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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的寄语范文1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年间进行的四国高中生系列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家庭教育独具特点，喜忧参半。例如，中国的家庭教育更细致，对孩子玩电子游戏和学习等管理较严格，但是在孩子消费方面往往比较放松管理；父母给孩子更多的关爱，为孩子成长付出更多，但是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较少；对孩子的愿望满足较多，孩子对家庭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但是与孩子沟通交流少；中国父母秉承了更多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孩子勤俭节约，但是对孩子的职业意识培养不足……这些都为我们提升中国家庭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思考背景。为了更好地取长补短，本文暂且不谈中国家庭教育的优点，而是重点分析研究中发现的不足，以期改善中国家庭教育，为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出谋划策。研究发现，中国高中生的家庭教育存在下面几个不足：
1.中国父母表扬孩子最少。
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既能体现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家庭教育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亲子关系的和谐程度。
四国高中生调查发现，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各国父母都特别高兴，母亲比父亲更高兴（表1）。其中，韩国父亲最高兴，有75.4%的韩国父亲为孩子的好成绩感到高兴，其次是美国父亲（67.7%）、日本父亲（63.1%），最后是中国父亲（57.6%），比其他三国的父亲低7-18个百分点。91.9%的日本母亲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特别高兴，其次是美国母亲（91.1%）、韩国母亲（89.4%），中国母亲居最后一位（76.4%），比其他三国的母亲低13-25个百分点低。可见，总体来说母亲比父亲更经常地为孩子感到骄傲。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母亲为孩子感到骄傲的比例要比父亲高出20个百分点。四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认为父母为自己的好成绩感到快乐的韩国高中生、日本高中生人数较多，比例较高，而中国父母很少喜形于色。
调查还发现，韩国的父亲们、美国的母亲们经常表扬他们的孩子。据高中生们自我报告，有53.7%的韩国父亲们经常表扬孩子，其次是日本父亲（48.7%）、美国父亲和中国父亲并列第三。另外，美国母亲最愿意表扬自己的孩子（80.4%），其次是韩国母亲（80.1%）、日本母亲（77.8%），中国母亲居末位（65.5%）。从这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父母很少表扬孩子。同样，父亲、母亲对比发现，母亲们经常表扬孩子的比例要比父亲们高得多，而父亲们更多时候以威严为主。
表扬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好的行为给与称赞、鼓励、肯定，会给孩子一定的心理满足，成为孩子积极向上的原动力。父母给孩子的肯定、表扬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亲子关系有较大影响。表1中可见，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快乐的感受也较少。其中，美国高中生感觉与父亲在一起最快乐（68.1%），其次是韩国高中生（65.4%）、日本高中生（64.3%）、中国高中生（59.3%），中国高中生比美国高中生低了近9个百分点；和母亲在一起很快乐的比例，韩国高中生最高（91.9%），中国高中生最低（68.7%），相差23个百分点（见表1）。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往往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情绪比较内敛含蓄，因此无论高兴与否，都不会明显表露，较少为孩子感到骄傲和快乐，较少表扬孩子，孩子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也难以感到由衷的快乐。
2.中国妈妈与孩子沟通最少。
亲子间的有效沟通既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父亲与母亲相比，母亲与孩子沟通、聊天的次数更多。表2可见，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母亲比例高出父亲40-5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家庭教育中，女性在亲子沟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四国父母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次数较少（父亲44.8%，母亲74.2%），其中，父亲位居第二，母亲位居第四。和其他三国的母亲相比，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比例要低10-19个百分点。可见，中国母亲与孩子沟通最少。
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进行“伪沟通”有密切关系。调查中我们发现，约有80%的父母都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沟通，但是只有20%多的孩子认为父母与自己进行过沟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往往是由于父母常常以成绩、考试排名、学校表现等作为沟通内容，甚至以查询、指责、批评为沟通内容，但是孩子不认为这是沟通。因此，虽然中国父母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很多沟通，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中国高中生的感受并不是如此（见表2）。
或许因为沟通效果并不好，因此中国高中生有烦恼时，也较少找母亲倾诉。表2的数据还显示，当有烦恼时，四国高中生们更愿意找母亲倾诉，但中国高中生找母亲倾诉烦恼的比例最低（72.6%）。与排名第一位的日本母亲（91.2%）相比，低了近19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缺少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亲子沟通的重要价值。当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也许与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中国父母大多为双职工，而日本、韩国很多女性结婚后便做全职家庭主妇，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与孩子沟通较多。
因此，有半数多的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不太理解他们（父亲55.7%，母亲54.6%）。尤其是中国母亲，在这一项上排序第二，虽然比韩国母亲比例低，但是比日本母亲高出5个百分点，比美国母亲高出13个百分点。
3.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独立性最不认可。
在对孩子独立性的认可程度上，四国的父亲比母亲更容易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表3的数据显示，和日韩美三国相比，中国父母更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较少把孩子当成大人。其中，日本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高（父亲72.5%，母亲69.4%），四国中位居首位，中国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父亲64.7%，母亲50.7%），在四国中位居末位。
另外，总体来看母亲比父亲管孩子更多一些，父亲往往不太管孩子，更愿意把孩子当作大人看待。这可能是因为与母亲相比，父亲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较独立。同时，因为大多数父亲的工作时间比母亲长，因此对孩子的管理时间比较少。
比较而言，日本的父母不管孩子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而中国父母不太管孩子的比例较低（父亲67.8%，母亲38.0%），排序较靠后，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这说明和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父母对孩子管理更多（见表3）。
4.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
孩子学会使用零花钱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父母往往是孩子零花钱的主要来源。本次调查发现，对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从来不给零花钱的情况很少，只有2.0%的中
国高中生、3.4%的韩国高中生和13.1%的日本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但是对美国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不给零花钱的情况比较普遍，多达42.2%的美国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高中生大多要通过劳动自己赚取零花钱，因此他们的父母不会主动给孩子零花钱。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普遍。
给零花钱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图1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孩子需要就给的比例最高（63.1%），在四国中居于首位。定期给的比例为34.9%，而日本、韩国的父母定期给高中生零花钱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见图1）。
定期给孩子零花钱，让孩子学会定额消费、理智消费，正是消费教育的重要方法。如果孩子想要就给，过于轻易满足消费需求，看起来是父母疼爱孩子，或者在心理上弥补了没时间陪伴孩子的内疚，但是容易使孩子养成缺乏理财计划、任性、随意的习惯。因此，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按照孩子的合理需求，定期给孩子零花钱，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开支，长远规划，形成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消费观念。
5.中国父母最喜欢用金钱奖励好成绩。
各国父母通常也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对他们表示祝贺或奖励，例如孩子过生日、取得好成绩等。调查发现，父母在孩子过生日时给零花钱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奖励考试取得好成绩。四个国家中，美国父母最喜欢用零花钱对孩子表达生日祝贺（79.7%），其他依次是日本（68.6%）、中国（61.8%）、韩国（59.4%）。用金钱奖励好成绩的做法中，中国父母的比例最高（46.1%），美国、日本、韩国的比例分别为27.9%、25.3%、25.1%；另外，有30.4%的中国高中生因为在比赛或竞赛中表现突出而得到过父母奖励的零花钱，为此得到零花钱的日本、韩国、美国高中生分别为13.8%、11.4%、15.4%（见图2）。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父母更喜欢奖励孩子的“好成绩”和“突出表现”，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有条件的爱”；而美国父母祝贺的是孩子“本身”，更少受到孩子表现的影响，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无条件的爱”。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父母还是美国父母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需要什么样的爱，父母该如何表达对孩子的爱，中、美父母的理解差异较大。有条件的爱容易使高中生形成功利心理，成绩好的时候兴高采烈，成绩不好的时候垂头丧气，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亲子关系感到隔阂。用金钱奖励学习，还容易使学生难以形成长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来源于金钱获得，一旦得到满足便再无兴趣和动力。
6.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指导要求多检查少。
家庭对孩子有意识的消费教育通常包括指导孩子合理规划、量入为出、购物时货比三家、消费后做好记录等。调查发现，61.5%的中国父母经常提醒孩子“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这样做的父母多出约41个、10个和28个百分点。78.5%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自己的花费，比例同样高于韩国（64.3%）、日本（58.9%）和美国（43.0%）的高中生父母；60.6%的中国高中生父母提醒孩子购物要货比三家，高于日本（48.9%）和美国（26.2%）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高中生父母（86.2%）；50.3%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询问孩子零花钱的用途，高于日本（23.7%）和美国（34.6%）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父母（59.4%）；另外，21.1%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记录自己每天的花费，也高于日本高中生父母（13.8%），但低于美国（21.7%）和韩国（33.3%）高中生父母（见表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的高中生父母比日本和美国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进行了更多的消费教育。从消费指导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父母对于孩子消费前的规划及如何合理消费的指导较多，近八成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六成以上的父母提醒孩子合理选择、货比三家，但是中国父母对孩子具体的消费支出的了解并不完全清楚，对孩子应该如何记录和总结自己的消费情况指导较少，只有约一半父母会审查孩子的消费情况，要求孩子记录消费情况的父母仅占两成。
7.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需求最纵容。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看重和遵循的消费价值观。各国父母给孩子的消费教育中均提倡勤俭节约。表5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85.7%）的中国父母经常对孩子说要节约，位居四国首位。其他依次是韩国高中生父母（83.4%）、美国高中生父母（79.1%）、日本高中生中父母（48.8%）。但是，与之矛盾的是，中国的高中生父母一方面最重视教育孩子要节约，另一方面又最容易满足、甚至纵容孩子的消费需求。本次调查发现，43.0%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家人都会给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约27个、16个和23个百分c。另外，有19.3%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即使价格贵，但如果周围的同学有，家人也会给买，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5-1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父母在引导孩子合理消费方面存在一些矛盾的教育行为。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节约，另一方面又对孩子的各种消费需求随意满足，甚至纵容（见表5）。
另外，值得注意到是，消费作为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常常会引发父母与孩子的冲突。在这方面以韩国的高中生最为突出，51.7%的韩国高中生常因花钱太多，受到父母的训斥，经常如此的日本高中生有35.0%，中国高中生有34.6%，美国高中生有21.8%。
8.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朋友最不了解。
调查发现，近七成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的交友情况（69.7%），半数多（55.4%）父母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生活，六成多（61.3%）父母知道孩子的兴趣是什么，七成多（74.4%）父母了解孩子回家以后干什么（见表6）。可见，总体来说父母对高中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还远远不够。交友、生活、兴趣、活动等均是高中生成长的重要方面，只有父母了解孩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孩子，才能与孩子有更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见表6）。
比较而言，中国父母对高中生的交友情况了解最少，比平均值低6个百分点，比其他国家低1～17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虽然父母对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兴趣、课余时间了解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也并非最差，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父母认为学习、兴趣、课余活动等对高中生的成长更重要。而美国父母了解孩子的比例最高，八成以上了解孩子的交友情况和放学以后干什么。父母了解孩子的生活是家庭养育过程中重要的教养行为，只有了解孩子，才能给他们更多的指导。
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深刻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发展，良好的亲子沟通与学生的社会适应、心理健康、同伴关系及学业成就都有积极的联系。调查发现，中国高中生也和父母聊天最少。其中，82.0%的日本高中生、73.8%的美国高中生、70.1%的韩国高中生表示“经常和父母聊天”，但只有54.8%的中国高中生“经常和父母聊天”。而且，中国高中生觉得烦恼无处诉说的比例在四国中也最高，遇到烦恼时21.0%的中国高中生无人倾诉，韩国、日本、美国高中生分别有19.4%、17.2%、8.4%有此感受。
表7的数据显示，四国高中生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均是同性朋友（中国79.9%、美国69.3%、日本85.1%、韩国82.2%），其他也多以父母、异性朋友、兄弟姐妹为主。但是表7可见，中国高中生更喜欢向网友倾诉，父亲不在前五位之列。事实上，父亲位居第六位（15.8%）。综合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尽管在各国高中生中，母亲都不是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父亲更位居朋友、母亲和兄弟姐妹之后，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更不愿意向母亲和父亲倾诉烦恼。中国高中生跟父母沟通少，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联，中国人更为含蓄，不鼓励个人表达意见，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不习惯于相互公开表达内心感受和想法，因此给亲子沟通造成障碍。当然，也可能因为中国父母对孩子了解少，与孩子的沟通不够理想（见表7）。
9.中国父母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调查发现，多数高中生认为“父母关心我”（92.0%）。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最关心他们（94.0%），其次美国高中生（93.9%），均高出平均值。韩国高中生（91.7%）和日本高中生（88.4%）认为“父母关心我”的比例低于平均值（表6）；认为父母关心成绩的高中生平均比例为77.8%。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的父母对孩子的成绩关心最多。表8可见，中国父母关心孩子成绩的比例为86.8%，比日本父母高22个百分点，比美国、韩国父母也高出4-6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父母对孩子很关心，但是给孩子的激励却很少。数据显示，只有半数多中国父母会经常表扬或激励孩子（52.0%）。
比平均值低了10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但是，中国父母经常批评孩子的比例并不高（38.2%），在四国中位居第三，比平均值还低近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感受到父母给孩子的中国式的父母之爱，特别关心孩子，宠溺孩子，但是很少表扬孩子，总是含蓄地爱着孩子，不愿意外露情感（见表8）。
另外，表8中也显示，中国父母关心高中生的成绩最多。86.8%的中国高中生、81.2%的美国高中生、82.8%的韩国高中生觉得“父母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而只有59.1%的日本高中生觉得“父母对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父母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传统教育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智力轻德育、重知识轻健康、重学历轻能力的社会倾向，这种社会观念左右着父母的认识，进而影响着未成年人发展权的全面实现。
调查还发现，82.1%的中国高中生表示父母平时最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位居父母最关心之首，不仅高于对孩子身体健康（79.1%）的关注，更远远高于对孩子生活习惯（49.8%）、交友情况（44.5）和情绪变化（31.9%）的关注。中国父母普遍对孩子抱有较高的学历期望，不仅超出高中生对自己的预期，也与现实可能性严重脱节，调查数据显示，33.8%的中国高中生父母希望孩子具有研究生学历，50.7%希望孩子将来具有本科学历，12.6%希望孩子将来具有大专学历，仅有2.9%希望孩子将来具有高中（含中专、技校、职中）学历。
10.中国父母允许孩子决定升学或前途最少。
父母给孩子支持、鼓励，给孩子独立自主的机会，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能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表9的数据显示，65.5%的高中生认为“父母允许我自己决定升学或前途”，55.4%认为“父母不干涉我如何安排课余时间”，但是也有半数多认为“父母老干涉我”（54.7%）（见表9）。
比较而言，虽然中国父母总是干涉孩子的比例最低（39.1%），不干涉孩子课余时间的比例也较高（60.2%），但是中国父母允许高中生自己决定升学和前途的比例也最低（43.5%），比平均值低22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差18-47个百分点。而美国高中生认为 “父母老是干涉我”的比例最高（65.3%），不干涉课余时间的比例最低（45.3%），但是美国父母给孩子决定自己升学和前途的自也最多（90.3%），比中国高47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r干涉多，但事实上在关系自己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最受尊重；而中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时干涉最少，但在关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却最不受尊重。这也是中国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往往忽略关乎孩子成长的重大问题，而在细枝末节上表现出父母的溺爱。
高中阶段是开始理性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帮助孩子具备自主发展意识，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能力，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中国父母在这方面仍需努力。
根据上述一些研究发现，笔者对中国父母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状况：
1.父母要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拓宽与孩子交流的渠道。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存在一定问题，这也导致了孩子心中有烦恼不愿意找父母倾诉。然而，对于在心理上已经趋于成熟的高中生来说，和父母更好地交流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在青春期里，他们更多地容易受伙伴的影响，他们也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需要有人给予指导。如果交流不畅，不仅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效果，更使得孩子从感情上远离家庭。研究发现，民主型的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好，在子女需要指导时他们也能及时提供帮助，而专制型的父母往往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生活在民主型家庭中的孩子，对家庭及其成员更亲近，接受父母的指导也会更顺畅。
交流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父母与孩子沟通欠佳，并不是说父母不爱孩子，而是与父母缺乏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技能有密切关系。因此，建议父母们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2.多给孩子鼓励和赞扬，让孩子与家庭成员及家庭环境更亲近。
研究发现，表扬和鼓励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孩子感到成功和快乐。当孩子能够经常从父母那里获得表扬时，他就会感受到快乐，因此也会更加喜欢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情感上更加亲密。同时，经常表扬和鼓励孩子，也是孩子智力发展的动力，使得孩子有信心、有兴趣去探索新事物。然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父母比较含蓄，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父母为他们感到快乐的比例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例。同样，中国父母也较少夸赞自己的孩子。因此，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感到快乐的比例较低。这说明父母给孩子的鼓励和赞扬越多，孩子与家庭越亲近。
家庭教育并不只是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更多时候父母应以表扬和称赞为主。常赞扬孩子，鼓励孩子，不仅是教育培养孩子的重要手段，还是父母和孩子交往的重要内容，是增进亲子感情的途径。同时，多给孩子些鼓励和赞扬，还能够促进孩子良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自我认识。因此，建议中国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要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情感支持，使孩子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环境之间更亲近。这样也有利于收到更好的家庭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需要父母不断接受培训和学习，这样才能用科学有效的办法来对待孩子。例如，父母给孩子表扬，不能光靠金钱去刺激，更多地要学会表扬孩子的努力与进步。只有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行为从内心认可，他们才会更努力，遇到困难才能有韧性。所以，中国父母要与时俱进，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习教育理念和方法，用合理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与孩子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
3.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平和些理智些，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投入些温柔些。
调查发现，母亲们在家庭教育中占据重要席位。四个国家的母亲们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她们比父亲更多地表扬孩子，在家庭中与孩子交流的机会更多。另一方面，母亲们通常给孩子的压力也更大一些，对孩子的规定更多，经常爱拿孩子和他人比较。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则更宽松一些，他们更多地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这也符合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不同的角色承担。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爱更精细更感性，父亲对子女的爱更粗犷更理性。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爱。但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如果母亲的力量过于强大，或者父亲的力量过于薄弱，都不是均衡的家庭教育模式。因为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模仿父亲和母亲的行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只有刚柔相济、张驰结合的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长，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因此，建议中国妈妈们的家庭教养方式要更理智一些，平和一些，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自信，少一些压力和唠叨，少一些批评和责备。而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应该再温柔一些，多给孩子亲情和关注，抽时间多和孩子交流。父亲的责任不仅是将孩子带入社会，还有责任做家庭关系的“剂”。因为母亲往往与孩子的关系过于亲近，过近的距离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也容易产生磨擦。因此，父亲还有责任使孩子的情绪更稳定，并逐渐适应社会。只有形成合力的教育，才能使得孩子的成长空间更宽松健康。
4.减轻家庭教育的压力，适当调整家庭期望值，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调查发现，望子成龙是各国父母的共同心愿。可怜天下父母心，期望值几乎存在于任何一位父母身上，是父母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学识、价值判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进行构思、规划、设计和安排。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适当的期望会转化为子女的成就动机，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更加努力按照父母的期望去生活。同时，适当的期望也能帮助父母更加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家庭教育问题。
但凡事必有度，如果父母的期望值过高，会给孩子带来较大压力，反而使孩子产生挫败感，使他们对家庭生活和父母之爱缺乏信心及亲近感。无论是父亲或母亲，如果经常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使孩子即使很努力也难以接近父母要求的目标，他们就会感到自卑和失败。这样的家庭环境不仅给孩子带来压力，还缺少亲和力，使孩子从情感上疏远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甚至产生叛逆心理和行为。
因此，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为孩子设计的发展目标要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自身条件，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结合社会需要和可能性。应在家庭教育中适当调整期望值，不要将子女培养的目标定得太高，应该让子女们感到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实现目标。每一次小的成功都是给孩子增加自信的“加油站”。等孩子对自己充满自信时，再逐步提高标准，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更有效。此外，父母们尤其
注意在言谈举止中不要给孩子增加过大的压力，不能仅仅关注学业而忽视高中生们的心理健康。
5.家庭教育要抓大放小，给孩子更多的信任与放手。
中国父母给孩子很多关爱，对子女的生活管理很细致，但是信任和放手不够，常常习惯性地将高中生当做长不大的孩子，较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这使孩子少了一片飞翔的天空，少了一个发展的平台。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也更多看重成绩，忽视孩子的性格与习惯养成，忽视孩子的情绪与心理健康，甚至把家庭变成了第二课堂，把自己变成了第二老师。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2
【关键词】农民工；住房现状；住房保障体系；廉租房制度
一、农民工的住房现状
1．农民工的住房条件。（1）住房质量。虽然目前农民工基本的居住条件能得到满足的，基本都通水通电，用上煤气，但相比大部分城市居民公寓式住房结构，农民工租住的住房很少有独立的厨房或卫生间，和他人合用的厨房也都是在天井搭建的简易设施，安全卫生都毫无保障，厕所为户外的公厕，冬天和晚上尤为不方便，且公厕里虫蝇乱飞，非常容易传播疾病，卫生情况堪忧。（2）住房面积。近期有关部门对外来人口家庭进行了住房需求调查，发现只有2.05％的家庭能承租较大面积的住房（80 平方米），24.15％的家庭住房和营业用房合在一起而难以计算居住面积，其73.8％的家庭住房面积仅在5～35平方米之间。流动人口家庭的98％仅租住一间出租屋，房屋面积从4～24平方米不等，每间平均居住2.563人，也就是人均面积在1.5～8平方米不等。（3）租金状况。据国家统计2006年月10月公布，农民工平均月收入966元，半数寄回家乡，并且目前，农民工除去由单位提供免费的集体宿舍而无居住花费的人员外，63％的进城务工人员每月的住房花费在200元左右。总体来讲，农民工一般对住房要求不高，首要是价格低廉，其次才是住房条件。而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在居住上存在差异。建筑业工人大多以简易工棚作为临时性的集体宿舍，如果工期长一些，到工程后期则以先期盖好的工程建筑物作为宿舍。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如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用人单位往往租赁私人住房，作为外来民工的集体宿舍（群租），居住拥挤。对于小单位雇用或自己经商的农民工，则多数自己租赁，且为了降低开支，常租赁地下室、农民房，前店后家。这样形成的农民工聚居区住房结构简陋、设施缺失、卫生治安环境恶劣。
2．影响农民工住房需求的因素。（1）租金。租金是决定农民工住房选择的首要因素。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是多挣钱作为子女的教育支出、补贴家用或者作为再投资的资本，在这样一种考虑下，他们不希望在房子上的支出占据过多收入，农民工大多会选择租金低的住房，这也就是通常看到无论住房条件多差都会有农民工租住的原因。（2）距工作地的距离。农民工在选择住宅区位时，受到两种作用相反的因素影响：一方面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延长，土地租金不断下降，也导致房价不断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的延长，交通费用趋于增加，居民就是在这两者的权衡中实现选址决策。政府提供廉租房，意味着房价并不会因为土地租金的原因而变化，农民工在选择区位时候就仅仅需要考虑自己的交通成本，包括经济成本以及时间成本，因而对廉租房与工作地的距离十分看重。（3）周边卫生环境。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包括周围水、气、声环境、绿化情况以及治安状况等往往差强人意。尤其是建筑工人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二、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廉租住房制度所面临的困难
（1）廉租房建设仍处于初步阶段，自身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国家在廉租房方面制定了许多政策，但在地方推行时却由于地方政府的管理缺位而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包括：资金来源有限；廉租住房数量有限，房源信息缺乏有效的交流机制，使获得配租的家庭难以在市场上找到适合的房源；缺乏有效的统计与监管机制，因而无法对保障对象的收入进行准确的核定；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覆盖面狭窄，一些中间层的家庭无法享受到这一政策。（2）城市人口中低收入群体依然庞大。廉租住房建设虽然已经解决了部分城镇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但随着廉租住房保障范围的不断加大，廉租住房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目前廉租房保障的对象主要是城镇中的低保家庭，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群的住房问题还未解决，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其中需要一定的时间。（3）入住门槛太高。廉租房的入住基本上都有一定的条件约束，比如说对工资收入有一定的限定，但是许多超过这一限定工资的农民工也很需要廉租房的保障；有许多还规定农民工必须持有劳动合同才能入住。但是大部分农民工也许就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还有的要求农民工在用人单位工作一年以上，可是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导致他们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无法跨过这个门槛。（4）现有廉租房与农民工城市住房需求不相吻合。一是农民工希望廉租房距工作地点近。农民工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考虑到无法承担经济、时间成本，他们无法入住廉租房。而且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作息不规律，这也增加了他们入住集体公寓的难度。二是农民工希望租住的住房类型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尤其对家庭套房的需求很大。但向农民工提供的廉租房是集体宿舍的形式为主，即多人合住一个房间，共用卫生设施，没有厨房。三是农民工在选择城市住房时大都把价格便宜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廉租房距工作地点太远，农民工每天都要花费往返的路费，致使农民工入住廉租房的综合成本提高。
三、解决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的对策建议
1．明确对农民工的定位和认识。农民工的产生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农民工定位模糊，是造成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农民工住房问题，政府应当明确职责，从建设和谐社会、构筑社会公平、保障社会安定团结的高度出发，摒弃狭隘的地方主义，尽早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
2．加强加快廉租房的建设，研究适合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制度。不断扩大廉租住房的保障范围，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廉租房的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丰富廉租房的保障方式，提高廉租房的保障水平，在切实做好解决城市户口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同时，着手研究如何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农民工廉租房政策适用群体的标准要适当，不可将真正需要保障的人排除在外。在解决农民工住房的具体操作中，要充分考虑农民工的作息时间、地域分布特点、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多样化的需求，避免不切实际的建设造成住房闲置。这要求有关决策部门做好充分的调查，为农民工提供与工作地点距离适中、租金便宜、类型多样、安全卫生的廉租房。
3．采取各种办法，尽快解决当前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现阶段在廉租房尚不能惠及农民工的情况下应该积极寻求替代方式尽可能解决农民工群体住房难，住房条件差的问题。一方面下大力气改造城市农民工聚居区（如城中村）居住环境脏乱差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农民工集中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集中建设向农民工出租的集体宿舍，包括集体宿舍和为农民工家庭提供的宿舍。
4．引入市场化机制，学习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上海的永盛公寓是实施农民工廉租房制度的一个成功范例，采用企业包租的形式，由政府、企业、民工三方共同努力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永盛公寓的经验表明，企业包租的好处在于，企业往往会对入住民工给以一定的补贴，以减轻负担。为了保证农民工廉租房政策发挥实效，有关政府部门应善于学习国内外的成功经验。
5．防范农民工居住空间隔离。廉租房可能带来农民工聚居区，形成新的空间居住隔离。加拿大的经验表明，大规模的集中供应住房很容易面临沦为新的竖向发展的贫民窟的危险。因此在农民工相对分散的地区，廉租房的布局也应尽量分散，使农民工在与普通市民“杂居”的过程中顺利融入城市，以推动城市化进程。
参考文献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3
随着足球商业化、职业化的不断深入，足球经济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足球经纪人作为足球市场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直接参于足球比赛、足球经纪活动及足球运动员流动等，为活跃足球市场，促进足球运动事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对挖掘足球运动自身潜力，开发足球运动商业价值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我国足球经纪人还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着足球经纪人发展水平低、资信度不高、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现行足球管理体制不适应足球经纪人发展的需要、从业人员素质低、大众对足球经纪人的作用缺乏足够了解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妨碍了足球经纪人事业或活动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为找出适合我国国情、对足球经纪人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提供依据，从而促进我国足球产业及足球运动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并对我国足球经纪人的规范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将对我国足球职业化初期，影响足球经纪人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参阅了有关体育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体育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广泛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足球经纪人的文献资料。
2.2.2 问卷调查 针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设计制作问卷调查表，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发放，共计发出 68 份，回收 62 份，回收率 91.2% 。
2.2.3 数理统计 运用 SPSS 软件对返回问卷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影响因素的确立
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性质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本文广泛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列出影响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因素 21 项，后在对相关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对这 21 项因素进行了筛选，最终归纳为 6 类因子共 15 项，构成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3.2 影响因素的结果分析
3.2.1 管理法规因子的结果分析
我国现在虽然还没有国际足联认可的足球经纪人，但是足球经纪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我国足坛实行转会制和允许外援加盟是从 1994 年开始的，那时的内转外引工作多半由俱乐部老总或教练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由于没有正规的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围绕着球员的身价、年薪、奖金以及其他类似住房、汽车等附加条件，俱乐部之间、球员和俱乐部之间一直存在着重重黑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当时足管部门对从事经纪的人和机构没有进行资格认定，以致足球经纪人进行种种非法操作，炮制出转会市场的不正当的幕后交易，使俱乐部蒙受巨大损失，损害球员的利益。但由于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管理，这些俱乐部和球员无处可诉，也无法追究经纪人的责任。
3.2.2 智能结构因子的结果分析
足球经纪人的职业特点对其知识结构有一定的特殊要求。一是广博性，即足球经纪人应具备体育专业、市场经济、组织管理、法律金融、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实用性，即足球经纪人学习掌握广博的知识，主要不是为了理论的研究，而是为了将所学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实践中，解决经纪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据调查，在我国从事足球经纪行业的人员中，具备全面的知识、高超的能力及良好的经纪意识还不多见，现有的足球经纪人当中，大多数是兼职的体育经纪人，或是广告公司、教练员等，并非专业的足球经纪人，而且其必备的超前意识、信息意识、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更为薄弱，成为制约我国足球经纪人开展经纪业务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我国足球经纪人的综合素质已是足球经纪人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3.2.3 市场化因子的结果分析
市场需求是经纪人成长的基本条件，足球市场的需求使足球经纪人成为不可缺少的交易中介。对于运动员来说，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在有限时间内发挥体育潜能，利用其知名度获取最大收益及为他们规划退役后的生活；对于体育组织来说，需要有人为他们的比赛寻求赞助，利用其特殊标志获取各方面的收益及最大限度地开发该组织的市场；对于体育投资商和赞助商来说，需要有人为他们联系合适的投资对象及最大限度地回收赞助效益。由于自身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市场主体们不得不借助外力来满足这此需求，因此雇用足球经纪人成为既省时又省力的有效途径。同时足球市场的发展繁荣也会产生更多足球经纪服务需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3.3 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对策分析
3.3.1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足球经纪人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
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上，中国足球决策层如果仅限于原来的思想框架对原有体制修补，则只能流于治标而难以治本。因此，首先的一点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关系。中国足协在发展思路上，应以转变职能、政事分开为原则，强化资产管理，加强宏观调控，从行政事业性实体管理型逐渐向纯社团性协会实体管理型发展。同时，进一步明确体育法规中的责任条款，严格责任制度，加强足球市场的规范化，杜绝体育法律漏洞，促进体育纠纷的解决，根据体育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足球经纪人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足球经纪人管理条例》，特别是可操作的实施细则。逐步 建立起高效、廉洁、透明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3.3.2 加大培训力度，构建足球经纪人培养体系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培养足球经纪人的院校，但在时机成熟和条件充许的情况下，可以借签国外的经验，采用体育院校和经济院校联合办学并建立、健全足球经纪人的课程体系，由此构建足球经纪人的培养体系。
3.3.3 加强市场法制、机构建设，完善足球市场体系
市场是经纪人进行经纪活动的场所，是经纪人发展的直接经济环境，因此，建立和完善足球市场体系对足球经纪人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逐步健全各种足球竞赛中介服务机构和经纪人制度、并以足球竞赛市场发展为重点，带动足球训练、康复、咨询以及足球用品、足球彩票、赞助、广告等专业市场的发展。第二：足球市场管理人员，要形成新的管理思路，要树立体育资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观念、市场经营以经济实体和个人为主体的观念、足球市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观念以及公平竞争的观念和风险意识。应加强各级足球协会实体化和俱乐部建设，保证足球市场的规范化、有序化，为足球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建立健全足球市场的各项法规，并维护这些法规的权威性。还要建立、健全足球市场执法管理机构，包括机构编制、人员配备，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
3.3.4 推进职业化发展，完善自由转会制度
客观的说，中国在推进足球职业化初期，由于足球市场机制还未形成，各职业俱乐部还不规范，有关职业化的法规政策还不完善，因而还不具备建立足球职业联盟的条件。但经过近 10 年的历练，可以说中国足球职业化、足球职业俱乐部的发展已基本成熟。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足球赖以发展的大环境尚有待于进一步优化，但职业足球体制的框架已初步搭成。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地把握和建立这种先进的职业化管理体制，使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得以良性发展。对球员转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主要目的，在于立足当前，把握未来，随着我国足球事业的不断发展，球员注册管理办法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以足球经纪人为中介的自由转会制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必然。我国足球俱乐部、运动员、教练员和各级管理部门必须同心协力为国内运动员转会市场的不断成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健全相关的管理法规及制度，在国内转会管理办法中全面推行以足球经纪人为中介的自由转会制。
3.3.5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足球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足球经纪人作为体育领域中从事经纪活动的主体，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成份的扩大，以及社会阶层的多元化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必将随着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改革的进程，随着体育经济的发展和足球市场的逐步形成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观念不承认运动员的特殊价值，更没有意识到足球自身强大的经济功能，从而造成中国足球长期无经营、无市场的状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市场机制被引入到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来，使体育的经济功能勃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效益，从而带动了足球产业的飞速发展，为足球经纪人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强经济体制的改革，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在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我国足球经纪人的发展对推动足球职业化的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足球经纪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课题。
4.2 本文从理论上初步构建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体现为 6 大类 15 项指标， 6 大类分别为：管理法规因子、智能结构因子、职业化因子、市场化因子、文化社会因子、经济环境因子，这些因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分别从不同方面作用于足球经纪人的发展，共同构成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4
关键词：红枫；外源激素；愈伤组织；诱导
中图分类号 S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4-0118-03
Abstract：Acer rubrum is a very high ornamental value of the color tree speci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asexual propagation system of Acer rubrum，we discuss the callus induction of American redflower. We used the young stem segments of Acer rubrum as explants and disinfected with 75% alcohol （20s） and 2% NaClO （10～15min）.The callus was inoculated on MS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hormone types and concentrations，and the culture results were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em segments of red maple could be used as explants to initiate callus formation. In the 1/2MS induction medium，BA concentration was 0.5mg/L and NAA concentration was 0.15mg/L，the induction rate of injury tissue was the highest.
Key words：Acer rubrum；Exogenous hormone；Callus；Induction
美红枫（Acer rubrum）属槭树科槭属植物，又名红花槭、北美红枫、北方红枫等。原产于美国东北部，具有极高观赏价值的彩叶树种，适应性广[1]、生长速度较快[2]，是园林绿化的常用树种[3]。美国红枫现有繁殖技术主要通过种子繁殖和嫁接等[4]，而对成熟的组织培养繁殖培养技术报道较少。本试验通过在外源激素种类与浓度的MS培养基上，对美国红枫幼嫩茎段进行愈伤组织诱导，研究适宜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最适培养基，为进一步建立美国红枫组织培养无性繁殖体系奠定基础。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取自宿迁学院校园内栽培的美国红枫，以美国红枫幼嫩茎段作为组织培养外植体。
1.2 培养基配方 本实验采用L9（34）正交设计，MS、BA、NAA 3因素3水平实验（表1）。每种培养基的配方见表2。
1.3 实验方法 用自来水将外植体冲洗干净，置于超净工作台上，采用75%酒精20s、2%NaClO（10～15min）消毒，取出，用无菌水漂洗3次后备用。在超净工作台上将红枫幼嫩茎段剪切成1～2cm的小段，接种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每瓶5小段，每种培养基接种6瓶（计每种培养基配方接种外植体30小段）。培养条件：温度（25±1）℃、光照长度14h/d。
1.4 数据统计及分析 实验30d后观察、记录数据。实验数据采SPSS、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正交实验结果 诱导愈伤组织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对因素内水平极差（R）值分析，3个因素试验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影响的主次关系依次为A>C>B。根据各因素水平均值（Ki）值分析，可以看出各因素影响下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基本培养基：1/2MS>1MS>1/4MS；BA：0.5mg/L>1mg/L>2mg/L；NAA：0.1mg/L>0.05mg/L>0.15mg/L。得出最优水平组合为：A2B1C2。
2.2 不同浓度MS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MS对幼叶愈伤组织的生长情况和颜色已有明显的差异。由MS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效应曲线图可以看出，在诱导培养基1/2MS时比其他2种诱导培养基出愈情况好，愈伤组织呈翠绿色，在诱导培养基1MS时次之，诱导培养基1/4MS时出愈最差。
2.3 不同浓度的BA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的诱导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BA对美国红枫外植体的愈伤组织有较大的影响。BA浓度在0.5mg/L时出愈率高，愈伤组织呈翠绿色，有光泽，生长好。当BA浓度在2mg/L时，出愈率低，愈伤组织颜色较暗，生长差。随着BA浓度的升高，逐渐抑制愈伤组织的诱导。
2.4 NAA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的诱导的影响 NAA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的影响也比较大。NAA对红枫愈伤组织的诱导由图3NAA的效应曲线图可知，NAA浓度在0.1mg/L时，诱导率最高，愈伤组织生长好，具有光泽，NAA浓度在0.05mg/L时，愈伤组织长势较好，NAA浓度在0.15mg/L时，有少量愈伤组织产生，但颜色暗淡，没有光泽。这表明低浓度的生长素能促进生长，超过适宜浓度，NAA也抑制红枫出愈。
2.5 BA与NAA相互作用 将BA与NAA用SPSS软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当BA浓度为0.5mg/L，NAA浓度为0.1mg/L时，它们的相互作用值为1.000最高，所以0.5mg/L的BA与0.1mg/L的NAA是最合适的配比。
3 讨论与结论
3.1 外植体的选择与灭菌 合适的外植体选择对离体愈伤组织诱导十分关键，决定了愈伤组织诱导的成败[5]。美国红枫茎段分为幼嫩茎段和硬枝茎段，其他学者倾向于选择硬枝茎段[3，6-7]。嫩枝茎段对对灭菌剂的耐受能力较差，从而导致死亡。但本试验选择幼嫩茎段做为外植体，效果显著。对于灭菌程序上，均选用30s酒精，升汞灭菌处理[1-2，6-7]，灭菌效果显著。上述实验者，都选择了缩短酒精处理时间，次氯酸钠作为灭菌剂，效果良好。
3.2 不同浓度的MS与外源激素对组织培养的影响 张娅婷等[8]研究发现，基本培养基1/2MS比MS培养效果好，而且MS中含有的无机离子浓度较高，对细胞的分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的结果同张娅婷等研究结果一致。成浩等[9]也认为，MS培养基中大量元素减半，不仅有利于茎段的诱导和生长，而且有利于减少茎段的褐化率，提高成活率。外源激素要对6-BA、NAA进行比较，结果基本同King S M[10]试验结果相同。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对于植物愈伤组织的诱导以及体细胞胚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
3.3 结论 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研究在诱导培养基1/2MS中，BA浓度为0.5mg/L，NAA浓度0.15mg/L的条件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为100%。该试验研究为以后美国红枫无性繁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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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曹受金，刘辉华，田英翠.美国红枫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的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0，49（11）：2643-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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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受金，刘辉华，田英翠.美国红枫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的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0，49（11）：2643-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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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的寄语范文5
[关键词] 消费需求 居民收入 就业 宏观调控
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据统计，目前消费、投资、进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8%、30%、22%左右。可见，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中国投资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率的正常水平是 30：70，下限是35：65。但中国约是45：55。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凸现，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因素。本文从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造成消费率下降。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总消费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的数量，当前消费有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中国劳动力低廉，城乡居民工资收入低，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者及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只有800元到1500元左右。中国存在相当比例有工作的穷人。中国的劳动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到12%，即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仅占GDP的15%～20%。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2000年美、英、德、巴西分别为58.3%、53.84%、55.27%、40%。相比中国差距很大。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如2006年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增长1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增长31%。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比GDP增长率分别低了3.3和0.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公务员和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则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将更低。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偏低，工资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势必造成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率下降。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9%，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比国际水平低了20几个百分点。较低的消费率使整个市场消费人气不足。
2.就业严重不足，失业率过高。相当比例的居民因失业无钱可花。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充分就业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人到550万人之间，如果农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转移1000万人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实际上可能有四五千万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但中国每年只能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就业严重不足，实际失业率过高。
3.居民税负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比2006年GDP增长高13.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税收收入。著名《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税负指数一路上扬。2006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以社会福利制度著称的法国之后。其实税收相对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只占GDP的32%左右。中国税收收入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不得不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缩影。
4.农民收入低负担重。改革开放头几年，农民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实际收入还是偏低。由于农村约1.5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见效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近10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超不过6%，实际购买率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农民负担重。国家免除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已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但农民还要承担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及有各种名目的摊派、收费等。有些地方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占全年纯收入的30%左右。
5.中国居民住房、教育、养老、医疗负担非常沉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并促使居民改变消费结构。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的支出竟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66.5％之多。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房价”与居民家庭年均收入比应为3至6倍，而中国房价奇高，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到15倍。相比之下，国外没有如此虚高的房价，且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而中国居民只有负担高房价或高房租的选择。
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连续三年下滑，分别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 。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国家教育投入少，居民承受就多。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高，不少城乡居民家庭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
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0%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其保障支出只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享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人口还只是少部分。中国养老金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25%左右，卫生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
沉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经济负担，挤压了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等消费出现了下降趋势。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多，居民不得不勤俭节约，尽可能地限制现期消费。存钱以备万一之需的心态更加强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和投资倾向上升。至今16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和火爆的股市就是一个写照。
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与中国失衡的收入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目前理应做出重大政策性调整，并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1.以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抓手，鼓励创业，扩大就业。这是促进消费需求的基本政策。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互动，进而逐步扭转和改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例持续下滑的格局，及其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格局。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应以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基础。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的再就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和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展大型企业，走加大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大力引进外资，促进商品大量出口，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我们现在可走另一条路，即借鉴日、韩、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其经济增长是劳动推动的，而中国是靠国家和投资推动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全力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付出的成本不大，只要制定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鼓励性政策，以中国民间的创业热情，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才智，中小、个私企业应会很快崛起，相应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就业矛盾等可大大缓解。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的制约，消费倾向较低，其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而中低收入者已满足温饱，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消费率高，边际消费倾向高。据调查，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年均收入在5000元到25000元之间，约占城镇家庭总数的60%，占居民收入总数的58%，是中国消费倾向最为强烈的群体之一，因此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初次分配上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
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增长1.8个百分点，农民每消费1元，国民经济将增加消费需求2.356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启动国家消费需求十分关键。中国农业是一个低效益的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和经济扶持。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占同年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8.6%，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15.7个百分点。应大力增强对农业的投入，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应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并略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健全农业生产灾害补贴与保险制度，降低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严重损失。降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农民的赋税负担。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的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健全农村信贷、社保等机制。总之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农村消费水平，中国消费需求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4.有区别地运用国家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抑制过热、膨胀，扶持不足、弱小，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如运用财政政策，增加对公共福利、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通过累进制税收和对社会困难人群的转移支付，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必须要让百姓分享财政，中央要下决心，对包括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热点问题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推动财政体制由“政府积累型”向“公众分享型”转变。在货币政策上要注意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 债券市场操作等总量组合性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过热，资产积累泡沫等。但同时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给能增加就业―收入―消费的中小、个私企业、农民贷款融资。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要尽快构筑农村、小城镇的金融体系，重点发展城市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借贷公司、担保公司、小额信贷等，使创业投资，中小、个私企业的发展，真正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二要尽快在法律上承认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和地位，给农村宅基地、集体工厂用地等发放产权证，且在融资过程中可以抵押。这样才能使农民将土地资产运营于创业，扩大就业，获得收入，增加消费。
参考文献:
[1]关于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N]．宁波日报2007-3-17
[2]“国富”为何“民穷”[J].中国经贸聚焦综合报道2007.(3)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6
【关键词】 非营利组织;事业单位会计;趋同
西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是从美国的会计理论中借鉴过来的。按照美国会计理论界公认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明确提出的标准，凡是具备以下三个特征的，均应归属于非营利组织，并应遵循有关的会计规则:
(1)资财供应者提供的各种资源既不指望返还，也不期望取得经济利益上的回报。
(2)对外提供服务或商品不以营利或获取某种营利等价物作为目的。
(3)不存在可以出售、转让、赎买或一旦清算可以分享一份剩余资财明确的所有者利益。
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中，将事业单位会计定义为:以事业单位实际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为对象，记录、反映和监督事业单位预算执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专业会计，是预算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概念相比，我国的事业单位会计概念能直观地体现会计管理和预算管理的联系，简洁明了，概念与内涵一致。《事业单位会计准则》仅仅适用于国有事业单位，对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则适用于《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首先，西方非营利组织通常采用权责发生制。以西方会计界较为公认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93号公告《非营利组织折旧的确认》要求，非营利组织的大部分固定资产应计提折旧;非营利组织收到资源提供者规定在将来期间方可使用的资源时，不能将其确认为收入，应确认为递延收入。收到限定用途的资源时，不能马上确认为收入，要等到这部分资源满足其所附限制条件时才可确认为收入。
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规定:会计核算一般采用收付实现制，但经营性收支业务核算可采用权责发生制。收付实现制具有简便易行、可直观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人工成本低等优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收付实现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显现。
其次，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比起企业会计准则和政府会计准则要简单得多。西方对非营利组织会计报告却比较重视。以美国为例，1993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公布的第117号公告《非营利组织财务报表》，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其内容有:
(1)鼓励非营利组织编制和公布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和现金流量表。
(2)在资产负债表中对资产、负债和基金余额按照永久限定用途基金、暂时限定用途基金、未限定用途基金分类列示。
(3)收入支出表按照资产负债表中划分的各类基金来报告与其相关的收入、费用、结余。
(4)现金流量表可以按直接法和间接法编制。
(5)鼓励非营利组织对那些不要求进行会计确认的事项做出揭示等。
我国事业单位会计报表体系包括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表、基建投资表、附表及会计报表附注和收支情况说明书。西方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接受捐赠等形成的各种基金，以及适当的补偿性收入。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像政府会计一样，严格按“基金”建立核算模式，其财务资源的管理与分配严格按照出资者的要求，将财务资源分为永久限定用途基金、暂时限定用途基金、未限定用途基金。
我国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预算拨款，各种捐赠和自己的创收收入所占的比例较小。对事业单位财务资源的管理分为:事业基金(在西方称为未限定用途基金)、固定基金、专用基金(属限定用途基金)和结余，在事业基金中又分为一般基金和投资基等。虽然在具体的财务管理实务中，是按照资金的用途分开管理，分别核算和报告的，如经费收支根据其用途的限定情况，分为专项收入、专项支出与非专项收入、非专项支出。
在财务资源的分配方面，除专用基金的限制性较强以外，其他基金还没有按照限制的办法管理，基金所创造的收益也未严格按照限制与非限制区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部分事业单位将逐步与政府脱钩形成独立资源的会计主体。 转贴于
在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中普遍认为，尽管非营利组织没有明确的所有者权益，这些组织终究也需要资本保全。否则，该组织原有的规模和服务能力便会萎缩，资产供给人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通常看来，期末净资产的财务金额大于或等于其净资产的期初财务金额，便可认为非营利组织的资本保全了。但我国《事业单位会计准则》对此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
通过中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预算会计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认为预算会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隐性负债未作记录，未核算和反映资产的运营情况。因此，我国非营利会计改革中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重塑非企业会计体系
随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推进，非企业会计应当包括政府会计和非营利组织会计。政府会计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政府基金会计和参与执行财政预算的其他单位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包括现在的事业单位会计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在我国所谓非营利组织，是指那些有服务公众的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所得不为任何个人牟取私利，组织自身具有合法的免税资格和提供捐赠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为社会公益或成员互益服务的独立部门。主要包括有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科技、体育、劳动、社会福利、社会服务中介和法律服务等领域。而对于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满足国家公共服务需要、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现代化组织体系。
2.引入企业会计的权责发生制
目前，我国的预算会计制度仍然采用收付实现制的计账基础，但随着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及非营利组织经济业务的复杂化，收付实现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不利于正确处理年终结转事项，造成会计信息不实;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混淆，不能进行准确的成本和费用核算，无法全面反映非营利组织的负债状况等，如果非营利组织采用会计权责发生制基础，权责发生制会计报告将为社会公众充分提供如实评价非营利组织财务状况和运营绩效的信息，这类信息如实反映，可以促进非营利组织有效的管理。非营利组织作为会计主体，应对资产的权益的变动情况进行确认和计量。
当前，应将资产权益的变动情况作为非营利组织理财的一部分，对固定资产的购置成本资本化，对非营利组织运转过程中所耗费的固定资产成本，通过分期提取折旧的方法确认和计量。从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行为出发，非营利组织会计主体对所担负的债务风险应进行合理的确认和计量，可以防范和化解现实的和未来的偿债风险。
3.注意与国外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相趋同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关系日益紧密，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发展，加快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是十分必要的。在改革中，我国应注意借鉴国外会计惯例，与国外非营利组织会计趋同，这有利于国际间的交流。
在净资产保全方面，西方非营利组织会计中普遍认为，这些组织也需要净资本保全。而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净资产保全问题在理论研究中极少被关注。净资产保全是非营利组织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净资产得到保全，非营利组织才可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应注意净资产的保全，即非营利组织期末净资产额，必须不小于同期期初净资产额。这样有利于非营利组织保持、扩大规模和提高服务能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