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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范文1
庄浪县境内齐家文化遗址分布相当丰富，确认已达126处之多，所出土的玉器有璧、琮、璜、铲、斧、钺、纺轮等，现馆藏70余件，其中不乏精品。尤其是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的5件一级品，造型规整，做工精细，打磨光滑，代表了齐家文化玉器制作的较高工艺水平。现择一级品介绍如下，以飨读者。
浮雕直线纹玉钺（yuf）1974年出土于白堡乡野狐湾村，长29.5厘米，宽11厘米，厚0.9厘米，重400克。青玉质，色豆青，有糖色斑块、褐色、青灰色条纹及灰白瑕纹。体呈长方形，薄而规整，下端单面抛刃，上端两侧弧切，端下成肩，端沿齐平，两肩正中单面钻一圆孔。钺身中部一面浮雕两条横带，其上各减地雕出四条直线纹，纹饰略凸出侧沿，形同出齿。此钺体大胎薄，制作规整，抛光精细，纹饰简练，光洁润泽，是研究齐家文化玉器的珍品（图1）。
玉钺由新石器时代作为生产工具的石钺和石斧演变而来，是一种表示身份的重要礼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国语・鲁语》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逸周书・克殷解》曰：“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史记・殷本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由此可见，在夏商时期，钺既是兵器，又是刑具。钺的使用者的地位则相当高。
有孔玉斧1992年8月出土于良邑乡苏苗塬一处仰韶――齐家文化遗址。长12厘米，宽6厘米，厚1厘米，重164克。白玉质，色白微黄，隐显青斑，刃部一角有褐色沁。体呈长方形，两侧微弧，下端略宽，刃部双面稍磨，背端平直，近背正中双面钻孔，一面孔侧有磨钻凹坑。玉质精良，光洁温润，做工精细，保存完好（图2）。
玉管饰1985年出土于盘安乡王宫家村，高4.5厘米，口径6.5厘米，重128克。褐青白玉质，褐色斑纹较重，局部为灰白瑕斑。体呈圆筒状，外壁微束腰，内壁端直，两端切割规整，管壁薄厚匀称，抛光打磨精细，光滑细腻润泽，充分显示出高超的钻孔和抛光技艺（图3）。
玉璧1974年出土于良邑乡良邑村。直径22厘米，最大好径6.5厘米，肉宽8.5厘米，重1109克。青玉质，色淡青褐黄，瑕斑纹理纵横，质浊且糖色较重，体呈小好宽肉，孔为单面钻，孔壁斜直；肉较厚，两面抛光规整，外沿齐棱，有一处磨斜面。此璧较大，肉厚体重，切割、钻孔、抛光技术精湛，是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图3）。
玉琮1974年出土于白堡乡野狐湾村。高6.7厘米，宽7.2厘米，口径6.7厘米，重466克。青玉质，色豆青褐黄，半体灰白，局部有灰白瑕斑，体粗矮，内圆外方，两端出射，四面微弧，四直棱磨圆。制作规整，抛光精细，光洁润泽，为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图5）。
齐家文化范文2
关键词：齐家文化；玉器；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
齐家文化是公元前2300年至1700年之间，甚至更晚的文化时期，属于新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其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陕西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部分地方，它同众多古代文化遗址一起，共同孕育了辉煌的黄河文明；在我国历史上，东北的红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东南江浙的良渚文化都有一定数量的玉器出土，这些时期的玉文化已基本为人们所熟悉，得到了一致的重视，唯独黄河上游地区齐家文化玉器因历史、地理、交通、环境、人文、及当时贫瘠的现状等各种复杂原因，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随着大西北的开发，大量齐家玉器涌现出来，其丰富的造型、精美的玉质、精湛的制作，让人叹为观止。本文通过对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种类、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简述，并与红山文化、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做了对比，以了解齐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一、齐家文化的玉器特点
齐家文化的玉器主要源自新疆、甘肃、青海等地。齐家文化中的和田玉主要有白玉、黄玉、青白玉、青玉、碧玉、墨玉和杂色玉。地方玉有白玉、青白玉、黄白玉、黄色玉、碧玉、酒泉玉、杂色玉。其型制有工具类、祭奠类、兵器类、礼器类、饰物类。而玉璧是齐家文化礼器类玉器中的代表，数量也最多。纵观齐家玉器的造型与艺术风格，其在黄河文化的主调上又吸收了些西方文化，使其自然的融合在一起。这与齐家文化的地域相关，其处于东西方文化汇通的要道上，艺术风格自然相互吸收与借鉴，进而齐家玉器异彩纷呈，造型多样，彰显独特魅力与风采。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玉料就地取材，一般用本地玉料。齐家玉用材料区分明显。玉礼器多选用本地出产的优质玉材，一部分用和田玉；兵器和饰品玉仅部分选用和田玉；工具用玉主要采用的是产自甘肃、青海的本地玉。
二是齐家文化玉器以工具类和礼器类居多。玉礼器除了象征权利和财富之外，还用来供奉天、地、鬼、神、帝、灵等，显示了古代先民以玉器为“饰品”、“祭品”的观念，反映了齐家文化玉器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崇高地位。
三是玉器表面通常光素无纹，以素为美，如图1。其造型简单朴拙、粗犷、豪放，品种多样，方圆中矩，线条流畅，大气凝重。齐家文化的早期玉器，品种相对单调，多素面无纹饰；晚期玉器，出现很多鸟、兽形图案和多孔扁平玉器，玉琮。加上圆雕、透雕、浮雕、浅浮雕、线刻以及嵌绿松石等工艺的运用，使玉器造型和装饰显得更加美观、多样化而且艺术化。
四是齐家文化玉器制作工艺娴熟，从选材、切割、钻孔、琢磨、抛光，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玉作工艺，具有明显的作坊生产规模。
五是齐家文化玉器具有神秘的意蕴，包浆饱满，光泽沉稳，耐人品味，柔和。因其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厚厚的黄土将玉器保存的较好。虽历经四千年之久，但皮壳、色沁十分漂亮。
二、齐家文化玉器与其他文化玉器对比
1、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起始时间距今4500±150年，延续至距今大约3000年左右，即从新石器晚期时代到中原的夏、商时期[1]。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达1000多件，其他石器数千件，这些玉石器都十分珍贵[2]。其玉器材质大量使用一种质地细腻带斑纹的崖石和另一种质地比较软表面呈灰黑色的沉积岩，这种沉积岩产自龙门山，俗称龙溪玉。
三星堆玉器主要有装饰器、礼器和武器工具类三种[3]。装饰器主要为管穿、珠、方形玉片、长方形玉片等。这类器物数量少，形态小。礼器类主要为琮、壁、环、璋、瑷等，较多出土，工艺相当精湛，形体大小均有。武器工具类主要有剑、戈、刀、凿、斧、锥、铲等。从三星堆玉器的成型效果和加工痕迹来看，大致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及抛光等工艺。其玉器成品、半成品的璋、壁等都留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和锯痕。这些加工方法与齐家文化玉器的加工方法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它年代稍晚，更大量地使用了青铜工具而已。
2、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4000到公元前3000年，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极为广泛，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红山文化玉器中，玉材主要采用的是蛇纹石等，也就是现在所叫的岫玉。其玉材硬度为2.5-6，密度为2.57，其颜色是比较均匀的，而且透明度也好。并且，其产地所在就是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中，获取相对容易。红山文化玉器以素面较多。红山文化玉器依据材质进行造型，简约而神似，多作装饰品用，总体的风格较浑厚、豪放、朴实，体现出一种与大自然相辅相成、统一的风貌。
红山先民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南迁燕山地域，有的往西进陕西甘肃之地，红山文化影响随之进入齐家文化。导致齐家古玉中某些器型与表现手法与红山古玉相同。如瓦沟纹圆滑，沟纹内有纵向和横向的磨痕，尤其是硕大的齐家玉龟，伸头、圆眼、四足伸出爬行，无论是器型与神态表现均与红山玉龟相似，只是体积比红山玉龟大好几倍。
3、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年代范围约为公元前3300到公元前2200年 [4]，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主要材质采用的是透闪石、阳起石等材质，玉材的硬度是6-6.5，密度是2.95[5]，其内部的结构不是很均匀，肉眼直接看可见毡状、簇状或捆状交结结构，透明度较差。良渚文化玉器纹饰相对发达，以神面纹为代表，集中体现在琮、钺、冠形饰等器物上。
就兽面纹而言，齐家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相比，齐家文化玉器的兽面纹，似乎还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的痕迹，但是比良渚文化玉器的兽面纹更粗矿，刻线比良渚更粗，形神却很相似。
三、总结
总之，齐家文化的玉器以其形体之大，品类之多，工艺之精美，玉质之润泽，以及纹饰的瑰丽和别开生面的造型与雕琢艺术之独特让人震撼。即使齐家文化多多少少受到了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玉文化的影响，但是因为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原因使其发展成为具有鲜明格调的地域性玉文化。齐家文化的玉器在地里埋藏数千年后，出土后不仅保持其原有的色泽和光感，还多了一份经时间的历练而独有的吸引人的感觉，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她。
参考文献
[1]彭燕凝.齐家文化的玉器与三星堆文化的关系[J].深圳大学学报，2008：55.
[2]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45
[3]陈显丹.三星堆文化玉石器研究[J].四川文物，1992：26.
[4]王炜.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2003：42.
齐家文化范文3
关键词：儒家文化 家族企业 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在行为方式上，主张推己及人、由亲及疏、齐家治国，顺乎伦理贴近人情；在生活态度上，主张顺天因时，积极人世；在处事准则上，强调和谐，追求中庸，“过犹不及”。这些特质表明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
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家族企业仍然对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家族企业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具有一定的优势。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家族企业都是普遍存在的，对于中国来说，许多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的中国私营企业(包括海外华人企业)构成了除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之外的经济实体。
一、儒家文化与家族企业的联系
儒家思想作为一个系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虽然不存在了，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却牢牢地扎根我们的思想中，与我们的灵与肉结为一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家不断地从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成功创办企业的同时，也培育了优秀的企业文化。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经过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传承，对于现代中国企业的影响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家族企业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血亲和姻亲而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别是血缘关系，还具有无法选择性和不可替代性。家族成员之间长期互动，彼此了解和特有的关注和宽容，使其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较之外来人而言要强烈的多。家族文化价值观使家族成员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并对实现目标构成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是一条心。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强调每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但也不乏会出现了一些过分贪婪、自私，对社会以及企业漠不关心的心理和行为。儒家文化的群体意识和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增强整体的凝聚力，强调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相融合，这也正是东方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利用儒家文化发展家族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也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30年。如今，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在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的家族式企业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1.家长式；2.关系；3.不安全感。
民营企业家对待自己的企业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采用家长式的做法，这也正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对于企业的管理方面，民营企业家依靠自己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避风险。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民营企业家带着一种不安全感，将企业发展壮大。但是这种家族式的企业不可能会发展的很大。因为它本身具有局限性。由于企业家不相信自己关系以外的人，但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无法接受新观念，先进文化。
安利，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家族企业能够一直保持如此一个好的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这个公司的一份子，对待这个公司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这就是与我国一些家族企业相比，能发展的久远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优势。在家族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者都是在这个企业中长大，都是随着公司一同成长，而且也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公司运营方面，家族的每个成员都会有分歧，但最终的目标一致，都希望公司更好。
家族企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管理者在制订企业发展战略时，着眼可以更加长远。任何公司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家族企业中的每个人必须相信未来，着眼长远，要非常有耐心。很多上市公司把眼光盯在各种财务报表上，报表要非常漂亮，而家族企业则可以踏踏实实做一家好公司。家族企业更容易着眼长远来制订企业发展的战略，尽管这个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短期收益并不好。
很多人觉得，在家族企业里，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家族的成员，这是一个挺好笑的局面。但实际上，我觉得，所有的家族成员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促使我更好地管理这家公司。我觉得在家族企业治理的同时，保持一个融洽的家庭关系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家族的每一个成员对公司的业务都非常关注，他们也把自己的心血注入到了这家公司之中。
我们所有的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这家公司，也都非常认可公司的价值观，非常关注公司的发展。这同公司的两位创办者有关，他们就是把我们在这样一个氛围内带大的。我父亲经常对我说，拥有一个企业并不是拥有一种权利，更多的是承担了一种义务——管理好家族企业的义务。
历朝历代，聪明的统治者都会把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儒家的精髓是叫人怎么做人和怎么治人。想必治人、治家、治企业、治国应该都在可以遵循儒家的精神。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抛弃了这种精神，你的企业就不会成为一个有灵魂有作为企业。儒家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应该学习并加以运用的。套用过去一个词来形容儒家学说和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就叫“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如此，美国如此，全球人都如此。因为，那是做人的基本底数，是根本。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所以就要以宽阔的胸怀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又要使儒家文化的优秀部分得以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为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和管理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当今经济科学发展的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必然会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越来越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康宁，张芳玲.中国企业500强[N]新华网，2006
[2]李剑.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智慧价值[J]传统文化，2009
齐家文化范文4
1家族企业的文化缺陷
1.1用人机制落后
长期的家长制管理，使得领导者变得自负，总觉得自己是最能干的，这就排斥了社会上更优秀人才的加盟。每一个人都想独立地干一番事业，从而实现其生存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想征服别人，这是人的本能。优秀的人才更是如此。由于在家族企业中，一般外来人的态永远只能是打工者，始终难以融入组织之中，这与社会发展至今天，人人欲彰显其个性的时代特征不符。家族企业中事实上存在的对员工信任上的内外有别，又使家族之外的员工受到极大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多么优秀的人才都无法融入企业的核心团体，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1.2企业决策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家族企业领导者的家长作风严重。中国文化的调的是对君主、家长等的尊重，唯权是从。企业的任何决策都是家长个人的决策，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竞争的扩大，这种决策的弊病日益明显。最高层领导者凭主观判断代替科学分析，缺乏集思广益，容易导致错误决策。
1.3企业领导者文化素养低企业创始人对企业文化的塑造起关键的作用，家族企业文化的塑造更是如此。我国家族企业主要发起于中小私营企业，家族企业领导者的思想道德素质、经营管理理念、科学文化素养等，由于受生存状况、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相对比较低，一方面他们对产品、市场、客户有非凡的把握力，对开发新产品、投资新项目等有无人能比的洞察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建立企业组织计划系统、健全管理制度、创建良好企业文化等问题上又十分迟钝，对企业发展没有一套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管理理念。
1.4只注重文化形式在家族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企业文化的内涵。企业文化是将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全体员工，通过教育、整合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这其中渗透着创业者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凝结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集体形成的经营理念。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如果只有表层的形式而未表现出内在价值与理念，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没有意义的，难以持续的，所以不能形成文化推动力，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了深远的影响。
1.5企业文化建设忽视员工的参与企业文化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企业创始人和上层管理者的经营和管理理念。企业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实施。如果企业文化的总结和提炼只是高层管理者的动作，而没有员工的参于，在实施中就有可能遇到抵触或不合作，那么再完美的企业文化也无法发挥作用。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自始至终都需要员工的积极参与，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员工的积极参，才能保证实施过程的顺利；也只有员工的全程参与，才能使企业上下全面准确地理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使企业发展的车轮加上“剂”和“加速器”。
1.6企业制度形同虚设家族企业由于经常以亲情代替规则，以关系代替制度，使企业制度形同虚设。随着家族企业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企业过渡为目前的公司制企业，家族企业的亲缘文化使得企业在充分授权方面裹足不前或盲目授权，难以做到人这种信任程度的差异。“族内人”可以凭借血缘关系把持企业的重要岗位，参与重大决策，并享有优厚的待遇。对于“族外人”，他们的努力往往不能换来职位和待遇的提升。领导者往往不愿意重用“族外人”，有的企业甚至还尽量压低一般雇员的待遇。此外，管理者对于“族内人”往往是“情大于法”，犯错误时不予追究。而对于“族外人”则会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处理。
2解决之策
2.1培养有企业特色的企业“人才文化”纵观各大成功企业，它们都有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其中包括了属于本企业的用人理念。例如沃尔玛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强调尊重个人，服务顾客，追求卓越，创造非凡；微软公司对员工进行人格化管理，提倡自由人文，在工作中倡导终生学习；西门子的用人精髓是致力于为员工提供非常理想的发展前途、可观的工资待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说明建立符合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是至关重要的，结合家族企业特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制定行之有效的用人机制才是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制胜之道。
2.2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制度是企业规范自己员工（当然应该包括老板自己)行为的标准，也是保证企业得以正常运作的基础。管理组织结构应向扁平化、柔性化、网络化发展。管理组织结构应由传统的宝塔型向扁平型转变，减少管理层次和管理部门。管理组织的联络形式应逐步由物理网转向虚拟网，使员工全面分享信息资源。管理组织创新应由刚性向柔性发展，促进各种团队式组织的创建。
治理模式应由家族主导型转向法人治理型。治理模式变革的重点，一是管理班子建设应由任人唯亲变为任人唯贤，吸收更多的外部优秀人才参与管理。二是由个人决策向职业管理过渡，充分发挥专家管理的效能。三是加强对管理人员的激励与监督约束机制。
2.3提高企业家素质，发挥核心作用家族企业的领导者在企业中所处的统帅地位，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他们的率先垂范和倡导对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观对企业价值观念和企业精神的培育和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企业家要具备重塑自我素质和能力的决心，通过参加高端培训，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和技能，既要有创新能力，又要具备卓越的管理才能，同时注意品格修养，树立事业第一，利润第二的思想，把企业当做事业来经营。使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由单一追求利润转变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的企业家。只有这样，才能将企业家成功的经验融入职业化团队管理有机结合，形成自己风格的管理文化，逐步将企业管理推向科学化、民主化、标准化的健康轨道，使企业成为自身发展又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
齐家文化范文5
【关键词】儒家文化；齐鲁民风；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0278（2013）08-289-01
民风与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由人类集体创造、人人相习并历代传承，其形成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中国思想之正统。虽然因为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不可避免的带有腐朽落后的因素，但它更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智慧结晶。就当下的山东地区的民风来说，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学影响下的山东人的礼仪修养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学，战国时成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竖起了“独尊儒术”的大旗，从此孔子居庙堂之上，被尊为万世师表，孔孟之道被历代帝王视为治国安邦的思想和选拔人才的依据，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处于基础与主体的地位，其中的君臣之道、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的促进了文化繁荣。儒学的尊卑亲疏仁爱之礼，使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等级森严之外又充满了人性。在山东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也塑造山东人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
山东人民豪爽、朴实、大方、好客、忠厚的真性情广为人知，山东地区的优良民风在中国大地上是有口皆碑的。例如“风近邹鲁”是对其他地区评价其当地民风民俗的相当高的标准。从以礼治国到崇尚忠孝礼智信，无一不体现着儒家思想中的发光点和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借鉴的地方。《礼记・中庸》中记载“诚者，天之道；诚之道，人之道也。”山东人的诚实也处处体现着。《论语・颜渊》中有孔夫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人所处位置与责任的一致性。《礼记・礼运》中孔夫子所讲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义，所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双向责任，互相对对方负责，齐鲁人正是在儒家这种人与人的责任中践行着自己的责任，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自己所处位置的定义。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中，实现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社会价值，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自我修养、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儒学影响下的孝文化
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我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我则在山东寻觅，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山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山东文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儒家发源于山东，反过来，儒家思想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山东人。正如孝文化，也是如此。
孝道是中国独有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刚刚来到中国时，为了让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基督教，特意把祭拜祖先加入到教义中，可见，中国孝文化对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影响。
孝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追溯孝文化的源头，据考古考证，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家庭的形成，孝文化也随着逐渐发展与完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大小分封国家纷纷改革制度，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孔子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也就是说：稳定家庭是稳定社会的基础。所以孔子提倡孝道。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孝要情真意切，而不是单单在物质上满足父母，更要在精神方面尊重与体谅父母。在《论语・里仁》中提出“事父母几谏”侍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和颜悦色的劝说，如果父母不愿听从，也不能怨恨父母。子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山东人历来奉行百善孝为先，山东人已经把一个人是否孝顺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值得合作的标准之一。山东人对生育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故土，都有深深的感情牵绊。
儒家十三经经典著作中的《孝经》更是儒家孝思想的集中体现，古代皇帝唐玄宗亲自为其作注，也是古代帝王唯一作注的经典之一，可以看出对儒家孝道的肯定与重视。其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认为指出孝是诸德的基础。世代相传的二十四孝子，其中就有十位是山东人，其中包括孝感动天的虞舜、戏彩娱亲的老莱子、鹿乳奉亲的郯子、百里负米的仲由、啮指痛心的曾参、芦衣顺母的闵子骞、卖身葬父的董永、行佣供母的江革、卧冰求鲤的王祥。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在山东这片孝文化思想的沃土上，更会结出孝故事的累累硕果。
齐家文化范文6
关键词：孝文化；儒家；合理性；意义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3
绪论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孝文化曾经实现了道德教育、稳定社会，凝聚民族等积极的社会功能。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中，孝也具备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以儒家思想为显学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孝成为了支配人们行动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它植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因而对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孝文化的内涵
通过许慎《说文解字》中提供孝字的小篆写法，我们可以看出：字的上部结构是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儿子的下部是一个年轻人，伸出双手，作出服侍的样子。《说文解字》对孝字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这是比较经典的解释，认为“孝”即是要做到善事父母，即对父母的侍奉。《尔雅・释训》中也具备相同的解释：“善父母为孝。”段玉裁注：“《礼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为畜。”段玉裁的解释是赡养，合乎道义，不违背人伦就称之为养，这是在社会道德的层面的解释。
此外，更为广义的孝文化还将包括“孝丧”、“孝祭”、“守孝”、“孝继”和“孝行”。其中“孝丧”、“孝祭”和“守孝”针对的是祖先崇拜意识。“孝继”要求后代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行”被认为是治国之本，“出则忠，入则孝。” [2]孝的概念由此从推家及国，“忠于君，孝于亲。” [3]从对父母、祖先的善事，进一步延伸到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不忠被认为是不孝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孝的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思想的发端和原点精神。孟子提出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一级人之幼”[4]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和“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6]，认为必须通过维持一种和睦的家庭关系与家族关系，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孔子曾经也表示过与之类似的观点，认为推行孝德即是所谓“为政”。因为子女孝顺父母会导致臣民对国君的忠诚，即“孝慈即忠”。
纵观中国古代，“孝”并非仅仅在家庭与家族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国家与统治阶级同样重视对“孝”的发扬光大。历朝历代都存在一定的制度对老年人给予物质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抚慰。具体措施包括免征租税，颁赐物资，封赐爵位、官衔和垂询存问等。[7]
二、孝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一）孝文化产生的原因
由此可见，老年人在古代既享有家庭养老，同时还享有国家养老，其社会地位可见一斑。那么，孝文化是如何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产生的呢？
1.符合中国古代生产方式的需要。中国古代社会属于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农耕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具备丰富的知识，越能提供有效的农业生产生活经验，也越能引起后辈对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的崇敬之情。因此，老年人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2.符合家庭与家族的情感需要。《诗经・小雅・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8]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劳动人民生养子女是十分辛苦的。孝敬父母不仅仅是为人子女所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家庭与家族内部情感的交流与循环。父母抚养子女成人，成年的子女反过来赡养父母，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报本返祖”思想的来源。《荀子》：“先祖者，类之本也。”[9]
3.符合国家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形态。小农经济生产率和剩余财富均相对不足，封建社会难以建立起一种由社会主导的老年人基本生活的保障体系，通过倡导孝文化，设立“三纲五常”规则，不断巩固家庭养老保障，有利于维持当时社会的和谐与稳定。[10]
（二）孝文化的产生
关于孝道，多数学者认为起源于周初。
《诗经・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11]认为只有“永言孝思”，才能“受天之祜”。
肖群忠在《孝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孝在初始是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中发展而来的。周人将“孝”这一道德伦理观念寄托在最普遍的宗庙祭祀仪式上，即“孝”这一伦理观念是以祖的宗教祭祀形式存在的。《国语・周语上》：“夫祀，所以昭孝也。”《鲁语上》：“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这些文献都是佐证。周人对孝的规定是奉养、恭敬父母和祭祀先祖。[12]
而“孝”真正作为儒家的观念出现是在春秋时期。
为什么会这一时期出现呢？其原因有二：
1.春秋末期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逐渐成型的时期。面临大变革的社会必然发生剧烈变动，建立在传统宗教基础上的孝道已经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产生了严重的动摇，不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迫切需要重建能够适应新生的社会结构的孝道。
2.从哲学观点来看，孔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仁”是一个普遍性原则。那么在具体的行为上，必然存在一个特殊性原则去实践“仁”。“孝”这个观念，即是“仁”在道德实践上的表现，是一个特殊原则。
（三）儒家对孝文化的发展
儒家对于孝道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儒家认为“敬”是实现“孝”的基础。《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3]认为只是“善事”父母之人已不足以被称为孝，因为犬马是同样能够被人饲养的。如果在父母跟前不存有敬畏之心，那么赡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单纯在物质条件上去满足父母的需求来实践孝道是不可取的。
2.儒家将“孝”与“礼”有机结合。《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4]认为如果父母健在，应按礼节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则应按礼节安葬他们、祭奠他们。这就是行孝。因为既然“敬”是实现“孝”的基础，那么“敬”就需要“礼”来保障。
3.儒家将“孝”与“悌”逐渐融合。《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5]认为身为后辈理应首先做到“孝”与“悌”。悌即是指“兄友弟恭”式的亲情。孟子将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敬兄即是敬长。
魏晋隋唐时期，随着玄学与佛教的一度盛行，儒家文化受到了冲击，出现了“援道入儒”，即强调孝道的自然亲情，并削弱孝道的政治教化功能。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除元朝是由于少数民族政权故不十分重视孝道外，元明清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孝道。
然而在近代，特别是中日以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出现了激烈的非孝思潮。
三、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孝文化作为儒家伦理道德重要的内容之一，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得以长期存在，自然因为其具备符合当时中国现实的积极因素。同时，孝文化中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等思想却成为与时期的重点批判对象，又证明其具备一定的时代局限性。所以，只有把孝文化放置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
（一）孝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从孝文化对古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因素来看，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赡养父母。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善事父母是孝之所以为孝的血缘基础。
2.爱亲敬亲。这就不仅仅是传统中国社会对家庭内部关系的要求，而且是任何一种文化所普遍追求的永恒价值。《圣经》中摩西十诫第四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和“荣耀”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父母所说的任何话对孩子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这条诫命的前提是父母有对孩子的权柄，所以给他们一个责任，要他们一生供应孩子、引导孩子、责备孩子、也保护、装备孩子。在实际生活中，这也是说父母有时候需要强迫孩子去做某些事。
3.谏诤即孝。《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16]，《孝经・谏诤章》：“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17]当孔子提出这样的主张后，曾子、子思、孟子各有侧重地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谏诤”思想。曾子侧重于“谏亲”，提出了“以义辅亲”（《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和“微谏不倦”（《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的谏亲原则。子思和孟子则侧重于“谏君”，前者认为“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出土竹简《鲁穆公问子思》），后者则阐发了“反复谏”的观点。荀子综合了孔、曾、思、孟的“谏亲”、“谏君”思想，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18]（《荀子・子道篇》）的主张，把先秦儒家的“谏诤”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4.尊老爱老。前面已经提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具备丰富的知识，越能提供有效的农业生产生活经验，也越能引起后辈对具有丰富经验的前辈的崇敬之情。因此，老年人自然会受到社会的尊重。
5.光宗耀祖。这是符合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的。为能更好地善事父母，为能给父母提供更多物质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抚慰，修身齐家以不丢父母、长辈的颜面，治国平天下以光耀门楣，进而引导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孝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卓越贡献。
（二）孝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从孝文化的封建时代局限性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
1.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孝文化已经由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道德伦理力量，转化成维护封建落后思想的意识形态武器，与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诉求相违背。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指出：“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19]
2.宣扬“以孝感天”、“不孝被雷劈”等封建迷信观念，虽然在当时有利于维护孝文化与封建统治者的权威，却与现代社会所珍视的科学精神是相违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