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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祖国的寄语范文1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年间进行的四国高中生系列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家庭教育独具特点，喜忧参半。例如，中国的家庭教育更细致，对孩子玩电子游戏和学习等管理较严格，但是在孩子消费方面往往比较放松管理；父母给孩子更多的关爱，为孩子成长付出更多，但是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较少；对孩子的愿望满足较多，孩子对家庭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但是与孩子沟通交流少；中国父母秉承了更多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孩子勤俭节约，但是对孩子的职业意识培养不足……这些都为我们提升中国家庭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思考背景。为了更好地取长补短，本文暂且不谈中国家庭教育的优点，而是重点分析研究中发现的不足，以期改善中国家庭教育，为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出谋划策。研究发现，中国高中生的家庭教育存在下面几个不足：
1.中国父母表扬孩子最少。
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既能体现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家庭教育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亲子关系的和谐程度。
四国高中生调查发现，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各国父母都特别高兴，母亲比父亲更高兴（表1）。其中，韩国父亲最高兴，有75.4%的韩国父亲为孩子的好成绩感到高兴，其次是美国父亲（67.7%）、日本父亲（63.1%），最后是中国父亲（57.6%），比其他三国的父亲低7-18个百分点。91.9%的日本母亲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特别高兴，其次是美国母亲（91.1%）、韩国母亲（89.4%），中国母亲居最后一位（76.4%），比其他三国的母亲低13-25个百分点低。可见，总体来说母亲比父亲更经常地为孩子感到骄傲。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母亲为孩子感到骄傲的比例要比父亲高出20个百分点。四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认为父母为自己的好成绩感到快乐的韩国高中生、日本高中生人数较多，比例较高，而中国父母很少喜形于色。
调查还发现，韩国的父亲们、美国的母亲们经常表扬他们的孩子。据高中生们自我报告，有53.7%的韩国父亲们经常表扬孩子，其次是日本父亲（48.7%）、美国父亲和中国父亲并列第三。另外，美国母亲最愿意表扬自己的孩子（80.4%），其次是韩国母亲（80.1%）、日本母亲（77.8%），中国母亲居末位（65.5%）。从这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父母很少表扬孩子。同样，父亲、母亲对比发现，母亲们经常表扬孩子的比例要比父亲们高得多，而父亲们更多时候以威严为主。
表扬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好的行为给与称赞、鼓励、肯定，会给孩子一定的心理满足，成为孩子积极向上的原动力。父母给孩子的肯定、表扬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亲子关系有较大影响。表1中可见，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快乐的感受也较少。其中，美国高中生感觉与父亲在一起最快乐（68.1%），其次是韩国高中生（65.4%）、日本高中生（64.3%）、中国高中生（59.3%），中国高中生比美国高中生低了近9个百分点；和母亲在一起很快乐的比例，韩国高中生最高（91.9%），中国高中生最低（68.7%），相差23个百分点（见表1）。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往往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情绪比较内敛含蓄，因此无论高兴与否，都不会明显表露，较少为孩子感到骄傲和快乐，较少表扬孩子，孩子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也难以感到由衷的快乐。
2.中国妈妈与孩子沟通最少。
亲子间的有效沟通既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父亲与母亲相比，母亲与孩子沟通、聊天的次数更多。表2可见，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母亲比例高出父亲40-5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家庭教育中，女性在亲子沟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四国父母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次数较少（父亲44.8%，母亲74.2%），其中，父亲位居第二，母亲位居第四。和其他三国的母亲相比，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比例要低10-19个百分点。可见，中国母亲与孩子沟通最少。
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进行“伪沟通”有密切关系。调查中我们发现，约有80%的父母都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沟通，但是只有20%多的孩子认为父母与自己进行过沟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往往是由于父母常常以成绩、考试排名、学校表现等作为沟通内容，甚至以查询、指责、批评为沟通内容，但是孩子不认为这是沟通。因此，虽然中国父母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很多沟通，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中国高中生的感受并不是如此（见表2）。
或许因为沟通效果并不好，因此中国高中生有烦恼时，也较少找母亲倾诉。表2的数据还显示，当有烦恼时，四国高中生们更愿意找母亲倾诉，但中国高中生找母亲倾诉烦恼的比例最低（72.6%）。与排名第一位的日本母亲（91.2%）相比，低了近19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缺少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亲子沟通的重要价值。当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也许与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中国父母大多为双职工，而日本、韩国很多女性结婚后便做全职家庭主妇，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与孩子沟通较多。
因此，有半数多的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不太理解他们（父亲55.7%，母亲54.6%）。尤其是中国母亲，在这一项上排序第二，虽然比韩国母亲比例低，但是比日本母亲高出5个百分点，比美国母亲高出13个百分点。
3.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独立性最不认可。
在对孩子独立性的认可程度上，四国的父亲比母亲更容易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表3的数据显示，和日韩美三国相比，中国父母更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较少把孩子当成大人。其中，日本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高（父亲72.5%，母亲69.4%），四国中位居首位，中国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父亲64.7%，母亲50.7%），在四国中位居末位。
另外，总体来看母亲比父亲管孩子更多一些，父亲往往不太管孩子，更愿意把孩子当作大人看待。这可能是因为与母亲相比，父亲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较独立。同时，因为大多数父亲的工作时间比母亲长，因此对孩子的管理时间比较少。
比较而言，日本的父母不管孩子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而中国父母不太管孩子的比例较低（父亲67.8%，母亲38.0%），排序较靠后，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这说明和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父母对孩子管理更多（见表3）。
4.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
孩子学会使用零花钱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父母往往是孩子零花钱的主要来源。本次调查发现，对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从来不给零花钱的情况很少，只有2.0%的中
国高中生、3.4%的韩国高中生和13.1%的日本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但是对美国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不给零花钱的情况比较普遍，多达42.2%的美国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高中生大多要通过劳动自己赚取零花钱，因此他们的父母不会主动给孩子零花钱。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普遍。
给零花钱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图1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孩子需要就给的比例最高（63.1%），在四国中居于首位。定期给的比例为34.9%，而日本、韩国的父母定期给高中生零花钱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见图1）。
定期给孩子零花钱，让孩子学会定额消费、理智消费，正是消费教育的重要方法。如果孩子想要就给，过于轻易满足消费需求，看起来是父母疼爱孩子，或者在心理上弥补了没时间陪伴孩子的内疚，但是容易使孩子养成缺乏理财计划、任性、随意的习惯。因此，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按照孩子的合理需求，定期给孩子零花钱，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开支，长远规划，形成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消费观念。
5.中国父母最喜欢用金钱奖励好成绩。
各国父母通常也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对他们表示祝贺或奖励，例如孩子过生日、取得好成绩等。调查发现，父母在孩子过生日时给零花钱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奖励考试取得好成绩。四个国家中，美国父母最喜欢用零花钱对孩子表达生日祝贺（79.7%），其他依次是日本（68.6%）、中国（61.8%）、韩国（59.4%）。用金钱奖励好成绩的做法中，中国父母的比例最高（46.1%），美国、日本、韩国的比例分别为27.9%、25.3%、25.1%；另外，有30.4%的中国高中生因为在比赛或竞赛中表现突出而得到过父母奖励的零花钱，为此得到零花钱的日本、韩国、美国高中生分别为13.8%、11.4%、15.4%（见图2）。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父母更喜欢奖励孩子的“好成绩”和“突出表现”，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有条件的爱”；而美国父母祝贺的是孩子“本身”，更少受到孩子表现的影响，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无条件的爱”。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父母还是美国父母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需要什么样的爱，父母该如何表达对孩子的爱，中、美父母的理解差异较大。有条件的爱容易使高中生形成功利心理，成绩好的时候兴高采烈，成绩不好的时候垂头丧气，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亲子关系感到隔阂。用金钱奖励学习，还容易使学生难以形成长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来源于金钱获得，一旦得到满足便再无兴趣和动力。
6.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指导要求多检查少。
家庭对孩子有意识的消费教育通常包括指导孩子合理规划、量入为出、购物时货比三家、消费后做好记录等。调查发现，61.5%的中国父母经常提醒孩子“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这样做的父母多出约41个、10个和28个百分点。78.5%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自己的花费，比例同样高于韩国（64.3%）、日本（58.9%）和美国（43.0%）的高中生父母；60.6%的中国高中生父母提醒孩子购物要货比三家，高于日本（48.9%）和美国（26.2%）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高中生父母（86.2%）；50.3%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询问孩子零花钱的用途，高于日本（23.7%）和美国（34.6%）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父母（59.4%）；另外，21.1%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记录自己每天的花费，也高于日本高中生父母（13.8%），但低于美国（21.7%）和韩国（33.3%）高中生父母（见表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的高中生父母比日本和美国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进行了更多的消费教育。从消费指导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父母对于孩子消费前的规划及如何合理消费的指导较多，近八成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六成以上的父母提醒孩子合理选择、货比三家，但是中国父母对孩子具体的消费支出的了解并不完全清楚，对孩子应该如何记录和总结自己的消费情况指导较少，只有约一半父母会审查孩子的消费情况，要求孩子记录消费情况的父母仅占两成。
7.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需求最纵容。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看重和遵循的消费价值观。各国父母给孩子的消费教育中均提倡勤俭节约。表5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85.7%）的中国父母经常对孩子说要节约，位居四国首位。其他依次是韩国高中生父母（83.4%）、美国高中生父母（79.1%）、日本高中生中父母（48.8%）。但是，与之矛盾的是，中国的高中生父母一方面最重视教育孩子要节约，另一方面又最容易满足、甚至纵容孩子的消费需求。本次调查发现，43.0%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家人都会给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约27个、16个和23个百分c。另外，有19.3%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即使价格贵，但如果周围的同学有，家人也会给买，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5-1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父母在引导孩子合理消费方面存在一些矛盾的教育行为。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节约，另一方面又对孩子的各种消费需求随意满足，甚至纵容（见表5）。
另外，值得注意到是，消费作为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常常会引发父母与孩子的冲突。在这方面以韩国的高中生最为突出，51.7%的韩国高中生常因花钱太多，受到父母的训斥，经常如此的日本高中生有35.0%，中国高中生有34.6%，美国高中生有21.8%。
8.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朋友最不了解。
调查发现，近七成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的交友情况（69.7%），半数多（55.4%）父母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生活，六成多（61.3%）父母知道孩子的兴趣是什么，七成多（74.4%）父母了解孩子回家以后干什么（见表6）。可见，总体来说父母对高中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还远远不够。交友、生活、兴趣、活动等均是高中生成长的重要方面，只有父母了解孩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孩子，才能与孩子有更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见表6）。
比较而言，中国父母对高中生的交友情况了解最少，比平均值低6个百分点，比其他国家低1～17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虽然父母对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兴趣、课余时间了解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也并非最差，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父母认为学习、兴趣、课余活动等对高中生的成长更重要。而美国父母了解孩子的比例最高，八成以上了解孩子的交友情况和放学以后干什么。父母了解孩子的生活是家庭养育过程中重要的教养行为，只有了解孩子，才能给他们更多的指导。
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深刻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发展，良好的亲子沟通与学生的社会适应、心理健康、同伴关系及学业成就都有积极的联系。调查发现，中国高中生也和父母聊天最少。其中，82.0%的日本高中生、73.8%的美国高中生、70.1%的韩国高中生表示“经常和父母聊天”，但只有54.8%的中国高中生“经常和父母聊天”。而且，中国高中生觉得烦恼无处诉说的比例在四国中也最高，遇到烦恼时21.0%的中国高中生无人倾诉，韩国、日本、美国高中生分别有19.4%、17.2%、8.4%有此感受。
表7的数据显示，四国高中生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均是同性朋友（中国79.9%、美国69.3%、日本85.1%、韩国82.2%），其他也多以父母、异性朋友、兄弟姐妹为主。但是表7可见，中国高中生更喜欢向网友倾诉，父亲不在前五位之列。事实上，父亲位居第六位（15.8%）。综合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尽管在各国高中生中，母亲都不是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父亲更位居朋友、母亲和兄弟姐妹之后，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更不愿意向母亲和父亲倾诉烦恼。中国高中生跟父母沟通少，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联，中国人更为含蓄，不鼓励个人表达意见，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不习惯于相互公开表达内心感受和想法，因此给亲子沟通造成障碍。当然，也可能因为中国父母对孩子了解少，与孩子的沟通不够理想（见表7）。
9.中国父母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调查发现，多数高中生认为“父母关心我”（92.0%）。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最关心他们（94.0%），其次美国高中生（93.9%），均高出平均值。韩国高中生（91.7%）和日本高中生（88.4%）认为“父母关心我”的比例低于平均值（表6）；认为父母关心成绩的高中生平均比例为77.8%。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的父母对孩子的成绩关心最多。表8可见，中国父母关心孩子成绩的比例为86.8%，比日本父母高22个百分点，比美国、韩国父母也高出4-6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父母对孩子很关心，但是给孩子的激励却很少。数据显示，只有半数多中国父母会经常表扬或激励孩子（52.0%）。
比平均值低了10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但是，中国父母经常批评孩子的比例并不高（38.2%），在四国中位居第三，比平均值还低近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感受到父母给孩子的中国式的父母之爱，特别关心孩子，宠溺孩子，但是很少表扬孩子，总是含蓄地爱着孩子，不愿意外露情感（见表8）。
另外，表8中也显示，中国父母关心高中生的成绩最多。86.8%的中国高中生、81.2%的美国高中生、82.8%的韩国高中生觉得“父母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而只有59.1%的日本高中生觉得“父母对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父母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传统教育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智力轻德育、重知识轻健康、重学历轻能力的社会倾向，这种社会观念左右着父母的认识，进而影响着未成年人发展权的全面实现。
调查还发现，82.1%的中国高中生表示父母平时最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位居父母最关心之首，不仅高于对孩子身体健康（79.1%）的关注，更远远高于对孩子生活习惯（49.8%）、交友情况（44.5）和情绪变化（31.9%）的关注。中国父母普遍对孩子抱有较高的学历期望，不仅超出高中生对自己的预期，也与现实可能性严重脱节，调查数据显示，33.8%的中国高中生父母希望孩子具有研究生学历，50.7%希望孩子将来具有本科学历，12.6%希望孩子将来具有大专学历，仅有2.9%希望孩子将来具有高中（含中专、技校、职中）学历。
10.中国父母允许孩子决定升学或前途最少。
父母给孩子支持、鼓励，给孩子独立自主的机会，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能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表9的数据显示，65.5%的高中生认为“父母允许我自己决定升学或前途”，55.4%认为“父母不干涉我如何安排课余时间”，但是也有半数多认为“父母老干涉我”（54.7%）（见表9）。
比较而言，虽然中国父母总是干涉孩子的比例最低（39.1%），不干涉孩子课余时间的比例也较高（60.2%），但是中国父母允许高中生自己决定升学和前途的比例也最低（43.5%），比平均值低22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差18-47个百分点。而美国高中生认为 “父母老是干涉我”的比例最高（65.3%），不干涉课余时间的比例最低（45.3%），但是美国父母给孩子决定自己升学和前途的自也最多（90.3%），比中国高47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r干涉多，但事实上在关系自己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最受尊重；而中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时干涉最少，但在关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却最不受尊重。这也是中国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往往忽略关乎孩子成长的重大问题，而在细枝末节上表现出父母的溺爱。
高中阶段是开始理性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帮助孩子具备自主发展意识，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能力，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中国父母在这方面仍需努力。
根据上述一些研究发现，笔者对中国父母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状况：
1.父母要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拓宽与孩子交流的渠道。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存在一定问题，这也导致了孩子心中有烦恼不愿意找父母倾诉。然而，对于在心理上已经趋于成熟的高中生来说，和父母更好地交流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在青春期里，他们更多地容易受伙伴的影响，他们也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需要有人给予指导。如果交流不畅，不仅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效果，更使得孩子从感情上远离家庭。研究发现，民主型的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好，在子女需要指导时他们也能及时提供帮助，而专制型的父母往往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生活在民主型家庭中的孩子，对家庭及其成员更亲近，接受父母的指导也会更顺畅。
交流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父母与孩子沟通欠佳，并不是说父母不爱孩子，而是与父母缺乏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技能有密切关系。因此，建议父母们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2.多给孩子鼓励和赞扬，让孩子与家庭成员及家庭环境更亲近。
研究发现，表扬和鼓励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孩子感到成功和快乐。当孩子能够经常从父母那里获得表扬时，他就会感受到快乐，因此也会更加喜欢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情感上更加亲密。同时，经常表扬和鼓励孩子，也是孩子智力发展的动力，使得孩子有信心、有兴趣去探索新事物。然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父母比较含蓄，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父母为他们感到快乐的比例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例。同样，中国父母也较少夸赞自己的孩子。因此，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感到快乐的比例较低。这说明父母给孩子的鼓励和赞扬越多，孩子与家庭越亲近。
家庭教育并不只是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更多时候父母应以表扬和称赞为主。常赞扬孩子，鼓励孩子，不仅是教育培养孩子的重要手段，还是父母和孩子交往的重要内容，是增进亲子感情的途径。同时，多给孩子些鼓励和赞扬，还能够促进孩子良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自我认识。因此，建议中国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要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情感支持，使孩子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环境之间更亲近。这样也有利于收到更好的家庭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需要父母不断接受培训和学习，这样才能用科学有效的办法来对待孩子。例如，父母给孩子表扬，不能光靠金钱去刺激，更多地要学会表扬孩子的努力与进步。只有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行为从内心认可，他们才会更努力，遇到困难才能有韧性。所以，中国父母要与时俱进，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习教育理念和方法，用合理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与孩子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
3.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平和些理智些，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投入些温柔些。
调查发现，母亲们在家庭教育中占据重要席位。四个国家的母亲们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她们比父亲更多地表扬孩子，在家庭中与孩子交流的机会更多。另一方面，母亲们通常给孩子的压力也更大一些，对孩子的规定更多，经常爱拿孩子和他人比较。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则更宽松一些，他们更多地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这也符合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不同的角色承担。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爱更精细更感性，父亲对子女的爱更粗犷更理性。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爱。但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如果母亲的力量过于强大，或者父亲的力量过于薄弱，都不是均衡的家庭教育模式。因为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模仿父亲和母亲的行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只有刚柔相济、张驰结合的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长，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因此，建议中国妈妈们的家庭教养方式要更理智一些，平和一些，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自信，少一些压力和唠叨，少一些批评和责备。而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应该再温柔一些，多给孩子亲情和关注，抽时间多和孩子交流。父亲的责任不仅是将孩子带入社会，还有责任做家庭关系的“剂”。因为母亲往往与孩子的关系过于亲近，过近的距离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也容易产生磨擦。因此，父亲还有责任使孩子的情绪更稳定，并逐渐适应社会。只有形成合力的教育，才能使得孩子的成长空间更宽松健康。
4.减轻家庭教育的压力，适当调整家庭期望值，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调查发现，望子成龙是各国父母的共同心愿。可怜天下父母心，期望值几乎存在于任何一位父母身上，是父母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学识、价值判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进行构思、规划、设计和安排。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适当的期望会转化为子女的成就动机，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更加努力按照父母的期望去生活。同时，适当的期望也能帮助父母更加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家庭教育问题。
但凡事必有度，如果父母的期望值过高，会给孩子带来较大压力，反而使孩子产生挫败感，使他们对家庭生活和父母之爱缺乏信心及亲近感。无论是父亲或母亲，如果经常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使孩子即使很努力也难以接近父母要求的目标，他们就会感到自卑和失败。这样的家庭环境不仅给孩子带来压力，还缺少亲和力，使孩子从情感上疏远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甚至产生叛逆心理和行为。
因此，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为孩子设计的发展目标要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自身条件，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结合社会需要和可能性。应在家庭教育中适当调整期望值，不要将子女培养的目标定得太高，应该让子女们感到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实现目标。每一次小的成功都是给孩子增加自信的“加油站”。等孩子对自己充满自信时，再逐步提高标准，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更有效。此外，父母们尤其
注意在言谈举止中不要给孩子增加过大的压力，不能仅仅关注学业而忽视高中生们的心理健康。
5.家庭教育要抓大放小，给孩子更多的信任与放手。
中国父母给孩子很多关爱，对子女的生活管理很细致，但是信任和放手不够，常常习惯性地将高中生当做长不大的孩子，较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这使孩子少了一片飞翔的天空，少了一个发展的平台。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也更多看重成绩，忽视孩子的性格与习惯养成，忽视孩子的情绪与心理健康，甚至把家庭变成了第二课堂，把自己变成了第二老师。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2
【关键词】出租方；承租方；自有住房；自住需求
1、引言
自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住房改革也不断的进行，相对于蓬勃发展的住房销售市场而言，租赁市场似乎被忽视。虽然近几年来，政府大力建设廉租房与公租房，但由于保障体系本身不完善、覆盖率低，市场的供需主体为一个个独立的家庭与个人。同时，政府政策导向与税收问题，导致企业从事租赁市场的经营成本高利润率低，企业的参与度低，住房租赁和销售的市场结构失衡，租赁市场均衡受制于新增商品房的成交量与自主需求。房价的上涨、租售比的不合理进一步减少了可供租赁的住房，引发空置率高和承租方租房成本高等系列问题，阻碍的住房租赁市场的更好更完善的发展。本文从自由住房的角度，剖析租赁市场的现状。
2、自有住房及相关概念
居住需求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自有住房是指居民自己拥有的房屋，可供自己居住、向他人租赁或者投资出售。而住房自有率是国际上考察居民的常用指标，指居住在自己拥有产权住房的家庭占整个社会的家庭比例，计算公式为：
住房自有率=（居住拥有产权的住房家庭数/全部住房家庭户数）*100%
2012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就指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高达89.68%，从这个数据可以发现购房时居民的首选，居民倾向于获得拥有自己产权的房屋，侧面说明中国的住房租赁市场不够成熟，不能优化房地产市场的结构。住房自有率在统计学上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负相关的，世界平均水平是63%，欧美发达国家为60%左右，反映我国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人力资源流动受到阻碍，城市化程度低。该报告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的住房自有率最低，这个四个城市在整个中国属于发达城市，城市化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高。这些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土地价格水平高，人才需求量大，因此住房租赁市场存在发展的动力；相对农村而言，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住房，租赁者少，并且流动意愿不大，住房自主率非常高。因此，住房自有率反映着租赁市场的发展程度。中国人口基数大，不能满足所有的购房需求，要建立多元化的房屋供给系统。透过高的住房自有率，分析具体拥有住房居民的房屋占有结构，根据《中国居住小康指数》得出调查人群住房数量分布如表1所示。
从图表的数据拥有住房的居民比例占到78.6%，略低于公布的住房自有率89.6%，因为两者选取的样本不同，表一的数据不一家庭为考察单位，并且受访者不涵盖农村人口。多套住房拥有率为13.3%，即拥有产权大于1套住房的人数比例为13.3%。
假设居民需要一套房屋来满足自住需求，剩余的住房全部用来租赁。根据表上数据可以得出租赁市场的供需比为0.74：1，反映市场的房源能够大致满足租赁的需求。根据此数据对于租赁市场，多套房产拥有率越高，供需比越均衡更利于租赁市场，但是假设前提是剩余住房用来租赁，实际上剩余住房分为出租、出售以及临时自住等用途，并且空置率高没有成为租房市场的房源。以2012年北京市为例，通过人口调查分析得到表2：
根据表2显示，多套住房占有率高并没有激活租赁市场，证明了住房自有率高，多套住房居民占有率高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构失衡，租赁市场发展不匹配。住房空置率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3、高住房自有率和住房空置率的研究分析
住房自有率与经济负相关，中国经济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较于发达国家水平还是比较低，同时劳动力流动率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低，城市化进程不高，并且文化习惯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居民倾向于购房等种种因素造成中国住房自有率高的情况。
住房产生价值有两种形式：出售与租赁。出售价格是对房屋一次性消耗的市场出价，体现是住房的商品价值属性，衡量了一定时期住房的需求关系；租赁价格是住房的使用价格。两者的区别在于：住房价值的回收形式与时间不同。出售是即期的资本利得，租赁是持续的现金流，但两者都是对同一商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住房拥有者选择出售还是租赁，空置高低一定程度受到租售比机制的影响。
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的建筑面积的房价之比。国际上通过这个概念衡量一个地区的房地产的运行情况，标准通常为1：300 1：200，比值越高说明投资房产的价值越大，出租房屋的数量越多。租售比无论是高于1∶200还是低于1∶160，均表明房产价格偏离理性真实的房产价值。以历年北京租售比为例，2005年租售比为1：335，2008年突破1：400，在2010年达到1：600，从侧面反映了租赁市场和出售市场的背离。房租收益过低与房价的巨大差异正是造成空置房高达30%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合理的住房租售比是住房的寿命期满，购房需求的货币价值等于租房获得全部货币价值。不断下降的租售比反映住宅市场的投资投机氛围加剧，租赁市场被架空，房地产泡沫加重。住房租赁前期需要投入，很多剩余住房是未装修的毛坯房。此外，租金面临违约风险，法律保护不完善，维护花费精力，租赁时间的增加因承租方的道德风险损坏住房的可能性加大，降低了房屋的价值。相对租赁而言，空置房屋不存在任何成本，不需要投入，日益增长的房价，使得增值的收益远远大于租赁。住房持有人的选择进一步降低租售比，低的租售比又促进住房空置，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租赁市场的发展。
4、租赁成本
除了空置率高，以自有住房为主的租赁市场加重了租赁成本。租赁市场供需双方主要是单独个的出租方与承租方。政策导向和收益成本，以及巨大的租售比，企业从事房屋租赁获得利润不足于驱使其推动整个租赁市场。作为单个出租方的租赁成本为居住条件的投入、维护成本、税费和时间成本以及承租方的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居住条件的投入是指将预备租赁的住房改善成适合租赁条件的花费。房屋质量和居住条件是承租方考虑的重要因素，决定了租金的高低和出租方的收益。维护成本是指租赁过程中，保持居住条件的花费。税费是租金中应缴的税额，这部分一般出租方转嫁给承租方。时间成本是租金收益与房屋价值下降的差值。承租方的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主要是承租方违背租约和损坏房屋的可能性。由于承租方是单体的个人，违约风险和道德风险发生后，出租方要自己承担损失，导致租约合同主要倾向于出租方，采取押金策略降低风险，因此通常存在霸王条款。个体的存在使租赁市场无法完全市场化，出租方可以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到承租方，加剧的供需市场的失衡。
对于承租方，由于市场参与的主体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租房信息收集成本高。虽然企业不直接进入租赁市场，却开办中介业务，表面上降低了搜寻成本，但实际上通过中介费用变相提高了租金。同时，近些年来，住房租赁中介通过信息获取优势，垄断了租房信息，切断了出租方与承租方的关系，蓄意通过提高租金获取高额的差价利润，也搅乱了整个租赁市场。房价居高不下，承租方面临很大的违约风险，出租方随时终止合约出售住房。承租方又面临着搬迁成本和再一次的搜寻成本，租赁成本的加大促使承租方选择购房。
5、结语
本文通过对自有住房分析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住房自有率高并不代表我国租房需求不高，反而说明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发展水平不高，住房结构体系需要优化。高的住房空置率影响了租房房源的供给，加剧了租售比的背离。租赁市场的单体性，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消除租赁成本。即使完善的法律面前，高昂的监管成本也无法覆盖所有参与者。政府除了大力开展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还要注意引导租赁市场的市场化发展，将购房需求引流到租赁市场，从而达到合理的租售比，进一步是销售和租赁两个市场平衡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覃刚毅.被忽略的房屋租赁市场[J].住宅与房地产，2004（9）.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3
随着足球商业化、职业化的不断深入，足球经济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足球经纪人作为足球市场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直接参于足球比赛、足球经纪活动及足球运动员流动等，为活跃足球市场，促进足球运动事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对挖掘足球运动自身潜力，开发足球运动商业价值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由于我国足球经纪人还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着足球经纪人发展水平低、资信度不高、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现行足球管理体制不适应足球经纪人发展的需要、从业人员素质低、大众对足球经纪人的作用缺乏足够了解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妨碍了足球经纪人事业或活动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研究，为找出适合我国国情、对足球经纪人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提供依据，从而促进我国足球产业及足球运动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并对我国足球经纪人的规范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将对我国足球职业化初期，影响足球经纪人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参阅了有关体育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体育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广泛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足球经纪人的文献资料。
2.2.2 问卷调查 针对本文所研究的问题，设计制作问卷调查表，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发放，共计发出 68 份，回收 62 份，回收率 91.2% 。
2.2.3 数理统计 运用 SPSS 软件对返回问卷的原始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影响因素的确立
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性质和侧重点又各不相同。本文广泛查阅了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列出影响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因素 21 项，后在对相关专家咨询的基础上，对这 21 项因素进行了筛选，最终归纳为 6 类因子共 15 项，构成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3.2 影响因素的结果分析
3.2.1 管理法规因子的结果分析
我国现在虽然还没有国际足联认可的足球经纪人，但是足球经纪活动是客观存在的，我国足坛实行转会制和允许外援加盟是从 1994 年开始的，那时的内转外引工作多半由俱乐部老总或教练扮演经纪人的角色，由于没有正规的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办法，围绕着球员的身价、年薪、奖金以及其他类似住房、汽车等附加条件，俱乐部之间、球员和俱乐部之间一直存在着重重黑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当时足管部门对从事经纪的人和机构没有进行资格认定，以致足球经纪人进行种种非法操作，炮制出转会市场的不正当的幕后交易，使俱乐部蒙受巨大损失，损害球员的利益。但由于没有制度的规范和管理，这些俱乐部和球员无处可诉，也无法追究经纪人的责任。
3.2.2 智能结构因子的结果分析
足球经纪人的职业特点对其知识结构有一定的特殊要求。一是广博性，即足球经纪人应具备体育专业、市场经济、组织管理、法律金融、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二是实用性，即足球经纪人学习掌握广博的知识，主要不是为了理论的研究，而是为了将所学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实践中，解决经纪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据调查，在我国从事足球经纪行业的人员中，具备全面的知识、高超的能力及良好的经纪意识还不多见，现有的足球经纪人当中，大多数是兼职的体育经纪人，或是广告公司、教练员等，并非专业的足球经纪人，而且其必备的超前意识、信息意识、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更为薄弱，成为制约我国足球经纪人开展经纪业务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我国足球经纪人的综合素质已是足球经纪人建设中的首要任务。
3.2.3 市场化因子的结果分析
市场需求是经纪人成长的基本条件，足球市场的需求使足球经纪人成为不可缺少的交易中介。对于运动员来说，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在有限时间内发挥体育潜能，利用其知名度获取最大收益及为他们规划退役后的生活；对于体育组织来说，需要有人为他们的比赛寻求赞助，利用其特殊标志获取各方面的收益及最大限度地开发该组织的市场；对于体育投资商和赞助商来说，需要有人为他们联系合适的投资对象及最大限度地回收赞助效益。由于自身精力和能力的限制，市场主体们不得不借助外力来满足这此需求，因此雇用足球经纪人成为既省时又省力的有效途径。同时足球市场的发展繁荣也会产生更多足球经纪服务需求，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3.3 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对策分析
3.3.1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足球经纪人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
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上，中国足球决策层如果仅限于原来的思想框架对原有体制修补，则只能流于治标而难以治本。因此，首先的一点是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理顺关系。中国足协在发展思路上，应以转变职能、政事分开为原则，强化资产管理，加强宏观调控，从行政事业性实体管理型逐渐向纯社团性协会实体管理型发展。同时，进一步明确体育法规中的责任条款，严格责任制度，加强足球市场的规范化，杜绝体育法律漏洞，促进体育纠纷的解决，根据体育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足球经纪人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足球经纪人管理条例》，特别是可操作的实施细则。逐步 建立起高效、廉洁、透明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职能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3.3.2 加大培训力度，构建足球经纪人培养体系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培养足球经纪人的院校，但在时机成熟和条件充许的情况下，可以借签国外的经验，采用体育院校和经济院校联合办学并建立、健全足球经纪人的课程体系，由此构建足球经纪人的培养体系。
3.3.3 加强市场法制、机构建设，完善足球市场体系
市场是经纪人进行经纪活动的场所，是经纪人发展的直接经济环境，因此，建立和完善足球市场体系对足球经纪人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逐步健全各种足球竞赛中介服务机构和经纪人制度、并以足球竞赛市场发展为重点，带动足球训练、康复、咨询以及足球用品、足球彩票、赞助、广告等专业市场的发展。第二：足球市场管理人员，要形成新的管理思路，要树立体育资源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观念、市场经营以经济实体和个人为主体的观念、足球市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观念以及公平竞争的观念和风险意识。应加强各级足球协会实体化和俱乐部建设，保证足球市场的规范化、有序化，为足球市场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建立健全足球市场的各项法规，并维护这些法规的权威性。还要建立、健全足球市场执法管理机构，包括机构编制、人员配备，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
3.3.4 推进职业化发展，完善自由转会制度
客观的说，中国在推进足球职业化初期，由于足球市场机制还未形成，各职业俱乐部还不规范，有关职业化的法规政策还不完善，因而还不具备建立足球职业联盟的条件。但经过近 10 年的历练，可以说中国足球职业化、足球职业俱乐部的发展已基本成熟。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足球赖以发展的大环境尚有待于进一步优化，但职业足球体制的框架已初步搭成。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地把握和建立这种先进的职业化管理体制，使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得以良性发展。对球员转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的主要目的，在于立足当前，把握未来，随着我国足球事业的不断发展，球员注册管理办法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以足球经纪人为中介的自由转会制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必然。我国足球俱乐部、运动员、教练员和各级管理部门必须同心协力为国内运动员转会市场的不断成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健全相关的管理法规及制度，在国内转会管理办法中全面推行以足球经纪人为中介的自由转会制。
3.3.5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足球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足球经纪人作为体育领域中从事经纪活动的主体，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成份的扩大，以及社会阶层的多元化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并必将随着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改革的进程，随着体育经济的发展和足球市场的逐步形成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观念不承认运动员的特殊价值，更没有意识到足球自身强大的经济功能，从而造成中国足球长期无经营、无市场的状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市场机制被引入到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来，使体育的经济功能勃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效益，从而带动了足球产业的飞速发展，为足球经纪人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为此，我国应继续加强经济体制的改革，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在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的同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我国足球经纪人的发展对推动足球职业化的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足球经纪人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课题。
4.2 本文从理论上初步构建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在数理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体现为 6 大类 15 项指标， 6 大类分别为：管理法规因子、智能结构因子、职业化因子、市场化因子、文化社会因子、经济环境因子，这些因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分别从不同方面作用于足球经纪人的发展，共同构成了我国足球经纪人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4
关键词：红枫；外源激素；愈伤组织；诱导
中图分类号 S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4-0118-03
Abstract：Acer rubrum is a very high ornamental value of the color tree speci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asexual propagation system of Acer rubrum，we discuss the callus induction of American redflower. We used the young stem segments of Acer rubrum as explants and disinfected with 75% alcohol （20s） and 2% NaClO （10～15min）.The callus was inoculated on MS medium containing different hormone types and concentrations，and the culture results were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em segments of red maple could be used as explants to initiate callus formation. In the 1/2MS induction medium，BA concentration was 0.5mg/L and NAA concentration was 0.15mg/L，the induction rate of injury tissue was the highest.
Key words：Acer rubrum；Exogenous hormone；Callus；Induction
美红枫（Acer rubrum）属槭树科槭属植物，又名红花槭、北美红枫、北方红枫等。原产于美国东北部，具有极高观赏价值的彩叶树种，适应性广[1]、生长速度较快[2]，是园林绿化的常用树种[3]。美国红枫现有繁殖技术主要通过种子繁殖和嫁接等[4]，而对成熟的组织培养繁殖培养技术报道较少。本试验通过在外源激素种类与浓度的MS培养基上，对美国红枫幼嫩茎段进行愈伤组织诱导，研究适宜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最适培养基，为进一步建立美国红枫组织培养无性繁殖体系奠定基础。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取自宿迁学院校园内栽培的美国红枫，以美国红枫幼嫩茎段作为组织培养外植体。
1.2 培养基配方 本实验采用L9（34）正交设计，MS、BA、NAA 3因素3水平实验（表1）。每种培养基的配方见表2。
1.3 实验方法 用自来水将外植体冲洗干净，置于超净工作台上，采用75%酒精20s、2%NaClO（10～15min）消毒，取出，用无菌水漂洗3次后备用。在超净工作台上将红枫幼嫩茎段剪切成1～2cm的小段，接种置于愈伤组织诱导培养基中，每瓶5小段，每种培养基接种6瓶（计每种培养基配方接种外植体30小段）。培养条件：温度（25±1）℃、光照长度14h/d。
1.4 数据统计及分析 实验30d后观察、记录数据。实验数据采SPSS、Microsoft 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正交实验结果 诱导愈伤组织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对因素内水平极差（R）值分析，3个因素试验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影响的主次关系依次为A>C>B。根据各因素水平均值（Ki）值分析，可以看出各因素影响下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基本培养基：1/2MS>1MS>1/4MS；BA：0.5mg/L>1mg/L>2mg/L；NAA：0.1mg/L>0.05mg/L>0.15mg/L。得出最优水平组合为：A2B1C2。
2.2 不同浓度MS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影响 不同浓度的MS对幼叶愈伤组织的生长情况和颜色已有明显的差异。由MS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诱导的效应曲线图可以看出，在诱导培养基1/2MS时比其他2种诱导培养基出愈情况好，愈伤组织呈翠绿色，在诱导培养基1MS时次之，诱导培养基1/4MS时出愈最差。
2.3 不同浓度的BA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的诱导的影响 从图2可以看出，BA对美国红枫外植体的愈伤组织有较大的影响。BA浓度在0.5mg/L时出愈率高，愈伤组织呈翠绿色，有光泽，生长好。当BA浓度在2mg/L时，出愈率低，愈伤组织颜色较暗，生长差。随着BA浓度的升高，逐渐抑制愈伤组织的诱导。
2.4 NAA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的诱导的影响 NAA对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的影响也比较大。NAA对红枫愈伤组织的诱导由图3NAA的效应曲线图可知，NAA浓度在0.1mg/L时，诱导率最高，愈伤组织生长好，具有光泽，NAA浓度在0.05mg/L时，愈伤组织长势较好，NAA浓度在0.15mg/L时，有少量愈伤组织产生，但颜色暗淡，没有光泽。这表明低浓度的生长素能促进生长，超过适宜浓度，NAA也抑制红枫出愈。
2.5 BA与NAA相互作用 将BA与NAA用SPSS软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当BA浓度为0.5mg/L，NAA浓度为0.1mg/L时，它们的相互作用值为1.000最高，所以0.5mg/L的BA与0.1mg/L的NAA是最合适的配比。
3 讨论与结论
3.1 外植体的选择与灭菌 合适的外植体选择对离体愈伤组织诱导十分关键，决定了愈伤组织诱导的成败[5]。美国红枫茎段分为幼嫩茎段和硬枝茎段，其他学者倾向于选择硬枝茎段[3，6-7]。嫩枝茎段对对灭菌剂的耐受能力较差，从而导致死亡。但本试验选择幼嫩茎段做为外植体，效果显著。对于灭菌程序上，均选用30s酒精，升汞灭菌处理[1-2，6-7]，灭菌效果显著。上述实验者，都选择了缩短酒精处理时间，次氯酸钠作为灭菌剂，效果良好。
3.2 不同浓度的MS与外源激素对组织培养的影响 张娅婷等[8]研究发现，基本培养基1/2MS比MS培养效果好，而且MS中含有的无机离子浓度较高，对细胞的分化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的结果同张娅婷等研究结果一致。成浩等[9]也认为，MS培养基中大量元素减半，不仅有利于茎段的诱导和生长，而且有利于减少茎段的褐化率，提高成活率。外源激素要对6-BA、NAA进行比较，结果基本同King S M[10]试验结果相同。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对于植物愈伤组织的诱导以及体细胞胚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
3.3 结论 美国红枫愈伤组织研究在诱导培养基1/2MS中，BA浓度为0.5mg/L，NAA浓度0.15mg/L的条件下，愈伤组织的诱导率最高为100%。该试验研究为以后美国红枫无性繁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李莹，罗晓芳，蒋湘宁.美国红枫外植体选择及启动培养研究[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0（8）：6-9.
[2]宗树斌，周春玲，牛立军，等.美国红枫的组织培养研究[J].山东林业科技，2006（1）：1-3.
[3]曹受金，刘辉华，田英翠.美国红枫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的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0，49（11）：2643-2645.
[4]桂勇武，郭成宝，高年春.4种引进彩叶树种的播种育苗技术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06（6）：271-272.
[5]陈正华.观赏树木组织培养及其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6]李克壮，梅梅，洪晓松，等.美国红枫组织培养初步研究[R].中国科协年会-森林培育技术创新与特色资源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2014.
[7]曹受金，刘辉华，田英翠.美国红枫组织培养与快繁技术的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10，49（11）：2643-2645.
[8]张娅婷，张伟.薮北茶的组织培养[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21（5）：74-76.
[9]成浩，李素芳.茶树微繁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J].中国茶叶，1996（2）：29-31.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5
[关键词] 消费需求 居民收入 就业 宏观调控
消费、投资、进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据统计，目前消费、投资、进出口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48%、30%、22%左右。可见，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中国投资与消费比率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率的正常水平是 30：70，下限是35：65。但中国约是45：55。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问题凸现，且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因素。本文从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收入是最直接、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中国的消费水平低关键一是因为相当比例的居民收入低、钱少甚至因失业无钱可花；二是经济负担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居民收入偏低，增长缓慢，造成消费率下降。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总消费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总收入的数量，当前消费有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中国劳动力低廉，城乡居民工资收入低，特别是农民、进城打工者及部分大、中专毕业生，月工资只有800元到1500元左右。中国存在相当比例有工作的穷人。中国的劳动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1989年为16%，2003年则下降到12%，即使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也仅占GDP的15%～20%。而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2000年美、英、德、巴西分别为58.3%、53.84%、55.27%、40%。相比中国差距很大。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低于GDP的增长，职工工资增长长期低于企业利润增长。如2006年中国GDP为20.94万亿元，增长10.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增长31%。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4%和10.4%，比GDP增长率分别低了3.3和0.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公务员和国家垄断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则其他行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将更低。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偏低，工资的增长长期落后于经济的增长，势必造成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率下降。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2004年为53.9%，2005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左右，比国际水平低了20几个百分点。较低的消费率使整个市场消费人气不足。
2.就业严重不足，失业率过高。相当比例的居民因失业无钱可花。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充分就业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人到550万人之间，如果农村每年按城市化水平1％提高，就要转移1000万人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实际上可能有四五千万的劳动力需要就业，但中国每年只能提供100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就业严重不足，实际失业率过高。
3.居民税负重。2006年中国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比2006年GDP增长高13.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税收收入。著名《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近几年来中国税负指数一路上扬。2006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次于以社会福利制度著称的法国之后。其实税收相对较高的美国，税收收入总和也只占GDP的32%左右。中国税收收入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不得不说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一个缩影。
4.农民收入低负担重。改革开放头几年，农民收入有了一定增长，但实际收入还是偏低。由于农村约1.5亿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见效缓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近10年来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超不过6%，实际购买率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农民负担重。国家免除农业税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已减轻了农民一部分负担。但农民还要承担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及有各种名目的摊派、收费等。有些地方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占全年纯收入的30%左右。
5.中国居民住房、教育、养老、医疗负担非常沉重，仅有的钱不敢花，并促使居民改变消费结构。据有关部门对居民储蓄用途的调查结果显示，用于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的支出竟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66.5％之多。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合理房价”与居民家庭年均收入比应为3至6倍，而中国房价奇高，相当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到15倍。相比之下，国外没有如此虚高的房价，且还有政府建造的廉租房，而中国居民只有负担高房价或高房租的选择。
自2002年起，中国公共教育经费没有达到占GDP比例4%的既定目标，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率连续三年下滑，分别为3.41%、3.28%、2.79%，到2005年微增至2.82% 。而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7%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9%，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国家教育投入少，居民承受就多。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收费标准高，不少城乡居民家庭难以承受。子女教育支出已成为城乡居民家庭的沉重负担。
西方国家高税负意味着高福利，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是政府最主要支出，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0%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相当低，高税负带来的却不是高福利，其保障支出只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享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人口还只是少部分。中国养老金覆盖了全部劳动力的25%左右，卫生费用只覆盖20%的人口。
沉重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经济负担，挤压了其他方面消费的增长，改变了居民的消费结构。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及服务等消费出现了下降趋势。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多，居民不得不勤俭节约，尽可能地限制现期消费。存钱以备万一之需的心态更加强烈，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和投资倾向上升。至今16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和火爆的股市就是一个写照。
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的对策
消费需求不足与中国失衡的收入分配政策密切相关，目前理应做出重大政策性调整，并积极利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消费需求增长。
1.以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抓手，鼓励创业，扩大就业。这是促进消费需求的基本政策。要鼓励创业和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形成创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互动，进而逐步扭转和改善居民收入在GDP中比例持续下滑的格局，及其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的格局。鼓励创业，扩大就业，应以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为基础。中小微型企业提供了75%的城镇就业机会，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的再就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和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发展大型企业，走加大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大力引进外资，促进商品大量出口，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我们现在可走另一条路，即借鉴日、韩、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失业率低，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其经济增长是劳动推动的，而中国是靠国家和投资推动的。因此可借鉴国际经验，全力支持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付出的成本不大，只要制定金融、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鼓励性政策，以中国民间的创业热情，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才智，中小、个私企业应会很快崛起，相应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就业矛盾等可大大缓解。
2.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高收入者受生理极限的制约，消费倾向较低，其高收入无法转为消费。而中低收入者已满足温饱，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消费率高，边际消费倾向高。据调查，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年均收入在5000元到25000元之间，约占城镇家庭总数的60%，占居民收入总数的58%，是中国消费倾向最为强烈的群体之一，因此应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初次分配上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同时加大再分配的力度，通过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状况，加大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补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
3.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有关研究表明，农民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增长1.8个百分点，农民每消费1元，国民经济将增加消费需求2.356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启动国家消费需求十分关键。中国农业是一个低效益的产业，迫切需要国家的政策保护和经济扶持。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为3397亿元，占同年财政收入（20.94万亿元，增长24.3%）8.6%，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15.7个百分点。应大力增强对农业的投入，国家每年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应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并略高于财政收入增幅。健全农业生产灾害补贴与保险制度，降低自然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严重损失。降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农民的赋税负担。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的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健全农村信贷、社保等机制。总之只有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农村消费水平，中国消费需求才能迈上一个新台阶。
4.有区别地运用国家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抑制过热、膨胀，扶持不足、弱小，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如运用财政政策，增加对公共福利、公共医疗和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以及通过累进制税收和对社会困难人群的转移支付，矫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平。必须要让百姓分享财政，中央要下决心，对包括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等民生热点问题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推动财政体制由“政府积累型”向“公众分享型”转变。在货币政策上要注意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 债券市场操作等总量组合性的货币政策，来防止经济过热，资产积累泡沫等。但同时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要给能增加就业―收入―消费的中小、个私企业、农民贷款融资。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要尽快构筑农村、小城镇的金融体系，重点发展城市社区银行、乡村银行、借贷公司、担保公司、小额信贷等，使创业投资，中小、个私企业的发展，真正能得到资金的支持；二要尽快在法律上承认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和地位，给农村宅基地、集体工厂用地等发放产权证，且在融资过程中可以抵押。这样才能使农民将土地资产运营于创业，扩大就业，获得收入，增加消费。
参考文献:
[1]关于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N]．宁波日报2007-3-17
[2]“国富”为何“民穷”[J].中国经贸聚焦综合报道2007.(3)
对祖国的寄语范文6
关键词：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独立性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企业风险日益增多，内部审计，作为企业强化管理，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手段，在风险管理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被人所重视。
一、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一）风险管理的概念
所谓风险指的是可能发生的损失或者伤害的意思。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公司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主体之一，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风险。其中主要的风险包括：财务风险、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技术性风险、管理信誉风险、内部控制风险等。企业当然并不可能完全承受所有以上风险，相反，他们应当对风险进行系统性的预测、识别、分析，并进而采取相应的策略去应对。风险管理，指的便是以上所叙述的决定如何对待并规划项目风险的管理活动。风险管理当中包括了对风险的预测、识别、评估和应变策略。
（二）内部审计的概念
内部审计最初的定义是：“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检查会计、财务及其他业务的独立性评价活动，以便向管理部门提供防护性和建设。”而经过多次的修订，IIA在2001年颁发的《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标准》中将内部审计定义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结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由此可以看到定义中一个明显的进步，那就是内部审计已经将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直接纳入它的定义，当成内部审计的一个直接的目标来看待，突出强调了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重大作用。
（三）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个指导作用包含在风险管理的各个过程之中。
1.内部审计在风险识别中所起的作用。风险的识别是指审计人员通过对企业经营活动各项数据的研究和分析，从而确认企业当时所面临的风险、当时并不存在但潜在的风险、可以通过相应方法进行规避的风险等等，从而对企业面临的风险定量和定性，进而方便高层管理人员意识到并对风险作出相应的对策。其中，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决策分析，因果分析，可行性分析，专家调查法，风险报酬法，数据解析法等等。
2.内部审计在风险评估中的作用。这是指对已经存在和将要发生的风险进行评估。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在收集分析企业各项经营信息的基础上，通常会将各种风险因素予以量化和评估。按照量化的风险水平的高低，对审计项目进行科学的排序，从而确定开展审计工作的先后顺序。风险评估应当考虑以下要素：资产的变现能力，资金流动性强弱，现金流的流量情况及趋势，管理水平和经营能力，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政府新出台的政策，上次审计的时间范围内容等等，运用各种科学管理技术和方法，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从而预测主要风险的大小，确定风险可能产生影响的范围，风险可能产生影响的时间、深度和广度等等，并以此为依据，采取相应的对策。
3.内部审计在风险的预测和预防中的作用。内部审计不仅应考虑公司当前存在的风险，而且应该通过各种分析手段和预测方法，结合公司当前的情况以及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对公司潜在的问题和风险进行合理的预测，并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从而规避或者降低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风险。
4.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评价中的作用。内部审计通过风险管理评价，检查风险管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例如：通过对公司经验战略的检查，了解公司能够接受的风险水平；与相关部门管理层讨论部门的目标和存在的风险，以及管理层对于风险的态度，评价管理层对风险处理的有效性和充分性；评价风险控制报告制度是否恰当；评价风险管理报告是否及时有效；评价与风险管理有关的管理薄弱环节，并与高层管理者讨论相关事宜；评价管理层选择的风险管理方式的适当性，由于各个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理念、企业目标等的不同，风险管理的实施有很大的差别，每个公司应该根据自身活动来设计风险管理过程。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等规模较大的公司应该用正式的规范的风险管理方法，而规模较小的，由于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则可以设置非正式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开展评价活动。
二、中国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不足及成因
1.内部审计人员对风险和风险管理缺乏认识。根据《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内部审计标准说明》规定，内部审计师应具备财务、会计、企业管理、统计、计算机、概率、线性规划、审计、工程、法律等各方面的知识，以保证执业质量。在风险管理中，管理领域的知识尤为重要，但是，中国的内部审计人员，大多数由财会部门抽调，而他们大多出身于会计、审计专业，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对于风险管理等管理领域的知识比较欠缺，这就造成了他们尽管对于内部审计等审计业务比较熟悉，但是对于风险管理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论不甚了解。
2.企业决策层对内部审计和风险管理的理解太过片面。中国很多企业的领导，大多数重视经营效益而轻视企业内部深层次的管理，对企业的风险管理不够重视。他们对企业内部审计的理解，还停留在财务报表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上面，往往不了解或者根本不关心风险管理审计对企业长期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们割裂了内部审计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必然联系而认为两者各自分别起作用。由于他们理解的片面性，造成了他们在评估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时候往经济效益等方面倾斜，进而影响到内部审计人员在展开工作的时候对风险管理的忽视。
3.内部审计独立性不足。想要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首先必须保证内部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内部审计尽管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但是，这是相对于与之平行的其他部门来说的，从最终意义上来说，内部审计还是企业内部设置的机构，其目标还是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说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因此，内部审计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本企业利益的限制，很难站在一个完全公正的立场上对企业的风险进行客观的评估。就内部审计人员具体而言，他们不仅受到经理机构的影响，而且在参与企业风险管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有了交集，久而久之，所谓的“交情”、“人情”都出来了，在涉及到相关部门风险审计的时候就有可能“下不了手”，影响内部审计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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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风险管理审计开展较少，审计方法落后。由于内部审计人员对风险和风险管理认识上的不足，在加上受到成本、企业政策、人事安排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少有企业经常对风险管理进行专项审计，甚至有不少单位从未进行过风险管理审计。而即便企业进行风险管理审计，他们往往也没有采用先进的审计方法，只有极少的企业中，内部审计人员采用风险基础内部审计，而不少的企业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控制基础内部审计甚至账项基础内部审计。
三、相应的对策建议
1.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胜任能力。在内部审计人员的选聘上要选择专业素质过硬，综合能力较强，职业素质较高的人员。不仅如此，对于在岗人员，也要加强后续的教育，增强他们内部审计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他们逐步熟悉内部审计业务，提高他们对内审工作的综合驾驭能力；要特别加强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使内部审计人员能全面了解风险和风险管理，从而使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更好地为企业实现经济目标服务。
2.企业决策层应提高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视。企业的管理者要端正对内部审计的态度，要全面认识到其在风险管理中和企业目标实现上的重要作用。企业内部应广泛宣传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的重要性，使整个企业达成加强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的共识。除了在思想上，在行动上，要提高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的地位，使内部审计机构成为企业管理机构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门，并且为内部审计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内部审计人员在稳定的环境中工作。
3.提高审计人员独立性。内审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是内部审计实现其职能的前提条件。中国企业要想真正发挥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应该设置专门的审计机构，并提高内审机构的直属领导层次，因为内部机构隶属关系的层次越高，其独立性越强；权威性越高，审计工作越容易展开。例如在董事会下设立内部审计机构，直接对董事会负责。
4.改进审计方法，将风险基础内部审计纳入企业经营管理之中。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并贯彻实行风险基础内部审计，与此同时要及时关注内部审计理论和审计方法的更新，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力求做到与时俱进。而企业其他各层级的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和决策层，应该转变观念，注重风险，抛弃以往重效益轻风险的观念，重视风险，做到风险与效益并重，做到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统一。
参考文献
[1]葛跃民.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J].一重技术，2010，(2):71-72.
[2]侯金凤.企业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J].北方经贸，2009，(12):86-88.
[3]时现.内部审计学[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2-4.
[4]杨思东.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7，(6):35.
[5]张建民.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J].中国内部审计，2005，(11):53-54.
[6]李正青.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J].科技信息，2007，(18):220-243.
[7]刘国峰.现代企业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J].煤炭经济研究，2007，(3):63-65.
[8]孙静.论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2):123-125.
[9]吴俊奎.关于内部审计与风险管理问题[J].环渤海经济瞭望，2004，(8):24-25.
[10]王潇，张彩云.中小企业内部审计现状与问题研究[J].经济纵横，2007，(3):81.
[11]于弘.企业内部审计现状及完善途径[J].中华会计学习，2007，(4):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