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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机制范文1
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的起点,也是企业收益分配赖以遵循的基础。足够的资本规模,可以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和规避融资风险,融资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因此,就融资本身来说,它只是企业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但融资活动,决定和影响企业整个资本运动的始终。融资机制的形成,直接决定和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及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一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
1.企业资本由供给制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
改革以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均在国家计划下进行,企业是否需要资本,需要多少,长期资本或是短期资本,均由国家通过财政或银行予以供应。这种体制下,企业不需要研究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成本,更不用研究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特别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以后,企业为主体的融资活动代替了原来的供给制。企业根据市场状况和前景,进行投资计划,并努力为实现投资计划融资。这一变化表明,融资活动由宏观性计划分配转变为微观性融资。
2.由纵向融资为主向横向融资为主转变。
供给制条件下,企业资本均由国家限额、限用途供应,资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动。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为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企业与企业间的横向融资活动日益增加,存量流动提高了资本运营效率。
3.融资形式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计划分配资本体制下,企业融资形式单一,财政分配形式或银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业信用的确立,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内部积累机制的形成,企业融资形式呈现多元化,形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股本融资与债务融资等多种形式(见表1)。
上述变化,最本质的在于融资体制正在实现计划分配向市场引导融资的转变。过去,财政、银行作为国家总资金分配的两个手段,不断进行着总资金量的分割。尽管后来银行分割总资金量的比例增大,并占了绝对比例,但与现在资本市场融资相比是不同的,这是一个质的变化。伴随这一变化,各种融资工具职能回归并日益得以体现。对财政投资与银行贷款的认识,也不只限于有偿和无偿的划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点,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虽然融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企业融资机制并未形成。
以企业为主体的投融资活动,还没有真正的以市场为主导,理性地根据资本成本、风险和收益对称原理选择融资方式,确定资本结构。因此,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还需要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进行。
存量调整是基础,它是针对过去融资行为及其形成结果进行的处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资活动在增量方面的规范性和规律性,则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关键。存量调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7.5%,1994年为79%。如此巨大变化,不是非体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国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即所谓的“拨改贷”,从1998年开始银行统管流动资金。这一改革的初衷是国家试图通过银企债务关系来硬化对企业的约束。但实践结果事与愿违,由于银行体制本身的严重缺陷,借贷双方因产权不清而形成信贷软约束。尽管199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贷款约束规则,延缓了国有企业“完全债务化”的速度,但负债增长速度仍远远超过资本增长速度。
企业与银行关系不顺、不清,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债务关系,而且存在着在这种关系表面掩盖下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关系。而且,银行还承担有政府的职能,企业依附于银行,银行贷款并非遵循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三原则,有时不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业严重亏损或停产、半停产而不能破产情况下,银行仍不得不发放违背市场规则的贷款。因此,当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时,国有企业高负债率问题,已经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同时也加重了企业的支出负担。为了减轻企业利息支出负担,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息,但企业减负效果并不明显。其实,企业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贷款数额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况下的高负债形成,是典型的计划分配结果。降低利率不仅没有减轻企业利息负担,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进一步刺激贷款需求,国家不得不进一步强化行政干预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时,仍辅以贷款规模限制,抑制贷款需求。
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贷款是计划分配结果,而非市场引导的资源配置,因此,贷款数量并非企业所能左右。由于贷款数额过多造成高负债率,从而加重企业负担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股权融资(或自有资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资形成效益以后,而债务融资在投资活动开始就支付利息,在国有企业投资缺乏资本金的基本上,贷款包揽一切的后果,造成了企业巨大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关系模糊不清,特别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谓“税前还贷”,使得贷款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后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界定中,将“拨改贷”投资形成的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意味着企业贷款面临两次分配,一是支付贷款利息回报债权人,二是支付股利回报所有者。
公司融资理论认为,增加负债可以取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可以计入成本而免交企业所得税,债权资本成本低于股权资本成本,因此,资产负债率似乎越高越好,因为负债率提高时,企业价值会增加,但负债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再上升时,企业价值因破产风险和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下降。这样,由于企业负债率增高会令企业价值增加,同时也会引起企业破产风险和成本上升而使企业价值下降,当两者引起的企业价值变动额在边际上相等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最优,负债率最佳。
上述讨论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企业必须要用较高的销售利润率来弥补负债经营带来的风险,企业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只有超过银行贷款的资本成本时,企业负债经营所体现的财务杠杆效应才是正效应,否则为负效应。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企业运行良好,盈利能力强,负债再高也是可以良好运转的。从这一角度分析,负债率高低只是说明了企业融资结构,而不能以此作为衡量企业负担高低的标准。我国理论界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是过高的负债率造成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近几年致力于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低的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高负债率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必然应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高负债率治理过程,不只是企业负债多少的量的治理过程,而是企业融资渠道、融资方式等选择和形成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措施才能解决。例如1998年开始推行的“债转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于债权转成股权, 降低负债率从而减少企业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这一改革最终是要失败的。因为体制不改变,企业治理结构不改变,降低了的资产负债率还会再提高,债权和股权的性质仍会被扭曲。因此,债转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债权转股权,形成企业新的治理结构,使得股权所有者通过改造企业制度,实现融资结构最优。我国第一家实行债转股的企业———北京水泥厂,债转股以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达到70%以上,从而为通过债转股实现企业转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计划分配资本的体制引致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改革正是应从体制入手,改变国家计划分配资本从而决定企业融资结构的做法,形成企业在市场条件作用下自主决定融资结构的体制。
三现代公司融资理论认为,融资机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资形式的选择,实际上是企业通过决策融资结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都是由融资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决定的。
融资方式的选择,是企业融资机制的重要内容。融资方式多种多样,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等。
企业融资是一个随经济发展由内源融资到外源融资再到内源融资的交替变迁的过程。一个新的企业建立,主要应依靠内源融资。当企业得以生存并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利用外源融资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竞争能力。当企业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往往会从融资成本的比较中选择一种更高层次的内源融资方式。实际上,就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关系来说,内源融资是最基本的融资方式,没有内源融资,也就无法进行外源融资。从国外资料分析,在发达市场国家中,企业内源融资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见表2)。
表2主要发达国家企业资金结构(%)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内源资金75544662443475外源资金25405926526632其他06-51240-7注:美国为1944—1990年平均数,其他国家为1970—1985年平均数。
内源融资获得权益资本,企业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资,首先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规模和比重。内源融资规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投资,同样的,也才能获得借入资本。从融资原理分析,企业负债经营,首先是企业自有资本实力的体现,自有资本为企业负债融资提供了信誉保证。而且,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投资回报率高,股东收益好,更应注重内源融资。如果增发股票,无异是增加更多的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会被新的投资者分享,这是得不偿失的做法。
与发达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企业主要依赖于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比例很低,这说明:(1)体制决定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2)企业缺乏自我积累的动力和约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较便宜地通过股票融资。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的选择,是外源融资决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企业只允许间接融资,而否定直接融资。实际上,能否直接融资,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国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会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积累主体单一化,直接融资是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分配结构变化后才出现和可以利用的。从1978年开始到90年代初,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方式实现了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1994年以后又推行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仅占全部金融资产的14%左右,占GDP的比重为7%;1995年上述两个比重分别为50%以上和76%。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选择,还与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发育和金融体制有密切关系。目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究竟以谁为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以证券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另一种是以日德为代表的以银行融资方式(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十分发达,企业行为完全是在市场引导下进行。在美国,曾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的著名学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优序融资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实证,企业融资的选择,先依靠内源融资,然后才外源融资。外源融资中,主要是通过(1)发行企业债券,(2)发行股票方式从资本市场上筹措长期资本。由于法律上严格禁止银行成为工业公司的股东,英美企业与银行之间只是松散的联系。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产融结合。资本市场发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银企关系有着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银行制度。主银行是指对于某企业来说在资本筹措和运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银行。这一银企关系的特征表现在:(1)主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个主银行,每个银行都是某些企业的主银行;(2)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3)主银行参与企业发行债务相关业务,是债务所有者法律上的托管人。德国实行主持银行制度,特征与日本主银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银行在金融体制和企业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说明,试图确定一个所谓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似乎没有必要。典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结构构成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条件,成本和效率的变化,由企业自身决定。我国长时期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依附关系。90年代也曾实行了主银行制度,但这一制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与日本等国家都有重要差异。尽管我国不可能达到美英那样直接融资比例,也很难确定最佳的融资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必然的。发展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形式,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将是我国企业融资结构方面的方向性选择。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成为企业的重要外源融资方式。但如何决策股票融资或是债券融资,现代公司融资理论已有明确的结论:融资成本决定融资方式,股票融资成本高于债券融资成本。现实却与经典理论相背,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内外源融资比例失调,外源融资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资中偏好于股权融资,债券融资比例低;三是资产负债率较低。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直接融资,对企业来说可以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企业还来不及研究和掌握股票融资的特点,就不遗余力地积极争取股票融资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规模的限制,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的数量很少,而通过重组、改制,按市场经济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经营性资产、无效资产可以剥离,可以取得优惠融资权,紧缺的壳资源成为企业争宠的对象。在这种状况下,公司通过股票融资的成本远远低于债务融资成本,这是因为:(1)理论上说,股权融资成本最高,这是以企业正常的运营,即生存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企业经营不善,甚至亏损企业仍可以发行股票的话,那么这种股票的融资成本很低,甚至趋近于零。(2)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占有绝对比重,由于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对投资分红的要求呈软性,而中小股东要么无权或难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关注利润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较少发放现金股利,权益融资能避免债务融资造成的现金流压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资成本低于债务融资成本(债转股也有这种嫌疑),以至于一些企业不惜一切手段成为上市公司,实现股票融资。一旦融资成功,似乎万事大吉,许多公司通过股票募集资金后无法落实投资项目,不得不存放银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过发行股票融资偿还债务,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东权益比上年增长了36.66%,负债增长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体负债率下降了5.26%,说明上市公司通过发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资金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偿还了债务。另外,一些经营效率指标均保持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却较低。据对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调查分析,在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净利润率高达24.1%,而其资产负债率却低于10%。有的上市公司公开宣称“不缺钱花”,甚至干脆就不再向银行借款,通过负债实行财务杠杆的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现象可以说明企业通过上市进行股票融资,增资减债,存在数量上的矫枉过正,本质上的问题依然是体制原因造成企业尚未能就融资方式等问题做出合理的、科学的决策。
四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结论性意见是:
1.体制决定政策。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有效地市场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企业财务政策决定企业融资方式、融资结构。
2.企业融资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结构,使融资活动融于企业产权运营和变革中。
3.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结构。在完善主板市场的同时,推动二板市场的设立,以满足各类企业融资需要。
4.只有当资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资本都必须支付其真实的社会成本,从而不存在免费成本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才有意义。
5.企业根据收益与风险,自主选择融资方式,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以资本成本最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融资机制形成的标志。
参考文献:
1.刘鸿儒,李志玲:《中国融资体制的变革及股票市场的地位》,《金融研究》199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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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咸月,何光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国有企业运作效率》,《金融研究》1998年第5期。
融资机制范文2
关键词：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产融结合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3-0148-04
一、引言
“产融结合”一般来讲是指产业组织机构与金融组织机构相互之间的资本结合关系，具体来讲是指工商类企业与金融类企业通过互相参股、人事派遣等相互渗透的方式进行资本领域合作的行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涌现了产融结合现象，如宝钢、海尔、新希望、德隆、东方集团等国内企业纷纷进入金融业，涉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金融租赁等各个领域，它们的产融结合行为引起人们的关注，学者们对其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产融结合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企业的产融结合行为。
二、产融结合形成的多样原因
1.产业资本的扩张性。产融结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资本的无限逐利性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使产业资本具有扩张的天性，这就要求产业资本必须寻找到能够持续、稳定、大量地获得资本和资金的途径。而产融结合恰好通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交叉融合、同生共长，帮助产业资本低成本地获取资本和资金，从而快速实现产业资本的扩张和发展。
2.产业间利润率的差异性。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根据它们在经济中的不同职能划分的，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资本，其本性在于获取最大利润，因此资本总是不断流向那些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并离开那些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在资本运动过程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发现对方能够获得明显高于自己的利润时，本着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就会采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的方式，分享对方的高利润。
3.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依附性。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相互依附的，金融资本借助产业资本的运动，实现资本增值，产业资本借助金融资本提高资本周转率，实现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具体来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1)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运动的剂，金融资本可以优化产业资本配置、提高产业资本利用效率、加速产业资本运动。(2)金融资本推动了社会闲散资金的集聚和集中，可以加速产业资本规模的扩大。马克思认为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其分支机构日益增加，使越来越多的社会储蓄集中到银行，然后再分配给产业资本家使用。因此，银行信用的发展让单个资本家超越了它自身单个资本的限制，加速了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3)金融资本借助信用创造功能不断满足产业资本扩张的资本需求。熊彼特认为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金融资本通过信用创造功能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现实购买力。因此，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依附关系决定了产融结合存在的必然性。
4.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金融市场具有不完全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导致金融市场存在着交易费用、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金融机构与工商企业是存在不同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它们的资金融通关系一般是建立在债权一债务契约基础上的资金借贷关系。这种交易关系在主体效用函数不一致的条件下，会因为不确定性、市场风险、机会主义，让企业和金融机构都面临着潜在巨额的交易费用。因此，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就会由外部的信贷联系走向内在的资本结合，希望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交易关系，减少交易费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不止是一个企业的资本经营行为，它还能反映出金融市场的效率，当金融市场中资金融通的摩擦越大交易费用越高，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为了降低资金融通成本，就会倾向利用产融结合将金融市场内部化。
三、产融结合的必要前提条件
1.企业股份制产权组织形式。产融结合的核心是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本结合，而资本结合及由此产生的系列资本运作、资本流动、资本重组都需要依托于股份制的产权组织形式。只有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都实现了股份制的产权组织形式，才能彼此持股、参股、控股，融合为一体。股份制的产权组织形式使得产业资本流入金融部门，或金融资本流入产业部门变得更加容易，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提供了组织基础。
2.发达的资本市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资本市场是产融结合的平台，为交易者提供了低交易成本、高流动性的交易机制，同时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了产融结合主体的权责一致。更重要的是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会快速准确地把金融资本配置给高收益的企业，促进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产融结合企业集团的形成无不借助于资本市场的支持，资本市场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起到了媒介作用。
3.适宜的法律政策环境。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经济活动的发展。法律与政策是制度的重要构成，一方面，法律政策环境的变化，直接决定着产融结合行为的合法性，影响着企业产融结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法律政策环境对产融结合行为有着约束与规范作用。法律政策环境的改善，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产融结合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产融结合的负面经济效应可以起到削弱和抑制作用，有利于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
四、产融结合的多种途径
融资机制范文3
关键词：风险背景金融决策机制
一、风险队友契约主体的具体影响
(一)人力资源风险
人力风险主要由两个两个部分组成，大体可以分成道德风险和客观风险。当学生因为自身的某方面原因获得资金赞助后，可能就开始变得不努力，或者对于投资方给予的有效建议也不听取。而人力资源风险主要指的是学生的动态能力受到限制，主要是由外界因素影响的，由此产生风险。对于学生个人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引用风险
对人力资源进行积累，而这个时候初产生的道德风险由具体的三个部分组成，有能力的隐藏、收入的隐藏、不执行具体合约。在融资方方面，将具体的盈利期限进行隐瞒或者直接进行拖延，将自己的工作潜力不充分的进行发挥，主要采用有利个人收入增长的行为，这种行为将具体的工作时间进行了挤占。
(三)市场风险
劳动力风险和金融风险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市场风险。劳动力风险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才培养周期，使对于人才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宏观经济发生变化和经济周期的变动以及世界分工格局的变化都会对劳动力造成影响。
(四)其他的风险
其他的风险主要是由法律风险和国家风险组成的，主要就是一些简单的法律纠纷，国家应该根据实际内容，利用相关的法律进行治理，是分成制具有法律地位；具体的单位对个人的收入进行披露行为时，个人的隐私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要积极的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单位要积极和投资方和理财方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它的义务，还可以将投资方具体收益进行有效的回收。
二、教育金融潜在的契约主体进行具体的决策的实例模拟
(一)谈判和决策的具体模式
谈判主要由出价谈判和检验谈判两种形式组成，进行假定的谈判之前，主动出示价格的一方处于出价谈判的位置，而对方则处于检验谈判的位置，将自身的利益原则要始终进行复合，使双方都原则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有关于无风险临界值的相关计算，双方要保持高度的一致，但是从临界值双方的角度来看，彼此之间具有不同的估算，当信息发生不对称的情况的时候，双方要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对于临界风险进行预估计算，由于双方的状态互补知晓，对于具体的因对过程要做到随机应变，对于最终均衡点的获取可能要遭受多次的讨价还价。这其中主要的问题，双方的初值大小都是不确定的，而连初值的指标都是随即的。风险估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双方都进行信息交换，对风险管理进行有效的合作，具有很多的意义，使风险评估值不断进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风险预测就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值，这个具体值具有很大的弹性，使风险临界值的意义得到了折扣。
(二)分成率和收益率的模拟实例
对于人力资源、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工资刚性风险都进行合理的假设，其他的风险忽略，这些风险之间的相关性都比较弱。以具体的分成率为基础，将与此对应的收益率进行计算，要进行说明的就是针对收益率计算出来的，可以被称作“内在风险收益率”。在教育投资者的角度上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使教育金融收益率得到具体的分析，教育的具体投资者在第一年投资100000元，在第四年开始，从被投资者的工资上进行计算，使期限n的分成率t，实现现金的回流。分成制教育金融理论就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教育金融需要得到有效的普及，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应该被得到广泛的应用。分成制的教育金融机制在我国具有很大的意义，可以利用决策模拟，将理论的可行性进行具体的明确，在实际工作中，投资双方都可以得到具体的决策方法。按销售收入进行提成，这种方法就是将产量和销售价格进行有效的结合，不断将提成技术进行提高，主要要依靠许可合同和可行性报告，将销售价格进行提成，在评算的过程中，要将技术生产产品的销售收入进行引进。无论是引进方还是许可方都希望产品具有很高的利润，也希望其具备很大的规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当产品形成一定的规模，这样销售价格的提成就会比较常见，当生产达到规模化之后，可以使销售提成率和销售价格的提成率变得一致。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风险背景下教育金融投融资决策机制的模拟实证做出具体的分析，为我国教育金融投融资可以更好在我国发展，对其发展起到良好的例证，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是对我国经济的一种促进。
参考文献：
[1]窦尔翔.朱菘.郑猛.分成制教育金融制度模拟实证研究——以分成租佃制为借鉴[J].改革与战略,2009
[2]窦尔翔,钟臣.待积累型人力资本估值方法——基于分成制教育金融合约中供资方的视角[J].改革与战略,2009
融资机制范文4
一、中国电信业融资现状
（一）融资规模大，呈现“上升-下降-平稳”的趋势 我国电信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自2006-2011年电信投资呈现“上升-下降-平稳”的趋势（见图1），2008年起首次超过3000亿元规模，巨额投资支出规模必然会加大电信业资金筹措的压力，摒弃以往单一、保守、规模较小的融资方式，并把企业的融资行为迅速转变为适度多元化的资本运作行为。目前在基本完成3G网络在全国范围的部署之后，电信投资逐步走向平稳，因此对于资金有持续巨大的稳健需求。
（二）境外股权融资占比较高，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随着1997年中移动的境外发行股票上市，我国电信业的融资方式从单一依赖债权融资向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相结合的融资方式转变。开始关注融资战略与资本运营，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特征凸现。股权融资（尤其是境外股权融资）是筹集资金的一种高成本方法，因为从长期来看，权益持有者总是期望得到较高的回报以补偿收益不确定的风险。股权融资成本主要包括发行费用、股利支付、信息披露成本等，美国纳斯达克市场股票发行费用占到筹资额的10%左右，导致国外发达国家电信企业股权融资的成本高达12%-15%，我国电信企业纷纷在港美上市，所以也不例外。
（三）融资结构与资本结构向合理区间趋近 在西方的融资结构理论中，比较经典的是MM理论，揭示了融资方式构成的意义及在融资结构中债务融资的价值所在，基于此梅耶斯提出了最优融资顺序理论，认为如果存在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其融资应先通过内部资金（留存收益与折旧）进行，然后是低风险的债券，最后才采用股票。上述理论在国外发达国家电信业得到了实践的验证。我国电信业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融资结构持续优化，也在逐步实现内源>债权>股权的最优融资结构。另外，我国电信业在境外上市后，受制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压力和国资委的要求开始运用EVA进行绩效考核，使资本结构持续不断优化，资产负债率逐渐趋于45-50%之间的合理水平。
（四）资本市场融资机制亟待加强与完善 我国电信业资本市场融资的特点是：融资地点和方式单一；投资者与消费者分离，难以实现电信企业经营价值与资本价值的有机统一，不利于长远发展；境外上市平价或者折价发行现象普遍，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受到一定的挑战。
二、电信业融资机制国际经验比较
世界电信业的融资机制较为成熟，典型融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以证券主导的英美融资模式，要求有发达的证券市场、明晰的私有产权制度和完备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另一种是以银行为主导的德日融资模式，适应于庞大的银行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较强干预（韦秀长，2009）。企业融资按照来源可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其中内源融资主要源自企业内部正常经营形成的现金流，在数量上等于净利润加上折旧、摊销后减去股利，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电信业融资机制的构成如表1所示：
（一）电信业外源融资机制的国际比较
（1）政策性融资机制。电信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的和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电信企业的经营要受到国家政策的严格管理，在市场准入、股权结构、经营方式等方面都遵守国家政策的规定，这样，势必在融资方面也要受到国家政策的管理。世界各国都在通过制定税收优惠、提供信用担保或政策性贷款、以及制定其他扶持政策等途径为电信业提供融资支持。例如日本、德国、美国等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包括的电信业给予政策性贷款和利率方面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电信业发展的负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国政府对所提供资金的投资回报率和管理控制权的要求往往比其他投资者低，所以政策性融资机制对电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扶植力。
（2）市场性融资机制。在大多数国家，电信业的外源融资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包括传统市场融资方式和新兴市场融资方式。
融资机制范文5
关键词：低碳经济；投融资机制；碳金融；碳市场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7—067—05
近年来，随着国际碳交易机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国际社会对低碳经济的讨论逐渐升温。低碳热潮来袭的动因，即是基于气候变化的环境压力，也是对现有不可再生能源枯竭的担忧。低碳经济中蕴含的经济学原理为发展低碳经济指明了方向，低碳产品的外部性及公共品特性，使得政府规制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而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自然成为支持碳市场交易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而言，保持投融资渠道的畅通无疑是一条最为有效的途径。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低碳投融资问题。在低碳融资问题上，赵玉娟根据低碳经济所存在的产业资金链长、融资期限长、融资政策性强的特点，提出了支持政策和约束政策相结合、加强相关法制建设、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结合的低碳融资策略；乔海曙、张清平指出，为推动“低碳经济”的进程，促进低碳技术、资金的流动和聚集，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市场主体、制度安排和创新工具。在低碳投资方面，何建坤认为，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中的低碳投资，必须为这一部分减排量创造稳定、足够的需求、预期和价格。郭信麟剖析了包括新能源产业在内的诸多低碳子行业中的股市投资机会，并指出了低碳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以往的研究对发展与完善我国低碳投融资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本文试图对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模式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拓宽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渠道，完善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机制。
一、发达国家低碳投融资的主要模式
发达国家的低碳经济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政府财政主导、信贷机构支持、资本市场融资、碳排放权交易等多元化的低碳投融资模式。
1.政府主导的公共财政投融资模式
从资金供给主体上看，政府是低碳经济资金的主要供给主体。政府主要通过立法保障、财政投入、税收激励等方式主导低碳企业和低碳项目的资金投入。从政府的预算管理上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这些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法案中往往明确规定了政府低碳投融资的预算安排。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为本地区的绿色投资规定了明确的预算收支：在2012—2013年度魁北克州所预算的绿色投资数量为27亿加元，比2011—2012年度的预算高出70%。从预算收入看，这部分资金的近90%来自“总量管理与交易制度”机制下的拍卖收入。从预算支出上看，投资资金的三分之二将分配到交通运输部门，以有利于魁北克省大宗运输系统有效运输网络的发展。另外三分之一将被用于提高建筑业及工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扩大在居民供暖系统中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以及发展其他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举措。
从资金供给方式上看，政府对低碳企业的资金支持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的资金供给是指政府直接利用财政资金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比如，政府以财政资金购买低碳企业的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这些财政资金将成为低碳企业开展低碳活动最直接的资金来源。间接的资金供给是指政府通过碳税收、碳补贴、转移支付，以及购买碳抵消信用等方式改变企业的成本收益曲线，进而为低碳产品的生产和低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创造有利条件。例如，在201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从亚太碳基金（Pacific Carbon Trust，PCT）手中购买了729782吨当量的二氧化碳碳抵消信用，支付资金额高达1800万美元，这些碳信用资金间接为低碳企业提供了资金供给。再比如，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于2007年7月1日推出了基于排放强度的强制性温室气体排放机制。该机制规定，在规定的年限内未完成减排要求的企业必须采取的履约措施之一是，为每只高科技基金支付15加元的价格。实际上，这一政策设计是对低碳技术的一种资金支持。另外，规定使用碳标签也是对低碳技术与低碳企业的一种变相支持。
2.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投融资模式
在政府主导的财政投融资机制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纷纷通过财政贴息等激励政策，鼓励银行等信贷机构积极参与低碳经济，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开发新能源、降低碳排放量、发展低碳技术的企业和项目提供绿色信贷，鼓励对有利于节约资源和减轻环境污染的重点项目给予低息贷款、无担保贷款等。
作为金融机构自身，为履行社会责任、响应政府号召，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始推行绿色金融活动，将贷款等资产项目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相结合。值得强调的是，在利用绿色信贷促进节能减排方面，“赤道原则”（EPs）具有重要的代表性。“赤道原则”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引导所制定的一项新贷款标准，它要求进行项目投资的金融机构，在投资之前需要首先审核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发挥金融杠杆在促进环境与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赤道原则”为商业银行的项目融资提供了关于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的框架，已成为商业银行履行低碳经济社会责任的国际惯例和项目融资的金融行业标准。2003年，花旗银行等欧美10家大银行宣布采纳“赤道原则”，承诺金额超过1000万美元的贷款项目必须符合所规定的社会与环境标准。目前，推行“赤道原则”的大型国际商业银行已经超过60家，其贷款企业被要求严格履行环境与社会责任。
3.碳股票、碳基金等资本市场投融资模式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凭借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创新性的证券产品，通过资本市场的支撑，使得低碳经济发展获得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
受国家对低碳产业的政策倾斜与引导，以及低碳项目的高额盈利性，低碳企业成为资本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投资目标，进而催生了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一个新板块——低碳产业板块。根据汇丰银行的研究报告，2008年全球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的营业收入高达5340亿美元，而同期国防业和航天业的收入为5300亿美元。低碳行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迅速崛起的投资领域。近年来，国际资本市场上还出现了一些与低碳产业相关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简称ETF）和共同基金。有关统计显示，在全球运营并管理着总额近20000亿美元金融资产的12000家对冲基金中，超过5%的对冲基金选择和环境与气候相关的金融产品作为投资对象。以上只是低碳经济资本市场融资的部分数据，但由此可见，资本市场融资已经成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
4.以碳交易、碳衍生品为工具的投融资模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奠定了法律基础和市场规则，而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排放权已衍生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碳排放贸易也称为碳交易，它是指一方凭购买合同向另一方支付以使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或获得既定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行为。由于《京都议定书》引入清洁发展（CDN）、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行（JI）三个灵活机制，主要国家孕育出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使得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成为一种新的商品在国际资本市场流通。碳交易市场将发展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商品交易市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碳交易市场成交额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增长速度惊人：2005年碳交易额为108.6亿美元，到2008年，碳交易额则迅速上升到1263.5亿美元。而2011年全球碳市场总值再创新高，达到1760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15倍。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以后全球碳交易每年的交易量将实现1500亿美元，并有希望超过目前位列第一的石油市场。
二、发达国家低碳投融资机制的特点
1.完善而通畅的投融资渠道
发达国家低碳投融资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资金流通渠道较为畅通。第一，政府的低碳资金来源一般以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碳税收、能源税收以及碳配额的拍卖收入作为保障，做到了低碳收入服务于低碳支出。在税收方面，国外普遍开征的能源税和环境税，对空气、水污染、废物噪声以及其他多种产品的征税制度，为政府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第二，在实施强制排放管制的国家，除了免费发放的碳配额外，那些采取拍卖方式发放的碳配额收入成为低碳资金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例如，在2012—2013年度，加利福尼亚州预期从碳配额拍卖中获得10亿美元收入，其中一半收入将计划用于该州所进行的与温室气体减排有关的活动，而剩下的资金将投资于清洁与高效能源、低碳运输、自然资源保护及低碳基础设施。同样，从2008年9月开始，美国的地区温室气体倡议（RGGI）在第一承诺阶段所获得的拍卖收入总计约952百万美元，已经分配到参加RGGI的各个州。其中，（1）48%的资金投向了提高能源效率的项目，以促进住宅和商业设施的安装和改造；（2）20%列入州的总预算；（3）14%列为直接电费补助；（4）7%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5）11%投到其他与环境相关的项目。第三，银行信贷支撑的着眼点也是企业的低碳项目收益。低碳经济的收益是企业的还款保障。资本市场的融资条件也越来越要求企业必须符合低碳环保标准，多数投资者的环保意识已经增强，并开始关注企业从事低碳经济的业绩，通过信息纰漏为低碳企业的市场运作奠定了基础。在销售的商品中采用碳标签等标识，以完整记录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商品的需求者根据碳标签记录的碳排放数量购买商品。这样低碳经济投融资机制的各个环节得到了有效激励，进而弥补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需求。
2.政府主导的低碳投融资模式
发达国家发展低碳投融资机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尤其是在低碳经济发展初期，低碳项目的收益并未完全显现，此时只有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包括企业与金融机构在内的经济主体才能积极参与其中。可以说，政府在整个低碳投融资机制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政府不仅是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的组织者，同时也是低碳经济的制度建设与管理者。
首先，政府是低碳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低碳规则的监督和管理者。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低碳产品创造需求，为低碳交易提供交易平台，为低碳经济运行提供保障。低碳经济不仅需要政府资金的支持，而且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尤其是低碳企业的市场融资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制度支持与监督。其次，政府通过提供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参与绿色投资。在低碳经济运行前期，低碳项目一般时间较长而风险较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绿色贷款的意愿不强。而政府往往通过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贷款保障、鼓励保险机构参与以及道义规劝等方式，激励金融机构参与到低碳经济之中。最后，政府以自身行动引导民众投资。以政府资金为主的碳基金对资金的聚集作用往往更强，尤其是对风险厌恶者的吸引力更大。与其他风险投资相比，基金本身的风险性较小，而民众一般认为，有政府投资的资金往往风险更小，保险性能更好。因此，政府也是低碳投融资渠道得以运转的重要保障。
3.高额回报是低碳投融资渠道通畅的动力源泉
低碳项目的高额回报是保障低碳投融资渠道通畅的动力源泉。获取低碳商品的经济利益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第一动力，追逐低碳产品的高额利润才是企业自主减排的动力源泉，它能驱动高碳企业积极采用低碳技术更新陈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相比之下，行政命令下的节能减排使得企业和其他相关经济主体缺乏热情，必然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而低碳项目的政策倾斜也仅仅在低碳经济运行之初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此外，企业只有在未来的低碳项目中能够赚取高额回报，才会更容易获取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撑；同时也能提高低碳企业的股票价值，吸引更多的民众购买低碳企业的股票，为低碳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4.碳市场机制的建立与高效运行是低碳投融资机制完善的标志
正如Murphy、Drexhage和Wooders所言，设计碳交易市场机制的目的是帮助各国以一种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碳减排目标，鼓励私人机构为碳减排行动做出贡献。在碳市场机制作用下，低碳技术转让和低碳投资在国际间大规模进行。碳交易市场建立后，各种减排交易改变了企业的成本收益曲线，进而改变了企业的短期投入需求和长期生产决策。此时，碳交易市场上的各种碳衍生金融工具对资金扩张起到了强烈的正向效应。显然，低碳产品的开发，伴以低碳金融工具的创造为低碳投融资的通畅发挥了重要作用。发达国家通过碳额度的分配与相应的机制设置创造出了碳商品，通过碳市场交易为低碳经济发展创造出了良好的市场投融资渠道。
三、对中国建立与完善低碳投融资机制的启示
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仍存在巨大的融资缺口。在阻碍中国低碳资金供给的因素中，除自身财政资金限制外，还存在着经济主体参与度过低、投融资渠道少、投融资方式单一等问题。为缓解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资金压力，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撬动低碳资金供给，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发展与完善全国性碳市场机制。
1.通过制度设计创造国内碳商品需求，撬动低碳资金供给
在低碳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资金缺口的情况下，政府有限的财政资金支持无法满足巨额的低碳资金需求。根据发达国家发展低碳投融资机制的经验，需要引入制度创新，让国内经济主体产生减排需求，撬动经济主体低碳投资的热情。在政府的政策压力下，履约的经济主体将为低碳经济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制定气候变化政策和随后的资本调动为低碳投资举措创建有利的环境。
从创造低碳需求的角度，中国既可以采取两阶段原则，即第一阶段采取自愿能力构建，第二阶段进行具体减排目标的建立，也可以实行区域差异政策，对于东部较发达的一些省市采取强制性减排要求，对西部省市的企业采取自愿性减排要求。
2.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碳投融资机制
政府应该加大在低碳投融资机制构建中的作用。除前文所述的政府应该通过制定各种制度规章，使生产者、消费者产生减排需求，撬动低碳资金供给外，政府自身也可以直接进入购买者行列，激励低碳投资活动，比如在政府采购上，更多地选取低碳产品。或者，政府直接购买国内碳信用，弥补自身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
此外，需要广泛建立以中央政府或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导的碳基金，吸引更多的低碳资金流入。值得强调的是，政府需要做好低碳投融资预算安排，通过碳税收、碳配额的拍卖获取低碳收入，并使得低碳收入成为低碳投资的资金保障。
3.发展和完善全国性碳市场机制
各国的实践经验证明，碳市场机制是降低减排成本及聚集资金的最有效方式。中国虽然已经形成了区域性碳交易所，但并未形成全国性碳交易平台。中国可以采取碳交易试点——区域性碳市场的合作与融合——统一性国家碳市场建设——与国际碳市场对接等步骤发展与完善中国的碳市场体系。
融资机制范文6
［关键词］辽宁；中小企业；互助担保；融资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05；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7－0053－04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大背景下，辽宁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已经超过50％。“十一五”期间，辽宁中小企业实现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近60％；中小企业从业人员年人均工资由2005年的9367元提高到13634元；中小企业累计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761项、技术专利7655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12．9万个。2011年辽宁全省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实现增加值136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但是，无论是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机制的结构性角度分析，还是从成本效益角度来看，辽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运行机制的效率偏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然是困扰辽宁省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
一、辽宁发展互助担保融资机制的条件
1．辽宁中小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银监会将小企业界定为单笔贷款总额在500万元以下，同时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或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小企业融资难更多地表现为小企业或微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由于中小企业的经营不稳定，风险大，中小企业成为银行拒贷的主要对象。除此之外，小企业和微小企业资金和管理经验的不足，也使得中小企业的失败率远远高于大中型企业。因此，面对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在发展中的融资困境的特殊性以及融资需求的特殊性，发展以小企业和微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互助担保融资机制成为客观必然，是缓解小企业和微小企业融资瓶颈的主要举措。
2．辽宁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客观需求。产业集群是相同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地区的产业成长现象。近年来，辽宁产业集群发展迅速，产业集聚粗具规模。辽宁围绕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船舶、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生物与制药等12大产业发展，按照“引进龙头企业、发展配套企业、推进协作配套、构建发展机制”的思路，依托各类工业园区，编制规划100个民营企业产业集群，组织实施民营企业产业集群发展计划。辽宁还建立了大小企业协作配套信息化服务平台，推进大小企业配套工作，构建以大带小的产业集群发展机制。辽宁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对辽宁经济的贡献不仅体现在GDP增速，而且还加速推动了辽宁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在辽宁产业集群的总销售收入中，四大支柱产业——装备制造、原材料深加工、化工、农产品加工等四个行业产业集群占产业集群总销售收入的比重达83．9％，而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信息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集群33个，占产业集群总数的27．5％，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31．2％。目前，辽宁产业集群发展态势强劲。据辽宁省中小企业厅统计，我省排位靠前的30个产业集群近三年的销售收入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0％。其中，大洼辽滨海洋工程及船舶配套产业集群、新民包装印刷产业集群这两个产业集群，三年来销售收入平均增长近5倍。可见，辽宁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辽宁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产业集群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体，集群内的企业从事同一产品、同一行业或上下游链条产品的生产与加工，能够普遍接受同一专业协会的业务指导，为建立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互助担保融资组织提供了良好的组织条件。
3．辽宁具有良好的金融秩序。近年来，辽宁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已经成为辽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08－2009）》中，辽宁位列第12位；而在2005年度中国社科院的同样评价中，辽宁位列第29名。2006年以来，辽宁的大连、营口、朝阳等城市跻身国家级金融生态城市之列，实际利用外资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沈阳市利用外资总量和增幅连续三年保持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一位。
二、辽宁互助担保融资机制的基本框架
1．基本前提条件。互助担保融资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能够有效运行，需满足以下基本前提条件：一是互助担保组织能够获取中小企业信息。由于互助担保组织所服务的对象一般是组织内具有同一行业上下游关系的中小企业，对象上的固定性，使得互助担保组织更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主义的影响，对组织内的中小企业运行情况熟悉，能够与会员企业之间建立长期互助关系，企业间的利益相连、相互竞争，使得组织内的中小企业更加努力经营，从而有利于形成组织内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从而降低中小企业金融交易成本和互助担保组织的内生费用。二是互助担保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互助担保组织的组建利用了会员单位的信用“合力”为组织内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满足资金需求，决定了其具有鲜明的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一前提条件。这一条件决定了互助担保组织保本经营的特点，要求较低的担保费率。为了使互助担保组织在高风险低收益下的可持续发展，互助担保组织需在激励机制、决策机制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运行机制，以防范化解信用担保的高风险性。三是互助担保组织应当是具备自身信用度、公益性较高的组织。互助担保组织之所以能够为组织内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其原因在于具有自身较高的信用度，较高的信用度表现为与其承担风险相匹配的放大倍数。同时，互助担保组织的成立应当以公益性较高的组织为依托，使其更容易提升信用度，便于开展业务，为组织内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