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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论文范文1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2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3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4
1.1选题思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股金融创新的浪潮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迅速扩张和蔓延，并演进为全球性的金融变革趋势。在金融创新大潮的推动下，一批经济学家陆续从不同角度提出各具特色的金融创新理论，如凯恩斯的规避型创新理论、西尔柏的约束诱导金融创新理论等，他们对金融创新表述的角度可能不同，但其实质大同小异。金融创新是指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金融业在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业务技术、经营方式及管理法规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金融深化和变革的活动。它是一个由盈利机制推动的、缓慢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加入WTO协议的逐期履行，我国商业银行将直接面对来自国际金融界的强劲挑战。然而，在这个相对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也是与日俱增。一套完善的商业银行风险防范体系尚未建立使得商业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加大。许多导致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突出。同时，面对国际金融业的激烈竞争，作为我国金融业“老大哥”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与国际化接轨，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创新，在经营中加强风险管理。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步伐日益加快，工、建、中、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加强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股份制改造和重组上市都充满了挑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方面仍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新的经济时代，如何确定产品创新的战略目标和策略，发挥核心产品的优势为客户提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金融产品，从而赢得客户、扩大市场份额，是一项重大课题。
1.2研究现状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创新理论，他于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归结为由创新所引起的。熊彼特所定义的创新，是指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到社会生产体系中来，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他认为创新既构成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与本质。自从这一理论提出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创新理论的研究热情持续未断，但各种创新理论都未脱离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框架，都是对该理论的补充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欧美学者出版了许多著作研究和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问题。国外学者的研究在宏观、微观两个领域各有侧重:微观领域主要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定价原理和市场均衡;宏观领域的研究主要分析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制度与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金融产品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唐雄俊教授在1986年的时候出版了《美国金融市场》一书，介绍美国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创新；同时，周林教授和何旗(1985)也在《金融研究》上发表了专门研究金融产品创新的论文。此后在其他刊物和书籍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金融产品创新相关的文献。随着我国入世，积极融入到全球的经济浪潮中，形势的变化对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国外跨国银行集团的介入，对中资商业银行产品创新产生震动，同时形成创新的热潮。国内的学者开始注重在开放的金融化境中，我国银行产品创新性的影响。
学者们普遍承认开放对于国内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银行能够促进竞争格局的形成，以及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如张晖(2005)在“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开发模式选择—独立开发还是与外资银行合作开发”中明确表达: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目前陷入一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要靠“外力”才能打破这种“系统自锁定状态”。而对于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宏观方面主要从宏观管理制度出发分析。例如，刘锦辉(2006)在“业务组织系统制约下的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研究”中强调要通过体系的创新推动银行金融产品创新。艾敬仓(2006)在“金融行业治理模式探析，中提出了金融机构的三层治理摸式。庄永南和马晓琳的《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实思考》认为，加强对国外商业银行新业务、新产品的学习，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交流和合作，从而增强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综上所述，有关金融创新和国内业务发展的资料不少，较多地关注国外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但是，把金融创新理论与金融风险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系统论证，国内还并不多见。于是，我选择了二者的结合作为切入点。
1.3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了如下研究方法:
(l)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文从理论上借鉴了西方金融学中关于产品创新、金融产品如何能在新的经济时代产生而不断适应当下的环境，并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发展产品创新的实务现状，提出了诸如重视金融产品自主研发创新，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激励体系；处理好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完善产品创新后的产品保护和改进体制；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处理好创新产品与传统产品的关系等贴近实际的建议。
(2)外部分析与内部分析相结合。在对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把该风险按照外部环境风险及内部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在全面分析各类风险的产生原因及相互间的关系之后，提出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使用不同的控制方法。
1.4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是在金融产品创新的途径与方式选择过程中融入了风险控制的概念。当前的经济形势与经济全球化，我国商业银行挑战与机遇并存，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切入，探究当下环境下金融产品创新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寻求解决的办法。同时在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金融风险控制理念的灌输，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要求各国有商业银行不可大意，需要创新的同时兼顾有效地采取预防可能存在的风险。
2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
2.1产品创新的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产品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高；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2.1.1产品创新未有效利用各要素市场
从目前银行业创新产品来看，资产类方面逐步出现了消费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打包进行证券化处理以及信贷风险的转让等新的金融产品；负债类方面可以看到储蓄替代产品的不断出现，例如基金产品、证券投资产品、保险产品等，但是仍然缺乏实现现代金融业功能的品种和工具。虽然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了证券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外汇市场，金融市场参与主体也日益多元化，但在分业经营体制下，真正跨市场的银行金融创新产品还十分匮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金融产品还显得十分单一，而发达国家如德意志银行的金融服务品种涵盖了债券、期货与期权、股票上市、产权交易和基金管理、经纪人清算等数以百计的金融产品和对应的服务。由此可见，国内商业银行没有很好地利用各要素市场进行金融产品设计、创新，产品匮乏、简单化、金融深化程度还不足、创新压抑等现象和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1.2产品创新无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从银行现有的产品管理实践来看，国内商业银行往往采取的是“产品主义”，而不是“客户主义”，缺乏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创新意识。产品开发和改进往往从本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对客户信息缺乏必要的整合和细分，导致产品设计过程中不能有针对性地开发出具有前瞻性和吸引力的金融新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主体和金融产品呈现出多样化的市场特征，但这种多样化只是银行主体和产品种类的增加，我国目前商业银行所提供的大部分金融产品没有较高的增值性和附加性，不能满足客户特别是优质客户的个性化服务金融需求。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与经济状况等，决定了客户对银行服务需求层次的差异性和多元化。国外银行在经营金融业务中，十分注重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及其对银行的利润贡献度，分别开发和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加强对一般中低端客户服务的同时，特别对高端优质客户提供更完善、周到的服务。香港恒生银行在开展个人理财业务中，针对高资产客户推出了“优越理财”服务；针对中产阶级的女性客户推出“悠闲理财”服务。香港汇丰银行为加强对高端客户的服务，专门设立“卓越理财”服务，为“理财总值达到100万元及以上”的客户进行全面的理财服务。在这里，客户除享受“一对一”的客户经理服务外，还可享受综合理财户口、创新备用信贷、高额透支、综合保险、旅游等多种服务和优惠。香港花期银行对“百万富翁”级客户，更是实行“三（客户经理、基金投资经理、外汇投资顾问）对一”的专业投资服务。现在，又改成“四对一”服务，为客户新增了一名理财助理。此外，这些客户还可享受银行提供的24小时投资买卖、网上贵宾理财等服务及豁免信用证（卡）年费、旅游、娱乐、购物、美容等多种奖赏和优惠。而我国由于实行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体制模式，出于对市场风险的控制，国家对银行、证券、保险合作有较多的限制，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合作也仅仅停留在共享网点和营销资源的较低层次上，国内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个人理财产品主要在银行自身的产品打包之上，很难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对证券、保险等综合产品的开发较少涉及。产品方面的欠缺，导致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往往注重于表层的服务方式，如配备专门的客户经理、提供专门的场所、亲情服务等，这虽然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个性化的“财富管理”在本质上还是有较大的距离。
2.1.3产品创新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从当前银行的经营环境来看，不断变化的市场和新技术革命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银行业务品种日益增多，覆盖了公司和个人存贷款业务、银行卡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金融衍生产品等各个领域，银行产品和服务也不断向证券、保险等其他领域渗透；但是目前银行给客户提供的许多产品功能仍然十分接近甚至重复，且缺乏产品之间的相互连接，没有考虑到将这些产品的功能进行整合和优化。此外，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缺乏有效的交流，从而导致银行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出来的产品与市场的需求有相当的差距，难以得到市场的认同，有许多产品出现开发出来后乏人问津的现象。国内一些银行开展金融产品创新的初衷只是为了提高知明度、抢占市场，而忽视了盈利能力的提高，在创新过程中只求规模不讲效益，一味求“新”求“鲜”，致使一些创新活动表面上红红火火，但实际上赚了吆喝赔了钱。在产品的后续管理方面，则普遍存在重视产品开发，轻产品维护、产品改进的问题。银行产品推向市场后没有有效的跟踪体系，销售的实际情况得不到及时全面的反馈，缺乏产品盈利能力、客户群体、产品质量、市场认可程度等方面的事后评价和分析，无法为产品计划的调整改进提供有力依据，从而大大缩短了金融产品的生命周期，无法适应市场竞争。
2.1.4信息技术落后，与产品创新的融合度不高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不断应用于银行业务领域，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电子信息服务，而且我国银行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缺乏深层次数据分析功能的营销系统就是一个例证。另外，我国各家银行在建设自己的电子网络系统时基本是独自操作，这样开发出来的系统往往导致重复建设，增加了运营成本。据统计，目前恒生银行80％花旗银行79％的业务量靠自动化设备处理，电子银行系统不仅为客户提供一般的账户查询、转账、付款等服务，而且还提供客户贷款申请与迅速批核服务，以及通过电话银行或电脑进行股票、外汇、基金等投 资的服务。但是尽管近几年国内银行业务电子化发展迅速，电话银行、网络银行、ATM等渠道的使用越来越普及，但与国外银行服务方式相比还远远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仅从我国私人银行业务来看，目前90％以上仍由柜面人工办理，许多简单的存款支取业务、代收代付业务，完全可以采取机器处理或客户自助的方式解决，却往往集中在柜台办理。如工资、代收水电费等，通常要面对庞大的客户群体，而大部分基层银行网点少、人员少、窗口少，服务很难跟上，柜面排长队现象屡见不鲜。个别开办代售火车票业务的银行，因开设窗口较少，在春运等节假日高峰期间每天门前人满为患。一方面增加了人工成本和柜台压力，挤占了其他业务的开展,另一方面造成业务处理速度偏低，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2.1.5产品创新的差异性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
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雷同，产品缺乏特色，金融工具品种少、结构单一，突出表现是：产品创新往往着眼于对同一客户群体的争夺，如大型企业、高收入阶层等，而对另外急需提供金融服务的客户，如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一般城市居民等，则缺乏创新性产品；一种新的创新产品开发出来后，很快就被其他银行竞相模仿，易于造成一哄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导致资源浪费和市场秩序混乱。目前各家国有商业银行推出的创新产品大多是在传统存款、贷款、票据、投资、结算、担保等业务基础上的创新，缺乏期权、期货、票据发行便利等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各类金融产品组合创新，这就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同时，国内商业银行现阶段尚不能利用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分析手段、金融管理方式来拓展业务范围、增加收益来源，大多靠引进国外技术比较成熟、交易系统比较简单的业务，创新产品系列大同小异，独特性不强，不但无法成为自己的核心产品，反而形成了过度竞争。过度竞争使得收益率降低，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往往需要增加投入扩大规模，形成恶性循环；由于过度竞争，竞相压价，收益水平下降，在相同的价格水平下，为提高收益水平，银行只能采取各种方式，降低服务质量；过度竞争会导致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的能力降低，整体效益下降；金融创新产品维持较低的价格水平会使银行缺乏增长后劲，加上同业之间的挤兑，致使新的银行业务很难发展起来，最终降低整个行业的竞争实力。
2.2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有效的体制支持；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金融创新人才短缺。
2.2.1金融创新环境不完善
一是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还是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都占有垄断地位，不利于金融创新。二是我国的金融管制相当严格，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而且对创新产品审批环节多、审批时间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创新。三是对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缺乏法律保护。一种新产品开发出来后，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加以认定和保护，于是很快就被其他银行仿效，使得最初的产品开发银行预期利润降低。如中国建设银行最早推出以“汇得盈”为产品品牌的外汇结构性理财产品，首创锁定固定收益的较长期限外汇理财产品，吸引了大量个人客户将手中外汇现金或在其他银行的外汇存款转而购买该理财产品，以期取得比一般外汇存款利息高出一筹的收益。不过仅仅过了一周，国内各其他银行纷纷推出同类型产品，不论是产品设计、目标客户群、定价模式均如出一辙，受益却略略高出最先推出产品的银行。这也是各银行不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搞自主创新，从而导致产品同质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四是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超前消费意识和投资理财意识淡薄，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加快金融创新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基础
2.2.2缺乏新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力
长期以来，我国对资金的利率一直实行大一统管理，由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和监管，各金融机构只是负责在人民银行授权范围内组织实施，表现出强烈的计划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没有实现市场化，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我国商业银行仍然无法根据企业及贷款项目风险水平的大小确定贷款利率。由此损害了利率内在平衡机制，造成了利率结构的扭曲，影响了资金配置效率，致使商业银行自主创新能力低，难以自主定价配置资产和防范风险。在新产品开发中，国内银行往往缺乏市场调研和系统分析，只是根据领导“命题”，在不完全、甚至很不了解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就进行新产品软件的开发工作，结果只能是“三边”作业（一边提需求、一边设计、一边开发），不仅新产品系统的开发质量不高，而且常常是未经市场试验便匆匆将产品推向客户，结果便是在市场上一边交“学费”，一边更大的成本改进产品质量。
2.2.3金融创新效率不高，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
金融产品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单个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创新步伐迟缓，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对创新涵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只重视单个产品推出，而对其他方面未做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使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和运行机制，创新缺乏动力和持久性。目前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沿用的“部门银行”组织框架。在管理上，国有商业银行沿袭了总行一分行一二级分行一支行一网点的5级管理模式，这种多层次、垂直型的组织体制往往造成信息衰减、沟通不畅、组织僵化等弊端。不利于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运作体系。在内设机构上，主要按照业务及产品分类设置部门，一个部门只负责提供一种或几种产品和服务，部门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无法从整体上对业务进行综合管理，更难以对客户、渠道、业务等进行成本分析。总分行制以及总行对经济发展不同水平地区“一刀切”的授权限制，不利于在银行内部形成有效的创新传导机制，对瞬息万变的竞争市场作出敏锐的反应；商业银行对创新的激励考核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亟待根据创新业务的特点和新情况作出调整。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在技术领域的建设模式基本上围绕数据大集中这条主线进行。但数据集中并不能直接带来银行经营水平的提高和风险管理的改善，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及时获取各类交易数据，并将交易数据转换成有用的信息和产品。
2.2.4创新产品缺乏整体营销和品牌营销的意识
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多是以个别产品的交易为中心，这导致对优质客户没有整体营销的概念，每一笔交易都是孤立的，而美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模块化产品管理方法，通过对产品的分解重组，产生种类繁多的创新组合，满足不同客户对金融服务的不同偏好。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条线分割清晰，各自为政现象普遍存在，缺乏对产品的统一规划管理。中资银行在产品形象设计时，很少将新产品与银行整体品牌相结合，错失了提升整体品牌形象的机会，并延长了新产品品牌形象在客户心中扎根的时间。如各家银行竞相推出的理财业务中，工商银行的理财金账户、农业银行的金达理财、民生银行的富林理财和保得理财、招商银行的金葵花理财等服务项目。显示了国内银行对“金”、“富”字眼的喜爱。但这些名字除了招行的“金葵花理财”是对招行的“葵花”形象的延伸外，大多数银行都与银行原来的品牌形象关系不大。
2.2.5金融人才短缺，缺乏有效激励约束机制。
人才是产品管理的关键因素。国有商业银行虽然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提倡人性化管理，确立人在产品创新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业务目标，经营责任与管理责任的具体落实和特殊的专业人才政策，因此在经营管理中无法充分发挥职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3可推出创新金融产品的种类
这里所说的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工具和业务的创新是相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过去的工具和业务而言的，并不是相对于国外商业银行而言的。银行产品创新方向可分为五大类：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中间业务产品创新、虚拟化金融产品创新、个性化金融服务品牌创新、其他金融服务创新。其中前两项创新能为银行业带来直接收入，后三项创新则可以通过提高银行竞争力，间接带来经济效益。
2.3.1银行传统资产负债业务创新
目前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新产品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上海银监局在去年召开的“2009年上海银行业金融创新与监管研讨会”上强调，上海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口应放在个人人民币产品上，上海应当成为各类人民币传统产品和新型产品的研发和交易中心。而上海做为国家确定的金融中心，其发展方向在全国金融业应产生导向作用。不断加强个人金融产品的创新，推出各具特色的产品，以品牌效应吸收存款、争取客户。 贷款业务创新产品方向仍然主要集中在个人业务方面。个人贷款新产品几乎涉及居民的全部热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生产性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品种有住房抵押贷款、旅游贷款、助学贷款、汽车贷款、耐用消费贷款、装修贷款、定期存单质押贷款等多种。广东发展银行还第一个推出了个人投资创业贷款，表明个人信贷业务己从消费领域步入生产领域，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企业贷款产品创新可以在票据贴现、项目融资、福费庭融资、保理业务等方面做更大的探索。
2.3.2中间业务创新
近年来各商业银行新开办的中间业务种类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证券、基金、保险、收付款、电子商务、交费易、银证通、咨询、保管箱、企业银行、个人理财、代开存贷款证明等。各类中间业务推出之初因为没有明确统一的收费标准，各行为了提高竞争力，纷纷提供免费服务或象征性收费，因此，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很低，没能起到增加银行收益的作用，也造成办理中间业务的巨额投入与低产出之间的矛盾。而随着存贷利差收益的收窄，国内各商业银行已纷纷取消免费服务，推出新的中间业务产品将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2.3.3虚拟化金融服务创新
虚拟化的金融产品是指在网络、信息与高新技术的推动下，银行的经营打破了传统的柜台概念，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以集成电路卡、网络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方式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集查询、转账、信贷、买卖股票、买卖外汇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虚拟银行。目前，多数国有商业银行都开通了电话银行业务，网络银行业务。但电子渠道银行口碑最好的并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是招商银行。
2.3.4个性化金融服务创新
个性化金融产品是指银行为其客户（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个性化一揽子综合的金融服务。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包括企业银行、个人银行、商人银行、理财宝、外汇宝等。这些产品的推出表明银行与客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客户是银行利润的重要保证和来源，而客户对银行服务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方面民营股份制银行同样领先于国有商业银行。如2010年3月底，为顺应国家扶持中小企业、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兴业银行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首个面向自雇个体、个体工商户、合伙人和私营业主等“成长型经营业主”群体量身定制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兴业通”。此次升级后的“兴业通”品牌产品“集贷款融资、支付结算、理财规划与贵宾服务”为一体，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成长型经营业主提供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的产品。 与同业同类产品相比，“兴业通”最大的特色在于其提供的不再是单一的银行产品或服务，而是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方案。除了基础的支付结算功能，“兴业通”提供的贷款资金将有力支持经营业主扩大经营规模、改善经营条件。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5
1引言
为了贯彻十六大关于经济特区要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加快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步骤实施，厦门市委、市政府于2003年5月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设立翔安区。在新修编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拓展时序安排上，翔安区的发展设计是：翔安区作为厦门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辅城，远景发展为城市副中心。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翔安区已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区域生态系统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正处在全方位的改造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面临着更多压力和挑战。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是促进翔安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厦门市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生态城市的需要，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2生态安全格局问题辨识
目前存在的主要威胁翔安区生态安全的问题包括：
首先，林地和农业用地不断减少，使这两种组分所担负的生态功能被削弱。随着城市化过程，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移的趋势仍将延续，生态稳定性维护用地总量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区域生态系统就会变成一个稳定性维护机制非常脆弱的系统。
第二，城镇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线型景观，建成区逐渐连成片，割裂了原有大片的生态空间，导致了区域景观破碎化趋势，影响到了区域生态稳定性。就目前发展趋势看，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干扰改造活动还会继续下去，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区域的植被覆盖度，也使得各自然景观组分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受到阻碍，降低自然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安全性的维护功能。
第三，养殖业的旧有规模，使得滨海滩涂和浅海水域集中分布区分隔，降低了自然湿地景观的连通性和整体性，显著增加了海岸带生态脆弱性程度。
第四，由于现代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安静的田园气氛被彻底打破。大量土地被开发利用，致使绿色空间不断下降，生物保障能力损失严重，形成了上述各种生态安全问题，再加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全区环境的舒适性和美学价值已大打折扣。
第五，随着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进行，未来翔安区的经济和社会也会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对于区域生态系统的改造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幅度。这会使本区在进行土地开发建设以前缺乏必要的生态可行性论证，建设的同时又大都没有考虑必要的生态恢复和补偿建设，如此的强度和速度致使其对局部生态系统的影响己经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忍耐限度，使局部的生态系统往往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生态安全性极低。
3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资源基础分析
安全格局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全面了解自然本底状况和现状景观组成及空间布局的基础上。生态景观组分及可利用土地的现状分布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前提。区域的自然骨架包括大的植被地带、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水体廊道、小的块状绿地等人为廊道。它们构成了区域性与局部人工环境的保护体系与保护屏障，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条件。
3.1植被带
全区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五块地区，即东北部的溪园内区、大帽山林场区以及东部的白云飞－锄山林区、鸿渐山、香山。但是由于周围地区土地开发活动的蚕食，使得大片的植被区逐渐被道路或城镇建设用地所隔断，呈孤岛状分布。林地的覆盖率偏低，树种单调，林相结构单一，缺乏观赏价值。
3.2土地资源
翔安区仍有大量适建用地可供城市发展，土地的可塑性很大。区内目前仍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农田，其面积占总面积的44％，从空间分布上看，全区农业耕作地的集中分布区已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而逐渐缩小。翔安的工业用地分布比较散乱，存在规模小、土地浪费严重的现象。翔安区的滩涂资源丰富，目前有49.73km2，集中分布在翔安区南部，沿着海岸分布大量的养殖池塘，近些年来盐田也不断转为他用。
3.3绿地
城区目前公共绿地严重缺乏，无成规模的社区绿地及街头绿地。
3.4水库坑塘
区内仅有曾溪水库和古宅水库等小型水库，地表水和地下水缺乏。就近期供水基本满足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但从长远来看，水资源缺乏将成为本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区内散布大大小小的坑塘，也受到人工干扰影响及自然因素影响，不稳定而变化明显。东坑湾已经成为区内最大的人工围堰内湾水域，作为区域开发的重点，应对东坑湾进行大规模的水域环境整治工程。
3.5河流水系
区内较大的河流为九溪，它作为翔安难得的生态开敞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价值。多年来九溪水质污染严重，农业、养殖业等侵占河道现象明显；河流的连续性较差，河流的保护宽度很窄；部分河段被人工固化，水陆交界带的自然生态过程被破坏。
3.6交通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路网结构不成系统。整个区域的交通道路，仍然在完善建设中。
4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策略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的建设过程，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应形成生态走廊，使得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良好的结构和功能联结，从而为研究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建立维护城市人居环境、维护景观生态过程安全的有效生态网络。网络通常由廊道、节点、廊道效应区组成。
4.1区域关键地段的辨识和生态建设
所谓关键地段，是指这些维持景观的连续性具有战略意义或者瓶颈作用的景观地段。通过这些关键地段的景观保护和建设，有效提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并使人类为保护生态系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降到最低。通过生态健康格局评价，来辨识整个区域的关键区。
4.1.1生态健康关键区
①翔安东北溪园内－大帽山林区、白云飞林场、香山风景旅游区：在这些区域植被集中覆盖区，要严格约束其内部的开发活动，以避免自然植被破坏和损失。
②曾溪水库、古宅水库：它们是翔安区重要的水源地，加大植被覆盖度，发挥涵养水源的作用。
4.1.2生态亚健康关键区
翔安区发展的空间结构为“一心、五片”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十字形”轴线分布的产业空间结构（“一心”指城市中心区，“五片”指新圩农业保护片区、马巷工贸片区、东坑湾高档居住片区、刘五店－澳头港口物流园区、大嶝－莲河对台特色产业园区）。分布格局正好处于目前生态亚健康状态区域。这些生态亚健康状态的点和局部，包括：
①崎头－下潭尾－琼头地段、下后滨，澳头，莲河等滨海岸段：这些岸段目前以水产养殖功能为主，今后应对养殖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规范养殖；局部地段可以用恢复沿海防护林和红树林等植被来改善和恢复岸线的自然属性。
②马巷、新店、大嶝等城市组团。
通过合理的规划手段，约束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方向和空间分布，对城市建设区形成良好的分割。尽量利用现有的生态基础建立组团之间的生态隔离带，可以利用人工林地、园地和农田等生态空间构架这样一些组团隔离带。在适合地段引入适量的绿地类型景观。注重居住区和工业园区的绿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景观形象。通过建成区内部的土地调整，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开放空间和绿地覆盖。要合理选择持久、稳定存在的林种、树种，一般以乡土植被为宜。
4.2生态节点建设
生态节点又称踏脚石(steppingstone)，是整个区域生态体系或者景观格局中，一些面积较小但至关重要的区域。这些节点一方面形成区域安全网络的关键保护点，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控制点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改善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①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节点。农业面对快速扩展城区空间的压力，农业土地资源消耗很快。保留一些重要的基本农田，一则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则可与城市绿化隔离带相结合，成为城市绿色的开敞空间，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②东坑湾水域、澳头滩涂节点，这些区域作为重要的湿地鸟类物种栖息地加以保护。
③鳄鱼屿、刘五店海域，作为重要海洋珍稀物种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的栖息地保护区。
④下谭尾、九溪入海口的红树林恢复区，作为重要生态系统恢复区加以保护，防止填海造地等开发活动对其破坏。
⑤区域内面积大于1km2的坑塘水体。
⑥生态廊道网络的节点，主要指生态空间网络系统的交叉点处形成的生态节点，特别是大型立交桥周边地区形成的绿化空间节点，也包括与绿色通道相连的公园、湿地等；
⑦建成区内独立的开敞空间，主要指是一些建成区内集中分布区的大型城市公园或绿化广场。这些节点也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建设的有益补充。
区域生态节点的保护和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区域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区域植被覆盖度的增加，有效地约束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展，减少局部地段的景观破碎度和城市化速率。
4.3生态廊道的建设
自然生境之间的生态连通性是衡量区域生态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而生态廊道则是实现和维持生态连通性的主要手段。廊道的结构是影响廊道生态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河流廊道还是道路廊道，都应该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植物的配置以乡土树种为主，最好是将周围的植物群落引入到廊道结构之中，在树种搭配上乔、灌木结合，使廊道结构趋向于自然状态或者半自然状态。
4.3.1河流廊道的建设
针对九溪展开生态与景观综合整治十分必要，主要措施包括：
①保持河道的自然地貌特征，保护自然形成的浅滩、沼地；
②满足物种栖息地的多样性植被群落；
③水质治理，严格控制河流的水污染；
④建设生态驳岸，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间的交换与调节，具有一定的抗洪强度；
⑤划定河岸两侧100m范围为河流的缓冲区，限制人类活动；河岸两侧30m内的范围作为河流廊道必要保留的宽度，其范围内必须保证良好的植被覆盖度，保持和恢复生态群落的完整性。
4.3.2交通廊道的建设
交通廊道对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或者特定区域来说，是一种干扰型的廊道，在廊道设置方面，要有意识地减少这些干扰，尽可能避开生态系统完整且脆弱的区域；尽量避开野生动物的生态廊道，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在道路两旁建设一定宽度的绿色植被廊道。
4.4区域安全格局的生态网络及其建设
4.4.1生态网络构架
整体生态空间格局的连续性程度是衡量城市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网络的增加被认为是提升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生态价值较适宜的方法。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趋势分析基础上，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生态纽带，使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结，从而形成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就翔安区而言，就是利用组团分隔带、山地林地和滨海自然保护区，形成相互联系的生态空间构架，以增强防灾（台风、虫灾）、消除热岛效应、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功能。
因此，合理组合全区现有的以生物生产过程为主的生态系统类型，并结合上述关键点与关键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改造，建设具有区域意义的大型生态轴线，实现对全区现有以及未来城市建成区的有效生态分隔。生态轴线的具体构成如下：
①溪园内－大帽山林场－白云飞轴线；
②澳头－刘五店－鳄鱼屿滨海滩涂轴线；
③小嶝－大嶝－澳头浅海滩涂轴线；
④香山－东坑湾轴线；
⑤九溪及其生态缓冲区轴线。
4.4.2区域生态轴建设
山地林区轴线是生态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对于维护全区生态稳定性具有其他景观类型无法替代的作用。完善林地组分结构和功能，建立未来景观舒适性。增加各生境斑块的完整性和连接度，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并通过溪流廊道和交通廊道，将自然引入城区。
对于滨海滩涂浅海轴线，应科学确定岸线和海域功能分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总体效益最优化。尽可能保留和恢复自然景观和自然生态岸线，如珍稀海洋物种栖息地和红树林、滩涂湿地等特殊生境。控制海域污染，适合地段恢复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
以九溪两侧绿带为竖轴，以香山－东坑湾绿化渗透空间为横轴，构成翔安城区十字形的绿化主轴。
5结语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和规律比较合理地运用于实践。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规范无序的超强度的城市建设行为，使其对区域的生态安全不致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以经济和高效的景观要素的配置状态，使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实现区域经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从翔安区目前的景观组分比例和空间分布形势来看，基于现存的生态景观，以有限的土地资源来进行安全格局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海湾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趋势，最终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
参考文献：
[1]陈鹏.基于遥感和GIS的景观尺度的区域生态健康评价——以海湾城市新区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07,27(10):1744-1752.
[2]陈志鸿,陈鹏.厦门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述[J].厦门科技,2005,(4):4-7.
经济增长论文范文6
随着经济金融化，资源的分配，学者们对金融发展所体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专家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经济增长受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经济与金融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学者难以给出定论。也这是由于如此，本篇文章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实证来分析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最后的研究结果回答了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关系。
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基于VAR模型之下，将经济增长、资本存量、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以及对外开放看做是系统里面的变量指标，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考察。
(一)变量和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的发展状况。
2.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不一样，因而学者所选取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大相径庭。为了对金融发展进行准确的衡量，我们在选择金融发展指标的时候，充分借鉴和思考了戈德史密斯(1969)、罗纳德.麦金农(1973)、爱德华.肖(1973)以及莱文(1997)等相关人等的观点，并着重从金融发展的具体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机构在工作上的效率这三个层面上展开了考察。
3.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存货增加额，本章以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资本的投入。由于存货增加额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资本存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用(MKR/GDP)表示。
4.本章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值(W/GDP)来对劳动投入进行衡量。
5.本章在考虑到了对外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VAR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对外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IE/GDP)来表示。本章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GDP、固资投资以及薪资总额等相关的数据都源自于安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系列可能存在异方差，故本章将所有的数据系列都取对数，所有相关测试都是通过Eviews6.0来进行。
(二)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1.VAR模型因为不能够预先对系统里面各个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确认，所以本文使用基于VAR模型之上的分析法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分析。VAR模型作为一种系统回归模型，其对系统里面全部的变量都是统一对待的，因此我们不用对自变量以及因变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预先考虑。
2.短期因果关系测试样本中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单位根测试过程，基于单位根测试可知晓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此时可考虑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仅仅只能够对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变量进行测试，并未涉及到误差修正项的检验工作。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可知:应变量是ΔLRGDP时，否定了3%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W、ΔLMKR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与此同时还否定了4%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IE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其最终结果显示GDP之所以会发生改变，其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方面发生改变，在这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劳动力、资本存量等。如果应变量是ΔLFIR，5%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MKR并非是ΔLFIR格兰杰成因的假设进行否定，金融深化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存量发生改变。VEC格兰杰因果测试结果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存量、经济增长、劳动投入等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
(2)资本存量、金融深化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换言之，金融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发生改变;
(3)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具备统计意义。前三期无需考虑LRGDP所做出的贡献，LFIR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从第二期开始便可知晓误差方差是9.7%，到第三期时可明显发现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即解释率为31.5%，直到第七期为止呈下滑趋势，第八期在20%水平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波浪形。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二期时可清楚知晓误差方差为0.78%，第二期到第四期这段期间大幅度增长，第四期时误差方差的解释率为40%，直至第六期为止一直都是上升趋势，第六期时便达到最高点，解释率为57.5%，达到顶点之后便逐渐下滑，但解释率不会低于20%。仅就劳动投入而言，第四期的解释率为7.3%，此后便会呈现上升趋势，但解释率不会低于15%;仅就对外开放而言，从第二期开始便可发现误差方差的解释率没有达到0.1%。综上所述，通过新息分析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金融发展给经济大幅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所有变量中贡献率最大的是金融发展，尽管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会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影响力较大，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安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大幅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此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的是VAR方差分解法、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从劳动投入、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对1989年－2012年这段时期所有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其最终结果如下:
(1)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指标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FIR处于长期均衡。这说明，在1989－2012年间随着安徽省GDP的增长，金融资产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二者保持着长期稳定。
(2)此次研究工作中以安徽省为例，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金融发展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力较小。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法制环境、地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等，对安徽省现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可明显发现本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完善成熟的法制体系，对现行机制进行修改与完善，如此一来才能够将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区域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
(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有一定关联，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金融发展等。与此同时还可明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