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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镇化范文1
一、目前城镇化进程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城镇化加速发展，不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新的影响。城镇化让大量农民变成城镇居民，让广袤的农村成为都市。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社会生产力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中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选择。自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2000万人，年均城镇化水平提高近1.5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超过7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2.57%。
未来20年，将是中国城乡变动最为明显的时期。数据显示，到2030年，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镇。
然而，在过去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在以地生财的利益驱动下，盲目拉大城市建筑框架，乱批乱占土地，热衷于扩大城区，增加开发区，土地利用十分粗放。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地、机械地将非城市地区划入城镇，农村人口并入城镇人口，导致城镇人口规模短期内迅速增加。因此，现在所说的超过50%的城镇化率，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绝大部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并没有在城镇实现永久定居。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而现行户籍和土地制度，正是阻隔在城乡之间的主要壁垒。
现代化的城镇，不应是建筑和道路堆积而成的“水泥化”，而应是人与城镇、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化”。谁是城镇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生活在城镇中的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镇，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城镇需要让人幸福！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自党的十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以来，这一词汇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中央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之一是，过去将近3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城镇化阶段，但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人口在空间上似乎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但这群人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实现真正的城镇化。于是，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现在的统计是2亿多，如果未来城镇化政策得不到改善的话，这群人的规模将变得更大），这个群体的未来走向和归宿，将直接决定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走向和归宿。
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保护农民利益，不能牺牲农业和粮食，更不能牺牲生态和环境，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集群化、生态化及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
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宜居之所。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而不是单一地建高楼、建广场。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不仅农业的规模效益出不来，扩大内需也无法实现。
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是让更多的人城镇化，而不是只解决土地的房屋化和扩大城市边界，其中更多的是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政府职能和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需要重新厘清。
新型城镇化旨在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内涵，有必要对长期被扭曲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概念进行反思。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将“工业化”等同于“工厂化”；将“城镇化”等同于“城区化”、“非农化”，误认为“城镇化率”是没有极限和边界的，城区可以无限扩展，城镇化率可以无限提升。这就导致一些地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基本上是靠“土地财政”为支撑，牺牲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不断强化城乡“二元结构”为代价的。
三、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
我国的城镇化不能是人口简单地由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其背后涉及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需要在社会关系的调整中逐步实现社会融合，并在一系列的制度框架下引导并实现社会平衡。不能只看单一的经济发展数字，而需要从人文视野关注公众的社会福利，尊重城镇化发展的长期性、渐进性规律。改变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把发展重心从“城”转移到“人”上来。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从决策层到学界，从媒体到公众，普遍的共识是：大规模的、有点流浪性质的流动人口的出现和存在，是不正常的，也充满不公平性。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加速推动包括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财税制度、高考制度、收入分配体制、养老统筹制度、医疗体制、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新型城镇化实质上是人口和土地同步城镇化的过程。人口城镇化滞后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极其深远。农民工进城就业，出现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而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和农村比较陌生，却很难真正融入城镇。因此，新型城镇化要妥善解决农民人、地分开的局面，将地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合二为一。地方政府必须改变过去土地融资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让已经进城的两亿多农民工安顿下来，将农村留守的儿童和家属逐步向城镇转移。这就要求以制度创新来解决人口城镇化难题。需要制定国家层面的人口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人口城镇化及其需要的转型与改革的基本目标。从多方面看，“十二五”初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且有望近一两年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四、深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人口城镇化改革有两个关键问题：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作为“十二五”的约束性目标；以创新农民工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统筹推进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
新型城镇化是一场真正的改革。正如总理所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在推进过程中，还会遇到并且必须解决各种问题。”5月24日，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关键靠改革。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意见》提出，要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以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县人口、人口集聚功能为重点，开展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实施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创新城乡社会体制管理。《意见》明确，要根据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转移人口情况，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相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符合条件的常住人口。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促进经济社会更加协调发展的过程，更是城乡各方面利益关系大调整的过程。新型城镇化面临两大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实现已进城农民工平稳有序的市民化，第二个挑战是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对人口和劳动力的需求。城镇化会导致大量的农民变成市民，被迫的城镇化对失地农民而言将是痛苦的。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不只是简单地改变称呼，而是涉及到户籍、就业、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问题，需要政府进行一系列配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已经实行了近50年的户籍制度，像一条无形的带子，在相当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自由流动。人们愈来愈强烈地呼唤彻底拆除户籍制“围墙”。户籍制度改革不该是一个形式，而应是城乡间利益和资源的一次实质性“重组”，也是政府部门间权利的一次“重组”。户籍制度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门槛，是一个制度群，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中央政府进行顶层设计。户籍制度改革关乎公民社会权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不能仅限于地方制度的改革，中央政府应从国家建设和公民权的角度来制定相关法规。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这是现代国家社会管理效率的要求，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要求，也是公民社会权益公平的要求。
人的城镇化范文2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人的现代化；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4-28（5）
新型城镇化是链接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环节。中央城镇化会议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培育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创新精神、公益理念、健全人格的高素质市民。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求实现人的现代化。这里所称的人的现代化，是指置于现代化系统中的人的现代化，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代化这一重要范畴加以界定。现代化，即如人们所言，它是受人们的价值观念指导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到文化各个层面的人类文化的进步运动，也是一个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大子系统在内的庞大系统工程。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导向工业革命，提供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动力，同时使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人格载体的社会主体即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分化与整合，从而促进作为经济和社会集中体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民主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大众参与。相应地，人们在文化方面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从教育水平到知识心理结构，也会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1]这样的理解，超越了过去人们对现代化的狭隘认识，即现代化不只是纯经济、纯物质层面的，它内含着人的现代。现代化的一切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实现人的现代化。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Alex・Inkelex）就曾提出，人的现代化是指“他是一个见闻广阔的、积极参与的公民，他有明显的个人效能感；他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乐意接受新经验以及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他是相当开放的，在认识上是灵活的”。同时，英格尔斯通过对6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结出“现代人”的12个特征：现代人应具有与宿命论相对立的效能感；乐于接受社会变迁；愿意接受新的生活经历；尊重并愿意考虑各种不同意见；积极获取并关心新的知识与信息；守时惜时，具有较强的时间观念；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都趋向于计划性；基于对理性的依赖而对周围人给予依赖；重视专门技术和公正的分配；有较高的受教育和职业期望；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不应特殊的个人特征而给予不同的对待；对生活采取分析的态度，倾向于更积极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2]
国际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则列举了现代青年和现代劳动者的特征：
青年对长者不那么顺从，对消费不那么计较，对享受不那么耽溺；劳动者敢于负责，懂得自己工作怎样与别人配合，能承担更多的任务，能迅速适应变化的情况，以及敏感地与周围人协调一致；乐于探索工作的意义，敢于怀疑权威，持有独立见解，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工作，办事灵活，行动敏捷；以自己与众不同而自豪。[3]
中国学者参考国外现代化问题专家的意见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的标准：（1）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2）具有高度的法治精神；（3）具有开放的头脑；（4）具有合作精神和竞争观念；（5）具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6）尊重科学，不迷信权威。[4]在此基础，我们也可将人的现代基本素质特征及其构成进一步概括为：其一，有现代化的理想与进取精神。其二，有社会公德和现代人格。其三，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其四，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化时空观念。而如果把这些特征加以高度概括，现代化的意识、现代化的素质和现代化的能力实际上就可成为衡量人的现代化的几条客观标准。[5]
新型城镇化要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需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现有格局下，考察新型城镇化的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需要从人口的现代观念、市民的休闲生活、教育条件、公共服务、社会参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等层面积极推动，以夯实人口城镇化的基础，并最终逐步实现人口的现代化水平。
1 淮安人口结构与城镇化的人口结构
2004年淮安市辖4区4县，包括92个镇和24个乡，总面积1.01万km2，总人口524.06万。自2000年以来淮安的城市化进程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2004年末淮安全市城镇人口达到 190.47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6.35%，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
表1为淮安市城镇规模等级结构，可以看出，淮安市46.2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1.12%的中心城市淮安，30.84%的非农业人口居住在占城镇个数93.26%的83个人口少于2万人的小城镇中，只有22.92%的城镇非农业人口居住在仅占城镇个数5.62%的5个小城市中。城镇规模等级体系发育不全，无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10～20万人的城镇虽有2个，但人口也刚刚超过10万人，5～10万人的城镇只有2个，2～5万人的城镇只有1个，1万人以下的城镇多达80个。由此分析，淮安市域城镇规模结构可以归纳出下列特征：城市化水平不高；城镇人口分布表现为“中间小、两头大”的哑铃型。[6]
2 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
理论上，对生活方式概念的界定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体系。[7]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分析边界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生活方式的内容去界定。对广义的生活方式的分析应该涵盖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消费生活、闲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等广阔领域；狭义的生活方式主要把分析的边界限定在日常生活领域：物质消费、闲暇和精神文化、家庭生活方式；本文主要从狭义的方面分析淮安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即对淮安市城镇人口休闲、消费、日常生活等基本的生活方式进行分析。
在休闲生活方式上，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经逐步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居民，特别是进城打工者终日为生计奔波，谈不上闲暇时间；即便是在茶余饭后，也大多聚在一起家长里短，或靠打牌、饮酒来消磨时间。近年来，城镇居民的闲暇时间在增多，闲暇时间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化，活动方式日益文明化。读报、看电视、上网、旅行等已经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每个月用于娱乐和其它文化消费的比例在明显增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推广，城镇居民在闲暇生活方式的内容选择上还会逐渐向现代化生活方式转变。
城市家庭消费模式中的不同开支反映着城市消费结构。在我国消费环境的影响下，城市消费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些高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住房、车驾、奢侈品、娱乐上的费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一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比例中，花销在旅游、居住、交通、通讯上的费用开始增加；而低收人家庭的消费比例中食品、衣着、文教、医疗占据消费的绝大部分。
食品的基本消费支出为1514.249元，占人均实际消费支出的62.89%。食品类的基本消费需求占该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居各类之首，这反映了食品类消费的弹性较其它类小，其基本消费需求与实际消费的差距与其它类相比最小。从供应保障的角度来说，是最需要关注的类别。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类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分居二、三位，分别为59.75%和50.19%。一方面，这与近年来医疗、教育费用持续上涨有关，老百姓不得不用更多的钱来支付基本的医疗、教育等费用。
交通和通讯的基本消费需求比重最小，25.04%，说明交通和通讯类属于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没有地理优势，思想观念相对保守等因素，导致淮安对外的交往和联系相对较少。说明居民对该类别的消费具有较高的承受能力，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3类的消费数据显示，全省数据都低于淮安的，说明淮安在这3个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8]总体而言，淮安市城镇居民已由温饱型的农产品消费过渡到了小康型的工业品消费，并正在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演进，理性与享受型消费正在形成。居民消费结构将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非物质消费为主；生存资料消费比重将进一步降低，享受和发展资料消费比重上升，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和质量要求意识大大提高。
3 淮安城镇人口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缺陷
3.1 缺少创新，发展视野局限
传统的民族文化宣扬恪守古训，以古人是非为是非，求稳怕变。这种心态严重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那种因袭传统、害怕变革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接受崭新的思想观念，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因循守旧、变通意识差仍然是中国人思维的一大局限。[9]淮安作为苏中落后的地级市，同样面临着创新不足，思维固化的局限。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要靠自身的经济积累，最终达到一个相对发达的发展水平几乎是难以实现的。淮安市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时期，与周边地区交流不足，与苏南苏中合作不够，致使淮安各方面一直处于江苏各市的落后水平。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淮安人需要转变因循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适应新时代，接受新观念，从思想观念上适应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代社会竞争更趋激烈，变化和更新更加迅速。如果说继承与模仿是传统社会的特征，并借以延续社会，那么，创造与变革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以此推动社会飞速前进。
3.2 转变对待知识和开放的态度
与先进地区相比，淮安教育还存在着诸多困难、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还未得到完全落实。教育规划相对滞后，教育投入不足、财政性保障水平不高。二是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办学水平差距明显，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幼儿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和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三是教师队伍综合素质还需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未能完全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教师队伍存在结构性矛盾，教育发展理念、管理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四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待增强。职业学校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数量、质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不相适应。五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科学研究重大成果缺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进一步改进，等等。与落后的教育相对，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不少城镇居民急功近利，忽视在培养人才上的物质投入。许多居民对知识、科技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源于直观的感受，而非对科技、知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中的深刻认识。
3.3 固步自封，流动渠道不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镇居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都市文明和大众传播媒介，城镇居民的成就动机和进取精神被大大调动起来。然而，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依赖等待、不思进取等思想观念并没有完全清除。因此，只有从根本上转变城乡居民的思维方式，改变知足常乐和故步自封的态度，增强成就动机与进取精神，作为城镇化主体的人方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不断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目前，淮安农村劳动力剩余严重，高达110万人左右， 而且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初中学历以下劳动力占总数的比重高达85.77%，同时， 劳动力仍以本地就业为主。实践证明，资金、劳动力的流通是促进欠发达地区逐步发展的行之有效的有力手段。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四川、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等地涌进广东的民工达650万以上，他们不仅解决了广东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这些外出的民工回乡后带回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振兴欠发达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淮安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3.4 缺乏效率，时间意识淡薄
淮安作为苏北地区的中小城市，城市规模小，工业服务业欠发达。总体来说生活在城镇居民的生活节奏明显慢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同时亦无法与苏锡常等二线城市相比。慢节奏的生活状态导致居民的时效意识不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俨然成了大都市人的观念，小城市的居民不受此规则的规范。目前城镇居民的闲暇生活较之以前有了很大改变，但是还有的人乐于打牌、下棋、搓麻将、拉家常、聊天、闲逛，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消磨掉。费时间，不讲效率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中的人的现代化，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必须增强居民的时效观念。
4 新型城镇化的“人的现代化”战略路径
4.1 发展现代化教育事业
21世纪是科技人才竞争的世纪，无论哪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观念都应由偏重资本推动转移到依赖科技和创新上来。在这个大环境下，淮安市必须继续以“科教兴市”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教育实施的体系大略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类。[10]从淮安市城镇化的需要来分析，第一，我们应通过各种宣传、培训等教育活动，提高家长对终身学习的认识与了解，将终身学习的基本观念根植于每位乡村居民心中，培养家庭成员终身学习的态度与习惯。第二，在学校教育中，应以终身教育作为指导原则，改进学校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教法及评价标准，以奠定终身学习的必需知识，并掌握终身学习必需的方法和技巧。鼓励成人重回学校就读，实现学校教育资源向社区民众开放。第三，建立、健全专门性成人教育机构，为成人提供各种学习、进修的机会，鼓励非正规教育机构及大众传媒加入终身教育的行列。
4.2 开展农村教育活动
根据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要重点加强以下教育活动。第一，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科技知识，重点要传授一些适宜当地农村推广的种植、养殖及一些三产服务性技能；还要深入开展“扫盲”活动，特别要提高中老年妇女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封建迷信等在农村没有生存土壤。第二，加强各种宣传、教育活动，严厉遏制农村、聚众赌博现象。第三，采取适合乡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接受能力的方式和手段，以教育、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双管齐下，开展普法宣传，增强村民法律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环保意识。第四，要发动相关部门及有关志愿者，开展对乡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卫生水平，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
4.3 优化经济、政治环境
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稳固和完善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当前乡村城镇化，需要通过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促使人民生活的富裕化。而优化经济环境的过程中人的聪明才智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人的综合素质得到充分提高，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现代化。 促进政治环境民主化。传统乡村居民由于封建意识影响较深，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和政治热情，政治知识严重匮乏，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低。而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角度分析，乡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培养乡村居民的现代公民意识，锻炼其政治能力，提高其政治素质，使其成为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新型合格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为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努力创设条件，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乡村居民通过民主投票选举、依法诉讼、妇女参政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并通过村民自治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
4.4 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要求由原来的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模式，过渡到具有较强参与性、
依靠开放的民主程序的模式。[11]国家与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各担其责，共同努力。城市治理必须调动各级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才能实现成熟的城市社会所要实现的目标。城市治理还要求市民和企业都参与进来，作为负责的伙伴，互相协作，共同改善生活环境。目前我国公众在参与城市治理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说参与的深度不够，参与的范围不广，公众参与的机制不健全，公众本身的参与意识很淡薄等。[12]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理论特别强调公众的参与。在未来的城市治理中，城市政府应该有意识的下放城市治理的权限，让更多的有意愿的公众成为城市的治理者。其次为了方便公众的参与，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的经验，设置相应的参与治理的机构。例如地方社区组织。结合中国的国情，“地方社区组织”以社区为依托。与居民委员会结合参与城市规划。居民委员可以作为“地方社区组织”的强大的支撑点，因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最健全、最具活力的基层社区组织，居民委员会的权力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保障。如果这一构想能实现的话，此种由下而上的城市管理手段比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将更奏效。最后，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与其说公众参与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和制度。如想顺利推动公众参与，那么最重要的是培养参与意识。一方需要将城市规划公开、透明、允许并鼓励公众讨论、评判；另一方面需要普及城市治理的知识，使公众能够用基本知识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作为城镇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最终也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一切以人为本，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也是21世纪中叶实现基本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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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镇化范文3
一、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人口城镇化状况统计
人口城镇化可以分别从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口径进行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划分我国包含东部（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含河南、江西、山西、湖南、湖北和安徽）、东北（含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和西部（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和内蒙古）四大经济区域。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为更直观体现人口城镇化率的状况，将表1中的平均值做图，如图1所示。
由表1和图1可知，2006-2012年， 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中，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且这二者的差值逐年扩大；2）与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47.79%）相比，东部地区（62.52%）和东北地区（56.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42.53%）和西部地区（39.42%）则低于全国平均值；3）与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33.59%）相比，东部地区（49.71%）、东北地区（48.03%）更高，西部地区（27.81%）和中部地区（27.24%）则更低；4）平均来看，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4.66%，四大经济区域中二者的差异由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地区（15.97%）、东部地区（12.92%）、西部地区（11.96%）和东北部地区（8.56%）。
二、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土地城镇化状况统计
土地城镇化可以分别从建成区土地面积和规划区土地面积的口径进行统计。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2年建成区土地城镇化率（各省区市城镇建成区土地面积占各省区市行政区面积的比重）和规划区土地城镇化率（各省区市规划期建设用地面积占各省区市行政区面积的比重）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人的城镇化范文4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政策脉络
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党执政的根本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现阶段集结了经济结构调整、内需拉动、分配政策改进，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等众多问题在内，抓住了它，就抓住了一个核心的问题、统筹发展全局的问题。
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政策脉络
新型城镇化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的战略的关注点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城镇化的战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由经济结构调整向整个社会空间结构调整，也就是城镇化的持续过程。
（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历史发展
自80年代提出来“小城镇、大战略” 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后，城镇化的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到了2002年十六大召开，提出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口号，并提出了小城镇建设要与乡镇企业和农村的社会服务结合起来的新思路，城镇化问题的内容又有了进了一步的丰富完整。2004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实施，又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这样的一个原则，要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来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到2006年的1号文件提出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改善教育、卫生、文化等配置，城乡统一的这样一个人才与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与形成”的说法。又一次重申了十六大期间对城镇化的一个提法。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建设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从城镇化的功能角度对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做出了调整，从城市建设的形态来说，要由分散的城镇化开始向聚集、集中的城镇化来演变，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同时，把城市群的建设或者城市化的建设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样的，十七大以后的2010年1号文件当中又进一步提出来城镇化怎么跟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
（二）十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准确内涵
十报告关于城镇化的概念提出来有七次之多，思路上继续延续了十七大的一些提法，要“坚持走新型的城镇化道路”。在这样一个新型化的城镇化道路的引领之下，未来的中国要形成一个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十提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精神有两点。
首先，所谓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也叫“四化”同步，这是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的思想之一。
第二，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这样一个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这一提法不仅涵盖了十七大提出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又非常明确地提出在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包括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内的具体方面，并且特别突出地强调了城乡规划的问题。十之后，2012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的把城镇化作为2013年六项重点经济工作之一。应该说城镇化的确已经成为或者说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它是未来整个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抓手。
二、中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
1800年整个世界的城市化率只有2%，1900年达到13%，2007年整个世界进入城市时代，全世界走城市道路用了两百年时间。我国1978年的城市化率是18%，2010年这个比例接近50%。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超过7亿，城镇化率达到52.57%。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对中国建国100周年时城镇化水平的预测为80%左右。但在这个快速的发展过程中问题较多，有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可能会进一步抑制我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传统城镇化实践的消化
在过去的城镇化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并非全部是正向效益。一方面，持续进行的城镇化进程，确实改变了许多地区的面貌，并发育出了以土地的硬化和建设为中心的巨大市场。但是，这个市场中产生的效益，并没有转化为全民分享的效益。相对而言，全民分享的效益，要么是间接的，要么是因为土地市场和楼市的泡沫，而实际上被对冲掉了。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拓展过程中，低价获取集体土地、强拆乱建、不珍惜原有人文资源和生态资源等情况也大量出现，导致了许多博弈的发生，个别地方，甚至一度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是对于城镇化效益的吞噬。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加以高度重视。如果不对新型城镇化填充新内涵，那么风险因素就不仅不会排除，而且可能成为痼疾，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二）速度为先的发展路径依赖
1996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处于一种快速推进的时期，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率当做和GDP、招商引资一样的指标考核，城镇化的速度平均每年提高1.25个百分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仍然处于快速推进时期，预计2030年将达到65%左右。美国的城镇化率从46%到70%，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意味着我们用20年左右时间完成美国50年的城镇化发展。
另外，我国的城市空间布局典型的表现是城市的数量东多西少。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事实上主要是在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比较少，即便是在广大的中部地区，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据《中国城镇化报告》， 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含拉萨市）2010年相关数据研究显示，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城镇化率高于90%的完全城市型社会、76%的高级城市型社会和城镇化率均小于或等于30%的尚未进入或刚好进入城镇化的现象并存。如何解决区域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过大，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双重任务叠加。
（三）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特殊性
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二者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协调发展。钱纳里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达到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由于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
（四）忽视了人的土地城镇化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人口增长，事实上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地盘扩张，也就是土地的城市区域面积的扩张。一个较为普遍的城镇化误区是，城镇化就是土地的硬化，就是新建筑的崛起。而人力资源则较少被制度关照。这种城市化推进方式的不科学和不合理，造成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半城镇化”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城市对农民工是“只用一时，不管终生”、取而不予，用而不养，“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2亿多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转变。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8.2%、29.8%、38.4%和11.3%。囿于城市利益的计划式思维，需要在新的城镇化进程中修正。
半城镇化背后不能忽视的是，在我国留守儿童5000万人，留守老人4000万人，留守妇女4700万。面大量广的“钟摆式”和“候鸟型”人口流动造成巨大的社会代价。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考量，只有让人完成城镇化，城镇化才是完整的和真实的，也只有人的无差别发展，才应是城镇化的最大意义。
三、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索
52.57%的城镇化率，不仅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也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几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发展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分布格局，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将是我国最大的潜在内需与持久动力。
（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曾讲过，“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第一，重点促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使农民工扎根城镇，不再频繁流动，稳定城镇劳动力供给，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民工荒”，同时可以大大缓解春运的紧张状况。第二，先行制度创新，加快社会保障、户籍、住房、教育等制度改革。多渠道筹措资金，政府应该加大对城镇化的投入。第三，现有的城镇人口福利的进一步提升。提高以全体市民需求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合理化程度，不能偏向富裕阶层，不能过分地追求超前、豪华等。
（二）四化协调的城镇化道路
以工业化、信息化、服务化促进城镇化，中国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上，产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城镇化建设的根本支撑，谨防城镇化拉美陷阱。通过可持续发展的 “四化协调”道路，即：城镇化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与工业化、与制造业由大向强发展协调，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与信息化相协调，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阶段；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力争实现健康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公共政策的有效调整
在当代，国家进行任何一项建设，都要靠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进。中国现在搞城镇化建设，和财政上的投入以及物力与人力上的投入相比，首先更为重要的是靠公共政策的投入。要搞好公共政策调整，必须进行精心设计，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产业政策、人口政策、土地政策、基建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这些方面也应该成为改革的主要领域。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在一定限度内很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当然是城镇化进程的操盘者，但需要避免在所有交易环节都是交易者。对于土地开发中涉及到的人文和生态资源变化，需要更严格的程序把关。在这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维护人文和生态资源意识的增强，许多破坏人文和生态环境之举，都得到了纠偏。但需要看到，纠偏本身也意味着额外成本的付出。如果环评等制度更加刚性，这类成本可以大大减少。成本可以大大减少。
（四）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思路
成熟城镇化的发展结果会同时行成三个不同的区域存在：典型的大城市、中小城镇和乡村，三者并存，中小城镇和乡村居多、居大。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对中国城市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考虑到未来城乡结构变化趋势，小城镇仍然可以是城镇化推进的一种补充形式。必须明确的是城镇化时代的乡村，不是农业文明的乡村，而是农业工业化，农业市场化，农业服务现代化的乡村，是和大都市一样的均质化。绝对不能够简简单单的把新社区建设运动当成城镇化，因为只有社区建设而没有产业的发展来跟进的话，是无法完成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发展城镇化，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城市，责任不同、作用不同、履行的功能也各不同，不能简单地将城镇化指标分解，落实到不同城镇。而是要有不同的思路，差别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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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镇化范文5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人文素质；提升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250-01
农村城镇化是指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由农民的身份逐步过渡到城镇居民身份的过程。良好的人文素质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没有人文素质的提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因此，提升农民的人文素质是农村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必须多渠道、多途径开展各类文化和教育活动，着力提升农民的人文素质。
一、农民人文素质的提升是城镇化进程的题中之义
城镇化是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城镇化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统一，其中文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凝聚、规范人们行为习惯的功能和振奋人们精神的作用是其他要素无法替代的。可以说，文化建设的好差直接影响着城镇新居民人文素质的高低，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首先，农村城镇化需要高素质的城镇新居民。城镇化不简单是城镇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城镇化，而是建设有较高素质居民的精神家园和生态优美的生活家园。什么才是高素质的城镇新居民？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2）有较高的文明意识；（3）受到一定层次的教育；（4）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5）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6）能主动参与社区群众文化活动。
其次，农村城镇化需要新居民培养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城镇进程中，农民变为城镇居民，文化素质、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都有一个和旧习俗决裂和告别的适应过程。农民和居民在生活方式、生活目标和价值观等领域有一些共性的地方，也有差异。必须注意到这个差距，做好城镇新居民的素质提升工作，这是一项长期任务。居民素质提升了能够反过来促进他们的就业、生存和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提高城镇化的品质。
再次，新居民人文素质影响着城镇“软环境”的形成。一个城镇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状况虽有历史、投入、管理等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居民的文明素质紧密相关。建设一个良好的“软环境”，需要居民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相适应。一个地方城镇居民的人文素质提升了，就能促进人与城镇、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协调发展，提高和改善一个城镇的“软环境”。
二、当今条件下的农民人文素质与城镇化进程存在较大距离
农村城镇化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城镇的发展还难以吸纳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经济增长将有一个缓慢的周期。同时，农民变居民也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型期，特别是当今条件下，新居民的人文素质难以跟上城镇化的要求，因此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在所难免。
第一，农民变为居民后居住条件改善了，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严重短缺，环境脏、乱、差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有的地方农民有了集中居住的小区，有的甚至是高层建筑，但由于公共服务设施还没有完全配套，物业管理也没有及时到位，农民虽然变成了城镇新居民，但他们的环境意识、卫生意识还停留在过去分散居住的水平上，乱抛乱扔、乱搭乱建、毁坏绿化的的现象时有发生，既影响城镇市容，也影响了城镇的对外形象和人居环境治理。
第二，农民居住虽然相对集中了，但相应的社区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对新居民的管理还处于空白状态。过去居住虽然分散，但还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对农民进行社会化的管理，集中居住后，由于居民来自不同的村居，而居住小区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社区组织，居民基本上处无政府状态，不但户籍管理混乱，其他社会管理也无从下手，尤其是对于提升居民的人文素质更是找不到的路径。
第三，城镇虽然有了一定规模，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新居民根本无法分享城镇化的给他们带来的文化成果，下班以后照样过着以前的农民生活，喜欢小来来的人很快就能凑到一起玩牌赌博钱，有些封建迷信活动也很快就在小区漫延，新居民既缺少公共文化服务的阳光雨露，也缺少大众文化的各种活动设施，还处在城镇文化的边缘。
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农民变成居民后仅仅是居住地点发生了变化，人文素质并没有得到提高和改善，无疑给加快城镇化进程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必须正视这些存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三、必须把提升人文素质作为加速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农村城镇化是对现有生产生活的一次质的提升，这迫切需要“新居民”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明素养等方面与产业相适应、与环境相协调、与发展相同步。要实现“新居民”人文素质的提升，基层政府和文化部门要精心组织各类教育培训活动，帮助新型农村社区居民掌握生产技能、提升科学人文素质，为实现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奠定基础。
一是要加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规划。镇政府在做城镇规划设计时，首先要将文化建设作为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要规划出居民文化生活的场地。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加强文化市场的培育和文化产业的开发，满足城镇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二是加强对城镇和本地的文化传承。没有考虑到文化传承的城镇化，一定会出现和乡土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断裂。一个城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会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一套属于本区域的、完整的文化价值体系，它们不仅为当地提供生活规范、德行操守，支撑起社会的伦理关系，而且深刻影响着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建设和政策的施行。这种文化价值理念是城镇居民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在心灵稳定、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做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就是延续城镇的文脉，延续地域文化精神。
三是切实提高农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人接受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学习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农民能否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不取决于有没有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还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新居民”文明素质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原有的科学知识的肤浅，甚至是愚昧无知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提高“新居民”的文明素质，必须先提高“新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新居民”的文明素质的重要前提。
人的城镇化范文6
关键词：资源陷阱；城镇化；年龄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01
“资源陷阱”的原因或许很好理解，当我们可以以很低的价格获取所需要的发展资源时，任何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或许都没有动力去进行产业的升级与改造。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影响城镇化的发展，下文将基于历史与资源陷阱的视角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中国的低城镇化缘于劳动力红利的“资源陷阱”
本文的主题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先来看城镇化。现今无论是学界、还是实业界，大致都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城镇化需要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持才能实现人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换句话说，人的城镇化得以推进的一个关键核心是地区的产业升级。
本文无意对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做出任何模型或数量上的分析。先谈一个被公认为西方工业革命起点的例子——纺织业的发展。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由纺织业的工厂化和规模化生产所引爆，最终引发了整个机械技术的革命创新。然而，为什么纺织业的发展没有同样在中国引起一场大规模的产业技术革命呢？因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每个农家都有一部纺织机，大家利用农耕的空闲时间进行生产。每户织布虽然数量甚微，但聚合之后，成亿万之数。这种“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工厂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的支出，而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
纺织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就是中国劳动力富余所导致的“资源性陷阱”。富余的劳动力，使中国纺织业完全不需要规模经济的效应，就能够向整个社会供给所需的纺织品。同样的逻辑也在中国产业升级变革的过程中出现，劳动力的低成本使大量的企业缺乏通过技术升级和制度创新来带动产业变革的意识与动力。而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产业的支持，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中低端化，也与中国城镇化率不高的事实相互吻合。
二、人口红利衰减将推动中国制造业向机器人替代转型
当前，中国劳动力富余的局面正在改变，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仍未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抬头。而欧美再工业化的浪潮更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困难，即以外需为主要经济支撑的中国不仅将因为贸易保护主义面临发达国家市场萎缩的困境，更将因为欧美再工业化影响下所推动的“商业外交”而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市场或国内需求市场被分割的局面。
内需不振、外需下滑，国内也因过度投资而陷入结构性过剩。内外交困之下，逐步摆脱“人口红利”这个资源陷阱的中国，或许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一场由内部产业技术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复苏了。中国更大的危机，或将是整个制造业的集体下滑。中国著名财经专家吴晓波谈到，“在未来三到五年里，一半以上的企业主可能熬不过去，大规模倒闭、减产现象或将持续。”
在制造行业面临大规模倒闭风险的未来，依然基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国制造业必然无法支撑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而国内自有技术研发的滞后，与升级转型的步履维艰，注定了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只能通过引入型智能制造产业来实现，即通过大量引入机器人来替代日益老去的中国传统制造业劳动者。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市场规模将达到2.8万台，有望与日本并驾齐驱。而到2015年将达到3.4万台，将比日本多出3千台，成为世界最大工业机器人需求国。而中国2005年的需求仅为4500台。换言之，将在10年里增加至8倍。
三、中国制造业的分化形成小城镇环绕大城市的城镇化模式
以机器人为主体的制造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一趋势的逐渐扩大也将促使中国制造业向两极分化。一方面，形成规模化生产的机器人工业，占据国内标准化生产的市场；另一方面，因资本金不足而无法大规模实现机器替代的制造业企业，将借助互联网抓住长尾中那80%的特色消费，走个性化定制的小型制造业发展模式。更多的是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从第二产业挤出，而国内不断推进的农业现代化也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越来越差，这将迫使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向第三产业集中。
基于上文中关于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持的结论，和中国城市化发展，或将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变化，走上一条小城镇环绕大城市的发展道路。即以大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支撑大规模机器制造的发展，以小城镇更低的经营成本来服务大量个性化定制企业的需要。本文从制造业发展的角度来解读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困局或有望通过发展智能制造产业来解决，从而给城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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