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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喜剧范文1
在这些喜剧电影中,创作者仅仅希望通过错位的场景和人物荒诞的处境营造一个喜剧情境,而不是依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先去塑造人物,揭示人物性格,再让人物带着这种性格去行动,并在行动中造成各种他始料未及的后果。事实上,“仅仅依靠喜剧情境的营造,喜剧电影会陷人闹剧化的初级阶段,而很难在带来欣悦的同时再给人以感动的瞬间和回味的空间。因此,喜剧情境的营造必须同其他喜剧要素结合起来,同时也不能以小品化的串联去代替电影化的叙事,只有这,才能使这一有效的喜剧营构方式获得长久的生命”④样力因此,在分析国产喜剧电影时,重申“喜剧思维”格外重要,这需要创作者走出强行胳肢观众引人发笑的误区,深人挖掘人和事物身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意识到:喜剧性矛盾的墓本特征就在于它的自我背反性,其矛盾的两种构成因素相互背离,南辕北辙,不合逻辑,因而形成一种自我拆解的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以理性的反拨作用于人的审美心理,由此带来的审美张力既可以构成令人捧腹的滑稽、辛辣的讽刺,也可以引发妙趣横生的机智、发人深思的幽默,甚至是颠覆理性的怪诞。⑤从这个角度来看,宁浩的《疯狂的石头》(2006)可谓深得喜剧精髓,影片立足于现实,注目于普通人物,但又在现实和普通人物身上开掘出丰富而蕴藉的矛盾性和喜剧性。影片“喜感”的来源,正是人物的身份、社会地位、性格之间的碰撞与反差,以及人物身上的矛盾性、局限性。例如包世宏,作为一个已经破产的工厂的保卫科长,自恃干过刑侦工作,精通犯罪学、心理学、痕迹学等现代化的侦破知识,在保护翡翠的过程中也显得精明能干,布置周密,这是人物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是影片建构的“英雄”假象。随着故事的进展,包世宏身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体现出来了,因为,小毛贼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只本着最原始最干脆的手段来明抢暗夺,导致包世宏的精心布置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包世宏在对外贼设防时却未料到身边人的暗度陈仓;况且,包世宏看似强势的身份背后却是困窘的现实,“英雄”的外表之下却是一个患有前列腺炎的苦闷中年人的焦虑与难堪。这种矛盾性和局限性,在影片中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体现,如国际大盗麦克因习惯思维和僵化手段导致的尴尬处境,道哥等人精于算计却最终功亏一簧且自食其果。可以说,《疯狂的石头》不是在一个无聊、空洞、牵强的故事中强塞人一些生硬、哗众取宠的笑料,而是基于整体故事的精心设置,人物身份和性格的着力凸显。相比之下,((,决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2013,导演傅华阳)虽然不乏笑料和嚎头,巧合和恶搞,但主要人物的喜剧性大部分来自于乖张的行为,出位的表演,或者耍酷扮帅的造型,而不是来自于这些人物身上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观众虽然也会在观影过程中捧腹大笑,但这种“笑”更多地停留在生理层面,来自于看到人物出丑、失算、身体失控等情形所产生的条件反射,却很难让观众有更深层次的触动与共鸣。喜剧思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它既不离弃现实,而又能超越于现实矛盾之上,因而能够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游刃有余地看取事物,既揭示出事物的可笑的相对性、局限性,但并不把它绝对化,而旨在暴露事物的自我矛盾、内在矛盾,并通过事物新旧交替的矛盾运动,自然而然地扬弃自我否定、自趋毁灭的旧事物,孕育并催生充满希望的新事物。⑥只有依照这个方向去创作喜剧电影,才能从整体上进行故事构思、人物塑造,并让喜剧性从情节、场景、人物行为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让观众情不自禁地发笑,并在笑过之后还能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进行一定的反思,进而返身质询,对自我的处境、性格、观念进行一次温和的考问。这才是喜剧电影的生命力所在。
喜剧精神有学者对国产小成本喜剧电影的特点
对于这类变形的喜剧,也许称之为“嬉具”更为贴切,因为它们仅仅承担了“嬉戏工具”的功能。。其实,喜剧的创作基于幽默的规律,而不是基于笑,喜剧是由整体的幽默构思和局部的幽默构思组成的艺术作品,缺少了幽默,喜剧片便陷人滑稽和讽刺的误区。因此,喜剧电影应该在喜剧情境中融进一定的喜剧精神,在嬉笑怒骂的姿态中,使“笑”具有社会意蕴和审美意蕴。这种社会意蕴和审美意蕴来自于创作者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对历史或生活进行个体性的反思与观照,来自于创作者以一种透彻的洞察力对历史或生活中矛盾性、局限性的敏锐察觉,也来自于创作者以一种温和的姿态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心态的捕捉、挖掘、鞭挞、嘲讽、赞颂。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喜剧电影的喜剧精神就是能够“接地气”。“接地气”不是要求所有喜剧电影都去表现现实题材,而是说喜剧电影中的人物应该具有生活真实感,事件具有现实逻辑性,情感能契合观众的价值立场,并能对观众产生一定的触动、反思、共鸣。正如有论者指出,不接地气非不用流行词语,而是不去表现当下最流行的喜怒哀乐,不接触人们今天的快慰、喜欢、思考、情绪、选择、习惯、纠结、伤感、积怨、痛苦、幽默、自嘲等等。你的题材、故事、人物、情感、价值观都远离这一切,仿佛天外来客,对这一切毫无所闻或者不痛不痒。这就叫远离地气。。这时,笔者不得不再次提及《疯狂的石头》所体现出的“诚意”以及对“地气”的捕捉。影片不仅通过重庆方言理语的使用和本土环境的出彩描写,使影片的喜剧效应具有中国社会真实的底色,并把很多常见的不平现象通过巧合与黑色幽默表现出来,可以说,《愤怒的小孩》和当下的社会心理和心态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观众的心声,是一部具有“喜剧精神”的喜剧电影。再以上述观点来分析《泰日》,我们会发现,《泰日》的成功并非如其编剧之一束焕所认为的那样,“喜剧有它的模式和套路,无论如何要将喜剧性放在第一位,如果时长有限,情怀可以不要,讽刺现实可以不要,但喜剧片中笑点不能少。”@因为,《泰日》的成功不完全在于其“喜剧片的模式和套路”,而是它除了讲了一个好故事之外,它的主流价值体现了主流观众的价值观,其主题是与现实生活有呼应的,与观众的潜意识向往是有勾连的。缺乏“喜剧精神”的喜剧电影,只能是一堆“搞笑素材”,或者说“小品碎片”,可能会令观众在某个时刻狂笑、苦笑或冷笑,但不能以一种整体的效果令观众进人戏剧情境,对人物产生认同,并在“笑”过之后留有一定的回味。因此,媚俗和迎合大众趣味不是当下国产小成本喜剧电影的发展趋势,更不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只有关注社会现实,把真实地展示当代的社会文化、社会现象,客观地描写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作为自己影片的主旨的时候,国产小成本喜剧电影才能迎来真正的腾飞之日。
关于国产喜剧电影的再思考
当前国产喜剧电影虽然数量不少,但其样式却较为单一,有学者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古装喜剧,以《武林外传》、《十全九美》为代表,此类样式的影片占了喜剧电影的绝大多数。第二类是黑色幽默风格的现代主义小品,以《疯狂的石头》、《夜?店》、《倔强的萝卜》为代表,此类样式多为低成本喜剧,所占比例不大,但持续存在。第三类是浪漫喜剧,以《非诚勿扰》、《爱情呼叫转移》为代表。”⑥在这三类喜剧电影中,虽不乏诚意之作和优秀之作,但也充斥着一些一味恶搞、趣味低俗的无聊之作。这说明,喜剧电影虽然“看上去很美”,却又是最难创作的一种类型。这种困难,首先表现在喜剧的本质和规律难以掌握,其次则在于“喜剧元素”的分寸难以把握。笔者以为,掌握“喜剧的本质和规律”在于对“喜剧思维”的再认识,把握“喜剧元素的分寸感”则在于对“喜剧精神”的准确理解。从喜剧思维和喜剧精神的角度来评判国产喜剧电影,我们会发现成功的作品正在于运用了正确的喜剧思维,融入了一定的喜剧精神;作为“ 嬉戏工具”的喜剧电影则是因为偏离了喜剧思维,缺乏喜剧精神。具体而言,喜剧电影的创作应该明确以下三点:1.喜剧电影的喜剧源泉来自干人或事物身上的矛盾性与局限性。喜剧电影的情节和人物表演虽然多带有夸张的成分,但它并非脱离现实的游戏。相反,喜剧电影与现实的关联性是它极其重要的属性。因此,喜剧电影的创作者应该通过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批判发现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性与局限性,通过人物或事物在表象与真实、想象与事实之间的反差来构建喜剧效果,同时又能够在娱乐氛围中折射出社会和人生,使喜剧电影拥有活力和生命力。最近风光无限的《人再日途之泰日》(2012,导演徐峥)正体现了这种喜剧思维。影片中的徐朗和高博作为商业精英以及成功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利益的追逐中尔虞我诈,机关算尽。影片通过一次奇妙的泰国之旅,让徐朗意识到此前的他活得有多狭隘和冷酷,苍白和可悲,进而开始反思生活,调整心态,最终与生活和解。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看到了徐朗身上的局限性(只关注事业成功而忽略了家庭幸福),更看到了王宝身上的局限性(只会一招的功夫,一根筋式的思维方式),正因为影片塑造的是两个不完美的人物,观众才能看到因为他们的不完美所导致的各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并通过他们身上的局限性,返观自己身上的偏执与迷失。这样,观众在《泰日》中感受到了欢乐,得到了共鸣,“比如人们呼唤真情,希望卸下重负,轻松面对生活等心态都有所表现。”2.喜剧电影的题材来源虽然是历史或现实,但需要创作者对历史或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或洞察。喜剧电影的创作者应该‘能以其独特的眼光和幽默意识从平常的生活中发现并挖掘出内在的某些荒诞可笑的东西,并以此作为情节手段来构成喜剧框架和⑧喜剧冲突,作为语言手段来塑造人物、创造气氛”。这些“荒诞可笑的东西”可以极大地增强一部喜剧电影的内容含量,可以让观众在一笑而过之后若有所思,似有所悟,这也将区别一部喜剧电影是在生活搔痒还是在生活内核里思索。例如,《让子弹飞》(2010,导演姜文)虽然不是现实题材,但是,影片并没有将赢得观众廉价的笑声视为全部旨趣。影片看似荒诞,却处处“顿人人间”;看似态意酣畅,但实则辛酸沉重。因为,影片有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指涉,这不仅是国民性中的苟且麻木、自私怯懦,更是中国政治格局中的封建底色,社会现实中的功利虚无。这样,影片似在不经意间参透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国民性的本质,并在喧闹之后的落寞中渗入了丝丝难言的痛心与无奈。这样的喜剧电影才经得起不同层次观众的不同解读,并让不同观众得到不同的审美享受乃至思想启不。1喜剧电影和其他电影一样,观众对人物“认同感”非常重要。喜剧片中的人物往往分为两类:一类是弱势群体,会引起观众感同身受的“认同感”.另一类是强势群体,让观众产生居高临下的嘲笑和隔岸观火的放松。但是,即使是在强势群体身上,观众除了嘲笑之外,也应该能在他们身上体悟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思考,或者更具形而上意义的人生思索。反之,如果观众对于影片中的人物没有“认同感”,那么在整个观影过程中都是疏离而冷漠的,不会随人物的喜悲而起伏,也不会真切地随人物的大团圆结局而备感欣慰。例如,《快乐大本营之快乐到家》中,某些桥段固然令人发笑,但人物的身份与处境实在令人隔膜:有一点耍酷的驯狗师,富极无聊的千金小姐,一厢情愿的黑心老板,装疯卖傻的“神偷”,都不能让观众“同清”或“蔑视”,因而他们的烦恼、失败或成功都只会令观众无动于衷。这样的电影,即使票房大卖,也不能证明是一部成功或优秀的喜剧电影。总之,喜剧电影能让观众满意的绝不仅是廉价的笑声,能对我们的生存状况作最真诚的揭示和反思,具有一定的审美品味,能给观众带来审美享受,更应该成为喜剧电影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国产喜剧范文2
因为声音的出现,电影开始走出默片时代,由单一的视觉艺术发展为视听综合艺术。“有声电影的革命性首先是由人声的艺术利用而体现出来的”[1],故而作为人声造型有机组成部分的人物对白在电影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各地方言纷纷被搬上银幕或荧屏,极大地开阔了观众的观赏视野。进入新世纪,方言喜剧电影获得了长足发展。2005年小成本方言喜剧《疯狂的石头》的大获成功,使得喜剧电影中的方言元素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天地。2010年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甚至专门发行了川话版,方言在喜剧电影中的表现力可见一斑。
一、方言元素在国产电影中的应用
方言在我国电影中的使用由来已久。50年代《关连长》中的关连长说的是山东话,60年代《抓壮丁》中采用的是四川方言。从1956年国家开始推广普通话以来,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渐被缩小,以方言为创作语言的影视、戏曲作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到了80年代,尤其进入90年代以来,方言文本忽然崛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黄建新导演曾在1999年谈到:“近些年来中国电影的喜剧因素开始在各个方面出现,首先在电影中表现出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影片中台词的变化,这种变化显著地反映在80年代中后期。70年代末中国电影中的语言是脱离生活,很程式化的,实际上1985年、1986年以后中国电影中的语言才趋向市俗化,这与小说是同步的,与当时小说作者王朔语言风格的出现是同步的,小说中的语言开始影响到电影,于是电影开始说人话了,影片中的人物语言比较随意了。”[2]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采用全方言对白,片中巩俐饰演的秋菊操着一口陕西方言反复说“给呢个舌俄法”(给我个说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到了第六代导演,由于他们大多崇尚现实主义的纪实美学,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所推崇的使用自然语言特别是方言这一美学传统也为其所吸收。因此,在《寻枪》、《小武》、《安阳婴儿》等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发现,方言几乎成为第六代导演作品的标志。
方言在纪实美学作品中的应用,虽然使作品更加贴近现实,但也使得影片陷入一种更加艰深晦涩的境地。相较而言,在喜剧电影或泛喜剧化的电影中,方言作为一种喜剧营构方式,更加深入人心。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2006)、阿甘导演的《高兴》(2009)、管虎导演的《斗牛》(2009)以及尚敬导演的《武林外传》(2011)等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方言喜剧电影。方言元素能够极大地增强影片的喜剧效果,这是因为喜剧电影在本文由收集整理本质上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平民化的娱乐形式,它所青睐的灰色人物、边缘人物也只有在方言环境中才能凸显其生命的底色。
二、喜剧电影中方言元素兴起的原因
(一)时代文化氛围的动力支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变革加速进行的新阶段,整个国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社会转型与观念重组的变革时期。在这一阶段,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在现代与后现代的语境之间同生共存,所谓“雅文化”与“俗文化”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挖掘民间通俗文化领域的素材。在文学界,王朔京味小说流行的同时,作家阎连科也在他的作品中加入河南方言,贾平凹则运用陕西方言……这些作家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的有益尝试都为方言作品的大范围接受做了铺垫。然而,文学作品究其实质还只是一种文字性的展示,对于声画合一的影视艺术而言,其特有的画面系统与声音系统的有机统一性在展示民间方言文化方面,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这个多元文化盛行的时代,在人物对白设计上运用方言充分显示了影片创作者有意贴近民众的创作心态。
另外,2000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第2章第16条明确规定“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可以使用方言,在政策层面上提供了方言电影发展的合法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讲,该法规的出台直接推动了华语电影“方言化现象”的形成。
(二)方言的奇观化、娱乐化走向与喜剧电影的艺术追求相契合
1.方言所能达到的喜剧效果与喜剧语言的通俗化要求相一致
早在亚里士多德学派时期就有人对喜剧语言提出了通俗化要求,在《喜剧论纲》中对喜剧的语言做了性质上的认定,认为喜剧的语言属于普通的、通俗的语言。“喜剧诗人应当使他的人物讲他自己本地的语言,应当使一个外地人讲外地语。”[3]所谓“本地的语言”和“外地人讲外地语”,就是对喜剧语言通俗化的一种基本要求。喜剧电影中的方言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对这一通俗化要求的实践。在形式方面,由于“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4],与普通话相比,方言发音的怪异腔调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怪诞化效果;在内容上,方言本身的粗鄙直白更加贴合小人物的底层生活经历,使得喜剧电影与普罗大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更加符合喜剧电影平民化的特质。
2.方言的奇观化展示与喜剧的陌生化要求相吻合
作为具有特殊地域色彩的人文景观,方言所代表的是一种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民俗文化,在本地人看来相当亲切的方言交流到了外地人那里,就变为一种奇观化的展示了。相对于“整齐划一”的普通话,方言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审美亮点,它“间离”了人们原有的审美期待,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例如在《疯狂的石头》中,黄渤扮演的盗贼黑皮就说着一口地道的青岛话,在影视作品中如此大规模的使用青岛方言还是第一次,所以,算不上主演的黑皮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方言在喜剧电影中实现的奇观化展示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不谋而合。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歌语言的根本特性正在于“增加感觉的困难和延长感觉的时间”[5],不规范的语言使用习惯促成了文学语言的多样化发展,这是由于不规范的语言(特别是方言)的使用有效地增加了感觉的困难,因此“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6],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受众可以因为感知难度的加大而获得更多审美。与标准化的民族共同语相比,方言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陌生”,换言之,喜剧电影中方言的出现,颠覆了原先普通话对白所造成的“审美疲劳”。我国七大方言区的方言各有特色,为喜剧电影的常新常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三)方言喜剧电影的成功经验刺激了这一领域的影视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票房与口碑的双重标准考量下,方言喜剧电影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冯巩导演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2005),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2006),阿甘导演的《高兴》(2009),尚敬的《武林外传》(2010)等都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疯狂的石头》缔造了国内小成本影片的票房神话——该片以300万的投资最终获得2000万的收益。此片的大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片中三方人物充满地域特色的“南腔北调”。可以说《疯狂的石头》开启了方言喜剧电影的另一个新时代,如果说之前在喜剧电影中运用方言主要是为了逗乐,那“石头后”时代,方言喜剧电影则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著名影评人程青松曾经说过:“第六代导演和宁浩运用方言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追求纪实美学风格,后者是追求夸张的、戏剧性的商业效果。”[7]
三、方言元素在喜剧电影中的意义指向
我们知道,对话作为影视艺术听觉内容的一部分,扩展了以造型为主的艺术可能性,加强了影视作品的表意功能。喜剧电影中的方言对白在很多方面具有明显的意义指向性。
(一)方言元素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方言具有自己特殊的发音方式,语言学家吕叔湘指出:“方言的差别最引人注意的是语音,划分方言也是主要依据语音。”[8]地域方言的不同也能体现说话者的内在性格。洪特堡说“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9]电影中的人物在用方言表达自身的同时,方言中蕴含的文化传统、历史沉淀也会作用于人物,反映出人物的内在性格特征。葛兰西曾说过,“如果说每一种语言的确包括有世界观要素和文化要素的话,那么,也就确实能够从一个人的语言中估量他的世界观的或大或小的复杂性”。[10]比如《疯狂的石头》中的“四眼”目睹其宝马车被撞后,立刻以四川话嚷道:“狗日嘞,高科技嗦,无人驾驶,没看到老子嘲(的)猜(车)子上写作(着)‘别摸我’(bmw)唾?!”,短短几句话就将一个蛮横粗野的助理形象勾勒出来。
(二)方言有助于渲染氛围,制造喜剧效果
就语言本身的喜剧含量,或者说制造笑料的空间而言,方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因其恣意的野生状态,所以更好地保存了民间文化中俏皮、活泼的精神气质,因此也就更加灵动活跃。在方言喜剧电影中,与之相对应的事件都是底层小人物的悲喜故事。影片中的主人公一出场,话一出口,整个电影的基调、故事走向就非常明确了。
例如2010年取得口碑票房双赢的小成本电影《人在囧途》,主人公王宝强饰演的资深挤奶工牛耿一出场,他那已听不出具体口音的方言使得他与说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的小老板李成功(徐铮饰)便在身份上有了悬殊的差异。而后牛耿的一系列看似无法理解、不符合常人逻辑的举动其实都与他的方言表达习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电影的结尾部分,李成功搭乘的飞机又一次晚点时,姗姗来迟的牛耿在见到他后的那一句“嘿,老板!”,不仅会让观众回忆起之前每次李成功遇到他时的倒霉经历,同时也会让观众在欢笑中获得情感慰藉——小人物凭借自己的善良、勤劳也可以成就事业,这就是所谓的“大团圆”结局。
(三)方言在戏谑中消解权威,使观众获得观影
从英国谚语“一个小丑进城,赛过一打医生”中我们或许可以窥得喜剧艺术的心理治疗作用。应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对悲剧和喜剧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们的传统文学中有优秀的悲剧作品,却鲜有喜剧;我们通常会从悲剧中获得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对待喜剧,往往只是一种娱乐的心理。对于喜剧而言,这种观念明显有失公允,因为优秀的喜剧作品同样根植于现实,将当下的社会事件以一种夸张或扭曲的形态呈现出来,使观众在欢笑的同时有所思考。
按照福柯的观念,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代表的是国家主流文化意志,它的使用要求规范性、整齐划一,故而也就带有明显的严肃性。相对于普通话,方言所代表的是平民的自由意志。方言在喜剧电影中承担了嬉笑怒骂的责任,对于当下的热点问题,以方言的口吻传达出来,可以视为民间言论的传播,那么于主流意志而言,这种表达民众观点的方式也更加容易接受。从观众的角度而言,“一次电影欣赏应该是一个盛大的心灵仪式”[11],“仪式”必然有其庄重性。在影院的集体观赏活动中,在一种庄重的心理暗示下,观众看到喜剧电影中口语化的方言以一种夸张的姿态将权威意志消解,必然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补偿与。这也是电影《武林外传》上映后深受观众喜爱的原因。虽然电影将情节安置在一个古代的时空中,但片中涉及的“买房难”、“拆迁”、“钉子户”等问题,却是我们当下的现实。在片中,创作者借佟湘玉之口,用陕西方言讲出:“啥人嘛,这些贼奸商,把个房价抬高成这样,还让不让人活了。……老百姓辛苦一辈子,赚点儿小钱全部都给搭进去,得是多黑的心肠才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这些着实符合当下人面对巨大生存压力时的心境。
四、方言喜剧电影存在的问题
虽然方言为国产喜剧电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方言喜剧电影仍然面临诸多困境。
首先,从影片的国内传播来看,我国地域广阔,各方言区之间存在较大的生活、文化差异,一部方言喜剧电影的出现往往会在本方言区内形成较大反响,其他地区的观众因为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而不明白此地区的幽默方式,进而很难在情感上有所共鸣。比如2009年管虎导演的《斗牛》,片中黄渤扮演的牛二通篇的山东方言就使得南方的观众需要依赖字幕才能理解剧情,观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字幕上,自然无暇顾及影片其他的艺术表现。
国产喜剧范文3
关键词 西部矿产资源产业;产业集聚度;区位熵;产业竞争力;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5-0031-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5.006
自Marshall首次提出“产业集聚”这一概念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聚进行界定,尽管这些界定存在差异,但普遍认同产业集群具有地理集中性、产业相关性、发展共生性和区域经济推动性等特征[1]。这些特征使产业集聚企业能够分享外部经济效应,提高集聚企业分工协作、互补和创新的程度,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西部大开发是我国新时期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科学认识和充分利用西部区域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区域经济优势,是被广泛认同的推动西部发展,缩短东、西部差距的有效路径之一。矿产资源是我国西部的优势资源之一,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其中,西部的石油资源量达412.2亿t,占全国的40.37%,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占全国的73.7%[2]。因而,研究如何高效地利用西部矿产资源对西部经济发展乃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意义重大。
发展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是有效利用西部矿产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西部已经形成了甘肃铝锭产业集聚、白银市镍产业集聚、新疆和陕西石油天然气产业集聚、四川夹江县陶瓷产业集聚、包头铝业产业集聚,等等。那么,目前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总体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它们与产业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将关系到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今后发展的方向、被扶持程度,及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因而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然而,纵观已有相关文献,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研究几乎全集中于非矿产资源产业,且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3-6]、制造业[7-14];从研究地区来看,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6,12-13,15]。关于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甚少,而针对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的这类研究那就更少。鉴于此,本文就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水平与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为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相关决策指导,并期望学者们对此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
1 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研究述评
关于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最早研究是Starrett 在1978年提出的著名的空间不可能定理,他认为集聚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不可能的,因而提出产业集聚度测量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波特[16]提出了评价特定产业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认为当生产要素、需求、相关支撑产业和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四个基本因素,以及机遇和政府两个辅助因素,因地理集中而在特定区域集聚整合为一个整体后,就会更容易相互作用,从而为集聚带来竞争优势,继而进一步吸引企业集聚,即利用“钻石理论”来解释集群竞争力。我国学者在产业集聚度定量评价基础上进行了较丰富的产业集聚度与区域经济或竞争力关系的研究[3,5,7-8,12-13,17-20],然而,对于西部矿产资源集聚的研究很少,关于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的研究就更少。胡健等[2,21]利用CR指数、H指数、EG指数等组合评价西部地区石油天然气产业的集聚程度,认为西部地区石油天然气产业的上游已显现出较强的集聚性,但是下游并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集聚性;张伟[22]对西部13个二位数资源型产业进行聚集度衡量,并计算这些产业的销售利润率,借以初步反映各产业竞争力,但没有分析区位熵与产业销售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无法揭示两者的关系特征和关系程度。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基于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的定量评价,分析其与产业竞争力的定量关系,为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发展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2 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评价指数的设定
2.1 产业集聚度评价指数的设定
2.1.1 产业集聚度常用评价指数
产业集聚度常用评价指数包括赫芬达尔指数H、区位熵、区域基尼系数、EG和CR指数等。
赫芬达尔指数:这一指数最初用来衡量市场竞争和垄断关系,后来逐渐成为衡量产业集聚度的指标。假设一个产业分布在n个地区,则该产业地理集聚的赫芬达尔指数为:
H=∑ni=1Si(1)
其中,Si表示某一产业在地区i所占的份额,可以用该产业就业人数(或工业产值)占总就业人数(或工业总产值)的比例表示。这种指数计算比较简便,但没有考虑其他产业的空间分布,因而是一个绝对集中度指标。
区位熵指数:这一指数用来评价一个地区的专业化水平,计算公式为:
LQij=Lij/LiLj/L(2)
其中,L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就业人数(或工业产值、企业数量等),Li表示i地区就业总人数(或工业产值、企业数量等),Lj表示j产业全国总就业人数(或工业产值、企业数量等),L表示全国总就业人数(或工业产值、企业数量等)。这一指数比较直观,资料也容易取得,因而得到较普遍的采用,但它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差异的影响。
区域基尼系数和EG系数:区域基尼系数表达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程度,该数值越大,表明产业集聚度越高。区域基尼系数易于计算,对数据的要求也不高,但它忽略了不同产业的组织状况、企业规模或地理区域大小等的差异,容易造成跨产业比较的误差。对此,Ellision和Glaeser [14]引入一个总体地理集中度指数G:
G=∑i(si-xi)2(3)
其中si代表某产业i地区就业占该产业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xi代表i地区全部就业占全国总就业的比例,在此基础上,EG为:
EG=∑i(si-xi)2/(1-∑ix2i)-HE1-HE(4)
式中,HE代表市场集中度指数,HE=∑jZ2j(5)
式中,Zj代表j企业就业占所在产业总就业的比例,HE等于1,则意味着该产业就业集中在一个企业,等于0,则意味该产业有无数个规模相似的企业,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EG指数弥补了区域基尼系数缺陷,适合跨产业比较,但它对数据要求较高,在国内尚缺乏系统数据的背景下,运用受到了限制。
CR指数:这一指数用来粗略评价产业集聚度,是指某一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n位企业的有关数值(如生产额、销售额、职工人数、资产总额等)占整个市场或产业的份额。公式为:
CR=∑ni=1xi/∑Ni=1xi(6)
其中,xi代表产业中第i位企业的生产额或销售额、职工人数等,N代表产业的企业总数。
2.1.2 产业集聚度评价指数设定
我国学者在进行产业集聚度评价时,结合评价对象的具体特点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对以上指数作相应的改正与完善,或组合多种指数借以更全面地衡量产业集聚水平[23-25]。本文从产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地理集中、产业集聚带动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期望通过相关指数的测度,能够反映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的地理集聚水平和经济集聚水平;同时,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和被评价产业均为矿产资源产业且均位处西部地区。因而,本文选取区位熵指数来测量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程度;同时,为了从区域和经济两个层面更全面地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组合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和经济集聚程度对矿产资源产业集聚程度进行较全面的测量。区域集聚程度采用产业企业数量区位熵NQ来表征,公式为:
NQ=(Nij/Ni)/(Nj/N)=(Nij/Nj)/(Ni/N)(7)
其中,N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企业数量,Ni表示i地区企业总数,Nj表示j产业全国企业总数,N表示全国企业总数;经济集聚水平用产业产值区位熵PQ来表征,公式为:
PQ=(Pij/Pi)/(Pj/P)=(Pij/Pj)/(Pi/P)(8)
其中,P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工业产值,Pi表示i地区工业总产值,Pj表示j产业全国工业总产值,P表示全国工业总产值。
2.2 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数的设定
根据研究角度或集聚产业所在区域的不同,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数的选择也有所差异。如同一产业不同区域竞争力的比较可选择市场占率或市场集中度,同一区域不同产业的竞争力比较则考察产业贡献和产业成长状况。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被评价产业均位于西部,选取产业产值利润率反映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
3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的衡量
3.1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的衡量
本文依照西部大开发中的西部概念,包括内蒙古、广西、陕西、重庆、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12个省或自治区、直辖市;被评价的矿产资源产业从我国国民经济最新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02
中选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及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9个产业。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获全性,衡量年份定为2006年,统计数据来自于国研网的工业统计数据库和宏观经济数据库、高校财经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7》。
3.1.1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
据查得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2006年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见表1),借以反映这9个产业的区域集聚程度。
由表1可以看出,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企业数量区位熵均大于1,按照Luxem[26]的观点,区位熵大于1.12就表明产业在某区域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即具有集聚现象,那么,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从企业数量区位熵来看,均具有集聚现象。按企业数量区位熵大小排序,前5位的依次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3.2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3.1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01)、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20)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0),它们的企业数量区位熵度均大于2。
3.1.2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的产业产值区位熵
据查得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2006年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产值区位熵(见表2),借以反映这9个产业的经济集聚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产值区位熵除了非金属矿制品业小于1,其余均大于1,但相比于企业数量区位熵,除了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值区位熵(2.13)较明显地大于企业数量区位熵(1.70)外,其余的接近(指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两个产业)或小于企业数量区位熵,这表明从产业产值区位熵来看,8个产业也存在经济集聚现象,但没有区域集聚现象明显。按产值区位熵大小,排列前三位的产业分别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2.8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2.6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13),它们的产值区位熵均大于2。
资料来源:工业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国研网;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7,高校财经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3.2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的衡量
据查得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2006年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产值利润率,借以反映这9个产业的竞争力程度(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5个产业的产值利润率不同程度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49%。尽管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产值利润率稍逊色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位居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首位;其次是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其产值利润率均高达35%以上,这与陕西、新疆、青海、四川4个省富集油气资源和秦岭中西段地区、东天山北祁连为有色贵金属资源集中区直接相关。4个加工业中,除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值利润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3个均低于全国水平,这表明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加工成本偏高。
4 中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
产业集聚具有空间集聚效应和经济集聚效应,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但它们之间并非同步进行,经济集聚效应
资料来源:工业统计数据库,国研网;宏观经济数据库,国研网;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7,高校财经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往往滞后于空间集聚效应。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当集群企业超过一定限度,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上
涨,从而制约集聚企业进一步发展;波特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也指出在企业集聚动态演化过程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以及内部僵
化等而失去竞争力。由此可见,空间集聚度达到一定程
度,会产生集聚负效应,从而降低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区域竞争力。为了定量反映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而为西部矿产资源产业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对两者作相关分析。
令自变量x表示区位熵,因变量Y表示产值利润率,根据表1和表3可得出企业数量区位熵x1与产业产值利润率Y之间的回归方程:
Y=-12.921+12.411×x1 (R2=0.363,调整后的R2=0.272,相关系数R为0.603)
根据表2和表3可得出产业产值区位熵x2与产业产值利润率Y之间的回归方程:
Y=-24.122+21.649×x2 (R2=0.763,调整后的R2=0.730,相关系数R为0.874)
以上两个方程表明产业产值利润率和企业数量区位熵和产值区位熵均为正相关,并且企业数量区位熵x1和产值区位熵x2提高一个单位,产值利润率Y分别增加12.411%、21.649%,这表明产值区位熵对产业竞争力的带动作用比企业数量区位熵强,由此可以得出,增加x2即增加产业经济集聚度对提高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效益和产业发展更有意义。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5.1.1 我国西部大部分矿产资源产业仍停留于企业“扎堆”的区域集聚,经济集聚不足
据表1和表2数据可以得到西部9个矿产资源产业的企业数量区位和产值区位熵的直观比较图(见图1),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产值区位熵较明显地大于企业数量区位熵、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略稍大于企业数量区位熵外,其余6个产业的产值区位熵均小于企业数量区位熵,表明这些产业仍停留于企业“扎堆”的区域集聚,经济集聚不足,产业附加值难以充分实现。
5.1.2 产业产值区位熵低的产业获利能力也偏低
结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产业产值区位熵最低的3个产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它们的产值利润率也是最低的,甚至是负值,同时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这3个
图1 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2006年的企业数量区位熵和产值区位熵的比较
Fig.1 Comparison between numberbased location quotient and incomebased location quotient in western region in 2006
注: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3黑色金属矿采选业;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5非金属矿采选业;6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7非金属矿制品业;8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HJ*3/5][HT9.5SS]
产业均为加工业,因而,上述现象的原因是下游加工业经济集聚度低,发展不足,从而导致上、下游之间固有的互补性和网络性所带来的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导致加工成本偏高,利润率偏低。
5.1.3 产业集聚程度与产业竞争力正相关,经济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性更强
相关关系分析表明无论是企业数量区位熵还是产业产值区位熵与产值利润率均呈正相关,表明两类区位熵指数的增加会带来产值利润率的增加,即产业集聚会带来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其中,产业产值区位熵与产值利润率的相关系数大于企业数量区位熵与产值利润率的相关系数,表明产业经济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作用性更强。
5.2 建议
针对西部大部分矿产资源产业仍停留于企业“扎堆”的区域集聚,经济集聚发展不足,尤其是下游发展不足的局面,建议今后加强下游加工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同时,加强上、下游之间的产业联系,以充分发挥集聚互补性和网络特征所带来的外部范围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提高产业产值利润率。此外,鉴于产业集聚程度与产业竞争力正相关,经济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性更强的相关性特点,建议西部矿产资源产业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继续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同时,提高产业集聚度尤其是经济集聚度,以更有效地推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产业竞争力衡量采用单一的指标,今后在统计资料获全性增强的情况下,可采用衡量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加以更客观地衡量;另外,本文截取2006年数据,今后可在获取连续多年数据的基础上展开动态比较研究,以得出我国西部矿产资源产业集聚度的纵向变化及其对西部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力作用的动态信息,以期对产业政策制定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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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Degree of Mine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
CHEN Lianfang YAN 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Hubei430074,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mineral resource agglomer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ineral industry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 so the research on the relevance of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can provide strategies to promoting competitiveness in the region. The degree of mine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an effect on miner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regional economy caused by mine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chooses location quotient to represent the degree of mine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r concretely, to choose numberbased location quotient to represent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output valuebased location quotient to indicate the degree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chooses ratio of output value to profit to show mineral industrai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ratio of output value to profit of nine mineral indus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most mineral industri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re still in spatial agglomeration but lack adequate degree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particularly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downstream chain, which has resulted in some difficulties in bringing agglomeration effect into play, accompanied by low ratio of output value to profit. Further more, the relevanc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mine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region, and economic agglomeration has greater effect on miner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an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us, it is neccessary to raise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specially the degree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besides developing downstream chain for the purpose of effectively promoting miner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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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心-模型;产业集聚;空间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3-0088-02
一、中心-模型简介
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把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提出著名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使空间问题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该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地区:地区1(城市)和地区2(农村),地区1是工业区,只生产工业产品,不生产农产品。地区2是农业区,在初始状态下,只生产农产品,农产品是同质的,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种差异产品的生产都是规模经济,进而形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每种生产要素都用于特定生产部门,农业工人只生产农产品,工业工人只生产制成品。两部门的产品都可进行区内和区际贸易,但贸易成本有所不同。农产品的区内和区际贸易都是无成本的,工业品的区内贸易无成本,但区际贸易存在所谓的“冰山运输成本”(Samuelson,1952,1954),它并非单纯指运输成本,而是包括将工业品出售到另一个区域的所有成本,它假定贸易成本表现为工业品从始发地到目的地途中发生的损耗,为了弥补贸易成本,企业将在出口区域的市场上对其产品收取比本区域更高的价格。
在模型中克鲁格曼认为行业地理集中主要受三种效应驱动:一是“市场接近效应”,企业选择生产区位时偏好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企业的产品大部分在本地销售,少部分出口到市场规模较小的区域,节省销售环节的运输成本和其他费用,即节省贸易成本。二是“生活成本效应”,也称“价格指数效应”,它分析了厂商区位对当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在有大量厂商集中的地区商品价格相对较低,从而会吸引大量的消费者聚集在该地区,进而节约了消费者的生活消费支出。三是“市场拥挤效应”,也称“本地竞争效应”,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厂商总是向竞争者相对少的地区集中,也就是说,大量厂商集中在一起的结果,就会使得该地区的一些厂商向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的合力形成聚集力,它有利于厂商和消费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相互促进;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上的扩散。假定一个地区出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就可能因市场接近效应而产生“结块阴影”(agglomeration shadow),吸引更多企业的集聚,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中心-模型。
(一)工业厂商均衡
假设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需要有n种不同的中间投入品,并且其生产函数采取CES(不变替代弹性)形式:
CM=[∫n0c(i)ldi]1/l,其中替代弹性σ=1/1-l,c(i)表示第个工业品的数量(σ>1)。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π(i)=p(i)x(i)-w(i)
minCM=∫n0c(i)p(i)di, s.t.CM=[∫n0c(i)ldi]1/l求导:
c(i)=CM/p(i)σ[∫n0p(i)1-σdi]σσ-1;
p(i)=[CMAx(i)]1σ其中A为常数。
(二)消费均衡
假设消费者消费工业品和农产品,其效用函数为:
U=CμMC1-μA
其中,CM为工业品消费量,CA为农产品消费量,μ为工业品支出份额,1-μ为农产品支出份额,μ为外生变量。消费者偏好相同,0
maxU=CμMC1-μA,s.t.PMCM+PACA=Y1求导:
CM1=μY1/PM,CA1=(1-μ)Y1/PA:城市工人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需求函数。
CM2=μY2/PM,CA2=(1-μ)Y2/PA:农村居民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需求函数。
模型还揭示聚集力的大小与人们的支出中用于工业品消费的比例(以下简称工业品支出份额)和工业品种类(或人们对工业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工业品支出份额越大,聚集力越强;工业品种类越是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聚集力也越强,循环因果的形成或者说聚集的发生变得更容易。如果工业品支出份额和工业品多样性大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意味着无论贸易自由度如何低,经济系统都必然形成聚集结构,经济系统的聚集力(或者说核心区的吸引力)非常强大,具有与宇宙中的黑洞类似的性质。导致这种情形的条件被称为“黑洞条件”,而模型对经济系统的假定通常是排除这种情形的。
二、我国东西部产业集聚现状分析
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相应的优惠政策促使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成为我国沿海与内地区域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但这种经济发展体现的是效率优先原则的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使东部沿海地区日益成为全国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制造中心,而西部地区则逐渐沦为以采掘型的矿产资源基地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对以上的模型再做一些假设:
1.Gi(i=1,2)表示地区i制造品的价格指数。
2.产品可以跨区域销售,农产品跨区域销售没有运输成本,工业品跨区域销售需支付运输成本,采用萨缪尔森“冰山交易”形式表示,即一单位的产品仅有1/t的部分到达(t>1),其余部分在运输中损耗。
3.劳动力分为两种:工人LM与农民LA,令L=LA+LM。经过单位处理,令LM=μ,LA=1-μ。农民与工人不能转换工作。两个区域的农民数量相等,均为(1-μ)/2,农民在区域之间不流动,工人则可以从低工资区域流入高工资区域,令区域1的工人比例为,那么区域2的工人比例为λ2=1-λ1。农民的工资率记为WA=1。
在中心-模型中区位因素的作用却被排除在形式化分析之外。戴卫明与陈晓红将区位因素与集聚因素纳入到数理模型中进行分析,用一个常量表示集聚过程中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以变量a代表地区a的区位因素。如果a大于零,表示该地区存在区位因素形成的外生比较优势;如果取值为零,区位优势消失;如果a小于零,则表示一个地区存在区位劣势。
根据中心-模型,通过运输成本分析我国东部产业集聚。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东部地区,首先在东部发生产业的集聚(区域1代表东部地区),λ1=1,设ω1=1,通过计算则有:ω1=w1,ω2=w2,G-μ1=(1/1+a)-μ; G-μ2=(1/1+a)l-μK1σ。其中,K=(11+a)l(1+μ2a1-σ-μσ+1-μ2aσ-1-μσ),只要K>1则ω1>ω2,区域1的集聚就是稳定的。
当存在运输成本时,不考虑区位因素时,如果σ-1-μσ>0,则存在t,当运输成本t∈(1,t*)使得(1+μ2a1-σ-μσ+1-μ2aσ-1-μσ)
当运输成本为零时,K=(11+a)l,l∈(0,1),a=0,则ω2=ω1,a>0,则K
何适:利用中心-模型浅析我国产业集聚三、中心-模型对我国西部发展的启示
制造业的发展是与该地区人口数量特别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内部运输系统效率提高、暂时维持与制造业发达地区运输成本是分不开的。我国缩小地区差距主要是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改变目前制造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状况。缩小地区差距的前提是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这一目标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和地区内部交通运输效率的提高。表1反映了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多项指标之间的区别。
表1我国东西部区域集聚度统计值
区域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城市化
水平(%)货运生成密度
(万吨/亿元)GDP集
中指数地理联
系率巨型和超
大城市数西部6128.7314.422931东部45746.119.453908首先,借鉴美国的产业集聚转移可以知道,美国中西部地区人口特别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该地区制造业快速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当地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还必须把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运输成本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内部通过快速有效的运输系统迅速统一中西部地区区内市场,促进中西部地区内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降低制造业产品的额外运输成本,促使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形成。因此,伴随着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须加强西部地区内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中心地位的获得以中西部地区内部运输系统的改善、地区市场容量的扩张等为前提条件的,尤其是转变具有初步优势的东北部地区制造业集中的状况,起到了“运输效率扩大了市场的作用”,没有充足的需求和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加快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提升,促进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西部地区制造业人口的比重和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加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产业集群做好产业配套服务业,广告、设计、培训、咨询和金融服务等服务业在集群周边的合理分布和配套会使得产业集群的运营更加顺畅,也有助于分工专业化的深化,提高生产效率;发挥政府在产业集聚形成中的引导作用。根据波特的理论和国外产业集聚的实践,政府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资、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可以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扶持。
[参考文献]
[1]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5.
国产喜剧范文5
关键词:语域偏离 喜剧小品 幽默
一、语域及语域偏离理论
语域理论起源于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变体”的概念。根据韩礼德的界定,语域指的是“语言的功能变体”[1]。所谓功能变体,就是因情境语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情境语境指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包含三个因素,即语场、语旨和语式。
语场即为话语范围,主要指交谈话题以及场地等情境因素。语旨即为话语基调,指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和语言活动的目的。语式即话语方式,指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2]。
语言的运用必须适合各自的语言环境。但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会为了某种特定的语言交际目的而部分或整体借用另一语域中的语言形式,这就产生了语域偏离。语域偏离是一种文体中借用其他文体或语域的表达方式[3]。
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经常会出现语域的转换和语域混合或语域借用的现象,指一个话题借用另一话题的语言形式特征,形式上常体现为语言使用者使用的语言不符合他所处场景的任意一个因素,如在谈论一个话题时使用另一话题的专业术语或表达格式,或在正式场合或严肃的话题中使用非正式的语言,或在口头语言中使用书卷气十足的正式语言,或使用的语言不符合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身份地位,都会给人造成不得体、不协调的感觉。这种不得体、不协调的语言即语域偏离[4]的现象。
二、喜剧小品
喜剧小品是中国大众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小品之所以受欢迎在于演员滑稽可笑的表演和风趣幽默的语言。言语幽默是喜剧小品的核心艺术手法,是喜剧小品的生命线,是喜剧小品吸引观众的重要艺术手法。随着喜剧小品的日臻成熟,小品中的言语幽默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谢旭慧在其硕士论文《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中以大量的实例分析了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特点和策略。[5]谢旭慧、牟玉华在《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语音手段》一文中分析了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常见的语音手段,包括压韵、别解、飞白、不规则停连、方音土调的运用等。邓梦兰在《喜剧小品语言世界的“偏离”与幽默》一文中分析了喜剧小品幽默风趣的表达效果,产生于对语言世界的语音、语义、语法、语体等各种层级结构中的“偏离”手段[6]。
本文主要运用语域偏离理论,选取小说剧本“唐僧收徒”来分析通过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产生的幽默效果。
三、语域偏离理论在喜剧小品中的运用及其产生的幽默效果
1、语域转换
语域转换,指的是讲话者从一个语域转入另一个语域,如秘书把领导的口头演讲稿改写成新闻广播稿,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听众由原来的专家同行变成了初学者而导致发言人对发言内容所做的修改[7]。
观音:悟空!
悟空:又是你?这五百年来,你每个星期都要来一次,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
观音:这就是你的错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好事的!
悟空:要不是放我出去,免谈。我现在很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邀请我做形象代言人, 特奥会都请阿诺德了,我只是挣些零用钱而已嘛。
观音和悟空都是古时之人,悟空对观音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在这个对话里,悟空和观音的对话没有了尊敬的意味,还有一些不耐烦的意思。属于语旨转换。这样的关系转换让人感觉很搞笑,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另外他们之间的对话本来应是用古文的形式,但是却用了纯现代的语言,如“免谈”“挣些零用钱”,具体来说属于语式转换。
悟空:那你今天来是要告诉我什么呢?
观音:你听着。(说话间,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 ……孙悟空,男,因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而被压在五行山下,现经天竺地区街道管理委员会全体大妈举手表决,将此人指派给唐朝一僧人做徒弟。
这段中,观音把孙悟空要给唐僧做徒弟这一事用现代的任命某人官职的形式宣布出来,属于语场的转换,使古代的故事具有了现代的意味,让人忍俊不禁。
2、语域混合
所谓语域混合,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域在同一个语篇中交错使用的现象[7],如在白话文中混入文言文,在书面表达中混入口头表达。
悟空:大山?要不是为了给如来一点面子,我早就变成一只苍蝇飞走了。只是住在别的地方还要收费,这里山清水秀,又有观音MM来看我,我就只好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睡觉了?
观音: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上班呢?
悟空:双休日,understand?
观音:SURE!
在上面一段对话中,既有白话文又有英语,具体的说应该属于语式混合,虽然感觉有些无厘头,但是却可以博得观众一笑,起到幽默的效果。
3、语域借用
所谓语域借用,指的是讲话者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使用了与已选语域不同的语域,比较常见的是在讲话过程或行文过程中借用其它语域的某个说法[7]。
悟空:这难道就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摇头咒”?
唐僧:不错,这摇头咒你一经听过,你就会立刻上瘾而无法自拔。一日不听就会筋脉倒流;两日不听就会周身溃烂;三日不听就会气血两亏,脸上长出黄褐斑,前列腺肿大,还会伴有更年期症状,就算吃了哈尔滨制药六厂生产的盖中盖口服液也救不了你了!
悟空:好狠毒!
唐僧:呵呵,正所谓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
在这段对话中,唐僧借用现代的广告词,把紧箍咒的作用描述一番,令人印象深刻。同时还伴随着对现在一些广告夸大其词的讽刺,让人笑,促人思。
四、结语
语域偏离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在语言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通过改变语场,语旨和语式来违反语域常规,起到幽默的效果。喜剧小品的幽默可以通过很多形式来实现,但是语域偏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文章通过分析小品剧本“唐僧收徒”,更好的展示了这一点。还有很多的例子,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谢旭慧.“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国产喜剧范文6
【关键词】 电子支付 支付宝 财付通 银联
在2013年1月23日召开的“首届电子支付发展研讨会”上,中国金融认证中心总经理季小杰透露,截至2012年底,我国5.64亿网民之中,使用网上电子支付的用户已高达到2.21亿人,预计去年全年电子支付规模将达到2.7万亿元。广阔的电子支付市场使得各界能人竞相逐鹿,纷纷进入电子支付领域跑马圈地。在这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究竟谁输谁赢谁又前景看好,电子支付产业又有了怎样的格局呢?
一、老大哥仍非银联莫属
关于传统银行,比尔盖茨曾这样预言:“传统银行将成为21世纪行将灭绝的恐龙”,这话显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银联在新的金融形势下不但没有萎缩停滞,反而愈挫愈勇,迸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活力,是当下不折不扣的电子支付老大哥。
据国际调研公司AC尼尔森的调查,银联品牌不但在中国大陆地区品牌知名度高达100%,持续领跑中国的金融市场。迄今为止中国银联的三色标“UnionPay”已在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亿张银行卡上出现,全世界数亿人的精彩生活都和它息息相关。其业务领域早已不单单只是以前的商店POS消费、ATM取现的线下交易,在互联网支付、手机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智能电视支付、自助终端支付以及其他各类新兴支付方式领域,它都有着不俗的业绩,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
或许这也与中国银联的“国家队”背景有关,它有着无与伦比的尊贵血统,直接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其财力也由各银行大亨联合输血。同时,中国银联又享有其他商家不可企及的口碑,健全的制度和良好的信誉使它赢得了国人的无比信赖。
二、支付宝——第三方支付的神话
自2004年马云先生创立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来,支付宝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书写着第三方支付的神话,刷新着第三方支付的精彩记录。支付宝创立了纯净的互联网交易环境,为中国信用体系的创立、完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年来,支付宝遭遇十面围城,众多的挑战者欲与它试比高下,但它仍以48.6%的市场份额稳居线上电子支付市场的首位。无论是在B2B、B2C还是C2C或者其他第三方电子支付领域,支付宝只是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截止2012年12月,支付宝注册账户已经突破8亿之多,无线支付用户达到430万户,人数同比增长了223%,其消费的金额也已经超过PC端用户的消费金额,总金额比去年增长546%。
支付宝的魅力或许得益于其亲人般的诚信度以及朋友般的亲和力,“社会责任永远是阿里巴巴不可分割的内在基因,这既是由于社会责任内生于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也是因为无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还是全球化、网络化带来的巨大机遇,都让我们对这个国家和时代充满了由衷的自豪感,更充满了真诚的感恩之心。”这种以社会责任为自己神圣使命的人文关怀永远使爱国者无法抗拒。
三、财付通名至实归
首届电子支付发展研讨会上,深圳市财付通科技有限公司荣获了“2012年电子支付行业服务之星奖”,这个奖项对于财付通来讲,是名至实归。2012年财付通以20.2%的市场份额,排名仅次于支付宝,稳坐第二把交椅。
财付通平台也是出身名门,由中国最早、最大的互联网即时通信软件开发商腾讯公司于2005年创办。比之支付宝,财付通起步要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早有赶超支付宝之心。目前,财付通已拥有2亿多用户的支持,与拍拍网、当当网、京东商城等全国40多万家购物平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财付通,会支付,会生活”的理念已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和响应。
四、其他支付产业商家发展状况
2012年,快钱凭借7.0%的市场份额在电子支付产业的排名第三,与其他支付商家不同的是,快钱对市场定位很明确,它更专注于对企业的贴心服务,事实证明,当难以在综合领域取胜时,调整战术,术业专攻同样可以演绎属于自己的精彩。
电子支付产业犹如一桌诱惑十足的饕餮盛宴,太多的商家想要分一杯羹。三大电信巨头也急不可待地向支付市场挺进,其势自然不容小觑。近年来外资支付暗流涌动,对中国硕大的支付市场虎视眈眈而垂涎三尺,值得警惕。除此之外,环迅、汇付天下、易宝支付等数以百计的其他支付平台,也不甘示弱,虽然其市场占有份额总计才14.9%,但仍在或大或小的领域发挥着或多或少的作用。他们极大地推动着我国电子支付向着产业化、市场化和多样化发展,繁荣着我国的金融市场。
自十年前的应运而生到如今的完善服务,电子支付正朝着更加便捷、高效和安全的方向迈进。如今的电子支付产业百花齐放而竞争激烈,在这场几近贴身肉搏的逐鹿之战中,产业的格局清晰而明朗,真实地呈现着各商家以往的战果。而未来则是公平而扑朔迷离的。正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如何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是众商家励精图治的方面和目标,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谢春.2012Q3中国互联网支付市场格局稳定.艾瑞咨询 . 网址:http:///20121206/6277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