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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概论论文范文1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16]《清代文字狱档·吴其档舆献策案》。
农业概论论文范文2
大多数发达国家不管农业有没有优势，都是实行从田间到餐桌的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也就是农业部门的管理，是从农产品生产的田间开始，最后配送到消费者的餐桌。像中国这样一种分散的农业管理体制，要与对农业进行综合管理的体制竞争，显然是没办法抗衡的。
农业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损失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完善农产品出口退税制度，实现出口农产品的“零”税率；提供农产品国外市场拓展国际博览会、交易会参展费、装修费，市场调查、广告促销等；对企业开拓新市场提供保险支持；资助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
农业概论论文范文3
1.1国家的水价政策不落实，流域农业用水的节水潜力工作难以开发和发挥喀什噶尔河流域是农用水价在全疆最低的灌区，流域水价处于完全被冻结的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节水灌溉的深入开展。水价改革是农业节水的助推器，水价对节水起到极大的拉动作用，由于喀什河现行水价太低，起不到节水的拉动作用，导致了农民用水大手大脚，节水意识难以提升;由于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水费收入减少，难以对水利工程进行维修、更新和改造，使工程老化失修严重。
1.2流域灌溉农业用水方式单一，节水效率低。目前可供选择的先进农业节水技术有多种多样，但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和条件，当地的条件，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节水技术措施的土壤条件。将农业灌溉的节水技术多样化，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应通过节水新技术的引进和普及，不断减少地下水的开采量，从而改善和恢复灌区的生态平衡［1］。
2喀什河流域农业节水灌溉发展对策
2.1要强化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统一管理由于喀什噶尔河流域长期实行流域区域与流域分级分部门分割管理的管理体制，存在体制弊端，缺乏水资源总体规划的统一管理，难以优化和合理配置，从而导致了流域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竞争性利用。因此必须强化流域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全过程，依法实施更为严格的管理，实现对水资源的科学调度，优化配置，建立和完善水资源宏观管理和保护制度，严格水许可证制度，加强监管。
2.2建立稳定高效的流域农业节水投入保障运行机制喀什噶尔河流域是有名的干旱缺水灌区，自然条件较差，形态环境十分脆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发展灌溉节水型农业需要大量投入资金，对此地方财力难以承受，由于农业节水的投入，实属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投入资金，最大受益者应是国家和社会，因此应当明确中央、地方和受益农户对农村水利节水改造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应承担对农业投资的责任，灌溉节水改造的发展，逐步建立全国性的投资，地方和受益农户投入为辅的稳定、高效的灌区水利接水改造投入保障运行机制。
2.3建立发展灌区农业节水事业投入的政策要制定激励节约用水的奖惩制度，对节约用水的用水户给予奖励，对超额用水和无效用水的用户应当给予经济处罚，对严重者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积极推广和完善“配水到户、量水到户、建帐到户、收费到户”的农村用水管理措施，积极推行用水户参与灌区水利的管理，建立和健全灌区农业节水的技术服务体系，实施农业用水的“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对超计划用水户实行累进计价收费。尽快启动流域的水价改革，实现灌区农业供水价格按成本到位来推进节约用水。
2.4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灌溉用水的改革加快灌区引进和普及节水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的进程，实现现有灌区的节水型改造，促进灌区用水方式的改革，开发田间节水灌溉，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实用技术和现代控制技术相结合，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节水灌溉，推广等依靠用水方式的科技创新加促对灌区农业节水的现代化建设。
2.5进一步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步伐的调整粮食作物灌溉面积的结构，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布局合理，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养殖业，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专业化和区域化的组织生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灌溉面积，总体规划面积应当遵守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农民的意愿，农民收入不降低成本，从而优化灌溉作物的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事情，必须服从灌区农业开发的总体规划;灌区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应当有利于灌区农业的节水改造，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增产、增收奔小康。
3结语
农业概论论文范文4
从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看，主要任务是执行青岛市农委指派的推广任务，主要包括关键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动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防治，农业公共信息和农民教育培训，主要通过在农忙时节深入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现场讲解示范指导，发放科技宣传资料，定期组织农民技术培训等方式将农业科技推广到户。例如2009～2012年实施的“青岛市百万亩果蔬花卉现代示范园建设项目”，根据青岛市区域布局、生产结构以及各市农业产业特色，市财政拨款，建设粮食、蔬菜、果茶花卉和花生四个特色品种的示范基地，通过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推广如设施栽培技术、培肥地力、绿色控害技术等关键技术，依靠基层农技推广员开展“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和“农民远程培训工程”等多种形式的农民科技培训，从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两方面保障了该项目的落实推进。从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发展演变的历程看，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以及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青岛市农民增收、农业增产以及农业转型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持。然而，随着青岛现代都市型农业的发展，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不论是管理体制、机构设置、推广内容、推广方式、推广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问题都日益凸显，难以适应并满足农业转型需要。
2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存在问题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状况，发掘存在问题，为进一步改革完善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提供决策建议，课题组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对来自胶南、胶州、平度、莱西、即墨五市来我校参加青岛市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班的150名基层农技推广员及其对口服务村的400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34份和352份，有效率为89%和88%，较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了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状况和存在问题。
2．1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管理体制不完善，机构设置不科学
目前，除了个别区市外，青岛市绝大部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直接受乡镇党委、政府和区市农、林、水务业务部门的双头领导，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农业服务中心人、财、物的管理，以及推广人员的职称评聘、薪酬福利，区市业务部门只负责相关业务的分派与指导，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政出多门，多头领导，政府管理和业务职能混淆，不可避免出现推广员任务的重叠性和多样性及工作效率低下的结果。另一方面，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管理体制不顺，农业服务中心是隶属于乡镇党委、政府的事业单位，必然决定乡镇党委、政府对其拥有直接管理权，由于乡镇工作繁杂多样，常把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当作行政干部使用，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其本职工作———农、林、水利、畜牧业生产技术推广和指导、动植物防疫和检疫、水土保持监测等职能被削弱，推广服务功能弱化。调查发现，51．4%的农业科技推广员的工作是从事本职农业技术推广，余下的48．6%的人则在完成乡镇政府指派的非推广任务，或是满足农民其他需要。座谈会上，推广员也反应工作内容繁杂，有时需要身兼数职，从事一些非专业性工作，比如农业保险、防火防汛宣传、落实惠农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落实、等等。
2．2推广经费财政拨款不足，缺乏履行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障
农业科技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政府理应为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当前，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不足，用于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的三项经费偏低，被挤占或挪用的情况较为明显，农业服务中心大多数编制内财政经费不能落实到位，人员经费不足，导致推广项目缺乏资金，基础设施和装备落后，工作环境条件差，推广手段方式落后，农业科技推广缺乏履行社会公益性职能的经济保证。调查中，有40．5%的农业技术人员工资在3000元以下，福利待遇情况不容乐观，下乡经费、办公条件、技术装备不足，严重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和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
2．3推广人员考核激励机制不活，制约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有效运行
目前对农业服务中心推广员尚缺乏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责、权、利没有很好地结合。一是推广员进入推广系统缺乏相应考核。由于推广机构编制少，为了维持推广工作的正常运转，存在政策性安置人员以及临时招聘人员充抵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的现象。访谈中了解到，莱西、胶南此现象比较明显，农业服务中心正式编制人员少，莱西五人，胶南九人，余下全部是“杂牌军”。这种临时拼揍的人员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经验，难以担当农技推广的重任。二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农业服务中心农技人员的职称晋升、薪酬发放更多依靠的是资历和年龄，能够有效激发工作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作为有效激励方式的教育培训，目前还难以较为普遍的应用。调查显示，仅有24．3%人员能得到每年培训的机会，51．4%的农业技术人员2～3年才有机会接受培训，甚至有20%以上的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由此也导致了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知识结构老化的问题。青岛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中43．8%是本科以下学历，其中13．5%的人员只有高中学历，获得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只有5．4%。座谈会上了解到青岛市农技人员年龄40岁以上居多，县级单位以本科生为主，乡镇农技站工作人员的学历以专科和高中为主，年龄偏大。
2．4农业科技推广方式落后，限制了技术的传播
当前青岛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比较单一，73．2%推广员主要还是采用现场讲解示范、发放宣传资料等传统的推广方式，使用现代传播方式如网络、电视的仅占14%。从接受者看，农民获取农业科技的渠道较为混乱，有70%以上的农民选择向亲友、邻居学习，以网络、电视、报纸、短信等媒体作为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而选择政府科技下乡和村干部宣传指导的只有20%［2］。从科技信息传播与接受对照看，显然存在农业科技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错位现象，究其原因，调查的农民认为，一是推广内容与自己所需不匹配，理论与实际结合不起来;二是遇到问题无法及时与推广员沟通，后续跟进指导几乎没有。
2．5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质量较差，农民满意度不高
农业科技推广必须注重市场和农民实际需求，才能激发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采用新产品、使用新技术，才能发挥科技的现实效力。当前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使得农民接受新技术、新产品受阻。调查显示，在推广技术是否满足农民需要这一问题上，只有40%的推广员认为农民十分需要政府推广的新技术。在“农民的农业科技需求”的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而推广员推广的技术则是“病虫害防治技术”、“田间栽培管理技术”、“农药、良种选用技术”［2］。由于农业服务中心推广服务未能与农民需求完全对接，导致农民对农业科技推广评价较低，满意和很满意占22%，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则占到49%。农民对推广服务评价偏低的主要原因一是推广员数量少，平均三个村才有一名推广员;二是农业科技服务次数少;三是提供的技术理论性太强，难以与农业生产结合［2］。
3推进青岛市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对策与建议
青岛市作为现代化都市，现代农业建设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从粮食作物的增收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科技发挥的作用相当明显。近几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充分意识到科技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于2012年围绕科技创新、推广服务等关键环节，开展了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2013年以科技作牵引，实施现代农业“十大工程”项目。在青岛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重点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大力推进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的背景下，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体制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短板，成为传统农业向以科技引领现代农业转型的桎梏，亟需通过改革和创新等方式加以解决。
3．1理顺农业科技推广的管理体制，强化区市主管部门管理
青岛市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的双头管理体制导致农业服务中心主动性和灵活性受到极大限制、推广服务功能弱化的状况。必须以理顺管理体制作为改革的抓手，强调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的管理，解决人事分离的问题。为此，可以考虑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人、财、物的管理职能收归区市农业主管部门管理，建立“三权归县”的管理体制，可以实现管人与管事的统一，保证农业服务中心从事本职工作，也有利于区市农业管理部门统一协调区市范围内的工作安排，发挥县乡农业服务机构的整体作用。另外，结合青岛市镇行政区划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以及现有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状况，可以考虑撤销现有农业服务中心，成立跨乡镇建立的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全面负责乡镇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疫病防控、农业经营管理和农产品质量监管事务，充分发挥区域站整合资源、统筹规划的职能。
3．2加大对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建立多元投入机制
政府是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投入的主体，要确保每年投放到农业科技的三项经费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加大对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机构改革和推广项目经费的支持，保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公益性职能的发挥;其次，在土地流转背景下，依据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要逐步满足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的农业科技需求，逐步增加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动植物疫病防治、集中统一育苗育秧等推广项目上的经费投入，针对青岛市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对涉及到的重要新品种、重大新技术设立专项资金，保证农业科技示范推广的顺利开展;第三，在明确政府作为农业科技推广投入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进推广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鼓励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业协会等加入农业科技推广，吸引其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投入，拓宽农业科技推广经费来源渠道，尤其要注意对开展农技推广服务的各类经营性组织或个人在税收、信贷方面给予优惠。
3．3充分发挥农业高校、科研院所在农业科技推广中的作用
以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是青岛市农业科技推广的主体，为了弥补政府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本身存在的有效供给不足、服务方式滞后，推广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建立政府与农业高校、科研院所有效结合、充分合作的农技推广长效机制。青岛市现有农业院所10余家，拥有丰富的技术、信息和人才资源，可以为农业科技推广提供一定的技术、成果、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为此，围绕青岛市农业主导产业，农业院所与政府合作建立农业试验示范站，开展新品种培育、新技术示范推广;充分发挥各级各类科技特派员的价值与作用，开展各种技术下乡、科技咨询、农民教育培训服务;利用农业院所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优势，开展应用型农业科技研究与推广，使农业科技研发推广的取向与农民实际需求有机结合。
3．4拓宽农业科技推广渠道，丰富推广形式
青岛市传统农业科技推广方式主要以田间地头示范讲解和发放宣传资料为主，手段陈旧落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技术的有效传播。丰富基层农业科技推广的形式，除了继续加强推广员的下乡下地直接指导外，还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如现代通讯和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农业技术信息平台，通过视频交互、远程控制等现代化手段，实时对农民农业生产进行指导;通过广泛开展诸如专题技术讲座、农民田间学校等多形式、多渠道和多层次的农业科技知识培训，逐步把农民培养成具有较高科技文化素质，掌握并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的新型农民;另外，强化农民合作社、农业各类协会、专业大户及科技核心户“人际传播”的科技示范辐射作用，建立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的示范推广模式。
3．5以农户需求为导向，驱动政府科技推广服务供给
农业概论论文范文5
关键词：美国加州农业节水灌溉
1美国加州节水灌溉的主要技术措施
加州农业发达而水资源相对贫乏，为解决这一矛盾，加州采取了各种节水工程技术措施，可以说世界先进节水灌溉技术在加州都得到了较好应用。以下就加州节水灌溉的一些主要措施作一介绍。
1.1地面灌水技术
地面灌水技术在美国农业灌溉中占主导地位，60%以上的农业灌溉采用这种灌水技术，其方法主要有沟灌、畦灌。美国的沟灌与畦灌是经过技术改良的，它融合着现代最新技术成果与科研成就，所以传统的灌溉方法在美国仍然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1)沟灌。沟灌是美国地面灌溉的主体，约占地面灌溉的70%以上，主要应用于果树和棉花、花生、蔬菜等行棵型种植作物。对果树而言，根据行距的不同，一般两行果树之间开3～5个灌水沟，大田作物则根据其种植特点布置灌水沟。与沟灌相配套的灌水器材主要有：①多口门给水栓，这种给水栓露出地面30～40cm，给水栓周围均匀设置若干个小闸门出水口，每个出水口出水量不大，分别对应一个灌水沟，这种给水栓最多设有8个口门，同时可给8条灌水沟灌水。②多出口输水管，这种管多是铝合金管，在铝合金管上与灌水沟的间距对等布设小闸门，每个小闸门对应一个灌水沟，灌溉时可根据供水量或需要，开启一个或多个口门进行灌溉，亦可进行轮灌。这种管属地面移动管，作物耕种时收起来，种植完后将管摆放在地头，直至收割期。③虹吸管，这种管就是普遍的橡胶管或软塑料管。水是通过防渗渠道送到田间，通过节制闸将水位提高，使水位高出田面，利用虹吸原理，一沟一管将水送到田间。④脉冲沟灌发生器。水流通过管道时，脉冲发生器根据指令，左右放水，水流流量一般较大，在灌水沟中快速向前推进，间隔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灌，直至达到灌水要求，利用这一技术较常规沟灌可节水25%～30%，畦长也可增加。⑤尾水利用技术，由于流量较大时，沟灌水流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短时间内就可灌到地头，而这时田间灌水量还没达到灌水要求，为此要持续一段时间，这样水就会源源不断从地头流出，为利用这些尾水，美国因此而采取尾水回收利用技术，就是在地头挖一集水沟，把尾水收集起来，利用低扬程泵重新将水送进管道，循环利用。
(2)畦灌。在美国畦灌主要应用于大田密植作物如小麦等，畦宽度10m左右，畦长200m左右，灌溉时采取大流量快速推进方式，每一畦配套一个给水栓，一次灌一畦，畦田规格根据农场、作物、水源情况确定，同时畦田都经过严格的激光平整。因此，美国的畦灌还是相当省水的。这种灌水方式，主要分布在水源相对丰富的河流两岸，或地下水丰富的地区。
美国的地面灌水技术无论是沟灌或畦灌，其田间大部分都是采用管道输水，水通过管道直送沟、畦，即使在自流灌区也是如此，因此，输水过程的水损失相当少。田间通过激光平整、脉冲灌水、尾水回收利用等技术，灌水均匀度很高，水流均匀入渗，从而提高灌水效率。输水防渗、田间改造加之相应的配套设备，构成美国地面灌溉节水的三个核心内容。
1.2喷灌
美国的喷灌形式多种多样，时针式、滚移式、平移式、卷盘式、支架式都有。支架式从微喷、小喷灌到喷灌呈系列化。滚移式、时针式、平移式、卷盘式与世界各地的形式没有大的区别，使用范围上有所侧重，草皮养植场以平移式为主，大田作物则多用时针式、平移式或卷盘式。
支架式喷灌即固定式或半固定式喷灌，固定式喷灌与我们常说的概念一致，就是常年不动，从支架到喷头常年放置野外，这种固定式与相应的耕作机构相配套，不会对耕作造成影响。在畦灌支撑杆与输水管道的联接上，以及喷头管材、管件设计上，美国都有独到之处。半固定式与我们习惯概念不完全一样，准确的称谓应为“季节性固定喷灌”。就是耕种时收起来，耕种结束后再放置到田间，直到收割期。小喷灌在美国随处可见，主要用于低矮密植作物，如蔬菜、草莓等。小喷灌是介于微灌和喷灌之间的一种形式，投资省、适用性强。微灌在美国主要用于果树和环境绿化。
1.3滴灌
滴灌也是美国应用较多的一种节水灌溉技术，主要应用于葡萄。葡萄园采用的都是滴灌技术，滴灌可提高葡萄产量、改善葡萄品质，从而进一步提高葡萄酒的品质，所以滴灌技术倍受农场主和葡萄酒商的青睐。针对滴灌技术易堵塞的弱点，美国对水质过滤处理极其严格，一般采取3～4级过滤。压力可补偿式滴头的研制与应用是滴灌在美国能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1.4浸润灌溉
在我国称这项技术为小管出流灌溉，早在1993年山东省新泰市在北京农业大学刘婴谷教授指导下，率先在全国进行研究与试点工作，发展面积达1333万hm2以上。但是由于受灌溉质量所限，这项技术发展速度不快。美国同样如此，但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使其在浸润材料研制与应用上，有长足发展，因而使这一技术展现了较好前景。
2几点启示
(1)总体上看，美国农业灌溉的节水主要是针对输水、灌水、田间三个环节，地面灌溉特别强调通过提高田间入渗均匀度，实现节水，同时做到输水管道化。美国从60年展管道输水灌溉，我国80年代初期开始，目前仅山东省管道灌溉面积达173万hm2以上。长期以来，我国田间改造推行长畦改短畦，宽畦改窄畦。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自8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喷灌、微灌技术，还结合自身特点强化渠道防渗，并不断完善有关政策，以实现节水灌溉的硬措施与软措施的有机结合。
(2)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农业灌溉的科技含量。我国的灌溉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地面平整，美国用激光控制平整，而且一茬作物一平整，而我国用目测，好一点的用水准仪控制平整，且多年不整一次。再如灌溉适宜时间的选择，我国大多凭经验，而美国是通过精密仪器选择灌水时机，张力计、叶面湿度测定仪等被广泛采用。近几年，美国将原本用于军事的测量系统，称之为TDR技术，应用于墒情测报，效果非常好。另外还有一些农场主通过微机中心进行操作，几百英亩的农场灌溉，在一间屋里就可控制完成。
农业概论论文范文6
关键词：农业企业；会计；核算
中图分类号：D918.95 文献标识码：A
1 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作为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其生产过程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与自然联系紧密的同时又和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农业生产活动一方面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如气候、降水、气温等情况都会对农业的生产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导致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等。另一方面，农业生产需要一个较长的生长周期。当前的农业企业的会计核算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与农业自身的一些特点相脱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不能提供农产品成本的详细核算资料
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我国的多数农业企业的会计无法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农场与家庭农场之间的经济关系比较单一，往往采取收取实物地租。很多规模不大的国有农场将土地承包出去，有租户自主经营，这样农户自己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相应的产品，而农场只负责与承包之间签订合同以及定期收取承包费用。在这种单一的管理体制之下，农场很难形成建全的会计管理体系，会计工作比较简单，只需要制作一些简单的报表，无法提供农产品成本的会计信息。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国有农场中，实现了种植、养殖、生产加工的一体化经营，企业的会计能够提供相对完整的会计资料，但是对于农产品的详细成本，仍然无法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
1.2 不能适应农业企业自身发展的新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的完善，当前我国的农业企业会计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只是按照计划的被动执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由政府按照一定的价格统一进行收购，农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是直接进入市场流通。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的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市场的要求，会计信息质量不高，不能为企业的决策者提供决策所需的依据。
1.3 存在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
由于各种可预料的或者不可预料的原因，各个行业的会计信息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失真的情况。农场企业当然也不例外，农场企业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具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原因，一方面，农业企业的生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是很难进行准确的预测的，这就导致农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容易受到灾害性的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农业生产活动很难进行准确的计量和统计，从而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另一方面，对于家庭农场来说，完成相应的生产任务之后所剩余的农产品完全由自己进行支配，而农业企业的会计信息对于家庭农场来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加剧了会计信息的失真。
2 完善农业企业会计核算的总体思路
2.1 在会计确认方面
农业生产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同时与自然和经济相联系，这就决定了农业企业的会计确认与企业行业相比更加复杂，尤其是其中关于生物资产的确认。在国内尚没有对生物资产进行确认的相关准则和制度规范，这给农业企业会计确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建立健全相应的会计确认体系十分有必要。我国可以参照国际上相应的会计准则中关于生物资产确认的部分，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农业会计核算制度，为农业企业的会计确认提供参考依据。
2.2 在会计计量方面
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以及相应的会计制度对农业企业的会计计量都没有进行专门的规定。但是从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中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业企业只能采用历史成本法对生物资产进行计量。因此，要不断的完善农业企业的相关的政策和标准。
2.3 在会计记录方面
会计记录主要涉及到会计账户的设置问题，在农业企业会计核算中除了需要设置与其它行业具有共性的会计科目以外，还应设置反映农业特殊性的会计科目，主要包括：农产品、幼畜及育肥畜、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基本生产成本――种植业生产成本、应收家庭农场款、应付家庭农场款等。
2.4 在会计报告与披露方面
当前国内的农业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并没有相应的规定，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缺乏专门的农业会计核算方法以及农业会计准则。但是有一些普通会计的披露政策同样适用于农业会计：流动资产以及非流动资产的区分、提取资产减值的情况以及折旧政策。农业活动与其他行业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对农业活动会计事项的披露上应该充分考虑农业活动的自身特点，而不能生搬硬套普通经济活动的披露方法，只有这样，农业企业的农业活动才能为投资者所深刻的了解。动植物的年龄不同在采用历史成本法进行计量的时候，成本的差别很难被体现出来，这就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活动披露政策或者相应的标准。
3 农业企业会计核算的改进措施
农业企业依据其生产规模以及日常经营活动中农业生产所占的比例，可以划分为：农业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三种基本类型。
3.1 以农业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
对于已经上市的农业企业，其会计工作应该依照新的《企业会计制度》展开工作。一般来说上市的农业企业的综合性比较强，其通常由一些相应的，业务不同的分公司组成。这些分公司有的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有的则已经完全脱离直接的农业生产，从事相应的深加工或者是运输物流活动。这就要求会计工作应高从各个公司的业务实际出发，分别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分公司的会计核算应该按照农业会计来进行日常的帐务处理。而完全脱离了直接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分公司则应该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制度》。这样，既能反映农业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状况，又能提供农产品成本核算的详细资料，突出农业活动的特点，满足企业内外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3.2 中小农业企业
许多国家都有特殊行业的会计制度，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已经了中小型企业的会计标准，目前联合国会计专家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也把研究制定中小企业会计准则指南作为工作重点，用于规范中小企业的会计工作。所以，对于我国中小规模的农业企业，可以先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待发展到一定层次后，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可逐步转向执行统一的新《企业会计制度》。
3.3 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以种植、收获农林畜牧产品为其经营活动的农业经营主体，其会计核算过程应着重体现农业活动的特点。一般来说，由于家庭农场经营者的文化素质较低，会计知识匮乏，不具备进行精确会计核算的条件。对这部分经营者来说，可以要求他们对农业活动过程中的各种耗费和损失进行流水账式的记录和反映，以便为农业公司系统的会计核算提供翔实的原始资料。根据企业产品生产特点和成本管理要求，在产品成本计算工作中主要采用品种法。分步法和分批法三种基本的产品成本计算方法。但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其生产要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在具体运用某种产品成本计算方法计算农、林、牧、渔业产品生产成本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1]廖书金.浅谈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制度[J].中国农业会计，20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