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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条例范文1
一般认为，行政处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处分是指有权作出行政处分决定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对所管辖的国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和制度所实施的制裁措施。狭义的行政处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决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经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制裁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档案行政处分的责任主体包括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一般的国家公务人员以及各单位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换句话说，这些责任人员不仅限于公务员，还包括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依法成立的组织的相关人员。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档案行政处分采用的是广义行政处分概念。
在实践中，档案行政处分容易与行政处罚产生混淆，从而在实施主体、程序等问题上产生错误的认识。实际上，档案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档案违法行为处以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档案行政处罚。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不过，上述规定没有涉及档案行政处分种类，有关实施主体的表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也不太明确。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确定档案行政处分的实施主体应该是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分决定机关(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处分的对象为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由国家行政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处分的种类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六种。
由此可见，档案行政处分是指处分决定机关(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情节严重的档案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的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惩戒措施。就档案行政处分的实施主体来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只能对自己任免的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当然，监察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作出行政处分的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而对于其他部门，其行政处分权只能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进行实施。
至于档案行政处分的实施程序，如果责任人属于行政机关公务员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应执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五章的规定，按照初步调查、立案、调查取证、听取陈述和申辩、作出决定、书面通知、归档并备案的程序实施，如果属于其他人员，则需要执行相关部门的具体规定。
纪律处分条例范文2
一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认真执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事事处处争做勤政廉政优政的表率。在工作中增强*责任意识，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尽其力。时刻记住人民赋予了重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心实意为加快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二要增强宗旨意识，切实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便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在三个方面率先垂范：
一是在深入群众方面率先垂范。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诚心诚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服务，特别是要为社区弱势群体服务，办好一些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最大限度地让群众得到实惠。
二是在工作创新上率先垂范。认真切实转变思维方式，积极探索为居民群众服务的新思想、新办法和新途径，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在为群众服务上创新更实效、更简便的途径和方式。三是在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上率先垂范。必须以自己的人格力量赢得群众的尊重和信赖，切实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该沾的东西坚决不沾，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以良好的形象取信于民。
三要强化廉洁从政意识，严格自律，做廉洁从政的表率。在实际工作生活中，一要能顶得住歪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袭，一些歪理邪说在社会上流行，在正确行使权力时，就必须提高觉悟，坚定信念，锤炼意志，增强免疫力，真正做到理想信念不动摇，大是大非不糊涂，党性原则不丧失，不被歪理邪说所俘虏。二要耐得住清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并且特别注意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因为社会发展总有个过程，总要经过从少数人富裕到共同富裕的阶段，但这个阶段我们党员干部绝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而先富起来，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执政地位所决定的。三要抗得住诱惑。要严格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公私分明，认真处理好亲情与党性的关系；还要慎重交友、慎重用权；尊重自己的人格，珍惜自己的声誉。
纪律处分条例范文3
一、主要做法
1 、充分认识贯彻落实《八条禁令》的重要意义。《八条禁令》是我省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 “ 两个务必 ” 和实践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解决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影响了政令畅通，损害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我省的社会风气和投资发展环境。《八条禁令》的加强实施加强了对公务员队伍的监督和管理，是努力建设成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的具体措施，是全省公务员基本的行为规范和纪律要求，必须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落实。
2 、认真学习，提高认识。 学习《八条禁令》，绝不能只局限于将其帖在墙上、说在嘴上、惴在兜里，而是要加以落实。我的做法是首先认真熟记 “ 禁令 ” 条规，把每一条都反反复复地加以逐摸，记忆，把每一条每一字深深地映入到脑海，刻记在心，同时自学《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材料，认真学习有关反面材料及警示教育片。自己平常学习贯彻 “ 八条禁令 ” ，不搞紧一阵，松一阵，而是每周安排一定的时间用于相关材料的学习，并撰写心得。 “ 八条禁令 ” 的实施是非常严肃、非常认真、非常紧迫、也是非常及时的。我认为关健是对实施 “ 八条禁令 ” 的认识不深，精神实质吃透不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得不牢。
3 、自己始终把《八条禁令》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一是结合本职工作，从小事着手、从点滴做起，从我开始，使《八条禁令》的学习贯彻成为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的经常性工作；二是密切结合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和 “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发挥自己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意识；三是结合各种正反两面材料的自学，使《八条禁令》成为自己工作中的一面镜子，随时对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
二、对照《八条禁令》，剖析自己，存在以下不足。
1 、在思想作风上。理论学习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八条禁令》精髓吃得还不够透彻，对理论武装头脑的紧迫性认识不足，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学用脱节，运用理论指导实际的意识不强，没有充分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指导工作、提高工作水平。
2 、在工作作风上。对办公室的业务知识不足。虽然自己在接待部门工作了几年，对搞好后勤工作有一定的基础，也有一股干好办公室工作的干劲，但是对办公室的理论知识不足，缺少一定的实际操作经验。工作方法仍然满足于上传下达的陈旧方法和思路，有时处理事情不够冷静，显得不够成熟。
三、努力方向 在今后的工作中，自己要紧密结合 “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 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把《八条禁令》真正落实到实处。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从小事着手，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
（一）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作为一名党员，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旨，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精神，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因此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一是继续加强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的学习，二是继续加强《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公务员八条禁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材料的学习，撰写学习心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质。
（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竭尽全力干好本职工作。
1 、增强宗旨意识，改进工作作风。努力发扬 “ 认真负责、扎实苦干、干就干好 ” 的作风，扑下身子，埋头实干，树好形象，为办公室增辉。在具体工作中，坚决克服对当事人态度生冷的现象，努力做到前来办事人员进门一句问候、一杯热茶、办事人员出门一张联系卡，使办事人员来得开心，去得放心。同时牢固树立办公室工作无小事的思想和敬业、实干、诚信、奉献的 “ 老黄牛 ” 精神。
2 、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发挥好办公室的服务作用。一是善于总结工作的得与失，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提出改进工作的新办法、新思路，努力推进自己的工作上一个新水平。工作中自觉服从、服务于大局，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与全局的各项工作联系起来，牢记自己的岗位职责，多做工作、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尽职尽责，忠于职守，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为大家搞好服务。
纪律处分条例范文4
论文摘要: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公益型事业单位，具有行政法上规定的行政主体地位，其根据此授权作出的对当事人资格的重大处分理应符合《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文联系现实中的高校学位授予所产生的矛盾，分析高校在实施上述法律法规授权时应该具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一、学校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
无论是民办大学还是公办大学，都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其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事业单位具有某些行政职能，比如学位授予，当其作出对当事人(学生)授予与否的决定时，该行为是不可否认的行政行为，这就导致了其具有不可否认的行政主体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和学位授予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仅是议事协调机构而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观念的影响，学生状告学校屡屡被法院以诉讼当事人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学生的合法权益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作为国家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事业性组织[1]，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是程序不合法还是行政行为不成立的情况下，作为行政相对人并且通常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大学生也只能徒叹奈何，可见大学教育的行政法是如何被践踏和无视的。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不是学校的任何处分处罚学生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学校做出的行为都不是行政行为，只有在实施少数法律法规授权的行为时，才能认定为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冲突大多数情况下是要靠《民法》的特殊侵权和《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来解决。我们在研究学校行政行为时绝不能一叶障目，无视其他法律。
二、学校依法行政的正当性
依法行政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并不是绝对分开的，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现实情况的紧张性决定了依法行政的必要性，依法行政的正当性也是公众对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的社会期待和法律期待。“正当性观念不仅经历了从古代自然法到近性法、道德法的转变，而且法律实证主义的合法性、有效性观念也是正当性观念发展的结果。”[2]
(1)学校依法行政具有社会期待的正当性。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评价和期待形成了自然法学派的研究对象，只有最终的评判结果与公众根据道德伦理的评价相一致的法律，才有可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自觉遵守。大学教育作为我国的最高教育形式，肩负着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学校的依法行政起着身先示范的作用，无论是校内师生还是社会各界，都对学校依法行政不仅有着法律层面的期待，更有着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等道德要求的期待。
(2)学校依法行政具有法律期待的正当性。我国的《教育法》以及教育部的相关部门规章赋予了学校行政性的职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但是法律法规赋予各高校具体操作的权力，并不表明高校可以为所欲为，而应该符合我国《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即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如果这些具体操作即各个高校的《学生手册》或者《纪律处分条例》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就不具有法律的正当性。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法律效力并不代表所有的处分都不合法或者无效，因为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所阐述的那样，绝大多数的处分(除非相关法规有规定)虽然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但是完全有可能具有社会效力或者道德价值评判的效力，比如学生档案中可能有这个学生的违纪处分记录，那他的校内奖学金等各种奖励评定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涉及资格授予问题，如大学本科生的学士学位，如果符合法规规定的授予条件而不授予则是违法的，即使这种不授予符合本校授予条件细则的规定。但是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各高校的规定真正符合现行法规的几乎不存在，主要问题是将学位授予与纪律处分挂钩，或者与考试作弊挂钩，更有甚者与学生谈恋爱、违章用电挂钩。这些细则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既违反了社会期待的正当性，也违反了法律期待的正当性。
三、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依法行政通常是政府行政部门作为执法者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学校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如果未经法律法规的授权是不具有行政职能的。教育部的部门规章《学位条例》恰恰赋予了大学相关行政职能——授予行政相对人学习科研的资格。
(1)学位证书授予必须符合行政法相关规定是由其性质和社会作用决定的。学位证书到底有什么用?我想这个问题不用问学生，就是很多老师也回答不上来。我国的大学教育实施的是学历和学位的双轨制度，学位的授予相比学历证书(毕业证书)的授予更加严格，学位并不是我国的原创，而是为与外国高等教育相互接轨和交流所设置的一个证书，其性质是为了证明被授予者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专业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水平和研究能力，能够得到本国的认可，同时也能得到绝大多数留学目的国的承认。除了留学的作用外，现在很多招生(如在职研究生)也把有学位作为资格条件之一，甚至某些用人单位在招收员工时也看应聘者是否具有学位[3]，这严重混淆了学历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区别。这种制度是否可取姑且不论，我们可以看出学位证书在现今的生活学习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作为关系到行政相对人如此重要的资格授予的行政许可，其授予规定和程序必须符合《行政法》的规定。
(2)学位授予必须符合行政法律相关规定的必要性还由绝大多数学校实施细则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决定，即现实的必要性。我国《教育法》和《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非常不具体和模糊，根据《学位条例》第二、四、五、六条[4]的规定，通常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①成绩优良;②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③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这三点的规定是非常宽泛的，需要各个高校或者科研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制定实施细则，但是一般情况下，各个高校规定的学位授予条件通常包含以下条件:大学本科毕业、修到必要的学分、思想政治条件合格、大学英语四级通过(非艺术生和特长生)、绩点达标、未受到过留校查看以上纪律处分、没有考试作弊等[5]。根据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原理，作为下位法的学校实施细则是不能与作为上位法的《学位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相冲突的，制定的实施细则只能在上位法规定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或者添加其他条件。仔细研究这两部部门规章我们可以发现，考试作弊和受到学校处分而不予授予学位在这两部规章中都找不到相关依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校制定的这些实施细则扩大了行政权力，通过自己制定的规定，限制了相对人的权利，这是明显不合法的，这也是现阶段学位诉讼中学校屡屡败诉的原因之所在。 转贴于
(3)学校必须依法行政的必要性还由现实中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之中，状告学校不仅在法律上得不到支持，在道德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1999年之前的此类诉状中，法院多以被告不适格为由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其中最早的当属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诉母校学位诉讼案[6]。这个案件的典型性不在于其胜诉与否，而在于其开创性和全面性。就本案的开创性来说，其具有三个第一次:这是第一次媒体报道的学生因学位授予而状告学校并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行政诉讼案件;是第一次有关学位诉讼的行政诉讼案件，开创了学位诉讼的先河;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了高校在学位授予上所具有的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其全面性体现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包含了毕业证、学位证、毕业派遣手续——报到证。其诉讼理由涉及考试作弊、学籍管理和学校处分，当然中心议题在于是否具有学籍，但是起因却是考试作弊。可以说本案对这些理由的行政性问题都作了一定的梳理，学校的那些管理作为学校行政职能的认定都具有开创性，虽然之前理论界对其学校行政管理职能的研究和争议早已沸沸扬扬，但是作为法律实务操作还是第一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案例公开报道之后，为由于各种原因被学校剥夺学位授予资格的学生点亮了一盏明灯，全国各地的学位授予案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如:“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诉讼案、2000年王纯明诉南方冶金学院学位诉讼案、2001年广州暨南大学学生武某诉母校学位诉讼案……”
第二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例是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诉讼案件[7]。这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分别是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和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个案件的代表意义，是其他学位诉讼案件很难超越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北大作为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最高学府，学校的规章细则，却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符，我想这不仅是北大的悲哀，还是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悲哀。北大法学院在全国法律理论学术研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但是其自己的学生管理条例和学位授予细则却不合法，这让人感到莫大的悲哀。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在高等教育制度、学校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的制定者通常是学校的领导层。这些人的学术水平我不敢质疑，但是法律水平我不敢恭维。他们虽然也在学习法律，甚至有些人也在教授法律的公开课，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搞不清楚《行政法》中的上位法与下位法、法律法规授权和行政机关委托之间的区别。经历了这两个典型案件之后，学生因学位授予状告学校才被人们认为合情合理，也不再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到目前，全国学位授予的诉讼案件不下百起，其增长速度是非常迅速的，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学位授予主体——学校的足够重视，各个高校对自身细则的修改还远远不够，这种现实的激烈矛盾冲突决定了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4)学校依法行政的必要性还在于社会发展和道德观念对学校的期待。高校作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摇篮，对整个社会发展、国家富强、民族兴盛具有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动机，是优秀民族文化传统道德的继承者，其在依法行政方面更应该起到表率的作用，在资格授予上做到依法行政，严格遵守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规定，大力推动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文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
四、学校学位证书授予问题的思考
我们也应该看到，部分高校在此类诉讼中采取的宽容态度值得肯定。但究其本质，学校并不是行政机关，其主要精力当然不能放在应诉上。以行政诉讼来解决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并不符合行政诉讼的目的，也不能达到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目的。学位只是对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学位证书是学生达到某种学术水平的证明。如何达到学术与学位以及对违纪学生处分之间的最佳平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毋庸质疑的是，学校应该对过去的处分条例实施细则进行必要的修订，以符合现阶段法制社会的要求。同时我个人认为，学校在制定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时，应该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并应该经过法学院教授们必要的合法性审查才能公布和施行，以免除学生与学校双方对簿公堂的尴尬与无奈。总之，依法行政不仅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事情，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也必须依法行政。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Z].
[2] 刘杨著.法律正当性观念的转变——以近代西方两大法学派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报名条件[Z].
[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第五、第六条)[Z].
[5] 北京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2007年7月修订版)[Z].上海师范大学学生手册[Z].
纪律处分条例范文5
一、警示诫勉制度的设计
警示诫勉就是各级党委和纪检监察机关对本地本部门可能出现的不廉洁现象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以及具有轻微违规违纪行为和犯有一般性错误可不给予纪律处分的单位和党员、干部，通过运用警示提醒、诫勉督导、责令纠错等三种制度，进行超前防范，及时发现问题，有效纠正错误，形成预警、监督、挽救和保护机制。
在制度安排上，针对诫勉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层面，建立和推行了三项制度：一是警示提醒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对群众有举报反映、有可能出现不廉洁现象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部门、单位及个人，由组织及时过问和提醒的制度，形成廉政预警机制。二是诫勉督导制度。该制度主要是对已经出现的不廉洁行为，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勤政廉政等方面具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部门和行业存在一般性不正之风问题，及在执行政策和干事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工作失误和偏差等进行督察引导、帮助改正的一种告诫勉励措施，以此形成动态监督机制。三是责令纠错制度。主要是对具有《党纪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所列举的违纪行为，但符合免予处分规定情形的党员、干部采取的一种监督挽救措施，以此形成保护挽救机制。
二、警示诫勉实施的主要探索
抓规范，把握“三性五界限”，防止弱化教育混淆惩处。“三性”：在界定“警示提醒”对象时把握出现违纪问题的“可能性”；界定“诫勉督导”对象时把握发生违纪问题的“苗头性”；界定“责令纠错”对象时把握违纪情节的“轻微性”。“五界限”：注意划员干部犯错误是一贯的，还是偶然的；是共性的，还是个性的；是工作中的偏差，还是失职渎职；是严重的，还是轻微的；是知错就改，还是将错就错等，从而提高对象界定的准确性。在实施过程中，把严肃性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既防止发现重要线索“一训了之”，又防止把警示诫勉和一般性的思想教育混淆，对存在问题轻描淡写。
抓机制，把好“三个关口”，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在工作程序上主要是把好“三关”：一是警示诫勉对象的确定关。确定警示诫勉对象，特别是确定诫勉督导、责令纠错对象，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对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警示诫勉，由中心纪委集体研究，有些还要报经市建委纪委主要负责同志审定；对科级及其以下职务的党员、干部进行警示诫勉，一般由单位纪委监察室确定。二是诫勉谈话关。诫勉谈话由党政组织或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实施，代表组织向警示诫勉对象指明问题、讲清危害、提出整改要求。属诫勉督导、责令纠错的，要做好谈话记录，警示诫勉对象要在一周内向组织写出个人认识材料，做出改正错误的承诺。三是监督整改关。警示诫勉后，由实施的组织落实跟踪管理，到警示诫勉对象所在部门了解其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帮助其制定整改措施，创造改正错误的条件，使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抓深化，明确“八点要求”，联系实际提高警示诫勉质量。在警示诫勉过程中，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针对不同情况，运用专题警示教育、发提醒通知书、督导通知书、纠错通知书、监察建议书和提醒谈话、诫勉谈话等多种形式。同时注重事实和政策依据，讲究方式方法、区别不同情况、分类处理。在实施警示诫勉时，从送达通知书到确定谈话人，拟定谈话提纲，严肃指出问题，谈话对象表态，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做好记录、督促搞好整改，具体操作上建立一套系统的规定和程序，形成相应的格式文书及表格，要求认真填写，规范操作，从而保证警示诫勉的严肃性。
三、实施警示诫勉制度的启示
单位实施的警示诫勉制度得到重视和大力支持，得到广大党员干部的充分理解和拥护，有效地教育了一批党员、干部，提高了反腐败工作的综合效果。通过实施警示诫勉制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警示诫勉制度有利于教育挽救犯有轻微错误的党员、干部。警示诫勉制度通过对犯有轻微错误的党员、干部早提醒、早打招呼、防患于未然，使这些党员、干部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快速消除影响，从而挽救干部。
纪律处分条例范文6
高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作为学校一种重要的管理权，攸关学生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因此，基于现代法治原则，在宪法层面对高校学生处分的根源、法律性质进行探讨，是合理合法实现学生权利保障的必要前提。
一、问题的提出
何谓高校学生处分行为，是指学生违反了高校的管理规定，学校依据规定给与学生纪律处分的行为。有关高校学生处分的管理规定主要体现在高校学生守则之中，如果研究全国高校历来的学生守则，就会发现高校学生处分权力本位严重，学生合法权益保障滞后。
主要问题如下：
(一)概念混乱
首先名称表达不一。一般高校称为“学生违纪处分条例”，但是有的采用过“学生违纪处罚条例”、“学生违纪行政处分条例”，以及“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等其它名称。在传统上学生纪律处分经常与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相混淆，权力色彩浓厚。而有些学校的规定又含有某些契约的特点，学生纪律处分的定性不明可见一斑。另外，在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修订之前，高校学生守则中“罚款”的规定确实比比皆是，修订之后才逐渐绝迹。
(二)救济不足
学生处分过程中，无论是事中的申辩还是事后的申诉，缺乏切实可行的救济程序的支持，实际效果差强人意。虽然近年来高校学生处分规定中，有关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不断得到重视，但是由于权力本位意识依然存在，各个高校之间对学生权利救济的重视程度参差不齐。至于学生处分事中的听证程序，在互相借鉴痕迹明显的各个高校的学生处分管理规则中也只是属于少数派的选择。 而几乎所有的高校学生处分条例中，都不见学生诉讼权利的规定，在现实的案例中，能够真正走上诉讼程序的也只是少数。
(三)法治体系不完善
虽然在2005年之后，各个高校都注意了学生处分管理规则制定的法律依据，一般既提到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也提到了教育部制定的诸多规章。但是在实际的制定过程中，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有关高校管理的规定十分有限而且太过原则，因此引导作用远远不及教育部的规章。譬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守则》等规章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法律。另外，一些规章缺少法律后果的规定，更像是道德规范，为高校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的选择空间，高校学生处分管理规则就很容易直接创设学生的权利和义务，如此低阶位的规则创设权利和义务是有违宪法基本权利保护原则的。
各个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规定的过程中，俨然兼具立法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自我管理权抑制和外在监控法律手段却十分有限，处于弱势一方的学生的合法权益始终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这些问题的存在，表面上是权力本位传统使然，究其原因是高校学生处分权法律性质不清所造成。
二、两大法系的传统理论及发展
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权力本位传统，并不是我国的专利，两大法系在历史中为了迎合这种传统，同时又为了能够在法治的背景下获得一定的正当性，都各自发展出一些典型的理论加以注释，但是在现代法治对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的要求下，都发生了变化，或被修正或被淘汰。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偏颇与改变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首先起源于十九世纪德国，然后影响到日本和中国。这种理论把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权力关系，它是指基于法律上特别的原因(法律的规定或者本人的同意)，为了达成公法上的特定目的，在必要的范围内，一方取得概括的支配他方的权能，他方赋有服从义务的法律关系。 根据这种理论，学生一旦自愿选择了一所高校，并被录取，就意味着同意概括地接受该所高校的所有规则，而该所高校对学生也就拥有了概括的命令权和惩戒权，而且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制定规则限制学生的基本权利，并且学生不能提起司法审查。 我国高校学生处分在2005年前基本属于这种情况，近几年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并未完全脱离这种理论的藩篱。
依笔者所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只是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对学校既成权力状态的一种简单注释，而不是一种成熟的法治理论，甚至与之相悖。这种理论的基础是逻辑上推定学生普遍“同意”接受学校的管理，把传统中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契约性嫁接到公权力之中，而且还逃避了法律的限制和司法审查，通过这种契约性把学生固化为一种特殊的受支配的身份，这与现代人权保障和权力限制的法治原则相违背。因此，在二战后，特别权力关系在一些国家的宪法判例和宪法中得到了修正和改变。德国联邦通过判例确立了“重要性理论”，认为涉及宪法中所确定的基本人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而不能由公权力自行决定。 而日本宪法采用“法的统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要求特别权力关系中对人权的限制必须有法律依据，即使因私人同意而成立的特别权力关系也要允许司法审查。
(二)英美法系“代替父母理论和特权理论”的淘汰和发展
在二战以前，美国一直援用英国形成于18世纪末期的“代替父母理论”。此理论认为学校对学生享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学校代替父母的地位管教学生，学生绝对服从于学校，排除了法院和他人的干预。直到1961年，美国法院才在一案件中推翻这个理论，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当受到宪法的制约，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权力并非绝对，学生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权利不应该因为学生进入大学而遭到否定。 “代替父母理论”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学校这种特权事实的理论假设，学校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学生父母的全面授权，况且大学的学生基本成年，其基本权利，即使是父母也不得侵犯。从历史上美国学校管理学生的“代替父母理论”被废弃的原因，最终也是宪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目前而言，美国高校仍然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可以依据自治权对学生做出休学和开除等方式的处分，甚至为了实现高校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排除《宪法》第8条修正案“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以及第14条修正案“公民权利正当程序保护原则”的适用，但是仅以对学生“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宪法权利不产生直接和实际影响为限，否则高校自治权也需要受到法院的合宪性审查。
三、高校学生处分管理权中行政权与自治权的交织
虽然传统理论并没有给高校学生处分这种管理权一个合乎现代法治精神的解释，但是引发它们变化的宪法因素却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发。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引起传统特权理论变化的关键，也应当是寻找高校学生处分管理权根源和性质的出发点。高校学生处分权作为管理权有两种宪法来源和两种属性。来源决定了属性，不同的来源就有不同的属性。
(一)来源于国家教育管理权
国家教育权顾名思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教育目的，属于国家权力，世界许多国家宪法规定了此项权力，具体表现为国家或国家机关通过立法和行政的途径领导、计划、检查、帮助、监督或管理的方式对教育进行干预的权力，国家教育管理权就是其中一种。国家教育管理权是一种行政权力，在有关的教育管理的外部事项上需要依靠教育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来达到国家教育的目的。越南宪法第36条就规定国家对国民教育目标、考试规则和文凭系统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国家教育管理权从宪法层面通过立法把国家教育管理权赋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巴西宪法第176条就规定“教育由公共权力部门分级管理”。因为考虑到专业性和成本效益等因素，某些教育管理事务，最后会授权给具备一定资质的高校来行使。这些教育管理事务中最典型的就是文凭问题。我国《教育法》第20和21条规定国家授权符合条件的学校授予学生学历学位，第28条规定学校有权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国务院《学位条例》进一步加以了细化，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学士学位。高校享有了这种管理权，就会落实在自己的管理规则中，这也包括高校学生处分管理规则。国家教育管理权从而在法律到高校校规的延伸过程中转化为一种学校管理权，这种学校管理权并没有改变行政权的性质，仍然受行政法的调整。高校学生处分中直接影响学生学历学位取得的纪律处分方式，譬如开除学籍等，性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二)来源于高校自治权
高校学生处分权还来自另一个宪法渊源，即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宪法中所规定的高等学校自治权。 高校自治权是指高校在法律范围内对学校内部事务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墨西哥宪法第3条就规定，法律授予自治权的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享有自我管理的职权和责任。我国《宪法》虽然没有高校自治权的规定，但是《教育法》第28条有高校自治权的含义，该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就性质而言，高校自治权与国家教育管理权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是行政权，而前者是高校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高校自身的教育权，而排斥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权对高校内部自主管理事务的干涉。当然，高校自治权在内部所形成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区别于特别权力关系中不受立法和司法约束的概括命令权和惩戒权，在现代法治的要求下，它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厄瓜多尔宪法第28条就规定高校自治权只依据法律和校规行事。
高校自治权在很多情况下会如同国家教育管理权一样以校规的形式出现，最终也转化为学校的管理权。这两种不同来源和不同属性的学校管理权在校规中相互交织，相互融合，在处理结果上两者可能存在因果逻辑上的联系，处分方式也存在重叠，是造成高校学生处分问题复杂的根源所在。这种复杂性表现如下：
第一，会带来两种行为的同质化，这也是高校学生处分领域权力本位传统根深蒂固的根源。
第二，会带来具体高校学生处分法律关系在性质上的辨析困难，增加法律内容、法律程序以及法律救济等方面制度安排的复杂性。
四、高校学生处分的法律调整
为了对高校学生处分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回应，必须按照现代法治的要求，对高校学生处分制度加以法律调整。这种法律调整，就是要明确不同性质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法律授权，以及拓宽相应的司法救济。
以学生处分的两种法律性质为线索在宪法方面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思考：
(一)在宪法中明确学生的受教育权
虽然所有法律主体的教育权都是整体教育权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宗旨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教育权主体的权益在实现过程中并不总是相一致，存在矛盾和冲突，学生的受教育权在高校学生处分权的行使过程中尤其容易被忽视和侵害。受教育权入宪，可以提醒立法者和执法者，在实施国家教育管理权和高校自治权的过程中能够认真对待学生的受教育权，不能放任学生受教育权受到损害，也不能为了实现学校管理权而牺牲学生的合法权益为代价。宪法作为最高规范，宪法中规定受教育权，也能够加强教育法律法规和校规的法律引导，为高校学生处分权设定一个外部的界限。
(二)完善高校学生处分的行政法治
国家教育管理权作为学校管理权的一部分，应该适用依法行政和司法审查原则，而前提就是明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明确授权至少可以起到如下的作用：
第一，可以进一步区别与高校自治权的不同管理范围，制定相应不同的法律程序和救济程序。
第二，可以明确司法审查的范围。在高校学生处分中，凡是根据法律能够认定其行政权性质，直接影响学生身份的取得、丧失的行为，至少直接涉及学生学历学位的处分行为，应该纳入到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可以促进学校改变现有回避诉讼的态度，在学生处分守则中明文告知学生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加强高校自治权的限制，突出其契约性
高校自治权作为一种自由裁量权，对于学校内部管理事务有很大的自主管理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它是法外之地，要受到外部和内部的法律限制。
第一，明确宪法授权，可以使得学校在自主管理的事务中排除国家权力的干预的同时，也为高校自治权设置了外部限制，明确范围并防范其越权违法，这样可以区别于国家教育管理权，也可以杜绝低阶位规范借自治权为由违宪创设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在高校的内部管理中，强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契约性，以达到高校自治权的自我抑制。高校的自治权与学生的受教育权要得到同等的尊重，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再是一种命令和服从的特别权力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基于学生自愿进入学校并被学校录取而形成的双向契约关系。基于这种契约关系，为了改变两者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让两者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需要增加学生参与的成分。在学生处分管理的制度设计中，如果以学生合法权益为依归，以学生有效参与为手段，高校自治权就能得到有效的自我抑制。正式听证程序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必要在高校之间推广实施。
(四)两种性质的高校管理权都要以学生的基本权利为界限
现代法治的目标是保障人权，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人权保障”原则的确立，促进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在2005年的重新修订，引起了全国高校校规的普遍修改。 该规定中学生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限制的联动甚为明显，这正是学生回归公民，其基本权利受到宪法保障而引起的效果。
两种性质的高校管理权，其中国家教育管理权纳入行政法治，前面已经论述不再赘言。而高校自治权在传统中排除司法的审查，这是各国的同行做法。究其原因，如果允许司法权完全审查高校自治权，就有违当初为了排除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权干涉高校内部事务的初衷。但是，高校自治权依据宪法对抗国家权利的干涉，并不意味着能够对抗受宪法保护的学生的基本权利，这是将高校自治权纳入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根源。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都规定了学校侵犯学生人身权和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时，学生有权提起诉讼，但是在法院实际受理高校学生处分案件时，高校自治权恰恰是最大的阻碍。“有权利，就有救济”，司法救济是实现学生基本权利的必然选择。前面已经述及的德国的“重要性理论”和美国的“实际损害理论”，司法救济以学生的基本权利保障为限，但正是这个界限是现代法治要求的底线原则。
五、结语
学校管理权法律性质的揭示， 为建立一个包括宪法、法律以及校规在内的逻辑严谨的完善的高校学生处分法律体系提供了契机，也为高校学生处分行为的明确授权和司法救济，促使高校处分走出权力本位传统，秉持学生权利本位，实现学生公民身份回归找到最佳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