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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范文1
全球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来讨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金融产品创新与政府金融监管的问题。但是，绝没有理由以此次危机为借口，叫停或推延正在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国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风暴有其深刻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然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
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长期对外贸易逆差，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中国、日本、石油生产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积累起大量美元储蓄，这些储蓄需要寻找金融资产来投资，又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以及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这些金融产品的创造，是以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土壤，危机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长周期波段的末尾，而且美国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近期不可能再有大量科技创新项目需要投资，实体经济的增长举步维艰。
每次金融危机，从直接或表面原因来看，是金融问题。从实质或深层原因来看，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均衡出了问题。把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尔街是不公正的。
从美国转到中国，这次金融危机，既有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结构非均衡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和金融改革滞后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口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势必导致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旺盛需求。而在国内，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外汇储备与银行的存贷差基本相等。
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健康，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只有一个答案，中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也有其他原因。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土地、能源、环境等结构性制约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投资机会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滞后。
金融领域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以国有经济为主，产权结构残缺，导致治理结构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同时，中国经济转轨采取双轨制渐进的方式，金融产业长期以来还充当着为低效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以维持一定时期双轨经济的均衡。“输血”功能背离了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储蓄资源的“配置”功能，结果出现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利率市场化推进步履维艰，坏账、呆账不断积累。
直接融资领域如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筹资”，金融资源的错配现象到处可见。
中国金融产业无法有效地为本国居民的巨额储蓄，在国内找到合适并有效的投资项目，原因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长期低效运行。储蓄过度使中国经济实际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中国金融产业没有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金融产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均衡”就是这样来实现的，实际上这却是全球最大的非均衡现象，金融资产的供应和创新活动，应该是在实体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才刚刚起步，金融产业还处于“婴儿期”，GDP已占到全球GDP总量6％的中国经济，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只占全球总量的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次金融风暴，也可能是中国一次难得的机遇。
危机过后，全球的金融资源还是要寻找出路，中国这一类实体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又没有遭到危机重创的国家，一定会成为世界金融资源集聚的地方。只要金融资源开始往中国集聚，自然会吸引金融人才在中国集聚。中国也可借危机后的反思，总结教训，建立较为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金融改革范文2
《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于日前获批。广东省也将出台《关于全面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对金改方案进行细化。
将珠三角金改区与此前批准的温州金改区作比较，可以看出，两个金改区虽然都承担着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方向性的探索使命，但探索的领域、任务和具体目标较为不同。
温州金改就好比看着浙江民间金融这一主要食材做菜，考的是做菜的手艺与功力。
珠三角金改则更需一些想象力，在食材选择上更具自由度。不仅范围涉及广州、深圳、中山等珠三角的9个城市，内容更广涉国际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等多个层面。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温州金改侧重于解决内部的、紧迫的问题；珠三角金改则重在外向的、长远的探索。两者的经验都非常重要，彼此互补。
在温州金改区之前，北京、上海、天津都将金融改革及创新列为城市发展规划或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都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愿景。珠三角金改区设立后，广东省正式加入金融国家战略及金融中心的角逐之中，提出要“打造全国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金融创新区域”，“增强广州、深圳两个金融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广东省对内部的广州、深圳两市提出要“错位发展”，实际上，广东与前述提及的各大金融改革先行地区之间，也应各有侧重，相互补充。
北京是中央机关所在地，汇聚着中国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金融决策与监管机构总部，金融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也都出自北京，北京天然就是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决策中心。因此，北京强调“以巩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为核心”。与北京相比，广东金融发展似更应“求变”而非“求稳”，侧重于金融深化、金融创新上的新探索，从需求方间接拉动金融监管的发展，而不是直接以金融管制为工作特色。
上海致力于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强调开放性和国际性。广东或珠三角金融改革自然也强调开放性和国际性，但相对于上海亦有其独特之处。
一是以强化“深港互补”的特色，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实现双方优势互补、联合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影响，为发挥“一国两制”在金融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中的优越性探索独特经验。
二是强调“辐射周边”，尤其是针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陆上东盟国家。在东亚传统的制造业分工网络之中，金融要素较为落后，金融需求往往处于压抑状态，而人民币在东南亚的流通规模较大，这些都为广东金融的国际化发展预留了空间。
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重点领域在航运金融、离岸金融、跨境人民币等方面，广东这些方面也应强调自身的特色。例如，广东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占全国三成，具备良好的基础，可以积极探索、先行先试，继续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创新粤港澳人民币业务等等。
金融改革范文3
源于美国次级按揭贷款人难以偿还银行贷款的小事件，因为投资银行在其中的放大作用而最终演变成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全球众多金融机构都因为购买了这些投资银行的产品而陷入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并最终影响到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犹如一股飓风，从美国吹向全球，让全球都感到了寒意。一时间，关于危机的进展及其影响充斥了全球所有的媒体，专家学者纷纷登台向人们分析解释危机的来龙去脉。危机的影响每前进一步，都成为媒体和专家向人们普及金融知识的一个好机会，此时，即使平常根本不关心金融行业的普通人的耳朵也都被媒体连续不断的“次贷”节目磨出了茧子。然而究竟该怎么看待这次危机？这次危机又会对我们的金融改革和金融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危机引发不同反思
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现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阐述了她对此次金融危机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不是创新，而是偏离了银行信贷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要加强对基础产品的监管，要尽量减少在衍生产品的基础上更多地衍生出其他的产品。她同时认为，如果不做更多的改革，我们将只能永远是风险的被动承受者，因此要解放企业和个人金融工具运用的自，对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的金融活动要从严监管，但对其他一些非银行的信贷活动，包括私募范围的活动应该创造好的条件。
长江商学院教授黄明的观点似乎有些不同。在黄明看来，“次贷”危机之所以在最后演变为金融危机，恰恰是因为美国只对商业银行进行了严格的监管，而对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以及私募的对冲基金缺乏监管所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魏杰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则直言：“现在中国正在沿着美国的路往前走，美国爆发危机对中国是一个警示，投行创新不能搞了，过度夸大信用工具不能再搞了，虚拟经济比例不能太高，要不就出问题了。”对于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危机源于美国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还处于创新不足的阶段的看法，魏杰直言：“创新过度和创新不足，这两个概念不太准确，美国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失误，是坏的创新，不是过度的问题。”魏杰强调，金融创新必须是在监管之下的创新。
从2005年起，中国金融业也推出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而此次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次级信贷资产证券化。魏杰由此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不能再搞了，因为这是把未来的产权证券化了，事实证明这是错的，证券化一定是现有的财产才能证券化。
魏杰同时指出，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说明混业经营有问题，而目前中国把混业经营作为一项创新提出来，显然是有问题的，需要再讨论。
也是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指出，是华尔街金融发展模式制造了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不能完全复制华尔街的模式。新兴市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应该从疯狂创造虚拟货币规模的扩张, 回归到金融市场基本功能的主营业务上，而不是创造太多的并没有价值成长、只是零和游戏的衍生品。“不能不务正业。”左小蕾说。
在左小蕾看来，金融创新并不能消除风险， 只是转嫁风险，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是一个零和游戏，所以一定要有金融产品创新的市场可以承受的转嫁风险总的容量的设置。金融创新超过市场容量，就是创造系统性风险，制造金融危机。“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创新，我是说不能神话金融创新。”左小蕾强调。
金融改革仍需深入
而从中国面对经济下滑风险的背景出发，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陈志武则认为，为了增加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的金融业，否则中国内需增长的动力很难出现。
陈志武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并不能对中国金融业无所不管、无所不控制的制度提供支持，恰恰相反，对金融业的发展不能管制太死，要是那样的话，也就没有创新了。因为创新与监管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而监管只有在监管者了解一个市场、一种交易、一种产品的方方面面的特征以后，才能知道如何监管，如果不允许创新，也就无从了解创新产品的特征，也就不能了解它会出什么样的问题。
陈志武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工业化之后，生产物质的能力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消费需求增长很慢，其情形正与中国目前的情况十分相似。之后，美国人发现，除非金融市场能发展起来，并借此排除掉老百姓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否则就无法支持工业产能的扩张。因此，发展金融市场的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好今天的消费与未来的生活安全，从而减小存钱的压力，释放人们的消费意愿与能力。
对于本刊提出的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改革会有什么影响的问题，《财经》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不无担忧：“我希望会有正面的影响，而不是负面影响。”
沈明高也认为，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监管失效，金融衍生产品过于复杂和高杠杆率。但是中国正好处于另一个极端，对所有的东西控制都很紧。沈又以玩笑的口吻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要想让它出危机都很困难。
沈明高认为，我们的金融市场开发不足，最重要的就体现在创新不足，其直接结果就是企业和个人的很多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企业和个人平滑未来的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它可以让人们把明天挣的一部分钱先拿到今天来用，使人们现在和以后都能过很舒适的日子。如果因为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中国就要进一步加强管制，就有可能窒息金融创新，这样风险是没有了，但金融市场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能够超前消费是金融市场发达的一个标志，美国是过度超前消费，而我们是过度地不能超前消费。中美两个体系，大家都往中间靠一靠可能更合理。”沈明高说。
金融改革范文4
构建三元目标体系
对消费者金融保护滞后成为金融风险重要根源。长期以来，金融监管一直锚定金融稳定与金融发展双重目标，其局限性日益凸显，成为孕育金融风险内在原因。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纷纷争夺个人财富管理，以股票、债券、基金、私募股权等金融产品为标的，构造简繁不一的组合，加之互联网金融助力，个人根本无法清醒认识复杂金融产品，往往沦为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违规理财的受害者，引发局部金融风险，对消费者的金融保护非常紧迫。
金融监管体系亟需兼顾三元目标。借鉴国际经验，应将维护个人与金融机构间的公平交易，防范金融欺诈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第三极，构建金融稳定、金融发展和公平交易的三元目标体系，惟此才能在金融立法、金融机构设置、金融市场秩序维护上做出具有前瞻性的体制和制度安排。
克服五大弊端
2015年股灾深刻暴露了中国分业监管的痛点，“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监管，已远不能适应汹涌扩张的混业经营。当前分业体制有五大弊端。
一是监管套利。以急剧膨胀的资产管理业务为例，政出多门，标准互不相通，市场广泛借道监管偏松机构，或设计多层嵌套产品套利。
二是监管真空。互联网金融等新生事物迅猛发展，新业态横跨银、证、保，监管空白导致新金融业态野蛮生长，风险频发。
三是监管盲区。2015年股灾正是场外资金利用银、证、保各自规则，打通监管壁垒，没有一个监管部门能全流程、全链条掌握入市资金的详情。
四是监管逆势。1980年代以来英、德、法、日、美等全面走向混业监管，强化跨部门监管机制。我国1992、1998、2003年相继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这种分业监管是否合乎时值得思考。
五是割裂市场。建设统一市场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标，而分业监管体制把分机构监管自动延伸为分市场监管，把统一市场肢解成局部市场。
改革分业监管弊端需遵循三项核心原则。一是权力制衡原则，二是混业监管原则，三是金融生产者和金融消费者双保护原则。
在笔者看来，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有三个发力点：
一是充实央行两项职能，即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金融信息统计职能。央行内部可增设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局，专司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分析、监测与应对预案；增设重大金融机构管理局，对大型金控集团、混业金融公司统一监管；充实金融统计职能，完善金融统计标准。
二是合并银、证、保和其他相关部委机构职能，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范围涵盖除系统性重要机构外的所有金融机构和所有场内外、本外币金融市场。
三是成立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监管所有与消费者发生的金融业务，包括存贷款、银行卡、支付、理财等，着重保护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财产安全、自主选择、受教知情等权益，将信用评级机构和个人财富管理咨询纳入监管。
用好法律利器
金融法律是金融制度的载体和保证。目前我国金融法律存在总体薄弱、实操性不强、过多体现监管部门意志和更新迟缓等挑战。当前为规范混业经营，亟待优先解决《证券法》和《信托法》的修订与完善。
以扩展“证券”的定义和范畴为核心修改《证券法》。扩展“证券”覆盖范畴是克服混业监管痛点的普遍做法和有效手段。美国1933年《证券法》就将证券定义为股票、债券、各类衍生品以及投资合同。2006年日本修改《证券法》，将“证券”定义扩展至“金融商品”，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属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纳入《证券法》监管范围。2017年我国《证券法》修订正在加快进行，建议扩展“证券”的定义和范畴，为混业经营和监管奠定法理基础。
按照国际惯例扩展信托法的内涵和m用范围。《信托法》是另一部管理混业经营的基本大法，目前我国《信托法》实践上面临几大难题，如将之狭义地局限为信托公司法。从国外经验看，并没有信托公司这类金融机构，《信托法》重在管业务而非管机构，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当事人权责利进行规范和明确。我国财富管理乱象丛生，根本原因是《信托法》虚弱和虚置。建议尽快启动《信托法》修改，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管理的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全部纳入《信托法》规范之下，着重完善信托登记制度、信托税收制度、委托人忠义制度、公益信托制度。
从分工与配合看，《信托法》解决的是理财各方责权利的界定与划分，以及信托财产的隔离与保护，属于商业组织法范畴；《证券法》解决的是公开发行的条件、信息披露、三公交易等，属于投资者或消费者保护的范畴。
推动国有银行混改
目前，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无论是规模占比，还是影响力，国有经济在金融业中的统领地位都是第一的，而在金融业中，银行业的国有经济成份尤为突出，总资产占比超过60%。
国有经济占据金融业主导地位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有利于化解局部金融风险，有利于配合国家重大经济战略部署。然而，在获得上述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集中可归结为低效率。
建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银行业国有经济改革需要加快步伐。
一是将几家国有大银行逐渐改造成国有资本占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二是将中、农、工、建、交、邮储六大行之外的国有股份制银行改造成以民营资本为主、国有资本为辅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三是加快民间资本开设中小银行的审核步伐。中小银行的市场定位是吸收本地存款、向本地发放贷款，类似于美国的社区银行。
金融改革范文5
中国目前存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利息率偏低，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存在金融抑制现象。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增长显得有些疲软，同时利息率却在上升，企业融资成本在上升，这一情况值得认真思考。
中央政府对该问题非常重视，国务院8月份公布“金融十条”，就是希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在第二季度的调研中发现，小微企业的年化贷款利息率是25.1%，而在如此高的年化利息率下，企业是很难生存的。虽然借贷25.1%的利息率是短期的利率，但是无论如何都太高了。虽然最近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让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依然是严重挑战。
恶循环
从短期来看仅仅是企业融资难问题，从长期看这涉及中国金融稳定。有三个事实不容忽视。第一，中国企业的负债率也就是杠杆率非常高。杠杆率可以用公司债务和GDP比来衡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机构的研究结果，中国企业的杠杆率为120%～150%。根据标普提供的研究成果，美国如此大的经济体，企业的债务总额是13万亿美元。而中国企业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企业债务问题比较严重。
债务主要包括企业债、居民债、政府债。中国居民的负债率在30%～40%，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属于比较低水平。中国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比重是50%多一点，不超过60%。这两类债虽然值得警惕，但是从国际角度来看还不算特别严重。相对而言，中国企业的债务是最严重的。
第二个事实是中国企业的杠杆率高，同时利润率低。2012年中国钢铁行业两吨钢的利润只够买一根冰棍儿。从工业部门来看，据官方统计，5000家大公司（非金融公司）的平均利润率2011年、2012年持续下滑，现在在7%左右。
第三个事实是企业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一方面，中国5000家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6%以上，另一方面，融资成本也达到6%以上，甚至到7%，同时企业的债务水平也很高。如此下去，杠杆率会越来越高，不会趋向稳定值，而不稳定的过程可能导致危机，也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要想发展生产就得借钱。借钱的代价又非常高，使得企业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又使企业更加努力去借钱，否则没法发展。当然企业也可以不发展，而不发展的结果是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根源
融资难、融资贵不只是简简单单对当前企业生产、财务成本造成影响，还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造成影响。融资贵与企业的融资成本也就是企业贷款利息率相关。而这需要探讨基准利率问题。
如果基准利率背离自然利息率将发生什么情况？两者一个受政府操纵影响，一个客观存在。如果基准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会出现金融抑制。在利息率太低的情况下，储蓄不足，可贷资金供给不足，会出现通货膨胀。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有排队现象，市场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出新，而是靠拉关系、走后门。基准利息率背离自然利息率，低了就会导致这一结果。如果它过高又会导致其它结果，如储蓄过剩，意味着消费不足，可贷资金供给过剩，会有顺差等一系列现象。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比方说，有储蓄想要投资，但是储蓄没有直接转到需求方，而是经过金融中介。这不像两户农民，一家粮食没有了去另一家借粮食当种子，属于非常直接的储蓄转换到对他人的投资。在人们互相不认识情况下，需要金融中介，而经过金融中介就有中介成本。由于中介成本的出现，对应给定的资金供给量，投资者必须支付比储蓄者接受的利息率更高的利息率。
有了这个框架之后，再来探讨企业融资成本到底由哪些部分构成？企业融资成本包括基准利息率（央行确定的一年居民固定存款利率）、加成、交易成本（银行提供中介服务的成本）、风险溢价（各种抵押、担保、联保和额外加价）。
而导致供给曲线偏移的原因包括：其一，“加成率”过高。2013年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高达23.6%，利润占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35.6%。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活动平均利润率为6.04%。
其二，风险溢价上升，融资环境变化，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若过度下降也是一个问题。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
其三，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房地产贷款以及平台贷款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
其四，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供给方规避管制的活动导致可贷资金的供给链条不断延长。与此相对应，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层级低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小微企业受到监管、资质和抵押担保等的限制，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信托、基金、小贷公司等）获取资金。这样，在供、需双方逃避监管的共同作用下，交易链条延长、“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终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地方融资平台（主要参与者是中、小型地方性国有企业，其投资领域多为“城建”）、房地产和中小微企业等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也是造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其五，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目前虽然贷款利息率自由化已经实现，存款利息率名义上依然受到管制。在可贷资金需求旺盛（不一定是出于投资和消费的需要）的情况下，银行之间必然会展开存款争夺战。通过出售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之类的形式，银行实现了或正在实现存款利息率事实上的自由化。各种理财“宝宝”的出现，也推高了存款成本。实际利息率的上升使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实现了平衡。但是，除非银行自动减少“加成”（这不大可能），资金来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
何解？
融资难、融资贵是由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这个问题不是单靠放松货币政策能解决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对融资成本上升或居高不下到底有多大影响，还需通过经验研究给予回答。
此外，进一步降低基准利息率，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但也有可能恶化资源配置、不利于结构调整、不利于对通胀的控制。总之，加速金融改革是降低中介成本，从而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完整的纲领，主要内容包括：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这四条内容完全正确。而提到利息率的市场化，马上会有人问，中国基准利率是多少？中国存在着央行公布的存贷款利息率（5年期以下）、Shibor（1年期以下）、国债收益率（1～5年期）至少三个基准利息率，它们都是基准利率，但又都不是“基准”。而要对金融产品定价，需要一个基准。由于各种金融产品期限不一样，有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三个月等各种期限，基准利率应该是没有风险的利息率，别的利息率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中国还未形成由银行间隔夜拆借利息率和各种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所构成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或期限结构曲线。统一的定价基准的缺失，难免造成金融资产定价（由利息率决定）的混乱，进而诱发投机活动。这些活动都可以表达为金融中介成本的上升。
比如说隔夜拆借利率是2%，把资金借出一晚上，出借的利率肯定高于2%，至于高多少要根据对风险程度的评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隔夜拆借利率，而是跨越时间很长的一条线，没有这条线就没有定价的基础，乱定价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套利活动或者是寻租活动，增加中介成本，而不是使实体资源服务于实体经济。所以，应该尽快建立收益率曲线。
从短期来看，降低基准利息率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但同时会产生一些其他问题。
从中期来看，关键在于降低中介成本，包括通过金融改革改变商业银行行为方式，发展资本市场，通过体制改革改变企业行为方式（增加资金需求对利息率的敏感度）等。此外，中介成本是顺周期的，经济形势的改善会促进中介成本下降。
从长期来看，需要改变储蓄者的时间偏好（收入分配、资产价格等），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有相应的市场。表面上看，中国的利息率已经基本市场化了，但是，这种市场化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市场的市场化。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收益率曲线。
例如，中国应该尽快完善银行间拆借市场，使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成为具有联邦基金利息率和主要再融资利息率同样作用的基准利率。目前，中国的国债市场无论在深度和流动性上都无法充当相应期限金融资产的定价基准，发展国债市场刻不容缓。
金融改革范文6
关键词：农村金融需求；农村金融供给；金融改革
1 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金融需求的变化，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农村金融体系的重建成立阶（1978年至1992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金融需求的变化使得原有城乡合一的金融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由此我国开始了第一轮农村金融改革，恢复农村金融并成立了新的农村金融机构。这一阶段的农村金融改革适应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呈现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良好互动局面。 然而，农村金融体系中仍存在一些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2）“三位一体”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阶段（1993年至 2002 年）。1993 年，国务院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要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 标志着农村金融新一轮改革开始。 这一阶段的农村金融改革构建了“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 但是其实践运行与政策意图大相径庭， 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反而日益突出。
（3）新型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国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重新确立在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的需求进一步增强，而农村金融网点覆盖面低，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效率不高、服务不到位以及缺乏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2 农村金融改革面临问题
2.1 资金来源有限
在《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村镇银行的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东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使得非银行机构参股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限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同时，由于银行资本的逐利性，大型商业银行缺乏设立农村金融机构的动力。另外，由于人们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是比较陌生的，客户认同度较低，因此农民不轻易将存款存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2.2 经营能力不足
由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较为简单，创新能力不足。以河北省为例分析指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品种单一，不能很好地满足客户需求，39%的被调查者认为已开办的业务品种不能满足客户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风险监管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仍存在监管资源配置不足、监管指标并不完全适合农村金融市场等问题。
2.3 人员素质不高
一般来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从发起方金融机构抽调到各地的资深从业人员，另一种是新聘任上岗的应届毕业生。前者金融从业经验丰富，但对当地情况不熟；后者刚上岗，金融从业经验缺乏。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其选择优秀员工的竞争力更加是相形见绌。鉴于此，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很难招聘到优秀的员工，导致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低。
3 农村金融改革几点建议
3.1 适度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培育农村金融竞争机制
培育和发展具有多样性、竞争性和高效率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是改善农村金融供给的基础，要适当放开农村金融市场，放宽对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扶持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组织发展。
3.2 构建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加大支持“三农 ”
合力对农村银行类金融组织进行改革和重新定位，构建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为主，非正规金融为补充，既有竞争又分工协作的农村银行类金融体系。
3.3 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