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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游记范文1
关键词：红地球葡萄；沙漠盆地；优质丰产栽培技术
敦煌地处沙漠盆地，光照充足，气候干燥，年均日照3273小时，年降水量39.9mm，蒸发量2486mm，有效积温3624.5℃，无霜期165天，8～9月份平均气温日较差18.2℃，是国内栽培葡萄的最佳区域之一。2000年开始，从甘肃农业大学、山东和河北等地引进红地球葡萄进行栽培试验，至2002年，栽培面积已达699.5hm2。经几年的试验观察，表现丰产性强，定植第2年结果，666.7m2产340kg；第3年进入盛果期，666.7m2产2500kg。果穗圆锥形平均穗重1250g，最大穗重达4500g；果粒近圆形，平均粒重10g，最大18g；果皮暗红至鲜红，肉硬脆，可溶性固形物含量21%，9月下旬成熟，耐贮运。现将其优质丰产技术报告如下。
1 建园
选择防护林健全，灌溉便利的砂壤土熟耕地建园。4月中下旬，定植粗度0.5cm以上、枝条充分成熟、有3～4个饱满芽、根系发达的1年生壮苗。株行距0.7～1m×4.5m，东西行向。定植前挖宽、深各80cm的沟，表土与底土分放，回填时，底层填入20cm作物桔秆和树叶等；中层填入40cm混匀有机肥的表土；上层填入20cm混匀过磷酸钙的表土。有机肥以羊、鸡粪为主，666.7m2施3000～5000kg，过磷酸钙200～300kg。回填后灌透水沉实。栽植时，将苗木剪留2～3个饱满芽，修剪根系，用清水浸泡6～12小时，蘸泥浆在定植畦内按株距挖穴定植，栽植深度力求苗木根颈部与定植畦面相平，栽后及时浇水，表土略干时覆地膜，使枝蔓露于膜外，并用疏松的潮土将枝芽浅埋。
2 肥水管理
10月上旬施基肥。未结果树666.7m2施腐熟有机肥3000kg，结果树施5000kg，复合肥75～100kg。在距植株50cm处挖宽30cm、深50～60cm沟，将有机肥与土混匀填入。施肥沟每年轮换位置。一般每年追肥3次，前期以氮肥为主，后期以磷、钾肥为主。结合灌水，春季出土后株施尿素50g，花前10天左右株施尿素50～75g，果实膨大期株施复合肥150g加硫酸钾50g。从花前新梢速长期开始，叶面喷施0.2%的尿素加0.3%的磷酸二氢钾，间隔10～15天喷1次，连喷3～4次。每次施肥后灌水，萌芽期、开花期、幼果膨大期和埋土前等关键时期及时灌水。其余时期不旱不浇。严禁漫灌积水，秋季适当控水，特别是幼树要提前控水，促进枝条成熟。
3 整形修剪
采用小棚架单龙干或双龙干整枝。架面南高北低，前柱高1.0m，后柱高2.0m，前后柱相距2.5m，行内柱距4m，架干长4m，上拉6～8道12号铁丝。
定植当年，新梢长1.2～1.5m时摘心，顶芽发出的副梢留5～6片叶反复摘心。其他副梢留2～3片叶摘心，二、三次副梢留1片叶摘心。冬剪时，粗度在1cm以上的成熟新蔓剪留1～1.2m；距地面60cm以下的副梢全部疏除，60cm以上的留1～2节短截；对粗度达到0.8cm的成熟蔓，在蔓粗0.8cm处短截；对粗度在0.8cm以下的剪留2～3芽。定植第2年，长留的主蔓萌芽后，把距地面60cm以下嫩芽全部抹除，60cm以上间隔25～30cm留1壮梢，培养成结果母蔓。顶端留1副梢延长生长，在5～7片叶时摘心，其余副梢2～3片叶反复摘心。冬剪时，主蔓上培养的结果母蔓，粗度在0.8～1cm并充分成熟的，剪留3～4节；粗度在0.8cm以下的，留1～2节短截；成熟较差的全部疏除；延长枝在成熟度好时宜长留。定植第3年，每个结果母蔓上选留2～3个新梢；冬剪时选两个成熟新梢，1个剪留3～4节，另一个剪留1～2节，实行双枝更新。
4 花果管理
花后1周， 对过大穗、畸形穗进行整穗、疏粒、穗尖，处理副梢。每个结果枝保留1穗果，每穗一般留60～70粒，穗重不超过1000g，使666.7m2产量保持在2000～2500kg。6月下旬喷1次杀菌剂，着重喷果穗，然后套袋，8月下旬摘袋。
5 越冬管理
越冬埋土分两次进行。第1次在早霜寒流前（10月上中旬）浅埋，土壤湿度以即手握成团、落地即散为宜。埋土时，在植株基部一侧堆一个20cm高的土堆，把主蔓轻轻向小土堆弯倒，不能伤枝，再用细土埋严枝蔓，覆土10～20cm。第2次在土壤封冻前进行，深埋，埋土厚度50～60cm、宽度120cm左右。出土一般在杏树盛花期进行，若春
季气温回升慢或有晚霜冻，可适当延迟。出土一次性完成。苗木出土2～3天后要及时上架引绑。
敦煌游记范文2
--题记
大漠长烟，孤泉冷月，萧萧声，长风千年。我背倚着莫高窟颤抖的身躯，前方，是路，玄奘寂寞半生的信仰之路。敦煌百年耻辱，西行路千年风霜。
史载，玄奘西行，大多孤身一人。《西游记》中的三徒弟，在我眼中，是玄奘精神的三个侧面：悟空——开路者的勇敢；八戒——行路者的坚持；沙僧——寂寞者的隐忍。
悟空，这个几乎为所有男孩子崇拜的艺术形象，是一个勇敢者的形象。他一路向前，披荆斩棘，敢于与一切挡路者搏杀。开路，总是伴随着牺牲与流血，但是，只要有勇气，只要信念足够坚定，开路者就能如孙悟空那样，有铜臂铁手，有金刚不坏之身。玄奘就是这种意志如铁、心志如钢的开路人。黄沙千年，吹不去他一个个坚实的足印，便是他勇敢勇气的明证。
八戒，他常常是被嘲笑的吧，可在我眼中，他是最懂得坚持的。没有诱惑，无法显示坚持的可贵；没有犹豫，无法彰显坚持的艰难。西行的八戒，动摇的最多，可他坚持到了最后。这份难得的可贵，是许多行路者坚持的动力。玄奘，贵在坚持。韶华数载，寂寂半生，无数次，面临生死绝境。沙漠带给人的恐惧和绝望，在玄奘咬紧的牙关中，消散。
沙僧，他总是默默的。小说中，他不善言谈，不苟言笑，老实本分。沙僧在三师兄弟中，道行最浅，可他的步伐却丝毫不慢。这才是行路的生活，也是玄奘西行一路的生命状态。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独行在浩瀚沙海，无朋无伴。寂寞，对于一个独行者来说，比自然的灾难更可怕。可玄奘的心中，有他至上的佛，在他深沉的目光中，可以看见他不寂寞的心灵。
玄奘，作为师傅，他的生命诠释了信仰的意义。行路难，多歧路，信仰是一切勇气和坚持的来源，是与寂寞抗争的力量。唐三藏，是《西游记》中真正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强者，他是一切力量与伟大的象征。
敦煌游记范文3
这份书单令人振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有勇气面对严肃而棘手的问题。从向觉明先生那一代学者开始，翻译大部头的西域学名著的计划早已酝酿，可结果只出版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之类的概述性游记译本。近五年来，出版西域探险书已蔚成风气，斯文?赫定(Sven Hedin) 等人的著名自传性探险书已尽数译出，其中包括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废墟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这些译本与当今一批热衷追随赫定后尘的中国探险者、一批偶尔前往新疆等地走马观花的中国学者们新的“探险”、“游记”混杂一起，充斥于书肆长架上，虽然壮观，却让人对中国学者的品味及出版界的眼光发生疑惑—重复这一层次的“探险”，就相当于一次次地冲上沙漠边缘那些连绵起伏的红柳包，而故意不去理睬身后那高耸天外的昆仑山。在这种意义上，《西域考古图记》以及后续的《海外遗珍》诸书的翻译出版，是对荣誉的捍卫。
谈论近代中亚探险，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从一般意义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有魅力，他的探险游记更优美可读，他与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联系更紧密，他在中国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迹和更多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数探险，并不以“找宝”为目的。赫定继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人的气质和品格。在“探险”意义上，就连来自日本的那个无知而勇敢的年轻僧人橘瑞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战了人类在沙漠和高山环境下的极限。然而斯坦因却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他充实、丰富并激活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一近代概念，他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他使湮没千年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字再次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亚探险的瓦砾沙石，变成了认识人类文明历程的黄金美玉。
可是，斯坦因又是一个盗宝人。他最先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他也是第一个把大量敦煌卷子盗出中国的“贼”。他在“中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上，划出了第一道伤口（《西域考古图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二卷，即关于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随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这些在敦煌、吐鲁番和塔里木地区肆意盗宝的列位名人，都可算是步了斯坦因的后尘。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所获声誉的高低，与他从中国盗运至印度和英国的文物的多少，有着正比例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个事实让我们在面对斯坦因的学术成就时不免尴尬，因为我们习惯于给人一个总体的和彻底的评价，就如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所做的那样。
在我看来，由于长期对斯坦因及其同案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奔走于青海、蒙古、甘肃、新疆和西藏等地的那些外国人，早就被我们一网打尽地算作直接或间接涉案人员—难以给出一个适当的判决，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及其意义，也未能认真地加以了解。我不是在主张做翻案文章。无论如何，斯坦因他们给我们造成的屈辱感并没有消散，一百年来这种屈辱感总是随着时势迁转作用于学术活动的内外环境。可是，我要说的是，屈辱是一个事实，意义是另一个事实，两事实间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本世纪初，当中亚探险进入学术突破—代表性的成就是斯坦因的调查、发掘以及随后西方学者如沙畹（E. Chavannes）的研究—的新阶段时，中国学术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跃进。中亚探险所造就的国际学术新潮流光彩四溢，包括汉文典籍在内的东方文献，已经被纳入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多处引用《汉书》和《后汉书》，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准确地理解。这个新学科虽然生长于西方学术传统之下，却面对着完全陌生的资料和问题。结果，新学科扩张了西方学术的传统领域，其触角已伸展到中国学者的眼鼻底下。这一情形，与19世纪中后期西方把中国强行并入西方的商业世界，有着惊人的近似。中亚学，或称西域学，无论其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手段，都无法回避有着无比深厚传统的中国历史。这样，具有侵略性和强大创造力的西方学术，不由分说地冲进了中国学术的古老庄园。
少数几个博学、敏感并且充满好奇心的中国学者—以王国维为代表—很快便意识到了斯坦因他们工作的价值。当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探险（即《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全部活动）不久，身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便通过沙畹获得了斯坦因携回的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了具有很高学术史地位的《流沙缀简》。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虽然到1921年才出版，但在1912年他已经出版了详细记录其第二次中亚探险经历的两卷本《沙漠契丹》（Ruins of Desert Cathay）。我们不清楚罗、王二人是否曾加以参考，但从研究内容上看，《沙漠契丹》可供直接参考的东西是很少的，也许有着优雅心性的王国维能从中读出斯坦因对中亚及其历史的依恋之情。王国维后来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最初的成功经验，就来自他对斯坦因工作的整理，而不是晚到他以甲骨卜辞研究殷商历史时，这一点向为学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不仅如此，我认为，真正被忽视、被湮没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学术的发端、成长，与斯坦因等人推动的中亚探险、西域考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敦煌游记范文4
[摘要]“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季羡林先生的这句名言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定好了基调，即韩国也可作为季先生所说的世界上积极参加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地区之一。“敦煌学在世界”不是简单意味着各个国家援用既存的资料在本国研究敦煌学，而是说需要根据各国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独立研究。这是扩大敦煌学研究范围的一个前提，即不把敦煌定为一个特别地区，而认为是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的交叉之路。也就是说，以“敦煌”为一个代名词，研究以敦煌为中心在丝绸之路展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这样才能接近与韩国有关的敦煌学资料，又可显出韩国敦煌学的研究意义。大约5～10世纪，中、韩两国的佛教都盛行的时候，韩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交流如何影响到韩国文化，这就是韩国敦煌学一直要深究的话题，也是韩国敦煌学和丝绸之路学要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韩国敦煌学；敦煌文书；佛教文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26-02
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敦煌绝不是偏僻的地方，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敦煌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远近的僧人和艺人聚集在此地，许多中原文人也来此活动。到了隋唐时期，这些地区在地理、商业、文化上的作用更重要了。除了8世纪后期被吐蕃占领的几十年之外，到北宋初西夏侵略为止，敦煌地区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绵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敦煌及其周围地区发现的文书和考古资料不能看作是珍贵或稀奇的，反而是要认定为平凡或一般的资料。某个特别地区发现的资料不只代表该地区的文化和生活，也可反映更广阔的地域文化。同样，在敦煌和东西方交流的文化流传到中国各地，也对韩国文化起到不少的影响。根据以上内容，韩国敦煌学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下面所说的“敦煌”也不是作为特别地区的城市名，而要看作文化交流很活跃的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中心。
一、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敦煌学来聚集研究力量和成果
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崔溶澈教授曾经指出，“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首尔中心的方向应该发展以研究为中心的学问，这也可说是韩国敦煌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与中、英、法、俄等国家不同，韩国几乎没有与敦煌学直接有关的实物资料。这是韩国敦煌学本身的研究条件，我们不能也不一定需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可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韩国拥有其自身的文化交流史，从古以来很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并且过海把它流传到日本。实际上，韩国学界也一直关注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并在各个学术单位和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可是其研究成果，由于各个学术领域的交流不够，有的很快消失，有的不能取得应有的学术价值，甚至有时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研究计划和内容重复的情况。丝绸之路的核心因素无疑是交流，那么，丝绸之路学也应该援用“交流”这个词，这就是丝绸之路学的基本原则。比如说，最近“国际敦煌项目”首尔中心和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签订共同出版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韩文版，已经集合宗教、哲学、历史、文学方面的人才组建翻译队伍。韩文版《敦煌学大辞典》不仅忠实翻译原文，还要介绍韩国所藏丝绸之路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为此，需要各个学术单位的交流和协助，这样才能实现丝绸之路的交流特点以及其在学术方面的意义。这只是一个例子，但希望能顺利完成此事业，并使之成为韩国丝绸之路学研究的一种范例。
二、整理敦煌文书中有关韩国的资料
韩国人所著敦煌文书中最有名的是新罗僧人慧超游记《往五天竺国传》，写本编号为p.3532。该卷的作者和题目是在上世纪初就被认定的。此后，韩国人和敦煌遗书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受到关注。2010年，在中、英、俄三国的敦煌文书中突然发现新罗僧人元晓所著《大乘起信论疏》，因而敦煌遗书在韩国再次引人关注。据中国学僧定源，这些写本是四种不同的版本，都是在8～10世纪抄写的。实际上，敦煌文书中很难发现韩国人的作品，如上所述，近100年来只发现两种作品。虽然情况如此，不能否定韩国人所著其他作品的存在，而且这两篇在宗教、哲学、文化交流方面都很重要。所以，先要相信资料仍然存在，并且努力寻找这样的资料。美国梅维恒教授曾经参考编号p.3935敦煌写本和那波利贞《唐代の燉煌地に於ける朝鮮人の流寓に就きて》论文，主张在唐代敦煌地区曾有韩国僧人的聚居地。p.3935是一种土地请求书，其中说“韩寺地北至大户地”，原文内容就说明韩寺好像占有较大的居住地。当时韩国僧人可能在这个住所学习佛法，在接受当地的文化后，准备去西域长途旅程。据有关资料，唐代不少韩国僧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求法活动。就像西域的许多僧侣来东方布道、写经、译经，韩国的僧人也从相反的方向来敦煌和丝绸之路学习佛教、感受丰富多彩的文化。除僧人外，韩国使臣也不时到敦煌和中亚地区参加各种活动，该地的壁画就曾描绘他们的形象，而在韩国保存下来的西域和丝绸之路文化可能是这些人带过来的。文化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其交流的过程甚难而时间久远，但一旦适合于本国的国情，便很快与当地的文化融合，又流传到各个地方。上述的僧人和使臣都可称为另一个“慧超”，对文化交流起到极大的作用，而寻找另一个“慧超”就是韩国丝绸之路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三、继续关注敦煌和韩国佛教文化相似之处
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都是佛经或者与佛教有关的文书、故事、图画等资料。如果当时韩国人在敦煌或东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活动，其最大的原因也可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除了佛经，也想要学习表演、舞蹈、音乐、文学等方面的文化，并把它们都带回韩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对现在的韩国佛教文化和敦煌资料中佛教文化进行比较，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韩国佛教除了被迫害的一段时间外，从三国时代传入以后到今天，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文化传统和形式，尤其新罗国虔诚信奉佛教，派遣许多僧侣到中原修学，所以不得不受到唐代佛教的影响。唐代是积极接受外来文化的时代，甚至可说是任由外来文化传播的时代，这是大国风度的表现，在唐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随时可见这样的情况。与唐代同一时代的新罗也有相似的特点，他们统一全国后积极地包容外来文化，而外来的佛教几乎成为国教，当时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围绕着佛教发展起来了。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佛教在韩国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因为它很有可能保留着已经看不到的唐代佛教文化。比如说，唐代敦煌地区的讲经仪式和说唱方式或与韩国的佛教仪式有相似之处，也可能在韩国佛寺里面能够发现敦煌遗书的描述。为此，我们又需要抛开单纯的学术视域，用跨国交流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敦煌游记范文5
吐鲁番，突厥语的意思是“富庶丰饶的地方”，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吐鲁番这样富有传奇色彩。西出玉门关，库鲁克塔格以北、火焰山南麓，戈壁、流沙、干涸的古河道包围着的这片绿洲就是吐鲁番。在它的北方，天山山脉终年积雪，静静矗立。
吐鲁番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交叉点上，这种重要的战略位置为东方、西方和北方游牧文化的汇聚创造了条件。今天，它距乌鲁木齐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无论是南道还是北道，都必须穿越中亚广阔的戈壁荒漠地带。一到夏天，骆驼开始换毛，体力衰弱，人们在酷热并且最易起暴风的沙漠中旅行，是不可能的。因此东西往来的商贾、僧侣、使者常常选择风最少的冬季，开始他们在中亚地区的艰难旅程。
吐鲁番冬季平均温度比周围其他地区高出差不多10度，无疑是行旅们向往的乐土。
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吐鲁番只是一个旅游地的名字。知道葡萄沟，知道火焰山，并且知道吐鲁番是全国地势最低、气温最高的地方，连同闻名遐迩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对一个未曾到过吐鲁番的人，也不过是汉字堆起的亭台、雕镂物体的声音和语言带给人的符号罢了，宛如坎儿井只是曲曲折折地流淌在许多人的梦里。只有到过、目睹过的人才能读懂吐鲁番。
事实上，吐鲁番不仅仅是旅游胜地，它还凝聚了多种文化。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写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和吐鲁番是这四大文化体系在全世界仅有的两个交汇点。从人类发展的远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吐鲁番。”许多专家也认为吐鲁番就是丝绸古道遗存的“地下博物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吐鲁番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贸和文化重镇。历史上通往焉耆盆地的“银山道”，东往敦煌的“大海道”，西去乌鲁木齐的“白水涧道”，北抵吉木萨尔的“车师道”等多条驿道在吐鲁番交汇。正是因为吐鲁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四大文明体系无可置疑地交汇于此，聚集于此。
“大海道”一名的由来，史书上没有正式记载，大概是因为这一路上多沙碛荒漠而得名。大海道是丝绸之路中最不为人熟悉的一条路，也是路途最为艰险的一条路。由于它是中原通往西域最近的路线，比旁边绿洲遍布的哈密路线缩短了近一半路程，因此，自汉唐到宋元时期，在军事、经济上的位置都极为重要。元代以后，由于沙漠化加剧，大海道才废弃不用。
全长500多公里的大海道，是已知的十四条丝绸之路中最后一条未被探明的故道，在它的两端，连接着丝绸之路上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重镇――吐鲁番和敦煌。
吐鲁番是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地名，因为它曾经是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文献、遗存的古代建筑、壁画及各种出土文物，都证实这里不仅传播过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而且还包括了众多的民间宗教，如祆教、萨满教、道教等，而佛教和摩尼教在吐鲁番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吐鲁番是个多民族汇聚的地区。吐鲁番遗存下来的文献，都是用很多语言文字写成的，其中的文字就有24种，包括希腊斜文、叙利亚文、栗特文、吐蕃文、婆罗迷文、回鹘文、汉文、突厥文、安息文、古波斯文等，这些都反映了吐鲁番这片土地上一度有着众多的民族在共同生活。
考古学家说，如果想知道盛唐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子，就来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吧，它就是唐时长安远在西域的翻版。现在它是一座即将融为泥土的废墟，正因为它的死亡，盛唐的容颜才活到今天。
吐鲁番没有青山绿水，只有“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它是一个让你感悟文化交融的地方，是一个让你领略异域风情的地方，是一个让你惊叹神奇造化的地方，是个让你感受热情奔放的地方，更是一个让你享受甜蜜生活的地方。
吐鲁番是一个你非来不可的地方。
吐鲁番的一切都会让你的眼睛应接不暇。这里既有干燥寂静的沙漠，也有成片成片的葡萄园；既有如烈焰般燃烧的火焰山，也有清冽甘甜在地下流淌的天山雪水……
敦煌游记范文6
小时候，每个暑假都在电视台轮番播放《西游记》的热闹中度过(说这话暴露了年龄)，第一次看到《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时，感到深深的不适，与六小龄童的美猴王相比，也太原生态了吧。到了《西游降魔篇》，孙悟空的形象简直称得上惊悚，不怎么像猴，倒近似于猩猩了。这次的良心巨制《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脸怎么那么长，完全是山魈(Xiāo)了。(不爱攀爬，树上睡觉，猴科。)
看来，深入人心的孙悟空形象一直在被重新想象和塑造。只是没事儿喜欢瞎琢磨的武汉晚报记者忽然很想知道，孙悟空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猴子。
吴承恩曾在“猴艺故里”当知县
山魈、狒狒、金丝猴、类人猿、猩猩、灵明石猴、赤尻马猴、通臂猿猴、六耳猕猴(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是网友的全方位猜测，不过记者倾向于认为孙悟空是猕猴。
这还得从吴承恩说起。
据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和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记载：吴承恩，贡士，安徽桐城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1557年)任新野知县。(新野县是河南南阳市下辖县。)
《新野县志》、《名宦卷》中称其“赋性明敏，清慎自持，革吏弊，禁游民，修理学校，表扬贞节，刑清政举，吏畏民怀……”
吴承恩在任新野知县的两年中，不仅德绩兼优，对新野的民间艺术研究也颇深。
据说，《西游记》第一回中刻画孙悟空的前身——仙石的形态，就是以新野现存的汉议事台为背景。仙石的通体三维尺寸与汉议事台的尺寸完全相同。
不仅如此，《西游记》中大量地运用了新野的方言，如新野人称“饺子”为“扁食”，称动物“不安静”为“骨冗”等。此类方言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
而新野还有一个称谓“猴艺故里”，新野猴戏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近年来在新野出土的大量汉画砖上，除了杂技、游戏之外，猴子、狗和人在一起狩猎、嬉戏的精彩画面屡见不鲜。到了明清时期，河南新野民间玩猴就已经较为流行。
玩猴者多半将这营生作为养家糊口的生计而代代相传。玩猴艺人一副扁担两个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放下挑子，不用搭台，只需在一块空场上，拽住猴阵子，扬起手中的小扎鞭一吆喝，便开始演出了。小毛猴戴上假面具，穿上小戏服，模仿着人的举止行动，爬杆、担水、骑车、犁地、走钢丝……(看到此处想到了《西游记》里，孙悟空穿着长袍，站在桌上吃面条的有木有)
吴承恩在任期间，处处留心，耳濡目染了新野县的民俗风情，尤其对新野猴戏很感兴趣，对活灵活现的猴子情态观察细致入微。这一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
而.记.者.了解到，新野猴戏所用.的猴子为中华猕猴，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生理上与人类比.较接近，具有极高的医学科研价值.和表演艺术价值。
说这只猴子是进口的
当然，对于这种说法，一定严重不赞同。他曾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看来没事瞎琢磨的人不只记者一人。)还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认为这才是孙悟空最早的形象。
史学大家陈寅恪由于对佛经极为熟悉，不仅验证了的猜测，而且又以另一部《贤愚经》作为复证，他发现“大闹天宫”的故事，本来源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地合二为一了。
上世纪初敦煌学的建立，为《西游记》人物故事的流变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形象史料。主要是壁画，既有单人徒步，身背背架的图像，又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可见人物故事在历代都有变化。
近几年日本有些学者又提出孙悟空形象源于佛典的说法。他们在一些佛教典籍中找出有关猕猴、猿猴或猴属护法神将的记述，认为它们才是孙悟空的原型。这种猕猴说，倒暗合了记者的猜测。
当然，瞎琢磨这么多，记者还是比较喜欢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猛眨眼睛的样子，黄渤版的实在太重口味。不过《七龙珠》似乎又太呆萌，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明白，那个有着刺猬头的孩纸与孙悟空有啥关系。
链接：孙悟空还可能是一个人
《宋高僧传》卷第三写释悟空是京兆云阳人，原姓车，名奉朝，是后魏拓跋的远裔。他从小天资聪颖、孝顺父母，出家之前官拜左卫泾州四门别将。他奉命护送罽宾国(汉西域国名，今克什米尔一带)使臣回国，在宾国都城突患疾病。他病中发愿，痊愈之后就出家为僧，号达摩驮都(法界的意思)。唐肃宗至德二年，悟空29岁，于迦湿弥罗国受具足戒，研究根本律仪，并在各地流浪，遍访名寺名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