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城镇发展战略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1
关键词:绿色GDP中小城镇绿色产业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当前世界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从20世纪至今,全球城市化水平从世纪初的15% 飙升到世纪末的50%。21世纪更是被誉为“城市的世纪”城市发展趋势不仅会对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由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改变对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类也带来了巨大负担[1]。近50年来,中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矿产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2]
基于上述问题,各国学者和科学家积极地研究如何高效节约的利用能源,保护生态环境,让人类和城市的未来永续发展。这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以减少碳排放和以生态足迹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一系列研究。绿色GDP理念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绿色GDP也称为可持续收入(Sustainable Income-SI),,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就是绿色GDP,其基本思想最早是由希克斯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3]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中国做出了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的排放量降低40%的承诺。[4]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中小城镇缺乏系统科学的长远计划。首先未对自身,历史基础,资源禀赋考虑很多。贪大求洋,不顾经济实力盲目拉大城镇框架。[5]一些中小城镇忽略了城市化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大肆圈占土地搞新区开发。导致大量土地长期搁荒浪费,本来具有优质绿色本底的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绿色GDP理念通过以下几点改善城市:
(1)研究城市总体生态格局,对城市用地的开发进行控制,使城市集约高效的利用土地,防止造成摊大饼的现象。
(2)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产业,以减少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加强建设城市绿色基础设施,是城市具有完善的网络生态系统,加强城市抵抗环境污染和吸收碳排放的能力。
(4)改善路网体系,建立以公交系统和绿色慢行系统的为主导的绿色出行方式。
2 琼中县发展现状分析
琼中县位于海南省中部,正处于海南岛的“生态绿心”,境内森林覆盖率高,拥有良好的生态本底。2010年县域人口21万、县城城区人口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75%[7]。
表1 琼中县城市发展的SWOT分析
3 发展策略
营根镇不仅被琼中县域范围内四大旅游片区所包围,是黎苗文化风情带的重要节点,而且其自身有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规划以旅游为导向,带动相关产业群。在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把旅游开发与饮食业、商贸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和其他服务产业共同规划发展。
3.1 产业发展策略
继续发展优势产业,推广特色产业。琼中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是琼中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呈现出了特色化的趋势。围绕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琼中提出了“山水优势互补、山区特色鲜明、民族风情浓郁”,琼中作为海南岛三江源头的生态中心,黎族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基地以及宜居的生态胜地的旅游特色,旅游业将成为琼中发展的新的方向。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扶贫开发,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由粗放低效的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发展,科学发展水果种植业。初步创建“五月荔枝,七月龙眼,九月绿橙”的特色农业产品品牌;重点建设绿橙基地,突出“绿橙节”品牌效益。(图10)
基于绿色GDP理论下的产业应该是把生态因素考虑进来。不能再继续以往的发展道路,片面追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那样的结果可能会换来短期的“繁荣”,但却很可能永久失去可持续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发展资源型精、深加工业,包括南药、竹藤、茶叶、橡胶、 水果、木薯等加工,从中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发展高科 技绿色产品加工业与环保产业紧密结合,高度强化生产与消费领域的环境无害化处理,发展生态产业,提高聚集效应。(图11)
现代物流业是计加工、运输、仓储、信息、金融等服务功能为一体,运用先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技术,进行高效率计划管理、配送的新型服物业,成为合理配置资源、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竞争力的基础性支撑产业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先导性产业。(图12)
3.2县域体系发展战略
生态本底县域范围以生态为建设本底,强调琼中海南生态中心的地位。优化交通县域范围以贯穿全县纵横交通为交通骨架,发展遍布全县的支状交通。中心突出强调营根镇在全县区域、交通、产业等各方面的中心作用。合理布局各乡镇沿主要交通网络沿线发展,优化配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在整体上认清了生态本底和山水格局,通过对区域内山体,水体,植被等场地要素的解读和生态敏感性分析,构筑以“十”字型生态内核和城市生态屏障。以紧凑城市和田园城市理论为依托对城市进行合理布局。形成土地高效混合利用。(图13)
3.3 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开放空间发展战略
营根镇地形起伏较大,主要为丘陵地貌,山清水秀,空气质量上佳,是理想的生活环境居所。通过对规划区内水体、山体、植被等场地等景观要素的解读和生态敏感性分析,构筑以“X”字型的绿色开发空间。将水系、农田、森林、绿地等生态开放空间联系起来,并且与城市建设空间协调发展,形成生态宜居的城镇空间。(图14、图15)
4 总结
琼中县城概念性总体规划的过程紧扣绿色GDP理念,深度发掘海南省琼中县低碳策略对我国小城市生态城市的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由于各项低碳策略的实施均考虑了与现状的密切结合,并且注重规划理念贯穿在规划的始终,从而确保了各项略能够落到实处,是生态城市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对城市规划的科学性。研究是有益的补充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我国中小城镇循环经济之路探索王玮2005年中国环垅资派法学研讨会(年会)( 2005. 8. 5}9.江西枯州)论文集
[2] 生态小城镇建设的循环经济思考赵恩超 包景岭 土小春
[3] 长沙市宜居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系统耦合研究胡伏湘
[3] 绿色GDP的认识误区及其辨析高敏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4年第3期
[5]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加快发展的途径丁登林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2
[关键词]黑龙江;小城镇建设;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一、黑龙江省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推动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我国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正不断增加,尤其是种植业和养殖业表现得最为突出。农业内部转移消化劳动力空间有限,而中小城市受基础设施等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期内吸收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来转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极为有效的途径。小城镇地域分布广、数量多,新建和扩建潜力大,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难度和风险较低,其与农村经济、就业结构比较接近,二者容易协调互补发展,可以通过放开县城和中小城市的户口迁移限制,让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务农、经商具备可行性。
(二)加快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进程
农村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小城镇的发展将扩大其人口规模,农产品市场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市场原动力。推动小城镇建设可以为农业产业化的生产“龙头”——加工企业发展创造条件;为小城镇产业化发展的“龙头”——农贸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专业农贸市场能吸引各地客商,集聚广大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者,发挥农产品集散地的功能,从而促进产业化生产基地规模的扩大;小城镇为农业科技信息和科技人才的集聚创造条件,形成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科技“龙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加速形成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并同时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有利于优化农村就业结构实现农业产业升级,扩大城市就业容量
通过优化就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发展小城镇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以及农副业结构,还可以发展壮大农村第二、第三产业,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城镇化也是城市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可以推动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城市就业容量。
(四)刺激农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
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全省较多的农村人口到乡镇企业就业,收入明显提高,但由于其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他们对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的消费需求。通过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使农民 “市民化”,可以使其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同时提高,带动城市产业升级。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成为促进黑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的持久动力源泉。应扩大城市的新建、改造、扩容、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为外来务工人员建设廉租房及相应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小城镇是农村工业、服务业发展的载体,对文化、科学、教育、娱乐、商业服务等产业都有明显的集聚作用。
二、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遵循的原则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在科学分析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农村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发展小城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改变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必须在推进小城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遵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原则,有效地消除城市与乡村之间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二元现象,逐步消除城乡之间相互融合的体制和政策障碍,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二)多元发展小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原则
从我国人力资源总量及其分布、现有城镇发展基础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结构水平与发展趋势来看,要解决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问题,必须实行多元小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原则,发挥好大中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城镇建设由国家单一投资转变为国家集体、外资、个人等多元化投资机制。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推进小城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中贯彻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城乡经济质量的提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种全新的城乡经济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既要立足于城乡社会经济现状,又要着眼于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未来发展趋势,应避免小城镇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环境质量的下降、生态平衡的破坏、后代生活水平的降低为代价,探索法律调节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和机制。
(四)产业化支撑原则
推进城镇化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贯彻产业化支撑原则,注重培育主导产业和特色经济,提高城镇的经济活力,强化工商经济集聚效应,为城镇发展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业支撑,使广大城镇真正成为辐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中心。首先,有利于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其次,有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第三,促进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有利于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对策思路
对于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采取单一政策和专项措施效果并不显著,必须采取综合、多元和配套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多层次和全方位地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让农民既可以离土不离乡,也可以离土又离乡;既可以进厂不进城,也可以进厂又进城;既可以在农业内部转移,也可以在农业外部转移;既可以向小城镇转移,也可以向大中城市转移;既可以出县、出市、出省,也可以在国际间流动,真正做到逐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一)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小城镇发展战略
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必须统一规划、协调发展、全面升级,形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结构协调、规模适度的城镇体系,以使各类城镇间、城镇与农村相互依托、相互推动、协调发展。小城镇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形成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小城镇建设要充分考虑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人口规模等因素,突破传统定势,高起点、高标准地做好城镇规划,在保持城镇数量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重点突破和促进城镇规模扩大、功能完备和质量提高,尤其要优先发展城镇中区位较优、实力较强、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大吸引辐射能力、发展前景广阔的农村中心城镇。同时,要以产业和市场开发来促进农村城化镇建设,不能过分强调大城市的重要性,而忽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不要忽视农村的发展作用,应将繁荣农村经济作为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的重要途径。
(二)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应根据当地资源特点,积极引导农民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道路,大力发展名、特、优、新、珍农产品,达到以深化农业内涵生产来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政府每年可投入一定的资金,同时还可通过吸引外来资金,建立和完善水利基金制度和劳动积累工制度,采取以工代赈、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形式,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即引导农民在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提高肥力、加快荒山绿化和加强农村交通建设等方面投工投劳,达到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空间。鼓励城市企业和个人向农业投资进行综合开发,鼓励毕业生到农村创业,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用土地流转经营权,商品权、农村宅基地、房产、农业生产用房等作为抵押担保方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贷款。 (三)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内部载体 农业产业化就是要把农、工、贸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实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的一体化经营。其基本特征是生产专业化、经营集约化、服务社会化、产品商品化和产业一体化。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目前黑龙江省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一个突破口。
(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流向
第三产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容易进入的产业,也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目前,我国农村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上,一些农村急需的第三产业如科技服务、技术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发展严重不足,同时也说明发展潜力巨大。现阶段应重点搞好市场建设,包括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村资金市场建设,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应注重培育和完善资本、技术、劳动以及企业产权交易等生产要素市场,逐步建立起体系完备、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市场结构。此外,把交通、通讯、保险、农村金融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作为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渠道;要利用农科教中心等机构的技术力量,发展农机使用、修理、保养指导等修理业、咨询业和社会服务业;要发挥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融资作用,发展农村金融业;充分利用独特的农村旅游资源,积极开发一批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和农业特色的旅游景点;要利用农村相对广阔的地域,发展综合开发的房产业和仓储业;要结合各地传统习俗和土特产,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第三产业体系,最大程度地扩大农村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 [参考文献]
[1]郭振.农村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M].黑龙江出版社,2009.
[2]韩小波.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发展[M].中国城市经济,2012.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3
一、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现状及问题
(一)城镇数量少,二元经济特征依然十分明显
据2000年统计,全国有663个城市,其中东部地区有城市503个,而占国土面积70%的西部,只有160个城市。小、中、大城市之比,东中部为1∶067∶019,西部为1∶047∶005。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93座,西部12个省区市只有13座,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40座,西部只有8座。西部要2733万人才拥有一座大城市,而东中部分别只需1134万人就拥有一座。
西部农村人口比重居高不下。1982年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9%,2000年西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仍达到713%,东中部为60%。以内蒙古为例,2000年第一产业仅占全区国民生产总值的25%,而农业人口占全区人口的647%。1982年内蒙古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2911%,全国的比例为209%,内蒙古高于全国9个百分点。2000年,内蒙古为422%,全国比例为3621%,内蒙古只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2000年农牧民家庭收入为2038元、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61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954%和207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性支出比农牧民家庭人均收入、生活消费支出高6027%和5888%。
(二)城市化发展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水平
200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362%,其中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省区的城市化水平都在50%以上。西部地区城市数量仅占全国的237%,城市化水平为287%,只相当于1990年的全国平均水平。从世界范围看,1997年世界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为46%,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7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4%,下中等收入国家为42%,低收入国家为28%,这些国家相应的人均GDP分别为25700美元、4520美元、1230美元和350美元。1999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为516美元,超过低收入国家水平,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导致城乡分割二元社会结构的政策和制度障碍未能得到及时纠正,快速的经济增长未能有效拉动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比低收入国家低55个百分点。
(三)工业化与城镇化脱节
从发达国家和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经验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是比较协调的。如日本在1947年到1975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从28%提高到36%,同期城镇化从28%增加到75%,增加47个百分点。再如韩国,在1960年到1981年的工业化加速阶段,工业化从20%提高到39%,同期城镇化从28%提高到56%,增加28个百分点。
我国城市化在建国后经历了曲折起伏的历程,在当时采取了抑制城市化的政策来推进工业化,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六七十年代城镇人口长期徘徊在12%左右。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工业化有了显著提高,但城镇化水平提高不到13个百分点。西部的城镇化发展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00年西部城市化水平为287%,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城市化水平都在50%以上,西部要比东部低20个百分点。不仅低于1997年全世界城市化46%的水平,也低于1996年发展中国家38%的平均水平。就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的一般标准而论,我国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早已超过50%,2001年为85%,就业人口中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也已超过了50%,只有城市化水平离50%还差近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
城镇化滞后,带来或加剧了我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城市缺乏带动农村发展的活力、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内需难以扩大、就业岗位难以增加、经济效益不高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等。前一段时间,人们把能源和交通看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而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城镇化滞后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瓶颈”。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速西部的城镇化进程显得更为重要。
(四)城市化质量差,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不强
城市经济的总体水平低,综合效益差,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不强,缺乏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
内蒙古呼市和包头虽然人口规模达到特大城市标准,但属于后发城市,城市质量较低,经济实力不强。2000年两市人均GDP分别为8571元和11194元,而同期沿海开放城市的人均GDP为18405元。全区2000年20个城市(不包括市辖县)的GDP为71846亿元,占全区的5128%;财政收入5074亿元,占全区的3261%。城市人均财政收入为6316元,比全区人均低39%,比全国人均的105822元少42662元。按县级小城市统计,2000年财政平均自给率为6042%,最低的只有2252%,只有一个市自给有余。
(五)城镇规模、等级序列不完整,结构失衡
西部地区城市等级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城市首位度过高,平均达到4―5,青海达到8,也就是说西部各省区的首位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规模差距大。截止1999年底,西部地区158个城市中,有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3个、100―200万的大城市5个,50―100万的大城市3个,20―50万的中等城市46个、20万以下的小城市101个。其中大城市数目少,分布零散,除了广西和青海,其它10个省区明显短缺50―100万人的大城市;城市数量也偏少,平均每227万人、436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城市,而全国平均每189万人、144万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城市。重庆、西安、成都人口规模已超过200万人,兰州、乌鲁木齐、昆明、贵阳人口规模已超过100万人。然而中间层次的城市很少,作为地区级的中心城市,在多数省区中几乎还没有一个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甚至20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也很少。作为县级中心的县城,已发展成为10万人以上小城市的也为数甚少。其他都是分散的规模很小的小城镇。这种不合理、集聚度不高的城镇结构,缺乏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难以发挥到分散的小城镇,必然会对工业化进程产生阻碍。
内蒙古是小城镇数量不少,但规模小,实力弱。目前全区有小城镇496个,占全区乡镇总数的4049%,人口43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8%,占乡村人口的32%。只考察非农业人口平均每镇只有4608人。2000年末,小城镇自来水普及率只有38%,人均房屋使用面积为122平方米,居住面积为912平方米,均低于全国水平。平均每十个建制镇才有一个公园。如此小规模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经济,对人口和乡镇企业的积聚效应十分低下。
(六)城市管理落后
城市建设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缺乏特色;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建设密度高,环境质量差。西部发展城市经济,缺乏足够的城市载体,或者基础设施不配套,城市功能不完备,这就难以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人流、物流和更大的资金流、文化流、科技流,限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影响了企业效益的提高,也导致就业空间相对狭窄。
以内蒙古呼市和包头为例,1999年人均铺装路面比全国平均水平少2和187平米。用气(煤气、液化气)普及率分别为6269%和6120%,在全国34个城市和地区中分别居31位和32位;在西部11个城市中,分别居第9和10位。呼市工业污水处理量只占排放量的13%,包头市达标排放的只占2578%。2000年全区人均房屋使用面积为1316平米、居住面积为929平米,用气率为586%,均与全国水平有一定差距。小城镇布局不合理,缺乏统一规划,1998年,建制镇累计编制镇域总体规划133个,仅占全部建镇制的57%。农村牧区与乡的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实质性差别,行政机构相当一部分力量用于农牧业。
二、城镇化战略是西部开发的关键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城市是现代产业的集中地和消费的中心,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现代化,充分发挥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极大地促进西部后发地区的发展。
1、东部地区的发展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以“特区型”经济为“龙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对东部崛起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七五”期间提出的“梯度发展战略”并非仅仅是赋予东部地区财税优惠以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逐步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不同层次、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经济区网络”。与80年代初期相比,东部的最大变化是形成了一批作为要素集聚中心的城市和城市带。东部的发展并非仅仅是受益于进出口总额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在开放过程中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以及要素集聚和相关产业的扩张。
2、城镇化措施将使西部开发战略发挥最大的效益
城镇化建设是西部地区进行发展的首要选择。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进程缓慢,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最大障碍。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分隔发展的政策使工业集中在大中城市,同区域内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和人口流动互补性不是很强;城市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规模都偏小。西部大开发是在占我国国土面积72%的广阔地域内、面向占全国28%的人口展开的,且自然条件差,经济文化落后。面对这么大的面积和众多的人口,西部是难以在短期内全部发展起来的。但是,一个地区在5―10年内造就出一批经济增长较快的大中城市是完全可能的。西部大开发需要有若干个具有较强经济活力、功能比较完善的大城市,并通过它们带动一批中小城市,形成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城市群,构成西部对内对外开放的纽带,从而有效联接东部、中部,广泛接纳外来的各种商业机会,通过城市的转化,向腹地和广大农村进行辐射渗透。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4
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13-04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5
关键词:发展低碳 城镇规划 设计策略 研究
一、低碳城镇的概念及发展
气候变迁是近年来全世界所共同关注的议题,而为了减缓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灾害及影响,全世界已有共识在进行温室气体的减量、节约能源等相关国际上的合作及策略的研拟。1992 年全球共 155 个国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各国互相承诺全球应共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2007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提出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文中发现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逐年上升的,并且认为温室效应“非常可能是由人为温室气体造成,同份报告亦指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当中,二氧化碳(CO2)所占总比例(包括化石燃料燃烧、毁林、生物腐植质等)最高为 76%,接续是甲烷(CH4)占 14.3%,氧化亚氮(N2O)占 7.9%,其余温室气体占不到 3%;另外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部门,如图 1(c)部分,又以能源供应、工业、交通三者为全球前三大宗的排放部门。因此,世界各国在面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议题中,又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视为是最主要的手段,而建构低碳城镇则成为世界各国朝向永续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
综合我国几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于低碳城镇提出的概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元素:(1)城镇的层级被认为是低碳经济主要执行角色。(2)强调减少碳排放量是最主要而且是终极目标(3)低碳城镇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及需转换思维的发展。参考国外低碳城镇发展案例,以及国外绿色城镇指标、气候变迁绩效指标等等,提出针对我国发展的低碳评估面向,其中包含“再生能源”、“节约能源”“绿色运输”“低碳建筑”“环境绿化”“资源循环”“低碳生活”及“低碳校园”,做为评估低碳城镇表现的评估指标体系,做为未来评估低碳城镇发展表现的参考依据。
二、世界各地区朝向低碳城镇发展的减碳策略
美国旧金山市于 2005 年公布“旧金山气候行动计划”,内容包含许多推动温室气体减量的管制措施,欲将温室气体减量到最低,尔后,旧金山市亦召集全球五十几个世界各大城镇市长,发起国际性城镇温室气体减量协定“城镇环境协定”,参与城镇有英国伦敦、法国里昂、美国奥克兰等大城镇,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为止全球共有 203 个城镇参与,各国大城镇藉此宣示以城镇行动保护环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决心。而城镇环境协议的内容包含七大面向分别为能源、回收、都市设计、都市自然环境、交通、环境健康及水,各个面向各有不同的行动策略,每个面向有三个行动计划做为代表,总计有 21 个行动计划,其中在能源方面,希望发展并使用可再生能源,并且减少用电;而在回收方面,希望在 2040 年可以达到零废弃的状态,同时也应减少不能回收以及人均垃圾量;而在环境健康及水方面,注重安全的饮水及食品,并且减少空气污染及废水直接排放;在都市设计、都市自然环境及交通运输三方面可以结合讨论,其发展概念强调打造市民居住 500 米以内有大众运输可供搭乘亦有绿地可供休闲,并且透过提供友善的行人与自行车的都市空间,鼓励大众减少开车以步行及自行车方式抵达大众运输场站,是倾向朝 TOD 发展的都市规划设计。
三、发展低碳城镇现状
世界各地目前已经逐渐出现发展低碳城镇的足迹,在东南亚国协中,发展低碳城镇也是该区域的重要合作项目。2008 年 10 月在越南河内举办的东亚环境部长高峰会,将环境永续城镇的发展列为东亚环境合作的优先项目,由于东协组织内国家较多开发中国家,面临都市化快速造成的民生问题,因此发展永续的概念,被视为是刻不容缓的议题。而以泰国曼谷为例,其减少温室气体的计划目标为2012 年降低曼谷地区 15%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其行动所包含的五大面向为: 1)改善运输系统,(2)发展再生能源,(3)节约能源与建物美化,(4)废弃物与废水管理,(5)扩大绿地面积。而作者认为由此五大面向发展低碳城镇需要制度面及财务面的配合,推动低碳城镇需要一笔庞大的经费,政府必须预先编列预算,并且辅以公私合作的关系,以达到执行时的协调发展目前有许多在探讨低碳城镇的文献是由大陆学者所发表的,其背景是由于大陆目前经济成长快速,各个部门的排碳量皆面临发展经济又要顾及减碳的两难。
因此许多文献以上海为例,进行对于以上海发展低碳城镇所需拟订的目标、对策等等进行探讨。上海发展低碳城镇时,除了关注经济成长,更应该注重城镇发展的质量,文中主要以上海温室气体排放量统计中的前三名部门进行讨论,分别为为工业、交通、建筑,其中在工业方面作者认为应调整产业结构、淘汰高污染的行业,并且努力将技术提升;在交通此一面向的策略作者将其分成区域、都市、小区三种不同的层级,在区域层级方面,希望透过合理的城镇、乡村分布,引导城镇的发展要素向城镇集中,避免无效率的蔓延,而城镇、不同等级的城镇及乡村有着横向网络可联结;在城镇的层级方面,注重城镇里基础设施的完善,并且集中发展,空出绿地及自然保育空间;小区的层级则强调打破传统的使用分区限制,鼓励混合使用、高密度发展以减少小汽车的使用比例,进而减少能源使用及二氧化碳减量的目的;在建筑方面,作者提及应在建筑物密集的城镇内家强绿化及美化空间,以达到城镇范围内的生态平衡。而在Chen and Zhu(2012)提及主要以上海为进行低碳城镇发展的重点在于,上海做为一个国际型的金融中心以及重要航运中心,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及商业活动,而依据统计上海的私家车二氧化碳排放量于 2000 年为 1.777 亿吨,2009 年的私家车排碳量较 2000 年增加 3729 万吨,平均每年增长幅度为 35.6%,明显高于城镇中的其他民用交通运输工具的 16.2%。作者认为上海私家车拥有的比例是代表生活水平、购买力提高的象征,而归纳出民众喜爱开车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大众交通运输特别是轨道运输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发展的速度,因此郊区化所产生的都市蔓延日益严重,因此作者提出紧密发展的概念,并且需要加速大众运输系统的兴建及服务的速度,将城镇空间进行重塑,以解决都市蔓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总结
世界上低碳城镇所发展的面向众多,针对各个部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的策略亦显多样化,本研究归纳世界各地区及大城镇在建筑、都市设计及交通运输方面最主要强调的策略即透过紧密发展、混合土地使用,鼓励大众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建造友善的步行及自行车环境等等,目标是达减少汽机车使用的比例,进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此亦与大众运输导向发展(TOD)的理念及规划原则相符。
参考文献:
城镇发展战略范文6
关键词:生态保护发展区;小城镇模式;优势;劣势;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8-4864-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8.057
从世界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由于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大不相同,刚性化指标势必阻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为此,中央“十一五”规划明确了构建主体功能区的总体要求,党的十提出构建“新型城镇化”,打破了传统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十二五”规划将主体功能区上升到战略层面,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战略格局。生态保护发展区作为限制开发区域,受限于生态保护的刚性制约,产业转化能力较弱,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探索其扶贫开发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有机融合,既是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突破与创新,也开创了“城”、“乡”发展双赢为目的的城乡统筹发展格局,对顺利完成《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既定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国内研究现状
学界历来关注城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工作,其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为以下几方面。①高度重视新时期中国城镇化顶层设计工作。“主体功能区”是中国独创,国家“十一五”规划对其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进行了详尽阐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主体功能区布局的形成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②结合中国基本国情,丰富主体功能区理论内涵。高国力等[1]通过对中国主体功能区进行研究,指出主体功能区可以从不同空间尺度进行划分;张立[2]通过对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研究认为主体功能区是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杨伟民等[3]在研究主体功能区划时指出人口均衡发展是主体功能区规划顺利实现的关键因素,空间均衡理念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化的保障。③完善主体功能区定位。樊杰[4]对主体功能区的开发和保护进行了研究,认为主体功能区是“开发”与“保护”双重功能的复合体,需要配套的法律、合理的规划和政策构成的空间管治制度来保证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实施和协调。④对当前小城镇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苏保忠等[5]、李郇等[6]、朱厚玉[7]在研究小城镇发展现状时对集聚人口能力、产业发展水平、投融资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瓶颈以及相关原因进行探讨;王志章等[8]、魏强[9]、赵小芸[10]、张杰庭[11]在新型小城镇模式探究中,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基于国外优质小城镇先进经验,对中国小城镇发展现状、转型方向、培育模式进行了多学科视角的路径探索。
1.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尽管没有用“主体功能区”概念,但区域发展、城乡一体化等相关的研究较为成熟,并形成了众多研究成果。①对综合区域发展的研究。Smith等[12]在研究产业及行业分工、级差地租、劳动地域分工以及比较优势时在上述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理论研究,为区域开发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基础。Hoover等[13]在研究区域空间演化时,阐明了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原理及区域发展的目标、政策与要素供需关系,为区域统筹发展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依据。②区域空间结构形成机制研究。杜能[14]、韦伯[15]、艾萨德[16]在研究区位理论时,围绕农业区位、工业区位等领域奠定了区位理论的坚实基础,对后来的城乡空间格局、产业集聚、区域网络等级体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③深入探究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Patrick和Ebenezer[17]研究了功能分区、城市影响区,认为进行城市功能分区是形成现代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理念的起点。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提出中心―结构理论能够为维系城乡关系夯实理论基础。④小城镇发展模式的提出和完善。继宜居城市思想启蒙者盖迪斯提出区域学说和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学说之后,刘易斯・芒福德提出了“区域整合”的思想,成为小城镇发展相对较成熟的理论。Rogerson[18]深入研究了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问题,为当今世界形势下的小城镇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学者们的成果或是奠定了理论基础,或是提供了经验借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那些发展基础薄弱的生态地区小城镇的研究还较少,并未形成系统。本研究通过对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其在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2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小城镇模式构建面临的形势
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地处武陵山脉,系乌江水系,面积约1.98万km2(图1),总人口约364万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武陵山作为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和扶贫开发示范区、全市少数民族集聚区,辖黔江区、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6个区县,各区县经济基础条件、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被誉为“重庆之肺”的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生态资源极为丰富,但作为限制开发区域,受限于生态保护的刚性制约,产业转化能力较弱,城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1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小城镇模式构建的优势
2.1.1 政策优势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步入飞速发展时期。2006年11月重庆市提出了“一圈两翼”发展战略,旨在创造一个具有明显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带动“两翼”(渝东南、渝东北)地区发展。2013年8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将渝东南设立为生态保护发展区,提出要对其实行“巩固不取多予”的差异化财政政策,增强财力支持,以加强扶贫开发、引导人口聚集和有序梯度转移。2014年9月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统筹要素资源完善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扶持政策的实施意见》和《城市发展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14-2020年)》,指出要按照“面上保护、点上开发”的思路,针对薄弱环节和短板区域,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这一系列政策文件和重要举措,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未来的高效、包容、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由图2可知,近年来渝东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加,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2.1.2 资源优势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地处武陵山脉,河川纵横,矿藏广布,森林资源富饶,动植物资源种类多种多样,农林牧渔业发展迅猛。秀山县与湖南花垣、贵州松桃被齐称为中国锰矿的“金三角”;酉阳的汞矿储量高达4 800万t,被喻为全国“五朵金花”之一;彭水煤储量2.6亿t,森林覆盖率高达49.4%,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8.3%。此外,渝东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该地区红色旅游文化浓厚,土家族苗族民俗风情浓郁,乌江画廊、天生三桥、桃花源等自然景观丰富,龚滩古镇、乾隆行宫、龙河岩棺等人文景观众多,壮观的喀斯特岩溶地貌景观更是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打造特色生态农业基地、能源基地、生态疗养、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2.1.3 区位优势 渝东南地区位于中国西部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山地,与渝鄂湘黔四省市结合相连,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地带,充分接受黔中城市群、重庆都市圈辐射作用。随着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健全完善,武陵山机场建成使用,高速公路与重庆市及周边省市相连形成四通八达的的公路网。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已成为贯穿渝东南、湖南湘西州、贵州铜仁地区,直达“长三角”、“珠三角”,串起沿线众多景区的纽带,对于整合生态资源、助推区域产业提档升级、突破渝东南经济发展瓶颈具有重要意义。
2.2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小城镇模式构建的劣势
2.2.1 经济发展落后,贫困问题凸显 尽管重庆市委制订了加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扶贫开发的财政倾斜机制,但扶贫资金缺口较大,政策与现实需求间存在数字鸿沟。有限的扶贫资金只能满足“撒胡椒面”的现实需求,各县级资金配套能力有限,后续资金难以落实到位;扶贫指标过于刚性化,贫困人口自我脱贫能力弱,代际贫困现象普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然很低。2014年重庆统计年鉴表明,2013年重庆全市GDP总量达到126 566 900万元,其中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贡献值占比约6%(图3),脱贫任务艰巨。
2.2.2 产业结构不合理,同质化严重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特色农业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资源型经济特征凸显。例如虽然酉阳县是黄连、银花、天麻等中药材的重要产地,秀山县已建成秀山银花、白术、天冬等中药材基地,且在下属乡镇发展优质粮油、蔬菜、茶叶、猕猴桃、油茶等特色效益农业,但这些基地散落在全区各乡镇,自成一体,产业布局零散混乱,造成了空间布局的“马赛克化”。此外,相邻区域由于所处环境相似,致使彼此产业结构布局大致相同,农产品趋同性偏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种植业效益低,生态产业发展也趋于同质化,没有形成特色产业链,产业规模效应难以施展(图4)。
2.2.3 旅游资源未整合,基础设施保障缺位 虽然近年来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根据2014年重庆统计年鉴数据显示,由于历史欠账过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很不协调。对外出境通道匮乏,交通网络规模不足,路网结构不合理,公路等级偏低,公路密度不高。境内公路、铁路运输自成体系,通勤不便,缺乏统一规划,资源难以整合,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碎片化”现象严重。乡镇旅游景点指示不明晰,道路未整修,可进入性不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配套设施保障缺位(图5)。
以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整体水平偏低,传统观光型旅游产品仍处于主导地位,休闲度假型产品尚未成熟,旅游淡旺季明显,消费项目偏少、针对性不强、趣味性不足,产品趋同性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外,旅游市场主体规模不大,民营企业参与不够,旅游资源开发建设能力不足,旅游业带动功能偏弱。
2.2.4 城镇空间布局不合理,城镇化水平偏低 受山地复杂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城镇体系不完善。以黔江区为例,拥有53.6万人的黔江区虽然作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中惟一的重点开发区和武陵山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但经济总量小、底子薄、发展慢、实力弱,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压力大,应有的聚集辐射带动能力弱,区域发展缺乏依托和后劲。城镇间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城镇空间布局受地形和交通限制明显。2013年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在重庆功能区中处于最低位置,比全市城镇化平均水平低23.7%(图6)。
2.2.5 生态环境脆弱,环保任重道远 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的渝东南地区既是生态敏感区又是生态脆弱区。由于该区域多为坡度大的山地或丘陵,喀斯特地貌广布,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土薄、石灰岩层广布,且降雨丰富,致使土壤侵蚀敏感性程度高,石漠化面积达3 725 km2,占该地区国土面积的近20%,占全市石漠化面积的41.6%,植被退化明显,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用地矛盾突出。此外,由于生态补偿标准低,农民保护生态积极性不高,乡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任务繁重。
3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小城镇模式构建的策略
3.1 完善区域中小城镇体系
渝东南生态保护区的发展需要各级城镇的支撑,因此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应从现行城镇体系实际出发,建设符合山地特色的城镇体系,完善城镇体系职能结构。首先,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应打破地区间、城镇间、城乡间的行政壁垒,增强经济联系,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其次,应从山地对城镇的承受能力、各级城镇产业支撑能力和交通运输条件等现状出发,规划设计规模适度、等级分明的“县城+小城镇+小集镇”的金字塔式城镇规模结构,“集中型”和“分散型”相结合,吸引外商投资开发。最后,激活小城镇活力,统筹城乡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空间。小城镇应以农产品加工和旅游服务等产业为主体,加速非农产业的城镇集聚,逐步形成特色产业型、加工转化型、资源开发型、综合服务型等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3.2 突出资源优势,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打破各自为阵和地方保护主义,树立整体发展观念和全局意识,通过合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实现资源要素的聚集,由此产生规模效应,拉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渝东南生态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1)根据本地特色和产业发展基础,培育城镇拉力,吸引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逐渐向小城镇聚拢,推动规模集聚与同质行业合作,建设渝东南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本地精品,提高特色产业和产品知名度。如石柱以黄连、长毛兔、辣椒、莼菜为主的特色效益农业;秀山县的中药材种植和粮油加工业;酉阳县的绿色蔬菜、中药材、烟草、茶叶、脐橙、荞麦等系列绿色效益产业,“酉州乌羊”、“麻旺鸭”等为代表的特色畜牧养殖;黔江区的烤烟业、珍珠兰茶、大西南牛肉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等。整合资源和产业,培植生态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延伸价值链,做大生态产品基地,实现生态资源变产品,形成规模优势和区域品牌,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2)改变以地方利益为主导的资源开发模式,整合区域内资源开发企业提高开发规模和技术水平。通过协调区域内资源开发企业的关系,扶持以资源精深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产品的多级增值,延长产业链,提高开发效率,增强经济结构转型的内生活力。同时,贯彻“旅游扶贫”理念,充分发挥自然和民俗文化资源优势,整合区域内特色旅游资源,加强与毗邻县的联动,统筹开发旅游商贸项目,打造精品旅游路线。采取“专线(批发商)+平台(组团社)+景区”模式,积极与旅行社对接,建立起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培育全国散客拼团市场,联手周边知名景区,针对不同需求、深度开发多样化特色旅游产品,打造特色行程。同时建设完善旅游配套设施,以提高在全国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促进生态资源转换为生态财富。
3.3 优化交通网络,搭建成果共享平台
交通问题严重制约着渝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应以资源开发为主旨,以跨域连接为取向,切实加快区域内外干线互通,构建起多层次综合通道建设。
1)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多为山地丘陵,地势复杂,交通不便,需完善公路网络。具体而言,区域内需要加大中小城镇高速公路建设;加快区域内国道、省道等高等级公路的改造;加快乡镇、农村公路建设;完善高速公路、旅游景区公路建设,缔造联接长沙、武汉、重庆、贵阳、南宁等特大城市的3小时旅游经济圈。
2)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为实现信息互通、成果共享,需要完善铁路网络。要加快渝沪高铁、黔张常铁路、恩黔铁路、威遵秀吉铁路等建设进程;实现宜万铁路与渝怀铁路、渝沪高速铁路的接轨;规划张家界-长阳-巴东-利川-石柱-铜仁-怀化-张家界的铁路环线。
3)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与区外经济体实现快速交流,需构建区域航空体系。加快推进仙女山旅游机场、黔江舟白机场、铜仁大兴机场建设以及直升机项目,开辟国内外旅游航线。
3.4 保障生态安全,提高生态供给能力
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在发展过程中应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目标,将生态建设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配套与衔接。
1)启动资源摸底统计,建立生态资源账户。各政府主管部门要通力合作大力开展各类“生态财富”摸底统计工作,保持统计口径的权威性和延续性,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和科学性。在做好数据资料统计的同时,有重点、有深度地对调查数据进行开发,建立生态资源账户,为渝东南生态保护区可持续包容发展打下基础。
2)实施生态保护工程,加强重点区域森林、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管理。持续推进实施封山育林、荒山造林、退耕还林、尘沙固土等工程,开展混农林复合型综合治理模式,加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综合治理。实施矿山工程治理,确保矿山企业达到绿色矿山标准。结合农村清洁工程示范建设,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整治、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建立生态环境动态监测、防灾减灾应急系统。
3)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雷霆手段倒逼超标落后产能淘汰,将三高低效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效益更高、资源消耗更少、环境污染更低和劳动就业更多的循环经济模式,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支持绿色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示范推广。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研究所课题组,高国力等.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其分类政策初步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7(4):3-10.
[2] 张 立.新时期的“小城镇、人战略”――试论人口高输出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机制[J].城市规划学刊,2012(1):23-32.
[3] 杨伟民,袁喜禄,张耕田,等.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美好家园――主体功能区战略研究总报告[J].管理世界,2012(10):1-17.
[4] 樊 杰.我国省域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若干地理科学问题[A].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学术论文摘要集[C].河南: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2012.
[5] 苏保忠,刘俊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如何可持续发展[J].标准生活,2013(3):20.
[6] 李 郇,殷江滨.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J].城市规划学刊,2012(2):47-53.
[7] 朱厚玉.小城镇建设投融资机制比较借鉴[J].财政研究,2012(12):56-58.
[8] 王志章,孙晗霖.西南地区新型特色小城镇建设的对策[J].经济纵横,2016(1):74-77.
[9] 魏 强.中国西部小城镇建设规划管理与发展模式研究[J].世界农业,2012(2):82-85.
[10] 赵小芸.国内外旅游小城镇研究综述[J].上海经济研究,2009(8):114-119.
[11] 张杰庭.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模式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2):17-19.
[12] SMITH A,MARSHALL A,ALFRED M,ROBERT T,et al. The role of small town in instabi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Case study of small towns of Babol county in northern Iran[J].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tific Research,2012,2(7):6795-6800.
[13] HOOVER E,CHASE L C,AMSDEN B,et al.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J].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Quality-of-Life,2012:475-490.
[14] 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67-234.
[15] 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5-62.
[16] 沃尔特・艾萨德.区位与空间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