说者以为着屐岂可登楼?又尝赋《潘庭之清逸楼诗》，有云：‘归来陶隐居，拄颊西山云。’或谓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屐，木制的鞋，底下多有二齿，以行泥地。宋吕祖谦《卧游录》载：“(谢灵运)尝著大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可见着屐是不能登楼的。潘大临所谓“两屐上层楼”显然有叛于生活事理。手板即笏，古代大臣朝见时，用以指画或记事的狭长板子。既然已经致仕隐居，岂有随身携带手板之理?潘老没有为官经历、不谙朝中典章制度，以致其诗给人留下叛于事理的话柄。
二、无理而妙
以上所论因缺乏生活常识、或因生活经验不足、或因参物理不深细，导致诗歌创作叛于物理，失去生活真实，遭人诟病。但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还有一种常见之现象，即无理而妙――诗人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感情，或渲染氛围、突出主题，并不泥于现实生活之理；或明知无理，故意为之，从而达到具有强烈审美冲击力的艺术效果。如晏殊《浣溪沙》“夕阳西下几时回”是也。诗人再无知也不至于不谙夕阳西下明天又将从东方升起之事理吧?作品正是通过这一无理之反问，传达出自己身处承平时代的“闲愁”：越是生活优裕安逸，越是为美好时光悄然流逝不再回来而忧愁。
杜牧《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唐朝宫廷的腐败罪恶――杨贵妃酷爱荔枝，唐玄宗为了博得她的欢欣，不惜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万里迢迢的广东等地向骊山进贡荔枝。关于此诗，彭乘批评云：“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才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矣。”他虽然肯定此诗“词意虽美”、“尤脍炙人口”，但指出它“失事实”：进贡荔枝的时间与事实不符，进贡荔枝应在盛暑，而明皇杨妃十月而不是六月在骊山，春季在长安。但我认为诗人不是在实录历史，而是以浑写大意之技法，将唐朝统治者进贡荔枝、劳民伤财的这一腐败罪恶。通过诗歌载体形象而概括地公之于世，虽无理却高明绝妙!
王得臣《麈史》有两则诗话批评诗人叛理失真。一是诟病白居易：
白傅自九江赴忠州，过江夏，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红叶林笼鹦鹉洲。”句则美矣，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西去最远，风涛虽恶，何由及之?或曰：“甚之之辞，如‘峻极于天’之谓也。”予以谓世称子美为“诗史”，盖实录也。
一是批责王安石：“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宫中鹿为马，春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词意清拔，高出古人。议者谓二世致斋望夷宫，在鹿马之后；又长城之役在始皇时，似未尽善。或曰：‘概言秦乱而已，不以辞害意也。’”我认为其后所附不同意见正是诗人的本意所在，无理而妙。
严有翼云：“石敏若《橘林》文中《咏雪》，有‘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悬檐一千丈’之语，豪则豪矣，然安得尔高屋耶?虽豪觉畔理。……李太白《北风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发三千丈。’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吴瑞荣《唐诗笺要续编》反驳云：“雪花如席，自属豪句，看下旬接轩辕台，另绘一种舆图，另成一种义理，严冲甫(严有翼，字冲甫)訾为无此理致，是胶柱鼓瑟之见。太白诗如‘白发三千丈’，‘愁来饮酒二千石’，俱不当执义理观。”石诗、李诗咏雪、咏冰、咏白发，均用夸张手法，虽然远远超出现实之比例，但成功地渲染了环境、表达了强烈的感情，又不失艺术之真实，收到了无理而妙的艺术效果。王得臣《麈史》卷一云：“凡言木之巨细者，始曰‘拱’、‘把’，大曰‘围’，引而增之日‘合抱’，盖‘拱’、‘把’之间才数寸耳。‘围’则百尺也，‘合抱’则五尺也。……杜子美《武侯庙柏》(案：当为《古柏行》)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大四丈。沈存中内翰云：‘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也!’然沈精于箅数者，不知何法以准之。若径七尺，即围当二丈一尺。《传》曰：‘孔子身大十围。’夫以其大也，故记之。如沈之言，才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以为异耶?周之尺当今之七寸五分。”《王直方诗话》谓：“余以为论诗正不当尔，二公(范镇、沈括)之言皆非也。”王得臣、范镇、沈括均以实证的思维和九章算法来认知杜诗中古柏的尺寸失真叛理，因而遭到王直方的非议，也被王徘讥笑：“文士言数目处，不必深泥，此如九方皋相马，指其大略，岂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诗》：‘何当一百丈，欹盖拥高檐。’纵有百丈松，岂有百丈之檐?汉通天台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参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如此晋人‘峨峨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极高耳，若断断拘以尺寸，则岂复有千丈松之理?仆观诸杂记深泥此等语，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野客丛书》卷二五《文士言数目》)《古柏行》是唐代宗大历元年杜甫在夔州所作。他从咏夔州诸葛亮庙前的古柏高大，进而与成都诸葛祠古柏比较，咏夔州古柏参天之高，极形容之也，实寓孤高正直之意，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解读此诗，若断断拘以古柏现实之尺寸，岂能领会杜甫无理之妙旨!
王桥《野客丛书》五《二公言宫殿》云：
诗人讽咏，自有主意，观者不可泥其区区之词。《闻见录》曰：“乐天《长恨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岂有兴庆宫中夜不点烛，明皇自挑灯之理。《步里客谈》曰：陈无己《古墨行》，谓‘睿思殿里春将半，灯火阑残歌舞散。自书小字答边臣，万国风烟入长算。’‘灯火阑残歌舞散’，乃村镇夜深景致，睿思殿不应如是。二说甚相类。”仆谓二词正所以状宫中向夜萧索之意，非以形容盛丽之为。固虽天上非人间比，使言高烧画烛，贵则贵矣，岂复有长恨等意邪?观者味其情旨斯可矣。
此话良然。以《长恨歌》为例，“孤灯挑尽未成眠”写唐玄宗因思念杨妃彻夜难眠、孤独寂寞之悲思，倘若按照邵伯温泥于事理，那么“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岂不是更加荒谬?唐玄宗还京后，初居兴庆宫，因邻近大街，时常与外界接触，肃宗左右的人唯恐他有复辟之心，将他迁入西宫的甘露殿，加以变相地软禁。即便如此，玄宗初所居兴庆宫也不至于连一个打扫落叶的侍人都没有吧?“西宫”二句正是通过环境的渲染来表现玄宗失去爱妃的长恨，无理而妙。又，同书卷二《少游斜阳暮》 云：“《诗眼》载前辈有病少游‘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谓斜阳暮似觉意重，仆谓不然，此句读之，于理无碍。谢庄诗曰：‘夕天际晚气，轻霞澄暮阴。’一联之中，三见晚意，尤为重叠。梁元帝诗：‘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复言高春，岂不为赘!古人为诗，正不如是之泥。观当时米元章所书此词，乃是‘杜鹃声里斜阳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庙讳而改为暮乎?”《踏莎行》是宋哲宗绍圣四年秦观在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县)贬所所作。当时诗人以旧党关系受到当政者的排斥，官职被削，一再远徙，精神上极其痛苦。“楼台”、“津渡”、“桃源”本为美好事物之象征，分别被“失”、“迷”、“望断”否定，可见诗人对前途的绝望情绪。如今投宿于郴州旅舍，黄昏时分，听到杜鹃凄切的鸣声，简直不能承受被关闭在充满春寒的孤馆之寂寞。诗人正是通过“斜阳暮”之重意，加上杜鹃声的渲染，来表达自己不堪忍受的孤独处境，“于理无碍”，无理而妙!但王氏见到米芾所书此词“暮”为“曙”，猜测可能为避英宗(赵曙)讳而改，仍然为事理所囿。
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杨慎批评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作为诗人兼批评家的杨慎，居然对文学的心理时空全然无知。在他看来，诗中所写的空间，应以诗人目力所能及为限，殊不知诗人可以借助想象把他视域之外的空间经过压缩处理表现到诗的空间中来。在这首诗里，杜牧不仅将千里江南的春景作了压缩，时间也作了泛化。前两句写黄莺啼鸣、红绿相映、酒旗招展，显然是风和日丽的晴天，后两句所写却是迷漾的烟雨。可见诗中“千里”与“多少”都只是虚写。诗人正是以典型化的手法，抓住江南春特征，粗中有细地展示江南春的多层次自然和人文景观。所以何文焕对杨慎的批评作了辨正：“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日《江南春》。”
三、辩证物理
事物固然有其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但有些事理是模棱两可的；或者由于人们观察角度不同而又呈现亦此亦彼的二级现象。古人在观察物理时，不乏能够辩证地认知和阐释物理者。
如前所述古人对“夜半钟”的争议，或谓“三更不是打钟时”，或谓“惟姑苏有之”，或谓不限于苏州，唐朝僧寺皆有。而王徘认为“所谓半夜钟，盖有处有之，有处无之，非谓吴中皆如此也。今之苏州能仁寺钟亦鸣半夜，不特枫桥尔。”(《野客丛书》卷二六《半夜钟》)这一认知比较辩证，他否定了惟姑苏有“夜半钟”和凡僧寺均有“夜半钟”的说法，认为“有处有之，有处无之”，这一看法应该符合生活实际。这种争论实际已经超出了《枫桥夜泊》的文本，具有启迪后人创作要深入生活实际的意义，正如陆游所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
王《野客丛书》卷五有这样一则争议：
张文潜云：“陈文惠公《题松江诗》，落句云：‘西风斜日鲈鱼香。’言松江有鲈鱼耳，当用此乡字，而数本见皆作香字。鱼未为羹，虽嘉鱼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诗话》曰：“鱼虽不香，作
羹笔以薹橙，而往往馨香远闻，故东坡诗曰：‘小船烧薤捣香蓥。’李巽伯诗曰：‘香~何处煮鲈鱼。’鱼作香字，未为非也。”仆谓作者正不必如是之泥。刘梦得诗曰：“湖鱼香胜肉。”孰谓鱼不当香邪?但此“鲈鱼香”云者，谓当八九月鲈鱼肥美之时节气味耳，非必指鱼之馨香也。张右史之说概己失之，而周知和乃复强牵引苏黄二诗以证鱼乡之说，且谓d以T橙，往往馨香远闻，其见谬甚，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鲈鱼香字比鲈鱼乡甚觉气味长，更与识者参之。(《陈文惠诗句》)张耒认为陈文惠《题松江诗》中“鱼香”当作“鱼乡”，大概是受制于“鱼米之乡”的思维惯性，谓“鱼直腥”，对鱼“安得香”提出质疑。《松江诗话》则认为鱼羹以“薹橙”调味便“馨香远闻”，并举以苏诗、李诗为证。而王以刘禹锡诗证之作“鱼香”，但指出此“鱼香”非谓“鱼之馨香”，而谓“当八九月鲈鱼肥美之时节气味耳”。我认为三者都未能辩证地认知物理。鱼之肥美既有时地因素，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鱼确实味道有差别；也有生熟之分，鱼虽腥，但煮熟之后加以佐料调味。何谓无香?所谓“鲈鱼香字比鲈鱼乡甚觉气味长”，仍未得“鱼”之辩证物理。同书卷一四《樱桃无香》对樱桃有无香味的认知，亦当如是观。
《西清诗话》曰：“人之好恶，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闷诗》，乃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从王逸少语当卒以乐死，岂复有闷邪?”王反唇相讥：“《西清诗话》此言，是未识老杜之趣耳!平时见青山白水，固自可乐，然当愁闷无聊之时，青山白水，但见其愁，不见其乐。岂可以常理观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无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为闷邪?曾子固谓‘以余之穷。足以知人之穷。’仆因知子美之言，为不妄也。”(《野客丛书》卷九《子美闷诗》)杜甫《闷》诗为滞留夔州无聊而作。仇兆鳌注云：“白水青山，本堪适兴，因处蛮瘴之地，故对此只足增闷耳。……末方结出致闷之由。无钱叹贫，催颜嗟老。”这一看法可证之王“岂可以常理观哉”的物理认知是辩证的。因为白水青山本是无情之物，无所谓乐愁，只因诗人的感情投射其上才有了感彩，正如王国维所云：“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何况一切景物都是为表达诗人情感服务的，优美的景物既可用来表达欢乐的情绪，也可用来抒发苦闷的心情，正如王夫之所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就是事物的辩证之理。又如胡仔以“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苇间”的认知，批评苏轼《卜算子》谓鸿雁“拣尽寒枝不肯栖”有叛物理。王斥他孤陋寡闻：“仆谓人读书不多，不可妄讥前辈诗句。观隋李元操《鸣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旁。’坡语岂无自邪?”(《野客丛书》卷二四《东坡卜算子》)我认为苏诗“鸿雁栖枝”不仅有文献依据，且有物理认知之生活基础。鸿雁的栖息虽然有其生活习性，也可能有比较固定的栖息之所，但决无“惟在田苇间”之理!季节的更替，气候的变化，环境的变迁，觅食栖息的需求，安全自卫的本能等，都可能引起鸟类栖宿的变化，鸿雁岂有如此不变之物理?
王桥云：“欧公诗：‘尔来不觉三十年，岁月才如熟羊胛。’于夹字韵内押，用史载及《通典》骨利国事。骨利国地近扶桑，昼长夜短。夜煮一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明。言其疾也。《渔隐丛话》又引《资治通鉴》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纪与史载通典小异。郭次象谓羊脾至微薄，不应太疾如此。当以胛字为是。仆考《唐书・骨利斡传》亦日羊脾。然又观《唐书・天文志》，则日羊髀。此一字三说不同。盖脾胛髀字文相近，诸公姑存其旧，不敢必以为孰为正也。然胛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虽不同，为熟之时，似不相远。至脾则太速矣。鲁直诗亦日：‘数面欣羊胛，论诗在雉膏。’羊胛字鲁直亦尝用之，不但欧公也。”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2
一
一种典型意象的生成，缘于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是深深扎根于民族审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诗人由某种景物触发某种情绪，又把自己的某种情绪注入到某种景物之中，因而某种景物便成为了一种诗人们所认同的表达某一种情感的意象。意象萌芽产生于人与自然的一种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如《诗经·卷耳》中的“卷耳草”，即是触发诗中女主人公思绪的一种媒介，春日的卷耳草牵惹出女主人公的思春情感，而卷耳草的枯萎，又引发出女主人公思人不得而产生的感伤。正是这种心灵的执着追求与这种追求的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感伤和思怨，恰好和卷耳草的荣枯形成一种密合的对应，于是，凭草客观的象而抒愁怀主观的意的草意象便应运而生了。继承《诗经》的传统 ，淮南小山在《楚辞·招隐士》中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则在《诗经》的基础上，将以草意象抒愁思更进一步明朗化了。淮南小山受萋萋春草触发，感受到时间的变化，生发对“王孙”一去不归的惆怅之情；同时又将萦回之思注入春草中，使得萋萋春草之“象与”相思怀远之“意”构成物理与心理的对应关系，而生成春草意象的伤别怀归含义 淮南小山的绝妙之处，还在于“萋萋”与“凄凄”的音通之处。“萋萋”一词不仅描摹出春草茂盛的特点，同时也暗示了怀归之情的深长。“萋萋”正是意与象之间即心理与物理的最佳契合点，可见诗人的手法之高超。淮南小山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以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诗歌殿宇的回音壁上反射出悠远的回响。春草伤别意象被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反复地使用，其符号意义也就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深化，并逐渐演变为一种符号形式而在文学史上得到定型。
二
草意象具有了某种社会性的审美符号意义，诗人们在创作过程中，把离别相思的现实感受转变为现成的意象语言，草意象因而被反复使用。由于草意象意蕴的不断丰富和深化，再加上历代具有类似审美心理结构的情感的积淀，草意象的美感效果不但没有因为反复使用而陈旧，反而因为其表述方式的多样而不断增强。那么，诗人们是怎样运用草意象来表达离情别绪的呢？简言之，一是以乐景写哀，一是以哀景写哀。
我们先看以乐景写哀，从整体看，春代表着繁荣，象征着好生，春天草萌生，嫩绿而繁茂，温馨明丽而欣欣向荣。处此繁华之景，理应生出喜悦之情，而诗人们却往往见乐景而生悲愁，情与景形成巨大的落差。如严仁的《鹧鸪天·惜别》以“瑶草碧 ，柳芽黄”，给我们 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春景：碧草芳美，岸柳吐黄。但是，面对醉人的春景，作者却要与自己的好友作别，主观上的浓重的离别之愁，投射到美好的春景之上，便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3
一、质疑教材第6页“赏析示例”板块之《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
此句据《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870页,应为:“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第874页赏析为:“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我认为,“春风桃李花开”是一种万物盛开的景象,应该是写白日之风景,不会是夜晚的意象。“秋雨梧桐”在诗词领域也大多是表示黄昏、夜晚的意象,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晏殊《踏莎行》中“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以及欧阳修的诗词中都有这样的意象。“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着重表达了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所以,“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应改为“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二、质疑教材第33页“自主赏析”板块之《登岳阳楼》中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
此句据《唐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420页,应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吴、楚两地在这里被分割开来,整个天地恰似在湖中日夜浮动。”“乾坤”是“天地”之意,《唐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422页的赏析为:“日月星辰日夜漂浮于湖水之中。”在诗歌鉴赏中可以意译为“整个天地间的日月星辰”,那么“日夜”就是指“日日夜夜”。如果采用教材中的“日月”之说就没有了日日夜夜的意思了。而且《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594页的原诗中也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此外,最让人不理解的是与人教版《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配套的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教师教学用书》中第54―56页的“语言品味”、“关于练习”和“有关资料”中有三次以上引用原诗的时候都采用了“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说法,这与教材是相左的,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出现这些问题,我认为是不应该的。
三、质疑教材第37页“推荐作品”板块之《旅夜书怀》中的“星随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此句据《唐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402页,应为:“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同页的赏析为:“‘星垂’句,写远望天边所见的景象,一马平川,无遮无掩,地阔天低,列星下垂,远处星星和地面连接到了一起,真像从天空垂落到了地平线上。”“垂”字写出了在空旷原野上,星星垂挂在远天,衬托出平野的辽阔,是作者平野看星的独特感受,用“随”就没有这样的意境。
而且与下句“月涌大江流”联系,“垂”与“涌”一静一动,相映成趣,也写出了杜甫是停舟细看景,是静止的;这与大家熟悉的李白的《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不同,两句诗虽然可比功力,但李白是行舟流览,所以用“随”。一字之差,意境大异,二者不可混淆。
四、质疑教材第41页“赏析示例”板块之《将进酒》中的“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
此句据《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和《唐诗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应为:“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而且“复”是“再”的意思,更具有古典诗词的韵味。部分《中国文学史》和网络上也有“不愿”之说。从语意连贯和情理来看,三者都讲得通。但是教材中采用的“用”之说是一个比较冷僻的说法,我认为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应该采用更加传统经典的说法,更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培养基本的古代文化素养。
五、质疑教材第73页“自主赏析”板块之《项羽之死》的注释{15}【骑(jì)】
教材中【骑(jì)】注释为:“单人乘一匹马。”我认为此解有待商榷。从句读停顿上来看,“于是项王乃上马骑”应该这样停顿:“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那么“马骑”是一个名词,应该解释为“备有鞍辔的马”(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的《古代汉语词典》,第1195页“骑”的注释③的第三条)。
六、质疑教材第92页“自主赏析”板块之《祭十二郎文》的注释⑩【惟其所愿】
教材中【惟其所愿】注释为:“指让奴婢们按他们的意思或去或留。”此句注释与配套的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教师教学用书》中第143页的译文相左,配套的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教师教学用书》中第143页译为:“(这样办了)才算了却我的心愿。”
从语意连贯和情理来看,二者都讲得通,徐北文主编的《古文观止今译》(齐鲁出版社)的第473页采取前者,张国风注释的《古文观止》(金盾出版社)第298页采取后者。我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合适,“葬汝于先人之兆”应该是韩愈的最终心愿。无论采取哪一种解释,从严谨的角度考虑,教材都应附带另外一种解释。
七、质疑教材第94页“自主赏析”板块之《文与可画谷偃竹记》的注释②【蜩(tiǎo)蝮蛇(fù)】
其中的“蜩”声调注错,应为“tiáo”(《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354页)。
八、质疑教材第94页“自主赏析”板块之《文与可画谷偃竹记》的注释⑩【兔起鹘落】
教材中【兔起鹘落】注释为:“兔的跃起,鹘鸟(属鹰类)的降落。二者都是迅疾的动作,用以形容运笔的神速。”我认为此解有牵强和曲解之处。
《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李行健主编,长春出版社)第370页对“兔起鹘落”的解释为:“‘鹘’,隼类猛禽。兔子刚一跳起,鹘就急速扑去。形容动作迅猛准确。后用以形容才思敏捷,下笔神速,气势充沛。”此处形容绘画才思敏捷,自然应取词典之意,强调的是鹘的动作迅猛,而非兔。关于此处,配套的人教版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教师教学用书》中第149页则完全弄反了成语的意思:“就像兔子跳起来把鹘鸟扑落一样,稍一放松那鹘就跑掉了。”兔子扑鹘,岂不怪哉?
九、质疑教材第100页“推荐作品”板块之《陶庵梦忆序》的注释{12}【以衲(nà)报裘,以苎(zhù)报(xì),仇轻也】
其中的“”拼音注错,应为“chī”(《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81页)。
十、质疑教材第115页“推荐作品”板块之《苦斋记》的{11}注释和注释{33}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4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格局就像一个不规范的围棋盘。在这个不规范的围棋盘上，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是其四边，中原为其中央腹地。
中国的地域虽然辽阔，但在历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却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体上分布在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上。
这里所说的起决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历代战争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一朝一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
古人贯讲“山川都会”。一般说来，在那些既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战略要地。
几列东西向的山河与几列南北向的山河纵横交错，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国地势三级阶梯大体上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的一系列山脉----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经嵩山山脉、方城册，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转向鄂西、湘西山脉而接云贵高原----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南北之间也分出几个层次，其主要的分界线则为长江、黄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条山、大别山也赶到了补充作用。
这几列纵横交错的山河将中国腹地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些地理单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间容量，外围有险要的山脉或者江河为之险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内外，既是这些地域内部流通的运输线，又将不同的区域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乃是区域之间战略关系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脉和江河的战略意义各相同。山脉的意义重在阻隔，而贵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义重在流通，而贵在有据点可以扼守。
一般说来，山地的断层地带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岭所形成的河谷低地便于作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关中四塞、太行八陉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几条栈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为人力、物力运输的交通线。以江河作为险阻，还须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与干流的交汇处建立据点，以确保对这些江河的控制。如黄河的孟津和蒲津、长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颍口、涡口、泗口等处，便都伴随着重要军事据点的形成。
有山地险要可以凭恃，则易于在纷乱的局面中建立根据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积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则便于向外部投递力量，便于向外扩展，也便于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大都拥有这些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九大战略要地并不全是按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来划分，而是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在军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势的原因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们在历代战争中也的确显示出了它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单元的地位。其中，关中主要是指陕西省的秦岭以北部分；汉中地区则因其相对独立，单独作为一个战略要地；东南主要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中南部；中原则主要指河南。其它几地则基本上同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划。在称法上，关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称法，因为这种称法本身就极富战略色彩。
在上述几大战略要地的外围，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于位置的关系，这些地域险要的山川固然保护了自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它与外部的联系，妨碍了它对于全局的全面介入，因此在历代兴亡中，对于全局未能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当然，近代以后，中国的国防形势发生变化，它们在军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变化。
在这个棋盘型格局中，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分处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都有比较优越的山河形势，有相对稳固的后方和可以凭恃的山川险阻，能够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态势；有优越的经济条件，足以供养、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易于形成一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势力兴起之初，占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据地，从容经营，积累力量，为日后进取天下打下基础。
关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淆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有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地势上，关中对东部平原地带呈高屋建瓴之势。关中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谷关扼崤函之险，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往来通道；武关控秦岭东段之险，扼守着关中东南方向的进入通道；散关扼秦岭西端之险，控制着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交通咽喉；萧关扼陇山之险，守备着关中西北通道。四塞险固，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以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从而使关中具备一种能进能退、可攻或守的态势。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北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居庸关、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几条交通孔道。太行山脉为河北的右侧翼的重要屏障。紫荆关、倒马关、井陉关、滏口等关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脉的往来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对于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地区与游牧经济的塞北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来自中原的挑战时显得为尤重要。 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南北对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却每每成为一个隐患。据上游之势的荆襄地区常给东南构成很大的压力。东晋南朝时期，据荆襄游称兵反建康方面者比比皆是。另外，从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顾祖禹在谈到它们的战略意义时精辟地论道：“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南北对峙之际，荆襄每为强藩巨镇，以屏护上游。自古未有失荆襄而能保有东南者。西晋灭陈、北宋灭南宋，局面均自荆襄上游打开。转贴于 秦岭和大巴山脉夹汉水河谷构成汉中地形的主体，两列山脉平行耸立，东西延绵，汉中便夹在它们之间。秦岭东端有武关，西端有散关，另有三条谷道，可为汉中与四川之间的通道，它们是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在汉中与四川之间，也有两条谷道穿越大巴山脉：金牛道和米仓道。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这两个上游地区之间，利害关系的胶着程度远非东部的淮河所能比拟。淮河南北尚有广阔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汉中地区则没有什么回旋余地，南北双方在汉中地区一时的得失往往足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蜀汉开国到灭亡一前一后在汉中地区经营的得失，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汉中在南北之间地位的轻重。
汉中地区南北利害关系如此胶着，东西伸展的天地却非常广阔。西汉水河谷低地提供了一条由汉中通往陇西的比较平坦的通道。陇西地势明显高于关中、四川，自关中、四川仰攻陇西较难，而自陇西下攻关中和四川却较易。这就给在汉中、关陇一带的角逐者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与其在秦岭南北争一日之短长，不如取远势争陇西，取得一种地理上的有利态势。蜀汉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于这种思路。若由汉中地区向东南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形成“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三峡或潼关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汉中从侧翼打开僵局。出汉中从侧翼撕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是蒙古攻金之战；出长江与出汉水相配合以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战国时秦攻楚之战。
无论是哪个角的政治势力，在两翼经营的得失，都足以决定其兴衰，足以决定其能否摆脱偏霸格局，向外扩展。经营好两翼，以守而言，可以巩固其防守态势；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进取天下。
对于关中来说，汉中和山西为其两翼，尤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对于河北来说，山西和山东为其两翼，亦以山西的经营为关键。因为北方的争雄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雄，山西像一个楔子楔入关中与河北之间，双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东南来说，山东和湖北为其两翼；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其中湖北以其据长江上游之势而尤为关键。对于四川为说，汉中和湖北为其两翼；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人据大巴山之险。其中，汉中以其据地势之上游而尤为关键。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者难。
在历史治乱、分合的交替变迁中，在从治到乱、从合到分的阶段，据中原四战之地者常难，据四角山川险这地者常易；而在从乱到治、从分趋合的阶段，只有走出四角争中原者才有机会争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则终难摆脱偏霸局面。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
就本身的地理形势而言，中原地区大体上又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凭借不同的地理条件，显示不同的战略意义。这四个区域是：西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
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北面黄河横亘，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阳城即位于其中。山脉环绕，形成险阻；河流上下周流，可与外部联系。洛阳周围的关隘大都是依三川河谷的山川险阻而立：潼关拒其西，扼崤函之险；虎牢阻其东，扼嵩山北麓与黄河之间的通道；伊阙（今洛阳龙门）阻其南，扼嵩山与熊耳山之间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黄河渡口；另有广成关（今临汝西）控制经由汝河河谷的往来通道、？辕关（今巩义西南）控制由颍河方向来的通道。三川河谷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在东西关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关中，往往藉三川河谷以衔接东西。
南阳盆地像是关中、汉中、湖北与中原四者之间的一个旋转门，四面都可进入，四面都可出击。从全局的角度看，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襄阳和南阳分处于盆地的南北两端，这两座重镇的形成代表了南北双方在这片地域内利害关系的对峙和胶着。南北对峙时，南北双方往往各据襄阳和南阳而分享南阳盆地。在东西之争中，无论是入攻关中，还是自关中东出，南阳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东南都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黄河与大别山之间，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涡河、颍河、汝河及淮河上游主干等河流成扇形展开。这些河流的源头都深达中原腹地，下流汇入淮河，因而成为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路。南北相争，这些河流每为双方战守之资，由中原趋江淮而临东南，由东南出江淮而图中原，都可藉这些河流为运输线。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趋泗口，略淮东方向；由涡、颍二水南下，可趋涡口、颍口，略淮南方向。此外，这片地域南倚大别山，扼武胜、平靖、黄岘三关，屏护着中原的南侧翼。
河内地区处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北倚山，南阻河。山地关隘为往来孔道，黄河渡口为南北津要。太行八陉中第一陉轵关（在今济源市西北），为山西西南部与河内之间往来必经之路；太行第二陉即秦汉时的太行道，上有天井关，关南即太行山之羊肠坂道，为山西上党与河内之间的咽喉。河内与洛阳之间的主要通道则为黄河孟津渡口。河内地区在山西与河南之间、在关中与河北之间都是往来的要冲。在河内与山西之间，太行关隘是是攻守的要点；在河内与河南之间，河阳孟津是攻守的要点。河内地区在东、西部之间与是往来要冲。从河内入轵关、经蒲津可趋关中；从河内循太行山东进，可趋河北。
在整个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说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话，那么，洛阳则是这个围棋盘上的天元。历史上，许多政权曾经洛阳为都城。洛阳虽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间却在外围。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去说，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三川河谷西北崤函之险，这些地域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原攻守形势的特点。攻取洛阳，进取中原是一种由外向内的层层递进；中原防守的经营则是一种以洛阳为中心、由内向外的层层辐射。
至于在一种大型对抗如东西之争和南北对峙中，中原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东西相争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轴线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地带；南北对峙则必有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作为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东西之争的蹭轴线大致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地带；南北对峙的中间轴线是淮河至汉水上游一线。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东西之争的中间轴线与南北之争的中间轴线的交汇地带。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对峙，中原都必定是双方争夺的一个交汇之处。
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通常，一个统一的王朝因积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随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面。历史遂在混乱中酝酿新的统一。
逐鹿虽在中原，真正能参入逐鹿的群雄，却多不起于中原，而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趋于四角。历史上，那些最终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势力，大都是起于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先据有一到两个角，积累力量，继之以向两翼扩展，然后，向中原发展，进取天下。
秦、西汉、隋（隋因袭的成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由关中进取天下，以秦的统一开其先例，且其进取天下的历程亦最典型，西汉、隋、唐的统一，大抵循秦之故辙：其根基在关中，扩展在两翼，决战在中原。
东汉刘秀则开创了由河北进取天下的先例。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先据河北、河内作为根基，次取河南，据洛阳，立为都，然后，遣将四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后，也以河北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开创了由东南统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据有金陵，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平定江南之后，兴师北伐元朝，先攻山东，由山东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后，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驱逐蒙古势力，统一天下。四川处西南之角，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在历史上未见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这另有原因，后面会详细讨论。
据有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统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当统一的条件不成熟时，据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业。以魏晋南北朝这段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例，这段时期内建立的割据政权大多是在关陇、河北和四川，尤以关陇、河北为多。建立于关中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秦、西汉、新（王莽）、隋和唐外，还有绿林更始政权、赤眉政权、十六国时的前赵、前秦、后秦、夏（赫连勃勃）、北朝时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齐（黄巢）、明末的大顺（李自成）等政权。此外，在丧乱之中，东汉和西晋政权也一度迁移关中。更不用说那些更小短暂割据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贞、元末的李思济等等。
建立于河北的政权，除去那些全国性政权如元、明、清外，以燕、赵命名的政权就有多个。以燕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燕、秦末的燕（韩广）、西汉初的燕（臧荼）、东汉初的燕（彭宠）、十六国时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后燕、唐末的燕（刘仁恭）等等。以赵命名的政权有战国时的赵、秦末时的赵（武臣）、楚汉之际的赵（赵王歇）、十六国时的后赵等等。此外，还有十六国时的魏（冉闵）、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隋末的夏（窦建德）等等。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有春秋时期的吴、越、三国时的孙吴、东晋、南朝的宁、齐、梁、陈、唐初的吴（先后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吴）、宋（辅公？）、五代十国时的南唐、吴越、南宋、元末的周（张士诚）、明（初期）和等等。
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虽未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但是，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会不出现独立的割据政权。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有战国时的巴和蜀、东汉初的成家政权（公孙述）、三国时的蜀汉政权（刘备）、西晋末的成汉政权（李雄）、东晋时的蜀（焦纵）、五代时的前蜀政权（王建）、后蜀政权（孟知祥）、北宋时的蜀（先后有李顺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边之地虽综合条件不如四角，但纷乱之际也易于凭借其地理形势形成割据势力，建立割据政权，而且，因其与周围地区联系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像山西、山东这样的地方。山西处关中、河北之间，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数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响尤大。山西的割据政权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所建。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权倾覆中原政权者屡见不鲜，如匈奴刘汉之亡西晋、后唐之亡后梁、后晋之亡后唐，等等。山东地处南北之间，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更是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联系的衔接地带，割据山东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随着历史大势的演变，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战略意义是有变化的。中国政治重心自西向东的移动趋势即说明了这点。政治重心处于关中的时代，关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后来，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之后，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这一变化给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如在政治重心位于关中的时代，湖北是西北与东南之间衔接的纽带，地位比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后，随着关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东则成了南北之间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的枢纽，地位举足轻重。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5
【关键词】格雷欣法则 中国古代货币史 货币金融史 产生条件
格雷欣法则，也叫劣币驱逐良币，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经济学原理和规律。它是指在铸币流通体制下，当两种名义价值相同的而实际价值不同的货币共同流通的时候，名义价值低于实际价值的货币即良币会被收藏起来，而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劣币则会在市场上流通，简而言之，就是当两种交换媒介一起流通时，交换价值的媒介趋于从流通中消失，良币与劣币不能一起流通。这种现象是由16世纪英国的金融家兼商人托马斯·格雷欣提出。1858年，经济学家麦克劳德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中提出这一规律，并以“格雷欣法则”命名，许多学者将这一规律用来解释历史和生活中的货币现象。
在我看来，“格雷欣法则”有不合理之处，它违背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优胜劣汰的过程。经济的发展需要可以稳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因此最终的选择一定是“良币驱逐劣币”，但是为什么历史上还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怪相呢？本文将借用中国货币史这部良币和劣币不断斗争的历史来阐明“格雷欣法则”和“反格雷欣法则”各自成立的条件。
一、铜币内部的竞争
铜币在中国历史货币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大、发行数量最多、变化最多、与普通百姓联系最紧密、对古代经济影响最大的货币。
（一）第一种统一的铜币——秦半两的诞生
秦半两钱是第一种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铜钱。秦半两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长期与劣币斗争的过程：其凭借自身独特的易于携带、符合天圆地方等观念、重量币制符合人们需要等优点，从众多不同类型不同材质的钱币中脱颖而出。且其使用推广更是一种优秀货币不断驱逐其他国家较为落后货币的过程，特别是这种良币与劣币的竞争有了国家政治力量支持之后，良币的高度竞争力更加明显。由此可见，圜钱（秦半两的前身）是“反格雷欣法则”的一个重要案例。
（二）铜币内部劣币与良币的竞争
在铜币领域的内部的良币与劣币战争中，二者互有胜负。
秦朝时期半两钱重十二铢，西汉初年统治者无限度地扩大铸钱的数量，逐步减轻钱币的重量。汉文帝、汉武帝、隋炀帝时期，滥发减重的铜钱。这些事例上，我们看到了“格雷欣法则”在发生作用，劣币成功地将良币从市场上驱逐出去。
但是劣币有时候并不一定行得通，公元7年到公元14年，王莽一共进行了多次币值改革：发行劣币，废旧用新，脱离实际，不讲求善后之事，制造了大量小钱，但是这些劣币并没有驱逐当时的良币，却加速了“新”的灭亡。
二、铜币与铁钱的竞争
中国铁钱自西汉始铸，几乎各朝都沿袭续之。西汉早期的半两，公孙述铸的五铢，王莽货币中的大泉五十和货泉，南梁的五铢，唐时期的开元，五代十国的永隆、永通泉货以及金代的正隆等都是铁钱的使用。
中国铁钱使用第一次期的萧梁（公元502——557年）时期，政府第一次大量铸造铁钱，公开铸币贬损。这次铜铁钱斗争中，铁钱成功将铜币驱逐出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再次发挥作用。另一个使用高峰期是宋朝，铜钱与铁钱并行，形成铜钱与铁钱流通区域，这又是一个劣币战胜良币的事例。在宋朝，劣币与良币形成对峙，力量此消彼长，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完全消灭对方。
三、铜币与“纸币”竞争
四川地区的“交子”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会子（南宋时使用的“纸币”）到南宋时使用范围扩大，纳税、上供以及民间买卖田宅、马牛、舟车以及日用支付都可以使用会子，因而会子成为南宋最主要的货币[]。但是到了宋朝后期，由于会子超发，“纸币”不断膨胀，引起流通中铜币的减少和隐匿，大量的铜钱被销融为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再一次显现。
四、铜币与银币的竞争
宋朝，贵金属白银开始成为流通中的重要货币，但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量制约，主要局限于财政收支和大额支付。经过宋的发展，在明朝成功取代铜币成为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特别是“一条鞭法”后，白银成为各阶层普遍需要之物，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以银为主、以铜钱为辅的货币流通制度。
白银是当时的良币，铜币却是劣币，白银取代铜币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良币取代劣币，“反格雷欣法则”再次出现。
五、再思考：格雷欣法则与的条件
通过对于以上事实的总结，可得出格雷欣法则发生作用的充分条件：
最基本的条件：存在良币和劣币两种货币。无论是劣币来源于官方铸造还是来源于民间私铸，市场上必须存在着良币和劣币这两种货币，并且都可用来支付。这是双方能够竞争的基本条件；如果两种货币都是法币，可以定价地用于支付或清偿债务，则劣币将驱逐良币。日常交易中，若良币劣币交换价格相同，人们会为降低交换成本自觉的用劣币，藏良币；当劣币铸造并进入流通领域后造成货币总额超过需求总额。要实现劣币驱逐良币，其条件必然是流通中由良劣币构成的供给量要大于需求量，良币才可能退出流通领域，否则良币退出流通将引起通货紧缩。
中国古代诗歌范文6
关键词： 古代文学史 教学改革研究 能力培养 新型教学模式
近三十年，高校教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热情很高，发表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100多篇。总结和反思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为进一步推动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目前还未有人做这项工作，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为之。
一、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现状的理性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直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又是新闻传播、广告设计等相近专业的基础课程。这门课程在开阔学生历史视野、提高学生审美鉴赏能力和传统文化素养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时代变革的冲击下，这门传统课程正遭遇新形势、新观念的挑战，状况不容乐观。研究者们以教授这门课程的亲身经历对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所面临的境遇进行了理性分析，一致认为该课程已经步入多层困局。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社会实际需求和大学人才培养这个层面来看，该课程步入了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与古代文学史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的困局。很多研究者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古代文学作为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渐趋冷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正被边缘化。在一些学生看来，古代文学只不过是“故纸堆”、“老古董”，与现代社会存在巨大的时代距离，从而有意生发隔膜与疏离之心，学习古代文学的动力也远远比不上学习那些具有应用价值的专业技术课程。有的研究者则站在就业形势严峻这一角度分析，认为大学生迫于就业压力对传统文化学习的信心日益缺失，更注重实用性能力的训练，因此竞逐于考证而罔顾专业的学习。大学生功利心越来越强，对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质疑。部分研究者承认这种质疑确有它的正当性，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程门庭冷落还有教学本身抱残守缺、缺乏活力等因素在内。
第二，从古代文学史课程本身的发展变化这个层面来看，该课程步入了教学任务有增无减与课时持续缩减、学术成果不断翻新与教材内容相对陈旧的困局。十多年来，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课时一再受到挤压，呈现持续减少的态势，教学任务却有增无减，二者之间就形成了极深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的描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众口一词。不少研究者进行过统计，教育部1980年关于文学史教学的课时时数定为346课时，现在一般高校执行新规定为256课时，大部分师范院校已经把这门课程的总学时缩减到200学时左右，有的甚至不到100学时。部分研究者还以本校的实际情况现身说法，如韩山师范学院原先每周4节课，现减为3节，以一个学期18周计算，一学期就少了18节[1]P149；云南民族大学原先总学时数约为702学时，现缩至288学时[2]P25；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实行学分制后，由原来的288课时削减到180课时[3]P93。可见，当前文学史教学的最大问题是课时严重不足，这是目前各高校教师的普遍反映。除课时量严重不足以外，有的研究者还认为当前古代文学史课程在教材建设方面也不尽如人意。“3000部以上的各类中国文学史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存在。在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教材类文学史占据了相当的份额。”[4]P56教材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但就其质量而言，则佳作寥寥无几。教材的滞后导致教学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感，这无疑需要有人做出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
第三，从教学施予者与教学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层面来看，该课程步入了教师授课模式单一与学生学习兴趣大减、教师科研水平日渐提高与学生文学素养愈来愈弱的困局。很多研究者发现，现阶段各高校该课程的授课模式大同小异，都比较单一，绝大多数是“一言堂”、“填鸭式”、“注入式”、“满堂灌”。相反，学生受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影响，学习模式却呈现多元化。所以，学生听课兴趣降低亦在情理之中。不少研究者总结了其中的主要原因，认为是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固守传统，枯燥乏味，现代气息少，所以难以受到青年学生的青睐，自然而然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就越来越差。随着高校对师资建设的重视与日俱增，古代文学史的教学队伍在不断壮大，大量高学历教师被吸引进来。客观地说，现阶段古代文学史教师的科研水平的确在快速提高，但不能与教学活动有效衔接，不能直接转化成教学改革的推力。有的研究者批评说，部分高学历教师科研意识强而教改意识弱，擅长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设计教学活动，课堂几乎变成了纯粹展示其个人学术成就或科研心得的场所，教学内容学术性较强，而应用性相对缺乏。近年来，中文专业学生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大幅度减少，造成文本阅读能力低下，文学素养逐年下降。有研究者做过调查，云南民族大学学生从1998到2008年阅读过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的足足下降了几倍至几十倍，其他的小说作品更是无人问津[2]P26；江西师范大学两届学生仅55%阅读过文学作品选所选录的作品，借阅并深入研读过相关文学典籍的不到20%[5]P89。这样发展下来，很容易造成教师与学生的两极分化，致使教师有对牛弹琴之感，学生有听和尚念经之感。
二、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困局提出改革建议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步入了多层困局，那么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就有解开这些困局的欲求。不少教师自觉地投身到教学改革中，将自己的教学活动变成试验田、实验场，并加以理性思考，取得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实际效果。
首先，面对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的困局，很多研究者指出，教师应该切实转变教学观念，重新把握学科定位和审视培养目标。教学观念是施教者对教学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认识，能对教学活动发挥指导作用。教学改革首先是教学观念的转变。不少研究者认为，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古代文学教学应该与时俱进，增强现代意识，才能不落伍；教学中要将古代作家作品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与现代人生联系起来，深入挖掘作家的心灵世界，这样的古代文学教学才具有时代气息和新鲜活力。有的研究者把这种转变称作“教育观的现代化”、“教学观念的现代性”。部分研究者还从学科定位上思考，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程不是技能型课程，而是一门综合性很强，充满理性思辨的学科，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放下功利心去面对，注重其内在的精神培养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对教育培养目标进行探讨，认为当前对教学目标的界定缺乏现代含量，多满足于文学史知识的介绍和文学现象生成的一种可知性追求，与现代人的生存缺少必要和有效的关联，故而提倡在教学目标方面应使古代文学史教学从知识传授型转向能力培养型，着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批判与创新能力、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诗词吟诵和写作能力、实践能力，并认为要突出能力培养，必须改革现行的学生考核制度，实行教考分离和考试方法改革。相信这才是当前古代文学教学的改革方向，也是摆脱困境的主要途径。有的研究者对此持折中态度，认为不仅要重视其实用价值，帮助学生实现理性知识向运用能力的转化，还要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当然，也有的研究者持反对态度，认为古代文学教学不必机械地紧跟时代，莫乱贴标签，应该保持独有的个性与价值。
其次，面对教学任务增加与课时缩减、学术成果不断翻新与教材内容相对陈旧的困局，研究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针对教学任务与课时之间的矛盾，有的研究者认为可通过一种原生态的把握方式提炼教材内容，在某些内容的授课上减少时数；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除了引导学生加强课外学习以外，可在三、四年级开设选修课加以弥补；个别研究者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选修课局限于个别作家、流派、思潮等，不能代替文学史的全面教授，增加课时或压缩教学内容可能效果更佳。针对现阶段教材内容相对陈旧、缺乏新意的现状，一些研究者提出，教师应该成为学者型的教师，既能吸收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又能结合自己的教学从事学术研究，不能停留在转述教材观点的水平上，应随时关注考古发掘的一些新材料，适当增补文学史，同时要善于怀疑和淘汰旧材料、旧观点和旧的理论体系，倡导研究性的教与学，使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具有前沿性。部分研究者还主张让地方文化进入古代文学史的教学领域，认为可以改变视角和激发新意。
再次，面对教师教学模式单一与学生兴趣降低、教师科研水平提高与学生文学素养变弱的困局，研究者们主要从转换教师教学模式和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热情及学习主动性这两个方面寻找出路。很多研究者认为，教师教学模式的转换是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的核心。他们分析，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主宰的“一言堂”，采用“填鸭式”、“满堂灌”、“注入式”，这早已不能满足学生的胃口，所以很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进一步指出，要提高学生兴趣就必须转换教学模式，把“填鸭式”、“满堂灌”、“注入式”教学变为启发式、讨论式、问答式、辩论式教学，把“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学手段变为借助网络、多媒体的现代教学手段，构建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对于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的结合，绝大多数研究者看重其优势，认为可借助声光画综合形式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有的研究者主张应理性看待，认为先辈所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也应该继承，还要防止无视文学课程自身的个性特点，把教学活动变成热闹的课件技术展示课、感官刺激课的情况的发生。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教学更离不开学生的参与，检验教学改革是否成功，应该以学生的参与度为重要衡量标准。他们提出，教师应营造平等、民主、宽松的课堂氛围，建立必要的机制，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充当主体角色，鼓励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批判性思考，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逐步激发、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有的研究者还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教师可在教学中触发学生的情趣体验，以情感为纽带引导学生进入作品的情感世界，由此发挥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三、关于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研究的评价
近30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100多篇与此相关的教改研究论文，这样的势头无疑是令人欣喜的。这些研究成果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近30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近30年来古代文学史课程在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但其教学模式一直没有多大改观，同时由于社会形势和人们观念的变迁，这门传统课程正不断遭到挤压，日渐边缘化，这与当前复兴国学、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确实有改革的必要。这些研究成果也尝试提出教学改革的方向，有的主张走突出应用能力培养，跟上时代步伐的路线，有的主张走保持古代文学史本身特质，注重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路线，有的主张走建立新型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的路线，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建议皆有其合理性，为教师创新教学提供了参考作用。这30年的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研究显然卓有成效，不容轻视。
但是，笔者回头再审视古代文学史教改研究的现状和成果，认为也留下了不少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研究队伍里暂时看不到全国一流大学教师的参与。这里并非有轻轻侮其他大学教师的意思，笔者自己也是在非常普通的高校从教。一流大学掌握的教学资源和取得的教学经验相对来说要更丰富，教学理念可能也更先进，若能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来，发表相关的成果，则必可进一步推动教改研究，提供新思维、新视角，分享新经验。第二，重复性研究比较普遍，创新成果不多，各高校之间没有统一协调的机制。在这100多篇教改论文中，重复立说的占了60%～70%，不能不说是资源和精力的极大浪费，不利于教改研究水平更进一层的提高，也不利于高校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持续、深入地开展。第三，研究成果停于表层的较多，无法形成教改理论体系，而且操作性普遍不强。很多研究论文着重于教学经验的分析，泛泛而谈，能够给出改革实验数据的几乎没有，还有些论文草草了事，给人以简单应付的印象，深入研究和论述的并不多见。至于操作性不强，很可能跟古代文学史课程本身特质有关，但既然是教学改革，施之于学生的，就必须注意其操作性。第四，研究时还是不能睁眼看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教学改革理论引进很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有其自身特点，然教学改革亦有共通性，西方上百年取得的教学改革理论可为我们提供借鉴，推进创新研究。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有理由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未来的教改研究心存展望。首先，期待有全国一流大学的教师参与，增加研究队伍的厚度，开阔研究人员的眼界，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群策群力。其次，希望各教学单位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协同研究的机构或机制，互通有无，减少重复研究，提高研究效率。再次，希望各高校能够建立教学改革的实验机制，多使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记录教改实行前后的各类数据，为教改研究提供基础依据，也为教改措施的可操作性提供实际案例。最后，期待研究者们能够开阔视野，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关于教改的理论和经验，将它与我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片适合自己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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