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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班超传范文1
关键词：班昭 生卒年 公元49 公元121
班昭，东汉女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与教育家，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其父乃东汉大儒班彪，长兄班固，仲兄班超；《后汉书・列女传》载：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1]
班昭十四岁，嫁与同郡曹世叔为妻，世叔早卒，她节行有法度，未再改嫁。关于班昭之生卒年，《后汉书》无明确交代，虽前后多有学者加以考证，但因无准确史料佐证，颇多揣测，尚未形成定论。
曹道衡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因史料无记载，故直接注明：班昭，生卒年不详。[2]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指出班昭的生年为“建武二十五年（公元四九年）”，理由：第一，班昭卒于邓太后之前，太后卒于公元121年，则昭卒不能晚于公元120年。她卒年七十余，故亦不能少于七十一岁。由此推之，她的生年必在五零年以前。第二，《女诫》作于公元110年，自称“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她此时至多已嫁了四十九年，年岁至多有六十三岁，所以她必生于公元48年以后。既知生于公元48年以后，公元50以前，我们便假定在四九年，即建武二十五年。”[3]又指出：永宁元年，班昭卒，子妇丁氏作赞。理由：她卒年七十余，至少在71以上，所以卒年必在公元119年以后。她卒在邓太后之前，所以必在公元121年以前。因此，我们假定卒于公元120年。[4]
石观海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班昭约生于此年（注：公元49年），卒年则假定于公元120年”[5]，时间与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一致，理由亦与之同：综合邓太后卒年与女诫创作时间得出判断。
刘跃进先生在《秦汉文学编年史》中指出“班昭在本年（注：永宁元年）之前已经去世”[6]，理由：首先“班昭《女诫》约作于永初四年，《女诫》序言自己‘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年龄在五六十岁。因为其兄班超早在七年前（永元十四年）已经去世，时年七十一岁。倘若活着已经七十八岁。其与班昭年龄不会相差太大”[7]，其次“卒年七十余，永初四年时五六十岁，至本年时又过去十一年，正七十余岁也。”[8]刘跃进先生将《女诫》的创作时间作为参照依据，大胆假设，在陆、石两人观点之上将班昭卒年稍微缩小，但未提出具体时间。
朱维铮先生的《班昭考》推断班昭生年乃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卒年为永宁元年，或永宁二年。他指出：“班昭出生不久，其父班彪即去世。而班彪二十九岁得子，五十二岁去世，时班固、班超年均二十三岁。假定班昭卒于安帝永宁元年，迟于班超去世十八年，即等于他们的年龄差距，那就可推定班彪死时，班昭年仅五岁。”又曰：“班昭五岁丧父，可知她当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50）。此为邓太后为她举哀，时间必在汉安帝永宁二年二月（121，此年七月安帝改元建光）邓太后‘寝疾’并于此月死去以前。此又谓班昭卒年七十余，而她在安帝元初六年（119），虚龄已届七十，故去世当在永宁元年，至迟在永宁二年正月，才可称活了七十余岁。”[9] 然仔细考究朱先生在做推断之时，就已经限定班昭卒于安帝永宁元年（自己假定之年），忽视班昭卒年之变化性，单纯的倒推，结论似不够完整与说服力。
综合上述观点可知，班昭生年无法直接推出，然卒年或可由相关史料记载大致推断，并由卒年，倒推其生年时间段。考《后汉书・列女传》：“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10]“举哀”即班昭去世，邓太后在宫中为其举行哀哭追悼的仪式，此举表明班昭必然卒于太后之前；然考虑到班昭与邓太后的师生之谊及邓后临朝时，班昭大力辅政之特殊的君臣关系，班昭卒后，邓太后竟未“临丧”，或可推断邓太后此时身体状况的不允许。又《后汉书・皇后纪》：“永宁二年二月，寝病渐笃，乃乘辇于前殿，见侍中、尚书，……还，大赦天下，赐……诏曰：‘朕以无德，托母天下……顷以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11] 寝病，即卧病；《说文》：寝，卧也。渐笃：（病势）逐渐沉重。可见邓太后至少在永宁二月之前即已寝病，至二月病势逐渐加重，“乘辇于前殿”即可表明邓太后此时已不能正常行走，即使会见大臣，仍需车辇代步，由此可大胆推测病势的加重或为邓太后未亲临班昭家里参加丧事的原因，邓太后三月驾崩，那么可推测班昭最迟卒于永宁二年三月前。
至于班昭生年，因班昭“年七十余卒”，则班昭至少七十一岁，至多七十九岁卒。假设班昭卒年为永宁二年（公元121年），则班昭生年当在公元42-50年间，最迟生于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又《女诫》：“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12]，班昭十四岁出嫁，创作《女诫》之时，已嫁至曹家四十余年，则班昭创作《女诫》之时最少五十五岁，最大六十三岁，从而可推《女诫》创作时间最早为公元97年，最迟为公元113年；另《后汉书・列女传》：“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13]《后汉书》乃纪传体史书，其编纂体例即以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由《列女传》表述可知班昭《女诫》创作时间必然晚于班昭上邓太后疏的时间，而永初四年十月，邓太后母新野君死，邓后兄长均乞身行服，考虑到朝中势力未定，自己一介女子，孤掌难鸣，正是需要外戚势力支持之时，太后不欲许，并以此询问班昭，班昭遂上书劝谏；由此知《女诫》完成时间当晚于永初四年，即公元110年，两相取交集，则《女诫》完成于公元111或112年；《女诫》完成后，马融善之，令其妻女学习；而据《后汉书・马融列传》：“（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即马融于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入东观，拜班昭为师，或有机会读此文，故班昭创作《女诫》，约在六十二岁、六十三岁间。由此可推知班昭当生于公元49或50年，因无法准确判断，又上文推说最迟生于公元50年，姑且作公元49年即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生。
注释：
[1]“字惠班一名姬”：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沈钦韩说，谓陆龟蒙《小名录》班昭字惠姬，《文选》李善注引范书正作“惠姬”，此误衍“班一名”三字。
[2]曹道衡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21页。
[3]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72页。
[4]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5]石观海：《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6]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2页。
[7]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64页。
[8]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72页。
[9]朱维铮：《班昭考》，《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二辑），2006年，第2期。
[10][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86页。
[1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皇后纪》，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84-285页。
[12][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82页。
[13][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81-1882页。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石观海.中国文学编年史・汉魏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4]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2
1、焉得虎子的上一句是不入虎穴。
2、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解释】：焉：怎么。不进老虎窝，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险境就不能获得成功。
3、【出自】：《后汉书班超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4、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事：班超是东汉时期有名的大将军，他曾作为东汉王朝的使者在西域活动了三十年，帮助西域各族拜托匈奴的束缚和奴役，为东汉王朝开发西域立下了汗马功劳。
（来源：文章屋网 ）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3
1、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释义：焉：怎么。不进老虎窝，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险境就不能获得成功。
2、出 处：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超传》：“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
3、【举例造句】：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
（来源：文章屋网 ）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4
论文关键词：洛阳纸贵，抄书现象，抄书精神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这个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学者抄书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晋代抄书现象十分普遍，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现象及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抄书人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①。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产生之初的抄书人，有着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其次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抄书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充当这种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佣工”。再次，抄写内容是记载“圣人之言”的“天下良书”。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此时儒家思想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第四，抄写不仅为抄书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其入仕准备了条件。抄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对于一般的浏览，持续不断接触典籍的抄写活动在加强记忆的基础上，会给人以新的启发。苏、秦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写员而成为战国时期自成一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与抄书的经历不无关系。第五，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中国。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然后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有了一些关于抄书人和抄书现象的记载。《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太平御览?李合别传》记：“（李合）常以佣书自给”。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后汉书?列传六十六》说：“（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桓子新论》说：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晋代，纸替代了简牍、缣帛，开始普遍使用。史载，东晋崇德太后令曰：“临纸悲塞，如何可言。”② 西晋名将刘锟（271—318年）面对圣旨，“伏纸饮泪”。③可见当时纸张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书写的必需品，就连圣旨也写在纸张上。鉴于纸作为书写材料的诸多优点，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代晋自立，并下令：“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④另外，书写工具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创新。晋代，一种优良的毛笔产生，它的笔头由紫毫兔毛制成，笔锋较短，坚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采自天然的墨先比质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产制作技术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国魏时书法家韦诞发明的“一点如漆”的优质人工墨。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进，使抄书人队伍迅速扩大，抄书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后汉书?班超列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拾遗记》记载：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记载：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后汉书?列传六十六》记载：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写书自给”，后来官至奋武将军。《梁书?列传第二十七》记载：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入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北史?列传第三十二》记载：崔亮(生卒年不详) “居贫，佣书自业”，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士。《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后来官至尚书中国。《南史?陶弘景传》记载：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后来官至孝昌相。《魏书?列传第四十三》记载：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高僧传?释僧肇传》记载：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因为抄书业在社会领域中地位的提升，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入仕途，成功名外，也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长期临写汉字，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文历史论文抄书精神，人称“生员”。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抄书人摆脱了人身的不自由。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出现了出售自己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珽。
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经过抄书人的不断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⑤的苏秦、张仪，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零星地存在着，仅仅为了特殊用途，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然而，抄书人所具备的“抄书精神”却沉积下来，对社会影响至深。
注释：
①⑤（晋）王嘉.拾遗记?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②晋书卷八
③晋书卷二十六
④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墨池编卷六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5
沧桑世事见天壤，唇齿衔环今古情。
缘木守株贻笑柄，枕戈尝胆赞英名。
七擒三顾效汗马，八斗五车能点睛。
投笔击楫钦裹革，移山填海尚鹏程。
这是一首意蕴丰赡、别致多趣的七言律诗。此诗构思巧在虽连用了20个成语典故，但其音韵和谐，对仗工稳，语意畅达，并无刻意雕琢的痕迹。特别是把一些四字格成语，按照人们习惯上简缩为复音词的方式巧妙地化入诗中，表意丰富，更是难得。
下面先让我们看看它是怎样简缩地运用20个成语典故：
首联，这一联共缩用了四个成语典故：
1．沧桑――沧海桑田。典出《神仙传・麻姑》：“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泛指大海)三为桑田。”意思是：(沧海，即大海，因人海水呈青苍色，故称)大海变为桑田，桑田变为大海。比喻世化很大。
2．天壤――天壤之别。典出《抱朴子・内篇・论仙》意思是：(壤，地下)天上和地下的差别。比喻相隔很远，差别极大。此成语也可以写作“天渊之别”。
3．唇齿――唇齿相依。典出《三国志・魏志・鲍勋传》。意思是：嘴唇和牙齿相互依靠，不能离开。比喻关系密切，互相依存。此句中的“唇齿”也理解为“唇亡齿寒”。典出《左传・僖公五年》。意思是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比喻关系密切，利害共同。
4．衔环――结草衔环。结草，典出《左传・宣王十五年》。意思是：纠结野草绊住恩人所追赶之敌人的脚，帮助恩人把敌人捉住以报其恩。衔环，典出《续齐谐记》，意思是：黄雀衔着白玉环给恩人，以报昔日救助之恩。后来人们将二典合为一个成语，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
――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尽管沧海桑田，世间万事万物都将会发生天壤之别的巨大变化，可人们那种相互依存、感恩图报的情感还是古今一致的。
颔联，也是缩用了四个成语典故：
1．缘木――缘木求鱼。典出《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缘，攀援、爬)爬到树上去捉鱼。比喻方向、方法错误，不可能达到目的。
2．守株――守株待兔。典出《韩非子・五蠹》意思是：(株，露出地面的树桩子)在树桩旁等着，希望再得到撞死的兔子。比喻不知通变或妄想不经过主观努力而侥幸获得成功。
3．枕戈――枕戈待旦。典出《晋书・刘琨传》。(戈，古代的一种兵器；旦，天亮)枕着武器等着天亮。比喻杀敌报国的心情急切，一刻也不松懈。也用来形容警惕性极高。
4．尝胆――卧薪尝胆。典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意思是：(薪，柴草；胆，苦胆)在柴草堆上睡觉，又在起坐和睡觉的地方挂上苦胆，吃饭睡觉之前都要尝尝胆的苦味。比喻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刻苦自励，奋发图强。
――这两句诗的大意是：缘木求鱼、守株待兔的愚蠢做法留下笑柄，被后人们嘲笑，而一心杀敌报国的枕戈待旦者和刻苦自励的卧薪尝胆人却为人们所称道。
颈联，这一联共缩用了六个成语典故：
1．七擒――七擒七纵。典出《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擒，捉拿；纵，释放)诸葛亮七次捉住孟获，又七次释放了他。比喻善于谋略，使对方心服。
2．三顾――三顾茅庐。典出《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顾，拜访；茅庐，草房)刘备三次到草房拜访诸葛亮。比喻诚心诚意地邀请人家。
3．汗马――汗马功劳。典出《韩非子・五蠹》。(汗马，骑马作战时马都跑出汗来了，比喻征战的劳苦)战马奔驰出汗，形容征战的劳苦。也指在战争中立下的战功。此成语也可写作“汗马之劳”。
4．八斗――八斗之才。典出《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尝日：‘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植)独占八斗，我占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后人因此用“八斗之才”(或“才高八斗”)来比喻富有才华的人或形容具有极高的才华。
5．五车――学富五车。典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来人们将其缩为成语“学富五车”。其意思是：形容读书多，学问渊博。
6．点睛――画龙点睛。典出《神异记》。意思是：比喻说话作文，在关键处用一两句话点明要旨，使全篇精警传神。
――这两句诗的大意是：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大展才智，巧用谋略，七擒七纵孟获，立下了汗马功劳；曹子建才高八斗，惠施学富五车，因而他们说话、写文章才善于抓住要旨，精警传神，能取得画龙点睛的好效果。
尾联，也是缩用了六个成语典故：
1．投笔――投笔从戎。典出《后汉书・班超传》。意思是：(投，扔掉；从戎，参加军队)扔掉笔去参加军队。比喻弃文就武，投身疆场，进而报国立功、施展抱负的行动。
2．击楫――中流击楫。典出《晋书・祖逖传》。意思是：(中流，指江中；楫，船桨)在江中用船桨敲击着船发誓言。比喻誓死收复失地的决心和行动。
3．裹革――马革裹尸。典出《后汉书・马援传》。意思是：指在战场上被打死以后，因没有棺木盛殓，就用马皮把尸体包裹起来。常用来表示决心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
4．移山――愚公移山。典出《列子・汤问》。意思是：年老的愚公也能移走大山。比喻不怕困难，做事有顽强的毅力。
5．填海――精卫填海。典出《山海经・北山经》。意思是：(精卫，古代神话中的小鸟名)精卫小鸟也要用木头、石块填塞大海。比喻坚忍不拔，不畏艰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鹏程――鹏程万里。典出《庄子・逍遥游》。意思是：(鹏，传说中的大鸟，它乘风一飞就是九万里)比喻前程远大。
后汉书班超传范文6
今年暮春,即离世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的日子,我与上海新闻、出版同行有幸观看上海戏剧名家张静娴、蔡正仁主演的昆剧《班昭》。这出戏的排演、问世,已有十多年了,曾引起社会的轰动。对戏剧,我是外行,但缘于与张静娴、蔡正仁有过交往,尤其是蔡团长(他担任过上海昆剧团团长,也担任过上海文化局领导职务),虽迄今年逾70,为采访他相约在绍兴路昆剧团团部,我们有过匆忙、难忘的聊谈;而张静娴,为女性成才丛书《玉兰正盛开》首发,我们驱车往返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途中,有过即兴式随机采访。百闻不如一见,终于如愿临场观摩昆剧《班昭》。
这个戏剧情并不复杂,讲述了班固为杀青《汉书》寻找继承人,将14岁的妹妹班昭许配给她的二师兄曹寿。但曹寿新婚不久便不耐书斋寂寞,怀揣美赋,游走宫廷。兄长临终,班昭毅然继承了父兄遗志,续写《汉书》,长年依靠温良、敦厚的大师兄马续。然曹寿不归,马续也不便久居班家。风雨之夜,班昭以一杯清茶送走了马续,曹寿却意外归来。最后,在经历了丈夫殉葬、书稿被焚等一系列磨难后,班昭和大师兄马续再度重逢,在其支持和感召下,终于完成史学巨著。
张静娴已过60岁,演班昭的年龄跨度相当大,囊括花旦、闺门旦、正旦、老旦等旦角门类,要在不同年龄段都能符合身份,让观众认可非得有高超的演技。特别从14岁的少女到71岁的老妇,其人物心灵变化幅度很大,演好她绝非一日之功。作为昆剧名家的张静娴,在精心设计班昭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等不同时期的声音、神态、步态、动作、眼神后,更在分寸、细节的拿捏上精雕细刻。导演杨小青反复强调着“体验”对古老昆曲的意义和作用,张静娴与她形成默契、共识,“磨掉一点程式的痕迹,凸显一点真情实感”,为此多少次,张静娴在排练场上进入角色泪水满盈,使观众在剧场里被她打动得潸然泪下。张静娴的唱腔在昆剧界有口皆碑,为了完整塑造班昭的音乐形象,她不仅有大量声情并茂的演唱,还尝试着将大小嗓结合运用,使人物在音色上有年龄的递进感。当她苍凉地唱出《梁州第七》的曲牌时,不仅令老观众意外惊喜,也让我这个外行着实感到昆剧的“好听”、魅力无限。
在进剧场和中间休息时,我有意识地观察周围的观众,发现剧场里黑头发多过白发人,而且不少是三四十岁的“70后”、“80后”,这样的文化现象令人惊奇。我融入剧情中,惊叹张静娴、蔡正仁这些名家的敬业精神,像张静娴大段大段唱词,悠扬中简约,悲壮中凄美,在兄死夫亡、火焚书稿一出戏中,她将班昭的悲痛欲绝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蔡正仁嗓音宽厚、明亮,成功塑造了敦厚、温良的大师兄马续的形象,他一连唱近10个曲牌,碰到跪演时照跪不误(这场景,使我想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次在上海戏剧学院小剧场观看行将九十、昆曲大师俞振飞演昆曲名剧《游园惊梦》同样有跪演一幕);至于其他演职人员,也有非凡表演,他们功底深厚、细腻流畅……这样的班底、名家,是昆曲的传播者、文化的守望人,他们正用自己的辛勤与汗水,承载光荣和梦想,感动苍天,也打动现代年轻人。
出于职业习惯,我更多关注的是张静娴所展现班昭生命历程中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是在我内心引起共振或者说是共鸣。《班昭》剧中有这样一段唱词:“最难耐的是寂寞,最难抛的是荣华。从来学问欺富贵,真文章在孤灯下……”我琢磨、品味,发现它不仅是《班昭》剧组久磨出精品的具体精神写照,更对我们当代具有现实意义。
有人说,治史是寂寞的学问,昆曲是寂寞的艺术。对这两种寂寞的事业,都是要付出一生执著。班昭追求的是一部书稿,张静娴追求的是昆剧艺术,虽然隔行如隔山,但“真文章在孤灯下”的境遇是一致的。当年班昭若进皇宫,走豪门,居美屋,着华服,疲于应酬而惰于续书,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汉书》可能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