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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文化范文1
关键词：文化背景；制度选择与变迁；工业化模式；私人教育投入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5－0048－07
一、文化、制度与发展的差异
――经济、历史和制度分析视角的传统解释
在当代世界，与欧洲和美国同为基督教文化圈的拉美在现代的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相应的，儒家文明本来是作为人类农业文明和封建文明的代名词，从的时候就已经被彻底的遗弃，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国和亚洲四小龙在当代世界却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的巨大差异?
传统上我们往往认为是制度、殖民主义的掠夺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贻误了拉美经济。一般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拉美之所以贫困，是与殖民主义长期的掠夺分不开的。但历史上的殖民地并不只是拉美，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很多国家都曾经是殖民地，却一样在发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看来单纯的这个解释行不通。
另外部分专家认为，拉美缺少经济发展所必备的自然资源，而且人口的增长过快导致了资源的相对匮乏，这是贫困的一个根源。但事实上，拉美各国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而东亚恰恰是资源匮乏的国家，这样说来贫困的应该是东亚，不是拉美。看来这个解释也是行不通的。
还有些专家提出，“拉美没有象亚洲那样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拉美选择了错误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但为何这些国家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亚洲的工业化道路呢?难道落后仅仅是因为道路选择的错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错误的选择是纯粹的偶然还是历史决定的必然?
近来很多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拉美和非洲国家没有建立起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或者建立了“错误的制度”。然而在绝大多数不发达的国家，从广大的非洲到拉美，并不缺少经济学家所认为的这种“合理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但却依然贫困。因此单纯的制度分析仍然不能解释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差异的现象。而且进一步来说即使是制度导致的发展结果的迥异，但不同的国家为何会演变出不同的制度呢?
现在看来，这些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拉美和非洲的停滞不前。在制度、历史、资源、经济要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决定发展的结果呢?
制度的不同选择影响了经济的效率和发展的水平，而文化的背景则影响人们对制度的选择，并进而影响发展的水平。阿夫纳・格雷夫认为文化影响制度的发展，如果将文化因素纳入社会制度之中，则文化是制度持久存在的机制。文化的背景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所产生的对于制度变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形成的根本性影响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本质原因。
但一些专家认为文化对发展毫无意义，他们指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东亚)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着高度的文明，却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即所谓的‘李约瑟之谜’，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文明仍然是一种农业文明，不具备产生工业文明的条件”。
但这个观点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西方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前同样是在其过去的农业文明的背景下产生的现代科学技术，也就是说肯定是先有的现代科技，才有的后来的工业文明，因此现代科技肯定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前，也就是农业文明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指责儒家文明是农业文明，不具备产生现代科技的条件也是毫无根据的。
进一步，我们说东亚的奇迹和中国的发展根本来说是儒家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对经济发展的独特的促进作用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是在现代社会，儒家文化对于落后国家采用市场经济模式并通过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国家方面是否有根本性的影响；而不是强调儒家文化本身是否可以率先产生现代科学与工业，是否可以产生现代工业文明。这点非常重要，如果不界定，我们研究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就毫无意义。
因此，很可能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亚洲获得了发展的奇迹，而拉美的发展滞后可能主要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但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同样影响美国，为什么美国高度发达?
虽然拉美也属于基督教亚文化圈，但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与马克斯・韦伯所颂扬的新教有很大差异――新教倡导惜时、节俭、尽职、勤奋、自律和刻苦工作的伦理观念，告诫人们应该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拉美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则更多地强调运气、英雄主义、地位和身份，缺少对工商业及其所依赖的道德品格应有的尊重。这种文化差异可能是美国和拉美发展差异的一个原因。
二、文化与制度的界定
关于文化的概念很多，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个概念。1952年，美国学者柯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对文化的概念和定义所进行的回顾中，仅从英国和美国就整理出160多个不同的文化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的定义是最具有概括性的：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
综合这些概念，我们一般把文化分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和具体的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认为：“正如我们将社会区分为广义的社会和狭义的社会那样，有必要将文化也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社会是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同样，广义的文化也是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范畴来使用的。也就是说，广义的文化与广义的社会的含意是相同的。”因此一般意义上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社会化，包括人所创造的一切社会化的东西，它是相对于人的自然性而言的。文化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是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人类的社会性是重合的。
我们通常说的具体的文化往往是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出发定义文化――文化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群体的价值观，比如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反应了这个民族或国家对某个事物或从事某种生产活动习惯性的看法、生活方式、认同，这种看法或认同是长期的历史沉淀的结果，具有普遍性。英国马林骆夫斯基认为“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追求、品味和兴趣”。
制度同样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名词，一般人认为制度主要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国家制度、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社会规范以及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等。制度实际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
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制度包括习俗、惯例传统与社会规范。从对制度的定义来看，制度往往会分为以成文形式存在的正式制度，比如法律以及非成文形式存在的非正式制度，比如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由于制度的各个组成部分既有人文的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也就出现了在经济学中将制度作为规则和合约研究以及在其它社会科学中将制度作为文化来研究两种视角。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来说，制度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人的社会化的一个方面，因而也就是文化的一部分，制度与文化并不是并列的两个概念。
但由于广义的文化是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我们研究所涉及的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说是文化，这样研究文化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们这里研究的文化是具体的文化。“文化是一种显示不同社会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包括行为模式，或称行为准则，即规定了哪些行为是合适的、正常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这种后天学到的行为模式是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共同遵守的。”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具体的文化本身就代表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可见具体的文化和非正式制度又是同一个范畴，文化在具体意义上又是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通常说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具体的文化与正式制度的关系。
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了人们对正式制度的不同的看法，进而影响了人们对于制度的选择和改良的方式，这就带来了制度的演进的差异，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发展，带来发展的差异。凡勃伦认为，在经济与社会制度变迁的背后，是人们的思想习惯的演变，制度既是思想习惯发展的结果又随思想习惯的改变而演进。诺思也将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行动者的价值观体现在他的主观选择模型中，进而影响到制度变迁的具体路线。
三、文化、制度与发展
(一)文化对资本形成、制度演进以及经济发展的作用
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同意：拉美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没有像亚洲那样形成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这点是最根本的，因为无论哪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的一个典型的资源结构是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严重匮乏。但既然都是采用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为什么非洲和拉美没有象亚洲那样形成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呢?
1、儒家文化的节俭传统通过影响储蓄率从而对资本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知道，资本形成的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的水平，储蓄可以最终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因此储蓄率达到一定的程度是经济腾飞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东亚国家普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儒家的传统中，勤俭节约是一个根本的美德，而且为子孙后代留笔财富也是东亚文化的传统。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东亚各个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较高，进而转化为比拉美和非洲高得多的投资率。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大陆都保持着高达40％以上的储蓄率，日本在战后发展的初期也大体是这个水平，这种极高的储蓄率带来的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资率。即使今天中国的储蓄率仍然是国内收入的40％以上，大约是印度的3倍。较高的储蓄率使东亚和中国发展的早期减少了对外来资本的依赖，从而没有较重的外债负担。较低的储蓄率和资本的充足以及由此带来的财富的增加让东亚各国不断放松市场和贸易管制，形成自由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制度，这进一步促进了经济高效率的增长。
而拉美主要受欧洲殖民主义文化和其土著原始文化的影响。欧洲文化的传统一般比较重视消费。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指出：拉美缺乏俭朴精神，存在一个特权消费阶层!。拉美的这种文化遗产导致这些国家储蓄率偏低，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国家只有22％左右，仅仅为东亚的一半。极低的储蓄与投资率使得拉美和非洲无法形成发展所必需的有效资本，资本主要依赖外债，而沉重的外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储蓄率进一步降至16％－17％，从而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较低的储蓄率和资本的缺乏让拉美各国普遍形成了严格的市场和贸易管制制度，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2、儒家文化的“勤劳”传统，对农业的重视使得东亚各国农业生产率率先得到提高，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必备的市场和国内资本来源，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顺利转移。
儒家文化传统中吃苦耐劳的重要传统，不仅对经济早期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同样影响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模式：东亚主要通过追加劳动增加生产率，而拉美主要通过追加资本投入增加生产率。儒家文化倡导的勤俭使得农业生产率在资本投入较低，仅依靠劳动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业生产的增加减少了购买粮食的负担，同时减少了外债的压力，使得东亚各国可以把资本更多的应用到工业发展中；这种农业模式不仅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同时，东亚各国普遍实行的工农业价格“剪刀差”让大量的农业剩余资本得以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国内资本来源。
同时在儒家文化传统上土地平均化往往是政府取悦于民、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这样东亚各个国家在战后普遍进行了有效的，以便“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改革以及文化中强调自己积累进行投资，并强调劳动投入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得东亚各国的劳动积极性普遍有了极大的提高，并进而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国以及东亚其它国家农业的基本模式。
相对来说，拉美普遍不重视体力劳动，使得拉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资本的投入并采用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减少了可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农场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土地越来越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吸收大量本可以用于工业发展的资本，同时也无法安置大量的劳动力。在巴西，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据统计，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但它们却占有全国45.1％的土地面积；占地10公顷以下的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49.7％，但这部分农户却只占有2.3％的土地面积。
(二)文化、制度与劳动力资本的形成
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前提是具备充足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西方国家称之为“劳动力资本”，不同的文明中对教育的看法和价值观念对劳动力资本的形成和顺利转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教育的投入对于增长的贡献有显著的作用。
显然，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东亚国家更重视教育，从而促进了东亚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极大提高。从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来看，主要的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基本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投入水平，部分拉美国家甚至比亚洲还高。单纯的从这点来说，很难说拉美国家不重视教育。但教育投入的方式决定了教育的效果，亚洲主要是私人投入，而拉美主要是政府投入。通过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私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比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高很多。一些研究韩国和东亚发展模式的学者在论及东亚的教育成就时认为，成就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是儒教影响的结果。韩国学生读书的费用主要由家庭负担，中国大体也是这个情况：在义务教育期间，尽管中国存在非常不合理的教育乱收费，但重视教育的传
统仍然让中国家庭收入的相当部分投入到子女的教育上，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就已经几乎达到100％，中学入学率也达到75％。
家庭对教育重视的后果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得以顺利的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同时，较丰富的高层次人才使得这些国家更易于接受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和技术；教育水平的提高为参与国际化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前提，东亚国家有着比拉美和非洲更多的熟悉国际经营背景的人才，促进了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拉美的发展模式和制度。
在拉美，尽管政府同样把国内收入的相当部分用于教育，但普通的民众仍然缺乏对教育的重视，拉美国家在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上与东亚和中国有明显差距。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比较低，结果是带来了较高的辍学率和留级率，教育效率大大降低。同时教育水平偏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国家虽然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但由于无法适应工业化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要求，因而无法顺利的向工业部门转移。
(三)文化、工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以及劳动力转移视角的经济发展
我们注意到成功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早期主要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比如早期的日本、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都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采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相反失败的经济体往往在工业化的初期就采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比如拉美国家。对此我们传统的研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论证和论据来说明这点了，但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让东亚选择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让拉美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呢?
传统的研究主要注意到了一些经济因素对于这种选择的影响，比如工业发展投资的主体以及资本的来源主要是本国还是外国资本：东亚早期的发展在资本来源上主要强调自己积累，而拉美早期的发展主要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但问题是为何拉美在发展的早期不像亚洲那样强调自己积累，亚洲在发展的早期又为何如此强调自己积累而不是像拉美那样直接由外国投资主导呢?
东亚的文化传统让东亚各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更有优势，因而东亚国家利用这种文化传统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中国大陆和“四小龙”的早期产业模式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样在西方产业升级的时候，劳动密集型资本加速从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东亚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的一部分。比如，日本在工业化初期利用传统文化对于劳动的重视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条件。在日本工业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20％。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都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
制度文化范文2
为进一步确保工作的推进，通过讨论决定，
特制定文化馆考勤与请假制度。
1、全馆人员实行上班考勤制度，上班时间应按时签到，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超过时间20分钟停止签到，每月迟到3次以上按每次5元扣除，由办公室人员逐月统计，做到不迟到不早退。
2、考勤簿由办公室人员负责准备，值日员必须在规定的上班时间准备好当日考勤，而后由办公室收好逐月移交，并于每月底统计好出勤情况，在下月公布。凡旷工者扣出当天基本工资和年终资金，除特殊情况外。
3、全馆人员实行轮流值班考勤，值日员负责夹好当天的报纸和检查当天室内外环境卫生，处理来电、来访和当日的一切正常事务。
4、上班时间因短时外出，必须与值日员打招呼，以便及时联系，凡因工作联系不上和当天电话出现没人接现象，一切责任由值日员负责。
5、因事请假半天以上必须经领导同意，三天以上须办理书面请假手续，经领导批准后方可休假，未经领导同意，一律作旷工处理。
制度文化范文3
一、考核对象
参与全场廉政文化建设创建活动的机关各部室、各基层单位。
二、考核内容
（一）领导重视程度（15%）
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按期召开协调会议；制定实施意见或工作计划；分解工作任务，目标明确；细化活动方案，工作开展有特色；落实活动经费，有一定的经费投入酌情加分。
（二）活动开展情况（分别占70%）
廉政文化进机关。主要围绕“六个一”开展活动。年内建一处廉政文化景观，营造机关勤政廉洁环境；开展廉政读书活动，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工作人员开展廉政文化研讨，撰写廉政政研文章和学习心得；在办公场所悬挂廉政文化图板，设置廉政提醒标志，渲染廉政文化氛围；制作廉政文化宣传橱窗，定期更换内容；组织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上廉政党课，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
廉政文化进基层。制订符合本单位实际的廉政文化活动计划；组织党员、职工群众开展以“廉洁经营”为主题的廉政文化教育活动；设立廉政书报专柜和廉政宣传影视角；制作廉政宣传橱窗；设立廉政警示栏；开展以廉政文化为主题的具有单位特色的系列活动。
廉政文化进家庭。传达廉政文化信息，反馈廉政文化活动情况，发送家庭廉洁倡议书，积极营造“父母教育儿女，妻子提醒丈夫，丈夫引导妻子”的家庭廉洁氛围；召开家庭助廉座谈会，交流家庭助廉的经验体会；建立党员干部家庭助廉联系点，组织家庭观看反腐倡廉典型宣传和警示教育片；开展以“家庭助廉”为主题的家庭守廉、倡廉、助廉活动。
（三）效果评价（15%）
职工群众对廉政文化建设的满意度不得低于90%，每升降一个百分点增减1分；职工群众反映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问题的举报，一经查实的，有一件扣5分；党员干部中出现违纪违法案件受到查处的，有一件扣10分。
三、考核办法
采取听汇报、查台帐、看现场和自我测评、组织考核、群众测评相结合的百分制考核办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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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道德制度文化作为一个子系统对整个道德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道德制度文化作为道德制度的文化形态，理所当然离不开对道德制度的考察，文章就我国当前道德制度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人生活在社会中，是社会性动物，人创造了社会关系，但又不得不受社会关系的制约。由于人们的生产活动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社会关系成为人们的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于是，人们就用自己在实践中形成的观念和范畴对自己所面临的社会关系进行理解、把握、组织和安排，扬弃其纯粹的客观性，使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扬弃社会关系中那些对主体来说不那么适应的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将人们认为合理的社会关系及利益关系固定化、秩序化，使之具有某种稳定的形式和结构，于是制度就应运而生了。道德制度的产生同样如此，“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①道德制度是利益博弈的产物和维护利益秩序的工具。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血缘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社会关系的扩张和利益冲突的凸显，道德调整对象的范围呈迅速扩张之势，道德制度亦应与之相适应。单纯的德性伦理已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疲态，道德制度的价值得以彰显。中外历史表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伴随着道德制度演进、发展和完善，道德制度的完善和繁荣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道德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中，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见，道德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道德建设的关键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道德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道德制度文化的建设就尤为重要了。
一、道德制度文化
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享成果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文化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系统，包括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子系统。换言之，文化结构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组成的。制度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精神文化的产物，又是物质文化的工具。它一方面构成了人类行为的习惯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制约或主导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制度文化的核心是作为精神文化的价值观念。
制度文化不同于制度，典章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系统规范。制度文化是将制度本身当作文化现象加以考察。制度文化主要用文化学的方法对制度加以分析和解释，制度文化作为文化的制度层面比制度具有更加浓厚的文化色彩，更加偏重于强调制度的文化层面与规则层面的内在一致性，即强调制度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思想意识与制度、规范、规则、习惯的内在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制度文化把制度与文化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的道德文化，相应也包括道德物质文化、道德制度文化、道德精神文化三个子系统，道德制度文化即道德制度的文化形态。道德制度文化呈现为三种形式:明示的制度文化，如规章、守则、公约、须知、誓词、保证、家训、家规等;默示的制度文化，如规范化、模式化、程序化的行为、习惯等;隐性的制度文化，这主要是人们长期心理积淀形成的关于道德制度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
二、道德制度文化的重要性
道德文化是包含道德物质文化、道德制度文化和道德精神文化的有机生态体系，三者互为倚重、缺一不可。道德物质文化是道德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只有在肥沃的道德物质文化土壤上，才能结出丰硕的道德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果。道德精神文化是时代精神的积淀，是道德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得以产生的价值理念。道德制度文化是道德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得以产生和延续的保障。道德制度文化在道德精神文化的精神关照下对道德物质文化的反映，肩负着实现某种伦理要求，协调和整合社会成员的价值趋向与行为方式的任务。道德问题的最终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的真正确立，都必须以现实社会中制度对各种利益的合理解决为前提，道德制度文化的优劣对道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设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总之，作为道德文化必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道德制度文化不可或缺。
道德制度文化对伦理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伦理环境决定着人们道德人格的养成、道德践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道德秩序的遵守。道德制度文化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得到解决，使道德制度所蕴涵的伦理精神在每个人的心中打上烙印，这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伦理环境的内容由几方面构成:一是由专门机关正式颁布的政策、法规、条例和非正式颁布的管理规章、社会公约等所构成的制度体系体现出来的。二是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为制度乃至法律的规定，以强制性的力量保证社会成员对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三是人们长久以来对道德制度体系所蕴涵伦理精神的心理积淀。这几方面内容均通过道德制度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道德制度文化对人的德性的培养意义重大。道德制度文化借助其所包含的明示、默示的制度和关于道德制度的意识、价值观念等发挥对德性的养成作用。从外显方面，道德制度通过其凝聚、演示、调节、规范等功能使群体、组织的社会活动从无规则、不稳定、不严谨的形式向有规则、稳定、严谨的形式转化，将人们的行为方式从随意盲目的、个体的、分散的行为转变为有目的的、整体的、协调的行为，德行得以保证，而德行是德性的源泉之一。从内显方面，借助道德制度文化所隐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整合人们的行为，更新人们的精神面貌。通过对制度中“道”的理解、认同、践履而有所“得”，德性得以根植于社会成员的灵魂。
三、我国当前道德制度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
我国历史上的道德制度文化非常丰富，两千多年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及封建伦理道德体系，道德制度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没。历史上众多的纲常伦序、乡约民俗、家训家规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等级森严、层次完备的道德制度体系，维系着封建制度及其统治下的人伦关系。经过两千多年的锤炼和心理积淀，无形的道德制度、法则、意识、价值观念等在人们心中的影响更为深重和久远。道德制度文化巩固了超稳定的社会制度，长期稳定的社会制度又是道德制度文化的延续和生长的土壤，二者相互促进。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现代社会道德与传统道德具有不同的特点。“传统社会的道德特征在于其封闭自守、单向一统、自然等级观念和心性伦理倾向。而现代社会的道德特点则首要地在于它的开放多元、丰富交往、理性秩序和普遍可操作性秩序。其中，理性与秩序是现代社会道德的核心和现代社会的道德合理性基础”。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育、确立和完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社会关系中家族式、宗法式关系逐步被打破，身份制关系开始向契约制关系转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本身发展这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道德进步必然获得新的形式，道德建设理应有新的突破。由于制度的刚性特点，我国丰富的道德制度文化一方面为当前的道德制度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遗产，另一方面又为道德制度现代化设置了重重障碍。当前我国的道德制度建设面对一系列危机:
(一)道德制度化水平危机
由于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体制转轨，使社会在短期内，在各个方面都发生急剧变化，社会关系整合与协调趋势的加剧，相应要求作为社会关系反映的社会道德制度的整合与更新。当前相对于社会迅速发展对道德制度化的高水平要求出现了道德制度化水平危机。尤其是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道德制度予以规范，无规可循必然会导致思想和行为的混乱。
(二)道德制度化结构危机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社会道德体系长期的城乡二元化板块结构造成城乡道德系统失衡。在现代社会，相比于异常落后的广大农村，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的现代道德转型进程自然要快得多，城乡二元结构的道德现状必然造成道德制度生长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急剧膨胀，伴随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是主流道德文化的缺失，道德生态系统的失衡必然造成道德制度建设的茫然和结构危机。如此状况产生的道德制度建设的不平衡发展加大了社会整体道德提升的难度。
(三)道德制度化环境危机
道德制度具有客观物质性，道德制度的成熟与完善取决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成熟。我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时期，短期内社会关系难以理顺，各种利益激荡、价值分立，客观上给道德制度建设造成了混乱、不稳定的环境，现代道德制度建设举步维艰。
(四)道德制度化伦理精神危机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加上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造成了人们思想上、价值观念上的混乱无序和变动不居。如此情况致使道德制度本身的正义性缺失统一的伦理精神依据。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困惑现代人头脑的人格分裂、造成社会道德“失范”的可能主要不在于个人的品德修养，而是制度伦理本身的正当性发生了问题或引起社会成员的怀疑乃至否定。由此，确立主流一统的时代伦理精神是我国当前道德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
四、我国当前道德制度文化建设的对策
面对危机，如何应对?笔者认为，我国今后的道德制度文化建设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伦理精神的转型
一定的伦理精神是制度得以产生的观念先导，是某种制度赖以产生的价值理念。每一个时代的制度，都主要是当时的包含伦理精神于其中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我国正在经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存在的改变，必然要打破原有的伦理价值观念，代之以现代的伦理价值观念。现代伦理价值观念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依赖于现代社会转型的完成，是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不是主观愿望的一相情愿。我们一方面要借助伦理精神推进道德制度建设进程;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道德制度的力量推进伦理精神的确立。
(二)克服道德制度的缺位
伦理精神体系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们不可能等伦理精神体系完全确立以后才进行道德制度的设计。其实，社会变革是个系统工程，某些方面进展得快些，某些方面进展得慢些，有些转型完成的较好，有些则是刚刚起步。要根据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况，及时地跟进道德制度的设计甚至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不能使伦理精神因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而无法体现和巩固。我国就存在着一些体现时代进步、先进的伦理精神因得不到相应制度的支持而丧失其发展壮大机会的情况。
(三)转变道德制度建设的错位
我国的制度创新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均优先于民众的观念更新，并过分注重于道德制度对伦理精神的塑造过程，先有制度预设，让人们去认同、服从制度，制度的制定不是以伦理价值观念为中心、为指导，其后果必然是道德制度建设中的错位。制度是人维护利益的工具，人不应该成为制度的俘虏。我们当然不可能等社会转型完成、社会伦理精神成熟以后再进行制度安排，客观反映时代进步，体现时代伦理价值的制度预设和制度创新非常必要。但制度的预设不能盲目随意，应讲求客观合理性。我国当前存在着许多人为的、想当然的预设制度，它们不仅落后甚至和时代精神相悖，这些严重阻碍社会的转型和时代伦理精神的确立，也是导致当前社会价值观念混乱、人格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我们当前道德制度建设的重点。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必然要求传统的道德制度文化向现代的道德制度文化转变，这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综合工程，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任重而道远。没有开放的胸怀、无畏的勇气、非凡的智慧、开拓的精神、创新的胆魄就无法推进我国当前的道德制度文化建设。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6
制度文化范文5
二、根据公司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的改变，定期对企业文化建设方案及其实施计划进行修订。
三、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对公司各部门或子公司进行企业文化的宣导推广。
四、定期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进行效果分析。
五、负责公司电子刊物模块所需信息进行编辑，并对已的内容进行管理。
六、紧密联系公司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的实际，编写形势任务宣讲材料。
七、负责公司各宣传阵地标语口号的编写工作。
八、抓好对外宣传报道，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制度文化范文6
关键词：文化距离 制度距离 文化服务出口 影响
文献回顾
对文化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间的文化相似角度来设置变量进行分析。Marvasti and Cantebery（2005）实证分析了美国电影出口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语言、教育和宗教对出口有正的影响。Gabriel J. Felbermay & Farid Toubal（2009）利用一个流行于欧洲电视网的歌曲比赛得分数据，对两个国家的文化相似性进行衡量，结论表明文化的相似性对两国的贸易量影响十分显著。Thierry Mayer等（2010）提出文化流动对文化贸易有正的显著的影响，他们同时验证了殖民关系、优惠贸易协定等因素对双边文化贸易的影响。
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在贸易流量实证研究中的应用。Liners（2006）指出，在不考虑制度因素的情况下，文化距离对国际贸易起阻碍作用。但当制度距离一定时，文化距离越大，国家之间的贸易量越大。Liners认为，由于两国间制度上存在差异，与在国外直接投资生产销售相比，企业更愿意以出口的方式服务国外市场。潘镇（2006）实证检验了制度因素对双边货物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不良的制度因素会阻碍双边贸易的发展。曲如晓、韩丽丽（2010）的实证结果为国家间的文化距离越大，越不利于开展文化产品贸易。
在近几年的实证研究中，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的影响因素上，较少涉及文化服务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文化服务出口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文化距离、制度距离的影响程度。
文化服务范围的界定
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文化服务分类有两类：一类是《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中对文化服务的界定，多用于各国间的贸易协定谈判；另一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国际收支手册（BOP）对文化服务的界定，主要用于各国政府制定统计资料。
为获取数据方便，并力图与各国政府的统计一致，本文采用第二类文化服务贸易的分类。在IMF的国际收支手册中，对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这样的描述：居民与非居民之间有关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交易。并可细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声像和有关服务，包括电影、收音机的节目、电视节目和音乐录制品；二是其他文化和娱乐服务，包括与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其他文化、马戏团等体育和娱乐有关的活动。
模型构建
（一）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进行分析。Tinbergen（1962）首先将其应用到国际贸易研究领域，Leamer（1974）等学者对引力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作了进一步拓展，逐步将优惠贸易协定、贸易壁垒、殖民关系、共同边界、区域经济组织、共同语言等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形成了一个包括国内总产出、人均产出、距离以及其他阻碍或推动贸易的变量在内的双边贸易流量模型。
本文将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引入引力模型中，来验证中国与文化服务进口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
（1）
其中，下角标c和i分别代表中国和贸易伙伴国，Cultradecit表示t时期中国对i国或地区的文化服务出口额；GDPct、GDPit分别代表t时期中国和i国或地区的GDP总量；gdpct、gdpit分别代表t时期中国和i国或地区的人均GDP；distanceci表示北京和i国或地区经济中心之间的最近距离；RTAcit为虚拟变量，代表t年中国和i国或地区是否为同一自由贸易区成员，若是则取值为1，若否则取值为0；CDci代表中国与i国或地区的文化距离；IDcit代表t时期中国与i国或地区的制度距离。
（二）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用来衡量一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享有的相同或相似的标准和价值观的程度。文化距离越小表示两国间享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彼此之间文化认可度高，会增加两国间的各方面交流。而文化距离大则会减少两国间的贸易。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80，2001）提出了文化的四个维度：权力距离，指社会群体内人际间的平等或不平等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指对于确定性的偏好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个体或集体取向的程度；男性化与女性化，指男性与女性的相对影响力程度。学者M.Bond（1991）在此基础上添加了第五个维度，即长期性倾向。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计算文化距离时不包括第五个维度的指标。文化距离的计算采用Kogut & Singh（1988）的公式（Linders，2006），该公式被广泛用于国际商务研究：。即文化距离为c（中国）、i（进口国）两国第k个维度指标上的差的平方与所有国家在该维度指标的方差（Vk）之商的平均数。其中，Ick、Iik分别为中国和进口国在第k维度上的赋值，Vk为所有国家在第k维度上赋值的方差。
制度上的差异同样对国际贸易造成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减少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腐败等发生，降低交易成本。而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将使得国际间的贸易容易发生摩擦和纠纷。制度指标采用Kaufmann等（2011）提出的管制指数。包括6项内容：声音和责任，反映公民参与选举的程度以及政府在履行管理职责过程中负责任的程度；政治稳定性，反映政府掌控、平息意外的暴乱和恐怖事件的能力；政府的效率，反映政府制定、实施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监管质量，衡量政策实施的质量；法律规则，衡量公民对法律的信心以及遵守社会规则（如诚信）的程度；控制腐败。
对于制度距离的计算同样采用Kogut & Singh（1988）的公式：。即制度距离为c（中国）、i（进口国）两国在t年第k个维度指标上差的平方与所有国家在t年该维度指标上的方差（Vkt）之商的平均数。其中，Ickt、Iikt分别为中国和进口国在t年第k维度上的指标，Vkt为所有国家在t年第k维度上指标的方差。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10年中国与11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服务出口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国别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各国或地区的GDP和人均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两国或地区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采用world altas网站计算的飞行距离；RTA数据来源于WTO的统计；文化指标数据来源于霍夫斯泰德官方网站；制度指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对模型（1）的面板数据进行四次回归分析（见表1）。在每一次回归中，首先进行聚类稳健标准差的固定效应回归，来判断模型复合扰动项的方差主要来自个体效应的变动，进一步对模型作最小二乘虚拟变量（LSDV）回归，结果大部分P值都等于0.000，即认为存在个体效应，而不应使用混合回归。其次，对面板数据作随机效应回归，进一步作LM检验，结果P=0.0000，即认为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最后，在上述回归结果基础上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P=0.000，即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本文所有的回归都进行了以上程序的操作，结论均采用LSDV的回归结果，本文使用stataSE12版本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一）传统变量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
1.中外两国或地区的GDP总量。中国GDP的回归系数为-265.784，而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直觉相悖。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促使文化服务供给增多，中国居民对文化服务的需求更多，国内企业提供的文化服务优先被国内居民享用，因此，短期来看中国GDP的增加，对文化服务的出口有反作用。国外的GDP的回归系数为1.829，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贸易对象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对中国的文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这与直觉相符。
2.中外两国或地区的人均GDP。中国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274.347，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直觉相符。而贸易对象国或地区的人均GDP的回归系数为-5.949，说明国外居民的购买力每增加1%，中国文化服务出口减少5.949%。这与直觉不符。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居民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享受中国的文化服务，这大大影响了该地区对中国文化服务的进口。
3.地理距离。其回归系数为75.345，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直觉不符。一般来说，各国提供的文化服务是异质性的，消费主要与服务本身有关，较少受运输成本制约。而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是距离中国较远的发达国家。
4.与中国是否同为某一自贸区成员。回归系数为112.35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直觉相符。说明同为自贸区成员的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频繁，中国文化服务出口额自然就大。
（二）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
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为1.944，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文化距离越大，越利于中国文化服务的出口。这与预期不符。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强，西方各国正在力图了解中国的文化，这促进了音乐、戏剧、影视等出口到对中国文化陌生的国度，从而，文化距离越大，反而利于文化服务出口。
制度距离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文化服务出口与制度因素关系不大。可能是由于样本选择的偏差。本文的贸易对象国或地区均为OECD国家，这些国家的制度质量较类同，同中国的制度距离相近似。因此，对中国的文化服务出口影响不显著。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未来中国应同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发展文化服务贸易，加强双方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大的国家对中国文化了解较少，同这些国家发展文化服务贸易更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另外，中国应加强同自由贸易区内成员的文化贸易。同一自由贸易区内成员间的经贸往来频繁，合作领域较广泛，文化交流进而文化贸易的开展有利于自贸区内成员的相互了解和加深信任，同时利于货物贸易的发展。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仅以中国与11个OECD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这会使得结果不是十分显著。本文探讨文化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中国工业经济，2006（7）
2.曲如晓，韩丽丽.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