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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范文1
徐文弼字勷右，号荩山，又号鸣峰、超庐居士。清代江西丰城人，生卒不详，约生活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徐氏自幼业儒，乾隆六年中举人，历官江西鄱阳教谕、四川永川知县、河南伊阳知县。其一生涉猎甚广，长于诗文，学养丰厚，著作颇丰，曾著有《汇纂诗法度针》、《新编吏治悬镜》、《萍游近草》等书。徐文弼虽然不是医生，但其生平喜辑录验方，并极重视养生，是当时全国颇有名气的养生家，著有《寿世传真》八卷备述养生之要，在中国养生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后世如《卫生要术》等养生书籍，大量引用其中内容，可见其价值。除《寿世传真》一书外，徐文弼尚辑有《洗心辑要》、《攒花易简良方》及《新编救急奇方》等多部医学书籍刊世。《寿世传真》成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是徐文弼在广泛搜采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写成的一本养生学专著。全书共8卷，卷一与卷二为《修养宜行外功》与《修养宜行内功》，分述导引按摩与气功养生之法;卷三《修养宜宝精宝气宝神》专述精气神三者对人体的重要性及保养方法;卷四《修养宜知要知忌知伤》是叙述卫生保健知识;卷五《修养宜四时调理》阐明四时调理养生;卷六《修养宜饮食调理》专谈食疗养生;卷七《修养宜堤防疾病》专叙五脏受病之因、辨病之法和免病之诀;卷八《修养宜护持药物》载10余首养生验方，以供人选用。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按摩导引、四时调摄、饮食宜忌、延年方药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重点论述气功修炼与食疗之法，皆为简便易行而又切合实用，而该书前四卷尤其深受习武者重视，少林寺僧采用其中许多内容编入了少林“内功图”。国子监司业113岁的老人王世芳为此书作序称:“于颐性全真之道，却疾延年之方，莫不撷其菁华，导以窾要。明白简易，本末具该，不出布帛菽粟之谈，尽为日用行习之事”，评价甚高。
1养生思想
由于徐文弼不是医生出身，因此在其著作中并没有过多对养生理论进行深入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收录各种养生方法上。但这其中仍然体现了徐文弼对于养生思想的认识与理解，现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养生之道贵在持之以恒。徐文弼认为:“人年纪一老，则百节病生，四体皆患，即此便是苦狱，平日若肯趋早用功，便可免此苦狱”，因此养生乃是人人所必须。然而，养生之理虽然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能遵行，不行养生之法者有三种人:或是依仗身强体健无意养生，或是经营职业无暇养生，或是年老体衰无力养生，这3种人都是错误的。每个人的年寿虽各有定数，但“与其疾痛临身，卧榻，寄命于庸瞽之疗治，乞灵于冥漠之祈祷，何如平时习片刻之勤，免后日受诸般之苦”。因此，人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养生以防患未然的重要性，时刻“坚其信心，策其懈志”，把养生作为“饥之需食，寒之求衣”的日常习惯来养成，方可“防患补益，血气有增，而神足身泰，可以永年”。其次，养生应当选取简便易行之法。养生之道，应当注重日常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当于每日起居逐时戒谨，乘间照常行动，则身无过损，而气可日充，精可日蓄，神可日养，疾可自此却，年可自此延矣。”因此，他在选取养生之法时，着重阐述了日常简便易行的按摩与食疗等方法，而且在《寿世传真》一书中设立专门章节阐述日常生活宜忌与顺应四时调养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十要、十忌、十八伤等内容，这些知识看似平常，日常留心人人都能做到，但却常常为人所忽视，导致严重的后果。徐文弼发前人所未发，对这些日常卫生保健经验与常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是对养生理论极为重要的贡献。第三，养生之要重在谨防疾病。徐文弼对治病求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从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但由于“良医难逢，真药莫辨”，“死于病者十之三，死于医者十之七”，因此医药虽不可废，但必须谨慎对待。然而“慎医药莫如慎疾病，慎疾病尤宜知疾病”，因此如何避免疾病的发生，即为养生之首务。他在卷七《修养宜堤防疾病》中专篇叙说五脏受病之因、辨病之法和免病之诀，以期“能顺六气之和，平七情之戾，使疢疾不作，岂不甚善”。虽然，徐文弼对于医生及药物的看法有些偏颇之处，但其养生首在防病的观点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养生之目的在于保全精气神。“精”、“气”、“神”并称人身三宝，“精者，滋于身者也;气者，运于身者也;神者，主宰一身者也”，是中医对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的系统总结与描述。徐文弼认为，人体的健康有赖于精气神三者的相互协调，“人身精实则气充，气充则神旺，此相因而永其生者也。精虚则气竭，气竭则神逝，此相因而速其死者也”。故养生的目的即为宁神、养气与保精。而这三者中，徐文弼尤重“全神”，即保持精神的充实与快乐对养生的重要性，并作《全神语》说明古代养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2养生方法
徐文弼《寿世传真》一书中所述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按摩导引、四时调摄、饮食宜忌、延年方药等多种养生方法，且皆为简便易行而又切合实用之法，“不出布帛菽粟之谈，尽为日用行习之事”。在这其中，气功修炼与食疗养生是其所论述的重点内容，而其对日常养生宜忌的总结，乃发前人所未发，也有着很高的价值。
2．1气功修炼气功修炼根据修炼方法的不同，分为外功与内功。徐文弼对于气功修炼在养生中的作用非常重视，其《寿世传真》卷一与卷二分别为《修养宜行外功》与《修养宜行内功》，详述了气功外功与内功的修炼方法与功效。外功即为按摩导引，具有“行血气，利关节，辟邪外干，使恶气不得入吾身中”之功效。徐文弼认为“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人之形体也是如此。比较其他的养生方法，按摩导引不仅简便易行，而且效果明显，“此诀传自先哲，至平至易，非他奇技异术可比”，“随人随地可行，亦即时即刻见效”。因此，徐文弼十分重视按摩导引的方法，提出“延年却病，以按摩导引为先”。徐文弼将按摩导引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五官四体，各有所宜按摩者”，即各部位、脏腑的按摩方法，如心功、身功、首功、面功、耳功、目功、口功、舌功、齿功、鼻功、手功、足功、肩功、背功、腹功、腰功、肾功等，他称之为“分行外功”;另一类则是“取前人所定，循序俾得周到者”，即全身导引法，他称之为“合行外功”，并在书中记述有十二段锦诀、八段杂锦歌、擦面美颜诀、六字治脏诀等内容。其中十二段锦功法是在本书中首次出现。十二段锦是在传统八段锦基础上发展而成，包括十二段锦歌与十二段锦图两部分，图文并茂，内容十分详尽。十二段锦共有十二节，除第一节为静思存神的静功外，其余十一节均为动功，包括叩齿、鸣天鼓、撼天柱、摩后精门、攀足等动作。八段锦起源于宋代，是我国民间流传十分广泛的一套气功修炼方法，而十二段锦则是对八段锦的一次重要改良，在气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除了外功按摩导引外，徐文弼对内功修炼也十分重视，在《寿世传真》卷二《修养宜行内功》中，就专论内功修炼之法。他认为，在按摩导引使血脉流畅、肢体坚强之后，还要修炼内功，“调和气息，运而使之降于炁海，升于泥丸，则气和而神静”，如此才能真正达到却疾延年的目的。他在书中主述息心静气的“内功”法，即调息和小周天功法(含静坐、内视、叩齿、鼓漱、咽津和运气于任督二脉)，并附图3幅以说明内功之作法。
学术思想范文2
［主题词］ 名医经验；穴位研究
Study and Analysis on Sun Waizhu‘s Academic Thought
Zhou Jie, Sun Waizhu(Shenzhen Municipal Hospital of TCM, Guangdong 518000,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Sun Waizhu has been engaged in clinical work for
several decades, tries hard to inherit classical needling methods of TCM,
advocates standardization for prescriptions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raises the new point view, “fatigue of acupoint”. The present paper aimed at
study and analysis on his academic thought and clinical experiences of special
therapy for special disease.
［Key words］ Famous Doctor‘s Experience; Research on Acupoints
孙外主(1941～ )天津市人，主任医师。1966年毕业于天津第二医学院，1982年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研究生班，获北京中医学院硕士学位。现任深圳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深圳市中医药专家委员会委员、针灸学会副理事长。1997年由国家“二部一局”确定为老中医专家指导教师。数十年来，孙师在临床研究和应用的第一线，在继承和弘扬针法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探索，并力图以规范的组方、标准化的量学指标，来表述古老的传统针法。笔者在跟师随诊期间，耳熏目染，获益匪浅。现将其主要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整理如下。
1 注重腧穴研究 阐述“腧穴疲劳”观点
腧穴理论是针灸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孙氏通过对40余年来有关腧穴的基础试验和临床研究资料的分析，并结合个人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有关腧穴疲劳性问题，认为腧穴疲劳性反应将是深化腧穴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孙氏认为腧穴的概念应具备3种特征：(1)具有严格标定，且被公认的人体某个特定部位；(2)这个特定部位与自身若干皮肤区域、躯体组织或脏器有特定的“联属”关系，因而通过刺激不同腧穴，可以产生相对的特异性作用；(3)对腧穴采用不同的刺激方法、刺激性质和刺激参数(电压、电流强度、波型、波宽、频率、时程等)，对人体可产生不同的效应［1］。因此，在临床中，我们不但要关注腧穴的治疗效应，即“正向效应”(如调节作用、提高人体免疫和防御机能作用、镇痛作用)，又要关注和研究伴随正向作用所出现的“反向”表现――“腧穴的疲劳性”问题，这是腧穴的另一特性，也是临床医师常常碰到的棘手问题。
1.1 腧穴疲劳现象
所谓腧穴疲劳，是指经正确的诊断、辨证，正确的选择与刺激某一个或几个腧穴后，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并能保持若干时程的良性效应，当继续应用同样的方法，随时程的延长其良性效应却逐渐减弱，甚至消失；或刺激腧穴远远未达到应有的良性效应时，这种状态可以视为“腧穴疲劳”现象。
据报道，在进行针刺实验观察大白鼠肾上腺抗坏血酸含量变化时，随着针刺次数的增多，针刺效应也明显提高。然而，再继续增加刺激次数，效应反而减弱。针刺某些腧穴，可增强动物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然而，经1日1次，连续7天7次的针刺治疗，反而使已产生的吞噬功能效应几乎消失［1］。
韩济生教授在研究针刺镇痛的同时，发现重复多次给动物以电针刺激时，镇痛效应有逐渐减弱的倾向，从而提出“多次电针引起某种程度的耐受――电针耐受”问题，并指出针刺耐受与中枢5-HT、NA及CCK有关［2］。在临床治疗中，笔者观察到不少患者在初始治疗时疗效明显，继而疗效减弱或止步不前的现象。这种随着刺激次数、频率和时程增加反而表现针刺效应逐渐降低的现象，实际上就是腧穴的疲劳现象。
因此，腧穴的疲劳性不仅仅表现在“感受器”(体表存在的“感受装置”)本身，它还包括腧穴、传导径路及其作用的靶器官、靶组织等针灸感受系统。孙氏认为：“腧穴疲劳性”就是指以腧穴为代表的这一感受系统的疲劳性。
1.2 腧穴疲劳的临床分类
基于对大量文献的研究和基础实验研究资料的结果分析，孙氏将腧穴的疲劳性归纳为以下3种类型。
(1)短暂性“腧穴疲劳”即疲劳反应仅在数分钟、数小时或数日内出现。短暂性腧穴疲劳，多由于刺激方式或刺激参数单一，或刺激量超限过大，用穴过多而致。单一节律的刺激，过多、过频、过重以及无法度、无规律的刺激，都会使腧穴及其通路刺激信息混乱而产生疲劳。
(2)阶段性“腧穴疲劳”即“腧穴疲劳”持续数日或以上，即便改变腧穴的刺激方式和参数，仍无良性效应出现，直至停止治疗或改变治疗方式，或重组针灸方穴，才能逐步出现该穴的良性效应。阶段性“腧穴疲劳”常发生于针灸疗程安排失当，或对患者“邪正”关系判断失当，或采用较长期(连续数个疗程以上)的无间断超限刺激，而造成临床疗效不能持续好转，出现“止步不前”，甚或“退步”的现象，从而使一些症状重新再现。
(3)持续性腧穴疲劳即从针灸治疗初始，其穴即再现“疲劳状态”较长期限仍不能出现应有的效应，或其效应保持时程过短(一般在1～2小时之内)，或虽按疗程规定，持续给予治疗后(除去疾病因素之外)也未能显现良性效应或累积性效应增强的效果，亦可视为持续性腧穴疲劳现象。
腧穴的疲劳与机体的整体状态有关。年老体弱、久病或持续性能量消耗、或多脏器功能损伤的患者，因其本身即是腧穴―经络―脏腑感受的低效感者，故在接受针刺治疗的过程中较易出现取效慢、周期长、疗效差的现象。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腧穴的疲劳现象，医者必须在正确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应用现代医学对腧穴研究的成果，筛选有效腧穴，设计合理的刺激参数以及治疗时程，使腧穴的作用呈现良性效应和累积性效应增强的趋势。
2 突出专病专治 力行针灸处方规范化
针灸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孙氏在重视学习和研究针灸医学发展科研成果的同时，力求探索其与现代医学融汇互补的途径。他认为在临床应用上，将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施治相结合，以辨证施治的理论指导专病治疗，并结合现代医学科研成果筛选，制定出有效的规范化的针灸处方，不仅突出了针灸在专病专治上的优势，而且在临床上应用针灸治疗某些疑难杂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现举例说明之。
朱××，男，30岁，职员，1997年10月17日初诊。主诉：右上肢无力伴前臂活动受限4月余。4个月前由于车祸造成右上臂中段骨折，术后出现前臂活动受限，手腕下垂，抬举无力，右上肢末端皮肤感觉障碍。曾在外地治疗近4个月，未有明显改善。查体见上肢无力，胀痛不适，垂腕，前臂不能抬举，不能伸掌，前臂桡侧皮肤感觉减退，拇指不能外展，不能握笔，右上肢肌肉萎缩(前臂肌群、三角肌)，肱二、三头肌腱反射(+)，舌质淡，苔薄白，脉细。肌电图示：右侧桡神经重度损伤。取穴：(1)极泉、尺泽、手三里、曲池。(2)颈4～7夹脊、孔最、合谷。刺法：仰卧位先取患肢极泉穴，施以提插捻转，以针感放射至右手食指、中指为度，次取尺泽、肩、曲池、手三里。均以齐刺法刺之，得气后小幅捻转致局部出现酸、麻、胀且向肘部或肢端扩散为度。交替取患侧颈4～7夹脊穴及孔最、合谷，用平补平泻，得气即可。2组穴交替应用，每日针1次，每次30分钟，并在颈夹脊穴及肩、尺泽穴以韩氏治疗仪(2 Hz、4 mA)通电30分钟，10天为一个疗程。针至第7次时，自觉右手较前有力，拇指可微微上翘，尚不能握笔，针第15次后，拇指、食指屈伸较自如，前臂胀痛感消失。1997年11月复查肌电图示：“右桡神经上臂下段受损，有神经恢复迹象”。续针3个疗程，疼痛、麻木、活动受限基本消失。1998年1月12日再次前往复查肌电图，提示：“右桡神经损伤恢复期，较上次明显好转，半年后复查”。患者共针刺治疗3个月，上述症状完全消失，右手功能恢复正常，随访半年已如常工作，肌电图复查基本正常。
此例患者因外伤而致桡神经损伤，属中医“伤筋”和“痿证”范畴，其病理为经筋受损，荣卫不通。病变部位以手太阴肺经及手阳明大肠经为主。故治疗时，以尺泽、曲池、肩及颈夹脊为主穴。手法上强调“齐刺”法(《灵枢・官针》)。此方法古人多用来治疗寒邪侵袭的痹证。孙老师深得此法要领，不仅用以治疗痹证，而且用于治疗顽症和疑难杂症，每获良效。此例神经损伤病例，以齐刺法和韩氏治疗仪相结合(以一定的刺激量，刺激参数为标准)，传统针法与病变部位的刺激量相结合，循经取穴与神经分布相结合，用三针齐刺并施以提插捻转，以疏通经络、祛瘀通痹、养血柔筋，从而使损伤局部炎性水肿消退及损伤神经修复和再生。
3 “常数补泻”的量学观
“常数补泻”法是孙氏在临床中常用的“量化”针刺方法之一，他是在继承古人“生成数”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量化根据。他认为古人对“量”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素问・刺齐论》篇：“刺骨者无伤筋，刺筋者无伤肉，刺肉者无伤脉，刺脉者无伤皮，……”《素问・刺要论》曰：“刺有浅深……浅深不得，反为大贼。”而《难经・七十难》曰：“春夏者，阳气在上，人气亦在上，故当轻取之；秋冬者，阳气在下，故当深取之”，这些都是古典医籍中最早以深浅来论述针刺的“量”的概念。及至后世徐凤、杨继洲所曰天、人、地三才法，均将刺激量贯穿于深浅刺法之中，并对其中操作手法，定出了一定的次数，或以九、或以六做基数，来表述针刺的补泻手法，如补法为九阳数，泻法为六阴数。
用自然数来表示针刺刺激量者，还可见于李的《医学入门》。其理论依据，亦是基于《易经》的“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医学入门》中说“凡言九者，即子阳也；六者，午阴也。但九六数有多少不同，补泻提插皆然”［3］。所谓补者以九为基数，轻者一九，可增至九九；泻者以六为基数，轻者一六，可增至六六。
正是基于古人对针法中“量”的论述，以及临床实践和体会，孙氏逐步将常数的概念引入针刺手法之中，提出了“常数补泻”的观点。所谓常数，来自古代五行学说之“生成数”。它代表不同物类化生的次序和自然界所标定的空间概念。其中一、二、三、四、五为“生数”，代表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六、七、八、九、十为“成数”，由生数相加而产生。孙氏根据河图所示的意义，结合《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数八，……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数七，……”，将各经脉之常数概括为心、小肠为7，肝、胆为8，脾、胃为10，肺、肠为9，肾、膀胱为6，任脉、督脉为15。同时将针刺得气后每捻转或提插1次为“1”数，行针时按各脏腑经脉常数施行1次手法为缓补或缓补泻；2次为中补或中泻；3次则为峻补或峻泻。将这些“常数”与针刺补泻相结合，就形成了以“常数”来衡量补泻标准的一种针刺方法。现列举二例病案说明此法的应用。
病例1：牛××，女，55岁，某设计院工程师。1998年2月某日就诊。现病史：3个月来右侧面颊部、唇上方阵发性、电击样、烧灼性剧痛，每天发作为10～30次，每次痛10～30秒以上。近1月来日趋加重，每日80次以上，昼夜皆发，入夜加重，难以安卧，饮食困难。曾服用颅痛定、卡马西平及中药疏风、化瘀、止痛剂等未效。1周来改服曲马多效果仍不佳。查：患者痛苦病容，神情颓废，不能自己行走，面白无华，自汗气怯，时时叹气，并时有昏眩欲仆之感，痛部时发抽搐；舌晦暗，苔白腻厚，脉弦细。颅脑CT及头颅X线平片，未见异常。中医诊断：面痛(中气欲脱，湿郁中焦，瘀血阻络)。西医诊断：(1)原发性三叉神经痛，(2)药源性肝功能损害。拟升阳、化湿、泻络之法治之。针取完骨、百会均施以补法；左侧下关、迎香、颊车、四白，均施以泻法；曲池行平补平泻法，按本经常数补泻，其中完骨得气后用捻转补法，针刺量以胆经之常数8×3即24次，为峻补法；下关、颊车、四白穴，针刺得气后用捻转泻法，针刺量以本经常数10×3即30次，为峻泻法。余穴类推。同时间断取患侧阿是穴刺络拔罐。并嘱绝对卧床休息，停服一切药物。治疗1次后疼痛大减，并能安睡。治疗3次后能咀嚼食物。1周后，体力恢复，精神愉悦，能独自来诊。复查肝功能已恢复正常。又拟中药益气养血之剂配合治疗，仍宗前法针刺。2个疗程后，发作极少，1～2次/日，仅为跳动性胀痛，1～2秒/次，又隔日针刺数次，疼痛消失，观察月余未发。
按语：(1)本病患者诊断较为明确，但病机较为复杂。除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外，3个月来因服用大量药物出现肝功能损害，如不及时发现并停止用药，可诱发急性或亚急性肝坏死则预后险恶。从中医辨证分析，患者正气欲脱之象已很明显，如极度疲倦，面白无华，自汗气怯，时发昏眩欲仆之感等。但是，邪气盛实壅遏之象也颇为突出，如剧痛频发，痛点不移，苔厚舌暗等。因此，治疗上要权衡补泻，中机而止。故应用古典“生成数”的概念，达到了峻补、峻泻、扶正祛邪的目的。
(2)本病峻补完骨以升少阳、太阳之气，又用百会升举阳气以防脱，是为固本之治。取曲池以宣通中、上二焦之气，以行气化湿，也有利于活血祛瘀。是穴补而不守，泻不伤正，其特点尤宜本例患者。
(3)久病必及于络。本病宗《素问・缪刺论》治络脉之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的方法，取健侧下关、四白、迎香、颊车，峻泻以化瘀血，通络脉，又间断配合患侧刺络拔罐，直泻瘀血，终获卓效。
病例2：胡×与胡×，姐妹年龄分别为17岁、15岁，皆中学在读。其母代述：姐妹俩自幼睡中遗尿，很少间断，尿后呼叫也不能醒。时至五六岁时开始就医治疗。十余年来服用多种中、西药物，屡用各种方法(针灸、物理、按摩、温熨甚至屈膝捆绑下肢等)均无效果。两姐妹证候相同：经常疲倦、焦虑、羞愧、精神苦恼、健忘、多梦、腰酸膝软，体育课也勉强坚持。查：患者发育营养一般，面色略白，少华，目光羞涩，语声低怯，手足不温，舌淡白，脉沉弱。阅前医多以温肾、助阳、纳气、固精、涩泉等法治之。中医辨证：遗尿(心气虚弱，心阳不振)。西医诊断：遗尿症。拟补心、醒神之法治之。取少府穴(双)，行峻补法，每日1次，连续10次。针刺得气后用轻提重按补法，针刺量以心经常数7×3即21次，至针下缓而有力，出针急按其穴。针3次后，睡中遗尿后自己能够觉醒。针至六七次后，睡中遗尿时可惊起。至第9次后，已能在睡眠中感觉“急不可待”的尿意，自己觉醒后排尿。又经数次治疗巩固疗效。姐妹同期、同法而愈，追访数年未复发。
按语：久病遗尿患者，多数医家据肾主二便之说，辨证为肾虚失约、肾气不固、肾阳不足、气化不利等证。然而本病患者神倦、健忘、多梦，尿后竟然呼叫也不能醒，当属心气虚弱之证。心主神明，治当补心安神，神气内守则五脏皆安。故取手少阴心经荥火之穴，补其心，醒其神。经一穴9次治疗即纠正了长达10余年的病理状态。这说明病程长、病情重、正气虚的患者，并非一定需要多针、久留，缓慢取效。只要辨证正确，取穴与手法得当，疗程合理，也同样可以达到慢病速效、高效的结果。本病治愈的关键在于辨证准确，手法强调刺激量，包括刺激次数及力度。舍去遗尿多着眼于肾、膀胱或脾、肺之常规针法，独取手少阴而治愈。
4 小结
孙师治学严谨，其学术思想源于经典，工于临床。在古典医籍的整理、腧穴的研究及临床应用方面，经验颇丰，临床疗效甚佳。今摘其精要于此，旨在继承和学习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并努力探索发扬之。
5 参考文献
1 孙外主.浅谈腧穴研究和腧穴疲劳性问题.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2000；2：49
2 韩济生.针刺镇痛原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99：152
学术思想范文3
王之士著述颇丰，据史料记载著有《理学绪言》、《信学私言》、《大易图象卷》、《道学考源录》、《易传》、《诗传》、《正世要言》、《正俗乡约》、《王氏族谱》、《正学筌蹄》、《阙里瞻思》、《关洛集》、《京途集》、《南游稿》等；所述著作有《先师遗训》、《先君遗训》、《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类言》、《续孟录》等。在王之士去世二十年后，其子嗣请冯从吾将其著述厘定为《秦关全书》。然而，至清末民初时王之士的著述多已佚失，蓝田学者牛兆濂曾搜辑其著述，也“仅具一文一诗，他无考也”（《蓝川文钞·秦关先生拾遗录序》）。牛氏未云诗、文为何诗何文？今疑其诗为《梁日缉为言辋川雪中之游》（见牛兆濂纂《（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2），文为《灞水龙王庙记》（见《（光绪）蓝田县志》附录《蓝田县文征录》卷2、《（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0），牛氏弟子陈敬修又取“儒集中有及先生者，汇为一册，名为《拾遗录》”（《蓝川文钞·秦关先生拾遗录序》），惜今未见其书。故拟根据现存史料略论其思想。
一、学宗父师，以尽性无欲为宗
冯从吾《秦关全书序》云：“蓝田王秦关先生，理学醇儒也，其学以尽性无欲为宗……顷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种，乞余订正，会余病，不能细读，乃留伯敬数日，命门人辈稍为编次以归之，而以《文简公粹言》及《飞泉公语录》列于前，见先生学问渊源所自，其日：‘先师遗训，先君遗训云者，先生所自命也。’”牛兆濂《秦关先生拾遗录序》亦云：“先生以近道之资，禀父师渊源之正，加以笃信。”可见，王之士之学自有渊源，一则其父王旌（号飞泉，任代邸教授），一则其师文简公吕楠（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就父教而言，据冯从吾记载，“先生幼承庭训，七八岁即知学，教授公授之毛诗二南辄解”。可见，王之士深受其父王旌影响无疑，立身处世恪守遗训。王旌著述现多不传，《（民国）续修蓝田县志》卷20仅载其《七盘坡》诗一首；但《关学编》云其“明理学，有语录藏于家”，而王之士年轻时又“治《大戴礼》，兼通《易》”，则可推知王旌对理学，尤其是《礼》、《易》有较深刻的理解，并撰语录加以阐发，这必然会影响到王之士。就师教而论，据牛兆濂《秦关先生拾遗录序》记载，“先生学本泾野，然泾野没，时先生年十四五岁……先生学问渊源所自，其日‘先师遗训’、‘先君遗训’所自命也。此时文简不别以姓氏，其为泾野无疑矣。”可见，牛氏认为王之士受学于大儒吕柟（谥号“文简”），然而《明史·儒林传》云：“潜（吕潜）里人郭郛，字维藩，由举人官马湖知府。蓝田王之士，字欲立，由举人以赵用贤荐，授国子博士。两人不及楠门，亦秦士之笃学者也。”《明史》明确提出王之士未及吕柟之门，有悖于冯从吾所载。冯氏与王之士相知，所说理应可靠。然而，冯氏所论王之士“其学以尽性无欲为宗”。“尽性”、“无欲”虽为宋明以来理学家多谈，尤其是在阳明学者那里；但是在以杂融程朱、张载思想为特色的吕柟那里，甚少谈论“尽性”、“无欲”。仅就现存《泾野先生文集》而言，也仅有两句相关语句：“圣人无入而不无欲，一静坐不可便了也”（《静修书屋记》）、“圣也者，尽性者也”（《韩生祖父母八十寿序》）。若以此推断，王之士的“尽性无欲”似乎就成贤希圣的工夫而言。
二、推行《乡约》，以礼敦俗
自张载以来，关学素有“以礼为教”、敦化风俗的传统。在蓝田推行“以礼为教”的典型，莫过蓝田吕氏的“乡约”实践。据史料记载，吕大钧作为较早向张载“执弟子礼”的门人，将张载重礼的思想付诸于实践，“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后乃行于冠婚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宋史·吕大钧传》）。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约在彰显儒家道德理念，教化民俗，稳定社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故有“敷教同风，莫善于乡约”、“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移俗易”等褒誉。《吕氏乡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约》，在后世影响甚大，诸如吕楠在谪解州时即教化百姓，“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明史·吕楠传》）。在王之士的家乡蓝田，素来重视推行乡约，在明代时就有邵氏推行《柳庄寨乡约》（见牛兆濂《续修蓝田县志》卷14），直到清末民初大儒牛兆濂仍整理《吕氏乡约》，教化民众。
王之士也如其乡贤吕氏和后学牛兆濂一样十分注重《乡约》的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其云“居乡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吕大钧）何”，“乃立《乡约》，为十二会，赴会者百余人。设科劝纠，身先不倦。诸洒扫应对、冠婚丧祭礼久废，每率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蓝田美俗复兴”（《关学编·秦关王先生》）。可见，王之士效法前贤制定和推行《乡约》的目的在于“居乡善俗”，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身体力行。王之士所制定的《乡约》，应为史料所载的《正俗乡约》，虽然其内容现已无从考索，但其通过宣讲乡约，使民众将儒家的道德思想内化于民众心灵，自觉遵守伦理规范，复兴蓝田淳风，成为一时美谈。
三、辟邪崇正，道法邹鲁
自张载以来，关学学者十分注重辟邪崇正，尤其是通过批评佛、道异端，维护和弘扬儒家的道德义理和治平理念。张载力批判佛、老，发掘儒家精微义理，认为佛教以心为法，以空为真，万物依照“形自形，性自性”之“无自性”的因缘而生，因而成为悬空的幻象，其生死轮回也是惑业所致，最后走向以寂灭为解脱归宿的“往而不返”的极端。又认为，老子的“有生无”之论导致“虚无穷，气有限”，以无穷之虚来对待有限之气，乃是体用殊绝，将本体与现象割离，是不知道“不有两则无一”的道理，结果导致道教重生执“有”，追求保身养生，甚至成仙不死之说，其弊在于没有看到生命的变化，走向知聚不知散的另一个极端，“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其后，关学学者多批佛老，诸如冯从吾撰写《辨学录》，拒斥佛老，阐明“吾儒之正传”，认为佛教无法揭示天理，揭示人之所以为人的至善本原；虽然佛教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但却没有像儒学般直指至善的本心。后世的李二曲也曾阅读《道藏》、《大藏经》，核其真赝，驳其荒唐，彰明儒学与佛道的不同。王弘撰则认为：“盖为佛之徒，服佛之服，行佛之行，言佛之言，是出世之异人也，如沈莲池是已。虽有谬悠之谈，其志坚行修，是难能也。士大夫而学佛，吾实恶之。”（《山志-初集》卷4）
王之士同上述关学学者一样，严辨佛道“二氏”与“吾儒”之不同。据史料记载：“即时贵或谭及二氏，辄正辞距之不少假。既而道邹、鲁，瞻阙里，遍拜先师及诸贤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梦寐如见其人。”（《关学编·秦关王先生》）可见，王之士对于佛道的态度是严辨辞距，坚持不懈；同时，又对孔孟儒学深信不疑，以身践履，梦寐体悟。故能久之以其辟邪崇正、道法邹鲁的行实，“名动海内矣，凡缙绅莅兹、道兹者，罔不式庐愿见”（《关学编‘秦关王先生》），以致其好友冯从吾在其殁后二十年后仍赞扬说：“辟邪崇正，百世可师。”
综而论之，虽然现存史料不足以考察王之士思想的全貌，但无法否认王之士在关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其人其学深受关中学者的推崇，屡屡被缅怀赞咏。如冯从吾访其祠时，情不自禁地感叹说：“清癯之貌，笃实之学。四吕而后，公称先觉。昔聆公训，今拜公祠。辟邪崇正，百世可师。”（《少墟集。秦关王先生像赞》）赵用贤推崇其为：“海内三逸，公居其一。”（《关学编·秦关王先生》）王以通赞云：“表帅一乡，矜式后学。”（《关学编。秦关王先生》）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云：“他若吾乡李介庵、王秦关，学足以明道，才足以应世，粹德卓品，朝野钦仰。此皆克自奋拔，知所从事，登科而弗囿于科，由数十年科目而进于数百年科目，光重史册，彪炳无穷者也。”（《二曲集，谂言》）其后世同乡牛兆濂过其祠，作诗云：“斜阳片石久嵯峨，到此行人唤奈何？前志有基难考信，断碑无字易传讹。秦关一去乡贤少，荆岘不来野寺多。千古辋川名胜地，从教诗画说维摩。”（《蓝川文钞》卷1）又竭力辑其著述，并作《秦关先生拾遗录序》，赞扬说：“吾邑之兴于关学者三百年来无一人焉，关学之统遂终于先生矣。”（《蓝川文钞》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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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容提要：
本文初步阐述了李积敏（慎言）在中医疑难病概念及范畴、中医疑难病学的定义及范围、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体系的意义等方面的学术思想。进一步阐述了李积敏创立中医疑难病学科，是中医学的战略措施的观点。
主题词：
疑难病 中医疑难病学 李积敏（慎言） 学术思想
论文内容：
李积敏、字慎言，号淡园主人。中医疑难病学科创始人及中医疑难病学理论奠基人，著名中医妇科疑难病专家，清医家李世泰第七世孙，清．光裕堂第七代传人。临床擅长子宫肿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外阴白色病变、不孕症、乳腺增生病等各种妇科疑难病症，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慎言先生长期从事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及临床研究，提出“创建中医疑难病学科理论体系”学术思想，提出中医妇科疑难病“肾虚血淤”病机理论，这些理论对中医疑难病学科的建立、发展与进步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就对李积敏（慎言）中医疑难病学术思想作一点初步探讨，供广大同道。
1、中医疑难病的概念及范畴.
学术思想范文5
一、引言
旅游活动古已有之，然而旅游学的理论研究迄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先后经历了早期旅游时期、大众旅游时期、可持续旅游时期和体验旅游时期，并由单一学科到多学科、再到跨学科的研究过程。旅游学理论的研究先后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环境生态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形成了基于多学科的JR旅游学框架体系模型和基于跨学科的综合视角研究体系（地理学与经济学的旅游空间体系、经济学与营销学的旅游功能体系、社会学与生态学的社区生态模型、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旅游凝视理论）。
二、旅游者方面
（一）旅游动机学说，是在精神分析论、行为论、人本论和认知论等相关动机理论的基础上，对旅游行为进行的研究，形成了旅游生涯理论、驱力理论、期待价值理论、唤醒理论和双因素理论。旅游动机产生的客观条件主要有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影响旅游动机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心理因素、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和支付能力。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动机的分类各不相同，诸如心理动机、精神动机、身体动机和经济动机等等，这是由于旅游动机的多源性和内隐性等诸多特征所导致的结果。
（二）旅游体验理论，旅游的本质就是一种体验活动。旅游体验理论主要有畅爽体验论、体验理论和剧场理论，主要的分析工具有体验价值理论模型、体验质量测量的理论模型（休憩体验偏好量表REPs和侧重情感体验的测量模型）、体验质量测量的定量方法（SERVQUAL）、体验质量满意度模型（卡诺模型、顾客感知服务质量模型、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ACSI和净服务质量模型）。
三、旅游目的地方面
（一）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市场营销学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旅游地的特征、旅游地生命周期影响的因素和旅游地的复兴。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过质疑和修正，诸如对旅游阶段划分的质疑、对理论运用潜力的质疑。同时，对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生命周期的实用性、以及“产品周期理论”还是“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问题进行了修正和探讨。
（二）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理论，最初来源于经济学思想，其核心思想主要有波特钻石模型、旅游目的地可持续竞争力模型、五要素结构模型等内容，评价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聚类与判别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资源类因素、管理类因素和辅助类因素。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理论目前尚无公认的评价体系和模型，但是其旅游潜力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三）地方与旅游空间学说，其研究涉及到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视角，包括地方感理论、旅游地引力模型、休憩机会谱理论和空间结构分区模型。地方感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了地理派地方理论、环境心理学派、社会学派社会哲学学派的观点。旅游地引力模型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旅游地的引力半径模型、游客旅行空间路线规律和O-D（客源地-目的地）引力模型的主要阶段，其中客源地-目的地引力模型又包括仿牛顿重力引力模型、Crampon模型、仿电荷吸引公式模型和干预机会理论模型。空间结构分区模型包括功能分区模型、圈层分区模型和点轴模型，其中圈层分区模型又包括核心-边缘理论、Forster三区结构模型、“社区-吸引物（CAC）综合体”模型和“双核原则”理论。
四、旅游者与旅游地之间的关系方面
（一）舞台化真实性理论，是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进行观察旅游者经验与旅游地之间的关系后，以“前台后台理论”为基础提出来的，其研究过程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客观性真实性、建构性真实性、自然生成真实性和存在性真实性。本理论为观光旅游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内涵，同时也引发了对真实性的探讨，已经从“舞台”转移至“真实性”。
（二）旅游凝视理论，是在“医学凝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议题就是研究旅游、环境与“视觉消费”三者的关系。“旅游凝视”的性质主要有“反向的生活性”、支配性、变化性、符号性、社会性和不平等性，其类型主要有浪漫性的、集体性的、观望性的、环境性的、人类学性的。“旅游凝视”重视分析游客体验的视觉本质，以达到为游客的体验带来愉快及成就感的目的。
五、旅游业管理方面。
（一）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学说，是在全面质量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随着标准化旅游服务的衰落形成的个性化旅游服务。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学说主要包括服务差距说和服务补救说，服务质量差距模型体现了服务质量的形成过程，服务补救悖论探讨了服务失误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分析工具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类型，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服务质量测评工具就是SERVQUAL量表和服务蓝图，同时，这些分析工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和修正。
（二）节事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有节事影响方面的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节事管理及规划的研究。国内外研究的领域主要有商务型节事活动与旅游活动、体育赛事与体育旅游、节日和其他文化庆典。其研究的方法主要有社会学方法、影响研究方法（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抽样和统计方法、典型案例研究方法（网络资源方法、三角剖分方法和IPA方法）。
六、旅游影响与被影响方面。
（一）旅游影响学说，人类学、社会学和环境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的最为广泛。旅游经济影响学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旅游乘数效应理论、旅游卫星账户和旅游政策和预测模型（TPF）等方面的内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学说主要包括四个平台说、主客关系理论、涵化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前台后台理论”。旅游环境影响学说主要包括旅游环境承载力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研究。旅游影响的评估体系包括“愤怒指数”理论，居民态度“生命周期”理论和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等内容。
（二）利益相关者社区参与学说。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旅游规划、管理与营销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社区旅游及协作中的利益相关者问题，其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利益博弈论、利益者相关图谱、权力-利益矩阵、综合法（访谈、问卷和圆桌会议）。社区参与学说是在“旅游飞地”、“旅游孤岛”和“新殖民主义”现象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核心思想主要有社区旅游产品观、社区增权理论、社会表象理论、社区旅游一体化，其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利社旅游企业（CBTI）模式、政府主导扶贫旅游（PPT）模式、社区主导发展（CDD）模式。
（三）旅游危机管理理论。国外旅游危机理论的研究主要有对特定危机事件的反应与管理的案例分析研究、对旅游业危机管理的理论基础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为“事后型研究”，诸如SARS、东南亚危机、金融危机对旅游的影响研究。旅游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模型主要有TDMF模型、扩展的危机管理模型、旅游目的地社区能力模型、旅游危机管理规划模型、旅游危机管理系统模型、旅游危机恢复管理系统模型等内容。其代表性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交叉影响与脆弱性分析、旅游本底趋势线分析。
七、结语与评论
旅游学术思想流派，还有乡村旅游理论、城市旅游理论、遗产旅游理论、探险旅游理论、黑色旅游理论、可持续旅游与生态旅游理论等内容。
学术思想范文6
绮石先生,乃明末之人,姓名、居里、及生卒年代皆无从查考。所著《理虚元鉴》两卷,为我国最完备的治虚劳专著。然汪氏书成身殁,未及梓刊,现行之本,乃据清柯怀祖抄本所得。是书对虚劳辨证因,详施治,审脉法,正药讹,精纯邃密,自成体系。原序云:“绮石先生医道高玄,虚劳一门,尤为独阐之宗。”而柯氏称其治虚劳不在仲景之下,并非过言之辞。且其对“清金保肺”之阐发及运用,更是别有心悟,独擅胜场,不仅为虚劳理论开拓了新的境界,而且对后世诊治本病起了重要启迪作用。本文兹就其这一学术思想作一探讨。以求获得汪氏诊治虚劳的精髓,有备于临床之运用。
1 补偏救弊 创立新说
虚劳之病,《内经》有劳伤之载,《难经》有虚损之论,仲景合二者之说而名“虚劳”,并设专篇以论之,遂开治虚劳之先河。嗣后元葛可久之《十药神书》虽为论虚劳之专著,但略而不详,发挥不多。明龚居中于1630年辑著《红炉点雪》亦为治痨瘵之专书,是书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对汪氏不无影响,但注重于痰火学说。绮石先生深达先贤之遗训,论虚劳一以《素》、《灵》为宗,兼采各家之长,斟酌于李东垣、朱丹溪、薛立斋之间,认为“斯三先生皆振古之高人,能回一时之习尚,辟岐黄之心传者,然皆主于一偏,而不获全体之用”。因此汪氏扬长弃短,宗其法而不泥其方,取东垣重脾胃而舍其辛燥之虞,免伤清肃之肺金;法丹溪之滋阴而去其苦寒沉降之流弊;效立斋之温补而不徒用桂附之类以助其郁热。不偏不倚执两端以用中,提出治虚劳三本(肺、脾、肾)、二统(阴虚之证统于肺,阳虚之证统于脾)之说,实具真知灼见。然主脾主肾之法,自东垣、钱乙开其端,天益、介宾、立斋、献可、中梓等恒有发挥,至绮石时已趋完善。“而清金保肺一著,尚未有透达其精微者”,故汪氏跳出窠臼,独立新说,详以论肺。全书论治虚劳以“清金保肺”为主旨,其效系三家所出之法“一曰清金保肺,不犯中洲之土……;二曰培土调中,不损至高之气……;三曰金行清化,不觉水自流长,合金水于一到也”。是可佐而证之。汪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与虚劳之疾以肺痨为多见有关,另一方面乃是以前人多论脾肾少论及肺为基奠的,亦是补前人之不足使后之学者免囿于“脾肾”而拘泥不化。
2 病机重火 伤肺尤甚
“清金保肺”乃绮石先生治虚劳最突出的思想。而“虚劳由火说”则是他产生这一思想的根源。所以他在分析虚劳病机时力破相沿因袭之旧习。大胆从火立说,连创“心肾不交”、“木火刑金”、“虚火伏火”三论。认为不论外感之邪、或七情过极、劳倦内伤均易化火为害,而一候火邪所起,则其上亢不羁,炎烈之性为害最速,且伤津劫液,铄石流金之能更胜一筹。故不论是伏逆之火,或为君相之火,对肺金之损特甚。其云:“唯肺之一脏属金,金畏火克,火喜烁金,故清肃之脏畏火,此言其脏质也。肺居膈上,其气清,其位高,火若上冲则治节失令,而痰滞气塞,喘嗽交加,故其至高之部极畏火,此以其部位言也。”肺为火烁乃是形成虚劳之本。后世医家持此论者大有人在。《笔花医镜》中云:“虚劳之症,大症也,固有真阴亏损,虚火烁金而然。”而诸火之中,又以“伏逆之火”对肺危害最著,汪氏云:“独忌伏逆之火,出于阴虚阳亢,火乘金位,谓之贼邪。以其火在肺叶之下,故名伏。以其火只星星,便能使金令捍格,故名逆。”而外感风、寒、暑、湿、燥亦只有触发伏逆之火才能为患。寄寓于此,汪氏对虚劳之症状多以火阐发之。如肺为火迫,则治节无权,清肃失令,精微不布于上下,留连胸膈,滞而为痰,即发劳嗽;阴虚火动,火盛生风,风火相煽,厥逆上冲,血络受损,血菀乱涌,便成吐血;火气炎上,真阴燔灼,肺脏渗而发干咳;郁怒伤肝,不能发泄,则火郁于肝,金不生水,水火不相既济,而阴火复炎,遂致痰血凝结而发生痰中带血;凡七情内伤,久则精亏而燥,内而五心烦热,外而营卫不和,便生骨蒸。故凡劳嗽、吐血、干咳、痰中带血、骨蒸内热之症,皆为火邪烁金而致。诚其所云:“可见虚劳之证,皆由于火乘肺也。”而汪氏所论之火,多为虚火,乃阴虚火亢使然。总而言之,“若夫阴剧阳亢,木火乘时,心火肆炎上之令,相火举燎原之焰,肺失降下之权,肾鲜长流之用。”是绮石先生阐发“虚劳由火说”病机之总括。
3 阴虚劳证总统于肺
肺为五脏之天,秉清虚肃降之性,司诸脏之治节,外合皮毛,内调四渎,喜洁净畅通,故饮食水谷之精微,由脾气蒸发后悉归于肺,经其宣肃,若雾露之溉,敷布一身,上荣七窍,外调肌腠,下封骨髓,内涵五脏,中和血脉,故其云:“肺固自能为气血之主也。”清•唐容川氏更明确地提出:“津液足,则胃上输于肺,肺得润养,其叶下垂,津液又随之而下,如雾露之降,五脏戴泽,莫不顺利,而浊阴全消,亢阳不作,肺之所以制节五脏者如此。”且肺与肾为母子之脏,肾虽为一身之真阴,但肺为之源,只有源流不竭则肾水才能充盈不涸,而肺中津液充足,燥金得以涵养,则金清火伏,若肺阴亏虚,不但肾失其源,而火亦由之而起,本脏自焚,虚劳乃成。故尔其云:“阴虚劳证,虽有五劳七伤之异名,而要之以肺为极则。”从而提出了“阴虚之证统于肺”之说,而其养阴清金保肺之治则亦因之而生。但是,汪氏所说的“阴虚之证”多指与肺有关的肺痨一类疾病。正如其所说的“就阴虚成劳之统于肺言之,约有数种,曰劳嗽,曰吐血,曰骨蒸,极则成尸疰”是也。而其更精辟可法之处,还在于他并非标一而废百。其所立之“阳虚之证统于脾”及治虚“三本”之说,大可与此相媲美。
4 清金保肺 法备药精
虚劳之治,历代总不越乎《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以及“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原则。后世医家多注重补脾、补肾两端,盖此乃出于先天之本,及后天之本之说也。汪氏对此不但重视脾肾,且在“虚劳由火说”及“阴虚之证统于肺”思想指导下,不拘规范,独辟蹊径,认为制肺脏之伏火,保金脏之津液,乃治虚劳之又一大法则。因而提出“清金保肺”之说。只有金清火伏,肺阴充沛,则肾得源泉而生化无穷,肝得金令之肃而火不致亢,心得治节之令而下交于肾,君相安位,脾得以宣发精微而升降有序,不致困遏中焦。故阴虚劳证总不离乎清金保肺以为治也。而欲使金清火伏,劳证得疗,其之关键在于养肺中之阴津,阴液得其复,虚火何可燎。因此,汪氏用药喜欢清润之品,既无滋腻之弊,又顺肺脏之性。极力反对苦寒之物,认为虚劳之火,乃虚火也,而苦寒沉降多有亡阴之弊,使阴亏而火更炽,且知、柏之类伤胃滑脾,中土既溃,绝金之源,意在清金保肺,而肺更受其害。大凡劳证初起,外感之邪未清,肺中阴津已亏,此时宜清理表邪,如柴胡、前胡之属且加桔梗、贝母、兜铃之类清润而不滋腻者以清理肺金,顺达其性,撤其邪,养其阴,庶免关门留寇之虞。若此时“骤清骤补骤敛,则肺必致喘促不安,邪气濡滞,久而不撤。”而用药对柴胡、桔梗二味尤其赏之,尝谓:“柴胡升清调中,柔肝缓脾,清热散火,理气通血,出表入里,黜邪辅正,开满破结,安营扶卫,……在虚劳初起,或为外感时邪,应为必须之品。”而桔梗性升气浮,禀微苦之味,能清金,载陷,降火,保肺,且其质不燥不滞,无偏胜之弊,故实为顺达治节之令的首品。久服能“清火消痰,宽胸平气,生阳益阴”。若外邪已,元气耗散则宜清源补敛。清凉滋阴以治其终,其云:“治肺之道,一清一补一敛,故麦冬清,人参补,五味敛,三者治肺之病不可缺一者也。”诚为得当不易之语,常用之品有元参、麦冬、五味子、生地、丹皮、地骨皮、百合、桑白皮之类。而丹皮、地骨皮二味为易知、柏而用。近来研究证明对结核病发热确有较好退热作用。且所创清金甘桔汤、清金百部汤、清金加减百合固金汤等,乃步其治法所出之佳剂也。此法后世成为治肺痨之主要治则,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且绮石先生于每一症中又列不同之治法,加减运用,以示辨证论治之规范。总之,其或清或润,或疏或降,运用自如,比率适中,实达炉火纯青之步。
5 脏腑相关 兼调益彰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之间生克乘侮互为影响,密切相关。《万病回春•虚劳》在论述五脏之间病机关系时明确提出:“肾水突虚,不能平其心火,心火纵炎,伤其肺金,是绝肾水之源,金水衰亏,不能胜其肝木,肝木盛则克脾土,而反生火……”既然清金保肺可以和调五脏,则调他脏亦可获清金保肺之能。故尔汪氏认为,虚劳之证,虽以肺的症状为多,但并不机械地以肺病而专治肺,而应从整体入手,每在清金保肺之中兼他法以调之,实可获相得益彰之功效。
5.1 培土生金:脾胃居中土,为后天之本,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入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生者也……”(李中梓《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故绮石治虚劳非常重视调脾,提出“阳虚之证统于脾”,乃与“阴虚之证统于肺”相提并论。且土为金母,土培金生,则至高之地胥有赖也,士材亦云“脾元健复则生金而保肺”,故“土旺金生,勿拘泥于保肺”。汪氏培土之法,虽效法于东垣而极力反对用辛燥之品,“二陈之燥,平胃之烈,固当忌之。”平素喜用参、芪、术、苓、山药等冲和之品,认为人参大补元气,在阴补阴,在阳补阳,可升可降,能温能清,三焦并治,五脏咸调。茯苓能培土益金利水,得土气最厚,能调三部之虚,虚热虚火,湿气生痰,凡涉虚者皆宜之,且无迅利伏之弊。而黄芪能入肺脾,甘以补中,重以实表,主宰中州;白术为土部专经之药,能培土以生金,芪术二味,一以建中,一以实土而作基址。于此可见,汪氏之培土,实有“肺脾兼顾”之功,正合李士材“补脾养肺,法当兼行”之告。本法对脾土素弱,脾胃不实,肺金受损之人,对证用之常获事半功倍之效。
5.2 平肝制木,以刑金之火:肝为刚脏,禀春木之气,体阴而用阳,张锡纯云:“肝恶燥喜润,燥则肝体板硬,而肝火肝气即妄动,润则肝体柔和,而肝气肝火长宁静。”若阴血亏虚或七情内伤则刚亢之性失其柔和之体,君相之火相激而横肆上逆刑金犯肺,耗伤肺津。于此之治,汪氏本治病求本之旨,每于清金之外加白芍酸以收之,丹皮辛润以抑之,二物能制木之过,又能滋水之枯,肝体柔和则君相安位,自无阳光之陷,不治肺而能获清金保肺之功。
5.3 滋阴降火,交通心肾:肾为五脏六腑之根,内含水火二气,肾水上滋于心,心火下交于肾,水火既济,君相安位。故士材云:“肾水旺,则心火有制而不致于灼肺。”若肾阴亏虚,君相妄动,心失所制,虚火顿起,徐春甫曰:“肾水不能上滋,心肺皆无所荫,咳嗽,吐血,咳血之症作也。”所以滋补肾水,既可交心肾于顷刻,不致烈炎伤肺;又可荣上源,使肺阴得复。常用生地、萸肉、石莲肉、杞子、酸枣仁之类,壮其水,培其元,交其心肾,救其燎原。
5.4 通调水道,澄清肺流:肺为气化之源,主治节之令,而司通调水道。《内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若肺为伏火蒸灼,则水道瘀而不通,金气失其下降清肃之令,一者不能为脾敷布精微,二者水津瘀阻,泛积成痰,而变生他病。故汪氏治劳嗽,吐血之症,必以导水为先务,常将泽泻、牛膝、车前子、桑白皮等导水下行,顺应清肃之品加入清金剂中,既能祛肺中之痰液,又能使有余之火从下而泻,更能使补益之品得其前导,使补而不滞,一举而三得,诚有神禹治水之功。而利水之品不可用猪苓、木通等消阴破气,直走无余,免伤人体之正气。
5.5 养荣润燥,以滋肺金:景岳云:“人之将生,本乎精血之源,……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荣者,血也,阴也,阴血充足,肝得之则其体柔和,心得之则君火有制,肾得之则龙雷潜伏,自无虚火相激之害,一旦阴血亏虚,火失其制,君相亢烈,乃上肺金,使金不能举清降之令,精微不于上下,滞而为痰,此时只有清其肺则邪自降,养其阴血则火自平。若徒清其金而不养其荣,譬犹欲借风以灭火,适得其反,火得风助烈焰愈炽,而养荣之品,当归、生地、丹皮之类,又以生地为首选之品,其清润滋养化源之功,五脏咸喜,且无熟地之滋腻。汪氏用此法合杀虫断祟(獭肝、百部)治疗尸疰传劳之证,功效卓著,所出獭爪丸、百部清金丸加减运用以治肺结核,屡获显效,此外如清金养荣汤、固金养荣汤、清热养荣汤、加味固本汤等,均为运用此法所出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