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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细胞癌范文1
[中图分类号] R73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0)11-70-02
肝内胆管细胞癌是由类似胆管的细胞组成的一类肝内恶性肿瘤。肝内(或周围性)胆管细胞癌(ICC)来自肝内胆管上皮的任何部位,如肝内大胆管(段和区胆管及其细小分支)、肝内小胆管。起源于右叶和左叶胆管交界处或邻近部位的肝内胆管细胞癌称为肝门肝内胆管细胞癌,认为是肝外病变。本文回顾性分析我院2003年1月～2009年6月收治的经手术病理证实的3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的螺旋CT资料,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2003年1月～2009年6月收治的经手术病理证实的30例肝内胆管细胞癌,其中男16例,女14例;年龄36～74岁,平均59岁;病程1个月～5年不等。患者表现为上腹部不适、伴消瘦、腹部包块、黄疸,晚期有门脉高压症的表现,如畏寒、发热。
1.2 仪器与方法
所用CT机为GE Prospeed FI CT机,扫描参数:扫描参数:120kV,260mAs,层厚10mm,层距10mm。扫描范围从膈顶到十二指肠水平部。检查前口服等渗溶液含2.5%甘露醇的水500～800mL充盈胃肠道。增强扫描采用高压注射器,经肘前静脉团注泛影葡胺注射液60mL,速率为6mL/s。行CT动态扫描:动脉期(注射造影剂后25s开始扫描)、静脉期(注射造影剂后60s开始扫描)、延迟期(注射造影剂3～10min后扫描)。
2 结果
2.1 诊断符合率
30例肝胆管细胞癌中经CT诊断,28例诊断正确,其余都诊断为原发肝细胞癌。诊断符合率为93.3%(28/30)。
2.2 螺旋CT平扫表现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螺旋CT平扫表现为不规则低密度肿块13例(图1),病灶无明显占位效应4例。其他征象:8例所在病灶出现肝叶萎缩,5例有肝包膜回缩征。所有病例病灶与正常肝组织之间未见有假包膜形成。所有病例周围均有胆管扩张。肝门、后腹膜淋巴结肿大4例,门脉癌栓2例。病灶位于肝左叶18例,右叶11例,左右叶同时受累1例;肝内胆管细胞癌CT值为50Hu,增强扫描时被强化CT值为60～80Hu。
2.3 CT增强扫描表现
动脉期可见其周边轻度薄层强化改变,门静脉期可见病灶内部强化较动脉期明显,延迟期可见病灶内部强化范围较门静脉期扩大,可见病灶内部呈不均匀分隔状强化。动态增强后出现特征性的渐进性、向心性强化,病灶内部呈片状、网格状或线状强化。
3 讨论
肝内胆管癌是梗阻性黄疸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手术是根治胆管癌的主要手段之一,术前早期诊断尤为重要,因此早期正确诊断肝内胆管细胞癌在临床上非常重要。多层螺旋CT对肝内胆管癌的发现率及诊断率较高,对中晚期肝内胆管癌血供的评估为有重要的作用[1,2]。
肝包膜内陷回缩主要是由于肿瘤浸润性生长,内部大量纤维组织存在;致肝叶萎缩且肿瘤位于肝脏边缘而出现的牵拉回缩,内凹现象或局部胆汁淤积性肝硬化萎缩所致,胆管树阻塞导致门脉系统回流灌注减少,引起肝叶或肝段萎缩。其中肝周低密度占位邻近胆管扩张、包膜内陷,肝叶、肝段萎缩伴胆管扩张对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有重要诊断价值,被认为具有特异性[1];而长期有症状的肝内胆管结石,尤其合并肝叶不对称萎缩时,要警惕周围型胆管细胞癌的可能[3],由于对该征象缺乏了解,本组1例术前误诊为肝硬化。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螺旋CT平扫表现为不规则低密度肿块13例,无假包膜13例,病灶无明显占位效应4例。病灶所在肝叶萎缩8例,肿瘤周围胆管扩张22例。病灶位于肝左叶18例,右叶11例,左右叶同时受累1例;本组中5例肿瘤局部肝轮廓的改变较常见,表现为局部肝包膜内凹,肝叶萎缩也较常见。4例CT增强典型的表现为动脉期、门静脉期周边轻中度、较薄、不完全的晕环状强化,延迟期病灶呈逐渐增强的向心性强化。肝内胆管显著扩张,可局限于某叶或某段,肝门相应胆管走行部位出现不规则肿块或结节为肝门型胆管癌的典型表现。肝内胆管扩张是胆管癌的共有征象,本组病例均有胆管扩张;而病变延时强化是诊断胆管癌的重要依据[1,4,5],本组除1例无强化外,其余均有延时强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螺旋CT平扫对肝内胆管癌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对肝内胆管癌的早期诊断及手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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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细胞癌范文2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湖南衡阳 421000
[摘要] 胆管细胞癌是一种原发性肝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初期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患者不易察觉，这与胆管细胞癌的临床特点有密切关系，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本文对胆管细胞癌的发病情况、流行病学、临床特征等进行了介绍，并针对当前的治疗方法根治性手术治疗、辅治疗等手段进行了阐释。
[
关键词 ] 胆管细胞癌；临床；治疗
[中图分类号] R75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10（c）-0156-02
[通讯作者] 秦春宏，男，湖南永州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普外科。
[作者简介] 黄志达（1987-），男，湖南长沙人，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胆管细胞癌治疗及研究现状。
胆管细胞癌又称为肝内胆管细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o-carcinoma,ICC），是一种原发性肝癌，主要是定位于肝内胆管被覆上皮。肝内胆管细胞癌发病率逐年升高，已经成为继原发性肝细胞癌的第二大原发性肝癌[1]。肝内胆管细胞癌初期的临床症状并不明显，因此，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肝内胆管细胞癌具有自己的临床特点、治疗特点以及治疗后预后的恢复特点。目前针对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彻底治疗方法首先的是手术切除，患者手术后，对患者的影响存在多种争议，这可能与胆管细胞癌的临床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对胆管细胞癌的临床特点以及治疗方法进行了总结。
1发病情况
经过临床研究发现，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发病原因可能是肝胆结石的长期刺激有关，临床有20%~60%患者有不同程度的肝胆结石[2]。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常见的并发症除了肝胆内结石，还有胆汁淤积、多囊性疾病以及胆管囊肿等。但是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肝功能通常良好，并没有什么肝病。肝内胆管细胞癌通常没有病毒性肝炎，有少量患者有低浓度的HBV和AFP含量；大部分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没有肝硬化，仅有少量患者有轻度肝硬化；并且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较低，通常只有7%，比肝细胞癌5年患者的生存率低了将近40%，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比肝细胞癌的生存率更低[3]。
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发病年龄通常在10~80岁之间，其高发的年龄一般为中老年人，年龄在50~60岁。在性别方面，女性的发病率一般略低于男性，其发病比例一般为1:1.6~2.9[4]。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的发病部位多见于肝左叶，这与结石的发病部位基本一样，单叶发病的概率大概为80%。日本肝癌研究会将肝内胆管细胞癌分成了三种类型，管内型、肿块型和管内型等。肿块型的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直径较长，可以达到20 cm，肝内胆管细胞癌的病理特点和肝癌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肝癌质地较软，常常出现出血，坏死以及囊性病变等，而肝内胆管细胞癌整整恰恰与上述病理特点相反。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早期没有特异性的症状，一般只是表现为消化不良，容易疲劳等，到了中晚期，肝内胆管细胞癌才会出现明显的腹痛，腹部包块等。由于肝内胆管细胞癌的肿块没有包膜，因此，肝内胆管细胞癌很容易沿着淋巴管以及胆管等管道系统转移，一般很少见通过血行转移。
2 流行病学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发病率相对于其它的肝胆等消化道癌症如胆管癌、肝脏癌症等是比较低的。有研究指出，不同地区，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发病率不同。从全球范围来说，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为亚洲地区，而发病率最低 的地区为大洋洲。WHO曾经对发达国家的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主要包括亚洲的日本，欧洲的英国以及法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北美洲的美国等。统计结果显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美国的男性死亡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澳大利亚，其上升速率是最快的，从最初的0.1上升到0.7[5]。
3 临床特征
患者入院一般都是由于腹部疼痛，疲劳、黄疸等入院就诊，此时就诊的患者往往为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晚期。入院的患者通常超过50%的患者都有上腹部不适；有超过82%的患者有贫血 症状；有近25%患者在腹部出现肿块。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分期目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日本肝癌研究协会的分期(表1)，分期诊断的标准主要是依据肿瘤大小，肿瘤多少、侵袭静脉的情况；对预后的的评价主要是局部淋巴结转移等。用a表示单一肿瘤，没有出现血管以及浆膜的侵袭，肿瘤大小小于2 cm；定义T1相当于3个a；T2相当于2个a，T3相当于1个a，T4不符合a,具体的分期见表1[6]。另外一种是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和国际抗癌联盟对肝内胆管细胞癌的分期（表2）主要考虑淋巴结的转移，肿瘤的血管侵袭以及肝脏器侵袭等，具体见表2。
4手术治疗
当前治疗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有效治疗措施依然是依靠手术—根治性切除手术治疗的方案。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采用根治性手术治疗后，5年的生存率和肝癌相比还是比较低的，这主要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病理差异导致的。有相关临床统计资料显示，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中，超过80%的患者出现了淋巴结侵犯和神经侵袭，有将近60%的患者出现淋巴结转移，另外，肝门部静脉和肝外门静脉受到侵袭的分别占了40%。这些临床统计数据反映了肝内胆管细胞癌的临床特点较为复杂，因此预后较差。
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根治性手术切除和肝癌等手术切除的目的基本一致，要达到阴性切缘。阴性切缘的获得直接关系到患者手术预后，关系到患者的生存率。有研究资料显示，对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以切缘无癌细胞阴性切除(R0)、镜下见切缘癌细胞切除（R1）以及探查手术后，发现R0手术切除的患者生存时间最长达到了18.3个月；行探查手术患者的生存时间最短，仅仅有5.6个月；R1手术的患者生存时间为6.6个月。因此，获得阴性切缘的手术是目前延长患者生存率的最有效的手术方式，通常为了获得阴性切缘，往往对患者进行大范围的切除术[7]。
有研究人员提出，针对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应该行规则性切除，手术中可以考虑淋巴结扫除术以及肝外胆管切除，已达到获得阴性切缘，提高患者手术后的生存率。Hauke等对临床上实施手术切除的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病例50例进行研究，提出扩大根治术可以提高患者的预后。而Yamamoto等研究了56例肝切除手术联合胆管切除术和27例扩大手术在术后1个月的生存率、局部复发率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发现只进行肝切除手术联合胆管切除术患者比实施扩大手术患者预后较差。但是对患者5年生存率观察显示，进行扩大手术患者的5年生存率较低，因此，认为实施扩大手术从根本上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有研究人员提出，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行扩大手术并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以及预后。因此，获得阴性切缘才是提高患者生存率、提高预后的最有效的手术方法。为了增加获得阴性切缘的目的，手术前要对患者行大范围手术可切除的情况进行充分的评估。总之，规则性肝切除以及扩大性切除手术对提高肝内胆管细胞癌的预后和生存率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除了患者出现了癌细胞淋巴结转移等情况。术前对患者的病情探查显得的尤为重要，术前手术探查可以发现患者的癌细胞是否出现了淋巴结转移等，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可以结合淋巴结扫除术；如果患者没有出现癌细胞的淋巴结转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必进行淋巴结扫除术。
5 肝移植
有研究人员对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肝移植手术后患者的病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生存率没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另外加上肝移植器官资源紧张等，肝移植作为治疗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治疗方法存在一定的异议。行肝移植的患者术后复发率比较高，通常进行肝移植2年后的复发率达到了50%。一旦肝内胆管细胞癌复发，患者的生存期通常为2个月的时间[3]。
6放疗、化疗
患者在行根治性切除手术后，为了防止患者的局部复发，对患者进行的辅助治疗。辅治疗的目的主要是将切缘的肿瘤细胞杀死。目前缺乏系统性的大样本数据对患者进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后实施放疗辅助治疗方案的支撑。Todoroki等对术后患者有癌细胞残留的患者行术中放疗、外线束放疗以及术中放疗结合外线束放疗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联合放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有明显增加[8]。因此，如果患者出现局部淋巴结侵袭或者阳性切缘的患者可以实施辅治疗。目前，由于对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进行化疗后，其效果并不显著，因此，临床上通常不会采用化疗手段对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进行辅治疗。
现阶段，对肝内胆管细胞癌患者进行治疗通常根据患者肿瘤的大小、数量以及癌细胞的转移程度等，综合评价，确定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在临床上，根治性切除术就是保证获得切缘阴性，此时，会行扩大性切除。对患者进行切缘阴性手术后，对5年期以及以内的患者进行手术探查发现，患者的癌细胞在肝内已经发生扩散，这与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等有密切的关系。建立对肝内胆管细胞癌有效的治疗方法已经成为当前肝胆癌症治疗面临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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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细胞癌范文3
【关键词】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CT；MRI；诊断
【中图分类号】R735.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3-0019-01
肝内周围型胆管细胞癌（IHPCC）是起源于肝内二级以上胆管细胞的较为少见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其发病率约占原发性肝癌的5%-10%[1]，恶性程度较高，早期诊断和及时的治疗是保证预后良好的关键，目前CT与MRI是诊断IHPCC的主要手段，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35例IHPCC病理、CT与MRI资料，旨在总结两种影像学诊断IHPCC的价值，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自2008年1月―2013年12月在我院经病理分析证实的IHPCC 3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9，女16例，年龄37-59岁，平均（48.75±10.89）岁，其中腺癌27例，鳞癌3例，就诊原因为右上腹胀痛17例，黄疸8例，纳差、消瘦7例，体检时超声检查发现异常3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行CT与MRI平扫及增强扫描检查。
1.2检查方法
CT检查：采用德国西门子 SOMATOM Emotion 64排螺旋CT扫描，参数选择125KV，150mA，层厚8mm，层距8mm，扫描范围：上至膈顶水平，下至主动脉弓肝右叶下缘水平，增强扫描选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80ml，做动脉期、静脉期和平衡期三期扫描。
MRI组：采用美国GE公司生产的 Signa 1.5T超导MRI，选用相振式体部线圈，层厚7mm，层距7mm，自膈顶至肝右叶下缘水平进行冠状位、失状位及横断面扫描，选择SET1WI，FSET2WI，DWI序列扫描，增强扫描选用非离子型对比剂碘海醇增强扫描对比剂钆喷酸葡胺，用量按0.1mmol/kg，做动脉期、静脉期和平衡期三期扫描。
所有患者的CT与MRI诊断，均由2名经验丰富的影像科诊断医师做出，诊断意见不一致或诊断困难时，由全科会诊得出诊断结果。
1.3 观察指标 以术后病理学检查为金标准，观察以下指标：①不同检查方法检查IHPCC的准确率；②IHPCC的CT与MRI表现。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医学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计数资料应用χ2检验，如P
2结果
2.1不同检查方法检查IHPCC的准确率
CT联合MRI检查IHPCC的准确率为94.29%，明显高于CT、MRI检查的74.29%、80%，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2.3 IHPCC MRI表现
MRI平扫：T1WI表现为较均匀低信号，T2 WI表现为不均匀性高信号，病灶边缘不整。
增强扫描：30例患者动脉期边缘强化，门脉期及平衡期向心性逐步强化，实质部分强化程度不一，边缘部分密度逐渐减低，呈星芒状。2例早期边缘强化不明显，延迟扫描呈渐进性均匀性强化，3例动脉期明显强化，而延迟扫描强化不明显或强化延迟。
3讨论
肝脏占位性病变非常多见，病理类型众多，如肝细胞癌、胆管癌、血管瘤、局灶性结节增生等，这些疾病CT平扫大部分以低密度MRI平扫以长T1长T2信号为表现[2]，缺乏特异性，但是各种占位性病变的组织成分和血液供应存在差异[3]，是我们进行增强扫描，根据强化征象做出诊断的依据。
IHPCC组织学主要由癌细胞、纤维组织、坏死组织及黏蛋白构成[4]，不同的组织类型和在肿瘤内不同的区域，各种组织学成分分布特点和比例明显不同，肿瘤外周主要由肿瘤细胞和微量纤维组织构成，而中央区主要由纤维组织或坏死成分构成，瘤细胞分布稀疏[5]。瘤细胞是产生IHPCC早期强化的病理学基础，而纤维组织是产生延迟强化的病理学基础，胆管腔内状腺癌纤维组织成分含量较少[6]，因此无典型延迟性强化表现。
本次研究，我们发现35例患者不规则肿块型7例，分叶状9例，圆形或类圆形19例，与正常肝组织分界不清22例。CT增强扫描14例患者动脉期边缘强化或瘤周高灌注，26例患者延迟扫描呈渐进性向心性强化，呈分割样强化，6例呈相对均匀性强化，3例延迟扫描强化不明显，本次研究准确率为74.29%，。MRI增强扫描30例患者动脉期边缘强化，延迟扫描呈向心性逐渐强化，实质部分强化程度不一，边缘部分密度逐渐减低，呈星芒状。另外2例早期边缘强化不明显，延迟扫描呈渐进性均匀性强化，3例动脉期明显强化，而延迟扫描强化不明显或强化延迟，本研究其诊断IHPCC准确率为80%。
CT扫描速度较快，几秒钟可以完成一个周期的扫描，对肝脏动脉期扫描的把握更精确，但是分辨率不如MRI。MRI扫描序列及方位较多，具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率，对血流信号检测敏感，增强扫描呈连续性动态扫描，其增强扫描尤其是延迟扫描反映的细节较CT更多[7-8]，将两种检查方式所获得的影像学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诊断准确率高达94.29%，明显高于单独应用CT或MRI检查。
综上所述，CT与MRI在IHPCC的诊断方面，增强扫描可以获得特异性的影像学信息，联合两种检查方式可以获得更高的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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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细胞癌范文4
M3受体激动剂及阻滞剂对RBE细胞凋亡的影响取对数生长期的RBE细胞，以不同浓度匹罗卡品及硫酸阿托品进行处理，对照组以未加药干预的正常RBE细胞。培养48h后，胰酶消化，收集细胞，用冷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2次，1×结合缓冲液重悬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使其浓度为1×106/ml。取100μL细胞悬液，加入5μLAnnexinV-FITC和10μL碘化丙锭（PI）溶液，混匀后室温避光孵育15min；再加入400μLPBS。采用流式细胞仪（BD公司，FACSCaliber）CellQuest软件进行分析。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以±s）表示，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检验，率的比较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RBE细胞中毒蕈碱型受体M3蛋白的表达情况
对照组、匹罗卡品组及匹罗卡品加阿托品组均出现M3受体蛋白条带（图1），以M3与GADPH的灰度比值来表示M3受体蛋白的相对表达数值（表1）。单用匹罗卡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1.86，P＜0.05）。匹罗卡品+硫酸阿托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4.51，P＜0.05）。正常对照组与阿托品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45，P＞0.05）。
2.2毒蕈碱型受体M3对RBE细胞增殖作用的影响
匹罗卡品对胆管癌细胞的增殖具有抑制作用，且其抑制作用呈浓度依赖。1mmol/L匹罗卡品组及0.5mmol/L匹罗卡品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抑制作用明显（P＜0.05），而0.1mmol/L匹罗卡品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抑制作用不明显（P＞0.05）。且随抑制作用呈时间依赖性，随作用时间延长抑制作用逐渐减弱（1mmol/L匹罗卡品组及0.5mmol/L匹罗卡品组抑制作用在24h、48h、72h时，呈减弱趋势（P＜0.05），而0.1mmol/L匹罗卡品组随时间延长，抑制作用无差别（P＞0.05）阿托品+匹罗卡品组的吸光值明显高于相应匹罗卡品组的吸光值，即阿托品可以阻滞匹罗卡品对胆管癌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而阿托品组的吸光值与阴性对照组几乎无差别（P＞0.05），即阿托品本身对胆管癌的增殖无抑制作用。
2.3毒蕈碱型乙酰胆碱受体M3对RBE细胞凋亡的影响
匹罗卡品组G1期细胞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别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5），并且凋亡率也明显升高（P＜0.05）。匹罗卡品与阿托品共同作用于细胞后，G1期细胞数所占比例及凋亡率的升高明显受抑制。阿托品单独作用于细胞后，G1期细胞数所占比例及凋亡率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表3）。
3讨论
胆管细胞癌范文5
[关键词] 肺肿瘤；化疗；Stathmin；β-tubulin-Ⅲ
[中图分类号] R735.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3）12-0059-03
2011年肺癌NCCN指南中指出：对于行R0切除的Ⅱ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术后需行辅助化疗（一类证据），但不同患者对化疗的反应及预后差别很大。这可能与个体的生物学差异有关，因此建立循证医学基础上，以药物基因组学研究为依托的个体化治疗已成为未来NSCLC临床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研究表明，微管基因是许多抗肿瘤药物的作用位点，其中Stathmin、β-tubulin-Ⅲ表达增高与紫杉醇类药物的敏感性降低相关。那么它们的表达水平与长春碱类药物疗效的关系怎么样呢？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很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1]。
因此，本文筛选出73例接受手术且术后病理明确为Ⅱ期NSCLC患者，术后均给予长春瑞滨联合顺铂辅助化疗，并检测肿瘤组织中Stathmin、β-tubulin-Ⅲ蛋白表达水平，随访患者无瘤生存时间（DFS）和总体生存时间（OS），统计学分析蛋白表达水平与患者DFS和OS的关系，探讨Stathmin及β-tubulin-Ⅲ蛋白表达水平与化疗药物疗效的相关性，希望能为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标本及资料收集
所有标本均从本院标本库中筛选（所有入标本库患者均签定知情同意书，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术后病理按照2006年国际抗癌联盟（UICC）TNM分期标准进行分期，共筛选2007年9月～2010年6月经根治性手术切除的Ⅱ期NSCLC患者73例。患者的临床特征：男58例、女15例；年龄≤60岁55例、>60岁18例；肿瘤大小≤3 cm2 2例、>3 cm 51例；无淋巴结转移28例、有淋巴结转移45例；高-中分化53例、低分化20例；腺癌33例、鳞癌36例、其他病理类型4例。
1.2 辅助化疗
患者术后转至化疗科室进行长春瑞滨联合顺铂化疗，顺铂75 mg/m2分3天给予，长春瑞滨25 mg/m2第1、8天，以上方案每3周重复。其中1例患者因骨转移只进行2周期化疗，4例患者第1周期在本院进行，余3个周期化疗当地进行，其余患者均在本院完成4个周期的化疗。
1.3 随访资料（DFS和3年生存率）的收集
均通过电话随访，由指定医生完成，每3个月1次。共随访70例，失访3例，随访率为95.89%。
1.5 结果判断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COX模型进行单因素分析，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经Log-rank检验。
3讨论
近年来肿瘤的个体化治疗越来越受到从事肿瘤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学者的重视。NSCLC患者的治疗更是需要这一原则。真正意义的个体化治疗是对每一个肺癌患者“量体裁衣”，根据肿瘤生物学特征和药物基因组学改变进行针对性的治疗。2006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肺癌个体化化疗里程碑式的文章。在该研究中，只有肿瘤ERCC1蛋白低表达者可从辅助化疗中获益[2]。
Stathmin是一种微管不稳定蛋白，在细胞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磷酸化和去磷酸化作用对细胞微管系统动力平衡的调节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几种肺癌细胞的研究表明，微管的聚合状态能够影响其与化疗药物的结合。增加微管的聚合状态能够增加紫杉醇与微管的结合，减少长春碱与微管的结合，从而影响肺癌患者对化疗药物的反应[3]。蒲骁麟等[4]报道：在晚期NSCLC中，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测得的Stathmin表达水平与长春瑞滨+顺铂/卡铂（NP）方案的化疗疗效负相关。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Ⅱ期NSCLC术后标本中Stathmin的蛋白表达与患者预后无关，不能作为患者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其高表达患者与低表达患者相比，DFS和OS均无明显差异。
那么β-tubulin-Ⅲ的表达水平与长春碱类药物疗效的关系怎么样呢？国内外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得到的结果很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Seve等[5]研究了术后接受NP方案辅助化疗的ⅠB～Ⅱ期NSCLC或者， 发现肿瘤组织中β-tubulin-Ⅲ蛋白高表达者，其无复发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均优于低表达者。Reiman T探讨了JBR.10等4个临床试验中1149例已切除NSCLC的患者与β-tubulin-Ⅲ蛋白表达之间的关系，发现β-tubulin-Ⅲ蛋白表达水平可以作为预测患者预后的指标，但并不能作为预测化疗疗效的指标[6]。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Ⅱ期NSCLC术后标本中β-tubulin-Ⅲ的蛋白表达与患者预后无关，其高表达患者与低表达患者相比，DFS和OS均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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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细胞癌范文6
［目的］探讨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发生、发展过程中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对微血管生成的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化SP法对65例OSCC、40例非典型增生、22例正常口腔黏膜进行MMP9、CD34免疫组化染色。检测OSCC、非典型增生、正常口腔黏膜中MMP9的表达和微血管密度（MVD），并分析MMP9的表达与MVD之间，以及它们与OSCC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OSCC组中MMP9的表达与MVD值均高于非典型增生组，在非典型增生组中均高于正常口腔黏膜组；OSCC组、非典型增生组和正常口腔黏膜组中MMP9表达与MVD有正相关趋势；MMP9的表达与肿瘤大小、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MVD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结论］MMP9可能是OSCC的重要促血管生成因子之一。
【关键词】 口腔鳞状细胞癌 免疫组织化学 基质金属蛋白酶9 CD34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and Angiogenesis in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bstract: ［Purpose］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 (MMP9) on micro angiogenesisin carcin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SCC). ［Methods］MMP9 and CD34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P method in 22 cases of normal oral mucosa， 40 cases of atypical hyperlasia and 65 cases with OSCC.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were detected in the three group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of MMP9 and MV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SCC clinic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reviewed.［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the level of MVD in OSC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atypical hyperlasia. The expression of MMP9 and the level of MVD in the group of atypical hyperlasi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rmal oral mucosa. The expression of MMP9 were closely related with MVD in the tumor group， atypical hyperlasia group and normal oral mucosa group. MMP9 expression in OSCC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umor size. MVD in OSCC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Conclusion］ MMP9 may be one of important factors in angiogenesis ofOSCC.
Key words: 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mmunohistochemistry;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9; CD34
肿瘤内新生血管的生成是影响肿瘤增殖和转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的研究表明[1]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在肿瘤血管生成中有重要作用，明胶酶是MMPs的一个亚类，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其中MMP9与肿瘤血管生成的关系研究较少，研究结果也不一致，有关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组织中MMP9与肿瘤血管生成的关系，更少见报道。本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中MMP9和CD34的表达，并对MMP9的表达与微血管密度（MVD）做定量分析，探讨口腔鳞状细胞癌组织中MMP9对血管生成的作用及其临床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石蜡包埋组织标本选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998年1月至2001年12月的手术患者。口腔鳞状细胞癌患者65例，均为作口腔鳞状细胞癌根治性手术的患者，术前未作放疗或化疗，术后经病理诊断确诊为口腔鳞状细胞癌，男性35例，女性30例，中位年龄45.5岁；肿瘤最大直径≤3cm者35例，>3cm者30例；有淋巴结转移者31例，无淋巴结转移者34例；临床分期为Ⅰ期15例，Ⅱ期28例，Ⅲ期15例，Ⅳ期7例；其中高分化鳞癌18例，中分化鳞癌24例，低分化鳞癌23例。口腔非典型增生病例40例，来自其他口腔疾患手术标本，正常口腔黏膜22例，取自活检标本，均未做过任何治疗。
1.2 方 法
鼠抗人MMP9多克隆抗体和CD34单克隆抗体，免疫组化SP试剂盒及DAB显色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所有组织均经10%甲醛液固定，常规石蜡包埋， 包埋组织标本作4μm连续切片，免疫组化SP法染色参照试剂说明书进行， MMP9、CD34均采用高温直接煮沸法修复抗原。用已知的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1.3 结果判定
⑴MMP9以实质细胞胞膜或胞质出现明显的黄色或棕黄色颗粒判断为阳性着色。定量及图像分析采用同济医大千屏影像公司HPLAS1000病理图像分析系统，将切片上的阳性染色信号转为灰度进行分析。
⑵MVD计数，参照Weinder[2]报道的方法进行微血管计数，先在低倍镜（×100）下观察确定血管密度最高处，在（×200）视野下选择3个高血管密度区，计算单位视野（×200）平均血管数。单个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均作为一个血管计数，而直径大于约8个红细胞的血管，有厚肌壁的血管以及硬化区的血管不在计数范围内。
1.4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 1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和F检验。
2 结 果
2.1 MMP9在正常口腔黏膜组织、非典型增生、OSCC中的表达和分布
MMP9阳性细胞胞浆或胞膜呈棕黄色，偶尔可见细胞核着色，阳性颗粒多呈团块状。MMP9在癌组织中于肿瘤细胞(见图1)、增生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均有阳性表达，在血管平滑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上也有明显阳性表达(见图2)，MMP9阳性分布呈异质性，阳性细胞多位于癌巢边缘和管腔周围，其中基底膜附近的肿瘤细胞染色尤为明显。MMP9在非典型增生的表达主要位于增生上皮细胞的胞质中，在间质细胞中偶见染色。MMP9在正常口腔黏膜组织表达微弱，仅见于少数上皮细胞的胞质中。对切片的MMP9染色进行灰度分析，结果显示从正常口腔黏膜，非典型增生到OSCC， MMP9的表达逐渐增高，OSCC组中MMP9表达显著高于非典型增生组织（P
2.2 正常口腔黏膜组织、非典型增生、OSCC中MVD的分布
CD34标记的微血管呈点状分布，血管内皮细胞膜被染成褐色。肿瘤组织中的微血管形态不规则，部分血管呈现发芽状，血管分布不均匀，在肿瘤的边缘区域最为密集，呈簇状(见图3)。非典型增生组织中微血管形态较规则，但分布不均，血管簇偶见。正常口腔黏膜组织内的微血管形态规则，分布均匀。OSCC组中MVD显著高于非典型增生组织（P
2.3 OSCC中MMP9表达与OSCC血管生成的关系
OSCC中MMP9表达与MVD显著高于非典型增生组（P
3 讨 论
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是多步骤过程。实验表明[3]肿瘤组织中微血管密度越大，肿瘤细胞进入血循环及淋巴循环的机会越多，淋巴结及邻近脏器转移的机会也增大。MMP9由结缔组织细胞、巨噬细胞或肿瘤细胞分泌，是降解Ⅳ型胶原最主要的酶，在生理情况下维持细胞外基质，在胚胎发育、组织塑形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MMP9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成分中的Ⅳ型胶原使得肿瘤细胞突破原发部位正常的基底膜而发生浸润，突破脉管周围的基底膜进入脉管系统，即发生转移。近来研究表明[1，4]，MMP9不仅是降解基底膜和ECM的关键酶，而且在肿瘤间质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从正常口腔黏膜，非典型增生到OSCC，MMP9的表达逐渐增高，在非典型增生MMP9的表达主要位于增生上皮细胞的胞质中，在癌组织中MMP9在肿瘤细胞，增生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均有阳性表达，在表达的强度、阳性细胞的种类、数量上均高于非典型增生组，提示MMP9可能在OSCC发生中发挥作用。同时观察到并非所有肿瘤细胞均能表达MMP9，具有MMP9表达能力的肿瘤细胞多位于这部分细胞多位于肿瘤的外周部分和毛细血管淋巴管腔周围，呈片状、灶状分布，提示表达MMP9的细胞具有更强的侵袭能力，符合肿瘤细胞的侵袭规律。在本实验中还观察到，在毛细血管腔和淋巴管腔周围及管腔内部可见聚集成团状并深度着色的癌细胞，可能为迁移到该处的高转移性癌细胞克隆增殖而成。另外表达MMP9的肿瘤细胞附近的血管平滑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上也有明显阳性表达，提示该区域的血管平滑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与肿瘤细胞在MMP9的表达上存在着联系，分析结果显示MMP9在瘤径>3cm组中的表达高于瘤径≤3cm组，在有淋巴结转移组中的表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提示MMP9可能是OSCC侵袭和转移的重要促进因素。
本实验中显示从正常组织非典型增生OSCC，组织中的MVD有逐渐增加趋势，非典型增生组中的MVD显著高于正常组，提示细胞在未发生恶性转化之前已有血管生成增多，这一现象是否为OSCC血管生成的启动阶段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Eisma等[5]对头颈部鳞癌研究发现MVD每增加10个，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度就增加1.32倍，在本研究中显示OSCC淋巴结转移组中MVD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由于在OSCC中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机会远高于血行转移，提示对OSCC原发灶MVD检测有利于作出转移和预后优劣的判断，但是否能作为OSCC的一个独立预后因素尚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大量研究显示MMPs与肿瘤血管生成关系密切，在本实验中我们观察发现MMP9的表达部位与MVD高密度区具有一致性，均位于肿瘤细胞生长活跃的癌巢边缘地区，提示：①肿瘤在局外浸润生长的过程中，新生血管化是同步进行的；②MMP9的表达与肿瘤血管形成有关。在本实验中我们还观察到MMP9不仅在肿瘤细胞和间质细胞中表达，在肿瘤组织的血管内皮细胞上MMP9也有表达，这与MMP9参与肿瘤新生血管形成的观点一致。有研究显示[6]肿瘤的新生血管内皮细胞可以通过分泌MMP9降解周围基质，调节内皮细胞的迁移，使自身的血管条索延长和扩大，也有研究显示[7，8]血管生成因子VEGF在促进肿瘤内新生血管形成的同时，可以通过不同的信号途径，促进MMP9的表达并对TIMP1的表达进行抑制。 这些研究说明MMP9通过多种途径对肿瘤新生血管形成起作用，总体上表现出促进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 OSCC中MMP9的表达显著高于非典型增生，其MVD也显著高于非典型增生 ，MMP9的表达与MVD具有一致性，MMP9与肿瘤新生血管形成关系密切。
本研究结果表明MMP9、新生血管形成与OSCC发生和侵袭转移有密切关系，MMP9可能是OSCC的重要促血管生成因子之一。阻断MMP9的表达，抑制MMP9的活化可能具有抑制OSCC转移和血管生成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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