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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分习俗范文1
秋分的传统习俗有祭月、吃野苋菜、送秋牛图、吃汤圆、放风筝、做面雀等。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时间一般为每年的公历9月22~24日。全球各地昼夜等长（不考虑大气对太阳光的折射与晨昏蒙影）。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
（来源：文章屋网 ）
秋分习俗范文2
[摘要]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经济整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如何促进有效需求快速增长，化解消费需求增长的制度性“瓶颈”，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内需不足的特征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了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对如何扩大内需提出了简要的参考意见和思路。
[关键词]消费需求不足；成因；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是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疲软、大量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企业倒闭的根源。在我国内需的基本构成中，投资需求的长期主导性导致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附属物。事实上，投资拉动是特殊历史时期为防止经济非正常减速而采取的政府强制行为，不反映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国，投资却分别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经济繁荣时期的“助燃剂”和经济衰退时期的“兴奋剂”，居民消费对生产供给的拉动作用不断走向边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要维持经济体的正常与繁荣，内需就不能让位于外需，居民消费需求就不能让位于投资需求。
一、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特征：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21万亿元，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辛。目前，我国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现出某些独有特征：
1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却长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终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作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之一的物价却回升乏力，长期处在低迷状态。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从1998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二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及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即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我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5万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农民的收入情况就更不乐观。2005年，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亿公斤，达到4840亿公斤，增长3.1％，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实际增长了6.2％，不仅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其增幅还比上年回落了0.6个百分点。2005年之后，上述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随着收入与GDP之间剪刀差的扩大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2物价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却深感生活负担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反映了紧缩的一个层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人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了生活负担的沉重。这是因为几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宗消费品价格呈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或弱竞争性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却呈现高储蓄率。尽管21万亿元的储蓄相对于13亿人口的平均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当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国储蓄率为28.8％，刷新了过去有记载以来的最高记录。因而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和投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来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储蓄，另一方面却高举债。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叠。
二、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曾一度面临短缺经济的困扰，十几年后却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问题。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这些制度性因素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增长缓慢，实际收入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我们剔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数据加以对比说明。
上表说明，我国长期以来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断下降，从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自1995年到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就超过了日本。税负高，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企业挤压吸纳70％就业人口的民营中小企业，直接压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房价、学费、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2007年我国商品房销售收入2.96万亿元，而我国2007年职工工资收入总额才2.82万亿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国与发展中国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政策，导致我国粮价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虽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涨，但牺牲了农民利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使农村消费能力长期不足。农民收入总额和收入增幅远低于城镇居民，而农村CPI涨幅又长期高于城市。
2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拖累了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被甩在消费市场之外。我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农民工——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用双手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因而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所离散出来的若干万亿元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相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我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目前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乡隔离二元经济体制导致我国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严重阻碍了内需增长。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态势。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元人民币外需缺口的萎缩。农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使低端产品过剩，而满足国内外高端消费的产品严重缺失。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内近乎无限地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而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度。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失业率的上升加剧消费需求的紧缩程度。(3)造成了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居，导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费的地区结构性失衡。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进程。(4)导致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趋势。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庞大而分割的消费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5)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给启动内需带来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和思路
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问题，就必须以增加民众收入、扩大保障范围为中心，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型设计，要尽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启动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
(一)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如前所述，我国城乡统算的全体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远远小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结合部门特点和行业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合理调整税率和级距，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水平。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物价及工资水平，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3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持续高于城镇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全粮食风险基金政策，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4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城乡低保范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等，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要建立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长效补贴机制，完善补贴制度、补贴标准、补贴经费来源、补贴时间和补贴对象，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对城市化进行创新型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长期消费需求问题。我国今后3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过去30年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它将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样，启动和激发连锁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下一个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因此，应当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规划和全面启动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计划或纲要。
1确立全局性的国家城市化战略。一是考虑城市布局和发展阶段战略，在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几个层面上避免城市的无序发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国家标准，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规划原则，如致力于解决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差等问题。这些是为了使中国城市化良性发展，为消费增长奠定基础。
2将消费因素加入区域城市发展战略中，创建相关政绩指标。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应该逐渐把消费问题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这就要求重新考虑当前的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考虑到投资的增长、城市面貌的改善、工业布局的优化，而且要考虑城市化应有的消费增长指标，避免对居民消费造成过多的挤出效应。
3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应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促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
4财政引领公共支出，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目前，我国政府的财力与福利性支出比重严重不符。在居民消费的关键领域，往往出现“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产品与劳务的缺乏，影响消费的增加和升级。因此，政府有必要适当压缩投资性支出，控制购买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劳务。一方面为居民消费创造“硬件”环境，即指为城市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而创造更好的空间与对象。所谓创造更好的购物空间，就是通过对商业设施分布、构造、环境、配套等的综合考虑，使得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能被充分发掘，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资活动，及其对民间商业投融资活动的引导和调整。另一方面创造“软件”环境，如安排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
秋分习俗范文3
中图分类号：G84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314-01
1 研究目的
在篮球比赛中有许多队员在训练时罚球命中率很高，而在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时刻，罚球命中率大大下降，其心理素质的高低往往起着比技术水平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如何改善篮球比赛中罚球运动员不良心理因素，提高罚球命中率，是球队普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本文根据有关技术资料分析和赛场实况，就罚球出现失误，自身实践时心理因素对罚球命中率的影响，及训练中出现的问题做些肤浅的分析和研究，为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有关文献进行分析：参阅1996年以来《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篮球》等刊物上有关篮球比赛的文章，并分析《篮球纵横》等近几年来国内外有关的篮球专著，结合《运动心理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等对影响运动员罚球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
2.2 数理统计法。 对问卷和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从有效问卷中，分层次分类别进行统计，得出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情绪状态对罚球的影响。 运动员比赛受情绪因素影响非常大，通常适宜的情绪状态有利于成绩的发挥。
由于比赛时外界条件的刺激或内部思想方向的不断变化，不自觉地发生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产生波动，如罚球瞬间突然出现新刺激（场外观众的呐喊或执行的罚球是决定胜负的罚球等），刺激就会通过神经传递到神经中枢，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如心跳加快，注意力不集中等，从而导致动作变形、僵硬，最后罚球失误。
这一系列不良心理活动的变化过程引起对相应机体失控，破坏投篮动作定型，最终导致罚球的失败。引起这一系列不良心理活动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运动员在以往罚球训练中缺少相应心理训练，缺乏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罚球的心理体验，以致承受不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反映出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不够坚强。
3.2 自信心对罚球的影响。 自信心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现代心理学，特别在运动心理学领域，自信心是研究人员倍加关注的问题，也是现代运动遇到较多的问题。在学者的研究中，对自信心的概念虽有不同的解释，但分析这些学者们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自信心本质属性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自信心属于一种心理状态，或心理素质，或主观体验，总之，自信心是构成运动员或人的心理状态的一个因素；其二，自信心是一种经验，或训练过程的结晶，或主观体验；其三，自信心是一种可调控的个人心理因素，如成功经验，或运动情境中，或坚持不懈地完成。这三方面的因素，构成了自信心一个完整的范畴。
自信心是发挥运动能力的条件之一。信心不足会使队员感到拘束，导致罚篮不中。自信心也是保持沉着和集中注意力的来源，自信心还是运动员本身毅力的表现。教练员应肯定和赞赏队员的竞技状态、自控能力与毅力，从而增强队员的自信心。由于队员在罚球时，整个心理活动是复杂的，每一个球能否命中都影响自己队的成绩。因而心理压力较大，就会出现心理紧张、肌肉僵直、动作变形的现象，不能发挥出原有的技术水平。
3.3 比分对罚球的影响。 投篮得分多少是决定比赛胜负的标志，是衡量球队与队员技战术水平发挥好坏的标志，也是队员场上表现好坏的综合体现。而罚球命中率是一个球队得分总和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比分对罚球命中率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比分领先时，罚球技术就能正常发挥，命中率也随之提高。当比分落后较大时，有的队员就会丧失信心，产生自暴自弃的情绪。当比分接近和相等时，是考验心理素质的好时机，心理素质好罚篮命中率正常，而心理素质差的人命中率就会受到影响。
3.4 比赛时段对罚球影响。 比赛时段也是影响罚球命中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比赛的刚开始阶段，队员比较容易控制自己情绪，能正常发挥技术水平，但随着比赛的进行，时间的消耗，特别是比分落后的球队队员更容易产生急躁不耐烦的情绪，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信心不足，致使动作技术变形而导致罚球不进而丧失得分机会，失去自己球队将比分扳平甚至超出的时机而将比赛拱手让给别人。
3.5 环境对罚球的影响。 在激烈的篮球比赛中，场上各种干扰也多，这对罚球队员的刺激性会很大，使其注意力分散，这就增加了罚球队员的心理负担。观众对篮球比赛的热情越来越高，喧闹、呐喊、鼓掌此起彼伏，在比赛喧闹呐喊鼓掌声达到时，这种“噪声”能达到90分贝以上，声学中指出当噪声达到85分贝时，会使人感到烦躁不安，常常带有目的的喧闹呐喊和鼓掌，具有一定的侵犯，再加上观众带来的影响，造成运动员罚球时视觉清晰度变差视觉反应时间延长、平衡器官功能不良、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破坏了正确的视觉效果，从而导致了罚球动作的变形而降低了命中率。
4 结论
4.1 影响罚球命中率的心理因素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包括队员的运动焦虑、情绪状态、自信心；客观因素包括比赛时的比分、比赛时段及比赛环境。罚球在现代篮球运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罚球命中率的高低往往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对运动员施以某技术的专门心理训练，能达到控制自身情绪稳定性形成良好的自信心目的，从而提高罚球命中率。
秋分习俗范文4
摘 要 网球反手击球技术是网球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正手而言是薄弱环节，从保证反手击球技术动作的协调性、连贯性出发，在确保击球良好效果的基础上，对网球双手反手击球技术的握拍、站位、引拍幅度、拍面角度、随挥等动作的限制性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参考性建议，为网球教师教学与训练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网球 双手反手击球 限制性因素
一、前言
网球的技术动作主要包括：正、反手击球，截击球、发球和接发球、高压球。双手反手击球是网球运动中非常常用的技术之一。
二、双手反手击球技术的限制性因素分析
（一）站位
传统网球学习时，后场击球的站位主要是封闭式站位、半开放式站位、开放式站位几种，在网球学习的初级阶段教练员一般是以封闭式站位为主进行教学，在不断学习过程中，慢慢加入“半开放式”站位和“开放式”站位。
“封闭式”站位双手反手击球是面对来球，迎球上步击球，产生相对大的线动量；做动作时由于腿、髋、躯干的转动会产生一定的角动量。“开放式”站位双手反手击球两脚与球网成平行线侧面上步，只会产生少量或没有线动量，由于是平行站位所以身体的扭动会产生相当大的角动量。在身体的运动中线动量和角动量对于击球动作都非常重要，但不管选择哪种站位，要达到最好的击球效果都需要协调好两种动量的产生，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好角动量和线动量的产生会对双手反手击球效果产生限制。
实践表明，在比赛中“开放式”站位相比于“封闭式”站位能更有利于运动员的移动，减少击球的准备时间。比如采用开放式站位和半开放式站位时，在脚步移动过程中腿部离击球区更近，重心可以有效地向前移动，便于在击球后身体迅速还原，但是如果没有优秀的移动步伐，要想充分发挥开放式站位方式的优点就变得比较困难，反而使双手反手击球技术的发挥受到限制。采用“封闭式”站位双手反手击球时整个髋部转动会受到阻碍，可能导致髋部和背部受伤，对双手反手大力击球及击球后迅速移动存在一定限制。许多研究认为“封闭式”站位双手反手击球在处理正常球时或许能发挥有效的威力，但是在回位不到位或者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没有充分的时间完成上步动作，例如快速折返或者正在上网的途中，来球正好落在身前时，采用“封闭式”就能难处理来球。
（二）握拍
双手反手击球的握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双手均采用东方式握拍，这种握拍方式优点在于正手变换反手时右手不用转动，只要左手下滑即可，且节约时间，回球能加上旋转，缺点是容易造成下网，不容易变换线路；另外一种是右手采用大陆式握拍左手采用东方式握拍，这种握拍法在正手变换反手是左手先辅助右手完成转动再下滑至指定位置，优点是容易控制拍面，适合发力容易变换击球线路，缺点是操作较为复杂不适合新手使用。
（三）后摆
网球反手击球技术的后摆被叫做引拍，一般包括两种，即直线后摆和弧线后摆。直线后摆是肘部不动，拍头随肩部一起向后挥动，使用这种后摆方式的运动员要预防击球过晚，因为这种引拍向后转动半径较大，向前击球时花费的时间较长有可能错过最佳击球点，所以引拍的时机和快慢要掌握好。弧线后摆是肘部与肩部同时向后移动，拍头呈关闭或者半关闭，画圆弧，击球的力量主要依靠转动的角动量，弧形过大容易错过击球的时机造成打不到球，过小则造成动作停顿，不连贯，会造成力量的损失，不利于保证良好的击球效果。现在流行的击球方式是小环形的后摆，例如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等。
（四）挥拍击球
1.前挥
前挥是整个双手反手击球动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到位都可能造成击球效果不理想，从而限制双手反手击球技术发挥。反之这些动作协调完成会产生一种台阶效应，每一个动作的完整完成所产生的合力就产生了球向前的动力。
2.击球点
当身体不同部位靠近击球点时，这些部位的线性速度就会增加，拍头速度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这些部分线性速度增加的缘故。击球点影响击球效果的主要因素有：（1）击球位置是否准确。在体前击球可以保证力量来源链条系统的协调、连贯，使力量传递顺畅，如果击球点不准确则会达到相反的结果；（2）手腕是否固定。手腕固定能保证击球的成功率，球拍接触球后不会变形，有利于力量的传导是保证击球能否达到理想效果的关键，手腕不能相对固定，动作极易变形，则会增大球拍在击球偏离中心时球拍的转动几率；（3）拍面的角度是垂直于地面还是呈关闭或半关闭。拍面垂直地面可以保证击球时机的几率，拍面上扬容易造成失误，而太关闭则可能导致击球下网，所以拍面垂直于地面或者呈半关闭状态有利于达到好的击球效果。
3.随挥
击球瞬间拍线与球的接触时间只有短暂的0.004秒左右，所以当感受击球想要对球施加控制时，球已经离开球拍进入随挥阶段，很多网球初学者往往忽略了随挥的作用。其实。随挥是保证击球成功的关键，可为保持拍面角度、击球方向提供保障。应该遵循大幅度、长距离、向前挥送的原则，尽量伸展手臂。球拍沿着击球方向并带动手、肘送出，继续向前挥动，最终左肩触及下颚，随挥完成后重心将移至前脚，身体应面向球网，双肩对着击球方向，身体重心前倾，并保持身体平衡。
秋分习俗范文5
关键词: 篮球裁判员 执裁水平 影响因素
篮球运动自1891年诞生,发展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一项立体性的对抗运动,身体碰撞频繁、激烈,且集娱乐性、观赏性和团队性为一体,是世界上最风行的高水平运动项目之一。篮球裁判员是赛场上的法官,裁判员的执裁水平对比赛的结果常常起着重大影响,对保证比赛公平、规范地进行,促进篮球运动竞技水平的提高更有着直接影响。培养优秀的篮球裁判员是篮球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本文从篮球裁判员临场工作方面着手,围绕影响裁判员执裁水平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以求为提高裁判员的执裁水平提供一些借鉴。
1.裁判员丰富的经验是临场执裁的保证
高水平篮球比赛运动员身体接触频繁,对抗性强,攻防转换极快,战术变化繁多,拼抢十分激烈,场上局势常常瞬息万变,这对临场裁判员来讲既是艰巨的务,又是重大的考验。场上队员犯规或违例行为多是在高速奔跑或人员密集的情况下发生的,发生后裁判员要通过视觉感受器传递到大脑中枢,经过判断和酝酿迅速作出应答,时间短、要求高。对于裁判员来说,比赛中出现少许错判、漏判是难以避免的。衡量一个裁判员的业务水准,就是看其哨声的准确性,而这取决于执裁经验和反应能力。初级实践(入门阶段),这期间许多人常常会出现“怯场”、“恐惧”心理,比赛中遇到复杂局面时会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不敢鸣哨宣判,需要有经验的老裁判辅助,此阶段一般只能执裁市、区级的中、小学生篮球比赛。解决执裁心理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多吹比赛、多请老师指导、多看别人吹哨,只有虚心好学才能逐渐提高执裁能力和水平。
2.裁判员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完成执裁任务的关键
裁判员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具体表现在执裁时的自信心、抗干扰能力与心理调节能力等方面。人的心理过程是指人的心理活动从产生、发展、变化到完善的过程,它是极其复杂而又时刻变化不定的。重大比赛关键场次对裁判的心理压力,大牌球星和名教练判罚后的表现,场上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干扰,主场观众倾向性的喧哗和过激行为,以及执裁过程中因观察的角度重叠,跑动、移动和选位不当,极易导致的个别漏判和错判。因此裁判员必须在困难和重压下保持冷静,需要用坚韧、顽强的意志进行自我心理调节,稳定情绪,集中注意力,排除干扰,继续发挥正常的执裁水平。反之,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欠缺的裁判员,遇到困难和干扰就失去调节能力,精神紧张、情绪波动、注意力分散、反应迟钝、漏判错判不断。特别是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对关键球的违例和犯规判罚不准、处罚不当,或不敢鸣哨和承担责任,导致整场比赛的执裁工作引发争议,给比赛带来严重后果。
3.裁判员的体能和技战术素养是执裁的重要基础
执裁一场紧张激烈的篮球比赛,对裁判员的体能要求是很高的,其运动量大致相当于长跑4000―5000m。而对于4×12min的职业联赛,裁判员在场上的奔跑距离更在5000―6000m,可见裁判员的体能水平对圆满完成执裁工作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高强度、高速度的激烈对抗中,裁判员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中,丝毫不比运动员轻松。对于场上双方队员犯规、违例的宣布和判罚,裁判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响起哨声,做出准确的手势。裁判法对执裁裁判员的基本要求是“积极移动,合理选位,及时插入”。根据这个要求,裁判员在场上工作时不能有任何懈怠,需要体现良好的精神风貌,来回奔跑,积极移动,并对双方运动员的动作习惯具有一定的了解,能掌握和控制比赛节奏。反之,因为体能较差,或赛前准备和休息不足,导致体力下降,跟不上比赛节奏,跑不到位,看不清犯规和违例的全过程,就必然会降低宣判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体力的下降还会造成大脑神经细胞疲劳、反应迟钝、注意力下降、场上视野范围缩小,从而产生错判和漏判。因此,旺盛的体力也是篮球比赛执裁工作的基础之一。另外,篮球裁判员还应具备一定的技战术素养,我国的篮球裁判员一般都是从会打篮球或者受过篮球训练的青年人中挑选的,这样做避免了在选材上多走弯路,也为学习和理解规则、尽早进入工作角色奠定了一定的感性和理性基础。篮球技战术意识好的裁判员对场上比赛节奏适应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强,具有较好的大局观,对各种犯规、违例与不起眼的小动作预见性和判断力好,可见技战术素养对提高裁判员执裁业务水平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秋分习俗范文6
积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让农民工享有平等的社会养老保障权利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讲，在不断推进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对农村土地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对在就业地落户、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权利愈发有着强烈的愿望，更加希望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那么，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吗？多数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吗？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呢？本文基于有限理性假说，构建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对广州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上述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二、分析框架
在经济学看来，农民工之所以有养老保险的需求，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后产生的。但是，农民工群体并不具备完全的知识、信息和计算能力，他们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不是其最优利益的表现，而是根据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对自己未来养老预期所达到满意程度形成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他们是有限理性的。因此，部分学者从有限理性假设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例如，孟颖颖以有限理性为研究假设，考察了城市融合进程中农民工风险偏好和社会保险需求的变动规律，刘应君认为农民工个体的“有限理性”选择是决定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与结果的重要因素，吕学静、李佳从有限理性角度对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进行分析［1－3］。本文同样以有限理性假说为基础，构建一个农民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由于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理性假设过于苛刻，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其中最为著名的学者是西蒙，他提出“有限理性假说”。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追求目标不同。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人类的行为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在所有备选方案中寻找最优解；有限理性假说认为，由于知识不完备、信息非充分、计算能力不完全，人类无法获取所有可能的备选方案，且只能从有限的备选方案中寻找满意解。其次，完全理性是客观理性，有限理性是主观理性。完全理性假定了人的有序偏好、完备的信息、超强的认知和计算能力，这等于在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过程中剥离了人的主观因素，最优解成为一种纯粹的客观存在；有限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真实行为很难实现客观的完全理性，而仅仅是主观的有限理性，即所达到的利益最大化只是相对于决策者的主观知识而言的。第三，决策环境不同。完全理性的假设暗含着影响经济主体的外部决策环境是足够简单的，不足以形成干扰，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偏离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有限理性假说认为，外部决策环境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很多，经济主体不断与决策环境发生互动，并不断对决策环境及行动本身做出新的主观解释，进而在结构情境制约下做出有限理性选择［4］。第四，完全理性是实质理性，有限理性是过程理性。完全理性关注的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寻找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是一种实质性的理性；有限理性则关心决策者如何产生可供选择的可行方法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取舍，是一种过程性的理性，处于动态变化中，并非唯一和永恒不变的，随着环境的更迭，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可能会发生变换。农民工是在自己掌握的信息、计算和认知能力条件下，综合考虑个人因素、工作状况、家庭因素和社会融入状况等因素所作出的一种主观上最为满意的抉择，这种抉择会根据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动。因此，从有限理性假说最基本的要义出发，认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的重要因素［5］。农民工是否希望融入到城市的养老保险体系之中，与其自身认知水平息息相关，只有意识到了，才会有相应的欲望。有限理性是一种主观理性，所达到的利益最大化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这启示个人特征因素也是应该考虑的方面，甚至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3］。与完全理性不同，有限理性假说重视环境因素，强调外部决策环境的复杂性，就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决策看，家庭因素、企业行为因素和政策制度因素构成环境因素必不可少的三个方面，都需要审视和考察。此外，有限理性是一种过程理性，这启示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决策也是过程性的，即随着农民工接触城市文明的程度加深以及市民化进度的推进而呈现一定的变化［2］，因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因素也是重点要考虑的方面。据此，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如图1。
三、变量、模型与数据
（一）因变量与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设为Y），反映的是农民工渴望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强烈程度，问卷中相应选项是“非常希望”、“希望”、“无所谓”、“没有必要”（依次从1到4赋值），属于多分类有序变量，故采用多分类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
（二）自变量的设计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自变量的选取进行了思考：一是围绕实证目的选取变量，重点选取与市民化相关的农民工特征变量和制度供给变量；二是把握好具体因素变量的数目问题，如果变量数目过多，容易出现多重共线性，导致模型拟合效果差，实证结果不理想，如果选取变量太少，则很可能遗漏其他重要因素，使得实证结果的解释力和启示不够到位；三是参考借鉴已有类似文献的研究经验和结果，把比较常见和重要的控制变量也列入实证模型中。最终确定了16个因素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以控制变量身份进入模型，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表征个人特征因素，子女数量、是否举家在城和离土程度表征家庭状况因素，养老观念、权利意识和政策认知表征认知水平因素，来城年限和留城意愿表征城市融入因素，是否支持员工参保表征企业行为因素，土地退出、转移接续、参保年限和缴费标准表征政策制度因素。16个自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依次编为X1～X16，具体说明、选项及其赋值、均值等信息详见表1．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问卷数据来自于2014年6月对广州市的社区保安、餐馆服务员、制造业工厂员工等对象开展调查所得。调查过程采用“一对一问答”形式，由调查员完成问卷填写。调查团队由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38名本科生、研究生组成。总计发放问卷550份，有效回收529份，有效回收率达96．2％。样本的基本特征如下：性别方面，男性283人，占53．5％，女性246人，占46．5％；年龄方面，35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333人，占62．9％，35岁及以上的老一代农民工196人，占37．1％；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高中或中专为主，初中学历256人，占48．4％，高中或中专学历168人，占31．8％；户口所在地方面，省内120人，占22．7％，省外409人，占77．3％；婚姻状况方面，已婚者335人，占63．3％，未婚者194人，占36．7％；月收入水平方面，主要集中在最低工资标准（1550元）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3500元）之间，占67．5％，但仍有7．8％的农民工月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就业稳定性方面，主要集中在基本稳定或不太稳定，分别占51．8％和35．2％。样本的基本特征与广州市农民工事实基本吻合，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显示，当问到“您希望参加城市里的养老保险吗”时，18．9％的农民工表示“非常希望”，41．0％表示“希望”，31．6％表示“无所谓”，8．5％表示“没有必要”，可见农民工总体上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有着较高的需求强度。这一调查结果与姚俊、郭瑜、孙中伟等学者的调查结果相近［6－8］。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从理论上讲，某些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而导致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在进行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之前，先要进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Pearson双侧检验发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相关系数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几乎全部相关系数都在0．4以下，显示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较低，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变量Y的Logistic回归结果
表2是变量Y的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已婚者模型的对数似然值通过卡方检验，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分别是0．393和0．424，表明自变量对变量Y的解释比例达到40％左右，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在已婚者模型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举家在城、养老观念、权利意识、留城意愿等变量的选项或部分选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以“35岁及以上”为参照组，“35岁以下”的回归系数通过10％水平的检验，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城市养老保险需求强度。以“大专及以上”为参照组，“小学及以下”的回归系数通过5％水平的检验，“初中”的回归系数通过10％水平的检验，且符号为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越低，越没有对城市养老保险表现出强烈需求；相反，随着农民工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整个群体将愈发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养老保险需求强度。以“举家在城”为参照组，“没有举家在城”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妻子在本地的农民工比孤身一人的农民工更明显地希望参加城市养老保险。以“土地保障”为参照组，“养老金保障”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希望依靠养老金保障老年生活的农民工具有更加强烈的城市养老保险参保需求。在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应该与当地人享有平等的养老保障权利”的权利意识上，以“不赞同”为参照组，“赞同”和“说不清”的回归系数都在5％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权利意识强的农民工更想融入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留城意愿方面，以“还没想好”为参照组，“留在城市”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具有留城意愿的农民工更希望参加城市养老保险。未婚者模型的对数似然值通过卡方检验，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分别是0．391和0．435，表明自变量对变量Y1的解释比例也达到40％左右，模型的拟合效果良好。在未婚者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有性别、养老观念、来城年限和留城意愿，其中养老观念和留城意愿的显著性程度和回归系数符号均与已婚者模型一样，不再作阐释。与已婚者模型不同的是，个人特征因素中，年龄和文化程度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未婚者主要是年轻人，使得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布变得集中。但是，性别变量显著。以“男性”为参照组，“女性”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未婚女性比未婚男性更希望参加城市养老保险。来城年限方面，以“10年以上”为参照组，“不足1年”和“1～5年”的回归系数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且符号都为正，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城年限越短的农民工越会觉得参加城市养老保险是没有必要的；相反，随着出外打工时间的累积和城市文明接触的增加，农民工群体参加城市养老保险的愿望在不断增强。
（三）总结与讨论
综合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把已婚者模型和未婚者模型统筹起来，因为现实中都是统一安排政策措施，而不会根据农民工是否已婚做严格区分），影响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是否举家在城、来城年限、留城意愿、养老观念、权利意识。也就是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以及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举家进城现象的普遍化，来城时间的累积，城市文明的日益熏陶，具有越来越强的市民化意愿、现代养老观念和与当地居民享有平等养老保障权利的意识，整个农民工群体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养老保险需求强度。这是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点。政策认知、企业是否支持员工、土地退出、转移接续、缴费年限、缴费标准等变量不显著，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在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工作依然滞后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没能成为提高农民工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求强度的显著性因素，甚至很可能是抑制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增长，从而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的重要因素。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外出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2010年只有9．5％①，2014年缓慢增长到16．4％②。可见，当前农民工对城市养老保险的需求强度和实际参保率出现明显的背离现象，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非均衡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