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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事迹范文1
天津历史名人及故事如下：
1、 张伯苓，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建人，他是著名西南联合大学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体育运动的先驱，从革命伟人到科学巨子，从文苑大师到体坛虎将，他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严修，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他积极倡导西学，是天津近代民办教育的先行者，也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
3、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他是中国的前驱，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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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事迹范文2
2、鸡鸣狗盗典故介绍
战国时候，齐国的孟尝君喜欢招纳各种人做门客，号称宾客三千。他对宾客是来者不拒，有才能的让他们各尽其能，没有才能的也提供食宿。有一次，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将他留下，想让他当相国。孟尝君不敢得罪秦昭王，只好留下来。
不久，大臣们劝秦王说：“留下孟尝君对秦国是不利的，他出身王族，在齐国有封地，有家人，怎么会真心为秦国办事呢？”秦昭王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软禁起来，只等找个借口杀掉。秦昭王有个最受宠爱的妃子，只要妃子说一，昭王绝不说二。孟尝君派人去求她救助。妃子答应了，条件是拿齐国那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用白色狐腋的皮毛做成的皮衣）做报酬。这可叫孟尝君作难了，因为刚到秦国，他便把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王。就在这时候，有一个门客说：“我能把狐白裘找来！”说完就走了。原来这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先摸清情况，知道昭王特别喜爱那件狐裘，一时舍不得穿，放在宫中的精品贮藏室里。他便借着月光，逃过巡逻人的眼睛，轻易地钻进贮藏室把狐裘偷出来。
妃子见到狐白裘高兴极了，想方设法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过两天为他饯行，送他回齐国。孟尝君可不敢再等过两天，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骑马向东快奔。到了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市，当时是秦国的东大门）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半夜时候，鸡可怎么能叫呢？大家正犯愁时，只听见几声“喔，喔，喔”的雄鸡啼鸣，接着，城关外的雄鸡都打鸣了。
名人的事迹范文3
关键词：名人故居；济南；城市化；保护；利用；可持续发展
名人故居是对历史名人生活的见证，是城市文化生动的体现，也是有教育意义的旅游资源。因此，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程度，反映出城市文明进步的程度。然而近年来，随着济南市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建筑的需求与老房子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传统民居建筑频遭拆除，其中就包括那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名人故居。名人故居的拆除，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活生生的生活场景就会消失。那些陈列在纪念馆中的名人遗物，无法真实地再现名人的生活氛围。而保留下来的名人故居，其目前的使用及发展状态堪忧。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正确的保护、开发利用名人故居，充分发挥历史名人对现代城市的影响力，是许多城市面临的难题。
一、名人故居与城市化
名人故居，故名思议，是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那么，什么样的人算名人？哪些名人的故居值得保护？名人一生住过的房子中，哪些算是有保护价值的故居？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参考英国的名人故居保护机构――蓝牌委员会对此的认定，“被提名的人必须满足一条或更多以下的标准：1.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必须是公认的杰出人物；2.为人类进步和福祉做出过重要贡献；3.必须有一定的知名度；4.在本国名声显赫；5.在此居住期间是其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有重大成果。”根据以上标准可知，名人是具有广泛知名度的人；是在其所从事的专业领域受到绝大多数人推崇和认可的人；是为人类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而名人故居则是在名人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所居住的房子，临时暂住的房屋不能算做故居。那些名人曾在此做出过重要成果的地方，或者影响其思想发展、对其人生有重大意义的居所，见证了名人重要时期的工作历程、生活点滴等，能够反应一定的历史事件，能够对现代和将来的人们起到教育意义，要作为重点故居来保护。
城市化是指随着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农业活动比重下降，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过渡，乡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程度是根据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来判断的，比例越高，城市化的程度就越高。城市化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速度很慢，发展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末，城市化率为14%，1986年为26%，2005年达到了43%。照此速度，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其明显的优点。缩小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增加了就业机会，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也得到了较大地改善等。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导致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异常突出。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现状
在目前的城市化建设进程中，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城市人口急剧上升，导致交通与居住需求越来越大，那些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利用的名人故居，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其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区域规划与名人文化发展的冲突。城市区域划分与功能定位，影响名人故居的环境及建筑保护。比如在名人故居所处的区域规划城市高新技术区，就与名人故居的传统文化氛围格格不入，导致名人故居原生态文化环境的破坏，从而损害了名人文化的发展。
2.现代功能设施需求与故居文化保护的矛盾。现代生活需要有舒适的功能与完善的设施，名人故居中的基本生活功能与设施跟不上，造成故居利用不佳。而过度的更新改造，则破坏了故居原真性，影响故居建筑及原生态环境的继续发展。
3.新技术发展与名人故居建筑材料原真性的矛盾。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是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的有力支持，但使用不当的现代技术与材料，也是造成名人故居原真性破坏的原因之一。
（二）名人故居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尽管大多数名人故居是非常普通的房子，但这是唯一能够见证名人真实经历的文化遗产。而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故居却是极易被拆除的。保护和利用好名人故居，可以对城市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形成良性文化循环系统。而这些名人故居，也会给市民带来良好的精神动力。正如舒乙先生所说的：“如果你是一位属于那个城市的居民，你一定会为此而非常骄傲，一股爱国心，一股民族的自豪感，便油然而生，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保护与利用名人故居，促进城市良性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城市良性文化生态环境
良性文化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名人故居的保护不仅是对建筑单体的保护，而且对建筑周边的整体历史环境都要进行保护，保持文化环境的原真性，杜绝与名人故居时代环境相悖的现代元素出现。而那些不仅影响名人文化环境，还污染生态环境的现代厂房设施等，更应远离故居。
2.提升城市文化内涵
名人故居是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组成部分，保护好名人故居，也就留存下了这一段历史，并世世代代继承发展下去，形成该城市的文化特色。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市民对精神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名人故居作为城市的文化遗产，在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方面，就显得更加重要。
3.提高市民文化素养
教育意义，也是名人故居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名人故居的主人都是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对社会做出过重要贡献，其事业及精神对将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因此，来到名人故居，亲眼看到名人在此生活工作而留下的真实的点点滴滴，这样的教育比任何一种说教都更能触动人心。比如英国的著名作家劳伦斯的纪念馆“简朴大方，生活气息浓烈，各种生活用品展览生动亲切。在此人们会感叹，这样简陋的环境中何以会产生一个绝世的文学天才。”许多名人故居被设为青少年教育基地，是激励青少年斗志，学习名人精神的最佳场所。
4.促进城市旅游事业
仰慕名人成就、学习名人精神，从而渴望对名人生活工作过的居所进行参观，感受名人生前的气息，获得精神上的鼓舞，是人们旅游活动的目的之一。因此，名人故居是游客们参观拜访的重要旅游地，是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环节，正确的保护和利用名人故居，可以促进城市旅游事业的发展。相反，名人故居的破败甚至拆除，会使游客感到失落，失去游览的兴趣，从而影响城市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二、城市化背景下的济南名人故居现状
济南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745年，唐代诗人杜甫来到济南写下著名诗词《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其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句，成为济南古城历史悠久，名士众多的证明。
（一）济南名人故居现状
据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统计，从战国到民国初期，济南的名人故居共46处，大舜、扁鹊、曾巩、李清照、辛弃疾、老舍等历史名人都曾经在济南居住过。趵突泉附近的南新街是名人故居的主要分布区域，曾被称为“名人故居街”。名人辈出的济南，曾经具有名人文化所带来的特有的场所氛围。
然而，在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济南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的状况并不乐观。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发展，人口增加、交通拥堵等原因，使得老城区的环境遭到破坏。在这种状况下，名人故居的处境无疑是越来越难。周永年故居早年已拆；2001年马国翰故居被拆，2002年丁宝桢故居被拆……据记载，济南名人辛铸九的辛氏公馆“利用层数的变化、地形的高差，形成了高低错落、形状各异的屋顶群，建筑天际线富有变化。在一个不大的建筑中，屋顶如此复杂多样，设计手法如此巧妙，在济南府中是少见的例子。”然而，这样优秀的建筑在2008年被夷为平地。“名人故居街”成了高楼夹缝中的破败小巷子。目前，现存的名人故居仅剩几处，包括老舍故居、鞠思敏故居、路大荒故居、陈冕状元府等。而这些幸存下来的名人故居，由于保护意识淡薄、产权归属复杂等原因，保护和利用的状况不一。产权属于政府的名人故居，得到了及时保护和修缮，作为该名人的展览馆、纪念馆供人参观瞻仰。产权属于私人的名人故居，由于缺乏严格的保护管理制度，住户保护意识淡薄，原有建筑被翻修搭建严重，几乎无法认出其本来面貌。如陈冕状元府，院落里住着多户人家，破败杂乱，没有得到合适地保护和修缮。寻着名人故居而来的游客，对其目前的状况非常失望。
（二）济南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威尼斯》规定，“文物古迹保护包括一定规模的环境保护，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缺乏对名人故居建筑周边环境的保护，破坏整体的场所文化氛围，是济南市故居保护过程中产生的重要问题。如济南的南新街58号老舍故居，建筑周边原生态文化环境的破坏，减弱了故居的文化氛围。
而由于名人故居的归属等原因，故居建筑及环境没有得到正确的保护，临时修补、搭建现象严重。归名人后代居住的故居，因房屋陈旧，怕被规划拆迁而不敢修缮；出租给住户的名人故居就更不可能得到正规的修缮。同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所进行的装修，很难全面顾及故居本身的文化意义，导致建筑进一步被破坏。比如在名人故居的维修过程中，或者缺乏调研依据主观臆想，或者因经费省掉复杂的制作工艺，用现代材料模仿原初的材料形式，在维护修缮建筑的同时也破坏了建筑的原真性。
除了在保护方面面临的环境破坏、疏于修缮、材料失真等问题外，济南名人故居在利用方面，则普遍存在功能单一、格局破坏、设施陈旧等问题。
拥有资金和技术保障的名人故居，大部分被开发为纪念馆，供游客参观学习。但展览纪念模式单一，缺乏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功能和互动参与性。游客来了没有积极的互动参与效果，来过一次一般不会再来，从而无法有效地发挥名人故居的价值，传承名人的精神；产权归个人所有的名人故居，要么自居，要么出租给个人或单位使用，没有合理的保护与使用管理办法。出租给个人或单位的名人故居，则因频繁换主，功能要求不同，乱搭乱建现象严重。由于名人故居年代久远，生活设备设施必然陈旧。而对故居保护的要求，使得使用者不能随意改换现代设施。而故居内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故居得以持续保护和利用的有效方法。如何在不破坏原有建筑和环境的情况下改善使用条件，是济南名人故居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济南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城市化发展是目前中国重要的国策之一。对于拆除名人故居，城市建设者们往往以城市化发展为理由，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城市现代化更应该包含对文化遗产的宽容，对历史城区的尊重，对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的追求。保护好名人故居，就留住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根基，利用好名人故居，就会将这种文化根基融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代代持续地传承下去。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名人故居，以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来指导名人故居，才能有效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一无价的文化资产。
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发展、人口激增等因素而造成环境破坏严重。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强调在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同时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理论虽然凶环境保护问题而产生，但随着理论发展的成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在具体内容方面不仅仅指单纯的环境问题，还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资源永续利用、社会全面进步，使得一系列社会发展目标在保持良性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其中一条原则是“公平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我们并不是文化遗产的占有者，而只是临时保管人，肩负把文化遗产以最好的状态传承给后代的重任。作为不可再生的社会文化遗产资源，以及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跟可持续发展关系密切。名人故居并不是可以静止摆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房子里住着名人的子孙后代，房子外面生活着左邻右舍。保护这些遗产固然重要，这是遗产得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让这些遗产恢复活力，随着时代的脉搏继续发展下去，持续地传承给子孙后代得以永续利用，是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
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保证故居建筑及环境得到最佳的保护状态、最合理高效的利用方式，是济南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的主导思想。
（一）名人故居保护的可持续性
1.原生态文化环境的可持续。威尼斯的第一条规定“历史文物建筑的概念，不仅包含个别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通过故居建筑的合理利用，比如根据名人的相关行业来规划建筑和街区功能，强化名人文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使得名人故居带动片区的文化气场，从而突出名人故居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2.故居建筑格局的可持续。在城市化改造的过程中，大到名人故居建筑的整体拆除，小到故居内部结构改造的大刀阔斧，人们追求的只是眼前的经济利益。文化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建筑的原真性消失了，文化也就消失了。保持名人故居建筑格局，杜绝没有历史根据的修复、改造和重建，才能使名人故居文化可持续发展下去，同时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下去。
3.建筑细节的可持续。保护名人故居建筑及环境细节不被拆除或改变。名人的生活起居、工作都在这里发生，一草一木、点点滴滴都记载着他们的印记。如果保护的过程中不注意细节的留存，将会让该故居最生动的故事消失。
4.维护技术的可持续。维护技术是名人故居保护的重要手段。现有的维护技术如检测、加固、清洗、防潮、防蛀等技术，可以强化建筑的耐腐蚀性、耐风化、抗震等功能。不断探寻和引进先进的维护技术与方法，是保持名人故居建筑良好状态的关键。
5.材料的可持续性。修复材料应与故居原始材料保持一致。如因现有的认知和技术的限制而无法获取相同的材料，则应采用有机材料维护，并保持材料易于剥离，以便将来有了新的工艺重新修复时，可以去掉替代性材料，重新使用正确的材料修复。
（二）名人故居利用的可持续性
1.合理开发，高效利用。利用是对名人故居最好的保护，没有利用，保护就失去了意义。而目前大部分故居建筑的设施落后，开发利用情况并不理想。雅典第67条明确规定“保护文物不代表人们必须保持低水平的生活”。要想让名人故居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在不破坏故居建筑和环境的情况下，合理改善设备设施，改善生活条件，灵活多样的结合周边的环境灵活利用故居建筑。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不但充分体现名人的影响力，更能朝气蓬勃地一直发展下去。让人们能够以此地为荣，来到这里受益匪浅，乐在其中。这样的名人故居开发利用模式才有可能使故居建筑和环境得以持续地发展下去。
2.灵活的经营管理。通过国家设立名人故居管理机构，国家配置专门人员的方式，不但增加国家负担，也降低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而灵活设置管理机构，实现谁保护谁经营谁获利，这样自负盈亏，将会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专业性。
3.可持续的教育和研究体系。名人故居也是重要的教育基地。在这里，人们了解名人的生平，学习名人的事迹，感受名人的精神。结合名人故居来办教育活动，是可持续利用的方法之一。另外组织科研队伍，研究名人的理论，继承名人之志，为该行业继续发展做出贡献，也是非常重要的途经。
4.激发公众参与。大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公众意识到这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一起参与到名人故居保护的事业中，这些城市的无价的财富就会良性发展和传承下去。在名人故居的利用方式上应采取灵活的互动参与设计，以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启发公众的保护意识。
名人的事迹范文4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楚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主张“明法审令、举贤授能、富国强民”的改革政策。可是关于他的出生年月，秦汉以前的史学家很少论及。后人基本上根据他的自传性的长诗《离骚》的叙述进行推测：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学术界认为第二句话反映了屈原生日，但因涉及古代天文学、历法上的复杂问题，从东汉至今学术界的解释存在分歧，分歧集中在“摄提”的解释上。汉代王逸认为摄提指的是太岁在寅，认为屈原出生于“太岁在寅年的正月庚寅日”。而南宋理学家朱熹却提出异议，认为“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也”。“摄提贞于孟陬”是指斗柄正指寅位这一月份，并非是太岁在寅位的年份。现代学人也对此进行过研究，多倾向于王逸的解释。
春秋以前，中国用的是“王位纪年”，即用周天子的在位年数纪年。但到春秋，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都用自己的纪年，造成了纪年上的混乱，交往很不方便。经过长期观察，测得木星围绕太阳运行一周的时间是12年，所以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把木星运行的轨道分为12份，岁星每走完一部分就是一年，用这种纪年方法就是岁星纪年法。它的12个名称是：星纪、玄枵、陬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分别对应子丑寅卯等十二辰。
由于岁星在恒星背景中的运行方向是自西向东的，它和实际观察的星象运行方向恰好相反；又由于岁星在星空背景上的运行并不是均匀的，更何况岁星的视运动有时会逆行，即自东向西，为了方便起见，古人就另外假设了一个理想的岁星，这个理想的岁星也是12年运行一周，与十二辰相结合，其运行方向与真实岁星相反，自东向西匀速运动，这个假设的理想岁星叫太岁、岁阴或太阴。以太岁每年所在的轨道部分来称呼年的方法，叫太岁纪年法。当时的历法规定十二个岁名与太岁居辰有固定关系，“太阴在寅，岁名日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即木星在星纪次。
那么太岁在寅指的是哪一年呢？郭沫若先生根据《吕氏春秋》推定太岁在寅指的是公元前341年。然而，他查询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朔闰表》，在公元前341年一月找不到庚寅日，故此将屈原的生日往后移了一年，即公元前340年。新城新藏所排历表基于战国普遍施行的“夏正”历法。陈久金先生指出当时楚国施行的并非夏历，而是周历，并利用现代天文学方法证明公元前341年木星恰好在星纪次，故此断定屈原的生日是公元前341年。潘啸龙先生对比“夏正”和“周正”历法指出，周正历法的这年一月也没有庚寅日。他所考证的屈原生日是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可见，关于屈原的生日，学术界的说法不一，但大体可断定是在公元前341年至公元前340年之间。
耶稣的生日也由于资料匮乏而存有争议。世人一般以12月25日为耶稣基督圣诞，基督教信众固然以此日为耶诞，非基督教徒亦在此日庆祝“圣诞”、寄贺卡、送贺礼、开舞会、火鸡大餐、公司放假，十分热闹。其实，耶稣基督的生日并不是12月25日。
在公元4世纪以前，并无庆祝耶稣生日的说法，新约亦未载他的生辰，各门徒的笔记对比亦无提及，《使徒行传》、《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两书》等等也从未提到庆祝圣诞，直至4世纪才由罗马教廷宣布12月25日为耶稣生日，予以庆祝。12月25日原是罗马人传统上的狂欢节日，属于外道，改信了耶稣后的罗马人仍于此日庆祝节日，教廷只好顺应民情，宣布此日为耶稣生日，巧妙地将热闹的节日转变为耶教节日。而罗马人之所以选择12月25日为狂欢节，是由于很久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位置最靠南，北半球的白天最短。而冬至以后，太阳直射位置开始北移，北半球的白昼逐日延长，阳光开始给大地送来与日俱增的温暖，据此北半球的古罗马帝国将12月25日确定为太阳神诞辰。公元313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认可的宗教。此后，罗马教会才将这一天定为耶稣诞辰纪念日。公元354年，在罗马帝国西部的拉丁教会年历中，第一次写明12月25日为耶稣诞辰。至于开始将这一天写为“圣诞节”，那已经是公元5世纪以后的事了。
关于耶稣的生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纪年的开始——纪元，即历史起算年代。当前多数国家（包括我国）所使用的纪元为公历纪元（简称公元），即基督纪元，它以传说中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为元年，通常用拉丁文Anno Domini（主的生年）的缩写A.D.表示，意思是自耶稣降生之年算起。公元前用B.C.表示，它是Before Christ的缩写，即基督以前。
关于耶稣的生年，《圣经，新约》中的有关记述并不一致。公元6世纪，叙利亚的基督教修士狄奥尼西，埃克西古，应教皇圣约翰一世的要求，于525年编定532年～626年教会年历。他根据当时使用的历法，按每隔532年同一月份的日期及“月相”（月的圆缺）相吻合的说法，选择了传说中耶稣遇难后复活的日子（即基督教的复活节3月25日）恰好是星期日的那一年，他认为这一年就是耶稣受难、复活的年份。然后，他认为《圣经，新约》中暗示耶稣活了30岁，从受难、复活那一年上溯30年，即罗马建城754年，这一年即是耶稣的诞生年份。公元7世纪以后，英国史学家、神学家比德提出以耶稣的生年，即上述的年份作为纪年，从而出现了“基督纪元”。自15世纪中叶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先后采用了这种纪元。到了16世纪，人们发现狄奥尼西推算的耶稣生年并不确切。如按《新约·路加福音》的说法推算，应为公元6年；而按《新约·马太福音》的说法推算，则为公元前4年或更早。
牛顿是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天文学、物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关于牛顿的生日，由于采用历法的不同，也存有异议。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牛顿的生日不是按现在通用的格里高利历给出的，而是按当时英国施行的儒略历给出的——1642年12月25日。按照今天全球普遍采用的格里高利历，牛顿出生于1643年1月4日。
我们现行的公历称为格里高利历，它是1582年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并首先在天主教国家实施的。按照格里高利历，平年每年有365天，闰年是366天；不能被4整除的年份为平年，能够被4整除的为闰年（但其中能被100整除而不能被400整除的不闰，能够被400整除的要闰。这样，1900年不是闰年，但2000年是闰年）。考虑2000年的时间跨度，按照“4年整除”有500个闰年，去掉20个“100整除”不闰，再加上5个“400整除”闰，结果是485个闰年。于是，按照格里高利历，在一个2000年的时间跨度上，逝去的天数是730485天。这就是说，格里高利历的回归年长度（从夏至日影最短的时刻到下一个日影最短的时刻）被人为地规定为730485／2000=365.2425天。现代天文观测给出的回归年实际长度是365.2422天（严格说是365.2422个平均太阳日）。在1000年期间，回归年长度的实际值与格里高利历设定值之间的累计误差只有0.3天。这表明，格里高利历的规定是相当合理的。现行的历法中没有考虑对上述误差的补正。或许在将来（公元3300年以后），可以通过国际协商，删去一个闰日，予以补救。
在格里高利历实施之前，欧洲普遍实施的是儒略历，它是公元前46年由儒略·凯撒颁布的历法。这一历法规定：平年365天，闰年366天，每4年有一个闰年。这样一来，每100年必定有25个闰年。结果，按照儒略历，回归年长度的设定值是365.25天。这个值相对于实际值的偏离，要比格里高利历大得多。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儒略历所产生的误差增加很快。如果共同约定了一个时间原点（例如，公元元年1月1日0时0分），在若干年之后，问起：我们度过了多少天？大家不会有分歧。因为这个天数严格等于日出（日落）的次数，它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如果问：某一天是几月几日？则会产生矛盾。因为这涉及到历法，即纪年的标尺单位。格里高利历的年长度单位小于儒略历，结果用格里高利历读出的日期就将大于儒略历的日期。
1582年之所以要对儒略历进行改革，是因为按照儒略历记录的日期已经与季节不同步了。例如，原来6月22日是夏至；可到了1582年，夏至（太阳影子最短的时刻）却出现在儒略历的6月12日。按照儒略历，回归年长度是365.25天，按照格里高利历则是365.2425天，经过了1582年，二者之间的累计误差已接近12天。只是由于某些细节上的原因，新历（格里高利历）规定：将日期从儒略历的“读出值”向后推10天。
名人的事迹范文5
这种学术情景下，才会有新的境界出现。
一、有关“反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对明清历史重估的理解
欧美人看历史中国的好与坏，撇开因人而异、从来就非铁板一块的复杂因素外，从主流意识上说，它是因时而变，重心多次发生变化。无论是在中世纪晚期、启蒙时代或者“工业革命”时代，时高时低的评价，多般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境遇，“以我为主”，为其所用。
20世纪后半期开始发生的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转而对明清历史有诸多好评，中国学者也首先应当设法寻求理解。这里，除了西方社会内在的思想分化或思想变迁以外，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极大地帮助了一些“反欧洲中心主义”者树立信心。因此，由他们引起的众多“问题意识”，除了历史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外，也还包含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现实世界的关联。对后一点，有些史家注意不够。
我们对“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应对，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研讨。
第一，基于事实的层面：“反欧洲中心主义”有强烈的重新解读历史的冲动，因此他们在重新解读甚至想颠覆欧洲史旧体系的时候，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欧洲史研究对其有用的新成果。同样，他们也对中国历史的光明面、积极的成果非常敏感，很想把被“欧洲中心主义”遮蔽了的东西，展示于阳光之下。这两者对我们都有历史认识方面纠偏补全的冲击作用。由此启发，若要全面地进行明清史再认识，则需要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双向互动，难度将大大增加。
第二，基于价值认同的层面：无论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现代性”，都不是完美的，它本身已经带来的社会病症，或者可能有的未来隐患，“反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棒喝，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因此，当我们进入历史评估时，往往需要有历史主义与价值观的平衡，而非执著一端。
二、关于明清历史再认识视角的变化
1840年开始，中国一再受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原有“天朝优越”的自信力终于遭遇到了严重的动摇。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溯明清历史，关注对政治史的批判，认定明清已经走到“前现代”的尽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占据着主流的地位。现在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恰恰是针对着这种史学倾向而来的挑战。
当前，我们对明清史进行再认识，自然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检讨角度。择其要者，大致有两方面的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对“革命”做法的检讨，觉得它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缺乏同情地理解的态度――一个国家，不要说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它的存在，总有一种“历史精神”在支持；它曾经采取的治国方略，总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也包括当时不得不如此做的原因。
其次，与前述相联系，历史考察的视域必然地要有所扩展。近20年来，这方面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原来史学的重心始终是政治史和人物史，现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等，都逐渐在深入展开。站在历史前台的是事件和人物，但事件与人物背后，或者说海平面以下的，是所有人与人相处关系的社会规则，以及由规则“丛林”构成的结构性历史。因此在研讨“前现代”或向现代过渡的时候，经济史与社会史的作用必然要被突出起来。总体上说，在中国，目前专史、断代研究的力量较强，成果多，而跨朝代的、连贯的研究难度高，一时还跟不上来。但少了这种延续性的通贯研究，就很难准确定位断代史，更难把握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连续而非断裂式发展产生的路向。
三、关于明清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
如果回到长达五六百年明清经济史叙事的角度，确有相当多的史料能够证明，中国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工商业者还是农民、手工业者――不缺乏经济理论的考量，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经济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受“欧洲中心主义”影响的偏见。但即使是“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家，也都认为19世纪之后，中西历史发生了“大分流”，中国沦入了真正的“停滞”。对于后一说法，我们似乎把它忽略了，未能认真地予以正面回应。
笔者以为，由于各经济史微观研究深入的结果，事实上已经把“长期停滞论”撕成了碎片，伤痕累累。但是，明清经济史的考察，即使发掘的光明面再多，也无法绕过一个巨大的障碍：如何通解过去说的“中国近代的落后”？这是与西方国家、与日本比，要否认也很难。那么这种“落后”与“前现代”的历史有没有关联？可以把这种原因仍然单纯地归咎于“列强侵略”（“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有类似暗示性的倾向）吗？恐怕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
对明清经济发展状态的估量，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主要谈两个问题：
把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考察时，两者互相作用的联接点在哪里？国家财政政策的考察是个突破口。说具体些，财政政策，会影响到经济资源的支配与使用状态，国民生产总量的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以及它造成的最终利益格局，特别是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笔者以为，至少从北宋以来，中国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商业货币收益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然而政府的财政收入仍然主要依赖于农业，与经济的态势不完全对称。回到中国宋至明清，这里有一种历史情节不能忽略：无论农业、工商，税外的负担都很重，严重的是法外的负担。其间中央财政缺口不小，而地方的行政费用又严重不足，像是个死结。这就造成工商业者被各级政府用各种形式剥夺的收益率非常之高。这并非用指斥“腐败”二字就能完全了断的。笔者最近一直在着重搜索和阅读县一级政府的运行实录，看来这方面的情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这样的不断追究下去，中国政治体制的缺陷以及这种体制的制度运作成本太高的问题，就会凸显在人们的眼前。
参考文献：
名人的事迹范文6
诚然,从事法律工作要襟怀坦荡不偏私情,处理事务要合乎情理。赖显荣先生执业近30年来,一直给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刻画出作为一位律师应有的专业形象,他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总是把律师的职业道德和素质修养放在第一位;他不但拥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还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
敲开法律之门
赖显荣先生是香港本地人,在他读书的年代,香港中学已经实行文、理分科制度,一直以来,他的文科成绩都很优秀。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文科学生升大学时选择的专业不是很多,毕业后也只有做教师或其它文职工作,但是赖显荣先生对这些方面兴趣并不是很大。当时香港大学的法律学院刚成立六、七年的时间,很多学生认为法律学院发展得不是很成熟,因而报考的人也不多,但是赖显荣先生在报考时,毅然选择了法律专业。因为他看到当时在香港从事法律的专业人士不多,觉得这个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进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之后,他才发觉,法律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课程,不是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需要付出比别的学科多几倍的时间去钻研,加上在赖显荣先生那个年代的中学课程没有提及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可以说,选择法律学,与他而言,一切是从头开始,但是他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面对这些困难,他没有退却,而是迎难而上,展示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大学期间,他凭着对法律学浓厚的兴趣与爱好,一直努力地学习着。在法律丰富、深邃的知识海洋里,他尽情地徜徉着。正因为在大学期间,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也为日后他从事律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每一个学法律的学生,都想着毕业之后从事律师工作。赖显荣先生也不例外,但是这一想法遭到家人和朋友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做律师很辛苦,纷纷劝他从事别的行业。但是赖显荣先生认为法律可以还很多人以公正和公平,可以为更多的人解决困难,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紧持手中正义之剑为更多人服务。毕业之后,他凭着在大学期间积累的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执着正义的个性被胡百全律师事务所招纳,从此开始了他的正义之旅。
迎接新的挑战
胡百全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45年,由香港著名律师胡百全博士创立。胡百全博士曾是香港行政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从事过很多社会工作。当时的胡百全律师事务所仅有4、5个合伙人。
而赖显荣先生早于1980年就以见习律师的身份加入胡百全律师事务所,他凭藉着深厚的专业知识与踏实稳健的工作作风而深受青睐。“法律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遗产信托、诉讼、商业、房地产、赔偿事务等,客观地说,一个律师不可能从事以上所有方面的工作。刚开始五年左右的时间可以从事以上所有方面的工作,这五年就是尝试自己在哪一方面更有兴趣。在第二个五年里,就要从这些不同类型中找出自己最感兴趣的方面,专业从事某一方面的法律工作。”赖显荣先生介绍说,“我最开始从事法律诉讼工作,大概做了五年左右,之后就从事遗产信托工作,现在我从事的领域又转向了商业范畴,所谓商业范畴就是指企业融资、上市、收购、合并等。”从事商业范畴的法律工作很辛苦,但是赖显荣先生坦言很感兴趣,就一直坚持下来,他说:“收购很辛苦,经常要通宵,而且基本上要用一、二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完成,期间需要一直与收购交易的双方商谈,经常谈了一个多星期都没什么进展,我们只有不断地协调。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每当一笔大的收购交易做完之后,内心都有很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赖显荣先生从最初的见习律师到现在的合伙人,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他一直朝着自己心中的梦想,不懈地努力着。如今的胡百全律师事务所在内地已有两个代表处,“ 2002年,我们就在成都设立办事处,南京的办事处是2005年前成立的,这两个办事处都是我们独立创办的,没有与其它人合作。”赖显荣先生介绍道,“因为内地的法律法规不允许我们在内地成立一个律师事务所,我们只能从事香港的法律工作,而不能从事内地的法律工作,所以内地这两个代表处只是提供法律谘询方面的服务,如果涉及到具体的法律工作还必须去香港完成。现在我们正在与北京的律师事务所洽谈建立联营所的事,希望在今年可以实现。”
赖显荣先生介绍,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是未来的趋势,内地的法律工作和服务范畴非常庞大,在未来10至20年内,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法律的需求在国内很大。很多中国企业奉行“走出去”的战略,而就需要法律人士提供涉及经济、法律方面的客户服务,而内地除了北京、上海等城市有涉外法律方面的服务外,其它地区并不多,所以他希望与内地律师同行紧密联系、交流合作,把香港在涉外法律方面的优势提供给内地同行分享。
赖显荣先生做事认真,每个案例都尽心尽力地为客户考虑,力争让客户满意,经常工作到凌晨时分。在法律界工作了近三十年,他感受良多:“我们在从事法律谘询服务过程中,一定要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并保障客户的基本利益;同时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如今世界各地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在香港经营律师事务所,给香港本地律师事务所以很大的竞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香港的律师们应提高自身素质,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赖显荣先生感慨地说。当然,在法律工作中,团结也是很重要的,团结不仅仅指与事务所的同事沟通,与内地的律师也要保持交流合作,这样可以帮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世界各地投资,也可以帮助国外的投资者进入中国投资,以期让他们更了解香港以及内地的法律。“一个优秀的律师在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具备个人道德标准,在金钱和公平、公正之间必须有个平衡,我们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不可走其它途径。不择手段取得成功,这是不可取的。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律师提升专业水平和道德标准同样重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从事律师工作很受人尊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么多年里,律师地位较以前有点滑坡。这是因为在香港,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法律工作。赖显荣先生经历了这几个年代,对现在很多律师道德水平下降的现象忧心忡忡,他认为,在竞争激烈的年代,律师更应该注重自身素质,在工作中,不能丧失公平与公正,不能昧着良心做事,应该尊重律师守则,避免不规范的事件发生。
赖显荣先生把每一天都当作新的一天来迎接挑战,面对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有的律师为了名声和金钱,违背了律师守则,出现违背道德准则现象。对此,他坚决加以反对,并希望法律能为更多的人服务,还更多的人以公正与公平。
关心子女的发展
赖显荣先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目前正在英国上大学。谈到对孩子们的教育时,赖显荣先生认为教育子女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开心,他鼓励孩子们寻找自己的兴趣,自由的发展。
“我的大女儿对演艺很有兴趣,我就鼓励她去英国学电视、电影制作,学成之后,她去美国纽约百老汇做实习工作,因为她更希望在音乐剧方面有所发展;我的小女儿大学读的是政治与国际关系。”说到这里,赖显荣先生爽朗地笑了,“虽然我是律师,但我的孩子都没有去学习法律,我也不强迫她们,我希望她们能自己寻找喜欢的科目,因为她们不喜欢,强迫也没什么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当然,允许自由发展并不是鼓励她们做坏事,我要带领她们寻找正确的方向,在她们的发展过程中,我适时地提供一定的意见和建议供他们参考。”虽然赖显荣先生工作很繁忙,但只要一有空闲,就会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在吃饭的同时与孩子们交流、沟通,倾听她们工作、学习上遇到的压力与困难,另外每个星期的周末是他的家庭日,这一天他推掉所有工作上的事务,悉心陪伴着孩子们,他说:“没有时间陪伴着孩子们,就不知道她们心里在想什么。”
赖显荣先生并没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子们身上,反而帮助孩子们寻找自己的兴趣所在,在寻找到她们兴趣的同时,他又鼓励她们向着心中的梦想不断努力、不断追求。可以看出,赖显荣先生很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真正做到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后记
赖显荣先生不仅在法律专业上建树良多,在服务社会方面也在不断地努力。他是香港中乐团有限公司的主席。香港中乐团的主要目标是齐心致力于奉献卓越的中乐艺术,紧贴时代脉搏,发挥专业精神,追求音乐至高境界。为了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中乐世界,他经常带领乐团去世界各地演出,今年8月底,他们将去比利时演出,年底还要去纽约演出。这些演出都占据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他却乐此不疲,他认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是件有意义的事。同时他们还经常举办研讨会,讨论关于中乐的发展,以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民族音乐,了解中国文化。
赖显荣先生还是香港乐道中学的校监,自1999年起,他获首法官委任为律师纪律审裁处委员会委员,一直以来,他从己身做起,遵循行业行规,并采用纪律约束行为,维护行业的稳定与发展。
其实他担任的社会职务还有很多,他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不管是在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中还是在社会服务中,他都尽心尽力,力求不违背行业道德,不违背服务理念,做一个公平、公正的权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