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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范文1
1 《资本论》的贡献
1.1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1.1.1 劳动价值论的形成。
劳动价值论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曾经公开的称赞他是“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1]1662年，威廉·配第在其著作的《赋税论》
[2]中，第一次书面的提出了价值论，把商品的价值分为“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
后来亚当·斯密吸在吸收前人的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以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极大的促进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含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3]
大卫·李嘉图在研究了已有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其经济学说，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线，用价值论做主线贯穿于其全部理论之中。他从探讨斯密的价值论开始，选择性地批判斯密在价值论上的错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内容。马克思指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4]
1.1.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的著作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可以将他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是对工人利益和意识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劳动出发强调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思想作为工人阶级思想代表的体现，亦是站在工人立场批判资本的必然——工人只能以自己的劳动生存于统治之下，也只能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审视其经济地位和关系，这与资本所有者必然要以资本的占有量来评价其经济地位和关系是一样的。
1.2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著作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分析是从评论18世纪中页的斯图亚特德观点开始，在其著作中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了17世纪中页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马克思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在利润形式上考察了剩余价值，而“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的表达者”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且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无偿地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包括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或转化等各项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列林高度评价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在社会经济中通常表现为利润、利息、地租。
1.3社会再生产理论。
“不管生产过程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他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马克思在其著作中通过这样一句话揭示了再生产过程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资本论》通过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部分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无国家干预情况下，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和一般条件，还在其中分析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
2 《资本论》的影响
2.1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前苏联经济学家菲尔德曼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创立者，他根据《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来建立起了经济增长模型。菲尔德曼于1928年发表《关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理论》这一文献。“作为一个忠实的者，菲尔德曼是从马克思有名的总生产分类公式开始的：……把这个公式稍作一些改动，就接近于我们根据成本（折旧、工资和薪水以及财产收入）而做的生产配置。”这一历史事件表明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先驱，社会再生产理论实际上代表着一个经济增长模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5年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即经济增长过程。
2.2 动态经济学。
卡莱次基将不完全竞争理论与就业理论联系起来，先于凯恩斯创造了有微观基础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宏观运行分析的宏、微观相统一的动态经济学，被学界誉为预见了“凯恩斯革命”。卡莱次基的垄断价格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中包含的微观基础和动态分析方法远胜过凯恩斯的《通论》。从卡莱次基的理论可以看出他的经济学理论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的，“卡莱次基学习的唯一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罗宾逊，1969。萨伊定律曾经长期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统治地位，而萨伊定律正是詹·穆斯买卖必然平衡的教条。马克思通过《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来证明了商品内在矛盾导致了买卖必然脱节，从逻辑上严密的论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以此为基础否定了萨伊定律和穆勒教条。
2.3 企业理论。
企业不同于市场：企业内服从权威，企业外等价交换。这是两种不同的分工。
交易费用：流通费用、纯粹流通费用。产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分工在于节约这类费用。
规模经济：资本通过价格低廉展开竞争，大企业有竞争优势。
企业制度的演进：包卖商—工场—工厂—公司，所有权与职能的分离。
2.4 制度分析。从科斯等人的阅历可知，新制度经济学的创造者，大多数受过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斯，1991）
2.5 创新理论。
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从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影响颇大。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相继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书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熊皮特）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创新机制的理论。熊彼特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5页。
[2] 威廉·配第：《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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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体育明星资本市场，开始迈入“Super Star”阶段，赢家通吃，只有那些成就和声名都极其巨大的超级巨星，才能够在或者即将在专业人士和团队的操作下，利用自身的无形资本优势，获取更多的利润和收益。
姚明是中国体育明星“Super Star“时代来临的标志。这位超级巨星在体育经济领域的成功，并非仅仅因为他的身高优势。如果说比他更高的穆铁柱，因为年代和形势的不同，而不具备可比性，那么，王治郅、巴特尔以及那个韩国球员的参照，可以充分证明市场的选择是如何残酷，仅仅成为明星是不够的，要成为Super Star，才能让市场趋之若鹜。
“姚之队”依托姚明的Super Star资本，进行了周密的商业运作，而这些运作，基于长期性原则，讲究长远投入和回报。作为范例，姚明在自身的运动领域不可复制，CBA再怎么发展下去，出现另外一个姚明的情况，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姚现象”在中国体育产业整个大范围内，正在被迅速拷贝。
刘翔是姚明之后，另外一个真正意义上的Super Star。和姚明不同，刘翔的Super Star身份，不是 NBA寻找全球资源配备新增长点的必然结果，而是”内需”导致-众多女子项目在奥运会以及世界大赛上“惊人成就”，虽然让中国成为奥运强国、金牌大国，但其中缘由，路人皆之，刘翔的横空出世，缓解了中国体育“阴盛阳衰”长久的尴尬，同时，刘翔也就有了不可估量的市场价值。
因为诸多局限， 目前刘翔不能被完全市场化操作，虽然一直到二 00八奥运会，他Super Star的身份，只要自己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就能持续和更加鼎盛，但不能纳入充分挖掘商业价值并超值回报，毕竟让许多商业团队遗憾感叹。市场需要Super Star，单单是刘翔和姚明，并不足够。
制造Super Star， 中国足球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机会。就算是中国足球前几年的黄金岁月，整个足球圈的目光短浅和浮躁心态，以及负面效应，都让足球明星们不被市场所看好，只有米卢成为一颗 Super流星，大捞现钞然后跑路、奥运明星中，跳水队造星运动最为轰轰烈烈，但无论伏明霞还是亮晶晶，都还缺乏成为Super Star的内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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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质内涵；积极功能；重要意义
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01—02
《资本论》的问世，给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指导。作为中国现时代——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资本论》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时下讨论《资本论》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着积极的功能和重要的意义。
一、《资本论》的本质内涵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功能
《资本论》自问世以来，给予评价最多的是一部经济学名著，然而经过一段认真研读之后体会到它同时亦是一部哲学名著。我们知道《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关系、劳动价值、工资、资本运营和剩余价值等等，这些内容的阐述都是基于在哲学理性批判的思维基础上加以进行的。在研读《资本论》之后，给予了我们最深刻的两点启示：1.研究经济学不能仅停留在实证的经济领域，也应适当的对哲学加以关注。因为哲学注入能为人们认识经济与社会问题提供真切的批判力和理解力。2.而在哲学问题研究的过程中亦不能完全沉醉于理性的批判，同时也应当对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加以关注，并在此过程中批判性地汲取当前社会经济学领域研究的成果。如果只一味停留在哲学的思维上，就会脱离于现实，只会将《资本论》的本质内涵演化成解决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僵硬公式。总而言之，研究经济学时应当把哲学的批判理性加以应用；而搞哲学研究的亦不能脱离现实世界而完全沉醉于理想的天国之中。
基于以上两点启示，《资本论》本质内涵就是教会我们用哲学理性批判的思维来分析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仍然需要它的理论发挥积极功能。就当今我国所处的整个国际环境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远远高于我国的经济实力。从马克思的论著来看，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存在，然而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因此我们应当清醒的意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并且还将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应当意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真正的优势在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想孤立、异化我们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关键时期更要辩证地看待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本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异化。因此，在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汲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致力于发展经济过程中注入哲学理性批判的精神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依然存有重要意义
首先，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关于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适合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存在。有所不同的表现仅仅在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所反映的商品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同样，所反映商品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关系。因为不管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都要通过商品经济关系来实现。因此，商品经济并不是为特定社会制度而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商品作为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样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本性。因此，关于商品生产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深化熟悉和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不管社会生产关系如何先进，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始终是不可跨越的。在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正处于攻坚阶段下，研读《资本论》内蕴的商品经济规律（以劳动价值论为例）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经济规律之一，同时适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亦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知道《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对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显然“劳动价值论”是把价值定义为一种人类劳动。当前我国实行分配体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劳动价值论”亦可说明此种分配体制的正当性。例如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商品经济关系时，谈到了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两个方面，并阐述了影响劳动生产力和生产效率高低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劳动因素、资本运营因素和劳动力因素等等。这些因素在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总之，《资本论》里内涵的许多规律理论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三、结论
本文只是从《资本论》中所蕴含的一些简单的方面来论述《资本论》对我国现时代的重要作用。就整个《资本论》著作来说，在我国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现和解决许多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资本论》中我们可以得出遇见当今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同时
也能防范一些问题的出现，做到防范于未然。
参考文献：
[1][ZK（#]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
[2]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洪灏，雷菁.《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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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皮凯蒂触及了时代的本质，因而引起了世界学界的激烈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刊发三篇书评，认为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将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皮凯蒂的新书不仅揭示了时代本质，“同时改变着我们思考社会和研究经济学的方式”。著名经济学者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家哈罗德・梅尔森则认为这是“凯恩斯《货币通论》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纽约时报认为：“皮凯蒂的著作是在全球经济学界投下一枚震撼弹，揭穿当代资本主义的伪善面具。”站在资本立场上的保守派则激烈反对这一著作，认为皮凯蒂导致“的回潮，因而是谬误的”，“皮凯蒂聚焦抑制富人，有些类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学问。”它“违背了美国精神――尊重能够获得财富的人们”，个别学者则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纵观全书，几乎全是对金融资本赚取回报这种观念的中世纪仇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一场浩大的思想交锋已经拉开序幕。”正如媒体所指出的：“这本书已经让争论的问题发生了转变，使争论的焦点从是否带来了贫富差距，变成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应对贫富差距”。
一、马克思结论的再一次证实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9页）“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49页）因而资本有一种必然的趋势：“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资本在怎样程度上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这个结论，今天被皮凯蒂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再一次证实。
皮凯蒂及其伙伴，经过15年的研究，尤其是对美国、英国、法国300余年财富数据的分析，证明了马克思分析的正确性：300余年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保持在每年4%―5%，而GDP的增速为1%―2%，资本回报率几乎是经济增长率的3倍，而雇佣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更低。5% 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 14 年财富就能翻番，而 2% 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 35 年。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 7 番，是开始时财富的 128 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比100 年前增大了8 倍。1% 的人比 90% 的人拥有更多财富，这就是300余年的基本事实。这一结论使保守派哑口无言，正如克鲁格曼所言：“我参加关于不平等的辩论已经超过20年了，还没有见到过保守派的‘专家’能够对这些数字提出反驳，……因为事实仿佛根本并没有站在他们那一边。”也正因为如此，克鲁格曼才说“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都做不到这一点。”
针对贫富分化趋势，皮凯蒂主张通过高税收进行抑制，即向年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税；向年收入在20万至50万的人群征收50%―60%的所得税。同时还必须向富人征收高达10%的年财富税，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达20%的一次性资产评估税。皮凯蒂说：“我赞同私有财产，但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而实际的分担税务负担的方法”。“我只是建议减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税。”
二、经济学的再一次革命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首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良性资本主义神话，即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关系是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初期，贫富差距加大，但随着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而成为常态。皮凯蒂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库兹涅茨的例证只是一个特例，真正的常态是差距越来越大。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第二个意义，是用实证的方法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经济学最初含义是政治经济学，然而自 183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走向纯粹经济学，数量化、模型化分析越来越成为主流，而关注的重心则从社会转向资本和财富的增长。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向数量经济学的转化，说明了两点：一是越来越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而把经济看作“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纯粹的数量演绎；二是说明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知性科学越来越走向成熟。也就是说，在假想的前提下，在排除了一切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学已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数量和模型的方式把握住了经济过程的规律，但这种把握是知性的、工具理性的、形而上学的，而非现实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的。也就是说，它研究社会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因而一分析现实的完整的社会，他们的问题就暴露无遗：只专注于财富的积累，而从来也不专注于贫困的积累。当皮凯蒂用事实证明，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时，现代经济学的资本立场和形而上学方法就走到历史尽头了。时代呼唤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它可以坚持量化的、实证的分析方法，但它的立场必须是人类社会的，不仅要量化资本，也要量化贫困。皮凯蒂用实证的方法攻破了现代经济学的资本堡垒，扭转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学回到马克思立场的一场革命。著名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称此书为“经济思想的分水岭”，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指出立场的重要性：“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市民社会，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社会。皮凯蒂研究的实质，就是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市民社会立场，使经济学回到人类社会。
三、本质是政治问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贫富分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应该从本质上把它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也就是说，按其自然本性，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就是两极分化，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样要面对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因此，要使大多数人能够共同幸福，唯一的出路是组成真正的人民国家并通过国家引导资本、驾驭资本。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关系是资本、人民（民生）与国家三者间的关系。国家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这一点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性质，而且决定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而在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什么作为指导国家的最高原则，以资本为最高原则的是资本主义，以社会或人民为最高原则的才是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立场，只能是社会，而不是资本。在社会主义看来，社会原则高于资本原则，因此不是人民和社会为资本服务，而是资本的发展最终要为人民和社会发展服务。皮凯蒂承认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性的，其根源也在这里。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市场应该成为民主的奴隶，而不是相反。”正是在这里表现出皮凯蒂的人类社会立场。由于资本的国际化流动，因而要真正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仅要国家内的民主，而且要正义力量的国际合作，使资本无避税港可逃。这一点同样是非常有远见的。
四、《21世纪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皮凯蒂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包含着三重内涵：一是高税收，最高达80%；二是增加了财富税，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所得税，很少对财富本身征税；三是全球征税，消灭避税天堂。这就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争论。面对强大的资本和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皮凯蒂也认为难以实行，自己的建议具有“乌托邦”性质，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精英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愿意让步。”除了空想性质，我们也可以批评他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因此他的建议只具有改良的性质。但是从全球的发展趋势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即如何把市场的活力与缩短贫富差距结合起来。
资本论范文5
关键词：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自由活动时间；科学财富观
中图分类号：F0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6-007-08
如果不是拘泥于传统的固定思维方式，而是以科学的思想方法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资本论》还是一部关于社会财富观的科学论著。综观该书各卷及其他一系列经典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社会财富的考察是多方面的，具有很宽的视域和极丰富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自由活动时间以及人本身(即人的知识、智慧、经验与才能)等诸种形式及其相关内容，构成了他关于社会财富的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财富的一般形式与社会性质
根据《资本论》及其相关文献所提供的有关思想资料，笔者认为，马克思所指的物质财富，就是各种有用物的使用价值的总和。这些物的使用价值，既有自然物(如土地、矿山、森林、水源等)，也有人的劳动生产物(如钢铁、机械、煤炭、燃油、粮食、棉花等)。此外，某些以物的形式表现的精神产品，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物质财富的首要规定。
然而，财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下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它纯粹表现为各种有用物的使用价值。而在商品经济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还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商品。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由于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物，因此，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不仅体现在使用价值上，而且还体现在商品的价值上。在这里，价值不仅是社会财富本身，而且还是衡量社会财富的重要标准。马克思指出：“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会财富。”另外，在一个成熟的商品经济社会，价值又是由一定的货币来表现的，因而，财富最终都要体现在货币形式上。然而，不论是体现在商品的价值上，还是体现在货币形式上，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因此，劳动时间始终都是人类衡量社会财富多寡的一个重要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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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是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健康、技能拥有情况决定的。首先，教育是人们获取基本能力，也是农民工获取城市谋生能力的主要途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的概率以及稳定性，还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区位从业时间和行业类别方面的选择能力这几个方面显然又可以影响到农民工在其工作服务城市的融入程度[2]。其次，培训是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从而提高其城市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3]。培训既可以为劳动力提供非农就业所需的实用技能，使其更易外出就业，还可以促进其原有人力资本的有效转化，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4]。最后，健康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劳动参与和城市就业具有显著影响[5]。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1）：人力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就越高。2.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假设社会资本一种能够为个体提供和增强社会支持的有效资源。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显得尤为重要。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缺乏与主流社会的有效沟通与融合。现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城市通过正式渠道（政府、工会、司法机构等）获取社会支持的比例非常低，比较现实而且有效的途径是通过自己的亲戚、工友、同乡等社会资本，这是基于信赖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6]。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产生重要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城市融入程度越高。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和数据描述1.样本基本概况有效调查样本共208个，其中，男性95人，女性113人；35岁及以下的青年人占67.31%，36—45岁占29.33%，46岁以上的占3.36%。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及以下的17.79%，初中的12.01%，高中、职技校比例最大，为60.01%，大专及本科以上为10.10%。从行业性质来看，服务业28.37%，建筑业27.88%，运输业6.25%，其他32.21%。月收入水平不足1500元的占48.55%，1500—3000元的占37.98%，3000元以上的占13.47%。72.6%的农民工没有专业技能，20.19%拥有1—3项专业技能，7.21%人拥有3门以上的技能。2.数据描述根据研究设计中的分析，我们将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情况分为3个层次：12—28分值段表示初步融入，29—44分值段表示基本融入，45—60表示完全融入。利用SPSS13.0数据分析软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做了一个单变量的集中趋势测量。测得农民工城市融入度最大值为51，最小为22，均值为36.02，中位数为36，偏数系数为0.285，峰度系数为0.718，显示了208名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频数分布。从左到右依次为有效变量数值、频数、频数占总数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样本中半数农民工城市融入度处于平均值以下，只有5%的农民工处于完全融入阶。所调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主要在29—44分值阶段，中位数、众数均处于基本融入这一阶段。因此，从总体上看，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不高，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基本融入阶段。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1.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统计分析来看，构成人力资本的4个指标———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验，与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386**、0.142**、0.246**、0.289，可见除工作经验外，其他3个指标都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是高度显著的；社会资本的4个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35**、0.334**、0.402**、0.163*，因此，社会资本的各项指标与城市融入度的相关性也是高度显著的。2.信度检验该分析用克朗巴哈系数来检验题项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克朗巴哈系数为0.829，大于0.8，这说明了量表内在信度比较好。可见，总体上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评价体系的内在信度是比较理想的。3.因子分析本次调查统计通过对西安农民城市融入数据的计算，得出KM0值是0.751，在KM0取值范围0—1以内，这说明该模型抽样的适当性很好。Bartlett球形检验主要是用于检验数据的分布，以及各个变量间的独立情况。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P<0.05时，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通过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数据的卡方统计值为178.874，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拒绝各变量独立性假设[7]。综上，通过对模型的相关性检验，说明模型的因子分析适当性较好。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实行正交旋转以使因子具有命名解释性，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图。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健康状况和工作经历在第一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人力资本；寻找工作时间、社区政策、交往范围和社会组织在第二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负荷可解释为社会资本；居住环境、月均收入、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第三个因子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可解释为经济融入；同理，第4、第5个因子可分别解释为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这与对社会融入所分的3个维度吻合，表明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测量变量的设计基本符合预期目标。4.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方差分析表，反映了模型检验结果。八个自变量对应的系数其t检验的Sig.值为0，t值均大于2。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情况越好；技能培训越多，城市融入越好；健康状况越好，城市融入越好。这与金崇芳的研究一致，也验证了假设（1）[8]。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即农民工找工作时间越短，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较好；农民工的交往范围越广，其城市融入的情况就越好；参加的社会组织越多，越有利于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融入城市，这与假设（2）相吻合。
三、统计分析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