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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寂寞范文1
寂寞的夜里我一个人徘徊在城市的街道，飘着缠绵细雨的空中撒满了零落的思念。冰冷的雨滴划落在颤抖的指尖，回忆象潮水涌动着，往事一幕幕浮现眼前。寂夜静静的思念，像风中的眼泪，情难追人憔悴。谁懂我伤悲？
沿在夜深的思绪，寂寞的无声的袭来。疲倦的双脚迷了路却不能发现，星光引路随风去。淡淡的回忆，伤心的回味，触痛我早已伤痕累累的心扉，为什么情到深处无路可退！
在出租屋灯光里，常在寒夜里整晚孤单坐在电脑暮前，上了便挂上‘请勿打扰’大众请回避，心彷似空空的废墟。只有冰冷夜雨陪着歌曲，绝唱悲伤的字句，歌声是那么的凄凉。‘春天来的风春天开的花，秋天悄悄飞落’就像我的爱一样。
常在午夜里梦醒，我曾多少次梦见你，梦见你那美丽的笑脸。呵呵总会自醉人，流眼泪没法。追忆似寒夜凉风，星星都为它伤颜。
一个人的寂寞范文2
一个人的快乐与悲伤，一个人的寂寞与迷茫，一个人在午夜无数次惊醒令人震惊的忧伤。一个人的天堂，独自旋转的木马，一个人的日子有流星想伴，一个人的未来独自去面对。
一个人在深夜独自徘徊，听着只属于心灵的歌唱。用心去歌唱，唱着忧伤的天空，唱着伪装的坚强，唱着孤独的悲哀，唱着泛黄的快乐，伤着寂寞的心灵。我把视线放在了起点，于是等一切结束后我仍停在原地，仍重复着寂寞与孤独的日子。仍在不停的寻找着遗失了许久的美丽。
想找到一个理解自己的人，然后在快乐的日子，找到黑夜的微风，放飞寂寞的风筝。可天不随人愿，寂寞的日子一天有一天的过去却没有找到一个理解我的人，也许我回这样孤单一辈子吧！于是开始在重复的日子习惯孤独，习惯寂寞，习惯承受刻在心尖的痛苦，习惯迷失在灰暗的天空找不到幸福的影子，习惯在黄昏独自欣赏海浪拍打着礁石后慢慢退去的浪漫与残忍，习惯让漫天的樱花覆盖脆弱的灵魂然后伪装坚强，伪装无所谓。
我放飞了希望的种子，却收获了一个梦想凋零的季节；我放弃了快乐，却未得到一次成功；我付出了所有，却未得到任何的回应。伪装坚强的盔甲被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侵噬，我绝望了。
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人的寂寞与忧伤，我真的想回到过去，回去那些快乐。天真。洋溢着幸福笑容的日子。
一个人的寂寞范文3
黑夜的再次降临，渲染了整个空间，没有光明没有温度。像一个玻璃屋子，看着外面的世界，却无法触摸，趴在哪里拼命的哭喊，而过往的行人却依旧走着自己的路。自己像是一个人被命运抛弃的弃儿，在这个世界里游荡，谁会可怜？谁会停留？谁会问候？
夜，黑的让人恐慌，摸不到其他，看不到其他，只有无尽的虚空，连空气都透着冰冷的气息，独自的蜷缩在属于自己的角落，享受着自己的那丝温暖。谁给了我黑夜谁给了我寂寞谁给了我无助？
如一个游魂一样漫无目的的漂荡，看着自己越来越远，突然心底涌出一股撕心裂肺的悲伤，自己原来已经被世人遗忘在了这里，眼泪落下的那刻，是孤独吗？是伤心吗？还是彻底的绝望了呢？
习惯性的点燃了香烟，每当自己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它就会像精灵一样，出现在身边。无尽的寂寞像烟圈一样，缓缓的消散在空气中。一次又一次的麻痹着自己，给于自己安慰，痛不再痛，因为心已被伤的彻底。
一个人的寂寞范文4
我挥去沉睡千年的疲倦，刀光剑影肆虐，北斗七星占据泪眸……
害怕寂寞的空气，想发霉的饼干，潮潮的，狠狠地侵蚀琉璃般的痛楚。于是，我喜欢将音乐调到极限，让每个音波分子攻占脑细胞。
JAY的音乐是寂寞的，而JAY本身是寂寞的音符。我将一个人丢在黑如潮水的黑暗里，安静的聆听，心，惶惶的疼。
阴天，总让人忧郁。我对着空白的考卷，发呆，像个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嘲笑，嘲笑自己的愚蠢，突然的哭出声音。虚无的梦境，在我眼前“哗啦啦?”地崩落，我握紧双手，只抓住寂寞的空气缓缓的流过……
光与剑交织闪烁，像场辉煌的烟火，绽放，最终落默，回归最初的寂寞……
是个标准的坏学生。他可以将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在父母的呵斥下，染回去，过几天，头发却更放肆的灿烂；他可以连续旷课好几天，然后还理直气壮的跟老师顶嘴；他可以带几十个兄弟去跟人家打，然后被别人几百个兄弟追回来……
我说我不喜欢他，那也是好久的事了。
我是标准的好学生。我是个没有棱角的石头，在父母、老师的期待下，我不属于我自己。我自卑，我从不跟别人说自己的心事。
我以为，那些忧伤的记忆搁浅在心里，总有一天会腐蚀，最终灰飞烟灭。只是，当我跟自己在哭泣时，我才明白，一个人真的很寂寞，一个人难以承受那些悲痛。
上帝赋予我这样的性格，我无法退回，我只能扯紧那些寂寞，依旧笑颜粲然。在别人面前的我是快乐，甚至被人说疯疯的，傻傻的，我依旧是笑，我行我素。
曾经有个男生说我是冷血动物，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绰号的，不为什么，也许我本该如此。只是，后来，没人再这么叫我了。
我唯一灵魂的寄宿只有画画。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这样，或许有点可笑。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只有它才会静静的听我诉说那些寂寞的痕迹，承载我的伤痛。也许这样，我才有存在的理由，支撑着活下去的借口。
我画了几乎整整2天的画，要送给4当礼物的，始终没有送出去。看着画上班驳的压痕，眼泪飙出来。我心疼，是为了画吗？还是什么，我不懂。
考试又失败了，我知道，自己是战场的牺牲品。
我望着老师和父母的逼问，沉默不语，痛苦地将眼泪逼回去。我对自己说，任凭你们怎么说吧，我有我的方式。我固执，我承认。
我以为我会靠在谁的肩膀痛哭一场，而我，居然遗忘那些痛，笑得如阳光灿烂。
我嫉妒，嫉妒彼得潘，嫉妒他永远不用长大。而我，终究要被尘埃掩盖……
一个人的寂寞范文5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客忽视。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对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以防止和减少因税务人员的违规所导致的税收流失。
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 计算 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容忽视。征税人是相对于纳税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各级税务机关以及税务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税务人员的行为。
一、对一个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在分析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对税收流失的影响方面，我国已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的模型。该模型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b表示违规收益，即税务人员由于违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m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行为被查获后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p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被查获的概率。该模型简单给出了税务人员违规的前提条件为b(1／p一1)>m，而制止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则为b(1／p—1)<m。同时得出，税务人员是否实施违规行为取决于违规收益、对违规行为的查获概率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程度。梁朋在《税收流失 经济 分析》的专著中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探讨，并对税务人员违规如何导致税收流失的机制在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
上述关于税务人员违规行为的简单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1)税务人员是风险中性的，其效用与收入之间是线性关系；(2)税务人员的效用只取决于收入的多少；(3)税务人员是不作道德判断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税务人员是独立作出行为决策的，只关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为不受周围环境(其他税务人员的行为)的影响；(5)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无关；(6)税务人员的决策只涉及一个时期。
二、利用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拟对上述简单化的模型作一些改进：(1)以“预期效用理论”作为模型的理论基础；(2)借鉴国外学者对纳税人逃税行为进行分析的a—s模型，将其建模方法应用于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简单模型的假设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进。以期更接近现实。这里首先将上述假设前提(1)和(5)分别修改为：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者；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设暂时不变。根据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为s，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所得到的违规收益为b，违规行为被查获的概率为p，违规行为被查获后税务人员所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将各种形式的处罚一律转化为可计量的货币单位)与违规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处罚为kb。则如果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被查获，其净收人为w=s+b；如果其违规行为被查获，其净收人为z=s—kb。u(x)为税务人员的效用函数，x表示收入，由于假设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的，则有u>0，u”<0。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是在可能发生的两种状态(即违规行为被查获与否)下其效用的加权平均值，其权数分别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税务人员不实施违规行为，即b=o，此时其预期效用为u(s)。显然，税务人员选择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论文关键词]预期效用理论 税收行为 税收流失 税收管理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方面，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客忽视。运用预期效用理论，对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进行建模分析的结果表明，应加强对税务人员的管理，以防止和减少因税务人员的违规所导致的税收流失。
税收流失是指各类税收行为主体，以违反现行税法或违背现行税法的立法精神的手段，导致实际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少于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计算的应征税收额的各种现象和行为。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虽然纳税人是导致税收流失最主要的原因，但由于征税人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税收流失也不容忽视。征税人是相对于纳税人而言的，它是指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各级税务机关以及税务人员，本文所关注的是税务人员的行为。
一、对一个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行为模型的简要述评
在分析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对税收流失的影响方面，我国已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税务人员违规的模型。该模型为(s+b)(1一p)+(s—m)p>s，其中：s表示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b表示违规收益，即税务人员由于违规行为所获得的收益；m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行为被查获后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p表示税务人员违规被查获的概率。该模型简单给出了税务人员违规的前提条件为b(1／p一1)>m，而制止税务人员违规行为发生的前提条件则为b(1／p—1)<m。同时得出，税务人员是否实施违规行为取决于违规收益、对违规行为的查获概率和对违规行为的处罚程度。梁朋在《税收流失经济分析》的专著中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更为详细地探讨，并对税务人员违规如何导致税收流失的机制在a-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
上述关于税务人员违规行为的简单化的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前提下：(1)税务人员是风险中性的，其效用与收入之间是线性关系；(2)税务人员的效用只取决于收入的多少；(3)税务人员是不作道德判断的完全理性人，只是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4)税务人员是独立作出行为决策的，只关心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其行为不受周围环境(其他税务人员的行为)的影响；(5)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无关；(6)税务人员的决策只涉及一个时期。
二、利用预期效用理论建立基本模型
本文拟对上述简单化的模型作一些改进：(1)以“预期效用理论”作为模型的理论基础；(2)借鉴国外学者对纳税人逃税行为进行分析的a—s模型，将其建模方法应用于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分析；(3)基本承接上述简单模型的假设前提，但作一些必要的改进。以期更接近现实。这里首先将上述假设前提(1)和(5)分别修改为：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者；税务人员违规所受处罚与违规收益的大小成比例，其他假设暂时不变。根据这一思路，建立基本模型如下：
假定税务人员的薪金收入为s，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所得到的违规收益为b，违规行为被查获的概率为p，违规行为被查获后税务人员所受到的处罚(包括罚金、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等形式，将各种形式的处罚一律转化为可计量的货币单位)与违规收益b成比例，即所受处罚为kb。则如果税务人员的违规行为未被查获，其净收人为w=s+b；如果其违规行为被查获，其净收人为z=s—kb。u(x)为税务人员的效用函数，x表示收入，由于假设税务人员为风险规避的，则有u>0，u”<0。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是在可能发生的两种状态(即违规行为被查获与否)下其效用的加权平均值，其权数分别是p和1一p，
即：eu=(1一p)u(w)+p(u)(z)(2—1)
如果税务人员不实施违规行为，即b=o，此时其预期效用为u(s)。显然，税务人员选择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为：eu=(1一p)u(w)+pu(z)>u(s)(2—2)
ep：p<[u(w)一u(s)]／[u(w)一u(z)](2—3)
在实际生活中，税务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在作决策的时候，会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更为合理的假设是，税务人员在决定是否实施违规行为时，会观察周围的税务人员。如果他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他就很有可能选择实施违规行为。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进模型，就是将其与心理成本联系起来。由于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他的心理成本会降低，因此可以在考虑税务人员心理成本的模型中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也考虑进去。用m(n)表示当税务人员发现周围的税务人员在实施违规行为时自己心理成本减少的比例，0<m(n)<1，其中，n为周围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的人数。假设m<o，m”>o。则税务人员的预期效用函数变为：
eu=(1一p)u(w)+pu(z)一m(n)v(b)(4—1)
税务人员实施违规行为的前提条件变为：
eu=(1一p)u(w)+pu(z)一m(n)v(b)>u(s)(4—2)
即：p<[u(w)一u(s)一m(n)v(b)]／[u(w)一u(z)](4—3)
令p=[u(w)一u(s)一m(n)v(b)]／[u(w)一u(z)]
表示主观临界概率值，将式4—3与式2—3、式3—3进行比较可以得出p<<p。即在模型中将税务人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考虑进去，主观临界概率值处于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一之间。对求关于s、b、k、n和v的微分。 计算 结果为：dp"／ds?，dp"／dk<0，dp"／db?，dp"／dn>0，dp"／dv<o。如果对式4—1的预期效用最大化问题，假设存在内部最优解，则满足最优解的一阶条件：deu／db=(1一p)u(w)+pu(z)(一k)一m(n)v(b)=0(4-4)
一个人的寂寞范文6
关键词：信任；代际传递；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父母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1-0140—08
父母和未成年孩子谈话时，常叮嘱孩子“在外面要小心，不要什么人的话都信”、“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上当受骗的都是实诚人”，这一幕几乎发生在每个家庭的亲子对话或沟通中。父母的谈话究竟要传递给孩子什么呢？谆谆告诫的背后是其关于人性、他人可信赖程度的潜在看法。应否“诚实守信”的问题，无疑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不可或缺的内容。诚然，我们要“以诚实守信为荣”，但这一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落实到个体生活和内心层面呢？父母究竟在塑造孩子“诚实守信”的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这就涉及到信任在家庭背景下发生的微观过程，即信任从父母一代向子女一代传递的过程和机制。本文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梳理有关信任的相关研究，探明信任的家庭来源和影响因素，并尝试勾画出信任代际传递的机制和过程。
一、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
信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有研究者统计，社会科学类英文学术期刊中以信任作为关键词或者出现在摘要中的次数从1990年的129次上升到了2005年的1956次。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检索，题目中包含“信任”的文章，1990年有9篇，2000年有167篇，2005年有836篇，2010年有1692篇。学术界之所以关注信任，主要因为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最主要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成本，简化交易程序，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正如Knack和Keefer对29个市场经济体的研究所显示的：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1.15%的经济增长。
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因此关注不同国家的信任水平及不同时期各国信任水平的变化。例如，跨国全球指标数据库（Shared GlobalIndicators Crossnational Database）中对全球7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信任度追踪比较研究，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对亚洲5个国家和地区近25年间信任水平变化进行了研究，美国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针对不同种族群体的信任水平做了比较分析。这些针对国家或社会群体进行的信任调查通常询问被试赞成“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时必须小心”，这一问题不涉及具体的信任对象和具体的信任情景，它所反映的是人们基于对人性的基本认识而做出的道德判断，研究者将其称为“普遍信任”。国家或群体层面的普遍信任水平能够标定该国家公民或群体成员如何评价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可信程度，会影响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效率。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接触的是具体的人际关系，信任水平是因交往对象而异的。当我们基于自己的人际经验决定是否信任别人时，这是一种特殊的或个别的信任，如对父母的信任，对朋友、同学、邻居、同事的信任，对不同行业专家、从业人员的信任，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国籍的人的信任。个体的特殊信任水平与交往情景、交往经验、交往的风险程度等因素有关。例如，Thompson等人追踪考察了儿童患者的父母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建立过程，结果表明，被试最初对医护人员的信任与普遍信任水平相当，随着交往经验的增加，了解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态度、治疗方案制订、护理行为等情况，对医护人员的特殊信任开始建立并发展起来。跨文化比较研究结果也显示个体会根据交往主题、风险程度来权衡是否信任某些个体，如父母、朋友、政府职员、佛教徒等。可见，特殊信任强调信任水平因信任对象的不同而异，受特定情景下交往经验的影响。
有关特殊信任的实证研究发现个体在不同风险情境中都非常信任自己的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信任对象逐渐从家庭成员扩展到其他亲戚、熟悉的朋友、同学和同事等群体中。这意味着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最早源于家庭，将父母作为信任对象，而后才可能形成对其他个体和人群的信任。尤斯拉纳在总结普遍信任在个体身上的起源时也曾指出人们对他人及环境可靠性的预期有其家庭根源，可能与个体早期与父母的交往经验、父母的信任水平以及家庭环境有关。这些证据表明，或许存在人际信任在家庭中从亲代向子代传递的现象。
二、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
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指父母的能力、观念、行为、社会地位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子女在各方面与父母越相似，代际传递效应越强。在实证层面上表现为父母特征与子女相应特征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且亲代特征对子代相应特征有一定的预测性。目前的研究已发现个体发展中的许多变量，如攻击行为、不良教养行为、少女早孕、依恋模式、离异、教育成就等都存在代际传递现象。
然而，目前关于信任代际传递的研究相对较少。早期的信任代际传递研究基本都是由美国学者开展的。例如，Katz和Rotter从大学生群体中挑选出信任得分在正负0.5个标准差以上和以下的20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并用同样的量表测量了其父母的信任水平以考察父母和子女信任水平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信任水平确实存在一定关联，但父亲和母亲对子女信任水平的影响不同：父亲的信任水平对儿子的影响更大，但对女儿的影响很小（仅达到边缘显著水平）；母亲对儿子和女儿信任水平的影响程度相似，但高信任和低信任子女的母亲信任得分差异仅达到边缘显著水平。Luhmann对大学生及其父母的小规模调查研究得到了比较确定的结论：“父母的信任感是孩子信任他人最强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可能从个体早期开始，或许早在儿童8岁时就已经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稳定看法。尼米-詹宁斯社会化研究（theNiemi-Jennings socialization study）分别在1965年、1973年和1982年对青少年及其父母的价值观和社会态度进行了大规模追踪调查，它被认为是早期信任代际传递研究中最可靠的数据来源。该调查结果显示父母的普遍信任水平与子女信任水平存在关联。其中，1965年对711对父母和子女的调查发现，如果父母是高信任者，那么其子女相信陌生人的可能性就高出9个百分点；父母较低水平的信任能预测其子女的低信任。1973年和1982年对这些青少年家庭的追踪调查结果表明：如果父母在9年前具有较高的信任感，同时对自己群体之外的成员有较积极评价的话，其子女信任他人的概率是76.9%；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父母早年信任感较低，对自己群体外的人评价消极，子女成为信任者的概率仅是33.7%
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信任存在代际传递现象。Rotenberg对加拿大50个小学生家庭的实验研究发现，母亲的信任水平能够预测子女的信任水平。最近德国社会经济调查结果再次证实信任存在代际传递性。该调查包括12000个家庭，且取样代表了德国人口分布状况。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和父亲的普遍信任水平能显著预测子女信任水平，回归系数分别为0.23和0.16。可见，信任代际传递的直接证据虽少，但这些证据却足以告诉我们信任的代际传递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信任的代际传递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发生的呢？国外的追踪研究结果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尼米-詹宁斯社会交往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体信任水平的众多因素中，预测力最强的并不是个体当前的状况及其所处年代的特征，而是他们儿童期形成的价值观和父母许多年前的信任感和教育。在Wuthnow的访谈研究中几乎所有被试都把自己的信任态度描绘成他们在儿童时代学来的性格特征，而不是成年后才有的。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将目光转向个体的早期成长环境，考察个体信任是如何发生的，父母、家庭在信任水平的传递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上文区分了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二者内涵、产生基础及在真实生活中的应用情境均不相同，所以个体两种信任的来源和代际传递机制可能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分别综述与两者各自关联的家庭因素。
三、普遍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因素
普遍信任被认为反映了人们对世界、人性的基本看法，一旦形成不易改变。各种生活事件和境遇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不大，即使我们发现某些个人、群体甚至是大多数人有不可信的行为时，我们也不容易从信任者转变为不信任者。因此，普遍信任被认为是个体相对稳定的价值观。现有理论和日常经验表明，普遍信任有其家庭根源。
普遍信任的形成或许首先要追溯到婴儿期的亲子依恋。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早就指出，在会说话前，婴儿就通过与母亲的接触，体会到了母亲在满足自己基本需要（如饥饿、舒适）方面是否“可信”，从而发展出“信任”品质，克服对他人的不信任或疑虑感。后来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对他人有积极的看法，通常有较高的人际信任，而不安全依恋个体的信任水平较低。正是这些早期与父母的交往所产生的信任体验经过内化进入到个体的内部认知系统，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原型，影响着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可见，早期亲子互动质量对个体普遍信任存在一定影响。然而，近期的实验研究却发现两者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而非直接预测。Corriveau等人对147名4—5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安全依恋儿童——即与父母建立高水平信任的儿童在问题解决情景下会根据成人所提供线索的正确程度来选择信任母亲或是陌生人，而逃避型依恋儿童则较少考虑实际线索并盲目相信陌生人，抗拒型依恋儿童也经常忽略线索并作出拒绝陌生人观点的选择。这似乎意味着个体早期对父母的信任并不能直接预测其信任水平，但会影响其排除人际关系干扰，充分加工信息作出信任判断的能力，减少其盲目信任或不信任他人的可能性。由此可以推论，信任水平不同的父母可能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通过哺乳、环境布置、照看模式等养育行为影响了子女在环境中的安全感，以及对他人的信任态度，从而培养出信任水平各异的儿童。
除个体早期亲子依恋的影响外，个体世界观，尤其是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也被认为是普遍信任的最好预测源之一。也就是说，那些相信未来比过去好、未来的一切都能如愿的个体更相信大多数人是可信的。美国多项大型社会调查结果都支持这一观点。例如，美国1987年的“社会普查”结果表明，那些相信下一代人会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个体相信他人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高出18%；1992年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结果也显示，相信20年内生活会更好的人信任他人的可能性比悲观主义者高出10.4%。那么，乐观主义为什么会影响个体的信任水平，它又是如何让信任代际传递实现的？Seligman从“解释风格”角度阐释了乐观主义世界观对信任代际传递的贡献：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早在儿童期就已经形成，这导致他们对同一事件的解释不同，因此会有不同的信任水平。例如，高信任者对自己群体内外的人都持积极的看法，他们认为未来很美好，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活，从陌生人那里能获得机遇，学习到新东西。而低信任者则认为外部世界很危险，自己难以掌控，因此对前途悲观，害怕陌生人争夺资源，担心自己被陌生人利用。综上所述，信任的代际传递可能遵循这样一个路径：秉持乐观主义世界观的父母更容易成为普遍信任者，其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也影响了子女的世界观，使得子女对世界、对他人的看法也与其父母类似，信任水平由此实现了代际传递。那么，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从何而来？有人认为是遗传自父母的，也有人认为是青少年期形成的，但无论如何乐观主义世界观的建立都需要父母的关爱。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关爱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以及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上。父母通过“言传”和“身教”传递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和信任观念。1996年的美国“佩尤费城调查”结果显示，那些高信任的被试报告父母很少警告他们不要相信他人。不仅亲子之间有关信任的直接沟通会影响子女的普遍信任，有时仅仅是与子女谈话或者更一般的沟通特征、沟通模式都会对子女信任产生影响。尼米一詹宁斯社会交往研究对711名青少年的调查发现，父母与子女对话的数量、子女影响家庭决策的程度、子女在交友和活动内容方面的自、子女与父亲的亲密程度等都能预测子女的普遍信任水平。具体来说，如果一个青少年的父母具有信任感，而且他本人又能够影响家庭决策，能够决定与谁交朋友，能自由地表达与父母不同的意见，他成为信任者的概率会很高，约为76.7%；若不具备这样的亲子沟通环境则这个青少年信任他人的概率就只有42.8%。综上所述，亲子沟通在信任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中介路径可能有两条：第一条为直接影响路径——父母通过与信任有关的亲子沟通直接向子女传递其信任信念，沟通越多，父母的信念和态度也更多地传递给子女；第二条是相对间接的路径——与信任无关的亲子沟通模式影响子女信任水平。那些在亲子沟通中，被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能做决策的孩子逐渐发展出对环境的控制感，而这种控制感能很好地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结果也发现个人对环境的控制感和父母的信任水平共同影响，经过长期积累能够产生出高信任的青年人。
与此类似，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会塑造儿童对自我、对他人、对环境的不同看法和感受，从而影响其信任水平。早期研究发现如果父母使自己的孩子自我感觉良好，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孩子在与他人打交道时的自私程度”。尤斯拉纳对1992年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结果的再分析显示，高信任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喜欢孩子有好奇心”、“喜欢孩子勤于思考”、鼓励孩子与较多邻居说话；而那些鼓励孩子服从和礼貌的父母信任水平则较低。可见，高信任与低信任的父母在子女教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那么，不同教养方式会对儿童信任产生怎样的影响？教育领域曾有观点认为，父母在个体早期（甚至是子女5岁时）的教养方式能转变为子女未来的态度和信念。有关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如果家长过于严厉或过于疏忽，孩子就会对陌生人保持较高警惕性；如果父母具有信任感、宽容、参与集体活动、与邻居说话，会对孩子有示范和引导作用，使孩子能接纳不同于自己的人，对邻居、集体、家庭外的个体产生亲近感，从而形成较高水平的普遍信任。国内研究也表明，生活在养育方式较积极的家庭中的个体人际信任度较高；而拒绝、否认型养育方式则与子女的人际信任呈负相关。
综上所述，子女早期体验的亲子依恋质量、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亲子沟通状况、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可能是普遍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变量，有助于解释父母信任水平和子女信任之间的相似性。
四、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因素
特殊信任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没有与他人的交往经验，没有形成关于他人的信息，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特殊信任。因此，亲代和子代间特殊信任水平的相似性可能主要是由两代人社会交往范围、交往经历的相似性造成的，这种相似性具体包括共同的家庭、居住在同一城市或社区、处于相同的社会阶层、工作类型相似、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相似。由于缺乏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直接研究文献，下面将着重介绍影响特殊信任水平的各因素，以期找到特殊信任代际传递的可能中介变量，间接说明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
首先，与被信任者的交往经验对特殊信任的影响。交往过程中，特殊信任的形成和发展通常是基于被信任者的行为表现。例如，Thompson等人对就诊儿童家长对医护人员的特殊信任产生及发展过程进行了追踪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交往次数的增加，家长对医护人员开始产生特殊信任；当对医护人员的技术表现、护理行为等有了更多了解，家长的特殊信任开始发展，变得更高或更低。近来，心理学家集中研究了幼儿的选择性信任，结果发现无论他人当前提供的信息正确与否，幼儿都会根据他人以往是否提供过错误信息来决定拒绝或者信任对方提供的信息。可见，个体早期的特殊信任也是以交往经验为基础的。此外，有研究者指出特殊信任的建立和发展水平与具体情境有关。牛江河与辛自强的研究考察了被试在借钱、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交流等三种交往情境中的特殊信任水平，结果发现不同交往情境中个体信任的对象不同。张建新等人曾设置了“辅导功课”、“保管钥匙”等交往情境来考察被试的特殊信任水平，结果表明被试会根据被信任者在特定交往情境中的能力、以往交往频率等因素来决定是否信任对方。其实，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特殊信任大都是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如在医院中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法律咨询时对律师的信任、面对数学题对教师的信任、分享隐私时对朋友的信任等。通过交往经验个体可以了解被信任者的能力、特征或品质，建立对他们的信任，这种特殊的交往经历逐渐转化为个体对某个被信任者或者某类被信任者的特殊信任，个体在类似交往情境中会调用这些经历，表现出较高的特殊信任水平。
其次，人际关系属性对特殊信任的影响。人际关系属性即个体与被信任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类型，如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熟人、陌生人等。不同的人际关系属性可能因熟悉程度不同、交往深度不同而影响个体的特殊信任水平。1996年美国费城的“信任和公民参与调查”发现，人们更信任家人、朋友、同事、老板，而对邻居、陌生人的信任水平则较低。牛江河和辛自强对加拿大和中国成年人特殊信任的研究也发现，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对配偶、父母、子女等家人的信任最高，其次是有过共事关系的朋友、同事、老板等熟人，最后是与自己没有直接交往经验的陌生人。人际关系属性的影响可以用个体和被信任者的相似性来解释，因为某些人际关系属性本身就体现了关系双方存在某些相似。例如，亲人关系意味着双方存在血缘或亲缘关系，同事关系意味着双方有共同的工作环境，朋友关系意味着双方的核心价值观相似。相似的个体更可能成为一个群体，研究表明同一群体内的成员往往以赞许的眼光看待本群体的其他成员，认为他们值得信任、诚实并具有合作精神；而其他群体的成员则被看作是充满敌意的。进化博弈论模型也支持以上观点，信任和支持同类人是进化的结果，也是特殊信任的基本特征。
第三，父辈替代性经验对个体特殊信任的影响。除了直接的交往经验之外，个体也经常通过观察他人（尤其是父母）的信任关系和信任事件间接获得信任经验。例如，Franklin等人对完整家庭和离异家庭子女信任感的比较研究表明：完整家庭和离异家庭子女的普遍信任没有差异，但离异家庭子女对自己的恋人、未来配偶及婚姻的特殊信任较低。相对于父母离异，父母离异前的婚姻冲突对儿童的特殊信任，包括对父母的信任、对恋人或未来配偶的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有关离异代际传递的追踪研究也表明，祖辈或父辈的婚姻状况及婚姻中的信任感可能通过社会学习等机制延续到子辈或孙辈家庭中。正如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所说，人类有替代学习能力，这使得个体之间的交往经验已不再是个体经验，它能为群体中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从而实现个体经验在不同个体之间进行沟通和传递。由此可见，父辈与他人交往的特殊经验可能成为儿童与人交往的原型和范例，通过示范作用，转化成儿童的特殊交往经验，从而影响其特殊信任，也由此实现了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
综上所述，特殊信任的形成主要以交往经验为基础，具有较强的对象性和情境性。所以，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可能更多源于亲代和子代的交往范围和交往经历的相似性。如果父母总是在某些情境中表现出对邻居、同事或其他熟人的特殊信任，那么子女通过观察学习习得了这种建立特殊信任的模式，同时获得了某些替代性的特殊经验。当子女在人际交往中遇到类似情境时，他们会调用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特殊人际经验判断自己是否应该相信某些个体，同时运用已经习得的特殊信任模式来建立自己的信任圈，从而实现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
五、总结：信任代际传递的中介模型
上文引证的资料只是说明了信任代际传递的可能中介因素，但从理论上如何解释这种传递机制呢？以往代际传递研究通常有两种观点解释传递现象：一为“遗传说”，一为“教养说”。“遗传说”认为可能是父母将某种稳定的能力、个性特质或倾向通过基因传递给子女，从而驱使子女以与父母类似的模式来思考和行动，最终使其发展结果与父母十分接近，实现代际传递。而“教养说”则主要强调各种“后天”过程的作用。父母的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和行为方式可能通过与子女的交往、对子女的教导，通过子女对父母的模仿传递给子女。例如，父母营造的家庭氛围、阅读习惯等能够解释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日常沟通作为中介变量促使个体认知能力的代际传递。
对于信任来说，研究者通常将普遍信任看作稳定的价值和行为倾向，其传递可能存在生物遗传路径。最近，美国和瑞典学者进行了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对比研究为信任代际传递的“遗传说”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遗传能够解释成人普遍信任变异的32%（瑞典被试）和16%（美国被试）。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基因能够决定人们对外界和他人的看法，并通过生理遗传传递给下一代，实现普遍信任的代际传递。因特殊信任的产生要以交往经验为基础，因此没有理论依据和实证证据表明特殊信任存在生理遗传路径。遗传因素不能解释信任的全部变异，说明在生物遗传之外还存在其他间接传递路径。
上文有关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因素的众多研究都为信任代际传递的“教养说”提供了实证支持。虽然这些研究仅为信任的代际传递提供了间接证据，但它们却为未来研究探寻传递过程的中介变量提供了依据。根据目前已有研究我们可以大致推导出以下两个假设：第一，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不同；第二，信任的代际传递过程中存在众多中介变量。图1是我们根据现有理论观点和文献提示建构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代际传递过程模型。由于现有实证研究大多以说明信任存在传递现象的事实为目的，并未涉及对传递机制和传递过程的描述，因此，图中的传递路径多为旁证，还需要那些将父母和子女的信任水平、中介变量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中讨论其影响路径的实证研究给予直接的验证和支持。下面将结合图1和已有研究结果说明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研究中已得到确证的影响路径和有待实证检验的路径，以期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首先，图1中表示父母信任水平对中介变量影响的路径a和a’是信任研究中被社会学关注，而被心理学长期忽视的部分，也是未来信任代际传递微观过程研究需要重点补充的内容。目前，有关路径a和a’的证据多来自社会学的大规模调查，结果较为稳定。调查结果明确指出信任水平不同的父母其教养观念、教养方式、乐观主义世界观、亲子沟通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父母信任对亲子依恋质量、家庭功能等心理学专有变量的影响则缺少实证证据，还需要未来心理学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不过，心理学中有关信任的理论阐述却为路径a的存在提供了支持。例如，Rotter指出普遍信任是个体对非特指的他人或团体的可信赖性的普遍期望，类似人格特质，它影响着个体对环境和事件的看法，也影响着个体包括教养观念、乐观主义等在内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群体信任的研究结果也为特殊信任影响交往经验的路径a’提供了证据。例如，研究表明对特定个体和群体的高度特殊信任会引导人们更多进入其熟悉的高信任的交往情境和人际关系中，从而限制了其交往范围，导致人们缺乏与异质群体成员交往的经验。
其次，图1中连接中介变量和子女信任水平的路径b和b’是目前得到心理学实证支持较多的部分。对普遍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以儿童和大学生为被试考察亲子依恋、教养方式等与个体信任的关系。虽然国内的这类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这些研究多数因缺乏对普遍信任来源的理论思考而致使其对结果的分析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对中介变量和个体信任水平作用方向的解释也时常出现矛盾。所以，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需要在理论统合的基础上梳理出研究脉络，对各种中介路径进行有计划的检验。特殊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证据多来自国外学者。他们多以成人为被试研究交往经验、信任情境等在特殊信任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较好展示了特殊信任产生和发展的机制。
最后，除了借助中介变量解释信任的代际传递之外，一些重要的外源性影响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即图1中的路径c和c’。在信任研究中，教育背景、收入、职业、社会阶层对个体信任水平的影响始终为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社会学者将这些因素看作社会分层的指标，考察社会结构、资源分配等宏大社会特征对人们信任的影响。虽然有证据表明路径c和c’的确存在，且这些外源性变量还会影响某些信任传递路径，如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个体对交往经验的解释不同，从而影响其信任水平；但是，社会学者并不关心这些因素如何在家庭中发挥作用，以及这些因素经由一些怎样的过程让某些个体变得更容易信任或者不信任他人。遗憾的是，关注个体信任家庭起源的心理学研究者们又常常忽略掉这些变量的影响。因此，今后有关信任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应该将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和心理学关注微观发生过程的研究传统结合起来，以便完整地描述信任代际传递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