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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1
"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
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矛盾疑问探讨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
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
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
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
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
《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
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
《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
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
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
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
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 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
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
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
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
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
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
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
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
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
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
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
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
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
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
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
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
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
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
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
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
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
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
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
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
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
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
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
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
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
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
"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
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
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
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
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
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
"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
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
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
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
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
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
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
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
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
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
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
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
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
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
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
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
"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
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2
“知音”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列子・汤问》里：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此后，遂以“知音”比喻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人。然而，由于每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不尽相同，经历遭遇也不可能复制重来，真正做到志趣相投、心意相通是非常难的。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知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从古至今，人类一直行走在找寻灵魂契合者的路上。不管是同处一个时代的挚友，如无论贫贱还是富贵始终同心的管鲍之交，彼此倾慕酬唱应和的刘禹锡与白居易；还是虽为敌我却互相欣赏的对手，如庄子与惠施、陆抗和羊祜；或者是对先人前辈的理解与懂得，如李清照赋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郑板桥自刻“青藤门下走狗”闲章一枚，等等。他们无疑是幸福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就曾谈到：“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司马迁终其一生，忍辱负重，沟通古今，著书立说，不过是以自己的一种方式，苦苦地上下求索一条“知音”之路。
二、知何者音？
作为一代史官，司马迁看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著述《史记》坚守客观、公正的原则，但是他在“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的过程中，难免也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高山流水叹知音”的心理。
1.偶像――孔子之忍
我们从《太史公自序》中也可看出：“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谈对其子司马迁的期望也变成了司马迁对偶像的崇拜，也成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不竭的精神动力。
司马迁对《春秋》倍加推崇，认为其“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而自己的《史记》只称得上“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根本无法和前者相提并论。这当然是谦虚的说法，但是司马迁对孔子是佩服至极的，称其为“至圣”而“心向往之”。因此，孔子虽不是诸侯，却也能忝列《史记》“世家”之中，足见司马迁对其因为“懂得”，所以“厚待”。
2.替身――李陵之义
世人皆知，司马迁遭受极刑的直接原因是李陵之祸：李陵乃名将李广之后，率兵领将，远征匈奴，兵败降敌。败而且降，是双重的大罪，既为世人不耻，又为朝廷不赦。司马迁与李陵并无特殊交情，只是同在朝廷为官，司马迁以其史家的眼见，深知李陵忠孝节义、磊落为人，有国士之风，又清楚李陵兵败实因寡不敌众，并非不舍命报国；其降敌虽是为臣之过，但也有其情有可原之不得已。司马迁上书汉武帝，为李陵慷慨陈词，力推其功。司马迁的这一举动着实惹怒了汉武帝，获罪受宫刑。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虽然抑郁愤懑，却不悔其仗义执言的君子之志。能为一败将罪臣之知音如司马迁者，古今能有几人？司马迁为李陵所言，非有大见识、大勇气、大气节不能为。知音能见其异，就能见其真；能见其真，就生胸中义气；能生义气，就敢为之作铿锵金石之言，而不唯唯诺诺于世俗见识。
三、谁知吾音？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这是贾岛就“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而发的感慨。而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息，寂寞沙洲冷”的心境，深潜入多少寻觅知音者的梦境里。为那么多人明辨是非、拨乱反正、赏识有加、著书立说的司马迁，谁又是他的知音？
在教学《报任安书》快要结束的时候，笔者忍不住发问，此“书”究竟是写给谁看的？显然不是任安，如果他是司马迁的知音，就不会写信“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更不可能是是当世“流俗之人”，否则就不会有“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一说。那是写给谁的？
首先是写给司马迁自己的，他要借此机会给自己以强大而积极的心理暗示：“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选择为了理想而忍辱偷生，不仅是他慎重考虑的结果，更是他绝不动摇的信念。
其次是写给后来人的，“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希望他们能够用历史的眼光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评价。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知音之叹则带有了一个个体对于精神上的自由抒发与交流的强烈的感叹与追求。这种渴求甚至是跨越时空的，在这篇述情言志的书信的结尾，他写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太史公自序》最后提及：“序略，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司马迁一生极为坎坷，他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在遭受刑罚之后坚持完成的《史记》，在当时得不到世人的赏识，因此他将知音的期待寄与后世的读者，期待在后世会有人懂得他的一番苦心。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3
坚持真理，舍生取义
司马迁把生命的价值看得十分重，曾在《报任安书》中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在司马迁眼中，仁人志士苟活乃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绝非如常人般贪生怕死，死也要死得其所，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司马迁内心中的坚守与现实生活中的践行是合一的。在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后，大臣们纷纷诋毁，落井下石，无非是为了迎合汉武帝的心思，司马迁则公正地指出了事实，《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列传》记载：
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面对强权以及帝王的癖好，司马迁也是充分考虑到后果的，但他选择的是坚持正义，最终受了残忍的宫刑，然而，历史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冤屈和耻辱。这种浩然正气、铮铮铁骨，也许是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应具备的光辉气节。与司马迁一样，坚持正义、追求人生的价值应是每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从这个意义讲，司马迁勇敢地把他所知道的事实表达出来，指出存在的不公，如果是在当代，我们真的可以称他是一个合格的记者。
理想坚定，执着追求
热爱新闻事业，忠于新闻事业，甚至献身于这项事业，是每个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支撑新闻记者前行的正是内心中坚定的信念。发愤著书，将事实客观地呈现给世人，这同样是司马迁的执着追求。司马迁从少年时起便在父亲的熏陶下苦读，并周游四海名山大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迁生龙门，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游历的生活拓展了司马迁的视野，培养了他的文学气质。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可见扎实的知识积淀是司马迁实现理想的基石。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表明了其内心的痛苦和生存下来的原因。《汉书》卷六二《司马迁列传》记载：“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但司马迁前进的步伐并未受到阻止，相反，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遭遇逆境挫折，之后发愤著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一名记者成长的路上，苦难和艰辛是砥砺意志、磨炼身心的法宝。坚定理想，执着追求，不断充实自我，是成为优秀记者的必由之路，今人岂能不若古人哉！
广取博采，尚真实录
司马迁的太史令是承祖业，其父司马谈在辞世前曾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可见，《史记》的创作是司马谈的遗愿，同时，也告诫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责任感，也可谓职业操守。司马迁在创作过程中是以父亲的遗言为准则的。据司马迁的自述，创作《史记》，大有续《春秋》之意。《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较大篇幅阐述《春秋》之创作要领。其中，暗含司马迁将秉承孔子创作《春秋》时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中的“春秋笔法”，强调自己是述而不作，“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述必须强调真实，于是，司马迁周游各地，亲身考察，这与记者现在所做的实地访谈何等相似？《屈原列传》写得真挚而感人肺腑，因为是在司马迁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司马迁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曾吟诵屈诗而痛哭流涕。《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有：“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为作《淮阴侯列传》，司马迁也曾在韩信的故乡淮阴，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有：“吾如淮阴，淮阴人为舍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司马迁所做的如一位新闻记者的工作，终成一部客观真实的作品。真实来自于实地的采风，来源于一丝不苟的心态，这也正是新闻记者在报道时所不能违背的尚真实录的精神。
倘使司马迁生活在当代，他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司马迁等诸多史学家身上所潜藏的新闻记者的特质，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中华民族有灿烂悠久的文化，在新闻学领域，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瑰宝需要继承、发扬。
参考文献：
①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
②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 1959年版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4
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太多太多，那是一份份多么厚重而珍贵的馈赠啊！
梳理了一个民族
几千年的记忆
好一部《史记》，几十万字的煌煌巨著。
此前有孔子的《春秋》，叙事太简略。
此前有左丘明的《左氏春秋传》《国语》，可春秋之后数百年的历史没有下文。
此前有《战国策》，毕竟只是战国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记录，被遗忘的人与事太多太多。
此前有《楚汉春秋》，也可叹只是断代的历史。
谁来梳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集体记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系统工程。历史选择了司马迁，司马迁也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份重任！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掌管天文历算和国家的典籍图书。司马谈临终时嘱托司马迁：“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战事不休，历史记载无人过问。现在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辈出，我做太史而不予记载，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我很惶恐不安，你多加考虑吧！”司马迁含泪答应了。
就像种子无法选择它出生的土壤一样，司马迁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与家庭。司马迁出身于世袭的史官家庭，而且他的父亲又恰恰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的人生使命感的史官。说是历史的巧合也好，说是天下一统的社会赐与司马迁的机遇也好，总之历史选择了司马迁，选择了由他来梳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记忆。
司马迁世袭继任太史令后，撰写《史记》便成了他一生的使命。
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开笔写来，直至汉武帝，十二本纪写成了。
《三代年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直至《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写成了，几千年历史脉胳清晰了。
《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八书写成了，天文、地理、历法、水利、经济、祭祀、封禅的全貌展现出来了。
《吴太伯世家》《陈涉世家》《留侯世家》等三十篇世家写成了，贵族侯王的历史有了交待了。
《伯夷列传》《管晏列传》等七十篇列传，更是太史公的呕心沥血之作。
几十万字，几千年的通史，一个人完成！
纪传兼书表的体例，史无前例，开后代几十部正史的先河！
这就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的贡献。
思想的力量比
刀枪更强大
命运之神向司马迁提出了一个命题――思想与刀枪相比，谁更强大？司马迁用四十万字的《史记》作了回答――思想比刀枪更强大。
公元前99年，司马迁正踌躇满志，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史记》的创作之中。天有不测风云，厄运降临在他的身上。一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作为副帅抗击匈奴，兵败被俘。消息传来，朝廷震惊。汉武帝召集文武百官讨论李陵事件，大臣们见皇帝一脸怒容，一个个噤若寒蝉；汉武帝点名让司马迁发表看法。司马迁“竹筒倒豆子”，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李陵出身将门，一向不贪图功名富贵，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此战以五千兵马，深入匈奴王庭，击杀匈奴近万人，使得匈奴单于率倾国之兵十余万人围攻李陵，李陵浴血奋战兵败被俘。司马迁进而认为，李陵投降，实有功于朝廷。一是出于无奈，二是想等待时机报答汉朝。汉武帝听后，雷霆震怒，认为司马迁是在为李陵游说，并借此打击此次征讨匈奴的主帅李广利。李广利非常人可比，恰恰是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汉武帝此次任命李广利为主帅，目的就是希望他能立下卫青、霍去病那样的赫赫战功，在朝廷赢得政治资本。李陵降虏，本来就是国耻，司马迁为李陵辩白，无形中又触及了汉武帝的隐衷，汉武帝一怒之下，便将司马迁交付廷尉治罪。
按汉代法律，免罪有两种方式：一是祖先或自己立下大功，享有君王赐与的豁免罪行的丹书铁卷；二是以巨额的财产赎罪。司马迁的父亲只是一介太史令，后来司马迁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君王眼中，太史令与戏子、妓的地位并无多大区别，此话虽然不无偏激，但的确也是事实，第一条自救的路司马迁是没有的。可叹的是司马迁身为太史令，也无足够的家产来赎罪；亲朋好友虽没有落井下石，却无一人伸出援救之手，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是如此。最终，司马迁被定罪，接受宫刑。
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当时观念的影响。按儒家观点来看，“身体发肤皆受之于父母”，身体受辱致残就是对祖宗的莫大羞辱，更何况是被施以肉刑中的极刑――被割去生殖器，这是天大的不孝啊！司马迁想到了孔子看见卫灵公与太监雍渠同乘一辆车就离开卫国的故事，也想起了商鞅因为借助于太监的引见得以侧身朝廷被人羞辱的史实。虽然出狱后汉武帝将他升为中书令，执掌皇帝的诏令文书，但这个官职向来是由太监担任的，这无疑是将司马迁当作太监来使唤――有着强烈的自尊心的司马迁怎能接受这一事实？
是忍辱活下去，还是自己结束生命？司马迁面临着选择。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思量，司马迁做出了抉择：活下去。因为《史记》等待他续写完毕。
司马迁自有他的解释，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这样一死了之，与蝼蚁无二。再说孝有大小之分，“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是司马迁父亲的临终嘱托，言犹在耳。身体受辱是不孝，如果修成《史记》，了却先父的遗愿，司马氏家族得以彪炳史册，不正是尽了大孝吗？这样赴死，不就死得比泰山还重吗？
司马迁还从历代圣贤那里找到了慰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坚信借助《史记》，一定能尽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进而“成一家之言”，为自己在史册上赢得不朽的地位。
汉武帝的刑具伤害了司马迁的身体，但没有使司马迁高贵的头颅低下。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5
摘 要：现阶段，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在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一块瑰宝。毋庸置疑，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必须和语文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高中语文教学如何与传统文化继承有机契合早已成为广大高中语文教师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层出不穷、硕果累累。在借鉴这些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高中语文教学实际，浅显论述高中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契合的一些困境与对策。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传统文化；契合；困境与对策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一块艺术瑰宝。不可否J，在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一些不适应时展的、糟粕性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因为那么一点点不好的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地否定。对于传统文化，必须要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发扬光大。现阶段，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虽然有许多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导致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不够密切。下面笔者将在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高中语文教学实际，浅显地谈一谈高中语文教学和传统文化契合的困境与对策。
一、面临困境
1.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浓厚
现阶段，学生整日羁绊于各种网络信息之中，致使他们接触传统文化的时间越来越短，感受传统文化的机会越来越少。学生对传统文化接触得短、感受得少自然也就不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够浓厚是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契合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
2.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不对头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有许多关于传统文化教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是教材编写者试图把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继承有效契合的支点。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学生是利用教材全解、古诗文翻译宝典等工具书去学习这些内容的。利用教材全解、古诗文翻译宝典去学习古诗文就犹如管中窥豹，只能从局部入手学习古诗文，不能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学生继承传统文化的方法不对头是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契合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
3.讲解传统文化的效果不透彻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彼此关联。因此，教师对于传统文化的讲解要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系统地进行讲解。只有立足整体、系统讲解，才能让学生创造性地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然而，在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教师对于传统文化有关的教材内容挖掘不深、理解不全，致使自己在课堂教学中对传统文化讲解得不够透彻。教师对传统文化讲解不够透彻是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契合所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
二、应对策略
1.激发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面对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不够浓厚的困境，教师要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想方设法激发高中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教师要让高中生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成为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契合的不竭动力。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教材教学内容，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因子，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全面激发高中生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例如，在教学苏教版高中语文《报任安书（节选）》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就充分利用了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激发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教师在课前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剪辑了一段有关司马迁生平的视频，在课堂中通过播放这段视频让学生大致了解了司马迁的生平。视频中栩栩如生的画面、曲折离奇的故事不仅激起了学生想要深入了解司马迁这个人物的欲望，还激发了学生学习《报任安书（节选）》这部分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当高中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之后，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自然而然地契合到一起。
2.优化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
面对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不对头的困境，教师要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多措并举，优化学习高中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方法。教师要让优化的方法成为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得力助手。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立足课本教学内容，结合学生的实际学情，利用各种有效的手段大幅优化高中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有效方法。仍然以学习高中语文《报任安书（节选）》这一课为例，教师要让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通过运用自主合作探究、小组合作交流的方式等深刻体会司马迁曲折丰富的思想感情以及忍辱负重的生命历程。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几乎所有学生都知道了《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用自己的笔蘸着自己的血泪悲壮写就的。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自主探究、合作交流学习，不仅为课堂教学难点的突破留足了时间，而且优化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除此之外，教师还让学生在课后自编自演课本剧。通过让学生自编自演课本剧，试图让学生“身临其境”地走进课文的情景之中，“如梦如幻”地走进司马迁的内心世界，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课文内容。当高中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得到了大幅的优化之后，他们就会游刃有余地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灵活自如地契合到一起。
3.强化讲解传统文化的效果
面对教师讲解传统文化效果不够透彻的困境，教师要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想方设法透彻地讲解有关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教师要让透彻地讲解成为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重要推手。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在努力提升自身传统文化素养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教材教学目标，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不断强化高中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效果。例如，为了不断提升自身传统文化素养，教师要撸起袖子努力学习传统文化。在教学《报任安书（节选）》这一课之前，教师如果细致地阅读过司马迁撰写的巨著《史记》的话，那么他的讲解必定是无比透彻的。比如，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司马迁多处议论，既同情屈原，又是同病相怜――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屈原最后选择了死，司马迁却选择了生，为什么？只有教师细致地阅读过《史记》才能透彻地讲解二者的不同之处。教师在熟读《史记》的基础上，会引领学生管中窥《史记》。《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在教师透彻地讲解下，学生不知不觉地就会把高中语文学习与传统文化继承有机结合起来。当教师讲解传统文化的效果得到不断强化之后，学生就会富有成效地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卓有成效地契合到一起。
综上所述，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在正确认识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困境的基础上，找准相关对策大力促进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契合。教师要潜心激发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使浓厚的学习兴趣成为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动力源泉；教师要潜心优化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让有效的方法成为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全新途径；教师要用心强化自身讲解传统文化的效果，让透彻的讲解过程成为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推手。当然，高中语文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方法远不止这些，教师还可以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诵读经典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教师要竭尽所能使高中语文教学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密不可分地契合起来，要让高中语文教学成为学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生长点”。
参考文献：
[1]刘杰.高中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的契合意义及策略研究[J].课外语文，2016（12）.
司马迁报任安书范文6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不少关于感恩的人、事，司马迁对于这些具有感恩精神的历史人物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他们的感恩行为投以赞许的目光。本文将从知恩图报、以怨报怨、士为知己者死三个层面对《史记》中的感恩行为进行论述。
1.知恩图报
俗语曰："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又曰："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知恩报恩、知恩图报被人们所认可，而知恩不报、恩将仇报被人们所鄙夷。知恩图报的思想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民族心理之中，形成了我们特有的民族性格。知恩图报、以德报德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同时又是评价人物品行的道德准则。
在《史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知恩图报的人、事，司马迁对于这些人的感恩行为给予肯定的评价。如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报人以恩。不论是贷钱之恩，送钱之惠，一饭之德，还是举荐之功，活命之恩，苏秦、刘邦、陈平、韩信、张苍等人都做到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司马迁对苏秦等人报恩行为的记述充分说明他对感恩行为的认同。
中国人强调要报父母养育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与此相反，忘恩、忘本、忘义，必然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知恩图报、以德报德是道德建设的范畴，它有利于人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司马迁也重视道德的约束力，通过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司马迁充分认识到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极力弘扬美德，让道德的价值导向作用发挥出来。他将大批关于感恩的人、事载入《史记》，就是为了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也是"通古今之变"的应有之义。
2.以怨报怨
以牙还牙、以怨报怨是和知恩 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报恩与复仇，不论大小，不但获得社会的承认，而且为社会所赞扬和鼓励，显然它符合中国人以道德为中心的社会价值和规范的要求。"实际上以怨报怨、以牙还牙从侧面肯定了知恩图报、以德报德，是对感恩精神的有力补充。"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显然"儒家推崇以德报德，赞成以直报怨，而且赞成以怨报怨。"儒家对以怨报怨的认可，更加突出了以德报德的合理性、优越性。
《史记》中伍子胥于楚平王报父兄之仇，李广于霸陵尉报一己之冤，主父偃于昆弟宾客报复所遭到的冷遇，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的行为。司马迁之所以赞同以怨报怨，是为了更好的使人们认同知恩图报，从而有利于感恩精神的流传。人们拥有知恩、感恩、报恩的心，从而使施恩处于一种无限循环的状态。与知恩图报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相反，以怨报怨或许会激化人们之间的矛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两者相比较而言，人们更愿意接受知恩图报，以怨报怨是不得已而为之。以怨报怨作为知恩图报的对立面，是对感恩强有力的认同。司马迁也希望通过以怨报怨的"破坏性"冲击人们的心理，促使人们认同知恩图报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人们的"怨恨"行为，进而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稳定。
3.士为知己者死
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刺客列传》中都提到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都是为知己者死。在这些人当中，豫让、聂政、荆轲的报恩行为尤为悲惨壮烈且震撼人心。
刺客们为什么舍身亡命为人行刺，为什么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呢？不论是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们，还是贯高、侯赢、得粟者等食客们，他们都得到了恩主的赏识，恩主使他们自身的价值得以实现。徐裕敏说："司马迁把立名看作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而酬知遇之恩也包含了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因为别人肯定了他的价值，他也愿意以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最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显然恩主的知遇之恩使"士"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士"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揭示刺客内心情感世界和心理需求，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刺客的报恩行为。陈桐生说："在稠人闹市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是刺客内心情感世界的真实流露。这是英雄寂寞的泪水，这是英雄渴望被人理解被人赏识和尊重的深情呼唤，这是英雄从灵魂深处发出的要求建立不朽生名的呐喊。"刺客们的心田是一片荒漠，渴望着知遇甘霖的滋润。刺客内心世界愈是寂寞，愈是渴望被人发现，其所积蓄的能量就愈大，其所外化的报恩方式就愈惨烈。刺客渴望被社会理解和尊重，所以一旦得到知遇的甘霖便以涌泉相报，甘愿为知己者死。
刚健有为、意气奋发的时代风气，使处于战国时代的人们认识到个体的价值。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就成了当时人们追逐功名的心理动因。战国是一个展现自我的时代，是人的价值被充分重视的时代。正是由于人的价值的发现，才促成了"百家争鸣"。而时代对人价值的肯定，进一步激发了个体去实现自我价值的决心。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士为知己者死"是士的价值信仰，同时也是士为得到知遇之恩而必须具备的自身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