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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奕文言文翻译范文1
原文：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róu）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yòu）槁暴（pù），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xìng）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
译文：
有道德品行的人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靛青，是从蓝草里提取出来的，但是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由水凝结而成的，但却比水还要寒冷。木材笔直得可以符合拉直的墨线，如果用火烤把它弯曲成车轮，那么木材的弯度（就）符合圆规的标准了，假如又被风吹日晒而干枯了，它也不会再挺直，是因为经过加工，所以使它成为这样的。因此木材用墨线量过，再经过辅具加工就能取直，刀剑等金属制品在磨刀石上磨过也就能变得锋利了，君子广泛地学习，而且每天检查并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变得聪明机智，而行为就不会有过错了。
学奕文言文翻译范文2
1、赵襄王学御翻译：战国赵襄王向王子期学习驾马车技术，没多久就要跟王子期比赛。赛时，他多次改换马匹而多次落在王子期后边。襄王说：“你教我驾车的技术，（技术）没有完全教给我。”王子期回答道：“我已经把技术全都教给您了，只是您使用得不恰当。凡是驾车需要注重的是，马套上辕，要跟车辆配合稳妥。人赶着马，注意力要放在人的指引与马的奔跑相协调上，然后才可以加快速度，达到很远的地方。
如今你在我后面就一心只想追上我，你在我前面就怕我追了上来。其实，驾驭马匹长途竞争，不跑在前面，便是落在后面。但是你在前在后，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的身上，还顾得上与马匹的奔跑协调一致吗？这就是你落在后边的原因了。”
2、赵襄王学御原文：赵襄主学御于王子期，俄而与子期逐，三易马而三后。襄王曰：“子之教我御，术未尽也。”对曰：“术已尽，用之则过也。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追速致远。今君后则欲速臣，先则恐逮于臣。夫诱道争远，非先则后也。而先后心皆在于臣，尚何以调于马？此君之所以后也。”
（来源：文章屋网 ）
学奕文言文翻译范文3
一、研究现况
其实，早在2005年，徐盛桓先生就曾提出可以将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结合用于翻译研究［6］59，将翻译研究视野从其内部规律转向对其外部关系的整理。笔者以中国知网为路径，以互文性／模因（曾用名：密姆、冥姆、觅姆等）／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2011．5．30）发现：互文性理论研究共2317条，偏重文学作品分析评介的语内分析；与翻译研究结合共有29条，多是语源研究，较少涉及语际间互文解读；模因论研究检索到998条，多是对模因理论介绍及文学分析评介上，甚少用于翻译研究；再以模因／互文性／翻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结果显示为零。由此可见，徐盛桓先生的提议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将两者结合用于翻译研究，在国内几近空白。实际上，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之将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之中的视野与立场相对于文学翻译理论构建与实践指导，其意义与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文学翻译的本质就在于译作对原作文学性的表达［7］，是文学的二度创作，因此也需置于社会场域之中［8］15，是文学翻译的社会运作问题；另一方面，韦勒克将文学作品看做在某个时间点创造的，说明文学及其翻译作品的时间性问题。文学作品的社会场域及其历时与共时，皆说明文学作品共存的互文性与模因性，两者结合并非只是回归历史现场，而是意在建构一个新的文学翻译研究视角，具有理论的可论证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理论基础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共相互文性理论揭示了文本表象之下的意义世界之无限丰富和共生互换性，模因理论则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研究通过模仿进行传递与传播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试图从历时和共时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文化传承的规律进行诠释，其共相为两者结合用于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两者都是多元开放、时空交错的动态思维，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互文性理论强调要通过创造过程来理解语言，以具体的社会区分标记来理解语言，反对将语言理解限制在抽象、统一的内在界限，主张具体的社会语言学视野［2］201，关注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生产性、无限性，认为文本在互文视野中呈现意义开放性；作为互文链上的一个结点，其意义真值就隐含在这种动态平衡之中，在联系中保持隐喻流动、延续和渐进［9］5。模因论则将模因看作文化的基本单位，以模仿进行横向与纵向传播，在宿主间传递过程中，虽始终保持其意义真值，形态却是不断变化，体现了思维的动态性，在对文化传播现象的“观察与描写的充分性方面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学科”［5］144，并与互文性理论一起，为文学翻译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新尝试。
（二）两者都涉及作者、读者、译者的互文记忆和模因记忆，作品呈现众多潜在意义文本文学书写伴随其现今和以往回忆，全部文学历史与作品交织在读者脑中，读者必须识别或进行联想［9］35。识别或联想过程就是新背景下的再阐释，涉及此次的阐述者背景、时间背景以及预设视域背景，且“永远是历史和个人的”［2］207。互文性视域下的以文本为轴心生发的作者、读者、译者之复杂思维、心理以及各自所承载的互文记忆的多重主体互动，才是翻译活动的核心所在。而模因，作为文化基因，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底蕴，前期为文化模仿单位，后期则成为人之记忆信息得以流传，其动态传承中的一些变异生成模因集合重组：或以不同形式表达同一信息，或以相同形式套用不同内容，而重组的基础即是模因记忆。承载作者记忆的作品隐匿着无数的互文织体与模因变体，呼唤着读者对其进行识别与阐释，要求译者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在理解与阐释、吸收与选择、创造与变异的过程中进行跨越时空的互文性转换”［4］3。
（三）两者都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性曾感慨“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海登•怀特也论及“历史现象的所有再现中都存有一种无法祛除的相对性”［8］11。再现相对性即指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互文性理论认为主客体之间并非认知关系，而是理解关系，其真实含义并非他人经验的重复与被动反映，而是不同价值观点和新变化与构成中的经验表达［2］209。克里斯蒂娃用现象文本与生产文本来揭示文本阅读过程之解构与建构的复杂生成，译者则周旋其间，从事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工作。吴展良针对关于严复的《天演论》是对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的误读这一批评就提出：严复的《天演论》是在相当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的基础上重新诠释了Evolution［10］29。这说明了严复作为译者在其译著意义构成中的重要作用：契合传统的隐性基础，迎合现实的显性需求，发挥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功用。也正因为如此，严复的思想才得以“席卷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模因论之解构与建构则在其自身复制与传递过程中。一个成功模因的复制忠实性指其在复制过程中保留核心与精髓。但模因在传递过程中经常出现变更与整合现象，说明模因也兼具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属性。
（四）两者都关注主观自为性存在，皆为文学翻译引入模糊性与不确定性通常的文学评论承认认知主体的主观性，而互文性理论则号召人们关注认知客体的主观性，认为认知客体是精神的同时共存与相互作用，强调认知的主观自为存在［2］128。模因论则将认知主体的感觉视为模因存在的方式之一，Dawkins因此举例说，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模因，则人们头脑中对其理论的一切认知皆可视为模因，但是不同人脑中对达尔文理论的认知又各有不同，这就逐渐演变为不同的模因［6］67，间接说明了模因形成的主观自为性。对主观自为性的认同，即是认同了文学语言的互文与模因传承为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的理解视域置于整个世界历史框架，在人与世界的历史性关系的阐释中，认知的主客体得以关联，这一理解开放性导致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决定，其文学意义愈显其不确定性，固定不变意义的阅读已然不可能。作为原作读者的译者借助阅读行为对作品进行重新诠释，进而参与作品再创造，文学作品意义就在阅读与理解过程中得以生成，意义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也指向该不确定性：文字的含义融汇在一起，交织结果就导致每一语言要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痕迹上［10］36，成为一组延异的链条，致使翻译所面对的文学文本意义多元且流动起来。语言自身的多义性、历时与共时变化、使用者个性、理解不透彻性与片面性等都令其意义呈现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五）两者都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翻译与创作的互文机理就包含在翻译、模仿与创作三重奏中翻译文学文本既包括原语文学文本，也包括其译语化完形之后的译者视点和译者话语，译者成为建构译语文本的语素［11］45。互文性理论的语义意向观点印证了译本的译语完形：正是这些表现力现象“使得普通文学语言产生层叠”，普通语言学形式下的符号是“意向过程中僵化的东西”，只有赋予它们生命意向才能被理解和领会［2］206。而文学翻译中语言的生命意向是经由译者的所处时代、理解环境、自身修养、学术倾向、意识形态等得以生成，译者主体显现在译语文本之中。彭甄将翻译家定义为现实活动中的历史主体［11］18，说明译者承载文化记忆、穿越时空的动态特征；现实活动则体现实际翻译活动中的原语文本历史与翻译现实活动之间的时空结点。译者作为构成翻译文学文本的结构要素，则以不同方式或隐或现地作用于翻译文本。翻译却并非模仿，正如郭沫若在其《〈雪莱诗选〉小序》中所说：“译诗不是鹦鹉学舌，不是沐猴而冠”，而是译者以自我的个性系统和主导意义，对原作者进行理性判定和有效整合，是与原作者在世界观念、情感表现等层面产生共鸣，达成翻译与创作的统一。模仿不过是促使译作得以接受和传播的手段，即便如此，由此生成的模因在传递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异和整合，也会受其试图感染的对象之认知取向、偏好、关注焦点、情感状态、行为愿望等因素影响。这里的感染对象不仅指译者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存在，还包括借由个体性加以内化的集体主体性，从而影响译语文本。一个翻译文学模因经过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成功感染译入语读者，进入译入语文化，成为新的翻译文学模因。两者在一个文本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又预示着下一个循环，成为另一个文本的互文织体或模因。
三、发展空间
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异相在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视野中，文学体系是依靠所有文学作品构建的网络而存在，因此，对置于文学网络中作为文化织体的文本翻译，也必须重新归置于整个文化网络，模因论与互文性理论则依据各自视角为文学翻译提供指导，体现了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一）互文性关注对前文本的依赖与记忆，表现于文本关系；模因感染不仅局限于文本表现，还体现于传递互文理论中的文本指涉被动的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中；模因则是更为主动地迫使宿主接受并传播，比如文学经典的建构就涉及作品的独创性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结合。新文学经典建成就关涉文学内部具有使读者对熟悉事物产生陌生感的能力及迎合特定时期读者期待视野的能力，读者成为这一进程中不容忽略的对象。互文是作品对读者已有认知结构的激发，而模因则在于其对读者的引领。鲁迅作品成为新文学经典，除其本身已具备经典化的内部因素之外，还借助了学校文学教育对建成经典的重要力量。布迪厄就曾强调学院有“认可作品的垄断权”，并使作品获得了“广大而持久的市场”，鲁迅作品即依靠北京大学的接受而“逐渐形成全国性的推崇”［8］178。本文不在于论述学院对文学经典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学院的接受与传播却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时的社会认知形态是决定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因素。成为经典的首要条件就要迎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一旦得以接受即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传播，模因的感染主动性即得以体现。文学经典的翻译因此决不能脱离作品的历史社会背景及其经典流传的历史轨迹。
（二）互文性是对过去的回溯，具有退后性；模因则在于传递，具有前瞻性互文理论探讨后文本对前文本的记忆、指涉和追索，模因论则探讨某个模因如何使得自身不断被复制并继续传播。人在文化传承中行使重要的选择权，但是，模因的魔力恰好就在于模因常常会超越人并进而主宰其选择，因此，模因论不仅考察人的思想获得，更要考察思想如何获得人，即模因是如何控制人使其选择自身、传播自身。所谓“话在说我”即是将人视为模因机器，模因驱使人以传播其自身。高明的译者会借助模因联想，使其输出模因尽量迎合读者认知意向，对读者心理空间进行建构与解构，以改变其认知环境，从而控制其心理认知并最终实现译者意图［5］183，模因的诱发行为凸现出来。
学奕文言文翻译范文4
关键词：词汇；语言差异；翻译学习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能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和信仰的总体。”作为语言基本要素的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在于语言，语言的核心在于词汇。汉语和英语虽然分属不同语系，特点迥异，但是都拥有大量的、丰富的词汇。对比英汉语言，人们不难发现有很多的词汇是对立词语，并且这两种语言的语法功能和句法结构也有很多的类似或接近的地方。这些成为了英汉翻译的语言基础。
但是，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受到了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成为翻译活动中的最大障碍。因此，认真学习和研究英汉
语言的差异，特别是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找出翻译的对策和提高翻译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
语言中单个词的语法归类称为该词的词性。英语词汇可以通过自身形态的变化引起自身词性的变化，这就使得英语的构词法有着灵活性和多样性的优势。例如：英语的名词通过添加词缀可以变成动词或形容词；动词通过添加词缀也可以变成名词或是形容词等。英语构词法中词汇的变化大部分都是通过词汇本身形态的变化而产生的。英语的这一特性使英语具有强大的派生能力，许多的词都是由其它词通过词形的变化派生而来的。其中在英语词汇中变化最多的是英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比如：通过对动词形态的改变，动词就会产生人称、时态、语态、情态以及非谓语（不定式、分词）的词性变化；也会产生词类的变化。英语通过词汇的形态变化表示句子丰富多彩的语言关系和逻辑关系。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像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汉语词汇的表意能力和互相组合能力要比英语强，所以汉语主要靠词汇、词序以及各个部分之间暗含的逻辑关系来表达句子的语言意义。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
英汉词类的数量大致相等，类别也基本上是对应的。但是，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像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英语中没有单列的量词，一些起量词作用的词划归名词类。汉语中没有冠词，汉语中的数词和量词或是代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英语冠词的作用。
在词类使用上，英汉两种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英语多用名词而汉语多用动词。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表词达意的能力非常强，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它们由谓语动词连接，使英语语言的态势相对平稳和安静。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使用的频率远低于英语，汉语造句主要依靠动词或是动词词组，从而造成了汉语的一种动态语势。
三、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上，而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基本要求。所以，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英汉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是很有帮助的。
1．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英汉语言在词形和词性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英汉词类的名同实异。这中“同名异质”恰恰解释了语言现实中不同形式（词类）表达相同内容（词义）的“形异实同”现象。从翻译理论上说，这就是“词类转译法”的理论基础。英语语言可以通过派生法(derivation)和转化法(conversion)等构词方法的变化引起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进而引起英语词汇词性的变化，而汉语中的汉字和词汇没有任何这样的功能。和英语比较起来，汉字相对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自身的形态，更不象英语可以由形态的变化引起词性的变化。所以英汉翻译时两种语言之间的词类转换，亦称为词类转译就成了英汉翻译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种基本的翻译技巧。常见的词类转译有：1.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之间的互相转译；2.名词向代词的转译；3.动词向介词的转译。词类转译法的采用可使译文既能够符合汉语语言的表达习惯，又能使其多样化。[例]Rocketshavefoundapplicationfortheexplorationoftheuniverse.
[译文]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
英语例句中的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是在动词“apply”和“explore”后添加名词性后缀“-tion”而转变过来的。英语词汇形态的变化引起了词性的变化，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所以英语例句中的名词在翻译时转译成了汉语的动词。
2.英汉语言在词类和词类使用上的差异对翻译学习的影响
由于英语中的冠词(Article)和汉语的量词为各自所独有，没有象其它词类的直接对应；另外，英语里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是构成英语句子的主要词汇，而汉语的动词是构成句子的主要词汇；所以，翻译时应通过各种手段对译入语（英语）的词义加以补充、限定，在具体的翻译技巧和方法上表现为增词法。
[例]Wemust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aproblembeforeitcanbeproperlysolved.
[译文]我们要对问题作全面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
英语例句中的不定冠词“a”为英语独有，汉语中没有对应词类，所以在翻译时将其省略。
四、结束语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学习和研究英汉两种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在具体学习翻译方法和技巧的时候就不能很透彻的理解诸如增词法、词类转译法等的具体理论基础，更不能随心所欲的驾驭两种语言，确保翻译译文的准确、流畅。所以，如果能够吃透英汉语言的差异尤其是在词汇上的差异及翻译时的对策，对提高翻译的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5.
学奕文言文翻译范文5
关键词： 翻译 文化认知 文化差异
一、语言、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认知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语言是用来构建和交流意义的，是了解人类思维的窗口（Fauconnier， 1999）。语言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地域的人类，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这种对世界认识的差异，则会以语言作为媒介表现出来。翻译不仅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更涉及两种不同的文化。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意义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跨语言、跨文化活动。翻译的表象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然而其本质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认知的转换。准确又具有欣赏价值的译文，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一种跨文化的沟通。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要深入了解译文的源文化，以及受众读者的文化背景和认知能力。
二、文化认知在翻译中的重要性
文化是人类意识的产物。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赵贤州先生（1996）认为：跨文化交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类享有某些共通的文化信息；而跨文化交际之所以产生某些偏差，是因为双方不能共享另一些有差异的文化信息。译者在开始一个译者的职责之前，首先应作为一个读者，正确地理解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更包括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似性和兼容性。刘宓庆先生（1999）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除了同一性之外，文化间的差异性也不容小觑。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采用一些方法和技巧，最大限度地传递译文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1.文化认知造成的语义差异
由于译者和作者来自不同的文化领域，彼此身上都承载着各自民族文化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形态。母语的文化特征多多少少会影响跨文化语言交际，因此，如果译者本身没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不深入地了解作者所处的文化，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对译文的误读和误译。
中国文化受佛教的影响很大。“龙”这种生物，就是佛教宗教背景下的产物。“龙”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吉祥神圣之物，形似蛇，有爪，身披鳞片，头顶双角，能浮于云端，吞云吐雨，是皇权的象征，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贵。在古代，“龙”是皇帝的象征，古代的皇帝身着“龙袍”，把自己称作“真龙天子”。中国人把自己称为“龙的传人”，把对子女的期望描述成“望子成龙”。巧妙的是，在西方国家，也存在“龙”这种传说中的生物。西方的“龙”在英语中叫“dragon”， 和中国“龙”是同一个词。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在东方神秘尊贵的生物被描绘成有翼、有巨爪鳞片、会喷火的巨大的蛇形怪物。其脾气凶恶暴躁，是传说中的怪兽，也是罪恶的象征。两种“龙”，虽然长相相似、名称相同，但两种文化中所代表的意义却一褒一贬、截然不同。
例如，“这个企业在该产业中起龙头作用。”这句话如果翻译成“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the dragon head role in that industry.”则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西方，“dragon”扮演的是邪恶的角色。正确的译法应为：“This cooperation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at industry.” 又如，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年会上发言时曾说：“... but we have other dragons to kill.”这里的“dragon”代表西方恶龙，应译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这里如果理解成东方神秘高贵的“龙”，就会造成误解，甚至是误会。
在中国，我们把怕老婆的丈夫戏称为“妻管严”，这个词和“气管炎”谐音，所以有时开玩笑时我们会说：“这个人有气管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这句话译为“He has rachitic.”，那么外国宾客就会以为这个男人得了“气管炎”这种病。由于译者没有准确把握原文的文化，因此造成这种误译的产生。我们在翻译这句话时应该体现源文化中的隐含意义，那就是 “怕老婆”。因此，上句应该译为“He is a hen-pecked man.”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虽然词汇相同，但词义却千差万别。译者在翻译时，要倍加注意，强化跨文化意识，避免误译的产生。
2.文化缺省
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会有文化现象的不一致和文化缺省。文化缺省是指原文中所含的文化信息在译文的文化中没有相应的“对应语”来表达。这一语言现象与两种不同的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构架有关。雨果曾说：“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毛荣贵，2001：250）译者应尊重两种语言各自的文化，采用合理的手段，弥补文化缺省，达到促进文化交流的目的。
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八卦的“阴”“阳”，分别被音译为yin， yang。Yin 和 yang 在词典中被分别注释为 “yin， the feminine or negative principle in nature； yang， the masculine or positive principle in nature”，即使如此，由于英语中没有“五行八卦”这一概念，即使有了注释，对于有些英语母语的读者来说也仍然很难理解。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梅、兰、竹、菊”被誉为花中“四君子”，这是古代诗人根据这些植物的外貌和开花特性，发挥了自己的想象能力，进而引申成了君子的某些高贵品性。因此，这些植物被称为“花中君子”。在西方，它们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
中国有个习语叫“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诸葛亮”是中国有名的聪明人，是三国时期刘备的军师。而“皮匠”这个职业是由于其发音和“诸葛亮”谐音相似，才被拿出来补全句子结构的。这句话的原意是指众人的智慧远超过一个人的智慧。但西方人并不知道“诸葛亮”是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拿“皮匠 cobbler”和“诸葛亮”相比。对于这句话，正确的处理方式是避开文化认知中的信息缺失，直接根据句意翻译，应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正如“诸葛亮”代表智慧一样，有些人物因为太过出名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我们常用他们的名字来指代某种性格或含义，英语中也是如此。例如，“I am not Hamlet.”（贾立伟，2008）。这里的“Hamlet”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人物，是丹麦王的儿子。然而有一天丹麦王的鬼魂来找他，告诉他自己是被当今国王，哈姆雷特的叔叔害死，要他为自己复仇。哈姆雷特一方面对父亲之死产生怀疑，一方面又担忧是魔鬼意图蛊惑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最终为了避免叔叔的怀疑，开始装疯卖傻。现在用“Hamlet”这个名字代表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人。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 “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因此，这里翻译成“我不是哈姆雷特”是不恰当的，也不利于目标读者理解句义。如果根据涵义译为“我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更合适。
由上可知，文学典故和文化形式的不同，必然会产生许多的文化缺省，为目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制造障碍。跨文化译者在翻译时，应该注重其意，对形式上的不同做适当的取舍，才能达到准确传递信息的目的。
三、结语
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沟通，又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认知的差异对翻译实践至关重要，会对翻译实践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和纽带，要提高自身对文化的感知和对两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努力准确传递原文信息，实现译文在两种文化认知中最大限度的自然转换。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iles.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Generalizations，in T. Jansen and G. Redeker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Foundations，Scope and Methodology，The Hague：Mouton De Gruyter，1999.
[2]贾立伟.翻译中的文化缺省透视[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 5（10）：345.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4]毛荣贵.英译汉技巧新编[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学奕文言文翻译范文6
由于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对具有跨越特征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自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翻译研究。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翻译研究已发展成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然而，随着中外翻译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翻译研究究竟应该自成一派还是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议。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还不清楚，对于把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何关系，或者说不明白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何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译介学和翻译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何为译介学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谢天振，1999：1）。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也可以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神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999：1）。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语言、文字与文学性相结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由于原语和译语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各自社会的文化载体，译介学从文化角度入手对翻译研究进行审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译介学也因此越来越受到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重视，成为比较文学中的热门分支学科之一。
三、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与译介学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研究都普遍认为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间的转换，是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是把一种文字材料换成另一种文字材料的过程。由此可见，传统翻译研究视任何翻译行为的实质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等转换，视对原文语言的对等转换为传统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文化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theory），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文化转向”，改变了人们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传统观念，研究视点从“以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本为中心”，研究内容从“如何译”转向“为何译”、“为何如此译”等方面上来，注重异语文化对翻译的操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勒弗菲尔、巴斯奈特等比较文学学者为翻译研究引入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和方法。并且近年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人们也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因而每种语言都无可避免地带有某一民族文化的积淀印证，而作为对另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翻译以及在此活动中产生的误译，也即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与误释，就必然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谢天振，1999：196）因此就要求翻译者要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根据译介学理论，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翻译史上，在译介文学作品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属晚清时期的林纾，他不懂外语但却成为闻名中外的翻译大家。再如：傅东华先生翻译的《飘》出版于1940年，吸引了几代读者，在翻译圈内占据近半个世纪的地位，直到1989年才有另一个新译本问世。谢天振先生认为，尽管现在新译本很多（至少5个），但是新译本是否真能超出旧译本仍有待时间的检验（1999：148）。该译本之所以如此富有生命力，除了傅先生优美的文笔，地道的译文以外——小说中的中国化倾向十分明显，如美国南方的人物与地点都统统“穿上中国服装”，从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南方庄园主的口里可以说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中国先哲的名句格言，而且出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十足的“牌楼、大地主、营丁”等词语。因此译语读者面对大量的中国化的信息，恐怕会觉得在读一本中国的近代故事，而不觉得在读一本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小说。翻译永远是对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译者只有尽可能接近原作所反映的艺术现实，并在译作中创造性地加以“再现”，才能使译作成为一件堪与原作媲美的艺术品。当然，若译者只精通原作语言而不了解原作所描写的生活，不熟悉作品中的人物，不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或者缺少对原作内涵的感悟力就不可能胜任文学翻译工作，则不可能呈现给读者一部与原作具有大致相同价值的译作。
因而就要求译者必须对原作进行重新创作，凭自己的创作天赋来再现其艺术魅力。并且，从译介学的研究角度看，文学翻译毫无疑问是再创作，是译者在翻译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再创作的结果就是把外国文学作品变成本国文学作品，同时还要保留其在原民族文学中的地位。一部译作，如果不能作为艺术品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那它就不会融入并成为译入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同样，如果不能保留其原民族作品的地位，它也就不能被称为译作。可以说，文学翻译不仅延长了原作的艺术生命，又赋予它第二个生命。因而，译介学研究的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是把翻译研究置于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民族和文化的背景之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交流的。它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不去研究翻译的标准和不同的翻译方法，而是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强调翻译作品中的形象、情感、印象以及其艺术效果是否与原文有等同性和相同的感染力，翻译作品其影响与效果是否与原作品有一致性还是另有独创性，抑或是没有达到原作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