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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范文1
1.1环保准入不够完善环境保护准入条件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完整的适应省情的地方准入条件。准入条件中的建设规模、技术水平的规定多以国家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为基础，缺少针对山西省地理环境、生态环境敏感区等的布局要求，生态功能区划尚没有在其中发挥应有作用；资源能源利用水平指标缺少合适渠道纳入环保准入要求，对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末端治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缺少适应省情的规定，环境监管规定也缺乏地方特色，环保准入的闸门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1.2环保基础能力支撑不足落实环境保护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管理、科研、咨询等基础支撑能力尚显不足，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如环保部门，尤其是市、县两级存在着专业人员数量不够，职业素养有待提高，行政执法能力较弱，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围绕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准入等开展的基础研究太少，环评咨询服务市场缺乏规范管理，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咨询市场中恶性竞争、不正当竞争问题时有发生等。
2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2.1推进战略和规划环评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的转变，必须在新型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立足省情，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切实加强规划环评，开展战略环评，充分发挥环境保护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先导”“优化”“助推”等作用，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和要求落实到各规划中，为政府宏观决策、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2.1.1扩大规划环评范围建议应将区域发展战略、政府重大政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县级政府规划等纳入规划环评范围，其中战略和重大政策环评应积极尝试，选取投资、消费和外贸等领域的重大发展战略开展环评，探索战略环评的管理模式与技术方法，增强参与宏观调控的预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重点协调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的统一性，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另外在向上层扩展规划环评范围时，对规划环评条例中未做具体要求的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规划也纳入规划环评范围，按照上一层次相应规划环评的要求进行环评，体现出规划环评的操作性和实用性。
2.1.2完善规划环评技术及方法组织相关专家研究制定各主要部门、行业规划环评、工业园区规划环评等的技术指南、规范，针对部门与行业、工业园区特点，推荐合理的预测和评估方法，为规划环评的具体实践提供技术支持，环保管理部门应配套出台相应的规划环评审查要点，规范规划环评的有序开展；同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规划环评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规划审批机关、规划环评审查机关、规划编制单位要明确职责，依法依规开展工作，确保规划环评工作及早介入，与规划编制协同推进。
2.1.3完善规划环评作用机制提高规划环评的执行力，确保规划环评提出的规划调整建议和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落到实处。各级政府要把规划环评放在落实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位置，研究出台推动规划环评的刚性约束制度，并将其纳入政绩考核机制，逐步将问责制体现和运用在规划环评执行上。同时，环保与发改、经信、住建（规划）、国土、交通、水利、农业、林业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尽快推动建立成型的协作机制，促使部门联动，规划与规划环评互动；另外应建立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机制和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规划环评中的总量控制、产业准入、循环经济等要求对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效力，全方位提高规划环评的震慑力。
2.2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环境准入制度是环保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使用各种技术标准，建立严格的、符合省情的环境准入制度，切实发挥好环境保护的闸门作用，促使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较强的针对性。
2.2.1制定符合省情的环境准入制度依据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环境强制约因素，选择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制定适应省情、严于国家的标准。生产规模与装备水平方面应瞄准国际领先水平，助力重点优势产业的全面升级，推动重点产业兼并重组，有利于重点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资源能源消耗和回收利用方面，针对山西省实际，应制定最为严格的节水和废水回用标准，促进焦炉煤气、高炉荒煤气等各类废气资源能源利用，提高各类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水平；末端治理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要建立满足国家标准和总量控制要求，又有利于促进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地方排污控制技术和标准体系，针对山西水环境问题，应进行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和标准体系创新，制定排放浓度标准和废水排放量控制标准。另外制定基于环境容量和管理总量要求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同时在实施行政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增加各类工业园区和工业企业聚集区的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强化经济手段对污染物增量的约束作用。
2.2.2制定合理的空间环境准入制度在产业布局方面，应从控制环境风险角度出发，制定合理的空间环境准入制度。首先应符合生态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划，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生态对特定行业规模、结构和布局的约束和不同行业的环境污染特征，细化不同功能区下重点行业的分类指导规定；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要求，避让生态环境敏感区域，严禁在自然保护区等需特别保护的环境敏感区内建设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同时针对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较重的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现象的焦化、化工等行业，要根据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核定建设项目的环境防护距离；要通过突发事故环境风险评估，划定风险控制半径，以降低产业布局的环境风险，减轻工业生产的环境风险，有效控制环境风险的影响范围，确保环境安全。
2.3强化环保基础能力建设面对新形势要求，环保服务须顺应新形势，再拓新思路，从体制和制度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新路径，强化环保基础能力建设。
2.3.1优化环保行政效能各级环保部门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强化环境保护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意识和公共服务思想，按照统筹协调、宏观调控、执法监督、公共服务四大职能定位，强化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与宏观调控。狠抓保障行政执行力的制度，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建设长效机制相结合，对内部各类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进行全面清理、评估和完善；优化审批流程，实行“节点管理”，即明确每个事项办理步骤、环节以及每一步骤、每一环节具体的办结时限和具体责任人，尽量缩短审批时间；争创环保行政审批服务示范窗口，进一步加强办事窗口规范化管理，积极推行网上审批与监察，提高环保审批为企业和群众服务的效率。将环保管理的办事程序时限、准入审查条件和审批办理结果予以公布，保持环保工作的公开、透明，保障公众知情，接受社会监督，切实增强环保行政效能，提升环保服务水平。
2.3.2加强环保队伍建设优化省级管理机构的同时，重点完善市、县管理机构。选派业务精、素质高的专业人员充实到管理队伍之中，定期组织培训，不断提高环评科学管理水平，着重加强其对宏观经济、法规标准和环评技术导则等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增强队伍的宏观管理能力。鼓励和引导环保科研及咨询机构加强环评、环境准入相关基础研究，重点开展规划环评技术方法以及重点行业、重点流域环境准入条件的研究，完善环评技术标准体系，制定适合省情的环境准入制度，为环境保护参与宏观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3结束语
宏观环境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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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CN 域名注册的高速增长， 主要原因有国家对域名管理政策的调整营造了CN 域名快速健康发展的宏观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以及我国互联网应用的深入， CN 域名作为中国互联网的标志， 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企业的重视。
【关键词】CN 域名注册的高速增长 国家对域名管理政策的调整
【本页关键词】学术期刊征稿 职称论文投稿 职称
【正文】
通过收集自1997 年10 月至2005 年6 月的8 年时间内16 期数据资料， 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加工处理，从而对吉林省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有一个通彻的认识。反映一个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指标很多， 如上网用户人数、CN 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上网计算机数等等， 由于时间较为久远( 自1997 年) ， 所以有些资料已没有准确记载， 在此我们仅以吉林省在此8 年期的上网用户数、注册的域名数及建立的网站数， 并与全国的相应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1. 历年上网用户数及比例分析自1997 年10 月31 日至2005年6 月30 日， 吉林省上网用户总人数为197 万人， 同2004 年12 月的调查相比， 上网用户总人数半年增加了18 万人， 增长率为10. 1%， 和2004 年6 月相比增长18. 4%( 如图1 所示) 。图1 吉林省历年上网用户人数全国上网用户人数的平均增长率为: 34. 74%; 吉林省上网用户人数的平均增长率为34. 43%; 上网用户人数占全国上网用户人数的平均比例为1. 85%; 二者的增长速度几乎相同。仅从增长率上来看， 吉林省上网用户人数的增长速度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是相当的。但从绝对水平来看， 上网人数的绝对量有些偏低。所以当年， 吉林省发展互联网的当务之急是增加上网人数的绝对量， 采取相应措施， 让更多的人使用互联网， 互联网的用户普及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2. CN下注册的域名数分析截止到2005 年6 月30 日， 我国CN 下注册的域名数为622534 个， 与半年前相比增加190457 个， 增长率为44. 1%，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2. 9%， 这半年的增长量比互联网接入中国的前8 年的CN 域名全部积累量还多。吉林省的情况是: 截止到2005 年6 月30 日， 吉林省CN 下注册的域名数为6847 个， 与半年前相比增加1843 个， 增长率为36. 83%，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8. 20%。整体而言， CN 下注册域名数增长势头强劲。CN 域名注册的高速增长， 主要原因有国家对域名管理政策的调整营造了CN 域名快速健康发展的宏观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以及我国互联网应用的深入， CN 域名作为中国互联网的标志， 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企业的重视。同时， CN 域名注册费用持续的大幅下调， 也直接带动了注册量的快速攀升。如图2 所示。图2 吉林省域名数的变化趋势从图2 中， 我们可以计算出以下几个指标: 为求可比性， 这里只计算自1999 年6 月至2005 年6 月期间的指标情况。全国CN 下注册域名的平均增长水平为29. 1%; 吉林省CN下注册域名的平均增长水平为34. 81% ; 吉林省CN 下注册域名占全国CN 下注册域名的平均百分比为1%; 这三个指标说明， 吉林省CN下注册域名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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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环境范文3
关键词:环境宏观经济学;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往往更多的强调在需求及膨胀等内容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环境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在资本主义市场形势下环境对宏观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当今社会世界经济形势已然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暴露出了极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据市场经济形式的转变而做出创新，将环境所具备的影响纳入其理论中，这也是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的原因。下文将就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展开相关研究。
一、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环境宏观经济学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HermanE．Daly提出。其认为经济在其增长过程中应受其所处整体大环境的限制。受市场形式的影响，往往在环境、资源等方面会出现滥用等现象，因此，要切实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能保证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适度性。通过总结来看，其在环境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研究任务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认为要完善对环境公关经济学的研究，首先就必须对研究的任务等进行明确，而这一任务就是要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这一任务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设置承重线来明确其载重的标准一般，经济制度的制定就是为环境宏观经济设置同样的限制，以此来预防环境宏观经济超过其速能承载的负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经济形式从属于整体的经济市场一般，环境宏观经济也从属于大的自然系统，且这二者也相互承担能量的投入与产出，而这也正是环境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二)研究主题的明确
关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内容更多的集中在规模等方面，而不是经济配置的相关问题。且在这一研究中其也对规模和配置等进行了划分，并同样以船的承重线进行比喻指出，当水位超过船的承重线之后无论船的质量有多好也难逃下沉的结局，同样，当经济的形式超过了在一定时期内环境所能接受的承载度，那么尽管经济形式使用如何优质的配置也难以继续发展。所以，针对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应的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要在适度性的原则上研究其规模，以此来保证经济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三)重视相关的环境政策
以环境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来看，其对经济所明确的规模往往和传统经济学中所指出的公平与稳定等方面的目标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这也必然应成为环境宏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由于环境宏观经济学的规模适度可能与其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因此，但规模和配合问题处于同一系统中时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就要求能在解决中采用相关的政策来作为工具。而Daly指出在这一问题中所运用的政策工具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来对人口的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转变以往知识产量的观念而给予产率更多的重视。
二、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对其这一观念表示了认同，并在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设想。如IS－LM－EE模型、环境定向技术、商业周期理论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纪初继HermanE．Daly所提出的环境宏观经济学之后所提出了一种模型形式，这也是对环境宏观经济学最具影响的一项研究。对于环境宏观经济学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能有效对其进行重新的评估，且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理论的支撑。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环境均衡曲线”的相关概念，为Daly的环境宏观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融入净账户等相关的因素;最后，Sim同样对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展，但与Lawn之间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强调产出方面的缺口问题。
(二)环境定向技术
环境定向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末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利用其框架对技术、经济、环境这三要素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在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所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环境定向技术方面的研究。而在这一研究中也可针对对象的不同来进行进步模型的划分:首先，节能技术。其在环境定向技术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宽在源消费基础上经济增长与其之间的限度;其次，环境定向技术的进步模型。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劳动及资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开放经济下的进步模型。这一模型主要是对封闭的经济体进行扩张，让其能在开放的经济形式中实现进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业周期的理论
在以往，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对经济波动的现象进行研究，但其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技术等进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设性。而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恶化，因此，在商业周期的相关理论中也应当融入相关的环境政策内容。而在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环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确定冲击”背景下的环境政策、“商业波动”背景下的环境政策、“确定及不确定”背景下的环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环境政策。
三、结语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学和环境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就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来看，其往往忽视了环境的重要性，而对相关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环境宏观经济学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环境在行为等方面的制约性，因而，要切实做好环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就无法与环境等相脱离，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未来也将成为经济学研究发展的主流。
［参考文献］
［1］任力，梁晶晶．环境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J］．经济学动态，2013(09)．
宏观环境范文4
关键词：并购；宏观经济环境；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6-0087-08
一、引言
关于并购活动的动因，西方学者通常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行为理论进行解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认为并购浪潮一般由经济、管制和科技等因素的冲击所导致（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Brealey and Myers，2003；Harford，2005；Martynova and Renneboog，2008）[1-4]；而行为理论则认为并购浪潮是由管理者的问题、自负及羊群行为所引起（Shleifer and Vishny， 1991； Bikhchandani， Hirshleifer and Welch，1992；Milbourn，Boot and Thakor，1999）[5-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并购浪潮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管理者利用资本市场的过高估价而择时并购的结果（Shlei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hwanatan，2004；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hwanathan，2005）[8-10]。尽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环境不同，但并购活动总体上也呈浪潮式发展，并且具有周期性（唐绍祥，2006；刘淑莲，2010；张秋生，2010）[11-13]。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主要运用归纳性假设分析方法来研究并购浪潮的驱动因素（刘淑莲，2010；张秋生，2010）[12-13]，在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唐绍祥（2007）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1998―2006年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性，发现经济周期、利率及股价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14]。
总体而言，采用实证方法检验并购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特别是运用中国公司并购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宏观经济冲击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于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发起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协整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及股价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与股价是总体性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并不是总体性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经济发展水平波动与股票价格波动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存在正向影响，利率波动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存在负向影响。与其他研究中国并购活动的实证论文不同，本文的研究样本时间跨度长，采用协整检验、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验并购动因，一方面可以克服多元线性回归在刻画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时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与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相比较。本文研究结果与唐绍祥（2007）的结论有所不同，得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结论。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检验我国已取得的各种归纳性假设，而且还有助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发展趋势，明确影响并购活动的宏观驱动因素，为公司预测与选择并购时机、提高并购协同效应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
关于并购活动的驱动因素，西方学者大多是侧重于微观经济个体研究并购的形成动因，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尽管对并购动因的理论研究尚存较大分歧，但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大部分并购活动几乎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同时发生，这表明并购活动可能存在共同的驱动因素（Harford，2005）[3]，即不同于微观经济个体的宏观经济动因，这些因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产业冲击、科技进步等，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Reid（1968）提出了并购活动-经济繁荣理论[15]，为更好地理解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并购活动与经济周期存在着相关性，即并购活动存在顺周期特征（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Becketti，1986；Makaew，2011）[16-18]；并购活动的强度与经济增长及资本市场状况的变化正相关（Nelson，1966；Liu and Wen，2010；Palmquist and Sandberg，2012）[19-21]。Maksimovic and Philips（2001）研究发现并购活动通常在经济繁荣时期升温，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放缓[22]。Lambrecht（2004）采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表明并购活动与产品市场需求正相关，当产出价格处于高位时触发并购[23]。因此，并购活动与产品市场周期相关。从宏观经济指标与并购活动的关系分析，Steiner（1975）研究发现并购交易数量与GNP正相关，且并购活动的增加与经济环境的改善相关[24]。Golbe and White（1988）也证实并购交易数量与GNP正相关，但与实际利率负相关[25]。
Harford（2005）不仅认为并购活动是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而且还认为资本市场的繁荣所带来的足够的资本流动性是驱动并购的必要因素[3]。Shleifer and Vishny（1992）认为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由资产流动性价值与债务融资能力的关联性所驱动[26]。Eisfeldt and Rampini（2006）也认为公司之间资产重新配置的顺周期缘于资本重新配置成本的反周期[27]。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将并购作为股票价格和债券利率的函数来解释并购活动，他们的研究发现：（1）股票价格上涨（下跌）后一个季度内出现并购活动的增加（减少），由于并购谈判往往在并购完成两个季度前才开始，所以并购谈判可能比股票价格的变化领先一个季度；（2）并购活动与先前的债券利率负相关，但其相关程度弱于并购活动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程度[16]。这些结论表明融资可获得性是主并公司进行并购活动的重要驱动因素，当资金较容易获得时（股票价格上升、利率下跌），并购活动增加。这与资本市场状况或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解释并购活动的观点是一致的。李瑞海、陈宏民和邹礼瑞（2006）认为中国的兼并活动与GDP增长率和市场化程度正相关，而与股票指数存在较弱的相关性[28]。唐绍祥（2006）研究发现中国总体并购活动呈浪潮式发展，并购活动具有周期性，而非遵循随机游走过程[11]。唐绍祥（2007）认为经济周期和利率是中国并购浪潮形成的主要原因[14]。潘勇辉（2007）通过对中美两国1991―2005年跨国并购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验证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修正关系[29]。
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使股票市场与并购活动的关系得到了新的注释。Brealey and Myers（2003）认为引发并购的原因是部分股票的价值被错估，特别是当股票市场处于繁荣期时，股票价值被高估公司的管理层更倾向进行并购交易活动[2]。从行为学的角度分析，股票市场错误定价与管理者的过度乐观与自信的交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并购活动。Shleifer and Vishny（2003）明确将这种观点概括为“股票市场驱动并购”[8]。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R-KV）认为繁荣的股票市场使得主并公司可以通过被市场高估的股票去收购被市场低估的目标公司[9]。虽然R-KV给出了收购者行为的解释，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既然主并公司的股票被高估，为何目标公司会接受股票对价并购交易呢？R-KV认为主并公司与目标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目标公司不足以正确估计并购行为本身的价值。他们对股票价格的总估价错误导致了对并购协同效应的估价错误。因而接受了主并公司被市场过高估价的股票。Rhodes-Kropf、Robinson and Viswanathan（2005）将公司的市场账面价值比率拆分成公司成分与市场成分，认为市场层面的错误定价是并购浪潮发生的显著影响因素[10]。Rosen（2006）检验了并购对主并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时期的并购活动，并购市场繁荣时期的并购活动给主并公司带来的收益较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并购收益较低[30]。这表明过度乐观的投资者误判了并购所能带来的协同效应。股票市场虽然是并购活动的一个显著驱动力，但不能完全解释并购活动的出现。由于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股票市场的繁荣可以刺激更多并购活动的发生，但并不是并购浪潮唯一显著的驱动力。
除上述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市场等宏观经济因素外，Mitchell and Mulherin（1996）、Harford（2003）的研究不仅证明并购活动和经济环境中的股票市场有关，同时他们发现经济、制度、产业冲击等因素都会引发集聚的并购活动[1，31]。也有的学者分析技术进步对并购的影响，他们认为技术冲击对产业环境、经济环境的影响，改变了市场上要素的平衡关系，通过并购手段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新的平衡（Jovanovic and Rousseau，2002）[32]。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并不存在唯一的并购活动驱动因素，并购浪潮的出现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Ali-Yrkk？（2002）所认为的那样，宏观层面的因素诸如经济繁荣、技术发展、全球化与规制等引起行业冲击，为了有效应对这种冲击，微观层面的管理者出于经济动机、管理动机与自负动机而作出并购决策[33]。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并购更像是公司层面的事件，然而这种微观层面的并购交易活动的发生往往具有聚类的趋势，形成一种浪潮，这种现象表明从宏观上来看，可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长期均衡环境驱动着并购活动。本文主要从宏观经济环境层面来研究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的驱动因素，检验宏观经济环境与总体性并购活动是否存在着长短期关系。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并购活动
根据“并购―经济繁荣理论”，经济增长和资本市场繁荣与并购活动呈同方向变化，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总体经济增长水平，那么，GDP越大，并购活动的交易量与交易额就越大。这是因为GDP绝对规模越大或者GDP增长率水平越高，意味着总体经济需求越大，因而可能导致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达到最佳使用。而这种经济资源重新配置的需要又触发了并购活动。在美国、英国和欧盟其他地区，并购浪潮总是发生在经济强劲增长、股票市场高涨时期，并购浪潮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紧密，全球并购的兴起与衰退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水平高峰与低谷的轮回而交替。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公司并购活动也产生周期性变动。GDP对并购活动的正向影响也得到了Resende（2008）的支持，他们认为国内总体并购活动与GD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34]。另一方面，Healy and Palepu（1993）认为GDP规模越大，公司现金持有水平越高，而公司则会利用这些超额现金去并购当地的其他公司以增加公司规模及获得市场支配力[35]。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1：经济发展水平（GDP）对并购活动存在正向影响。
（二）市场利率水平与并购活动
并购作为一种投资行为，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保证。由于并购公司的内部资金有限，完成并购交易所需要的资金一般是通过债务融资支付对价，因此，并购活动可能会受到现行实际利率水平的影响。较高的利率水平将意味着较高的资本成本以及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并购活动的发生。结果，并购活动与现行实际利率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Golbe and White，1988；Weston，Mitchell and Mulherin，2004）[25，36]。融资约束可能会阻碍公司的并购交易活动，而较低的利率放松了公司的融资约束，当公司持有更多的现金或更容易进入外部资本市场融资时，就会更容易发起并购活动（Harford，2005）[3]。已有的研究表明并购水平与经济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的变化相关，并购活动为主并公司的融资可获得性所驱动，较低的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当资金较容易获得时，并购活动增加（Melicher，Ledolter and D'Antonio，1983）[16]。Yagil（1996）研究发现利率与并购活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37]。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2：市场利率水平对并购活动存在负向影响。
（三）股票市场状况与并购活动
根据预期理论，股票市场状况直接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股票市场越繁荣，股票价格越高，越容易引发公司的并购活动。Geroski （1984）、Guerard（1989）考察了股票价格与并购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股票价格对并购活动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高股票价格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提高了并购活动所能带来的未来回报的净现值；二是现行的股票价格在预测未来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方面在统计上显著[38-39]。Gort（1969）提出了用以解释并购活动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经济突变理论”（Economic Disturbance Theory）[40]。他认为外部经济因素的变化（如股价的上升）会引起持股股东和非持股股东对公司价值的不同预期，从而引起并购活动水平的增加，变动的股市比静止的股市能产生更多价值被低估的公司，促使公司去收购价值被低估公司的股票，从而解释在股市上升或下降过程中产生并购活动的出现。当一国股票市场进入萧条期时，股票价格往往被严重低估，就会出现较多的跨国并购现象。Shlerfer and Vishny（2003）、Rhodes-Kropf and Viswanathan（2004）认为股票市场估值驱动并购浪潮。他们认为繁荣的股票市场导致主并公司用过高估价的股票去并购被市场低估的目标公司的资产[8-9]。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设。
假设3：股票价格指数对并购活动存在正向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较为频繁的上市公司并购起始于1997年，所以，本文采用的数据起止日期为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为了保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将各变量数据调整为季度数据，并对明显具有季节性的变量数据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并购数据来源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GDP、利率与股票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Wind资讯。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 变量定义。（1）并购交易数量。衡量并购交易活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并购交易的数量，二是根据并购交易的总金额。单独考虑并购交易的数量，可以做到对所有并购交易活动一视同仁，是对发生在中国的并购活动广度的一个明显度量。相对地，单独关注并购交易的总金额，是对大规模交易的深度或重要性的度量。但由于不少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金额并未披露，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决定采用并购交易数量的季度数据来衡量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性并购活动。根据CSMAR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研究数据库的重组类型标准，将并购限定为资产收购、股权转让、吸收合并以及资产置换，而不包括资产剥离、债务重组与股份回购等形式的广义并购活动。在实证研究之前，利用X12方法进行了季节调整。变量用M&A表示。
（2）GDP。为了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总体并购活动的影响，本文采用实际GDP的季度数据进行度量。变量用GDP表示。
（3）利率。本文利率指标采用六个月期贷款实际利率的季度数据。变量用R表示。
（4）股票价格指数。由于综合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沪深300指数只能获得2005年及以后的数据，且国内没有其他反映沪深股价综合水平的指数，同时考虑到深圳综合指数与上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几乎保持同步，因此，采用深圳综合指数的季度数据来反映股票市场状况。数据在使用之前采用X12进行了季节调整。变量用StockPrice表示。
2. 模型设定。为了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本文建立（1）式的基本模型，以分别考察经济发展水平、股票市场状况以及市场利率水平与并购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考虑到各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我们将对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变量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采用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协整分析以及建立VAR模型，通过运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检验各宏观经济变量对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动态影响关系及其影响程度，最后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与总体性并购活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M&At=？琢+？茁1GDPt+？茁2Rt+？茁3StockPricet+？着t（1）
（1）式中，M&At为并购交易数量，GDPt为国内生产总值，Rt为利率，StockPricet为上证综合指数，εt为随机扰动项。
五、假设检验与结果
（一）宏观经济变量与并购活动的长期关系检验
1. 单位根检验。Chowdhury（1993）认为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与并购活动的替代变量为非平稳变量[41]。因此，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为避免时间序列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利用Augment Dickey Fuller（ADF）检验以及Phillps-Perron检验，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从表1可以看出，这些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即它们本身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都为平稳时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
2. 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和用于单方程的基于回归残差检验的ADF检验不同，它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M&A、GDP、R与StockPrice这四个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I（1）过程，从而采用Johansen检验法分别检验M&A与GDP、R及StockPrice之间的协整关系。表2至表4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方法的结果同时表明，M&A与GDP及StockPrice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而M&A与R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协整关系。表明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股票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并购活动与利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二）宏观经济变量随机波动影响并购活动的动态过程分析
由协整检验确定了M&A、GDP、R与StockPrice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利用VAR模型考察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在VAR模型中，它直接把系统中的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造成的影响。为了考察并购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我们建立了包括并购交易数量、实际GDP、六个月期贷款利率以及深圳综合指数的VAR模型，见方程（2）。由于平稳时间序列在建立VAR模型时效果较好及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在下文中将使用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分析。
AiM&AtGDPtRtStockPricet=？椎i+？着it（2）
其中，Ai为i维矩阵，i为滞后阶数，？椎i为常数项向量，εit为白噪声扰动向量。
1. VAR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建立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最佳滞后阶数的确定，滞后期的选择可能会影响VAR模型估计的结果。因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多了，解释力就要大一些，而解释变量的增多会带来自由度的损失。因此，在选择滞后阶数时，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保证足够数目的自由度。而各种信息准则考虑了自由度的损失，可以作为判断模型阶数的依据。本文采用常用的LR检验、AIC信息准则以及SC信息准则等来判断恰当滞后期（见表5），由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滞后1期的VAR模型最为合适，因此，建立VAR（1）模型。
2. 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VAR模型具有稳定性是模型适用的前提，模型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所有特征值的模都在单位圆以内（小于1），本文通过VAR单位根表对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模型中不存在大于1的单位根（见表6），所以建立的VAR（1）模型是非常平稳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检验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对并购活动的影响。
3. 脉冲响应函数。VAR模型的系数通常难以解释，而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或新息（Innovation）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研究者通常运用脉冲响应来推断VAR的内涵。在VAR模型基础上，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技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进一步分析并购活动对GDP、R与StockPrice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脉冲响应。
从图1来看，对GDP的一个冲击，M&A在初始阶段呈正向影响，之后这种扰动冲击对并购的影响缓慢减小，在第三期后，并购的波动趋于零。说明中国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的波动正相关，处于扩张或繁荣阶段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利于并购活动的开展。然而GDP冲击对M&A的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如西方国家那么成熟，并购重组活动大多在行政主导下完成，带有政策性色彩，真正通过市场化运作完成并购交易的较少。
从图2来看，对R的一个冲击，M&A在短期内有较小幅度的下降，在三期之后趋于稳定。可见，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利率的波动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说明在短期内融资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并购交易活动的发生。
从图3来看，对StockPrice的一个冲击，M&A在短期内有较小幅度的上升，在三期之后趋于稳定。说明并购活动的波动与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正相关。但StockPrice冲击对M&A的影响较为微弱。原因在于中国政策性的股票市场不能完全有效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股市不能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股权分置，存在股权高度集中，“一股独大”现象，不利于股票在并购交易中充当支付工具的角色，同时，由于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也不利于主并公司利用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而择时并购。最后，从并购交易支付方式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股票市场状况对并购交易的影响较为微弱。刘淑莲（2010）根据CSMAR数据库对并购支付方式的分类标准，统计了1998―2008年共20 647起并购案，发现采用内部资金支付方式的并购案为90%以上，股票支付等方式占的比例非常小。这说明中国主并公司较少利用股权融资来完成并购交易活动。
4. 方差分解。分析了并购活动波动对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扰动冲击变化的响应之后，我们将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利率及股票市场状况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度，从而了解各新息对并购活动变化的相对重要性。
从表7可以看出，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中，如果不考虑并购活动自身的贡献率，利率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虽然最大并且长期保持稳定，但也只达到0.8%左右；而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较小，一直在3%左右；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贡献率也同样较小，一直在0.2%左右。总之，在短期内，GDP、利率及股票价格的波动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均较为微弱。
5. 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可知所有变量均为I（1）序列，即原序列是非平稳时间序列。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变量序列是平稳的，且滞后期的选择很重要。而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却可以运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滞后期的选择也是确定的。基于VAR（1）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与反映股票市场状况的股票价格指数是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而贷款利率并不是并购活动的Granger原因。说明繁荣的经济发展与股票市场状况确实有助于并购活动的发起，而贷款利率对并购活动发起的影响不甚明显。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利率与股价指数对我国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性并购活动与经济发展水平及股票市场状况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而总体性并购活动与贷款利率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因果关系看，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到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不存在因果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是我国并购浪潮形成的重要原因。（2）在短期动态调整过程中，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冲击对并购活动波动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GDP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有着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幅度较小。影响程度虽然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宏观经济的繁荣与否确实影响着公司的投资行为。虽然利率与总体性并购活动并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利率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有着一定幅度的负向影响。说明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并购活动的发生。股票价格指数波动在短期内对并购活动波动也存在正向影响，影响幅度同样较小。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还不是很成熟，为典型的政策市场，而且股改前后，我国股票市场均存在大量的国有股与法人股，这使得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很难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波动产生显著的短期动态影响。通过以上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股票价格指数的波动是形成并购浪潮的重要原因，而利率波动虽然短期内对总体性并购活动有影响，但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影响。
本文仅研究了反映宏观经济环境的几个主要因素对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而进一步地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层面与行业层面的因素来分析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影响因素，及其分析驱动总体性并购活动的各层面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深入，对不同国家的总体性并购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将进一步加深对全球性并购活动驱动因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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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on M&A Activi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ime-series Data
Li Jinglin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 China；
2. Hubei Account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宏观环境范文5
2009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是3G牌照发放后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首个国际大型信息通信展览会,由此不难预测,3G技术的展示及业务应用的演示将成为本届展会的亮点:2009年是中国3G建设全面铺开的一年,3G网络建设最新进展、3G网络规划和优化方案、3G业务应用、3G终端、3G演进等都是国内移动通信业持续关注的热点。此外,随着全业务运营时代的来临,宽带电信业务与增值服务、移动互联网、宽带无线接入、家庭网络等新业务和新技术也将展示信息通信行业的最新趋势……3G为我国通信业发展带来的勃勃生机,和我国通信业迎接全业务运营时代的全新姿态,都将在本届展览会上一一呈现。
为此,本期隆重推出“2009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专刊,同业内专家、学者、研究者一起,对我国3G产业宏观发展环境及监管政策进行解读,对3G网络建设、规划、优化的现状、关键问题和经验进行介绍,对3G业务、终端、市场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我国运营商的全业务运营策略进行分析。
【摘要】文章首先从基础市场运营结构、移动通信技术和标准的发展趋势、三大国际标准产业链竞争成熟度以及电信产业与金融媒体等传统产业融合趋势对中国3G产业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在宏观环境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电信管制政策所面临的目标价值体系上的冲突和挑战,最后,文章提出以TD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作为首要目标的四维3G管制政策目标综合体系。
【关键词】3G产业环境 管制目标 融合监管 管制冲突
在延后全球3G牌照发放十年之后,2008年,中国政府以采取大规模市场结构重组与3G牌照同时发放的方式,拉开了中国3G产业发展的帷幕。从六家分业运营的结构体制,重组为只有3家的全业务运营结构,尤其是3G移动通信市场从原来的只有两家的双寡头垄断到有三家的垄断竞争。从体制到政策,此次重组对中国的电信产业政策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又由于夹杂了复杂的政治因素的考量、混合了国家自主创新、市场结构调整以及国有资产保值等多维的管制目标需求,而显得尤为困难重重。
1 中国3G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通过研究和分析中国的3G产业管制政策所面临的宏观环境问题,笔者以为,可以从市场结构环境、技术进步发展趋势、3G三大国际标准产业链竞争成熟度以及产业融合四个维度进行剖析。
1.1 中国3G产业的基础运营结构
在电信产业重组之后,中国电信产业的运营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强弱配格局。
首先,在业务结构或者地区结构上,三大运营商呈现互为主导的运营格局。从固网业务结构来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分别是南方区域和北方区域的固网业务主导运营商,而中国移动在全国范围内均是最弱小的运营商;从移动业务结构来看,无论是用户还是网络规模,中国移动无疑是一家主导运营商,而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是非主导运营商。
其次,从3G标准的成熟度来看,在所获得的3G牌照中,中国移动作为规模最大的移动业务主导运营商,所获得的是产业链成熟度最低的TD-SCDMA。相比而言,其他两家运营商获得的是相对成熟的WCDMA和CDMA。
最后,从市场结构来看,在移动通信业务上,一家独大是基本的市场格局。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2G时代已经占据了90%的用户市场,尤其是中国移动在2G上积累的超过70%的用户规模所产生的用户锁定效应,是影响未来3G发展的重要环境变量。从2009年三大运营商的移动用户增长趋势看,这种庞大用户规模所带来的惯性对3G管制政策的挑战将是长远的。
基础运营结构和市场结构组成了中国3G产业发展宏观环境的基本面,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对中国的3G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3G牌照发放整体滞后于世界上大规模3G牌照发放浪潮十年左右,在这十年间,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以LTE为代表的B3G、4G已经从实验室走向试商用、商用,过渡或者替代,这些构成了中国3G产业发展方面的技术基本面。
1.2 中国3G产业发展的基本技术环境及趋势
中国3G牌照的发放是与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中国滞后近十年,在2009年发放3G牌照的原因之一:为TD-SCDMA的成熟和确保市场化的成功保留足够的时间窗口。
然而在中国进入3G元年的时候,全球的移动通信技术已经开始进入后3G时代。
3GPP标准化组织在受到IEEE 802.16标准化工作组推出的具有移动功能的WiMAX挑战和冲击的时候,于2004年底,提出了革命性的LTE研究项目。与原有移动通信标准的制定模式不同,Vodafone、T-Mobile、中国移动等7大运营商联合主导了LTE的需求。
从2004年开始,经过SI可行性研究阶段之后,3GPP在2006年9月正式开始了LTE标准的起草阶段。截至2008年,全球主要移动运营商如沃达丰、Verizon、中国移动等均宣布了自己的下一代网络演进计划,而进入2009年后,Telenor集团、Verizon、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都已经或者计划在2010年前后开展LTE实验网络试验网的建设和测试。
因此,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中国的3G可能会在商用不久就面临由于技术进步被替代的产业风险。
而另一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2G网络从网络覆盖到网络质量乃至业务应用,其成熟度和丰富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用户对移动通信的业务需求,并且从运营商到整个产业链已经产生了规模庞大的沉淀成本。这样也构成了中国3G发展环境的基本技术面。
1.3 3G三大国际标准产业链竞争成熟度
与市场结构、技术进步趋势相似,影响中国3G监管政策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国际三大3G标准的产业链成熟度。
众所周知,TD-SCDMA真正市场化进程是在2008年开始的,而彼时其他两个3G标准早已渡过了最开始商用时的终端匮乏、产业链力量薄弱、应用匮乏、网络设备不成熟等问题集中爆发的阶段。与TD-SCDMA相比,WCDMA和CDMA2000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的强大竞争能力。
而TD-SCDMA,从2008年开始,也不过是刚刚完成从试验网到商用网的转变,在终端、测试、芯片、网络等环节仍面临巨大挑战。从公开的数据来看,对TD-SCDMA来说,在网络质量上能够不比2G网络差成为运营商设定的主要目标。也有数据表明,在网络优化和建设上,TD-SCDMA难度数倍于2G的GSM。这些都表明,在产业链的成熟度上,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TD-SCDMA处于夹缝中的尴尬竞争劣势将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与技术比较劣势相比,三大3G国际标准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已经成为一个标准能否有效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所有标准中,WCDMA无疑获得了全球范围内主要运营商的支持。在3G向4G演进的过程中,高通在2008年底前宣布放弃UMB,专攻LTE,成为市场选择标准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么,对于中国的3G政府监管政策来说,所有管制政策的出台,都要考虑产业成熟度和国际化程度所带来的此消彼长的影响,这是必须纳入关键考量的外部要件之一。
1.4产业融合应用需求成为3G发展的宏观外省需求变量
信息和通信产业之间的融合以及信息通信产业与传统工业的融合,已经使原来泾渭分明的产业边界变得模糊,而在融合边界催生的新的融合应用需求将对中国乃至全球3G产生决定性的结构影响。
3G的高带宽为互联网的移动化奠定了技术基础。以IP技术为基础的传统互联网应用对移动化的强烈需求,使移动互联网成为IT与CT融合的新产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成为用户接入的第一入口。移动终端成为3G与互联网、工业、金融、媒体、广电等其他产业融合的汇聚点。
最明显的就是移动终端的媒体化趋势。手机报作为传统新闻行业与移动通信的融合应用,其在中国的用户数和发行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家传统媒体的订阅用户数和发行量。以中国移动公开透露的数据为例,截至2009年5月,中国移动的手机报用户已经超过4000万。除此之外,基于移动终端的移动广告业务、手机视频业务,使移动终端早已超越了作为语音通话工具的范畴。
而与金融行业的融合,则是3G应用融合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在日韩等3G先行的国家,移动支付(手机支付)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3G应用。中国工商银行在2009年7月宣布推出3G版的手机银行,而中国移动也推出了基于话费账户的移动支付业务。手机在金融与移动通信的融合中,成为一个新的金融工具。
除了互联网、媒体、金融、广电之外,其他传统行业与移动通信的融合需求也成为3G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这所有一切,都对现行的政策监管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2 3G管制政策目标价值体系的冲突和挑战
电信行业的政策管制目标,一般分为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两种。通过对中国3G产业发展宏观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效率目标或许将成为监管政策的首要价值判断基准。
笔者认为,中国3G产业的宏观环境,给政策监管提出了极大挑战。监管目标的复杂性和相互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让监管政策的制定陷入了两难境地。
基础运营结构格局与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目标要求的潜在冲突使得监管政策的制定存在双重价值判断基准。3G牌照发放后产业发展是否取得成功,将以TD-SCDMA是否成功市场化并具有国际竞争力作为主要参照标准。然而,由于基础运营结构的强弱配格局,将使市场结构调整目标与这一目标产生冲突。由于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市场作为主导运营商的同时又承担着TD-SCDMA的运营和市场化和国际化重任,市场结构调整的管制政策,例如不对称价格管制或者携号转网等措施必将对TD的建设和运营产生重要影响。这种价值目标体系的冲突置监管政策的制定者于两难境地。
三大国家标准的产业链成熟度成为TD-SCDMA国际化竞争优势建立的主要障碍。目前来看,一方面WCDMA和CDMA2000标准在中国的网络建设和市场发展,使国外的大型通信设备制造商由于不存在任何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而没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去参与和促进TD-SCDMA成熟和国际化;另一方面,其他国际运营商也不存在其用户漫游至中国时存在制式不一致的障碍,这也导致它们没有足够的市场压力促使其选择TD-SCDMA作为技术选择路线。或者说,在没有其他显性强制性管制政策约束的条件下,掌握着国家标准话语权的国外设备制造商和运营商,是不会有主动提高TD-SCDMA国际化竞争优势的意愿的。
技术替代风险、规模巨大的存量资产的沉没以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难以调和的矛盾目标。LTE(或者说4G)在中国3G牌照发放后的试商用以及商用,有可能导致中国3G的大规模资本投资沉没。这是由LTE技术本身革命性的演进所导致的:LTE采取的全新的网络结构和物理层技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的后向兼容性能,使运营商在网络建设时系统设备和终端设备,均需进行替换。这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替代风险成为中国3G产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潜在杀手。同时,运营商在2G时代形成的庞大规模的存量产业资产,又由于3G与2G在业务和应用上的相似性而产生直接替代竞争,也成为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目标的重大挑战。
3G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应用,对目前垂直行业监管体系及其政策协调机制提出了新的需求。移动终端的媒体化、金融工具化、信息化趋势,使原先毫不关联的产业在移动终端这一载体上,由于融合应用出现了交叉。以移动支付为例,运营商开展的小额支付或者以话费作为账户的手机支付,已经使电信运营商进入了金融服务业,那么,对电信与金融融合边缘金融业务的监管就成为电信管制当局和金融管制当局进行政策协调,建立统一的融合监管体系的直接需求。而在电信业与广电业融合的过程中,移动终端成为第五媒体,对于监管当局来说,媒体行业与电信行业融合应用的出现,也需要在电信与广电部门之间形成协调一致的政策监管机制。
3 3G产业管制政策协调目标体系
由于3G宏观产业环境的复杂性,在3G政策监管体系的设计上,笔者以为,首先需要建立一个主次分明、协调一致的目标体系,才能指导3G监管政策的制定、执行和优化。
除了电信管制中的公平和效率等通用目标之外,笔者认为,在3G管制政策制定上,需要建立一个符合中国3G宏观产业环境的目标体系。
首先,TD-SCDMA标准成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应成为3G管制政策的首要目标。由于其他两个标准对于中国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谋求国际标准话语权将会产生阻碍和替代作用,因此,中国的3G产业管制目标必须与国家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尽可能减小这种阻力和避免话语权竞争替代效应的出现。
其次,市场结构均衡调整应是3G管制政策的第二目标,并在必要的时候服务于首要目标。应该说,移动通信业务在很多国家已经不再列入电信行业的强垄断业务,而在中国市场,电信行业市场结构的失衡,尤其是中国移动的一枝独秀,从电信管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影响来看,并没有产生垄断者滥用市场势力破坏竞争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同时,由于中国三大运营商同属国资委的特殊资本结构,衍生的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需求,注定市场结构的均衡不应该也不会成为电信管制政策的首要目标。
再次,减少重复投资和减缓资产迅速沉没应成为3G管制政策设计中的第三个目标,以此防范由于无序竞争和技术进步替代的风险。重组前,电信企业是分专业运营,全业务牌照颁发后,对于在固网业务和移动业务互为主导运营商的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以及在南北地区互为固网业务主导运营商的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来说,如果没有电信资源共享的管制机制和协调机制,将会给运营商带来很大的重复投资冲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电信网络的开放、分拆和定价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而在我国只有难以操作的原则性规定。而后3G乃至4G技术的进步,对3G投资造成的替代沉没风险要求3G管制政策的目标设计必须建立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强制技术规范体系,而这种强制技术规范体系的实施,必须依托显性的管制政策设计和监管。
最后,3G管制政策的目标必须以促进产业融合、创新3G应用为终极应用价值判断目标。3G乃至4G移动通信技术与传统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要求3G的政策监管也必须与其他产业的监管政策进行融合,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设施产业的金融服务业与电信产业的融合,这迫切需要打破部门行政壁垒,构建一个大监管体系。这种监管体系应是在部门利益折衷和协调的基础上,从政策上降低原本相互隔离的两个产业中的主体进入彼此产业的壁垒,并最终促进产业间融合应用的发展,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
以实施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为终极目标指向,笔者以为,以TD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作为首要目标,以市场结构调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促进融合应用顺序作为次要目标并服务于首要目标的的3G管制政策目标综合体系,或许是在不对称相互失衡的市场运营结构、3G被4G替代过渡的技术风险、争夺国际标准话语权面临的产业链竞争劣势以及电信产业与金融、广电媒体等行业的融合趋势内外宏观环境下最不坏的选择。
4 结束语
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还从来没有一个电信管制机构需要面对如此复杂的目标调控体系。因此,审慎的对中国3G产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做一个全方位的梳理和研究,建立一个有效制度供给的政策监管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现实价值。也只有在弄清楚中国3G产业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了解我国3G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之后,才能制定一个符合国家、产业、企业、社会利益的综合协调的管制政策目标体系。也只有这样,每一项管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才不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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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体制改革课题组. 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2.
宏观环境范文6
关键词：中小型医疗器械企业宏观环境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企业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更加复杂化与动态化。因此企业战略管理更加关注外部宏观环境变量对企业发展的影响，通过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以发现企业发展的新机会和避免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威胁。外部宏观环境分析，常用PEST的框架进行分析。PEST分析是利用环境扫描分析总体环境中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与技术等四种因素的一种模型。中小型医疗器械企业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做强、做大，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对其至关重要。“企业战略”是对企业各种战略的统称，其中既包括竞争战略，也包括营销战略、发展战略、品牌战略、融资战略等，是对企业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发展规划。笔者将对中小型医疗器械企业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以对同类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加以指导与借鉴。
1 政治法律环境
1.1 国家政策扶持拓宽发展空间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攻坚时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医疗器械的战略地位，因其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和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2011年11月15日，我国科学技术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十个部门联合制定并了《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重大新药、医疗器械、中药现代化为核心，发展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次年1月18日，科技部又了《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指出“十二五”期间医疗器械产品发展重点方向、重点任务布局和相关的保障措施。预期到2015年，中国整个医疗器械市场预计将近3400亿元。目前全球医疗器械占医药市场总规模的42%，而我国仅占医药市场总规模的14%，可见发展空间很大。
1.2 法律法规完善，监督有效 医疗器械产品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与安全，国家监管严格，从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临床试验、使用和服务等的整个医疗器械产品生命周期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标准要求的规范。《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就对我国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及监管等均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随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条例》又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规章，以令形式。现行主要的医疗器械规章共有11个，具体如下表。
医疗器械法律法规的健全，为医疗器械生产、使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医疗器械产业健康发展，并保证了人民安全地使用。
1.3 新医改带来新机遇 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是当前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去年，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规划明确了2012-2015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阶段目标、改革重点和主要任务。①“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要求，增加财政投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优先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②“到2015年，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将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并实现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做到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因地域、资金等因素影响，限制了其发展空间。目前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仅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的7%，却承担着全国近60%的诊疗数量。因此对中小型医疗器械企业，如何研发适合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产品并能销售出去，是一个新的挑战与机遇。
2 经济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居民收入也随之增长。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长17.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增长14.1%。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283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685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1574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6819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7291万人，增加4028万人。截至2012年9月底，264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7.5%，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人民群众“病有所医”有了基本保障。
通过上述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有所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也有新进展，表明医疗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疾病不只停留在治疗层面了，更注重日常保养和早期预防，对医疗器械的选用会越来越先进，其产品结构会不断调整，功能更加多样化，市场容量不断扩大。
3 社会文化环境
人口因素是影响医疗器械宏观环境的主要因素。人口的数量规模、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及人口流动等因素直接影响医疗器械市场需求。2011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全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3.7%，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9.1%，表明我国目前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长期的医疗护理需求增强，是重要的消费群体，因此未来医疗器械产品进入家庭消费的步伐将大大加快。
4 技术环境
医疗器械是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度的创新性、集成性。其发展代表一个国家高新技术的综合实力，对多个领域的技术发展有着较强的牵引和推动作用。
4.1 技术复杂、科技含量高 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医疗器械工业技术聚集着大量高新技术，如现代计算机技术、精密机械技术、放射技术、激光技术、核技术、磁技术、检测传感技术、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涵盖了物理、电子、机械、光学、生命科学及网络等学科，因而医疗器产品是多学科的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又是交叉边缘学科知识的集合。
4.2 行业模式影响 如今我国生物智能、机器人智能有了很大的突破，我国未来医疗器械将向更高科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家庭的医疗多元化与微创医疗器械的需求，开启了微型化、智能化、便携化的医疗器械研发新局面，以适用于家庭自我监护与诊断及远程医疗。
通过对中小型医疗器械企业外部宏观环境的分析，为企业根据自身优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提供了有利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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