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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曹学佺；闽中诗坛；诗歌理论。
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号雁泽，又号西峰居士，福建侯官人。他的好朋友黄汝亨在《两君咏》之《曹民部能始学佺》中写到："彼美南方人，飘飘凌云端。密坐有余盻，缟带结所欢。玄心映冰玉，清姿出衣冠。尘轨纷错轸，高步疏遐观。文言贲千载，智效匪一官。美服集多指，将无惧金丸。渊停有安流，洪涛任漫漫。"1葛一龙《葛震甫诗集o佛客斋集》之《十怀诗》其一《曹能始先生》称赞曹学佺："仙隐以南暑，宪出亦西淸。性灵发正始，山水胶平生。"2这是对曹学佺的真实写照。他醉心山水，资助贫士，提携布衣诗人，朋友遍布天下；他谈诗论艺，卓然独立，振兴闽中诗风，使闽诗发扬光大；他博闻广见，著述颇丰，且致力于藏书事业，提出了儒、释、道三藏鼎立的言论；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且与国家同存亡，最终殉节而死，实现了"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的遗愿。本文着重探讨曹学佺的诗歌理论。
作为闽中诗坛的领军人物，曹学佺的诗歌理论，带动了闽中诗坛的繁盛。他提出："夫古今之评文，大抵评己文耳。"的确，曹学佺为很多诗人所作的序言，体现出他的诗歌理论。
朱大复云："能始天才典赡，研讨精深，轩轾三唐，吐纳汉晋。貌境必似，造语斯真。气峭以洁，而操调极平；意锻以炼，而摛辞若朴。兴会所至，神情独往。"曹学佺如此独特的诗歌魅力，来源于其独特的诗歌理论。曹学佺在《苍霞集序》中明确指出明诗弊端，序云："我明崇重文教，二百余年间，作者彬彬称盛矣。要而论之，何以不古若也？其弊有四：夫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汉人上封事，必借秦为喻，所从来矣。今谓非左史、两汉不可用，至唐宋胜国，不一寓目焉，一也。且叙事与议论，歧而为两，不能反复交互，二也。好以古人之事传（注:原文为"传"，刊刻错误。实应为"傅"。）会今人，使读之难辩，三也。非溢美之言，则多隐讥之语，为谀为诋，四也。前乎二者之弊，北地、毗陵不能免也。后乎二者之弊，济南、弇州不能免也。而况其凡者乎？"3曹学佺在认识到明诗弊端的同时，也旗帜鲜明的提出自己的理论。
第一、曹学佺"神气"说。曹学佺在很多场合谈到诗歌中禅理的运用，认为诗歌和禅理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犹如水和盐的关系，禅理就是盐，恰当的运用可以改变水的平淡，进而有韵味。如何恰当运用呢？那就是用神气贯穿其中，弱化盐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曹学佺在《丘文举诗序》中有详细的阐释："唐诗王摩诘禅理自深，孟浩然有莲花不然之句，稍露其绪耳。今人不通禅理而学王孟，多失之浅弱，是未得其味也。夫神气不存，则其容色立槁矣。刘须溪评'寥寥有趣，是于壁上淡影而仿佛见之'，严沧浪、高廷礼之所取皆此味。二公皆闽人。闽之祖王孟者，十室而九也。海内言诗有闽派不失正调，但有弱而不振之弊，非诗之罪也，亦非其地与人有限之也，苦其解禅理耳。"3袁中道在《珂雪斋近集》卷九《寄曹大参尊生》称赞曹学佺："先生诗清灵俊逸，实中心佩服。"曹学佺"神气"主要是指禅理，禅理在则神气存。曹学佺认为，孟浩然向王维一样深谙禅理，所以孟浩然的诗句有"莲花不然之句"5。现在学习王孟诗歌的人，大多数不通禅理，因而多浅弱的毛病。曹学佺认同刘辰翁和严羽的观点，即"于壁上淡影而仿佛见之"，这才是禅理，才会有神气。
曹学佺在《谢耳伯文集初序》中通过谈玄的得失，再次深化了"神气说"。序云："耳伯明人，而远溯西汉太玄之脉以为文，不亦好奇乎哉？世有尚玄者，未有不好奇者；有好奇者，未有不奇耳伯之者也。然太玄有意以拟易而易理隐，耳伯未尝有意以拟玄而玄理彰，何者？文不可以有意为，而易尤不可以有心拟也。有心以拟易而去之者远，无心以拟玄而去之者近，岂非贤圣之辨哉。"6诗歌中有玄理，是否伤害诗歌的意蕴，关键在于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意谈玄则失其真，无意涉及则玄理彰，谈禅理也要自然而然，这里的诗歌主张又体现了"自然"说。
第二、曹学佺"自然"说。中国古典诗歌贵在言志言情，如《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如果诗歌没有了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就没有灵魂，怎么能不僵硬。明朝诗风多变，《明诗综》云："明三百年诗凡屡变。洪、永诸家称极盛，征嫌尚沿元羽。迨宣德十子一变而为晚唐，成化诸公再变而为宋，弘、正间三变而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变而为初唐，皇甫兄弟五变而为中唐，至七才子已六变矣。久之，公安七变而为杨、陆所趋，毗下竟陵八变而枯槁幽冥，风雅扫地矣。独闽粤风气始终不变，闽自十才子后，惟少谷小变，而高、傅之外，寥寥寡和。若曹能始、谢在杭、徐惟和辈，犹然十才子调也。粤自五先生后，惟兰汀小变，而欧桢伯，黎维敬、己用孺辈，犹是五先生之调也。"7。明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造成一定的弊端。公安三袁以"独抒性灵"说对其进行纠弊。曹学佺和公安三袁有很深的交往，也互相欣赏彼此的诗歌主张。"性灵"说和"自然"说其实是相通的，都是强调诗歌要抒发真情实感。曹学佺在《折酲草序》中，详细地阐释了"自然"说。序云："夫诗以自然为宗。自然者，气之所为也。气在人，未有始以前至足矣，行之于八极之表而人不知者，风也。惟夫气有淳漓，故风有高下也焉。风之敝，至令人中心惨怛，生病造热，讵不危哉？达生之士愤风气之日趋于浮薄，往往托之于酒，以补其所不足，故曰'五斗合自然'，又曰'醉者，坠车而不伤，其神全也。'不闻大风乎？清清冷冷，愈病折酲。夫彼故终日醉而未尝醉也，苐有所托，以陶养其气耳。唯浩然之气无害，乃得为大王之风也……"8"诗宗国风，尚矣。国风者，好色而不者也。好色何取？曰'风者，涣而无迹之物也，必待色而乃著，色斯情，情斯风矣。'与何别？曰：'虚实之谓也。虚者，可以风，可风谓之好色矣，而不兴焉。然则国风可得而言乎？曰：二南尚矣。夫士之慕女，亦女之悦与士也。是故有寤寐之求者，而必有卷耳之思也；有怀春之诱者，而必有摽梅之墍也。此之谓至情，匪情则伪物矣。"9诗贵自然。合乎自然者，无疑可以得到天地之精华，诗歌便有了灵气。
在曹学佺眼中，"自然"又是和"神气"相通的。诗歌之所以自然，是因为神气所在；诗歌之所以神气，是因为自然而发。总之，诗歌不能模仿，而要发自肺腑言志言情。这样，诗歌才能有灵魂，有个性。
第三、曹学佺"清新"说。曹学佺提倡，诗歌应该避免俗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曹学佺在《石仓文稿》卷一《潘穉恭诗序》中，极力称赞潘穉恭"少挟令姿，词藻清妙。"曹学佺在胡梅诗歌序言中明确指出："作诗先辨雅俗二字，黄鲁直云：'子弟凡病皆可医，惟俗不可医。'10另外，根据《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范太学讷"条云："自王、李之派盛行，海内几于糜烂。相去四十年，而能始起闽，非熊起新安，允兆起苕，东生、凝父起吴，希风抗志，在大历、元和之间。清新安雅，彬彬相命，进而之古，有其端矣。"可见，在闽地，曹学佺的"清新"说深深影响着当地诗坛的风气。
曹学佺的诗歌理论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影响。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胡梅"条中介绍胡梅时，说"武塘夏雪子曰：'知白叔者，远有三山，近有虞山。'三山者，能始也。余故录能始之言，以存白叔，不独见能始之知白叔，亦以见能始之知诗也。"曹学佺的诗论成为后世评价诗歌的重要标准之一。
参考文献：
[1]黄汝亨：《寓林集》（二）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2]葛一龙：《佛客斋集》之《十怀诗》其一，《葛震甫诗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3]曹学佺：《苍霞集序》，《石仓文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曹学佺：《丘文举诗序》，《石仓文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5]同上。
[6]曹学佺：《谢耳伯文集初序》，谢兆申《谢耳伯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第9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7]《明诗综》"曹学佺"条。
[8]曹学佺：《折酲草序》，《石仓文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9]曹学佺：《潘稺恭诗序》，《石仓文稿》卷一，《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杨震字伯起范文3
提要：在笔者以前考证的基础上，又以读书所得新证据对北宋两刘牧的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考证。并以考证结果为根据，对诸多已成“事实”进行了商榷，指出：三衢刘牧无任何易学著作存世；朱震等有关“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全是瞎说，不可再引以为据；“河洛”图书内容出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窜入；范谔昌的“象学”并不讲“河洛”图书，以此溯及陈抟之“象学”亦非“河洛”内容；范氏晚于彭城刘牧，并非其师等。最后指出：彭城刘牧讲太极大道，理应在“宋明理学”的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笔者曾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一文，指出三衢刘牧（1011—1064，字先之，尚书屯田郎中）之前还有一位彭城刘牧（字长民，太常博士），并考定《中兴书目》所记《易数钩隠图》一卷，为前刘牧所撰。近来读书又得新证，兹详考之并商榷一些有关问题。
一北宋确有二位刘牧之新证据
证据之一：杨亿《武夷新集》之证
景徳二年三月试草泽刘牧策二道（奉圣旨撰）
问化成之道，儒术为先，故大学之兴存于周礼，博士之设始于秦官，厯代相沿旧章咸在，国家盛胶庠之制，崇俊造之科，镂版以广圣言，祭菜以严祀典，传经请益必选硕儒，讲肄胄筵咸稽古训，而公卿之子弟，鲜隶籍于成，均州里之俊髦，率登名于乡老，岂劝诱之未至，将沿袭之或殊，何以复杏坛槐市之规，遵小成大成之制，弦歌不辍，诞扬洙泗之风，生徒寖多，克追唐汉之盛，愿闻嘉话，用洽永图。
按《宋史》列传记，杨亿字大年，浦城人，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十一月为秘书省正字，淳化中命试翰林，赐进士第，天禧中官至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卒谥曰文。杨亿与寇准、王旦、毕士安等相友善，王禹偁、陈彭年皆其门人。景德四年（1007）八月，奉诏与王旦、钱若水等修《太祖太宗实录》。考景徳二年（1005）杨亿奉圣旨撰试草泽刘牧策二道之事可知，彭城刘牧当于是年致仕为官，而是年恰是澶渊之盟后第一年，故《宋史》记“景德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讲和，大赦天下”。而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时当庆厯四年（1044），恰是澶渊之盟后四十年，故文中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按《浙江通志》所记，景佑元年甲戌（1034，宋仁宗在位）进士张唐卿榜上有三衢刘牧名，为官屯田员外郎。这就是说，彭城刘牧早在三衢刘牧前三十年就已为官。
证据之二：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官制”记之证
嘉佑定横行员数
唐开元中始置诸使，后増诸司使，以内侍或将军兼，天佑后用外廷臣卿监将军及刺史以上领之，国朝定内客省使，至合门使曰横班，皇城使以下凡二十曰东班，宫苑使以下凡二十曰西班，初犹有正官，后但以检校官为之。嘉佑三年八月，诏立定横行员数，客省引进四方馆使各一员，东西上合门使共二员，合门引进客省副使共六员，合门副使通事舍人共八员（又诏并増二员）。神宗建文阶而武选未易，政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易横行新官，通侍大夫至右武郎十二阶，皇城使已下为武功，至武翼大夫八阶，副使以下为武功，至武翼郎八阶，六年十一月己未増为十三阶，亲卫至正侍大夫（郎亦如之，不置正侍，宣和官滥，横行至百十有八人）。宋朝文武无轻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学授文资者，若兴国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辠（音最，左加山字），咸平三年钱惟演。有文臣以智畧易右职当邉寄者，若雍熙四年栁开，祥符九年髙志宁，天圣元年刘平、四年刘牧，庆厯七年杨畋，皇佑四年苏缄，治平二年种诊谔，三年种古及张亢、刘几、李丕谅之属。熙宁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换官法。
按此记，彭城刘牧原为太常博士的左职文官，于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智畧易右职当邉寄”。此时三衢刘牧16岁，八年后方上进士榜。
依据上面两条证据，我们可了解彭城刘牧的大概情况：宋真宗景德二年致仕，官至太常博士，至宋仁宗天圣四年，以有智略而易右职，赴边疆任武官。
根据有关资料，我们可以把两位刘牧的活动情况排作下表：
宋真宗（998—1022在位）
景德元年（1004），北宋与契丹于澶渊立盟讲和。
景德二年（1005）春正月，大赦天下，三月，杨亿奉圣旨拟试《草泽彭城刘牧策》二道。（见杨亿《武夷新集》）彭城刘牧于是年为官。
天禧中（1019），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撰《易证坠简》一卷，《大易源流图》一卷，自谓其学出于溢浦李处约，李得之庐山许坚。（见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
宋仁宗（1023—1063在位）
天圣四年（1026），彭城刘牧以文臣有智畧，易右职赴边疆为武官。（见王应麟《玉海》）
景佑元年（1034），张唐卿榜（进士）有刘牧，三衢人，官屯田员外郎。(见《浙江通志》)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有《送三衢刘牧推官之兖州》诗作。（见范仲淹《范文正集》）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语。（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宋咸所谓“近世刘牧”，乃指彭城刘牧言。
康定元年（1040）七月十八日，石介作《泰山书院记》，有“今先生游，从之贵者，故王沂公、蔡二卿、李泰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经畧……门人之髙弟者，石介、刘牧”语。（见石介《徂徕集》巻十四）又石介《上杜副枢书》中有“泰山孙明复先生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尝随举子于科名……执弟子礼而事者，石介、刘牧”语。此皆指三衢刘牧而言。
庆厯初（1041），彭城刘牧二传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优诏奬之，田况为之序。（见冯椅《厚斋易学》所引《中兴书目》，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语）
庆厯三年（1043）十一月甲申，以泰山处士孙复为国子监直讲。（见《宋史》）
庆厯四年（1044），三衢刘牧作《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有“我国家以仁策驯有北四十年矣”语。（见《宋文鉴》，又叶适《习学记言》曰:栁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休。）
庆厯四年（1044）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奏三衢刘牧掌机宜文字。十二月富弼罢出，刘牧赴建州。（见《宋史》，又梅尧臣《宛陵集》有诗：刘牧殿丞通判建州）
庆厯七年丁亥(1047)，李觏，三十九岁，是年作《删定刘牧易图序》。（见李觏《旴江集》）
嘉佑七年（1062），三衢刘牧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见《广西通志》卷五十一，秩官：宋广南西路转运使刘牧）
宋英宗（1064—1067在位）
治平元年（1064）四月，三衢刘牧移荆湖北路，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牧，年五十四以官卒。（见王安石《临川文集》：《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中（1066），叶昌龄撰《治平周易圗义书目》二卷，以《易数钩隐圗》之失，遂著此书，凡四十五门。（见王应麟《玉海》）
二两刘牧之辨所涉及问题的商榷
宋晁说之曰：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圗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蘓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有庐江范谔昌者亦尝受《易》于种征君，谔昌授彭城刘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陈纯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景迂生集》）
宋王称曰：初华山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学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云，坚卢江人也。（《东都事略》）
宋朱震曰：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漑，漑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上周易表》）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三卷，题“三衢刘牧撰”。
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著《易数钩隐图》。
四库馆臣《易数钩隐图》提要曰：“易数钩隠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宋刘牧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字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衢州府志记：刘牧，西安人，字牧之，登进士，终屯田员外郎，授易数于穆修，著《易解》与《易象钩隐图》，王安石志其墓。
以上数说，可谓无一说得准确无误，究其本因就是对北宋有两刘牧之事没有加考证。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常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畧例图》，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厯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字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这就是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问之后，至今并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详加考证并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许多易学及宋明理学的著述中，凡涉及刘牧者，皆多引朱震之传承说，或多引黄宗羲之学案说。于是，诸如“黑白点河图、洛书的传承始于陈抟”、“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而画”、“范谔昌为刘牧之师”、“《易数钩隐图》为三衢刘牧撰”等等，都成了铁定的“事实”。然而，我们考定北宋有两刘牧之后，这些问题都很值得商榷。
1、彭城刘牧没有得到河洛图书之传承
按《宋史》所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癸未）冬十月甲申，赐华山隠士陈抟号希夷先生。按《东都事略》所记，陈抟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峯下张超谷中。彭城刘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时陈抟已仙逝17年。按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所记，毗陵从事建溪范谔昌，天禧中人(1019)，著《易证坠简》一卷，序言称任职毗陵，因事退闲，又言得于湓浦李处约，李得于庐山许坚。按邵伯温《易学辨惑》所记，明逸亦传陈抟象学，明逸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由此一枝传于南方也。既然范氏自言得于湓浦李处约，这就是说并非直接得于庐山许坚，而“由此一枝传于南方”，则不知传于何人。《宋史》记，范谔昌著《大易源流图》一巻，今见《道藏·周易图》中有范氏《四象生八卦图》，其图列《说卦》八卦方位，四正卦上（离）、下（坎）、左（震）、右（兑），各标有“火”、“水”、“木”、“金”字，并各有五空心圆点为数，中为一“中”字，坎数
一、六，离数
二、七，震数
三、八，兑数
四、九。图左的文字为：“范氏谔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
九、
六、
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为艮，此四象生八卦也。”此图反映出范谔昌“象学”的内容，既然所谓“大易源流图”中有“四象生八卦图”，那么就是本《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节之义而演绎，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两仪生四象图”及“太极生两仪图”。这就是说，范氏所推“大易源流”，是说八卦由太极步步生来的，而不是说八卦源于“河图”或“洛书”。既然范氏有如此主张，那么他所传的“象学”就不会是“河图”与“洛书”之内容，以此溯及陈抟所传的象学，也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既然范氏之学传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会传给其前之彭城刘牧。由此可知，范谔昌不可能为彭城刘牧之师，彭城刘牧并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承。
2、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
我们本《中兴书目》所记，考定彭城刘牧原著《易数钩隐图》为一卷本，按其自序（见
于《道藏·易数钩隐图》卷首，胡渭《易图明辨》、朱彝尊《经义考》亦引用之），有“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圗，于逐圗下各释其义”等说，依此可知，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以自序对照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二卷，其所“钩隐”之图则是从“太极第一”至“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其中并没有涉及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就此四十六图之前数图及其图说看，是下面的叙说过程：
《数钩隠图》卷上：
太极第一（一图圆周边五白点五黑点，表示1、2、3、4之和10）
图说：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二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二仪所从而生也。
太极生两仪第二（黑白点图，上一下二左四右三，天一天三为天仪，地二地四为地仪。卷下之《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此图。）
图说：经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易》不云乎天地而云两仪者，何也？盖以两仪则二气始分，天地则形象斯著，以其始分两体之仪，故谓之两仪也。何以明其然？略试论之。夫气之上者轻清，气之下者重浊，轻清而圆者天之象也，重浊而方者地之象也，兹乃上下未交之时，但分其仪象耳。若二气交，则天一下而生水，地二上而生火，此则形之始也。五行既备而生动植焉，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则知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尔。今画天左旋者，取天一天三之位也，画地右动者，取地二地四之位也。分而各其处者，盖明上下未交之象也。
两仪生四象第九（黑白点图，上七，下六，左八，右九。卷下《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此图。）
图说：经曰“两仪生四象”，孔氏疏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惟云四象也。且金木水火，有形之物，安得为象哉？孔氏失之逺矣。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者，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也。今于释卦之处，已破之矣。何氏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一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二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三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四也。今谓此四事，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専《易》内之物。称“易有四象”，且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然则象与辞相对之物，辞既爻卦之下辞，象谓爻卦之象也，上“两仪生四象”，
七、
八、
九、六之谓也。诸儒有谓
七、
八、
九、六，今则从以为义也。且疏家以
七、
八、
九、六之四象为“所以示之”四象，则驳杂之甚也，何哉？夫
七、
八、
九、六乃少阴、少阳、老阴、老阳之位，生八卦之四象，非易之所以示四象也，略试论之。且夫四象者，其义有二，一者谓两仪所生之四象，二者谓易有四象所以示之四象。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所以兼天五之变化，上下交易，四象备其成数而后能生八卦矣。于是乎坎离震兊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
四象生八卦第十（十黑白点图，八卦本《说卦》所言方位而布置，四正个各三点，四隅乾三点、坤六点、巽四点、艮五点。卷下《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此图。）
图说：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兊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瑁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
这一叙说过程充分说明，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阐明其“象由数设”意图的。特别是谓“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専《易》内之物”之一语，道破彭城刘牧并不主张八卦之画与“河出图，洛出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那就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应该为《易》内之物，他便不会有如此相反之说。
从《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后人把有关“河图”、“洛书”、“龙图”等词窜入其中的痕迹。如《两仪生四象第九》之图说曰：“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其中“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显然为后人窜入的文字。“斯则”所指为
六、
七、
八、九四象数，合之为三十，与“四十有五之数”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彭城刘牧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3、今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非全出于彭城刘牧之手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隠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厯初（1041）呉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隠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義曰，按此河圗，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兩儀生四象”时则曰：“義曰，言天地之道隂陽之氣，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謂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類，是天地隂陽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蓋天地既判生為五行，然二氣既分，則自然生而為木金氷火，則地之道本於土而成，但言四象則土從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義曰，按此四象有二說，一說以謂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荘氏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則非也。又何氏以為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圗洛出書聖人則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年），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
象数，尽刋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厯初（1041）黄黎献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彭城刘牧是否健在，不可得而知之，以其再传弟子上其书于朝推断之，似乎有变）。为吴秘所献书制序之田况，字符均，其先冀州信都人，举进士甲科。赵元昊反，夏竦经畧陜西，辟为判官。按《宋史》，元昊反于仁宗宝元元年（1038），田况制序当在宝元与庆历间。又历六年，庆厯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谩”（李觏言，所见五十五图的《易数钩隐图》有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觏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并加入所谓“河图”与“洛书”之图与图说？以彭城刘牧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的情况来看，似乎吴秘所进之书为合彭城刘牧原著与黄黎献之续著为一书。倘若如此，则“河图”与“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两幅图）的始作俑者，就是黄黎献无疑了。无论如何，“河图”与“洛书”诸图不出自彭城刘牧之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4、三衢刘牧并没有易学著作存世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廣西通志》）。虽三衢刘牧于《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中有“在《易·复·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释者谓四夷为中国之阴，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闭关而却外，所以拟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阳长阴消之际，设备务速，明不可后时也。商旅不行，小人喻于利，亦防奸之谓也”之“易说”，然却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因而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针对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厯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易数钩隐图》一书本不出自三衢刘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刘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明注为其伯祖三衢刘牧撰，又伪造欧阳修之“序”，遂使见此书者误将三衢刘牧当做彭城刘牧，此则刘敏士之徒，实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事者。前此《中兴书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隠图》一卷……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至南宋陈振孙始见刘敏士之刻本，因而《直斋书录解题》方有如此之疑问。
此误之传，愈传愈真，愈传愈广。至明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録详注》，除谓《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外，又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亦“三衢刘牧撰”。实则此三书皆非“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为彭城刘牧撰，《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先儒遗事》，南宋郑樵《通志》记或谓陈纯臣撰，是书中有《易数钩隐图》中数幅图，刘牧岂能自称“先儒”？“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六经图》中之《易经》图总名（其它五经亦各有总名，分别是：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是书即不是三衢刘牧撰，也不是元张理撰，本为南宋杨甲撰，毛邦翰增补，叶仲堪重编之《易经》图版本。至清初，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于《泰山学案》中谓泰山孙复弟子三衢刘牧著有《易数钩隐图》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乾隆间四库馆臣亦深然白云霁之“详注”，《四库全书》提要中照样谓《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又误考白云霁之注，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
凡此数个历史之误会，皆会因北宋两刘牧之考定而有所澄清：三衢刘牧与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毫无关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多是瞎说，不可再引以为据；华山陈抟及范谔昌所传“象学”，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出现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很可能是其弟子所为。
三应当为彭城刘牧在“宋明理学史”中存留一席之地
元托克托修《宋史》，列传中立“道学传”，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尹焞、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張栻、黄干、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均为立传。“道学”（后称之为“理学”）一词先见于《大学》第三章：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托克托序曰：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徳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删《诗》，修《春秋》，讃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三五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逺矣。孔子没，曽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论人性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徳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真真)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闗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徳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邵雍髙明英悟，程氏实推重之，旧史列之隐逸未当，今置张载后。张栻之学亦出程氏，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其它程、朱门人，考其源委，各以类从，作道学传。
周敦颐之所以被尊之为“理学开新晨
杨震字伯起范文4
遁甲为兵而设，为阴象，为诡道，故取诸遁，谓其遁于六仪之下而不见其形也。甲为至尊之神，宜藏而不宜露，宜和而不宜乖，宜生扶而不宜克制。所喜者惟土，所憎者惟金也。惟其喜土也，故奇门始起之宫例，以六戊随之，甲逆而戊亦逆，甲顺而戊亦顺，如形之与影，两相时随不相离。惟其憎金也，故有乙之合以伺其内，有丙丁之制以咸其外。乙者，用之同气；丙丁，乃甲之子嗣，如手足之情、心腹臣子之情。君父鼎足之形成，而后甲有苞桑之固矣。先王之建业亲诸侯，其义亦准诸此。故阴阳顺逆者，造化之定理；戴九履一者，河洛之精蕴。配以八门，八神列矣；加以三盘，三才正矣；重以三奇，三光耀矣；积时置闰，岁功成矣；一节三元，二十四气备矣。以六十时干为经，以四时八节为纬，九一二四六八三七五，相摩相荡而四千三百二十之局成矣。大之为风云龙虎之机宜，小之为动静行藏之趋避，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百姓日用而不知。虽其中不无诡谲荒唐悖于圣贤之论，但取其生克制伏近于理者，著之于篇，以前民用而辅易道之所未备。至于书符诵咒，似为不经。而临事仓皇，可以反凶变吉，避难除危亦行师整旅之要，故以投录。凡欲教为子者之思孝，为臣者之思忠，不至于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未始非治平之一助也。
奇门遁甲统宗源流
奇门之说，论者谓始于黄帝，删于吕望、张良。汉以前往往散见于他书，至于《隋志；艺文》专书，始有一十三家。唐益倍之，则其学之来亦不在近矣。《阴符经》曰：“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张良注云：“六癸为天藏，可以伏藏。”由是言之，即奇门之权舆也。《大戴礼记；明堂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九一二四六八三七五，盖即河图之义。”而奇门之九宫耳。汉《艺文志》有明堂、阴阳二十三篇，又明堂阴阳五篇。宣帝时魏相上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言五帝所司各有时：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乃以八卦方位配明堂之九室。后汉张衡传郑玄既注九宫之说，而《南齐；高帝本纪》云：“九宫者，一蓬二芮三冲四辅五禽六心七柱八任九英，皆有大过不及之占。”唐会要元宗三载十月，术士苏嘉庆上言请于京城，置九宫坛，五数为中，戴九履一，右七左三，二四为上，六八为下，符于遁甲。武宗会昌二年正月，左仆射王起等奏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所谓一曰天逢卦坎行水方白者，与今奇门之言星而无异，抑显晦各有时也。宋之仁宗以洗马杨维德篡《六壬》则曰《神应经》，篡《奇门》则曰《符应经》，今亦不得见其全。得毋好古之士，尚有什袭而藏者乎？明之宸濠称乱，王守仁收览异术，乃有孝成君者，进以《奇门真传》，今之所谓李氏奇门也。仇鸾门下士有林士徵者，以奇门占兵，屡有奇验。锦衣陆炳序其书而传之，呼为林氏奇门。陶仲又以李林二氏之书，参以他书而缪紊之曰《陶真人遁甲神书》。盖胜国以奇门著见者，三家而已。昔之奇门之序出于都天《撼龙经》八十一论者凡九，其一曰《都天九卦》，二曰《人地三光》，三曰《行军三奇》，四曰《造宅三白》，五曰《遁形太白之书》，六曰《入山撼龙之诀》，七曰《转山移水九字元经》，八曰《建国安基万年金经》，九曰《元宫八福救贫生仙产圣》。今所传者，《造宅三白》耳，外俱不得见闻，或者名山石室之藏精光不得终磨。更有取而修明者，庶几拭目俟之矣。
（注：“芮”，汉书作内；“蓬”唐书作逢。）
凡例
一；奇门久已失传，人树一帜，敝帚千金无从别白。今一字一义，有两说三说者并存之，以备参考。
二；奇门众说纷然，取其理之正者为首行，列于后或分注者为次，不敢私心去取，然亦略见低昂。
三；奇门兵事避忌甚多，凡三胜五不击之外，又有太岁月建俱不可击；旺气所在亦宜避之，所谓“春不伐东，秋不西征”者是也；与大亭亭白*、三门四户、大马方之类，须从岁月太阳查算，书中未敢预载。
四；奇门最重格局，如龙回首、鸟跌穴吉矣；如逢庚为值符，则为格勃，格勃又不可用。龙走雀投凶矣，为主者不害；虎狂蛇矫凶矣，为客者不害。皆有活诀，不可一例。
五；奇门选择最重衰旺休囚，如开门本吉，但其性属金，如临土宫、金位及季夏三秋，所谓得时得地，时之最吉者也；如在春夏而临于木火，则金气大衰，岂得为吉。凡八门皆然，三奇亦然。
六；奇门选择以会合为上吉，若有门无奇，犹为可用；有奇无门，则当另择矣。然如捕猎用伤门，逃亡用杜门，吊唁用死门之类，皆当择其得时得地，则为上吉，又不专重奇门也。
七；奇门阴阳宅选择，浅学者但知会合为上吉，而不知阳宅须宅主生命配合门奇之生旺，阴宅须与山头化命配合门奇之生旺，若天禄、天德、天贵、天马、三合、六合之理，皆宜参考。
八；奇门止用选择，则诸众可废然，亦须检点，必当配合斗首五行、太阳、吉凶星煞，无有避忌而又能合于奇门，方为万吉。若造宅、迁葬之家，往往有算至十余年而后得，盖欲求其纯吉无凶者，甚难也。
九；奇门占法要分动静之用，静则止查值符、值使、时干，看其生克衰旺如何；动则专看方向。盖动者，机之先见者也。如闻南方之事，则占离位；闻北方之事，则占坎位。凡鸦鸣鹊噪，东鸣则看震，西鸣则看兑，此皆不能胶柱鼓瑟、刻舟求剑者也，诸占例此。
十；奇门占法，其说不一。如占天时，有专看值符者，有专看格局者，有专看蓬英为水火二星者，有专看壬癸丙丁为晴雨所司者，有专看风师雨伯雷公电母等神者，其说既不可全非，其理亦不可偏废。临时会意，头绪纷然，灵机所触，皆难预决。诸占例此。
奇门遁甲统宗目录
卷之一：奇门秘诀总赋遁甲起例论超接之法又法超接诀又诀置闰法奇门四十格八节应八门旺相九星旺相迫论八门执事歌又歌阴阳遁甲顺逆起例九星值符图八门值使图值符值使诀年家孤虚方位三奇神咒三奇加六仪诀（注）
卷之二：奇门妙秘诀八门九星六仪遁八神阴遁起例阳遁起例三元法八节法八节定八卦图以旬首取符使法值符加时干法值使加时支法小值符加大值符法附年奇门起例附月奇门起例附日奇门起例（赘八又二法）遁年奇法遁月奇法遁日奇法遁日门法日奇布五符法日奇起青龙法德刑宝和羲制伏五阳时五阴时八门所主九星所主三奇喜怒八卦类神九星类神八神类神
卷之三：十干类神十二支类神兵事分主客出兵方背击孤虚雄雌亭亭白*游都鲁都三胜地五不击趋三避五天马方旺相休囚天目地耳太岁月建太阴大将军时中将军天罡时破军加时法天营四神占风旬中地丙日五将方下营法迷路法涉阴法出入山中法逃避法太阳临时法九星吉凶歌甲癸丁乙行兵杂摘奇门演卦法值符值使演卦例门外演卦例主客雌雄阵势得失节候六亲克应八卦克应六神克应十二支克应
卷之四：奇门遁甲阳局一二三
卷之五：奇门遁甲阳局四五六
卷之六：奇门遁甲阳局七八九
卷之七：奇门遁甲阴局一二三
卷之八：奇门遁甲阴局四五六
卷之九：奇门遁甲阴局七八九
卷之十：玄机赋上
杨震字伯起范文5
米芾(1051-1108年)字元章，先祖世居太原，又迁襄阳，后居润州(今镇江)，其父米佐偃武修文。米芾《书史》中记载，米父在濮州为官时与李柬之手谈，赢得王羲之的法帖，这与米芾笃好书画不无关系。米芾的母亲阎氏曾为神宗母宣仁高太后的乳娘，这也是米芾最早走上仕途的渠道。
米芾7岁习帖，“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10岁写碑刻。17岁随母在汴京，饱览时贤书翰大作及唐代名篇巨制，并认真临习。20岁取字元章，在京与蔡京布衣相识。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说：“我识元长(蔡京字)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宣和书谱》蔡京条云：“初师沈传师”。蔡京比米芾大4岁，均师法唐礼部尚书沈传师，两人书法风格多有相似之处，相同尚好成为好友，并贯穿终生。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从小不喜科举的米芾，因为母亲的原因踏上仕途，开始了10年的华南游宦生涯。熙宁七年(1074年)，米芾任临桂县(今桂林)尉。同年5月。游桂林龙隐岩(伏波山)、阳朔山，画有《阳朔山图》并题字：“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到者。……”桂林清秀瑰奇的山水，给了好异尚奇的米芾不小的震撼，为他日后笃好奇石埋下种子。
元丰四年(1081年)，米芾离开长沙，结束了南官十年的生涯，此后主要活动在江淮、汴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米芾在《书海月赞跋》中记：“元丰四年，余至惠州，访天竺净慧师。见其堂张海月辩公真像，坡公赞于其上，书法道劲。”在中国书画史上，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稿》、坡的《寒食帖》，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可见苏轼书法地位之高。苏轼的书法，给了米芾极大的震动，促使他前去拜访这位北宋文坛一代宗师。
元丰五年(1082年)，32岁的米芾赴黄州(今属湖北)雪堂拜谒苏轼，受到被贬黄州的苏轼热情款待。米芾在《画史》中有记叙：“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即起做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王诜)借去不还。”苏轼赠与米芾的画，被驸马王诜借去不还，米芾一直耿耿于怀。苏轼画风运思清拔，唯求笔墨神韵、文人逸兴勃发，给予米芾重要启示，后来他与其子米友仁创造的“米氏云山”，与此不无关系。
苏轼对于小自己14岁的米芾的书法也是青睐有加，他在“雪堂书评”中说：“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于钟(繇)王(羲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宋人温革说：“米元章元丰中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入魏晋平谈。”苏轼对米芾书艺师晋的指点，影响其终生。
元丰七年(1084年)，米芾从苏轼处得晋人法帖，王献之的“十二月帖”。米芾激动异常，终日临习。他的一个临本，即是被乾隆帝当做王献之真迹，宝藏为“三希”(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殉《伯远帖》)之一的《中秋帖》，可见米芾功力更加精进。
元祜二年(1087年)，米芾前往汴京寻求仕途发展。《何氏语林》记载：“元祜间，米元章居京师，被服怪异，戴高檐帽，不欲置从者手，恐为所污。既坐轿，为顶盖所碍，遂撤去，露帽而坐。”蔡肇作米元章墓志云：“冠服用唐制，所至人聚观之，视眉宇轩然，进趋如谵，吐音鸿畅，虽不识者亦知为米元章也。”至此，米芾“颠”名扬于京师。这时的苏轼重回京城权位，米芾在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参加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以苏轼为首的16人在驸马都尉王诜私邸举行的“西园雅集”。这时的米芾已俨然成为后晋名士了。
元祜四年(1089年)，39岁的米芾出任润州教授，也就在这时，米芾以所藏李后主研山，换取海岳庵宅基地，并定居下来。蔡绦《铁围山丛谈》记此事：“江南李氏后主宝一研山，……为米元章所得。……而苏伸恭学士之弟者，才翁孙也，号称好事，有甘露寺下并江一古墓，多群木，盖晋唐人所居。时米老欲得宅，而苏觊得研山。……苏米竞相易。米后号‘海岳庵’者是也。”米芾好研闻名，在《山林集》中称研为“吾首”。《海岳志林》记载：“僧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后得之，抱之眠三日，嘱子瞻为之铭。”蔡肇《墓志铭》说：“米芾过润州，爱其江山，遂定居焉。”米友仁曾说其父居润州40年，说明米芾小时就曾随父居于此地。米芾母亲阎氏也归葬这里。这些都是研山易宅基地的原因。
元祜七年(1092年)，苏轼知扬州，米芾从润州渡江而来为座上客，赵令畴《侯鲭录》记：“东坡在维扬，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
‘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坡云：‘吾从众。’坐客皆笑。”东坡的“吾从众”，欣赏也。米芾“颠”名大震矣。
绍圣四年(1097年)，米芾在涟水军使任，更加“颠”的可以。《宋稗类抄》记其事：“米元章守涟水，地接灵璧，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字，入室则终日不出。时杨次公为察使，知米好石废事，因往廉焉。”米芾于袖中连出三美石，杨察使取一石而去。杨杰与米芾是多年旧友，对此“颠”人也无可奈何。米芾自称“不入党与”，与“旧党”如坡、黄庭坚，“新党”如蔡京、赵挺之(李清照公公)等朝廷大员皆以书画交游，无论哪方在政治上落魄时，他绝不落井下石。所以，因“颠”出名的米芾，固然不至丢官，仕途却也难以发展。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蔡京夺职居真州。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米芾谒蔡京于舟中，见晋《谢安帖》，求易之。京意以为难，芾日：“公若不见从，某不复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据船舷欲坠，京遽以之。米芾得此帖后，始名书房为《宝晋斋》。米芾《画史》说：“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绝精只有十轴在，有奇书，亦续续去矣。晋画必可保，盖缘数晋物命所居为‘宝晋斋’，身到则挂之，当世不复有矣。”米芾不但是书画收藏大家，而且精鉴赏、善摹仿、笔力道劲。米芾以临本易人真迹时有所闻，其摹本被当成原本流传也屡见不鲜。米芾对晋帖推崇敬奉，甚至外出舟行时，也于船上高挂“宝晋斋舫”匾额。米芾旧友黄庭坚，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贬所荆州，闻知如此风流雅事，神往不已，有诗赞日：“沧江静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
就在这一年，苏轼于被贬岭南经年后北归，《京口耆旧传》记载北归途中苏轼自述：“儿子何处得《宝月观赋》，琅然诵之。老夫卧听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从，知元章不尽!”于是苏轼致信在真州的米芾，《东坡全集》记载此事：“岭
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今真见之矣，余无足云者。”
六月一日，东坡过真州，访米芾于白沙东园，逗留十余日。惜别时，约定年终米芾至朝廷述职后，到常州拜谒苏轼。米芾记叙苏轼临别语：“待不来，窃恐真州人俱道，放著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别而去也。”北宋文坛宗师苏轼，心胸如此旷达，对“米颠”喜爱有加，褒奖不吝美文。谁料一个多月后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即于常州溘然长逝。米芾闻噩耗已是中秋，悲中写挽诗五首并序文，其中有句：“道如韩子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我不衔恩畏清议，束刍难致泪潸然。”
崇宁三年(1104年)，米芾知无为军。军，宋代行政区划名，与府、州、监同属路。北宋无为军属淮南路，领无为、巢、庐江三县，故治在今安徽省无为县。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知无为军，初入川廨，见立石颇奇，喜曰：‘此足以当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日：‘石丈’。言事者闻而论之，朝廷亦传以为笑。”宋费衮《粱溪漫志》载：“米元章守濡须(今安徽无为县北)，闻有怪石在河，为燕游之玩。石至而惊，遽命设席，拜于庭下曰：‘我欲见石兄二十年矣。’”米芾还为拜石之事自画《拜石图》。元代倪瓒为此作《题米南官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不虚得。”
此时米芾旧交蔡京、赵挺之在朝廷先后为相。吴迥《五总志》记载：“米元章尝谓蔡元长，后当为相，慎勿忘微时交。……蔡喜之，寻除书学博士，攫礼部员外郎。”祟宁五年(1106年)，56岁的米芾赴汴京任书画博士。为了感谢赵挺之的提携，米芾有《除书学博士呈时宰》诗：“浪说书名落人世，非公那得彻天关!”
宋何蘧《春渚纪闻》记载：“上(微宗)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宣取笔研，而上指御案间端研，使就用之。芾书成，即奉砚跪请曰：‘此研经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颠名不虚得也。’京奏曰：‘米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也。’”
《海岳名言》记载：“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字，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这种痛快简洁且深刻不凡的语言，正是“米颠”的本色。
杨震字伯起范文6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贺兰祥墓志》：“诠授文品，量叙戎将，得者无言荷恩，者亦无怨色。”
按：“量叙”，义犹“量授”。“叙”有“按规定的等级次第授予官职”义。《周礼・天官・宫伯》“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郑玄注：“叙，才等也。”贾公彦疏：“叙者，才艺高下为次第。”《汉语大词典》有“量授”条，释义为“量才铨叙；量才授官。”，可移用于此。“量叙”与“量授”乃异形同构同义词。“量叙”一词，后世文献沿用，例如：《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皇亲先被配没者，子孙令复属籍，仍量叙官爵。”《册府元龟》卷八是“帝王部“《庆赐第二》：“亡官失爵并宜量叙，诸年八十以上，各赐粟帛。”《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唐纪二十三：“皇族先配没者，子孙皆复属籍，仍量叙官爵。”皆其例。“量叙”一词，《汉语大词典》失收。
［摄总］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公讳挺墓志》：“公器实国华，德惟民望，摄总枢要。”
按：“摄总”，义犹“摄统”。《助字辨略》卷三：“总，统也。”《汉语大词典》有“摄统”条，释义为“总揽，总理”，甚是。“摄总”与“摄统”乃异形同构同义词。他例如：《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四：“……议者谓‘仆射代尚书令，礼当重。凡百司州县皆有副贰，缺则摄总，至著定之礼，则不可越，仆射由是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唐纪三：“丙戌，诏：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师一人以摄总，别为团伍。“摄总”，《汉语大词典》漏载。
［匈怀］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李世举墓志》：“至四年，转任瀛州司马，智方泉涌，决断如流，蕴素德于匈怀，起清风于衿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齐故大都督是连公妻邢夫人墓志铭》：“幽闲之性，得自匈怀；窈窕之容，成于进退。”《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公讳墓志》：“风神爽发，仪貌端华，进退有度，折旋成则，动渊泉于衿袖，悬日月于匈怀，九流归之若江海，百僚仰之若嵩岱。”《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魏故征虏将军平州刺史元使君墓志序铭》：“衿抱绰绰，累刃未高；匈怀汪汪，万顷非拟。”
按：“匈怀”，即“胸怀”。“匈”通“胸”。《资治通鉴・汉纪十五》“刃交匈”胡三省注：“匈，与胸同。”“匈怀”，唐代墓志也有使用，如《唐代墓志汇编上・大唐乾封二年岁次丁卯闰十二月景辰朔五日庚申洛州河南县郭府君之铭》：“少徒戎，早习干戈，六奇纳在凶怀，七略藏之心腑。”即其例。“匈怀”，《汉语大词典》未收。
［仪调］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郑謇墓志》：“器宇明悟，仪调温整，居官以敬，驭民以慈。”
按：“仪调”，义犹“仪度”。《玉篇・言部》：“调，度也。”《汉语大词典》有“仪度”条，其一义项为“仪容风度”，可移用于此。“仪调”与“仪度”在该意义上乃异形同构同义词。“仪调”一词，亦见于唐代墓志，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唐故张方君吕夫人墓志》：“夫人雅态端凝，英姿明润，言容淑慎，幼陶化于保阿；仪调幽闲，早渐渍于诗礼。”“仪调”一词，《汉语大词典》未收载。
［歼讨］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大魏故介休县令李明府墓志》：“及君莅任，穷加歼讨，手自斩格，莫不震肃，鄙内以宁。”
按：“歼讨”，谓讨伐歼灭。《吕氏春秋・行论》“亲帅士民以讨其故”高诱注：“讨，伐也。”《广韵・监韵》：“歼，灭也。”“歼讨”一词，笔者遍检《四库全书》所收文献，仅搜得一例，即：《前汉纪》卷六：“赖朱虚周陈，惟社稷之重，顾山河之誓，歼讨篡逆，匡救汉祚，岂非忠哉。”“歼讨”，《汉语大词典》漏收。
［夙智］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叱罗协墓志》：“公幼而标悟，长逾弘绰，神情散朗，见称夙智，声发家庭，誉闻州部。”
按：“夙智”，义犹“夙知”。《玉篇・夕部》、《广韵・屋部》皆曰：“夙，早也。”《读书杂志・管子第三・法法》“而君父不智也”王念孙按：“智与知同。”又“不智”王念孙按：“智与知字同义。”《汉语大词典》有“夙知”条，释义为“早慧”，甚是。“夙智”与“夙知”乃异形同构同义词。他例如：《北齐书》卷十三列传第五：“劢，字敬德，夙智早成，为显祖所爱。”《通志》卷一百八列传第二十一：“蔡邕等共论，序其志，佥以为彬为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唐大诏令集》：“英姿灼乎髫龀，夙智形于襁褓。”“夙智”，《汉语大词典》漏收。
［伪主］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魏故东荆州长史征虏将军颖川太守穆君墓志铭》：“又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蛮夷狂勃，背国重恩，归投伪主。”《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若干云墓志》：“公忠诚奋勇，斩馘千数，伪主奔逃，俄而宗，八表清廓，九服来苏。”
按：“伪主”，指非法政权的君主。《礼记・曲礼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郑玄注：“主，君也。”“伪”乃僭伪。指非法的政权。“伪主”一词，后世史书频用，例如：《晋书》卷三十八列传第八：“克重议曰：‘……何至于肜亲伦之兄，而独不得去乎？赵盾入谏不从，出亡不远，犹不免于责，况肜不能去位，北面事伪主乎？宜如前议，加其贬责，以广为臣之节，明事君之道。’”《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八：“孟威陷迹虏廷，抗辞伪主，虽图史所载，何以加焉！”《晋书》卷一百三《载记》第三：“伪主斯亡，玄明篡嗣，树恩戎旅，既总威权，关河开曩日之疆，士马倍前人之气。”《宋书》卷二《本纪》第二：“遂乃三俘伪主，开涤五都，雕颜卉服之乡，龙荒朔漠之长，莫不回首朝阳，沐浴玄泽。”《宋书》卷五《本纪》第五：“乙丑，冗从仆射胡崇之、太子积弩将军臧澄之、建威将军毛熙祚于盱眙与虏战败，并见杀。庚午，虏伪主率大众至瓜步。壬午，内外。”《周书》卷六《帝纪》第六：“而伪主昏虐，恣行无道，伐暴除乱，斯实其时。”《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二十九：“护集众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例繁，不尽举。另《汉语大词典》收载有“伪臣”条。“伪主”与“伪臣”乃异形同构异义词。“伪主”，《汉语大词典》未载。
［石］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侯掌墓志》：“权窆芒山，且志石，千龄万古，以播芳迹。”
按：“石”，墓石的美称。《广韵・仙韵》：“，美石次玉。”故“”本指美玉，用以美称墓碑。“石”一词，唐代墓志亦有用例，如《唐代墓志汇编上・唐故万夫人墓志铭》：“恐年代推延，勒兹石，深谷为岸，海变桑田，刊此奇功，庶期不朽云尔。”“石”，《汉语大词典》未收。
［忧愍］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晋故宣威将军赵君墓中之表》：“君性恢伟，虽险涂炭，志节难尚，处于忧愍，劝务坟典，贵义尚和，谦己冲人。”
按：“忧愍”，忧伤。《广雅・释诂一》：“愍，忧也”。《楚辞・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蒋骥注：“愍，谓忧困也。”是以“忧愍”乃同义并列复语。他例如：《宋书》卷一百列传第六是：“林子居丧至孝，高祖深相忧愍。”《梁书》卷二十七列传第二十一：“钧答曰：‘……姜桂之滋，实闻前典，不避粱肉，复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忧愍。谨当循复圣言，思自补续，如脱申延，实由亭造。’”《册府元龟》卷一百四十四“帝王部”《弥灾》第二：“朕祗奉明命，抚育黔黎，忧愍之至。”皆其例。“忧愍”一词，《汉语大词典》未收。
［器寓］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魏故侍中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太尉公尚书令冀州刺史广平文懿王墓志铭》：“器寓淹凝，风韵闲远，丽藻云浮，高谈响应。”《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处士房周墓志》：“器寓淹弘，宫墙渊邃。”按：“器寓”，义犹“器宇”。“寓”同“宇”。《读书杂志・汉书第十五・叙传》“攸攸外寓”王念孙按：“刘逵吴都赋注引此作悠悠外宇。寓作宇。”《汉语大词典》有“器宇”条，其义项二为“仪表；气概”，可移用于此。“器寓”一词，唐代墓志亦见使用，如《唐代墓志汇编上・唐故慧静法师灵塔之铭》：“师幼怀颖悟，器寓澄明，信冠盖如浮云，弃簪缨犹脱屣。”《唐代墓志汇编上・大唐故杨君墓志铭》：“乡闾慕德，交友钦风，雅度恢弘，器寓无际。”《唐代墓志汇编上・大唐刘府君墓志铭》：“高门有待，钟美哲人，雅量温粹，器寓贞淳。”皆其例。“器寓”，《汉语大词典》失收。
［在褓］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公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领冀州刺史元公墓志铭》：“公含川岳之秀气，表璋而挺出，歧嶷异于在褓，风飙茂于就傅。”
按：“在褓”，在襁褓中。指幼儿时。《慧琳音义》卷六十“褓持”注引《文字典说》云：“褓，小儿被也。即襁褓也。”“在褓”亦见于传世文献，如《新唐书》卷二百五列传第一百三十《列女》：“杨绍宗妻王，华州华阴人。在褓而母亡，继母鞠爱。”即其例。“在褓”，《汉语大词典》失收。
参考文献：
［1］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1版.
［2］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第1版.
［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