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戚或余悲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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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或余悲范文1

2、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3、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4、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5、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亲戚或余悲范文2

这是―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我把它放到现实中去求解,结果却迅即被各种灾难、悲剧、孽根所淹没了。灾难发生,我们的口号是化悲痛为力量;马加爵制造凶案,我们的表情是化仇恨为力量;毒食品泛滥,我们的心理是化批评为力量……悲哀,在我看来,从不曾远离我们。悲哀,就是在车祸后亡者家属那种哭到木然的无形之悲,像把利剑,把我们的心切开来,切成细细的悲哀感受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最悲哀的时候,但“我们”没有,在混沌般的人际面前,在无法打破一个缺口的现实面前,我发现,作为个体的人的最悲哀已然消形为“我们”这个肌体上的一发。

我们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或者,我们奇缺表达最悲哀心情的时机和场合。但是,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快乐的日子,却从来不会缺席,在总结教训的前提下,某地某单位化悲痛为力量地办出了“庆功会”。这真是天大的奇迹。

4月28日,一辆推土机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附近撞上―辆接送学生的大客车,导致车上的21名学生和两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6名小学生受伤。媒体形容称,这是哥伦比亚最悲哀的日子。波哥大市进行着和我们相差不多的救援程序,不同的是,我没有听到“化悲痛为力量”之类的语言,我所听到的是市长卡尔松很“消极”的话:“这是一场悲剧,一场令人扼腕的悲剧。”他还宣布波哥大市将举行3无的悼念活动,衰悼事故中的遇难人员。

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劝一个伤心族时,爱用这样的语言,“你要坚强。”“不要流泪,想开些。”现在,这样有违人性的铿锵土壤已有些松动,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说:“想哭就哭出来。”这是一个进步。这是改变“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社会冷漠状的必需力量之一。在卡尔松所倡导的最悲哀的日子里,社会恰恰实现了温情之状。

我们应该有最悲哀的日子。

如果这个日子多到值得挑选的地步,那么,我选择的是上一次大头娃娃的死和此次淮安大头娃娃的“再现”。现在,罪恶之手已经向人类最前―块乐土和最后一块阵地举起了屠刀。随着这块阵地的失陷(拿什么来保卫,例行公事的检查,还是险查出来的“成果”?)――我们终将被冷漠彻底覆盖。

这是我们最悲哀的日子。我们有没有察觉到?!

寿桃面渐渐上市的那些天,我“读”出的是企业人土特别是销售人员的一种急迫心,他们几乎是哀求超市人员恢复进货。某个有质量悬疑的奶粉厂家同样急着在媒体上“辟谣”。

他们急于摆渡的是被其伤害过或没有伤害过的人们可能的最悲哀时刻。这是一种国民心态。

昔徐根宝倡导“摆渡足球”,因为中场是最虚弱的,解决问题的球门又太远,太不能等待,最好的结果是守门员一脚洞穿黄龙府。

这个中场就是我所谓的最悲哀的日子。

亲戚或余悲范文3

案例:

刘阿姨的丈夫在一年前因癌症去世,配偶的去世让刘阿姨很受打击。自那时起,刘阿姨开始挑剔身边的人,对其女儿经常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从一开始只是埋怨几句到后来破口大骂。渐渐地,刘阿姨不仅对女儿“百般挑剔”,对其女婿更是毫不客气,并且出现妄想等症状,认为其女婿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自己不利,经常在女儿面前告状,还给亲戚朋友打电话诉说自己的“不幸”。

专家点评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科主任余金龙表示,老年人受了重大打击后若不能及时进行心理调适,就会衍生心理问题。家人除了要关心和理解外,当发现老人有异常时要积极采取措施。而老年人也需要提前打好“强心针”,适时进行自我心理的调节。

“重大事件”无处不在

余金龙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也渐渐衰弱,其社会适应能力也逐渐下降。因此,若遭受一些重大事件的打击,就很容易被“心”病缠绕。余金龙指出,老年人大脑前额叶的退化使他们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大脑前额叶是控制我们情感的重要部分,是最高级的一个功能,但它也是我们最先老化的一个部位。因此,老年人很多时候遭受重大刺激后就不能自由控制情感了。”

而这些重大事件也不仅仅局限于丧失至亲,常见的还有突发的躯体疾病、丧失一些固有的东西(如退休后失去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经济收入等,易产生老朽感和末日感的悲观心态)、孩子的离去(如外出工作,容易滋生孤独感)等等。

遭受刺激后滋生种种心理问题

对于刘阿姨的情况,余金龙表示,刘阿姨是患上了偏执型精神障碍,其主要特征是妄想。其妄想的内容有一定的现实性,不经了解,有时难辨真伪。主要表现为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被窃妄想、疑病妄想,也有个别患者表现夸大或钟情妄想等,通常以其中一两种妄想为主要表现,最常见的是被害妄想,其次是嫉妒妄想。

妄想针对的人,一是与血缘关系有关,往往是先针对血缘关系较疏的人,如邻居、媳妇、女婿、配偶,然后是女儿,最后是儿子。二是与距离有关,先针对距离最近的人,如针对其女儿。“偏执型精神障碍是很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的,并且对家庭带来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需要注意的是,患者本身的性格也是造成患病的重要因素。如本身性格比较偏执、小气、自私,在遭受打击后也就比较容易诱发偏执型精神障碍。

作为患者的家人,既要关心患者,理解患者,因为患者是被妄想所控制,身不由己;同时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加重其妄想。

余金龙提醒,老年人在遭受打击后,除了会诱发偏执型精神障碍外,最多见的是产生抑郁、焦虑、失眠等问题。因此,家人需要十分重视老人的心理变化。

做好预防,不受“致命一击”

亲戚或余悲范文4

舟曲,这个以前寂寂无名的地方,如今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8月8号的凌晨,当辛苦劳作了一天的人们终于放下了白天的包袱,轻松甜美的进入梦乡的时候,一场特大的灾难却正在悄然靠近这个可怜的地方。就在那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飞翔的时刻,一瞬间,一切似乎都被可怕的泥石流给彻底包围了,时间也停止了。有些人是不幸的,他们还未从梦乡里走出,却被永远地困在了梦里。有些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逃出了死神的魔爪。不过,我相信,不幸的人不管以前是好是恶,在生命结束后,他们的灵魂一定能得到安息的。我也相信,幸运的人会更加珍惜生活,懂的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1239人死亡,505人仍然失踪。看着这些数字,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你站在城市的一个角落,看着人来人往,一片繁荣。一瞬间,所有鲜活的人都消失了,无声地消失了。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就失去了生机,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孤独和悲伤。不!他们不是无声的消失了,那个孝子为了父亲放弃逃生的事迹,不是成为了众人传诵的典范吗?你看那个女孩,从远处回家徒手挖亲人的画面,不是让人感到声泪俱下的震惊吗?你看那遍布的橘红色,白色,草绿色,以及各种各样的颜色,不正是描绘生命的颜色吗?你听总理的鼓励,亲人的呼唤,还有军人和医生竭力的吼声,不正是唤醒生命的声音吗?整个舟曲,充满了失去亲人的伤痛,同时也遍布了感人的生存故事!舟曲,加油!

在今天这默哀的时间里,舟曲没有时间伤心,因为还有很多亲人在顽强的等待着救援。经过了5.12,经过了4.14,中国人磨炼出了在灾难面前坚强挺立的身心。有朋友向我感叹,说中国这几年怎么如此多灾多难呀!我说是呀,这几年大灾确实很多呀。不过,灾难虽然夺取了我们许许多多亲人的生命,不也激励着我们的中华民族要坚强生存下去吗?死者长已矣,生者当勉励!不要忘了,中华名族有压不到的脊梁!

最后,默哀的时间了,奉上陶渊明的《挽歌》,以寄哀思!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亲戚或余悲范文5

1997年10月底笔者与朋友于凌晨5时多赶到清水塘古玩集市,刚上二楼,便见一大群人围在长沙县某古玩商的摊位前议论,原来是摆放着几方青花墓志铭。围看者有指指点点却读不通铭文的,有摇头连说收藏此物不吉利的,一两位看懂了却又有点忌讳的顾客则因摊主要价过高而迟疑不决。我就着昏黄灯光细看,铭文起首即是“皇清诰封一品侯太夫人曾母刘侯太夫人墓志铭,大兴吕海寰撰书。夫人湘乡刘氏,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孟容先生讳蓉之子,邑曾氏,赠太傅世袭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文正公讳国藩之妇,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毅勇侯惠敏公讳纪泽之妻也”,原来竟是长子曾纪泽之刘氏夫人墓志铭!我好收藏更好研究,家中几件与父子有关的藏品皆来之不易,今巧遇刘氏夫人墓志铭,岂有与它失之交臂之理?于是我同朋友护住墓志铭,一人与摊主议价,终于如愿以偿。但遗憾的是此青花墓志铭仅存两块四面,錾刻700余字,至刘氏夫人护送曾纪泽灵柩南归并数十天操持丧事而止。

墓志铭錾刻的是非常规范的隶书。铭文记载,刘氏19岁嫁给曾纪泽,因为纪泽在身边锻炼,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铭文提到虽官居要职,但“清俭守约”,而“俸余尝以润其亲旧,家人生产不屑为计”。是说他将节省下来的钱或寄回家里或帮衬故旧,因为家里田产不够,难以维持偌大家庭之生计。还说照顾婆母和伯伯叔叔乃至几个小姑的义务,由儿媳刘氏一人包揽。刘氏在奴俾仆役面前从不颐指气使,她“循家世儒风,治以俭约,躬操井臼,浣濯烹饪”,不到夜半时分不会歇息。且“事叔伯诸姑亦亲调羹汤以进”。墓志铭记载有一事:“除礼部侍郎,报至,无以为赏。家人难之,太夫人且喜且愕,亦不知所出”。刘氏见婆婆为难,赶忙安慰婆婆,说自己的嫁妆尚有些未动用,可以拿去典当些钱分赏报子。太夫人深为儿媳的行为所感动,亲戚们亦说难得她如此慷慨而识大体。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氏兄弟攻陷首都后,刘氏终有机会去南京与丈夫相聚。此时被授封一等侯爵,但刘氏依然“布衣蔬食,不改于初”,即使在繁华的南京,也随身带着纺纱的纺车,“夜治木棉,声达户外”。刘氏的节俭也是尽人皆知的。“月支钱入二千储之,常累累厌嗣”,时时想着接济丈夫老家的亲戚们。去世后,曾纪泽承袭父亲爵位,被委任为出使大臣。刘氏随丈夫出使英、法、德、俄等国,“居海外,博识多闻,谙习语言文字”,与这些国家的君王和王后见面,言辞举止十分得体而“无紊于仪容”。不仅如此,且“间出议论,以佐惠敏(纪泽)所不逮”,曾纪泽考虑不周时能予以协助,以致朝廷上下皆传颂“惠敏内助得人也”。墓志铭记载,曾纪泽在与俄罗斯划定边界的伊犁谈判中维护了大清国格,还朝后不久,即因积劳成疾,终至不治辞世,刘氏“哀恸逾礼,几不欲生,扶柩南归”,一连数十日,为丈夫的丧事操劳,“血气衰耗”,但念子女需要母亲呵护教养,强忍悲伤……

墓志铭到此中断,估计约有一到二面三四百字之下文不知散失何处。尽管如此,刘氏夫人的音容笑貌已然浮现,她的品德学识之不同凡响亦已有血有肉。

墓志铭为青花砖形,长32厘米,宽21厘米,厚7厘米,以浙江钴蓝绘青花双回纹框边,青翠泛灰。施白釉,胎质坚致白洁,工艺规整。墓志铭撰文并书写者吕海寰,同冶六年(1867年)中举,先后任兵部员外郎,江苏常(州)镇(江)通海道道台。李鸿章举荐其任清政府驻德国、荷兰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先后任工部尚书,会办商务大臣、商务部尚书。

亲戚或余悲范文6

2014年12月,笔者当面聆听了马鼎盛的讲述。

写信给母亲:“妈妈,请你不要结婚。”

我从不隐瞒,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并不怎么“待见”我的亲生父母。

我的生父马师曾,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被称为“粤剧泰斗”、“一代伶王”;我的母亲红线女(本名邝健廉)以粤剧传统花旦唱腔为基础,吸收京剧、昆剧、话剧、歌剧、西洋歌唱及电影等技巧,创造出龙头凤尾、跌宕起伏、音域宽广、清脆秀丽、刚柔相济的唱腔风格,被誉为“南国红豆”、红派艺术创始人。

父母因粤剧结缘,但粤剧并没有将他们在生活上长久地紧紧拴在一起。父亲比母亲大20多岁,年龄的差距让他们在生活细节上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和谐。香港跑马地黄泥甬道,这是我的出生地,从我有记忆开始,母亲就没在家吃过饭。父母分居多时,离婚提上了议事日程。祖母很强势,告诉我母亲:“马家的男孩子留下,女儿你可以带走。”于是我和哥哥马鼎昌被“划归”父亲,两个姐姐跟随母亲。

让外人无比羡慕的粤剧之家就这样分崩离析。让人欣慰的是,虽然分开了,但父母并没有成为仇人,对粤剧的痴爱依旧让他们一起交流、演出。我8岁那年,母亲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将我送到北京我五姨家。那时母亲已是国家特级演员,待遇不低,但她对我却近乎苛刻。来北京第一个冬天买的一件大棉袄,随着我个头的增长,袖子不断加长,下边不断加长,胸围怎么加呢?就在后边剪开再补一块布。这件棉袄,我穿了十多年。

我对父母心生隔阂,是从他们开始谋划各自的再婚生活开始。假期从北京回到广州,父亲带我去吃西餐,一同去的还有一个30多岁的姓王的女人。饭后回到家,父亲告诉我,他要和王同志结婚。“我不同意!”潜意识里对后娘这个角色的反感,让我直接顶撞父亲。

但我的反对并没有改变父亲的决定,回到北京后,我很快得知父亲与王同志结婚的消息。雪上加霜的是,不久我得到消息,说母亲也要再婚了。心在那一刻沉入谷底,我做梦都想着如何阻止母亲再婚,北京到广州山高路远,我不可能立马赶回广州,于是三更半夜修书一封,先是向母亲汇报了自己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最后写上一行大字重重地强调:“妈妈,请你不要结婚!”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母亲的回信,这封信与以往任何一封写给我的信没有两样,叮嘱我在北京要好好学习,我想要的答案母亲只字未提。

心,依旧在半空中悬着。再次回到广州的时候,我成了小警察,寸步不离地“监督”着母亲,家里来的每个客人,无论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还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只要是男人,我都觉得可疑:妈妈会不会和这个人结婚?这个男人会不会成为我的继父?于是来我家的男客人无一例外看到的都是我的黑脸、调皮和无理取闹,直至他们悻悻离去。

或许是我的努力起到了作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听到母亲要结婚的消息。在与母亲拉锯战的同时,我还进行着另一场战争,对手便是我的继母。王同志在与我父亲结婚没多久,我哥便搬到我妈那儿去住了,这让我越发对她有成见。王同志与我父亲在一起四年,四年里我与她没说上四句话。四年后我父亲因咽喉癌去世,遗体告别会上来了不少领导和社会名流,工作人员安排我和王同志作为家属站在一起,15岁的我死活不肯,两个大人来拉我都没有拉动。

母亲太高了,高到我无法企及

母亲的再婚,已是10年之后的事。那时我25岁,已回到广东,在粤北山区一家机械厂当工人。已成年的我再也找不出理由来阻止母亲结婚,却依旧在心理上无法接受。

母亲这次嫁的男人是名作家。与第一段婚姻一样,母亲的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10年,所不同的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是因病离开她的。继父患肝癌晚期的日子里,我母亲每天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继父去世那天,母亲推着他的遗体从病房走到太平间,60岁的她腰板硬朗、步履稳健,脸上没有一滴眼泪。

或许只有我知道母亲的苦楚。她有多伤悲,我内心就有多懊悔。因为我的阻止,母亲在与我父亲分开后整整独居了20年,20年后好不容易拥有了婚姻,这个人却过早地撒手人寰!

40岁时,我举家迁往香港。我们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没有厕所的唐楼板间房,用“穷困潦倒”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为了生计,我打好几分工,在几家报社做编辑、记者,还在电台做兼职主持人。

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母亲却在艺术上再攀高峰。她不断创新自己的表演风格和样式,演出了现代剧《白燕迎春》、《西关女人》,历史剧《昭君公主》等,并将中国古代四大美人同时搬上舞台,在70岁高龄之时,将四位妙龄少女的艺术形象演绎得迥然有别、惟妙惟肖。

母亲心里一直都惦记着我。那天母亲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出现在我家,面对小小的房间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她很久没有说话。我内心惶恐,我知道母亲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临走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孩子,中国有句古话:安居才能乐业。”

我知道母亲说这句话的意思,这时我来香港已有几个年头,购房置业的想法提上日程。我拿出全部积蓄,又想办法借了一些,凑齐首付款购买了新鸿基的一套总价120多万港币的楼房,虽然只有30多平方米,但这是我在香港真正的家。

母子连心,母亲对我的关注曲折而迂回。一次我回广州探望母亲,恰逢一大帮亲戚在酒店吃饭,母亲见我来了,说:“难得大家聚得这么齐,阿廉(我的小名)你请回客,把单买了吧。”我说好,然后拿出银行卡刷卡。这时母亲故作随意地问我:“这卡里还有多少钱?”“四万多。”我告诉她。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在香港,编辑记者的薪水并不高,我既要养家还要供楼,母亲担心我这回请客后就成了“月光族”。好在我打了几份工,还在几家报社开专栏,收入来源广,我的回答,多少让母亲心安了许多。

母亲牵挂着我,却常常忘了她自己。继父去世后,母亲一直独居在广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的治安并不怎么好,一次窃贼接连洗劫了我母亲居住的华侨新村好几户人家,她的家也未能幸免,更悲摧的是,已经70多岁的母亲被打成重伤。

我们几个子女,有的在台湾有的在加拿大,都不在母亲身边。说起来在香港的我离母亲最近,可出了这么大的事母亲却瞒着我。我知道的时候母亲已经伤愈出院,母亲知道我忙,工作压力大,不想让我分心。

只是她的体谅却让我内心越发不安。年逾古稀的母亲遭此劫难,作为儿子却无法保护她,我内心有愧!如果母亲身边有个伴,事情会不会完全不一样?想想年少时那么鲁莽并执著地反对母亲再婚,自责就如同潮水一般漫过心房。很想告诉母亲:“老娘你再找个伴吧。”可是作为儿子,这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只要得闲,我都会从香港赶赴广州看望她。时光能带走很多东西,也悄然改变着我们母子间的关系,晚年的母亲变得日渐宽容豁达,在我眼里不再高高在上,平凡得如同邻家老太太。那天一大帮亲戚聚会,酒酣耳热之际我讲了一个段子:小动物幼儿园开学了,老师让大家自己介绍,于是有的说:“我是小牛牛。”有的说:“我是小兔子。”……一个小朋友却悄悄溜出了教室,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愿意说“我是小”。多年后大家再聚会,已经为人父母的他们这样介绍自己:“我是兔爸。”、“我是鹰爸。”“我是羊爸。”……这时又一个悄悄溜了出去,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母亲脱口而出:“这家伙肯定是鸡爸!”

全场哄堂大笑,母亲也乐得不行。母亲一生严谨,我从未见她如此彻底放松笑过,我也笑了,内心五味杂陈,脸上笑中带泪……

努力成为母亲的骄傲,斯人却已离去

我在事业上真正迎来转机,是在一些电视台担任军事评论员开始。母亲起初并不赞同我做军事评论员,她的理由是:“现在讲和平讲发展,你做军事评论员天天讲战争讲打仗,是不是与时代的大趋势不符呢?”母亲甚至主张我不妨尝试写儿童文学:“这是一项崇高的、充满了爱的工作,孩子们需要看好书。”我告诉母亲:“我喜欢军事,但并不代表我喜欢战争,这是两码事。和平年代,人们更需要了解军事,了解战争的残酷。”

2003年我正式加盟凤凰卫视,成为《军情观察室》的节目主持人,同时还担任《时事开讲》、《时事辩论会》及《时事直通车》等节目的评论员。

母亲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我,我主持的每期节目她都会收看,首播看不了的看重播,要是连重播也错过了,她会打电话让我制作成碟寄给她看。而且,母亲没少给我提意见,一次我穿唐装做节目,母亲后来给我打电话:“你根本就不会穿唐装呀,穿这衣服领子露多少、袖子露出多少,坐的姿势是怎样的,都是有讲究的。”

我的事业一天比一天辉煌,母亲一天比一天老去,老了的母亲很希望能有子女陪伴在身边。那天在广州参观红线女艺术中心,我对中心未来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母亲无比兴奋:“你的想法很好啊,要不回广州来帮我?”她甚至和我开玩笑:“电视台给你开多少薪水,我同样开多少。”

我告诉母亲:“我们还是经营各自的领域比较好,但只要有机会,我都愿意与您联手合作。”母亲点点头,不再强求。

只有我知道,每次表演完毕走下舞台,母亲都会大汗淋漓。母亲从小身体就不好,当年在广西八步产后失调,大病一场以致失聪,从此药不离身。可是一上台,她就要给观众展现最好的状态,所以,我不喜欢看母亲的表演,更多的是不忍!

可是我珍惜与母亲同台表演的机会!2012年12月25日,母亲87岁生日,大伙儿在红线女艺术中心为她庆生,母亲这天状态不错心情不错,如老顽童一般开心:“我不求生日礼物,只想每人唱段粤剧。”轮到我时,我选择了父亲马师曾的名剧《苦凤莺怜》,母亲大声问大家:“要不要我反串唱‘我姓余’?”没等大家鼓掌叫好,我从后台边走边唱:“我啊姓啊啊啊啊余,我个老豆又系姓啊啊余…”一定是曾经的经典唤醒了母亲的某些回忆,她捧腹大笑,却不断擦着眼角溢出的泪水。

曾经,因为反对母亲再婚,因为觉得母亲对待我和哥哥没有“一碗水端平”,我与母亲隔膜多年;记忆里,我与母亲之间的拥抱屈指可数,每次回广州探望母亲,告别时已移民加拿大的哥哥会搂着母亲贴贴脸,我却坚持中国的传统习惯,鞠躬如仪。而在这一刻,已入耄耋之年的母亲和她年过六旬的儿子,两颗心贴得却是那么紧……

母亲的离开太匆匆,匆匆到是那么猝不及防。2013年11月28日,在广州粤剧团成立60周年的晚会上,母亲登台演唱《荔枝颂》,这是她70余载艺术生涯的最后一次公开表演。两天后的11月30日,我在广州图书馆举办国防教育讲座,母亲坐在第一排,从头到尾认真聆听,讲座结束后她推掉本已约好的饭局,和我一起吃午饭,饭后送我去火车站,眼里尽是不舍。

我没想到此次竟是与母亲的永别。2013年12月8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长期患病让她身体消瘦、肌肉萎缩,1.63米的身材缩成不到1.5米。很想最后好好拥抱母亲,可是悲伤已流成河的我却无法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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