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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两小时范文1
这是一个惨烈的时刻。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大半个中国有感，10万平方公里受灾，3000万人受损，1000万人无家可归。迄今为止，罹难同胞已近7万人。
这是一个危急的时刻。在北京，灾害发生不到半小时，共和国主席作出批示，部署救灾。两小时后，共和国总理带着快速组建的救灾指挥部，登上飞机，赶赴灾区。在四川，20分钟后救灾部队开始集结。半个小时后，省委书记已经飞驰在赴灾区的路上。
这是一个悲壮的时刻。“一切为了生命。”举全国之力，10余万部队，数10万救灾人员，冒着强烈余震，夜以继日，与死神赛跑，不惜一切代价，上演着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地“生死大营救”。8万余生命从死神中夺回。
这是一个感动的时刻。“地动天不塌，大灾有大爱。”一切为了灾区，举国同心，老幼出力，八方支援，奉献爱心。血脉相连，血浓于水，中国感动了世界。
在汶川，在四川，在全国，数万遇难者用自己曾经鲜活的生命，数10万救援者用自己的澎湃热血，亿万群众用自己奉献的爱心，铸就着这页悲壮的历史。
为记住“5・12”，记住这页历史，记住这页用生命、热血和爱心铸就的历史，我们中断了例行出刊，冒着强烈多发的余震，组织了灾区采访，编辑出版了这本“汶川大地震特别报道”专刊，以尚显粗糙的内容，谨以此：向在汶川大地震中的罹难者致哀！向赴汶川大地震中的救灾者致敬！向为汶川大地震献出爱心者致谢！
历史是人类的教科书。8700万四川人民，13亿中国人民，已经和正在从抗击汶川大地震的斗争中，收获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在抗震救灾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和生动的诠释，深深地刻在了党员干部的心里。执政理念在升华。
在巨大灾难突然降临时，政府的应急机制，社会动员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得到全面检验和提高。政府能力在提升。
快速有力，公开透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上下同心，大爱补天。精神、力量、团结、国力，在这一刻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国家形象在重塑。
在生死的考验与转换之间，在苦难与坚强的磨难之中，在拒绝冷漠，奉献爱心之时，整个民族的心灵在震撼与煎熬中得到净化与升华。民族精神在洗礼。
……
“5・12”，这部已经和还在继续发生的历史，正在改变着四川，改变着中国。
5月23日上午，温总理来到设在绵阳的北川中学临时校舍，在高三的课堂上，一笔一画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总理把左手放在胸前，饱含深情地对师生说：“昂起倔犟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
“多难兴邦。”这是对这页历史的最好总结。
救灾在继续，精神将永存。经历过凤凰涅、浴火重生的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国人，让我们“昂起倔犟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
汶川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悲壮的两小时范文2
她的作品大多运用刚柔并济、洗练精悍的语言，配以诙谐幽默的风格为内在依托，兼具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艺术性。
虽然成功对谁来说都不会是偶然的，但在我眼中，作家之于她却是天生的职业。首先从家庭环境看，严歌苓的父亲和爷爷都是知名作家，而母亲是演员。一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对于严歌苓从小艺术素养的培养和文化熏陶自然可见一斑。
最为重要的自然是自身驾驭文字的出众才华和她商业与文学结合的叙事技巧。曲高和寡一直是一些优秀的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处境，而严歌苓俨然就是成功游走于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翘楚。她的作品有群众追捧之，有专家赞誉之。但她却说：“过去写《白蛇》《扶桑》等小说的时候，每每在写作前挖空心思地去思考结构，非常艰难地想一个作品的形式，希望有所创新，然后呕心沥血地去写。结果作品出来，除了专家认可外，读者并不买账，还常被人讥笑为‘雅不可耐，高不胜寒’。当不去考虑那些复杂的东西，平铺直叙地去讲故事时，反而受到读者喜爱，就像《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现在的她已经可以自如地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如2011年的作品《陆犯焉识》便是如此。《陆犯焉识》通过描写知识分子陆焉识在历史洪潮中命运的变迁来检视了岁月的残酷，历史的无良，命运的无奈，赋予了极高的人文关怀和时代感慨，为她赢得了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美誉。
她说，生活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它和才华几乎是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四十的关系。严歌苓12岁时参加中国人民，作为舞蹈演员，在祖国大江南北奔波巡演。20岁时，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战地记者。她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寄居海外，跟随曾为外交官的丈夫游历于各个国家，并最后旅居国外。军人，文艺工作者，战地记者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让她在今后的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如地游走在主角的各种职业之中，特别是在担任战地记者时的那段经历，当时的那些伤员对生命的渴望，深深震撼了她。让她对于战争有了自己的深刻体会。她认为，战争中承受最大牺牲的是女性。她们要承受双重的毁灭，一是生命的毁灭；二是尊严的毁灭。这些在她的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如《小姨多鹤》中，塑造出的日本少女多鹤就是因为战乱被贩卖到中国一个小镇当生养工具背井离乡近30年。
本身对于写作的执念也是让她拥有如此多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她说：“写作之于我，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哪怕早起一两个小时，我也得把过瘾的时间留出来。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那一天就活得很窝囊。”敏感度对于作家而言是种难得的财富，是对于生活对于社会对于人性对于历史的细心揣测和琢磨发现，而对于严歌苓来说这种敏感度尤为重要。
仔细研究严歌苓的作品，可以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元素反复出现。
一是主角的底层边缘化，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主角大多都是些社会的底层小人物或者是边缘化人物。文艺兵，，军人，知青，农民，工人，林林总总浮世百态在她的作品中都得到了极致的呈现。她通过塑造了一系列典型的小人物使得作品更加有血有肉，并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印象。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塑造出的田苏菲的妈妈，一个好强了一辈子，外冷内热，面子比天大的女人，点点的细节无不刻画出这个生活清贫却坚韧不屈苦中作乐的中国传统妇女典型形象。最后为了女儿一家的生计抛下颜面和斗了一辈子的老冤家杂货店老板娘借钱的桥段不知道让多少人读来泪湿衣襟。
二是宏大的时代背景，时代的变迁在她的小说中总是清晰可见的。让主角置身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个别小人物在时代洪潮中的起起伏伏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这是严歌苓的特色之一。是她的作品中不可不提的一个重要时间概念，那一场浩劫存在于几代人的惨痛记忆中，也是严歌苓常见的背景之一。不得不说，那场战乱给文坛带来了无数可供描写的话题和故事。如《金陵十三钗》就是在战争的背景下，13个平日里地位卑微不受尊重的风尘女子，在侵略者丧失人性的屠刀前，毅然就义选择代替教堂里的女学生，去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体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和中国人根源上的侠肝义胆。
三是塑造出苦难中坚韧的女性形象，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处境下的女性，各自不同的苦难加身，但相同的是一样的坚韧一样的自如。严歌苓曾说：“我用了诙谐、打趣的语言描述了苦难，因为我在这些苦难中看到了荒诞。”荒诞来源于不可避免的真实曾经，但严歌苓认为中国妇女对苦难的那种漫不经心，那种平常心的态度使她们美。而我认为这样的平常心是种难得的慷慨和大度，面对命运面对变故的自如和隐忍让她们超脱不俗。如《扶桑》中的扶桑就是一个历经了苦难和蹂躏的女子，但在严歌苓笔下扶桑俨然已经从这样的苦难里涅盘，升华出来。总是有这样的女子，隐忍得让人心疼，从不轻易显示伤痛，美得惊心动魄。
文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严歌苓众多改编成影视剧的小说，作为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她之所以得到众多投资方和导演的青睐不仅因为作品的剧情扣人心弦更来自于跟其他文豪相比她的作品更具有画面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秘诀就是：“我希望自己在写作时打开自己所有的观感，比如视觉、嗅觉、触觉等等”。虽然文学作品的改编是热门的话题，但由于文体本身的异同，改编后的作品大多不尽如人意。面对一众质疑，严歌苓表示：“ 我一直希望影视和文学是分开的，把我看成影视的供应者，是把我贬低了。如果文学向影视挂靠，那么文学就是在边缘化。《陆犯焉识》还未出版时，就有影视公司找我商量改编意向，这是我的幸运；但我的不幸也在这儿，有很多作品被买去之后会搁置好多年，或是拍完之后我不认识它了，让人哭笑不得。 ”因此，她表示今后多写些抗拍性强的作品是她的方向。
除去畅销小说家之外，严歌苓还身具多重身份，其中有一个便是好莱坞编剧 ，她身兼好莱坞编剧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奥斯卡最佳编剧奖评委。而她本身也坚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对于两种语言的转换，她说“中文是一个这样美丽、古老、含蓄的语言，如果用中文写的那么直白的话，他就不可能是好文章。中国老说文贵于曲，人贵于直。在英文来说，你过于曲的写法，过于含蓄就不行，人家就看不太懂。我的英文小说远不如中文老成、含蓄。英文中的我是幽默、直接，有时是生猛的。这是两种不同的个性特质。” 自如穿梭于中西之间，使得严歌苓的文风自成一派，极尽特色。
严歌苓现在的生活是，每天早晨一杯浓咖啡，带着狗出门跑步，回来后开始写作，一直写到女儿下午放学回家，然后女儿做功课她回邮件。晚上自己动手做晚饭，吃完晚饭总是看一部电影或者读两小时的书。她把这个叫做享清福，她直言生命中最珍视的五样东西，高档的稿纸，干爽的棉袜子，爆辣的面条，陈年的红酒，大浴缸。浮华洗尽，简简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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