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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范文1
民俗文化真精彩
今天，我们这里第二届民俗文化节开幕，太好看了。有踩高跷、舞龙、划旱船……
我非常喜欢踩高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踩在一根高高的木棍上，一下子变成了巨人，多么神奇呀！他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还能在空中翻跟头，落下来也摔不着。也有小朋友踩着高跷，最大的十多岁，和大人一样，稳稳当当地走在大街上。还有好多踩高跷的表演者，不时聚集在一起，不断变换队形，真是精彩！
民俗文化范文2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大量面临着被破坏甚至被毁灭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问题。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陶立璠先生就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大量民俗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和有效的保护而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毁灭的现象，列举了一大串典型的事例。比如天津老街的改建、赵紫晨故居的拆除、定海古城的毁灭、东岳庙及观音街过街楼的失于保护等等。这些现象伴随着大开发的呼声而凸现于祖国辽阔大地的角角落落。对于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从而对民俗文化的每一笔无论多么细小的遗产都视若锱铢的民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去抢救，如何去保护？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吕微先生提出了两个保护的途径：一是开发它的实用性，二是把它旧有的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而苑利先生则提出，应主要依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作用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他们并且都列举了大量亲自调查的生动事例来对自我主张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不可否认，每一种主张的确有它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这些主张一旦施诸于现实，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我们暂且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先来关注一下这次研讨会中所存在的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争议，即有另一部分学者跳出“如何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圈子，对所谓的“保护”产生了怀疑。我们所竭力主张的保护究竟给原著民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就因此而感受到了幸福？这是户晓晖先生提出的质疑。
的确，对于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民俗遗产，从实物形式到观念形态，都可谓是奇珍。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民俗物质中凝聚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够反映这个民俗主体的群体结构、社会习俗、精神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真是敝帚千金。然而对于民俗主体来讲，他们却不一定就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居住了几代人的破房子，再也不能住下去；那走了无数代的小巷子或羊肠小道已恶劣到极点。他们已对那陈旧的习俗、繁缛的礼仪、落后的观念等所产生的束缚感到窒息。他们要发展，他们要打破这个旧有的世界。他们也渴望和向往城市里宽阔平整的大马路、高大舒适的现代住房、快捷便利的现代交通及通讯设施、丰富奇妙的现代娱乐生活等。一旦他们打开自己的眼界，发现在他们那狭小、孤陋的世界之外还有这么一个奇妙而精彩的世界时，心里难免会产生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愿意囿于原先那个在他们现在看来如此落后甚至丑陋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走出了原先居住地而到外面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人，正在逐渐摆脱甚至完全摆脱了其原有的观念和习俗特征，而变得与现代城市人无异了。
由此，希冀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是不可靠的。当然，在一定时期，他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前提是他们对外界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视野拓宽，从而被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大潮中时，利益的驱使会使他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拿陶立璠先生所举日本某村的“花祭”来说吧，当这个村子里的人在外面从事各种层次各种行业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或者性质虽比较一般，但社会地位较低，工作的获得来之不易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他们不能随便脱离岗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工作、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显得比参加祭祀活动重要的多，于是，他们就可能不会或不能来参加祭祀活动，如果这样的情形多了，久而久之，这项祭祀活动也就会被忽略，最后甚至被遗忘了。再如苑利先生所举的依靠传统观念中的咒语禁令来保护一片森林的原始性状态而不被破坏。然而，一旦这个群体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因受了外界的影响，产生商品利益的观念而发生动摇时，他或他们可能会感到惊喜--祖先竟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宝藏，等待他们去开发。于是一切所谓的咒语保护禁令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苑利先生所感叹的那样，大开发就意味着大破坏，哪儿开发就意味着哪儿破坏。但是，又有谁能阻止大开发的浪潮呢？谁又能阻止发展的动力大车甚至包括民俗主体他们自身的发展欲望与要求呢？
人要生存，就无法最终摆脱利益的驱使。我们看到落后民族在他们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劳动着，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们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样，希图过得幸福、美好、舒服些吗？他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固守传统的习俗与礼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还没有体会到高文化所能带来的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罢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苑利先生所说，就给他们一点实惠吧，让他们意识到保护好民俗文化就能挣到钱。怎么利用他们手中的这一点资本去挣钱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吕微先生所说的重新开发其内在的实用性，如发展旅游业等。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民俗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再度复兴吗？比如戏曲、泥陶、剪纸艺术，再比如现代商品生产与开发中所谓的祖传配方、秘方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都能够这么幸运。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襄阳一带，留有多处民俗文化遗迹，象三国时期留下的刘秀墓、庞统宅、跃马檀溪处和米公祠、鹿门山、鱼梁洲等等，很多都是与一定民俗文化包括传说、故事和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分布特点是，绝大部分都很偏僻而且很分散。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不具备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和优势。试想一下，有谁愿意花费很大的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去那里观光旅游呢？再如，小时侯曾看到乡下不少婴幼儿的脚上都穿着老祖母给做的“虎头鞋”，象征着一种吉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甚而认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改革开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少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重操旧业。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小孩儿穿“虎头鞋”或收藏了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觉去维护传统习俗，比如苑利先生所举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连我们民俗者本身也感觉是越来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活动，它们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的，很多后来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组织这种活动时，也不过是根据早先的见闻和经验，因而导致的讹传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内，勉强把它保存下来，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赵紫晨先生的故居，落落“寡居”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和气氛相协调吗？能够产生很好的观光旅游价值吗？如此种种都保存下来，那真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国故”，可是多了，但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就难说了。更多的只是起了一个博物馆展览古旧之物--供人看上几眼、发几声感叹的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决策、开发商的选择，也未尝不有它的理由。
再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有些民俗是不得不改变的，比如祷神祈雨、驱鬼祛病等。我们可以不说它是迷信，但它的确是不科学的。究竟科学不科学，其争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关键在于这种民俗会给民俗者本身造成损坏和伤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些落后民族的“割礼”带给女性的伤害、跳神延误人的性命等，这种民俗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和风俗，倒不如说成是一种愚昧。由于固守某种群体的、习俗的观念而造成自我戕害的悲剧，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辽阔的大地上也不知发生了多少起。按照的观点，对人的尊重是在懂得了人的价值后建立起来的，我们习俗中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民俗工作者在研究民俗文化、呼吁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时还应作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区别。
如上种种，给予了我们从事民俗研究的工作者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当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发生变化时，一定程度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演变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演变中总会有发展和淘汰；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演变是一种进步。事物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就如人类在地球上的生长繁息，最初因为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繁衍受到限制；等社会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时，人口数量也急剧膨胀，直到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扰攘纷繁的世界。然而，不管人口数量的膨胀相对于有限的生存空间来说，矛盾趋于怎样的激烈，人类自然有它解决的办法。房子不是越做越高吗？立交桥也达到了好几层。地下还有地铁，海底也有了隧道，甚至还到宇宙中去探索生存空间。真是上天下地，无所不尽其极。再不行了，还有一个条件可以扼制，那就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代价。现在不是普遍认识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培养经费的巨大吗？尤其是在城市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所以独生子女成为一种需要，单身也成为一种时尚。可见，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危机时，总有它自行解决的办法。
总之，无论是自然的因素也好，还是社会的、人为的因素也罢，当我们一旦面对变化与发展这个自然规律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的民俗工作者会感到心里轻松一些，好受一些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就不需要保护和研究了，否则就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力图保护那些民俗文化时，心中还要有一种理念。正如王娟先生在会中引用邓迪斯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民俗本来就是变化的东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我们在试图对一种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这自然是因为它有价值。弄清了它的价值后，再把这种价值营养提取出来，用以构建更高层的人类文化。至于原有的东西，无论是实物形式还是观念形态，都可以通过综合权衡后再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了。
其实，说到底，我们之所以对每一种东西都割舍不得，是因为民俗工作者所特有的某种“情结”在起作用，这种情结可以称之为——“恋旧”情结——在我们民俗工作者的眼中，任何一种代表了一定民俗文化的东西一旦消失，就意味着永远不再存在。所以，它们都是宝贝啊。然而，任何迷恋太深的情结都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民俗文化范文3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大量面临着被破坏甚至被毁灭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问题。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陶立璠先生就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大量民俗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和有效的保护而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毁灭的现象，列举了一大串典型的事例。比如天津老街的改建、赵紫晨故居的拆除、定海古城的毁灭、东岳庙及观音街过街楼的失于保护等等。这些现象伴随着大开发的呼声而凸现于祖国辽阔大地的角角落落。对于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从而对民俗文化的每一笔无论多么细小的遗产都视若锱铢的民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去抢救，如何去保护？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吕微先生提出了两个保护的途径：一是开发它的实用性，二是把它旧有的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而苑利先生则提出，应主要依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作用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他们并且都列举了大量亲自调查的生动事例来对自我主张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不可否认，每一种主张的确有它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这些主张一旦施诸于现实，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我们暂且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先来关注一下这次研讨会中所存在的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争议，即有另一部分学者跳出“如何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圈子，对所谓的“保护”产生了怀疑。我们所竭力主张的保护究竟给原著民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就因此而感受到了幸福？这是户晓晖先生提出的质疑。
的确，对于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民俗遗产，从实物形式到观念形态，都可谓是奇珍。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民俗物质中凝聚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够反映这个民俗主体的群体结构、社会习俗、精神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真是敝帚千金。然而对于民俗主体来讲，他们却不一定就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居住了几代人的破房子，再也不能住下去；那走了无数代的小巷子或羊肠小道已恶劣到极点。他们已对那陈旧的习俗、繁缛的礼仪、落后的观念等所产生的束缚感到窒息。他们要发展，他们要打破这个旧有的世界。他们也渴望和向往城市里宽阔平整的大马路、高大舒适的现代住房、快捷便利的现代交通及通讯设施、丰富奇妙的现代娱乐生活等。一旦他们打开自己的眼界，发现在他们那狭小、孤陋的世界之外还有这么一个奇妙而精彩的世界时，心里难免会产生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愿意囿于原先那个在他们现在看来如此落后甚至丑陋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走出了原先居住地而到外面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人，正在逐渐摆脱甚至完全摆脱了其原有的观念和习俗特征，而变得与现代城市人无异了。
由此，希冀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是不可靠的。当然，在一定时期，他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前提是他们对外界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视野拓宽，从而被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大潮中时，利益的驱使会使他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拿陶立璠先生所举日本某村的“花祭”来说吧，当这个村子里的人在外面从事各种层次各种行业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或者性质虽比较一般，但社会地位较低，工作的获得来之不易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他们不能随便脱离岗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工作、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显得比参加祭祀活动重要的多，于是，他们就可能不会或不能来参加祭祀活动，如果这样的情形多了，久而久之，这项祭祀活动也就会被忽略，最后甚至被遗忘了。再如苑利先生所举的依靠传统观念中的咒语禁令来保护一片森林的原始性状态而不被破坏。然而，一旦这个群体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因受了外界的影响，产生商品利益的观念而发生动摇时，他或他们可能会感到惊喜--祖先竟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宝藏，等待他们去开发。于是一切所谓的咒语保护禁令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苑利先生所感叹的那样，大开发就意味着大破坏，哪儿开发就意味着哪儿破坏。但是，又有谁能阻止大开发的浪潮呢？谁又能阻止发展的动力大车甚至包括民俗主体他们自身的发展欲望与要求呢？
人要生存，就无法最终摆脱利益的驱使。我们看到落后民族在他们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劳动着，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们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样，希图过得幸福、美好、舒服些吗？他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固守传统的习俗与礼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还没有体会到高文化所能带来的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罢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苑利先生所说，就给他们一点实惠吧，让他们意识到保护好民俗文化就能挣到钱。怎么利用他们手中的这一点资本去挣钱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吕微先生所说的重新开发其内在的实用性，如发展旅游业等。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民俗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再度复兴吗？比如戏曲、泥陶、剪纸艺术，再比如现代商品生产与开发中所谓的祖传配方、秘方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都能够这么幸运。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襄阳一带，留有多处民俗文化遗迹，象三国时期留下的刘秀墓、庞统宅、跃马檀溪处和米公祠、鹿门山、鱼梁洲等等，很多都是与一定民俗文化包括传说、故事和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分布特点是，绝大部分都很偏僻而且很分散。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不具备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和优势。试想一下，有谁愿意花费很大的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去那里观光旅游呢？再如，小时侯曾看到乡下不少婴幼儿的脚上都穿着老祖母给做的“虎头鞋”，象征着一种吉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甚而认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改革开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少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重操旧业。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小孩儿穿“虎头鞋”或收藏了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觉去维护传统习俗，比如苑利先生所举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连我们民俗者本身也感觉是越来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活动，它们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的，很多后来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组织这种活动时，也不过是根据早先的见闻和经验，因而导致的讹传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内，勉强把它保存下来，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赵紫晨先生的故居，落落“寡居”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和气氛相协调吗？能够产生很好的观光旅游价值吗？如此种种都保存下来，那真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国故”，可是多了，但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就难说了。更多的只是起了一个博物馆展览古旧之物--供人看上几眼、发几声感叹的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决策、开发商的选择，也未尝不有它的理由。
再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有些民俗是不得不改变的，比如祷神祈雨、驱鬼祛病等。我们可以不说它是迷信，但它的确是不科学的。究竟科学不科学，其争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关键在于这种民俗会给民俗者本身造成损坏和伤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些落后民族的“割礼”带给女性的伤害、跳神延误人的性命等，这种民俗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和风俗，倒不如说成是一种愚昧。由于固守某种群体的、习俗的观念而造成自我戕害的悲剧，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辽阔的大地上也不知发生了多少起。按照的观点，对人的尊重是在懂得了人的价值后建立起来的，我们习俗中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民俗工作者在研究民俗文化、呼吁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时还应作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区别。
如上种种，给予了我们从事民俗研究的工作者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当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发生变化时，一定程度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演变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演变中总会有发展和淘汰；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演变是一种进步。事物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就如人类在地球上的生长繁息，最初因为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繁衍受到限制；等社会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时，人口数量也急剧膨胀，直到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扰攘纷繁的世界。然而，不管人口数量的膨胀相对于有限的生存空间来说，矛盾趋于怎样的激烈，人类自然有它解决的办法。房子不是越做越高吗？立交桥也达到了好几层。地下还有地铁，海底也有了隧道，甚至还到宇宙中去探索生存空间。真是上天下地，无所不尽其极。再不行了，还有一个条件可以扼制，那就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代价。现在不是普遍认识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培养经费的巨大吗？尤其是在城市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所以独生子女成为一种需要，单身也成为一种时尚。可见，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危机时，总有它自行解决的办法。
总之，无论是自然的因素也好，还是社会的、人为的因素也罢，当我们一旦面对变化与发展这个自然规律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的民俗工作者会感到心里轻松一些，好受一些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就不需要保护和研究了，否则就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力图保护那些民俗文化时，心中还要有一种理念。正如王娟先生在会中引用邓迪斯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民俗本来就是变化的东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我们在试图对一种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这自然是因为它有价值。弄清了它的价值后，再把这种价值营养提取出来，用以构建更高层的人类文化。至于原有的东西，无论是实物形式还是观念形态，都可以通过综合权衡后再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了。
其实，说到底，我们之所以对每一种东西都割舍不得，是因为民俗工作者所特有的某种“情结”在起作用，这种情结可以称之为——“恋旧”情结——在我们民俗工作者的眼中，任何一种代表了一定民俗文化的东西一旦消失，就意味着永远不再存在。所以，它们都是宝贝啊。然而，任何迷恋太深的情结都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民俗文化范文4
这样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离不开一样工具，那就是面模，七夕用的面模是胶东诸多面模中的一种，也被称为搕子、小搕儿，现在民间使用较多的面模所用的材料是木质的，而且多为果木。所用的果木材质也多是就地取材，海阳市地处山东东部黄海之滨，胶东半岛南翼，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宜多种果树栽植，其中苹果、桃树、梨树、樱桃、枣树等都有大面积的种植，故取材果木并非难事。
果树结果，果木做的搕子搕出的面食就被称为小果，小果这个名称本身就被赋予了希望果实丰收的美好愿望。海阳人民，一向勤劳俭朴，在生产中，起早贪晚，吃苦耐劳。七夕节前后海阳沿海渔民处于禁渔期（现相关条例规定6.1-9.1期间禁止捕鱼），大海中的鱼儿在这个期间会繁殖产子。对于北部的山区农民来说这个时期又是果树、庄稼成熟前的孕育期，一年的收成如何依托于“夏三月”的成长。在这个决定收成如何的关键时刻，人民需要借助于一个神灵来祈请愿望，这一愿望促成了在当地在七夕节当天做小果乞请庄稼果树丰收的民俗活动。在当地人的实际生活中这个乞求的时间不仅仅止于七月七这一天，在七月初一，当地人家就会做一种撒了芝麻或者包着芝麻的香甜面饼，这个饼多是成年人吃或者是相互馈赠，称为籽粒果、籽粒获收，从成人的角度乞的仪式已经开始，一直到七月初七这个仪式达到最高峰，也最具有形式感，作为“生生不息”见证的小孩子冠冕堂皇的加入了进来。在以农耕捕鱼为生的生产结构中，劳动力的多少、优劣对家庭的富裕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多子多福观念更强化了人们重视繁衍后代、绵延家族命脉的意识。
七夕节又被称为女儿节，“女”自古便与生殖繁衍联系在一起，张君在《七夕五考》中，从民俗的角度曾考证了织女的六种神性，即乞巧、乞富、乞子、乞寿、佑儿童、祈婚姻美满、祈遂私愿。这些祈愿中，乞子、佑儿童、祈婚姻美满等都具有婚姻和生育的功能即赐予人类婚姻和子嗣，进而使得原始人类繁衍不断、生生不息。从这一方面来看七夕节具有非常明显的生殖崇拜的内涵，尤其是在当地人们过七夕节借做小果乞求丰收、富裕；乞求子孙满堂、健康有为，这些行为意愿的表达与小果面模中的图案涵义相互得以印证。如图1所示，是一排两连的搕子，即一个搕子两个凹孔，孔中的两个图案分别为鱼和石榴。鱼这个图案在中国民间图案涵义的解读中多视鱼为“余”，是富余，富裕的象征，在捕鱼耕种为主的时代有一定的剩余即为富裕。另外阴历七月鱼腹多子，也是繁殖力强、多子的象征。旁边的石榴图案寓意就明显一些，石榴成熟后，果内多子，色彩或艳红或洁白，而且子与子之间团结紧密，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石榴被视为吉祥果，喻为团圆、团结、红火、繁荣、昌盛、和睦、多子多福、、百子同室、金玉满堂。这两个图案同时排在一起共同寓意了乞求多子，子孙昌盛、百子同室、团结和睦。如图2所示，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排两连的莲和鱼搕子，左边的莲，外形是由侧视的荷叶外形变形而来，这一外形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内部图案装饰有蕴含莲子的莲蓬和并蒂莲花。莲最初的民俗内涵是生殖崇拜的对象，莲的花心有籽且一蓬多籽，蕴含莲子的莲蓬象征着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切合了人们对于繁衍生息、多子多孙的美好愿望。荷花是印度的国花，在印度梵文中“莲蓬”与“子宫”是同一个词，且莲蓬的形状和功能非常相似于子宫的形状和功能，在生殖崇拜中所代表的是女阴，“鱼”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民俗中“鱼戏莲”暗喻的是男女交欢、繁衍、生殖，其中所暗含的原始生殖崇拜不言而喻。
“并蒂莲花”在民间常用它的形象比喻夫妻和谐同心，共谐连理，也有枝繁叶茂、子孙连绵的寓意。在图2的模子中，鱼和莲被刻在一起，并非偶然，而是综合表达了“鱼戏莲”或“鱼穿莲”的隐意，即对于较强生殖繁衍能力的乞盼和子孙连连（莲莲）、连（莲）生子的乞愿。图3为一排十连的搕子，这样的搕子做出来的小果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做好后像一元硬币大小，这样的小果也会被母亲们用白色棉线串成串，小孩子们或提在手上或带在脖子上，边玩边吃，小伙伴多了还会相互品尝。图3中自左开始的图案依次为桃、双钱、葫芦、灯笼、猴子、莲蓬、知了、石榴、叶子、鱼。“双钱”谐音双全，乞儿女双全之意。“叶子”和“花”借自然界植物的开支散叶、花繁叶茂的欣欣向荣景象喻人间儿孙满堂，繁衍昌盛。叶子和花的寓意也经常会在一个面模中得以呈现。“葫芦、莲蓬、石榴、鱼”则是借腹内多子，多子同枝、多子同室之意来祈求多子多孙。“桃子”在生殖崇拜中属于女阴的象征物之类，有祈愿强盛的繁殖能力，孕育能力。自然界中的灯笼果，一株所产果实颇多，每个果实内子粒繁多，作为野生的植株其繁殖能力生存能力很强，因此也有直接用灯笼果植株和果实组合的面模来表达祈愿孕育多子、繁衍昌盛的，“桃”在中国民俗符号中代表的是长寿，结合其他图案就有了多子多孙且子孙生命力旺盛的愿望表达。
当人们在祈求多子多孙的同时，也希望子孙健康、富裕、有才华，这时人们的祈求就在多子的基础上有所扩展。在七夕面模中的“猴子”即希望子孙能成侯拜将，“知了”则希望子孙能才华一鸣惊人。海阳地区七夕的搕小果活动有非常明显的祈求多子、祈求丰收的乞愿，从文化现象上反映为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的延续。
民俗文化范文5
汉唐文化历史悠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王朝西汉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朝，从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盛世、开皇盛世、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在这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上，散落着、蕴藏着丰厚历史文化宝藏，尤其是汉唐巅峰时代的文化研究将成为催生动漫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元素。三维动画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完善，为汉唐民俗文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在日本的优秀动漫作品中，角色的服饰、言谈、生活习惯、道具以及另外动漫场景建筑中的比如如樱花、和服、木剑、神社、祭坛、神道教等，都在有效的传达着本土的文化，这些都逐渐演变成一种产业链条交织在一起，拉扯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得动漫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而在民族文化运用方面，中国动漫不如日本动漫。和日本传统文化相比，汉唐民俗文化元素中拥有更系统、更深厚的文化沉淀，理应在动画中得到充分运用。如汉唐的服饰、器乐、诗歌与舞蹈等，特点明显。汉代浑厚、宏大又不失活泼的汉代图案，热情奔放的盛唐服饰，以及庄严厚重的汉唐建筑，将这些特有元素穿插在国产动漫作品，能够再彰显中国文化的同时，又不会显得俗气老套。在技术实施方面，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汉唐文化能够更加立体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数字技术的特点在于能够完整的真实再现当时的一切细节。用三维动画的运动控制技术进行动作表情的捕捉，用渲染技术对表情、服饰等艺术元素进行真实自然的呈现;三维数码技术同样能通过建模渲染，生成虚拟场景，对千年前的古代建筑进行极其逼真的二度重建;对于汉唐民间戏剧、舞蹈、乐器等艺术形式，除了表演动作的数字化以外，还创造一种虚拟环境，利用数字合成技术将唱腔、动态、形式效果还原保存，甚至可虚拟复原汉唐民间艺术中所用的道具、服饰、剧场等。另外，要有针对性的创造出具有鲜明汉唐文化元素特色的数字动漫角色，可以说优秀的动漫明星形象的成功打造是衍生产品开发的关键。数字动漫艺术产业可以从汉唐民俗文化的艺术资源中汲取营养，丰富数字动漫产业的表现内容的多样化，同时也可突出其在数字化领域中的新生命，让已经渐渐被人忘记的汉唐民俗文化以一种新的形式得到重生，从而形成一种数字动漫与汉唐民俗艺术的互利共生状态，共同发展进步。
二、打造融合汉唐文化的动漫产业模块信息平台
汉唐文化形态元素资源数字化的建设能为众多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创意思维和素材，如出版业、影视动漫业、建筑设计业，玩具制造业，网络游戏业、旅游业，服装业和餐饮业等等，由此将带动陕西相关创意产业的共同发展，实现整体产业收益。然而，动漫产业具有自身的产业特点和运营机制，因此，要建立具有一定文化融合性的产业信息平台，要结合动漫产业的自身特点和发展趋势，构建出全新的产业平台。汉唐民俗艺术要在数字动漫产业中完成新时代的传承，就要要扩充其受众平台，实现民俗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动画、漫画、游戏是动漫产业的发端和核心，这三大方向如同三大齿轮一样整体性地向前运转。汉唐文化在西安拥有宽广的开发空间，丰富的民族物质文化遗产，汉唐主题公园遍布，各国游客慕名而来，这些都为衍生品的市场运作提供了基础条件。所以在汉唐民族动漫产业衍生品的开发方面无需刻意准备，只要新的动漫形象和动漫展示内容开始陆续的展开并为大众所接受，原有的汉唐民俗民间工艺品则直接成为动漫衍生品的附加市场，动漫标签、动漫图案以及动漫形象都可以迅速的进入市场，通过传统民俗手工艺和动漫的结合，制作出更具特色的动漫衍生品。通过数字动漫产业与汉唐民俗元素现有市场的衔接，可以大大缩短汉唐新文化产业形成时间。而相对于国内目前正在起步阶段的动漫画而言，游戏产业市场反而更加完整，在我国，网络游戏已被经济评论家定义为21世纪越采越多的“魔力金矿”。我国的网游产业市场已逐渐成为新文化产业中最有价值的产业之一，其具有互动性、自由行和主动性的特点也为汉唐文化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如今，“汉唐风”其实一直充斥着中国的网游市场，从网易的《梦幻西游》、腾讯的《QQ西游》、盛大的《星辰变》等，都有汉唐文化元素的影子，如今中国风类网游在中国MMORPG游戏领域独占鳌头，而汉唐风格系列游戏也跻身于中国风网游的首列。另外，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移动终端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手机、平板电脑和4G技术的逐渐成熟给国产网游市场打了一剂强心剂，因此，汉唐文化与新媒体的对接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从手机游戏、终端产品到网络社区交互平台，都可以结合汉唐民俗文化建立成一个新的产业模块信息平台。
三、结语
民俗文化范文6
同志们：
阳春三月，春光无限。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石浦“三月三踏沙滩”民俗文化活动。在这里，我谨代表浙江省文化厅对本次活动的顺利举办表示最诚挚和最热烈的祝贺！
近几年来，象山县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引，在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化大县建设春风的沐浴下，在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因势利导下，积极抢抓机遇，精心付诸行动，各项文化事业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在全省作出了示范。目前，象山的竹根雕闻名全国，享誉世界；农民画、剪纸、渔灯等民间艺术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象山石浦）开渔节声势浩大，影响广泛，渔文化研究开创国内先河；极具地方民间民俗特色的石浦“三月三踏沙滩”活动，约定成俗，越办越旺。等等。所有这些文化成就的取得，是象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各级各部门合力精心打造的结果，也是象山文化人辛勤努力的结果。
民间民俗文化是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生活、源于基层，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石浦“三月三踏沙滩”民俗文化活动不仅是象山民俗文化工作成绩的一个缩影，而且是见证民俗文化旺盛生命力的一个典型事例。这次“三月三踏沙滩”活动与石浦老街开游仪式和家庭文化艺术节相结合，突出“展示渔区风情，演绎独特民俗，推介渔港古镇”的主题，同时安排了辣螺姑娘招亲、综艺舞台、渔歌对唱、有奖拾螺、抬阁展示、民间杂艺表演和挑鱼接力、渔姑织网、滚冰桶比赛等一些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体活动，这必将有力促进四方游客的纷至沓来，大大提高游人群众的参与兴致，从而达到“人人享受先进文化”的目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活动不仅需要保护传承，更需要不断创新发展。在这里，也衷心希望象山通过从节庆活动做起，引导广大的市民、游客认识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艺术，把石浦“三月三踏沙滩”民俗文化活动逐步打造成为继中国开渔节后又一个民俗文化旅游品牌项目。
最后，祝愿象山的民间民俗文化和各项文化事业乘势而上，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预祝石浦“三月三踏沙滩”民俗文化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