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花都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花都湖范文1
周巷镇中心小学
王文煊
清明节到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老家扫墓。我坐在妈妈的电动车后面，一会儿唱歌，一会儿问妈妈问题，心里可高兴了！突然，公路两旁大片大片黄色的花吸引了我，我问妈妈：“妈妈这是什么花呀！怎么这么多呢？”“你猜呢？”“我猜，一定是豆芽花。”刚说完，妈妈就笑出声来，“傻孩子，这是油菜花，等它开完了花，就结种子，那就是菜籽，最后，农民伯伯再把它加工成我们烧菜时用的菜油。”“啊，原来是这样。”没走多远，我又看见了许多绿色的有小眼睛的花儿，“那一定是蝴蝶花。”“那是蚕豆花。”到了奶奶家，我又认识了许多植物……
花都湖范文2
仔细观察，发现好几十个农家妇女正在花海里劳动，她们有的蹲在地上拔草，有的躬着身子更换已经萎蔫的花钵，还有的在给花带浇水。“这些在花海景区干活的妇女全是村里的留守人员，加上执勤和保安与其他服务人员，共有两百多人在这里上班，他们每人每天的务工收入平均六十多元钱。”村党支部书记周焕全对笔者说。
黄门村地处城区近郊，过去是一个单纯的农业生产村。前些年，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留在家中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耕种着人均不到1亩的土地。然而，黄门村地处层峦叠嶂的巴岳山脚下，与玄天湖度假区相邻，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重庆树王”之称的黄桷门情人树也生长在村里。如何发挥地处城郊的有利条件，在有限的土地上寻找助农致富的路子？近年来，黄门村党支部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在南城街道的帮助和支持下，黄门村采取“集体搭台、业主唱戏”的运作方式，将分散到农户的土地流转过来进行集中经营，成功引进了重庆威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黄桷门奇彩梦园。以花为媒，通过该公司的精心策划和包装，农业和旅游共同发展生发出意想不到的强大合力。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该村流转的土地达到3000亩，开发出的项目有千亩花海，千亩葡萄、蓝莓，千亩荡舟垂钓水体等，主导产业由过去的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观光农业，走出了一条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全新之路。
现在，黄门村搞乡村旅游，打造出了一个鲜花盛开的村庄，景区里果蔬花木管理、餐馆商店经营、治安秩序维护等，都需要大量的人手，给村民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
花都湖范文3
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东南部，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是水族文化保留得最完整的区域，水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7%。三都自治县拥有水书、马尾绣、水族端节等承载着独具特色且底蕴深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突出的唯一性和垄断性。
作为民间美术类文化遗产，马尾绣不仅可以传承民族文化，还能为水族同胞创造物质财富。近年来，三都自治县将马尾绣作为重要的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当地妇女也积极参与到马尾绣制作中来，为三都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了贡献。
马尾绣之困
水族原聚居在古代中原睢水流域一带，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水族祖先经三次迁徙，来到贵州都柳江流域一带。之后，大部分水族人民就在这里定居，形成了现在的分布格局。
马尾绣产生于水族祖先的迁徙过程中。水族祖先几次迁徙中，R是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没有足够的针线，妇女就以马尾作线。时间一长，妇女们发现麻皮布片经日晒雨淋后会慢慢腐化，而“马尾线”却依然完好。“马尾线”因而成为水族妇女刺绣的主要材料。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水族妇女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审美能力，将自然万物、民俗事象和神话故事经过概括、提炼、加工后，用马尾绣技艺进行表现，制成背带、鞋、帽等水族马尾绣工艺品。
马尾绣是水族独有的传承千年的民间刺绣技艺，由聪明贤慧的水族妇女世代相传。在水族人的传统观念中，马尾绣制作技艺的精巧程度是判断一个姑娘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志。
然而近年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冲击，水族年轻女子极少愿意学习马尾绣技艺，这一古老的民族手工艺面临巨大困境。
三都自治县民宗局水族研究所所长潘兴文说：“要想使马尾绣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技艺不丢失，一方面要靠政策的扶持，另一方面要靠其民族内部的文化传承者的自立、自强。”
从手工艺品到旅游商品
2006年，“水族马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三都自治县县委县政府通过鼓励引导，将马尾绣从原先单纯的手工艺品转化为旅游商品，马尾绣得以步入“在发展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的良性轨道，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2016年，三都自治县被列入贵州省2016年文化产业扶贫项目“千村计划”14个试点县之一，获得省专项补助资金70万元。
中和镇三洞社区处于三都自治县南部，是水族马尾绣的发祥地，被称为“水族马尾绣”之乡。“千村计划”项目在此建立了一个长期的水族马尾绣技术培训基地，用于学习、交流、技术培训、产品研发等，以达到设计创新，扩大市场，实现规模化生产，带动周边贫困村贫困群众通过马尾绣脱贫致富。
该项目已于2016年7月全面铺开，目前已培训绣娘240人，订单15000件，产生效益200多万，人年均增加收入达5000元以上，带动121户贫困户脱贫。项目的实施将带动中和镇三洞社区达便村近300人的贫困农户从事马尾绣生产加工，提高贫困村妇女、传承人及手工艺品制作者的家庭经济收入，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民族文化产业助推精准扶贫的新路子。
民族文化保护的“娘子军”
3月3日，来自北京的退休职工韩竟成夫妇在三都万户水寨的一家马尾绣工艺品店里，被各式各样的绣品吸引，反复挑选后，韩竟成给老伴买了一个马尾绣手镯。他说：“东西不在大小，关键是工艺精巧！”
潘勉是这家马尾绣工艺品店的老板，2015年曾获得“贵州省民族刺绣工艺大师”的称号。潘勉一大早就开始忙着刺绣，她于2013年成立的彩凤凰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去年接了来自承德的一个500多万元的大订单，今年4月要交货，她要抓紧把作品赶出来。
潘勉告诉记者，这些刺绣都是手工制作，平时在店里卖一部分，更多的是靠展销和来自省内外的订单。三都每年都要组织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加广州花城 “凤羽天籁・水韵双歌暨水族非遗走进广州大型旅游推介活动”和深圳文博会，可以宣传民族文化，寻找商业伙伴。
除了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力扶持外，水族妇女对马尾绣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功不可没。
宋水仙从小跟母亲学习马尾绣技艺，2006年她成立了三都第一家马尾绣工艺品店，把马尾绣变成了商品，如今她的工艺品店已经开办了近10家。在她的马尾绣工艺品店里，她还以收购和寄卖马尾绣制成品，大大促进了马尾绣的传承和保护，很多妇女都重新拾起了马尾绣针线篮，不再外出打工。
花都湖范文4
[关键词] 1912年～1937年 湖南都市 商业现代化
湖南之重要商业中心，有长沙、常德、岳阳、湘潭、邵阳、衡阳、醴陵、洪江等处。长沙是湖南省会，又为全省水陆交通之中枢，与上海、汉口之间的商务往来较多。常德与洞庭湖相连，本地盛产桐油和木材，其商业的繁荣可想而知。岳阳当粤汉铁路横贯，又与洞庭湖相接，水陆交通便利，湘省进出口贸易中相当一部分经由此地。湘潭扼湘水中部，居长宝、湘粤两公路之交叉点，水陆交通发达，商业颇盛。邵阳为湘西南重镇，为湘中湘西各县出入货物之集散市。衡阳南至粤境，北迄长沙，均有公路可通。醴陵有土产夏布及瓷器，又有株萍铁路可达江西，为土产输出荟萃之所。洪江地处湘西，邻近贵州，两地土产皆由此进出。
一、长沙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为行政枢纽所在，自1904年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本省的工商重心。兹将1933年长沙与其他重要都市之商业情形统计如下：
表1 1933年湖南重要都市之商业情形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实业志―湖南省》（民国二十四年），第三编《都会商埠及重要市镇》散见各章，第34――238页（丙） ①内6家保险业资本额不明。
由上表可以看出，长沙的商业中心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其商业家数为14424家，较之省内其他城市商业家数的总和（4309家）还多一万多家；至于营业额和资本额因资料不全，无法知道他的确切数字，但凭借长沙的商业家数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断定长沙的商业应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长沙既有传统行业的延续，又有新兴行业的出现和发展。传统行业中如食品业、文具业、各类杂货业等，营业家数在1933年较1916年增加了几倍甚至十多倍，并且有些传统行业中的现代因子较浓。如药品业中就有了中药、西药之分，服装业中也出现了西服店、呢绒号，奢侈品中的音乐社、包车行等。再以中医与西医两行业为例予以说明：1916年时，中医有162家，西医有11家。到了1933年，中医增为288家，西医增为49家，前者增加两倍，后者增加近五倍。虽两者都有发展，但新事物比传统事物增长快，这些新事物都为舶来品，如果以他们作为现代化之指标，那么，新兴行业如洋货洋行、工艺、新式书店、影剧院等的出现和发展，更符合现代化之原则了。洋货、洋行、工艺、书店分别从1916年的127、10、2121、33家增至1933年的233、11、3344、70家。
二、湘潭
湘潭商业从民国初年开始衰落：往日商帮不至、汇票歇业、钱典业次第收束，市面呈现出一片萧条之景。尽管如此，湘潭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仍不失为湖南省内一大商业城市。据民国二十二年统计，湘潭仍有商业家数220家；营业资本除6家保险业资本额不明未计算外，仍有502700元；同样，营业额也有4848200元（参见表1），这三项都胜出最先开埠的岳阳。
在不景气的情况下，仍有若干传统商业活动。长沙崛起后，湘东及湘江上游各县的货物，仍多由湘潭集散，如衡阳之煤，攸县之铁，湘乡和邵阳之纸，郴、永之烟叶、锡、土果等；在转口贸易中，出口土产有药材、酒酱、槟榔、莲子、木材等，从上海、香港、汉口等地转进货物有绸布、百货、棉纱等。据1933年统计，经湘潭进出口贸易总值分别为600余万元和500余万元。总的来说，湘潭商业在曲折中有所发展，较之长沙，其现代化的程度要逊色很多。
三、邵阳
邵阳商业起步较早，大部分行业在清光绪年间相继兴起。民国元年，有如钟表、煤油等外来行业开始落户，其资本虽然很小，但意义重大。这表明了本地已接受西方物质文明，人们的观念在发生改变。同年，邵阳百货业出现，资本额和营业额均不少，分别为38300元和380000元。民国二三年至间，虽有机器印刷业、针织业、手机织布业等新式工艺应时而兴，但因规模较小，得不偿失。民国二十年前后，各业获利颇丰，几乎所有的商业行业都有新开张的商号。据民国二十二年调查，邵阳已有商业家数911家，资本2088225元，营业额为11133152元（见表1）。但邵阳尚无铁路直达，资水滩险流急，不利于轮船通航，这些都限制了物产流动，不利于商业发展。
四、洪江
洪江四通八达，为其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故洪江商业之盛，虽然比不上通商大埠，但犹为可观。输入货物以洋纱布匹为大宗，年约七八百万元，绸缎及煤油卷烟，各年约五六十万元，南货年约三四十万元，苏广货约五六十万，纸张颜料约十万余万元，其他零星货品，也均在十万元以上，湘西上游各县之食盐，也经洪江。输出货物，以桐油、木材为大宗，木材可达五百万元，桐油可达七百万元。据民国二十二年调查，洪江共有商号245家，资本额为1601900元，营业额为23718000元（参见表1）。资本和营业额中，除钱庄外，以洪油庄、绸布庄和油盐、南货号为最高。除坐商外，洪江还有为数众多的行商，特别是木材业、绸布业和特货业，行商居多，其营业额大大超过坐商之数，如木材业年营业额500万元，绸布业1000万元，特货业1500万元。这些都反映了洪江商业发展的特点。
洪江商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为地处湘西，山多地陡，人烟稀少，环境不大安定，经常有盗匪出没，对都市的发展构成威胁。即使在民国年间，这儿的商业活动仍旧是日中为市的传统，每逢3、8之日，四乡农民来此赶集，日落散去。
五、衡阳
衡阳地处南北要冲，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民国年间逐步超过湘潭，跃升为湖南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长沙。
衡阳商业仍以传统者居多，但也不乏有现代商业之崛起。据1933年调查，传统商业中专营日杂用品的杂货店最多，计198家；其次为专营谷米的粮食店，计112家；绸布店也不少，有七八十家以上。各业之资本总额，以绸布店居首； 疋头棉纱店次之，再就是粮食店、土布店等。就平均每家资本而言，最多者为疋头棉纱店，计3.6万元；其次为棉花店，计1万元以上，绸布店约为2千元，粮食店等只有1千元左右。至于营业额在500万元以上者，只有疋头棉纱店一业，100万元以上有煤油公司及绸布店两业，粮食店、棉花店等是在10~20万之间。新兴商业中如西货店、照相店、电影院等各自都在十家以下。家数不多，但富有生气，具备较强的竞争力。拿煤油公司来说，虽其总资本额排不上号，但其每家平均资本达9千元，位居第三；特别是其营业额竟达100万元以上，仅次于疋头棉纱店，位居第二。衡阳商业到1933年，各类商店有47种行业，商号有1508家，资本总额为2510749元，雇佣店员约4817名，每年营业额约为14399075元。
六、醴陵
醴陵商业，以城市为中心，自株萍铁路通车后，商品出入频繁，重要出口物资由红茶、瓷器、夏布等。民国以降，三者出口贸易日趋减少，加之民国七年战祸，钱庄倒闭，金融枯竭，市面大受打击。民十年以后，商业渐形复苏。
商业中以油盐纱业范围最大，全业共有46家，总资本46万元，全年营业额为150万元，占商界之首位；次为绸布业，共计58家，资本总数为10万元，营业额为120万元；居第三者为土细瓷业，有商号100家，总资本4万元，营业额110万元；其他各业全年营业都在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参见下表：
表2 醴陵各业商店贸易情形统计表(1933年)
资料来源：《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三编《都会商埠及重要市镇》第八章《醴陵》，民国二十四年版，第237、274页（丙）
醴陵商业中进出口贸易较为重要。进出口贸易总值分别为36.5万元、32.5万元，进口货物有盐、纸烟、南货、药材、百货等，出口货物主要为瓷器、夏布，谷米等。可见，醴陵是以土特产来换回生活必需品，这种商业行为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商品交换极为相似，其现代性仍差强人意。
七、常德
常德是湖南西部的门户。各路商人或从陆路或从水道云集于此，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常德全市商业有29种，商店有878家，资本额为247.351万元，营业额达902.56万元（参见表1）。各业中商店数以酒业为最多，全业有88家；而资本数以油行业为最高，达40万元，占总额的16.17%。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因常德商业中以桐油买卖为主要部分。营业额中最高者却为绸缎业（200万元），占22.16%，其次为苏糖百货业，占13.78%。
常德1905年被辟为寄港地，从此有轮船往来于长沙、汉口等地，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此开设洋行，1917年，英、德、美、法、丹麦等国在常德开设的洋行达19家。进出口贸易不断增加，据1933年统计，常德进口货以煤油、毛织品为大宗，其次为红糖、棉织品、白糖、纸烟等，每年进口值达211.34万元，其中以煤油为最高，全年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33%以上，这在当时湘省的都市商业发展中是少见的；出口货主要为土货，以木材和桐油为大宗，每年出口总值达853.52元，进出口总值相较，常德每年出超达642.18万元。常德虽有商业之发展，但现代工业之缺乏，全市除民国十一年设电灯公司一家外，别无机器工业，城市之发展仍然是传统的形态。
八、岳阳
岳阳在湖南东北角，当洞庭湖出长江要道，水陆交通均便，久为军事重镇。1899年又辟为商埠，成为近代湖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一度相当繁盛。然民国之后渐衰，原因为：军阀连年混战，岳阳是主要拉锯战场，商民饱受战祸之苦，工商业者不愿来此建厂；除受军事影响外，还有经济上之原因。厘金时代，货物入湘，岳阳厘金仅征半数，但裁撤厘金后，代之以产销税，岳阳半税之例，却被取消，实际税收加重。而紧相临的湖北没有此变化，这样，商贾相率离湘而趋鄂，经济重心，随之转变。再加之，岳阳因本地物产不太丰富，而靠中转货物而获得商机，但随着铁路开发，航运渐废，往日商埠机能渐失。因此，民国年间，岳阳的商业一落千丈，民十五、十六年间，六家钱庄纷纷倒闭。
岳阳物产以米为大宗，其次为茶叶，特别是君山茶叶，其他为棉布、豆、油之类，多运销汉口。入口货以油盐最多，洋货次之。
尽管如此，岳阳因最先开埠，其城市现代化程度也较高。清末时期，就有轮船、火车、邮政、电报、电话的设置。民国三年，又有电灯工厂1家、碾米厂3家的创设。其他均为传统工商业，据民国二十二年统计，工商资本412，98元，营业额为2，961，058元。
综上所述，长沙、岳阳为最早开埠之所，又占据“地利”之优势，商业发展中现代气息较浓。其余都市商业中的现代化因子虽不断增多，但不尽人意。湘潭之地位衰落、邵阳之交通闭塞、洪江之偏僻、常德之工业薄弱是成为各自商业发展的弱点。
参考文献:
[1]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第408页
[2]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三编）民国二十四年版，第五章、第七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八章
花都湖范文5
关键词：服务效率公共文化“互联网+”首都
一、“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与获取状况
（一）优劣势并存的受访居民主客观判断
从客观情况出发，受访居民主要反映了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的渠道、就近“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情况、经常参与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体验过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当前阻碍“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因素、对当地“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改进建议等。从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的渠道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①微信、微博、APP；②网站、论坛；③电视；④电话或手机短信；⑤报纸、广告宣传品等。从就近可获得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情况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①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和终端；②网站、论坛；③室内固定服务终端；④多媒体活动室；⑤电子阅览室。从经常参与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①网络读书看报及博览；②互联网预订；③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活动评选；④网络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推广；⑤网络平台建设和提议。从体验过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看，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①“淘宝”及相关模式；②“消费券”模式；③“文化云”模式；④“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网站及终端”模式。从当前阻碍“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因素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①居民认知；②资金投入和成本费用因素；③政策因素；④人才因素；⑤法律因素。从对当地“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改进建议看，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①公共文化服务互联网平台建设和宣传；②“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点对点服务；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场馆与设施；④“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合理使用；⑤人才与志愿者培养。
其中，1、2、3、4、5代表调查结果的五个等级，1代表十分了解、非常满意、十分困难和经常参与，以此类推。
主观方面，受访居民中对“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不够了解的比例占到35%，认为获取“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相对困难的比重达到33.13%，可见认知和获得服务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成为制约“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瓶颈因素。只有不足20%受访居民对“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较低，本人及身边的亲朋好友极少使用互联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总体而言，“互联网+”作为一共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兴供给手段，已经初步表现出嵌入到首都居民的日常社会生活当中的趋势。
（二）区域分异的受访居民需求和行为
1.认知情况差异呈现“中心―”特征
城六区受访居民对“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认知情r的差异，调查数据显示，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四区受访居民对“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不够了解的比例均为28%以下，其中，朝阳最低，仅为16.88%，这与近年来朝阳区大力建设“文化朝阳云”并宣传推广是分不开的；丰台、石景山两区受访居民对“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不够了解的比例较高，突破40%，这与两区“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起步较晚和设施服务不健全有关，受访居民反映出的获取“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相对困难的比重分别达到38.75%和39.92%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结论。从区域空间分析，这一结果表现出主观判断的非典型圈层结构，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四区为中心区域，丰台、石景山两区为区域。
2.关键问题调查结果呈现共性和层次特征
从关键问题呈现出的共性特征看，一是微信、微博、APP和网站、网络论坛形式已经成为居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的主要渠道，二是网络读书看报是居民获取最多的“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三是“淘宝”模式、“文化云”模式、“消费券”模式和文化场所网站模式居民接纳程度均较高，四是居民认知是公认的阻碍“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最大因素，五是对本区“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改进建议较为集中。从城六区呈现出的层次特征看，一是石景山区通过网站、论坛等网络媒体形式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推广相对不足，二是西城区和丰台区网络博览和网络预订服务内容使用比例不高，三是朝阳等区虽然已经建议了“文化云”平台，但使用效率不高，四是资金投入要素和成本费用要素对人均财力相对低的东城、丰台、石景山三区的限制较为突出，五是东城、西城、朝阳、石景山四区多注重“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搭建，海淀和丰台两区则更加关注“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及设施。
二、质性剖析：塑造“故事链”发掘居民“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障碍点
对获取的文献资料、问卷调查的结果资料和深度访谈的一手资料进行录入，运用贴标签功能，将关键词、关键句一一分类标识出，完成一级数据编码（自由节点）。一级数据编码即为居民“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障碍信息汇总。对于出现少于两次的本土概念进行自由节点删除，同质现象标签进行整合，得到二级编码（树节点）。以深度访谈结果为例，得到表2。
三、范畴凝练，合理刻画“五维要素”
通过塑造认知和信息渠道―获取服务内容―获取模式选择―低效因素判断―提出改进建议―更新认知和信息渠道的闭环“故事链”（见图1），提取闭环中影响“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的信息，提炼障碍点和产生原因。将二级编码得到的树节点再次归类命名，得到三级编码（核心式编码，见表3），即：居民认知、满意程度、居民参与、需求和行为阻力、服务改进（见表4）。
四、问题归结，深度演绎“效率传导机理”
应用矩阵编码技术对5个三级编码核心树节点之间的上级编码进行重复性统计，得出矩阵编码结果（见表5）。数值越大，则相关程度越高，作用机制就越复杂，在“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效率传导中承担的角色作用也就越复杂。
五、构筑提升“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效率的闭环模式
（一）破除观念误区，提升“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认知能力
现阶段，国家界定的基本文化服务范围主要包括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方面。广义的公共文化服务还包括文化政策服务（包括文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和文化市场监管服务。要树立“大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通过文化部门、社区街道、社会组织等多方式的宣传引导，扩大对“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和服务内容的了解程度，避免居民对其认识持续停留在传统的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领域，避免公共文化服务与付费文化消费品混淆。
（二）打开需供“黑箱”，提高“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
充分发挥需求在“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需求侧与供给侧相匹配。借助公共文化服务互联网平台，建立“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定期调查和随时反馈机制，畅通居民需求的反馈通道。实施数据驱动，借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对主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场所利用门禁人脸识别系统，计算每天进出的人数，统计流量，及时调整服务时间；通过大数据研究分析用户偏好，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满足读者需求；通过分析行为、参与实践和动作来判断居民感兴趣的领域。
（三）扶正参与行为，引导“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方向
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信息产品通过移动网络技术使在场服务转变为在线服务，服务的可获得性进一步增强。要打破时间、偏好和门槛限制，引导居民参与与政策导向关联密切和区域主推的特殊“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结合线下活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场所的使用效率。未来，大量公共文化服务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在线技术等打开区域外部空间，实现区域间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无障碍自由配置，合理引导居民参与行为实现区域空间上的流动，促进资源共享。
（四）突出因堇导，破解“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制约瓶颈
在注重提升居民认知水平的基础上，破除资金投入和成本费用因素、政策因素、人才因素、法律因素等制约瓶颈。积极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运营，减少“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成本占用。通过设立文化惠民电子卡的方式，对“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进行补贴。注重既懂互联网技术又懂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逐步健全政策和法律体系，合理引导“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五）畅通反馈机制，促进“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增效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互联网监测平台和群众性投票、评论、建议平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规范性和制度性。定时处理和归结分类反馈信息，借鉴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经验，构造网络平台、设施场馆、文化委等责任主体的信息联通机制，对反馈信息按照分类能够及时反馈给各责任主体，由责任主体进行限时处理。根据反馈信息处理情况，定期改进方案，并作用于认知主体，增加其参与“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信心，且通过反馈――改进后进入“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新生命周期。
参考文献：
[1]何义珠，李露芳.“互联网+”对跨系统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圈”建设的启示[J].现代情报，2016（2）.
[2]夏国锋，吴理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述评[J].理论与改革，2011（1）.
[3]李少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构成及其功能分析[J].社会纵横，2007（2）.
[4]刘炜，张奇，张搓.大数据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6（3）.
花都湖范文6
【关键词】兰豆护肝颗粒；肝硬化；临床疗效
肝硬化是一种以肝组织弥漫性纤维化、假小叶和再生结节形成为特征的慢性肝病。引起肝硬化的病因很多，在我国以病毒性肝炎所致的肝硬化为主，西医认为发病机制主要是在肝脏多种细胞及细胞因子(cytokin，CK)参与下，引起细胞外基质(extracenuarmatrix，ECM)的合成与降解失衡，即合成大于降解，导致ECM过度沉积所致。且目前西医尚无有效的抗肝硬化的药物，中医药治疗慢性肝病历史悠久，作用明显。根据中医文献中有关“胁痛”“黄疸”“膨胀”等的论述，认为肝硬化病位主要在肝脾，久则及肾，古代医家提出“阳虚易治，阴虚难调”，说明肝肾阴虚既是肝硬化失代偿期的一个重要病机，亦是常见而难治的证型。我科在采用兰豆护肝颗粒治疗肝硬化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湖南省耒阳市中医院收治的肝硬化160例患者，诊断标准参照2005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1]及2003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制订的《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2]。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82例，其中男性53例，女性29例，平均年龄48.43±3.54岁。对照组78例，其中男性50例，女性28例，平均年龄47.67±4.29岁。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和病程及实验室检查等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甘利欣(甘草酸二按)、思美泰(腺苷蛋氨酸)、门冬氨酸钾镁等支持对症治疗,腹水患者应用利尿剂、人血白蛋白、新鲜血浆等对症治疗。治疗组给予兰豆护肝颗粒(由泽兰、路路通、黑料豆、褚实子、茵陈、牛膝、陈葫芦组成),随症稍作加减,每日1剂,水煎,分2次温服。两组治疗周期均为6个月。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治疗前及治疗后每月检测一次肝功能,并对患者的中医证候疗效积分进行评价,同时进行腹部B超常规检查；治疗前后对所有患者慢性肝病疾病特异性量表(chronic liver disease-spe-cific questionnaire, CLDQ)积分及肝硬化Child-Pugh分级(CTP评分)进行评价。
1.4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版)[3]及2003年《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2]制定。显效:自觉症状、体征明显改善,中医证候积分减少≥70%；有效:自觉症状、体征好转,中医证候积分减少≥30%；无效:自觉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证候积分减少
1.5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3. 0统计软件整理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中的非等级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Ridit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
2结果
2.1症状和体征的变化
治疗后2组乏力、纳差、肝区痛、腹胀、腹水等症状均有明显改善(P
2.2 肝功能的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包括血清总胆红素(TBil)、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血清白蛋白(ALB)、白蛋白/球蛋白比(A/G)、蛋白电泳等,未见明显差异(P>0. 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肝功能理化指标都有明显的改善(P
2.3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变化
所有病例治疗前后均检测肝纤维化的指标:透明质酸(HA)、层粘蛋白(LN)和IV型胶原。结果显示:两组病例肝纤维化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见表4
2.4 疗效分析
治疗组基本治愈23例(29%)，好转44例(55%)，无效13例(16%)，总有效率 83.75%。对照组基本治愈18例(22%)，好转31例(39%)，无效31例(39%)，总有效率61.2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肝硬化是肝实质细胞广泛破坏、变性、坏死与再生、纤维组织增生,以致肝结构紊乱的一种病变，其病理变化的特点是广泛的纤维化和结节的形成，进行有效的抗纤维化治疗是防止早期肝硬化向失代偿期发展从而促进其良性逆转以达到改善疾病预后的重要途径。我们确立了清热利湿，补益肝肾的治疗原则。确立了兰豆护肝颗粒的治疗方剂，主要由泽兰、路路通、黑料豆、褚实子、茵陈、牛膝、陈葫芦等药组成。方中用泽兰、路路通活血利水与健脾补肾的黑料豆、牛膝同用，祛邪而不伤正；用黑料豆、褚实子健脾，补而不滞，温而不燥，扶正而不助邪；补肾勿滋，当以平补阴阳为主，本方以褚实子、牛膝补益肝肾，活血利水，标本兼顾，消补兼施；用褚实子、黑料豆、牛膝柔肝、养肝之品，使肝体得养，肝用得制。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泽兰有较好的抗实验性大鼠、小鼠肝硬化形成的作用，预防给药能对抗肝纤维化增生，能降低sGPT、sGOT，并可使血清总蛋白、白蛋白显著升高[4],能降低家兔血液粘度，纤维蛋白原和红细胞聚集指数的异常升高；能扩张微血管管径，从而改善了微循环障碍，起到活血化癖，通经利血的效果[5]；黑料豆所含皂甙有明显的保肝作用，对于过氧化脂质所致大鼠肝损伤，大豆总皂甙可显著抑制之，使血清转氨酶及游离脂肪酸明显降低[6], 此外，大豆总甙及其单体还能抑制纤维蛋白原向纤维蛋白的转化，促进纤溶活性[7]；路路通其甲醇提取物白桦脂酮酸具有明显的抗肝细胞毒活性，对CCl4以及氨基半乳糖诱导的大鼠肝细胞毒性有明显保护作用[8]；茵陈生药中含有丰富的Zn、Mn等机体所必须的微量元素，它们参与酶的组成，调节酶的活性，直接参与机体的核酸、糖、脂肪、蛋白质的代谢，因而有促进肝细胞再生，保护肝细胞膜的完整性和明显的保肝作用，茵陈多肽可以显著增强小鼠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茵陈篙汤及其有效成分能有效地抑制肝细胞凋亡，茵陈具有促进胆汁分泌及排泄作用，可降低麻醉犬奥狄氏括约肌的紧张度[9]；牛膝对免疫功能正常或低下的动物均有增强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作用[10]；陈葫芦中的有效成分葫芦素B可使脂多糖(LPS)诱导的大鼠肝细胞损伤模型中肝内Fas和FasL的表达明显降低并呈剂量依赖性，从而抗肝细胞凋亡，产生保肝作用[11]。综观本方，黑料豆、褚实子养阴护肝，益肾健脾为君药；泽兰、陈葫芦淡渗利湿，利尿消肿，路路通活血化癖通络共为臣药；茵陈利湿退黄；川牛膝清热凉血解毒，引诸药下行共为佐药。众药合用，共奏柔肝健脾补肾，活血利水之功效。全方以平补肝肾为基础，利湿、退黄、清热、通络并进，补而不腻，利而不猛，活血而不伤正，利水而不伤阴之良方。通过本研究我们发现, 兰豆护肝颗粒能够改善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及临床症状,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J].临床肝胆病杂志, 2006, 22(1): 3-15.
[2] 危北海,张万岱,陈治水,等.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4, 12(11): 2694-2696.
[3]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2.
[4] 高南南，田泽，李玲玲，等.泽兰有效成分活血化癖药理学的研究[J].中草药，1996，27(6):352-354.
[5] 石宏志，高南南，李勇枝，等.泽兰有效部分L.F04对红细胞流变学的影响[J].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2002，11(5):241-244.
[6]卫永第，陈荣杰.大豆总皂贰的部分药理作用[J].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1996，5(4):24-27.
[7] 刘志刚，熊正英.大豆总皂贰对力竭运动大鼠一氧化氮(NO)及总一氧化氮合酶(iNOS)影响的实验研究[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7，16(3):35-37.
[8]陈小川，王浦林，王晶晶.路路通配甲壳素镇痛与抗炎作用的研究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J].四川中医，2003，12(6):43-45.
[9]董岩，王新芳，崔长军，等.茵陈篙的化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时珍国医国药，2008，22(4):57-59.
[10]韦倩，盖国忠，伊鹏菲，等.牛膝药理血清对血管内皮细胞影响的实验研究[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4(3):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