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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范文1
人文科学试验班最早于1993年在武汉大学设立，现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均有人文科学试验班。
该班培养具有深厚文、史、哲理论基础和科学素养，又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能适应多学科日益渗透发展趋势的人文学科科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高级人才。
（来源：文章屋网 ）
人文科学范文2
关键词：建筑设计；人文科学；联系；和谐哲学理念；堪舆理念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人文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是社会人际交往的原则与结果。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促使人们去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交往的准则上升到精神层面之后就成为“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建筑设计中，“人文精神”是设计的重心，一个优秀建筑设计师应该是人文精神的肯定者和塑造者，通过设计来改善和提高人的生存环境质量和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以人文思想作为根基，形成了内涵丰富，成就辉煌，风格独具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国的不同朝代都对于建筑设计与人文科学的联系十分重视，并且较多数的建筑都是在人文科学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这种基于人文科学进行建筑设计的理念实际上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文科学的繁杂性使其很难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分类，并且不同的人文科学也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作用力大小不同，在诸多的人文科学中，“天人合一”的和谐哲学理念与堪舆学问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力是最大的，因此下文的也将分别从和谐哲学理念以及风水学问两个角度对于人文科学与建筑设计之间的连接进行探讨。
一、建筑设计与和谐哲学理念的融合
就建筑风格的美观而言，我国传统的建筑设计与中华文明固有的哲学理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中国哲学讲求人们与大自然形成有效的对接，从而实现“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指引下，和谐的哲学理念得到了我国传统建筑设计的大力追求，它具体也有两个方面的体现。首先是要求人们所居住的场所必须具有“生命力”，从而与人的生命力形成和谐统一，而并不仅仅是无生命的简单使用设施；其次是讲求人们的居住场所具有大宇宙缩影的功能，与人们自身具有的小宇宙形成对接。
建筑设计与和谐哲学理念不仅在不同的朝代都具有十分显著的体现，而且在不同的建筑物当中也均有所体现。以寺庙的建筑为例，和谐哲学理念对寺庙的选址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大多数寺庙选择比较幽静的高山之处，这些地方不仅具有“天人合一”和谐哲学所要求的自然环境，而且也影响了寺庙中居住的人们。道家是较为重视寺庙选址和建筑的和谐性，追求修炼、成仙、祭神等活动，并认为“仙人好楼居”的思想，因此在建筑上进行筑高楼、多阁台的做法。老子的《道德经》也多次提到筑高楼的建筑理念，如“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等，而这也很好的体现出了道家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建筑设计的理想。另外，除了建筑格式以外，道家在选址方面更是如此，极力推崇将建筑物建到有山、有水、有林的鸟语花香之处，认为幽静的环境是人们进行修炼，实现天人合一理想的最佳场所。
当然，道家本身对于大自然的追求作为立教之本，但这种建筑思想也对于普通民居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我国的普通民居的建设而言，其建设无论从建筑取材，还是建筑风格上，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地理面貌有着很好的融合。这种建筑风格的选择除了对于当地大自然环境的热爱之外，也很好的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和谐哲学理念，并逐步将建筑与人们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想成了联系，如住宅就是身体、土地就是皮肉、屋舍就是衣服等。最为著名的遵循和谐哲学理念所购建的建筑物就是清朝的颐和园，整个园林的选址、建设、命名等都具有十分显著的人体特征。例如，在颐和园内部的各个建筑中，智慧海的建设与命名被比作为人的大脑、知春厅则具有人的心脏的功能、而龙王庙则被看作是人身体上的肾脏。因此，颐和园的建筑目的就在于游览该园林的人能够与大自然的和谐气息形成良好的对接，从而将自己的神气加以展现，从而做到人与自然的统一，达成延年益寿的功能。
二、建筑设计与堪舆理念的有效结合
堪舆理念也就是讲求风水之说，我国传统建筑设计对此更是非常重视。早在春秋时期的很多著作就提到风水学问在建筑上的重要性。《管子・乘马》中提出，如果要进行国都的选址与建设，要么可以选择在较大的山脉脚下进行建设，要么可以在广阔的平原地区进行建设，强调风水学问对于建筑的影响力。风水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代郭璞的《葬书》中，认为风水具有影响“气”的作用，风具有将气进行分散的功能，而水则具有将气进行聚集的作用，因此将风与水结合到一起，则代表着自然界的阴阳平衡，从而根据这种理念所建设的建筑物也具有从深层次方面影响人的生理健康的功能。在建筑选址方面，有意识的对“风”进行规避，而追求生气，则就能够保障家庭兴旺，人身健康。
根据风水理念的要求，坐北朝南的建筑较为合适，而这也成为了长期以来我国最为重要的建筑设计风格。另外，左青龙、右白虎、背靠山脉、门前不要有阻挡等一些方面的要求也是风水理念的追求方面。事实上，从现代的科学解释来看，背山面水就能够很好的确保建筑物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不仅可以依托山脉来抵御外来不良环境的入侵，而且也具有广阔的视野空间，能够享受较为充足的阳光与和风。当然，这种建筑的设计除了体现出鲜明的风水理念之外，而且也反映了上述的和谐哲学理念，追求一种较为安详、如意的居住环境。
风水理念与建筑设计发展到清朝就形成了较为成型的思想，其中集大成之作《阳宅撮要》对于建筑当中所涉及到的多方面的风水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建筑的外貌应该如何、盖多少间住宅、床与家具应该如何摆放等方面均做了详细描述，如厕所最好不要设计在住宅的门口处，也不能在风的入口处。我国建筑设计对于风水的追求也是对于人性化追求的侧面体现，这种设计也逐步形成了当前比较著名的风水宝地，如兰溪诸葛村、山西西文兴村等。这些风水宝地不仅在自然环境上很好的满足了居民的生活、娱乐等的要求，而且从精神层面也给予居民以很大的满足感。
参考文献：
[1]陈炜，邓梦.传统人文思想与中国古代建筑[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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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范文3
2.中国化与系统化的结合之道——李达独特的哲学探索时丽茹，ShiLiru
3."仁爱"与"兼爱":两种不同的和谐文化传统朱传棨，ZhuChuanqi
4.春秋时代以德治国观念之生存论基础张洪波，ZhangHongbo
5.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阶段的思想袁银传，乔翔，YuanYinchuan，QiaoXiang
6.人学观的历史变革及其当代启示赵士发，ZhaoShifa
7.人学视野下的马克思实践范畴李志，LiZhi
8.科举文学与"科举学"刘海峰，LiuHaifeng
9.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陈文新，ChenWenxin
10.唐宋派与明中期科举文风余来明，YuLa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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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影视的传播与文学的接受简敏，Jian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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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代神鬼剧、凶戏之禁毁丁淑梅，DingShu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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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化思想的源流汪信砚，WangXi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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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乾嘉时代之前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片论吴根友
4.从墨家"名"论看其语言哲学思想刘湘平，LiuXiangping
5.孟子语言哲学思想发微彭传华，PengChuanhua
6.简论汉唐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彭公璞，PengGongpu
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孙邦金，SunBa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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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试论广告传达意识形态信息的方式阮卫，RuanWei
3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的扩张路径刘静慧，LiuJinghui
1.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刍议冯天瑜，FengTianyu
2.历史的解构与重构:泛化"封建"的话语分析吴宗杰，WuZongjie
3.论"封建"的内涵叶文宪，YeWenxian
4."封建"名实问题管见聂长顺，NieChangshun
5.汉译西书与汉语新式标点符号的形成孙建军，SunJianjun
6."杂志"近代含义的生成周光明，郑昱，ZhouGuangming，ZhengYu
7.试论"汉学"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浸润与涵养武德庆，WuDeqing
8.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张应凯，ZhangYingkai
9.和谐发展理念的升华:建设生态文明孙金华，张国富，SunJinhua，ZhangGuofu
10.选择与会通:中国化的文化意蕴张西山，ZhangXishan
11.试论思维的基本特征陈东明，ChenDongming
12.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李维武，LiWeiwu
13.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高瑞泉，GaoRuiquan
14.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萧萐父先生"历史接合点"思想初探秦平，QinPing
15.秦、楚文化对战国至秦汉统一格局影响之比较研究胡克森，HuKesen
16.李东阳的文学传播意识薛泉，XueQuan
17.《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曹金钟，CaoJinzhong
18.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闵泽平，MinZeping
19.诗词创作中的意境与语言艺术于华东，YuHuadong
人文科学范文4
这个题目来自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的文化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需要。人们将这个困境称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1]之间的分裂和日趋紧张的对立局面。但是，关于这个困境的种种述说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种种方案设计倒是带来了更多的困惑：所谓的“两种文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分裂的？我们不是都承认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吗？那它就该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人文；我们不是也使用“人文科学”这样的术语吗？那就表明人文也是一种科学。还有，“两种文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可以沟通和弥合的，如果它们真的能够的话？
为了缓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将科学与人文沟通起来，必须先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清楚。借着这个区别，我们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之所在；借着这个联系，我们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
通过考察科学与人文的二分对立，我们进入对更基本问题的分析，即重审由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结成的现代性。
一、人文与人文精神
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人文”一词里都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人”，一是“文”。一是关于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的观念，一是为了培养这种理想的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前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性”（Humanity）等同，后一方面的意思往往与“人文学科”（Humanities）等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意思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有着内在的关联：学科意义上的人文总是服务于理想人性意义上的人文，或相辅相成。“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2]
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拉丁文Humanitas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一段话成了Humanitas的经典定义：
那些说拉丁语以及正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并没有赋予Humanitas一词以一般以为具有的含义，即希腊人所谓的philanthropia，一种一视同仁待人的友爱精神和善意。但是，他们赋予humanitas以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eruditionem institutionemque in bonas artes”，或者“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性。因为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人才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因此，它被称作“Humanitas”或“Humanity”（人性）。[3]
按照希腊人的想法，理想的人、真正的人，就是自由的人。所以，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一些与“人文”相关的词组就是由“自由”的词根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汉语的“人文”一词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思。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经·贲》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人文教化同样一方面是强调人之为人的内修，另一方面是强调礼乐仪文等文化形式。那么人之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般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把理想人性规定为“仁”，在孔子那里，仁者人也，人者仁也，两者互训互通。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获得呢？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实现仁的教化方式。
“人文”中“人”的方面和“文”的方面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强调，其作为“文”的方面、文科课程的方面得到更多的强调的时候，人文被等同于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育、文科教育。但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作为人文的第一方面的“人”的理念向来是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方面。
正是为了强调这个更重要的方面，才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说法。人文精神这个词是个地道的中文词，很难有对应的西文词，它与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相关。它既不是指人文教育（Humanities），也不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Humanism），虽然与它们相关。我的理解，当人们使用“人文精神”这个词的时候，或多或少是在诉求一种人的理念，特别是“自由”这个西方人文的核心理念。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针对的是市场经济大潮下实利主义的泛滥、理想的泯灭而开展的，这里要求弘扬的并不单纯是文科教育，而是对人之为人的重新反思，其批判的矛头所指往往更多的是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所抨击的往往是中国的人文学界和人文领域里人文精神的失落。所以，人文精神应该看成是一种建基于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之上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精神。简而言之，人文精神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
二、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
人文是个本地词，而科学却是个外来词。毫无疑问中国人有自己的人文，但要说有自己的科学就不是那么容易，需要费半天口舌才行。
当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起初一直译为“格致”，后来受日本影响译为“科学”。1897年，康有为在其《日本书目志》中引进了这个词。日本人用这个词表示西方分科的学问与中国不分科的儒学相对应，这个理解被20世纪初年的中国知识界所接受。1915年，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刊物取名为《科学》，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此，“科学”一词成了science的定译。[4]
英文的science一词基本上指natural science（自然科学），但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而后者涵义更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德文的wissenschaft（科学）与拉丁文的scientia类似，涵义较广，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知道德国人喜欢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词，比如黑格尔讲哲学科学、狄尔泰讲精神科学、李凯尔特讲文化科学等。这些词的历史性关联暗示了一个更深层更广泛的思想传统，狭义的自然“科学”只有在这个深广的思想传统之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发展。
今天我们讲科学，首先当然是指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首先又是指近代自然科学。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近代科学并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而且诞生之后又处在发展之中。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它何以能够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扩展？它又是如何植根于希腊和中世纪的“学问”和“知识”传统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着内在的联系，那就是，近代科学的母体不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且也保证了近代科学能够由自然领域向社会和人文领域延伸，这个母体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求知”的精神、“理论”的理性、“对象化－主体性”的思想方式，一句话，是科学（哲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的科学传统就不是特别针对近代科学而言，而是用来刻划希腊－欧洲人的一般存在方式的。这个传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形而上学”传统，也是胡塞尔要着力弘扬和重建的理性传统。哲学和科学在希腊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就是到了今天，西方哲学依然是广义西方科学的某种特定形态（胡塞尔的理想是把哲学建设成最严格的科学）。黑格尔之所以能够称哲学为哲学科学，是因为西方哲学本来就属于西方的科学传统。为了理解这个传统，我们需要从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谈起。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我们从希腊的哲学和文学戏剧华章中，到处可以见到对“自由”理想的赞颂和追求之情。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人，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达成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
如果说，中国的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那么古典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在我看来就是“自由－科学”。也就是说，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些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5]
希腊哲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第一个样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学正是近代自然科学的直接先驱。[6]希腊的哲学（philosophia）是爱(philo)智(sophia)的意思，爱智又意味着什么呢？爱智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一句话，“爱智”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有大量关于科学作为一种自由的探求的论述。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提到“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2），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7]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腊人认定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苏格拉底以来的雅典教育四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声学）、天文，均是广义的数学学科。对柏拉图而言，还有更高级的学科是辩证法（不只是辩论术，主要是善的科学）。此前，智者学派曾把“辩论术”做为一门重要的教育课程。
罗马上流社会只关心军事和政治，只关心有实用目的的知识。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r Elder，前234－前149）在论儿童教育时，只提到了讲演、医学、农业、军事、法律等实用技术，而对希腊式的纯科学教育持反对态度，很类似斯巴达人。此后，罗马人逐渐把文法和修辞做为高等教育的基本学科。与老加图略晚的罗马人法罗（Varro， 前116－前27）在其《教育九卷》（Disciplinarum Libri novem）中讨论了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九大学科。从公元四世纪起，前七门学科被称作“七艺”，成了欧洲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8]七艺中的四艺是数学学科，其中的辩证法则越来越多的指逻辑。所以七艺中的五艺应属科学学科。
中世纪希腊理性精神的弘扬特别体现在经院哲学上。原始的基督教因信称义，强调信仰淡泊知识。12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开始重新流行起来，对逻辑和推理的崇尚逐渐改变了基督教神学的形态，出现了极为偏重推理和逻辑的经院哲学，我们应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种科学形态的神学：它是以科学理性的方式为教义辩护，而不是单纯强调信仰。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注意到，希腊的科学理性同样影响了阿拉伯文化，但却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产生类似的成熟的“经院哲学”，虽然12世纪的确有杰出的回教哲学家阿维罗伊（1126－1198）曾为此做过努力。当时的哈里发发表了一道有象征意味的布告说：上帝已命令为那些妄想单凭理性就能导致真理的人备好地狱的烈火。[9]
怀特海在追溯近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10]因为经院哲学的逻辑把严格确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种在欧洲人的心里，这种习惯即使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流传下来，就是伽利略，“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11]
三、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今天我们使用“人文”一词更多的与“近代”西方特有的人文传统相关联，这就是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出现并在日后发展起来的Humanism（德文Humanismus）传统。这个词有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区别的所指，中文分别译成“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Humanism这个词虽然直到19世纪早期才出现[12]，但主要用来概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humanista）的一般思想倾向，因而直接来源于它。15世纪后期使用的Humanista（人文主义者）一词又来源于更古老的“人文学习与课程”（studia humanitatis）。[13]中世纪后期，随着大翻译运动出现了不少远远超出传统七艺的学科，如神学、罗马法和教会法、医学、天文学与占星术、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通才教育，尽管他们的“人文学习与课程”着力于语法、修辞、诗歌、历史和道德哲学五科（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习称的文史哲），有些人文主义者可能还对五科之外的学问持抵制态度（如彼特拉克），但总的来说人文主义者带来了新的知识（通过翻译希腊和拉丁古典）和新的眼光（人文主义），促进了新兴学问与传统学问之间的融合。[14]我们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者深化了得自希腊而被中世纪马虎对待的传统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除了强调通才教育外，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美德和教育青年热爱生活，所以把伦理学（道德哲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其他各科都服务于美德的增进。人的修养、人的自我培育、自我丰富和全面发展，是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
鉴于Humanism的文艺复兴来源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教养的强调，汉语将之译成“人文主义”，与中文的“人文教化”相衔接。
人文主义运动至少有两个后果。第一是确立了既有别于传统的神学又有别于新兴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导致了今天人们所说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第二，铸成了一个新的信念体系，即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把人确立为价值原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的是一种与宗教神学不同的世俗的知识（希腊、拉丁学术），但同时包含着对“人”之地位的一种重新的审视和思考。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在《论人的高贵的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借神圣的创造者的嘴对人类说：“其他一切生物受制于我们为它们立的法，但是，你不受任何约束，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们。我们已经把你置于世界的中心，因此从那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环视其中的一切。”[15]这里，人开始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进一步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主题：“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6]当然，把人确立为世界的中心的思想也有其希腊来源。智者普罗泰哥拉曾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但是总的看来，人的地位问题在希腊时代还没有以这种方式、摆到这样的高度来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说，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古典思想是与智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苏格拉底强调，只有神而不是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只有神才是最完美的，而任何不完美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万物的尺度。“善 而非“人”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原初复兴古典文化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似乎不足以表达这个意思，于是Humanism又被译成“人道主义”。但这个译法也有问题，因为中文的人道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即主张对一切人都要仁慈都要讲爱，因此也被称为博爱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Humanitarianism的中译（来源于希腊文的philanthropia）。所以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Humanism译成“人道主义”极易招误解，极易看成一个道德规范，而忽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有人译成“人类中心主义”[17]，这是对Humanism的学理上的解释，是把Humanism解释成anthropocentrism，但它字面上并没有“中心”的意思。最准确的似应译成“人的主义”，但汉语不太顺。王若水先生仿照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译法译成“唯人主义”[18]，是很不错的译法，但可惜没有流传开来。本文有时从俗译成人道主义，但更多的采用“唯人主义”的译法。
这样，Humanism一词就有三种意思：复兴古典学术和强调人的全面教养的人文主义；作为仁慈博爱伦理的人道主义；作为以人为价值中心价值原点最高价值的唯人主义（人道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唯人主义与欧洲人文理想的关系：唯人主义符合从而实现了欧洲自由人的理想吗？这是一个极富有挑战的问题。在当代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人”的问题就如同“科学”的问题一样，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还清楚的记得80年代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如何作为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旋律，而且这场启蒙运动到了今天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它的意义。但是，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启蒙是开启一个明亮的场地，是去蔽，但任何去蔽都同时带来新的遮蔽，对启蒙的批判就是去掉这新的遮蔽，同样是去蔽。
人是一种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说它“让”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当然，首先，人们把这种自由理解成“让”人这种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创造者。它强调人的本质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发展的，强调这种自我塑造的无限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的理念引导了近代唯人主义的人文传统，因为这个传统抓住了“人的自我创造”这个主题。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质化即获得其规定性的过程，本身也是人对自由的背离的过程：人的本质化是对人的无本质即无固定的规定性的背离。[19]人的本质化，必损害人与世界之间的自由的关系，因为这种自由的关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无本质时才有可能。
人与世界的关系根本上是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费者，而是一个听之任之的“看护者”和欣赏者，所以也有人把这种自由的关系说成是审美的关系。但是，近代唯人主义在将人本质化的过程中破坏了人与世界之间这种自由的关系。唯人主义首先把世界置于一个以人为原点的坐标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为阿基米德点的价值天平中，从而最终把世界变成利用和消费的对象。世界的对象化的结果是人同时被对象化即本质化，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了一种既定的、给定的、固定的关系。
唯人主义把人置于某种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人与世界之自由关系的损害最终必然反过来损害人对自身的自由发展，因为自我创造的过程总是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和利用的关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质化，无论以理性的名义还是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来规定这种本质，人都会沦落为一个被动的角色，他只须按照所谓理性或科学的方式去反应。他在近代极度“自由地”展开的世界几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这是当代思想家纷纷质疑“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
四、近代西方的科学概念：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
我们在第二节指出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但是，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更多指的是近代科学所造就的科学概念。所以我们还要搞清楚，近代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继续保持其为“科学”，同时，它作为“近代”科学有哪些新的特征。
近代科学有两种形象：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古典的理性传统和新兴的功利传统，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分别是这两种传统的宣言。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两种科学的形象是恰当的。
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尔的“我思”突现的是那种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为近代科学之肇始的自然数学化运动应该正确的看成是理性奠基运动，即把作为自然科学之对象的自然界彻底理性化的运动。与16、17世纪自然的数学化同时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还有：培根归纳法和笛卡尔演绎法等方法论问题的提出以及被科学家群体的消化，从此科学以其方法论而区别于其他知识形式；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围的分门别类，从此专业化、分科化成了科学事业扩张的基本线索。
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其理性化过程，并构成日后科学发展的基本精神气质。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其经典之作《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将之概括为四个：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cepticism）。这四条精神气质（ethos）是对希腊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很好的注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自由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发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无私利性是不计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发挥到了希腊人远未达到的地步。
近代科学不光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暂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恩说：“新科学的一个革命性的特点是增加了一个实用的目的，即通过科学改善当时的日常生活。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这种信念在16世纪和17世纪一直在发展，以后越来越强烈而广泛地传播，构成了新科学本身及其特点。”[20]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科学形象的代言人，他强烈的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福利，否则就是些空洞的论证和言词游戏。他因此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只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他们真是具有孩子的特征，敏于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丰足于文字而贫瘠于动作。这样看来，从现行哲学的源头和产地看到的一些迹象是并不好的。”[21]培根倡导经验论、归纳法，尽管并未为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所运用。但他在《新大西岛》中设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罗门宫，成了后来英国皇家学会的建设兰图。
意欲对自然有所图谋的培根纲领之重视外在经验是顺理成章的，但这里的经验也应该是完全新型的经验，它是对自然有所行动之后看看自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不是被动的观看。在这一点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较被动和静止观照的经验论并不能真正实现他的纲领。近代科学延着他的思路发展出来的经验论是操作主义的实验经验论。可严格控制可重复操作的实验，是近代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外部制约条件和启发性因素。
笛卡尔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时也被概括成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22]。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侧重不同的传统。但是总的看来，近代科学的形象是由这两种科学形象合成而来的。经验加理性、实验加数学，通常就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科学形象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和冲突，相反，也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张力。它们相互制约，维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腊的基因总在顽强的发挥作用。我们确实可以隐约从近代科学史中看出一条理性论的主线，这些主线上的科学巨匠们总是更多的偏爱数学理性的内在力量。他们中杰出的一位，爱因斯坦，虽然也同时强调了这两大要素，称它们是“内在的完备”和“外部的证实”[23]，但在他的内心，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经验数据，科学本质上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发明”[24]。据说当爱丁顿的日全食考察队证实了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预言时，他不动声色的说：“我知道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一位学生问他假如他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该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么我只好向亲爱的上帝道歉了――那个理论还是正确的。”[25]
这个故事显示了笛卡尔科学理想的顽固性。如果说“外部的证实”应该屈从于“内在的完备”，那么在一颗古典的科学心灵看来，科学真理本质也应该是超越功利的。但是这样的古典理想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实现，特别在今天，由于越来越深地卷入工业和军事政治，科学家们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秘密和军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坏自由探索和自由发表的公有原则；由于耗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得不越来越取悦于拨款人的功利好恶，而破坏无私利性原则。当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尔形象与培根形象之间非常明显的冲突，往往使人产生如下的疑问：近代科学究竟是怎样协调这两大传统的？它们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导近代科学的发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种更深的意义上，两大传统事实上合流了。它们共同的受着一种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称之为“技术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这种新的技术理性与希腊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前者确实来源于后者，但已经渐行渐远。
技术理性来源于人的“权力意志”，是对希腊理性的一种无限扩张。服务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诺“无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希腊的理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诺有限的可能性。人因为有理性而趋向善、热爱神，人在这种追求善的过程中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腊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统治”的内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关系，被认为是真正的理性行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腊理性的要义。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近代科学的创建者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纲领，相反还是坚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学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类的处境，特别是为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服务。例如牛顿，他多次表白，他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务于力量的控制和运用，近代科学必然要求预测的有效性，并把它作为一个根本的边界条件。培根本人也曾说过：“欲征服自然，必先服从自然”[26]服从自然现在被认为是服从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预测性。
对自然可预测性的要求最终是通过自然的数学化来实现的。希腊的演绎科学――数学是可预测性的典范，有着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时数学被认为是通往善的一个必经阶梯。[27]自然的数学化以及近代数学本身的迅速发展，事实上均来源于对有效预测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近代科学创造了一个纯粹“量”的世界，发展出了一套“计算”的方法论。因此，尽管近代科学和希腊科学都使用数学，但数学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具相同的意义了。近代数学已经受雇于预测和控制的要求，服务于“力量”的意志。
不仅如此，近代以数学化为核心的科学理性还因其对“无限”性的允诺，而区别于希腊科学。希腊数学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围之内，对无限“敬而远之”。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并未给出一个均匀平直无限的三维欧氏空间：这个空间恰恰是19世纪才被最后规定出来的。[28]近代的无限性首先发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个谨小慎微的天文学改革，结果却导致了“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9]的革命性变革。与宇宙论的无限化相伴随的是无限数学的出现。牛顿微积分的发明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无限数学第一次服务于近代科学，并帮助安排了一个无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无限理性最终表现在对理性之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的结局和负面的影响，那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也还是得靠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的无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现为科学家的“无禁区”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学事实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权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计后果的“无禁区”探索，都可能事实上造成恶劣的后果。核物理学发展初期，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因为忧虑核能量会被纳粹所掌控，曾建议各国的核物理学家暂缓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个所谓的“自我出版检查制度”是空前的，“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都是为自由交流思想而斗争，所以任何时候也不应该持有与此相反的原则。他们自己就是极端自由的忠实信徒，并且是军国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但是，现在他们感觉到，国际舞台的形势是十分复杂的。”从西拉德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科学家们对科学进步所寄托的希望，竟然由于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而变得害怕科学向前发展了。写信的人好象竟希望实验失败。”[30]这个案例充分显示了，由于科学成为一种力量（权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遭受了怎样深刻的挑战，科学家们面临着一种怎样的二难处境。
五、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关系：分裂与合流
在回顾了近代西方的人文传统和科学传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近代科学与人文事实上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随着专业化和学科分化愈演愈烈，人文学科的阵地激剧萎缩，在教育体制上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互相隔绝；另一方面，以唯人主义为标志的近代人文传统和以技术理性为标志的近代科学传统事实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基础。正是现代性所要求的专业分工和力量意志，导致了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裂，以及人文学科的严重危机。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表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学科的领地日见狭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近代并不是两个旗鼓相当的阵营之间的分裂，而是作为传统知识主体的人文学科日渐缩小成一个小的学问分支。文理科的发展极度不对称，理工农医科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人文学科越来越小。不仅在学科规模方面人文地位越来越低，而且在教育思想方面，科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压倒了人文教育。
第二，学问普遍的科学化倾向和功利化，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文学科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近代以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即社会科学日渐兴起，它们进一步挤占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地盘。人文学科甚至到了只有栖身在社会科学这个牌子才有生存机会的地步。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了“人文”的概念，“功利”的概念取代了“理想”的概念。在一个科学化的时代，为了争得在学术殿堂中的位置，人文学界也出现了“人文科学”的说法。这个词组的用意并不是想阐明科学本质上就是人文――就象我们在第一二节所阐明的那样――而是说，人文也是一种象近代科学那样的“力量型”的学问，借以在科学时代合法地谋得一席之地。
第三，重视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体制，人为的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疏远和隔绝。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谈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时心中想的，正是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严重的文理分科现象。这种分科现象在西方各国的教育史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但都没有象当代中国这样突出。分科化、专门化和专家化与教育理念有关，凡重专才教育，则专科化倾向较严重；凡重通才教育者，则专科化倾向就比较淡化。在专才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理工科学生缺乏基本的人文素养，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难以有一个宽阔的视野和深谋远虑的计划。正象许多教育家所指出的，如果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判断事物，那就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真正的高等教育应该培养学生既掌握内部标准，也能够用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即“外部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学科，能够看出自己学科的优点和局限。[31]
第四，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使得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关怀。与之相关的是近代哲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这种二分将科学置于澄清事实的范围，而不涉及价值问题。皇家学会的干事长胡克为学会草拟的章程时写道：“皇家学会的职责是：通过实验改进自然事物的知识，以及所有有用的技艺、制造业、实用机械、工程和发明的知识，同时不干预神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文法、修辞学或逻辑。”[32]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反对博爱善行的人道主义，而且更深的认同唯人主义的“力量原则”，但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经验发生冲突时，他们有可能毫无犹豫的牺牲后者。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体现在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特别是当这种人文传统不合技术理性的逻辑时。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根源于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而知识的专科化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与人文合流的方面：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的合流。很明显，知识的专科化来自技术理性，来自那种诉求“效率”和“力量”的科学的本质。所以，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技术筹划的必然结果。力量型科学要求一种分工型的科学和教育体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学才要求一种综合的领悟力。今天对科学与人文之分裂的反省，最终应该导向对力量型本身的反省。
技术理性就在这个意义上与唯人主义合流。它们都是相信“力量”（power）的乐观主义。在唯人主义看来，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为人有理性这种无限的能力。为了解决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技术理性广泛地行使它的威力。唯人主义得到弘扬的地方，也就是技术理性大展宏图的地方，因为它们相互确认。这种相互确认并不简单是人作为目的，技术作为手段，相反，手段和目的在这里混成一体，因为技术理性正是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确立为价值中心的唯一根据和保证。许多技术批判主义者批评技术的发展违背了人性的目标，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其实，“技术违背了人性”，却不见得是对唯人主义的背离，因为正是唯人主义本身推动了技术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倾向。唯人主义陷入一个自我拆台的怪圈之中。
这里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如果我们要求自然屈从于技术，那么我们也在要求作为自然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屈从于技术；如果我们认为技术产品优于自然的产品，那么同样，我们的创造物就会被认为优于作为自然产品的我们自身。由于我们人类注定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唯人主义注定要遭受技术的异化：本来是用以确立人之地位的，最终却被用来贬低人类自己。技术发达了，人类却丧失了劳动的乐趣，甚至劳动的权利（所谓技术失业）；科学发展了，人类却越来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义。这是唯人主义深刻的困境。
六、弘扬科学精神：两种思路
人文科学范文5
关键词：公关课教学；人文素质；情感智能培养教育；《红楼梦》
社会的发展迫使我国高校的综合素质教育势在必行，而其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更是亟待研究和实施。人文素质教育需要一个科学的课程体系来保证和体现，而其真正地广泛地深入地实施，则更在于它能否贯穿于这一体系中每一门课程的具体教学中。作为培养人文素质的学科----公共关系学，这几年也在为探讨如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努力。公关情感智能的培养和提高，有助于引发活化和丰富情感的悟性，防止情感缺陷的草生和发展：有助于情感魅力的常新，有利于孕育创新精神、拓宽创新的视野：有助于人才素质的全面发展。公关课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一、公关课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其中包含了很多人文教育内容。这就决定了在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上，公关课教学与之密不可分且得天独厚，能够起到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公关课教学有助于丰富学生的人文科学知识。公关是一门交叉性的社会科学，它综合了众多优秀的社会科学知识。因此公关课不仅可使学生掌握公关的基本原理和实务，还能让他们学到传播学、管理学、文学、营销学、广告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从而激发学生对人文科学的兴趣，弥补其知识的欠缺；并改变其原有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培养人文思维的习惯。虽然知识不能等同于素质，但良好的人文素质必须以大量的人文科学知识和较强的人文思维能力为背景和基础，而且这一背景基础不但不可轻视，相反愈需深广。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越来越互相渗透融合。现代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愈加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人类越来越趋向于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客观世界。大学生如果具备全面的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有良好的人文科学知识和能力，便能在工作中视野开阔、触类旁通、富有灵感和创造力，提高工作效率。
（二）公关课教学有助于培育学生良好的道德信念。公关是一个非常讲道德的职业，有专门的职业道德法规章程，并且十分详尽具体严格明确。道德因素是公共关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良好的道德是公关工作的根本。所以公关课教学的老师还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育人的职责。要教育学生诚实守信，公平正直、要宽容、尊重爱护帮助他人，要见义勇为等；还要教育他们要关心公益事业，关注国家命运和人类问题，关心爱护人民和生存环境，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此外，公关工作还要求有健康的心理素质，所以还要教育学生要心胸开放豁达、谦逊自信，要有同情心，要意志坚强、乐观进取，要善于与人合作，善于维系融洽的人际关系，要能够理解并应对别人的情绪，要能够控制调整自己的情绪。
（三）公关课教学有助于完善学生的人文修养。公关是一项很注重从业人员外在形象的工作，要求他们要有整洁雅致的衣着打扮和文明礼貌的言谈举止。为此公关课专门设置公关礼仪一章，讲授服装服饰和美容美发的礼节，在公共场所的礼节，与人交谈的礼节，打电话、称呼、介绍、握手、递接名片的礼节，参加宴会舞会的礼节等。无疑，公关礼仪教学能够促进学生文明礼貌意识和行为的提高。文明礼貌意识和行为是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是其最直接、外在的表现，它能够透射并影响一个人总体的内在的人文素质的高低。显然，文明礼貌意识和行为不可或缺，并应与其他人文素质相辅相成，从而由内到外、由浅入深地完善学生的人文修养。
二、在公关课教学中紧紧抓住情感智能培养的环节
公关课教育属于社会技能方面的教育。从培养人才的素质而言，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的社交素质。它在提高人才知识智商的。同时对提高人才的情感智能有着特别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在公关课教学中，只有紧紧抓住情感智能培养方面的重要环节，才能不断地提高这门学科的教学质量。
情感智能亦称“情商能力”，是指一个人感受、理解、控制、运用和表述自己及他人情感的能力总和。情感智能主要主要应用于认识社会和认识自己。表现为在情绪状态的自制和冷静，有能力巧妙地平息对方的过激情感，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认真倾听他人的意见，充分展示在社会交际中的情感魅力等。努力追求情感、迫求热情、友情与忠诚，了解并掌握情感与人际能力、社会技能对人生的重要，既是情感智能要求的能力，也正是公共关系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公共关系作为组织与公众之间通过信息传播，协调沟通结成的特定关系而言，这种特定关系是依靠真挚诚实和相互信任来维系的，并且只有在互惠互利、互需互酬的前提下才能发展。这种关系所以是特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贯穿其中的情感性因素所决定的，所谓“以情感人，理在情中”是也。
（一）在教学目的上，明确公共关系课教学所担负的双重任务。教与学双方必须明确公共关系课教学所担负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智商，另一方面也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情感智能。公共关系学是把理论与社会生活，人生技能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学科。在公关课教学中，通过学习公共关系学的一系列社会技能，特别是人际交往方面的艺术，使学生在循序渐进、耳濡目染、日积月累和反复的情感体验过程中，逐步渗透，使之习以成性，从而不断启迪和提高情感智慧。比如公关理论体系中关于人际关系处理的技巧和艺术。首先要善于倾听、巧于提问、敏于区分对方言谈行为中的情感色彩以及自己作出恰当而迅速的判断和反应，避免误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其次要学会就事论事的处理原则：既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要求，又要对他人既不怒形于色，也不苟且屈从；学会合作的艺术，学会巧妙调停冲突和冷静妥善处理危机，学会诚恳谈判及必要妥协等。对于教学双方，从一开始就要明确和把握学习公关技能的核心要求。
（二）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情感体验”与“实际演练”。比如在公关社交、公关礼仪、公关策划的教学中，采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让学生亲身体验所学的内容，特别是学习和体验表达情感的技巧和艺术，如坦率真诚，这是最根本的原则。为了加强学生的情感体验，要创造实际演练的条件。在教学中可以采取“模拟对话法”，设置情景进行主题讨论，模拟公关谈判、公关策划，以及合作训练等等方式方法。
公关教学中的情感性智能培养，最为重要而有效的是公关案例教育，以及组织观摩、参观等活动。通过分析及探讨案例，揭示公关活动的规律，从而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的要点。这种方法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对案例进行教学时，公关案例浩如烟海，要从中选择最富有创造性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且最易于围绕情感智能进行评析的案例。笔者在实践中发现以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为基础，结合时事热点，关注公关现实问题，积极开发新案例比较受学生欢迎。
三、《红楼梦》呈现出的公关理论与本科生人文素质培养
亲情、友情与爱情一起构成了人生的情感世界。在与大学生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们经常把爱情看作情感生活的全部，而忽略了对亲情和友情的呵护，这让他们的情感生活有了缺失。作为高校教师，有责任对他们的情感生活加以正确的引导。如何在教学中加强对大学生情感素质的培养，是我们所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笔者选择学生所熟悉的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为案例，在公关课的教学实践中渗透对大学生情感智能的培养，是笔者所做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一）薛宝钗的公关语言特色。以《红楼梦》的人物很多，各具特色。下面仅以薛宝钗为例，分析其公关语言特色。《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个复杂的人物，她在大观园里左右逢源，显露出了出色的公关才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要表现的，是薛宝钗这位“品格端方”女子的出色的公关才能。宝钗秉持世俗的理智，谨守封建妇德，利用自己的公关才能，尽心尽力地维持着大家眼中的封建时代贵族女子正统风范，一步一步实现她的人生理想：夫有治国才，妻有停机德。语言是最基本的公关工具，公关语言的巧妙使用是实现公关目的的关键。因此掌握公关言谈技巧，是公关人员从事公关活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在教学中，与同学们一起分析宝钗的公关语言特色。首先要明确公关语言的基本要求。公关语言的基本要求：语调要和蔼亲切，声音不要过大；要注意在言谈中不要自己垄断发言，喋喋不休讲个不停，这容易使人反感；要掌握机会，机会不到则不发言。这些要求可以说是专门用来描绘宝钗的，书中第八回讲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她平时就是这样，很少说话，一说话则语气柔和，很少有感情激动的时候。另外她对时机掌握得也很好。宝钗生日时，凤姐说唱戏的小旦像一个人（黛玉），由于黛玉平时多心，所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是一笑不肯说”，以免引起冲突来。其次需注意公关言谈是说与听的统一。在公关活动中不仅要会说话，还要会听话。学会认真听话至少有三大作用：一是加深理解；二是正确判断；三是在理解和判断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言行。宝钗就是这么一个会听话的人。第二十八回中王夫人询问黛玉的病情，宝玉说吃那些药不顶事，要王夫人给他三百六十两银子，为黛玉配一剂特效药。王夫人不相信，宝玉遂让宝钗作证。宝钗从二人谈话中听出王夫人不同意此事，便不肯附和宝玉的话，于是笑着说：“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果然，王夫人听后很喜欢地说：“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这样既使王夫人摆脱宝玉的纠缠，取得她的好感，又没完全否定宝玉，不至于招来宝玉的怨恨。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宝钗谈话技巧的高明。
（二）解析《红楼梦》，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亲情、友情与爱情一起构成了人生的情感世界。在与大学生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们经常把爱情看作情感生活的全部，而忽略了对亲情和友情的呵护，这让他们的情感生活有了缺失。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这个男孩似乎被宠坏了，他行为偏僻性乖张，与家长们的期望有着太大的距离。但宝玉却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不光是表现在爱情、友情方面，更表现在他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方面。在《红楼梦》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宝玉对老祖宗、王夫人的孝顺及对众姐妹的手足亲情。在第二十二回中，贾政给贾母出灯谜，宝玉配合父亲取悦祖母。在第三十七回中，通过宝玉的丫鬟之口写到宝玉的孝顺。秋纹笑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话儿来了。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的才开的新鲜花儿，不敢自己先玩，巴巴的把那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给太太。谁知他孝心一动，连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见了这样，喜的无可无不可，见人就说：‘到底是宝玉孝顺我，连一枝花儿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在第七十九回“贾迎春误嫁中山狼”中，贾宝玉听说迎春出阁，“宝玉思及当时姊妹们一处，耳鬓厮磨，从今一别，纵得相逢，也必不似先前那等亲密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凄惶迫切之至”。正因为宝玉是这样一个注重亲情的人，因而即使他有着那么多的不肖，但在家中仍然受到亲人们的喜爱乃至宠爱。而宝玉纵然受到宠爱，也并没有恣意享受家人的亲情，而是同样回报以真挚的亲情。
现在的大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到大都受到家人的宠爱，乃至溺爱，父母的关心爱护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他们经常忽略父母的感受，不懂得关心和尊重父母。已经进入成人年龄的大学生应该懂得关心自己的父母了，这种关心首先就是要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父母毕竟不再年轻，年轻的大学生要学会为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让父母为自己服务。其次，为人子的大学生应该理解父母的心情，每隔一段时间应该和父母联系一下，报声平安，也向父母问安，体贴、关心父母，这样的亲情是美好的、温馨的，其乐融融。再次，要学会为父母分忧。父母在工作中、生活中也会遇到不如意，遇到挫折和困难。大学生们要经常与父母沟通、交流，除了在心理上给他们安慰外，在生活上也要尽己所能为父母分担一些。最后，要尊重父母的劳动。现在很多大学生花钱不考虑，似乎父母的钱赚得很容易，可事实是很多父母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让孩子手里紧着。多数学生并不能理解父母的这份苦心，不体谅父母赚钱的辛苦与不易。宝玉的亲情对当代这些多数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及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大学生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只有有着浓厚亲情的人，才会是一个对爱情认真、负责的人。
总之，在公共关系的教学中，极须紧紧抓住情感智能培养上的几个重要环节，卓有成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的素质教育耕耘出一块新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杨文礼，蒋祥龙，王 艳.高职生人文素质培养与教学公关之关系认知的师生对比分析———以安徽省高职院校的调查对比分析为例[J].职教论坛，2012，（33）.
[2] 李静.公共关系课程改革与创新 [J].教学实践，2011，（4）.
人文科学范文6
一、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关系
（一）关注两者之间的相通性
教育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人文和科学，都是人类思维的结果，现代研究表明，人的左脑主要负责逻辑关系推理，属于科学教育的范畴，而右脑主要负责形象思维，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人的左脑和右脑显然密不可分，两者之间会互相传递信息，协同完成一些任务。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人的左脑和右脑不可能同时处于最佳水平，左脑发达的人右脑就会比正常人差，反之右脑发达的人左脑就比较差。[2]在这种理念人，人们提出了专才教育，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区分开来。多年的教育实践发现，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培养出的人才往往具有足够科学，缺乏相应的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精神的人，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
从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起源来看，最初两者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受到古代科技水平的影响，主要采取人文教育，其中会夹杂科学教育，到了19世纪时期，西方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使其逐渐从人文教育的辅助位置分离出去，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现在的高等教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当时的七艺学习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大的影响力。[3]这些大学培养具有完善人格的人，强调人的教养，而非现代的知识分子，科学教育独立的一个标志，是德国工科大学的出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目标都是人，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促进人自身的发展，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是为了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其本质都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只是针对问题的不同，分成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
（二）两者不可忽视的互补性
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虽然具有一定的相通性，但是并不完全相通，两者都是教育的独立部分，具有鲜明的特点，在实际的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内容不同：人文教育针对人文科学知识的讲解，让学生能够正确的认识自我、适应社会，具有处理人类自身内部关系的能力；而科学教育针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讲解，让人们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具有一定的社会生产能力，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在以往的科学教育中，科学教育大多以科研为主，技术教育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随着近些年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教育划分的领域越来越多，出现了很多专门培养技术人才的职业类院校，即使是本科类院校中，也开始强调学生的实践能力。人文教育侧重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如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培养人们的审美能力与合作精神等，而科学教育是培养人获得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由此可以看以看出，人文教育相当于指导思想，而科学教育相当于工具，分别侧重于人性和人力。这是19世纪之前科学教育位置低下的重要原因，当时的生产力较差，人文教育是主流，工业社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量很大，仅有一定的文化熏陶，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基础
人文教育中的人文知识和文化，与科学教育一样，承认和尊重客观实际，通过分析和提炼客观实际的本质，探索和揭示客观实际规律，两者都提倡知识来源于生活，实践出真理，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去学习、感悟、创新，才能够剖开表象看到本质。由此可以看出，人文教育虽然是提升人性、陶冶心性，但是要建立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不能抛开社会现实的需求。而不同时期人们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不同，美国学者的观点认为，人文精神应该包括人、群体、自然和天道，如何让这四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产生良好的互动，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4]而科学教育显然是一种良好的媒介，正是工业技术的发展，让人能够征服自然，但是多年的工业社会发展，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环境污染问题等，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正在遭受破坏，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显然是在科学教育中，缺少了人文精神，人们不懂得如何与自然协调的发展，一味地去破坏自然，最终会完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有一定的工具角质和目的价值，科学技术自身能够改造物质社会，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还具有一定的教育职能，如近些年的科学发展中，更多强调人性化，这个人性化显然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科研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设计和生产的协调性，满足人类需要的基础上，又不会破坏自然。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显然需要具有足够的人文精神，自身富有人性。由此可以看出，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两者只有相辅相成，互相弥补、互相促进，才能够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综合型人才。
三、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的途径
（一）教育观念的融合
大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学生、老师和大学的管理者等，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首先要在教育观念上，让人们意识到两者融合的必要性。我国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科学和现实世界之间，既包含了人文科学，也包含了自然科学，两者对人类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已经成为时展的必然趋势。在20世纪之初，就有人预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会走向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和人文追求的目标相同，他们都承认客观事实，通过表象看到本质，从而研究客观事实存在的某些规律。随着近些年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而素质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综合素质强调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包括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往我国大学建设和发展中，注重院系的划分，不同专业之间的联系很少。随着综合大学理念的发展，现在我国大学教育，注重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两个方面的培养，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观念上，意识到两种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二）课程结构融合
大学课程结构的安排，是培养人才知识结构的重要方式，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中，课程结构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首先是院系的划分，使得课程结构单一化，职能培养专业的人才，学生接触的知识面较窄，一味强调知识的深度，忽略了知识面的宽度，虽然大学在第三个学年后，才进行专业课的学习，但是对于公共的必修课，除了国家强制规定的思想政治等，几乎都是与专业有关的基础课。还有课程结构的封闭性很强，完全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分离，在高中阶段就分文理的方式，显然是直接剥离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加上专业课程知识面狭窄，使得我国大学培养出的人才，大多是仅有科学知识或者人文素质这样不完整的人。因此必须对我国大学课程结构体系进行改进，打破文理分科的方式。在实际的课程结构设计中，充分借鉴国外综合大学的成功经验，强调通才的重要性，尽早将课程结构综合化，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结构中，要求学生必须同时选择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课程，并且对不同课程比例做出了限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