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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范文1
边塞诗作，从《诗经》时代即已有之，经过汉、魏乐府诗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在诗坛蔚为大观，“入唐以后，边塞诗迅速地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的时代算起，直至隋代，现存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边塞诗即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特别是到了盛唐，出现了边塞诗空前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高适、岑参、李白、王维、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颢等盛唐著名的诗人，创作了大量达到一流水平、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作品，使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与王、孟山水诗派一起，成为盛唐最主要的诗派之一。”[1]
然而，建国以来学界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尽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乃至该诗体的继承、影响，边塞诗人间的比较等各方面的探索已十分完备，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偏狭和单一，对此，唐代文学专家傅璇琮先生曾提出：
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文化背景贴在作家作品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研讨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2]
而任文京先生的论著，正是借鉴了傅先生的观点，采用了“历史――文化”的交叉研究方法，以全面的历史、文化、政治、地理、民俗多维视角，对唐代边塞诗歌加以宏观审视，从而弥补了以往研究成果的不足，开拓了边塞诗研究新的理论境界。
通观其论著，理论体系完备而内涵充实，既挖掘探索了唐代边塞诗人的精神世界诸如历史意识、英雄意识、忧患意识，又有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研究，还对边塞诗的战争与和平主题、闺怨主题等深入加以探讨，虽属宏观研究，但所有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之上的，可谓“宏观着眼，细部阅读”，理论创新点亦随处可见。
比如作者从唐代边塞诗人精神世界中的“汉代情结”出发，去探索边塞诗中的历史意识，就超越了前人仅把边塞诗中的汉代人名和地名作为“以汉喻唐”的比附手法的简单认识，而探究到了其本质内涵：
唐代边塞诗人具有浓厚的汉代情结，这是由他们强烈而深沉的历史意识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诗人时代责任感的鲜明体现。一般来说，人们对某一历史所持的态度，也取决于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代情结是唐代边塞诗人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的观照和对理想的追求相结合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主体精神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质，唐朝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气度，它更需要从深沉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寻求符合时展的精神营养和力量源泉。
唐代边塞诗人常常在诗中以汉代唐，并多次提到汉代的军伍英雄，过去评论者多将此视为一种修辞方法，或认为是诗人就一事而发感慨。实际上，唐代边塞诗人对汉代情有独钟，是他们历史意识的集中体现，这既有唐代复杂的社会原因，又是唐代对汉代军伍文化承传的结果。汉代情结通过诗歌反映不能认为是语言现象，而是典型的文化现象。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反映了当时深刻的文化背景。[3]
其次，作者由唐代边塞诗人的历史意识，继而探寻由此生发出来的英雄意识，“唐代的文化背景孕育了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英雄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古今英雄的景仰和崇拜，即他们在诗中充满深情地赞美和歌颂英雄；二是他们以英雄为榜样，付诸行动，渴望建功立业，济世经邦，拜相封侯，留下千古美名；三是由于时代的熏染或亲历边塞，唐代边塞诗人心中的英雄以军伍英雄为主。事实上，唐代具有英雄意识的不仅仅是诗人，整个社会都是如此，而整个时代崇尚英雄的风气，又是唐代边塞诗人产生英雄意识的基础。同时，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承继，当这种意识转化为情感、信念、理想和追求时，就会对诗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刻影响。”[3]并且，作者透过对大量唐代边塞诗具体作品的分析，把这种历史意识和英雄意识，视为“盛唐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其理论高度得以抬升。
再次，该书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地域文化之间联系的考察，亦富于穿透力，作者通过对于大量唐代边塞诗作品的细致梳理，认为地域文化不仅对于唐代边塞诗人的尚武精神与亲身出塞有促进作用，也对于诗人形成开阔的地理视野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前人多未涉及的理论问题――“北方的尚武之风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北方战乱不息，民风民俗与南方迥然不同。北方大部分地区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接壤地带，由于临近边塞，地理位置特殊，民性强悍勇猛、崇尚武风。……隋唐时期，北方这种尚武之风仍然炽烈。……整个社会弥漫着尚武之气，也在强化着军伍精神。在如此浓烈的社会氛围之中，诗人耳濡目染，被文化浸润，受风气熏染，于是尚武慕侠，投笔从戎，也就必然成为他们所要选择的人生之路。”[3]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不囿于传统，而有大胆创新之处，书中大量借鉴了数理学科的图文列表、数据统计等计量方法，能够更加直观清晰的说明问题，如天宝初十大节度使经略兵马配置统计表，元和年间吐蕃犯边的统计表，中唐诗人李益边塞诗中反映“汉代情结”的语词统计等，均在占有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精益求精，所得出的结论客观、真实可信。
本书的作者任文京先生，现为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兼任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河北省“四个一批”人才等多项称号，责编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并获得了多项河北省政府颁发的图书奖和优秀畅销书奖；多年来主要从事唐代边塞诗研究，并在《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博士阶段师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一书主体即为其博士学位论文，系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曾获得诸多唐代文学专家的认可与好评。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会推动着今后唐代边塞诗研究，向着更高要求、更深层次、更新角度获得理论延伸！
参考文献
[1] 张福庆.《唐诗美学探索》[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
[2] 傅璇琮.《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任文京.《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唐代边塞诗范文2
白居易不是边塞诗人，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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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范文3
关键词：盛唐；岑参；英雄主义情结
边塞诗是盛唐诗歌的主流，也成为了古代文学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乐章。其中引人注目的边塞诗人当推“诗雄”的岑参。岑参的边塞诗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为唐代诗人之冠。他的诗雄奇瑰丽，凝聚了浓郁的英雄主义情结，表现了积极进取的时代主旋律。
一、岑参的边塞诗饱含了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渴望
岑参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伯祖父、堂伯都官至宰相，父亲也两任州刺史。十岁左右，父亲去世，家道衰落，“早岁孤贫，能自砥砺，览史籍”（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岑参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整家业。二十岁时到长安，献书求仕不成，遂漫游河朔。三十岁登进士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这是八品下的职位，官卑禄微，岑参感到自己获取高位的愿望难以实现。
盛唐时期“壮武而柔文”，北方民族融合带来的尚武精神成为当时的时代风气，唐朝又重视以军功取士，鼓励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沙场上建功立业。在尚武的社会风气和崇尚军功的时代环境的熏陶下，岑参对游侠精神怀有极高的热情，心中充溢着英雄主义的情愫，没有祖荫的他选择了投身边塞为进身之阶的人生道路。在岑参看来，报国与求功名并不矛盾，“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侧身佐戎幕，敛任事边陲。自随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幽并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送费子归武昌》）这些诗都反映了岑参渴望在边塞建功立业、获取功名的雄心壮志，洋溢着一种急于用世、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
二、岑参的边塞诗充溢着雄壮的英雄气概
天宝八载（749年）岑参赴龟兹，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两年后回长安，这是岑参首次出塞。天宝十三载（754年）又赴北庭，任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再次出塞，直至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才回朝，前后两次出塞共约六年时间。长时间纵马大漠戈壁的边塞生活，让岑参体会到国力的强大在防御外族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上所起到的显著作用，所以岑参在诗中表现出对边塞战争充分的肯定和歌颂，洋溢着盛唐时代的民族自豪感和雄壮的英雄气概。岑参描写战争的盛大气势，歌颂将士的英勇无畏，使他的边塞诗具有一种雄浑壮丽的阳刚之美，充满了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豪情，体现了盛唐奋进开拓的时代精神。
例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是岑参奉送封常清出师西征而写的，但诗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忧，只是热情地歌颂唐军将士在国难当头时不避艰险、报国杀敌的雄壮气势。茫茫雪海，莽莽沙漠，狂风怒吼，碎石乱飞，以及来势凶猛的匈奴骑兵，都有力地衬托出“汉家大将西出师”的声威。夜不脱甲，战戈相拨，风如刀割的出征场面，是将士军纪严明、不畏艰险的有力佐证。诗里没有直接描写战斗的场面，但已充分地展示了胜利的必然，这样斗志高扬、意气风发、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正义之师，一定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与《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不同，它直接描写了唐军征战的壮烈场面，铠甲生光，吹笛伐鼓，三军大呼，白骨遍地，而将士们坚毅无畏，勇往直前，豪气冲天，全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代表了充满光芒和神采的盛唐之魂。
三、岑参的边塞诗浸透着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
岑参的边塞诗里虽然描写了边塞的酷寒、环境的恶劣和行军的艰难，但没有一丝悲叹和抱怨，更没有犹豫和畏缩，有的是将士们饱满的热情、坚定的意志、战斗的豪情和必胜的信念，他把边塞战争的残酷化为将士们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人穷尽笔力描写狐裘不暖，锦衾透寒，铁衣难着，将军不能开弓的身体上的感受和“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边塞环境，通过这种带有异乡特色的环境描写，衬托出浓厚的离别之情，同时也是对将士们不怕寒苦的乐观精神的赞颂。再加上好似“千树万树梨花”的塞外八月飞雪，红旗与白雪形成鲜明对照的奇丽风光，使酷寒的塞外不仅没有肃杀萧瑟之感，反而有蓬勃生机、春意无限之奇，让全诗气势飞动，色彩艳丽，极具别致浪漫的美感，也在依依惜别的心情上点染了浓郁的奔放豪迈、积极奋发的情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战争的艰辛和苦难，而是热烈和浪漫，因此，他的诗无论是歌颂将士们的昂扬斗志，还是诉说环境的艰难与战争的残酷，都那么雄伟壮烈、豪气冲天、积极浪漫，饱含着将士们以苦为乐、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精神，表达了将士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代表盛唐之音的原因所在。
岑参的爱国精神使他的诗气吞山河，让那些斤斤计较私人感情的诗人黯然失色，在中国这么一个战争文学贫乏的国家，岑参的边塞诗以其英雄主义情结而独具魅力。
参考文献：
唐代边塞诗范文4
中、晚唐蠹国害民一类将军意象的审美特质
中、晚唐边塞诗塑造的将军,大多数都逞一己之欲,置社稷万民于不顾,实际已与草寇无异。细加对比,会发现中、晚唐将军意象群显示出如下一些新的审美特点:
1.包孕在审美意象中的情感评价由肯定为主变为大面积的否定,审美主体观照现实的价值评判尺度变了。主客体关系的变异又导致意象涵义和营造方式的变化。
2.初、盛唐即使带否定性的审美意象也是高度凝炼化、符号化的,主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较大,给审美意象吹入了些许云烟,减弱了对接受者的刺痛,整个意象系统都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文变染乎世情”(刘勰《文心雕龙》),中、晚唐反映蠹国害民此类将军的意象群,其现实的指向性明确多了,主体有意拉近审美距离,反映现实不但深刻而且近乎尖刻,尤其愈来愈多地使用了讽刺乃至冷嘲热讽的口吻,这既造成中、晚唐边塞诗写实主义、批判主义的新特色,又降低了审美主体关注现实的热忱。
3.初、盛唐反映主帅的作品,虽层层铺叙、每每渲染,可仍不离以抒情性为首的美学原则;而中、晚唐意象群在营构上却更多地采用叙述性笔法,甚至出现了为数不少近乎实录的“史诗”。这确实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变化,也是中、晚唐诗人的一个大贡献。略可弥补边塞诗中缺乏战争史诗的缺憾。
中、晚唐蠹国害民一类将军意象的类型
1.暴将。初、盛唐边塞诗中有为邀功逐名而轻启边衅的将军意象,尤其反映在天宝年间题材的作品。其时边将尚未将锋刃公开直接指向百姓。但到中晚唐,大量暴将出现。这类将军刀兵所向的不是贼寇,而是手无寸铁的百姓。本来将以安民,武以止戈,现在官兵却反与盗寇相同。边将的之名是在生灵殄灭中树立的。嗜血和暴殄生民是这类将军的最大特点。如下面这首诗所写:
行营即事
刘商
万姓厌干戈,三边尚未和。
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
2.嗜欲邀功之将。这类将军为邀功取赏而轻启杀戒,利欲熏心,骨子里专为个人营私,此类诗歌高扬犀利“刀笔”,通过“审丑”深入鞭挞社会阴暗势力。
新丰折臂翁
戒边功也
白居易
……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
不赏边功防黩武?
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
欲求恩幸立边功?
边功未立生人怨,
请问新丰折臂翁。
3.扰民之将。这些边将貌似忧国,实则扰民。有些诗人将边兵比喻为偷儿,可见实无差别。这种艺术处理鲜明地表现出审美主体的否定性评价态度。
狼烟
薛逢
三道狼烟过碛来,受降城上探旗开。
传声却报边无事,自是官军入抄回。
4.割据之将。中、晚唐藩镇割据,军阀们不思国难,却逞欲互为攻伐,祸国殃民,名为国将,实为民贼。
朔中即事
李频
关门南北杂戎夷,草木秋来即出席。
落日风沙长暝早,穷冬雨雪转春迟。
山头堠火孤明后,星外行人四绝时。
自古边功何不立?汉家中外自相疑。
敦煌边塞诗中的没蕃汉人意象的新质
敦煌边塞诗“是保存在敦煌写卷中描写边地社会生活和自然风物的诗歌”。(胡大浚、王志鹏《敦煌边塞诗歌校注・前言》)敦煌边塞诗最富价值的就是那些为唐人诗集所失载的陷蕃文士之歌。包括被视为毛押牙的组诗60首和署名马云奇的12首诗作。敦煌边塞诗中的没蕃汉人意象与少年英雄、主帅战将不同,亦与元、白诸人诗作中的没蕃汉人意象有着鲜明的美学差异。
以没蕃俘囚为审美意象的营构视角。诗人选择审美创造的角度时并未采用第三者旁观的形式。这样可消弥角度转换带来的审美距离,充分发挥了传统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能够更真切地传达诗人“没蕃”这一特殊的审美体验,削减了对事件的叙述和评论。毛押牙没蕃人组诗的序曲即表明了作者的这种审美观点:
(胡笳词)第十九拍
去年骨肉悲口口,不似今年苦为客。
告土翻成落水瓶,归蕃永作投河石。
他乡人物稀相识,独有夫君沉怜惜。
岁暮态情生百端,不觉愁牵加一拍。
敦煌写卷P.2555
以没蕃之情为审美意象建构的内核。没蕃汉人不是唐代边战的或然物,但因生活经验的缺失,这一题材却在内地诗人的作品中鲜有触及。敦煌边塞诗人痛苦的人生体验弥补了这一艺术空白,孕育了弥足珍贵的独特诗章。
“没蕃汉人”最特殊、也最丰富深刻的体验正是其沦没为囚的独特情感。敦煌边塞诗人将审美目光对准“没蕃汉人”的心灵世界,以沦没之情为纲罗织整个组诗,将事件推置到心灵律动的背后,形成隐约可感但触之却无的背景。所以,敦煌边塞诗实际仍采用了以情写人、因情造“人”的抒情写意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使接受主体轻易地窥破这些“特殊群落”的心灵洞府,感受到其复杂多变的感情波涛。
沦没之情以思念故国、恐惧、哀伤、迷茫为主。交代没蕃汉人处境的主题话语类见层出,如:“缧绁”、“幽缧”、“羁缧”、“羁人”、“被禁”、“非所”等;表征这种情感的心理动词有“愁”、“悲”、“思”等,描摹情态的动词有“长吁”、“含啼”、“噎语”、“断肠”、“泣下”、“悲吟”、“空叹”等,形容心绪的词有“黯然”、“栖惶”、“悠悠”、“郁陶”、“踌躇”、“郁怏”等,叙述被囚行进的词有“飘零”、“飘流”、“漂泊”等。
下面试举二首为例:
至墨离海奉怀敦煌知己
朝行傍海涯,暮宿幕为家。
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
戎俗途将近,知音道已赊。
回瞻云岭外,挥涕独咨嗟。
敦煌写卷P.2555
冬日书情
殊乡寂寞使人悲,异域留连不暇归。
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
寒天落景光阴促,雪海穹庐物色稀。
为客终朝长下泣,谁怜晓夕老容仪。
敦煌写卷P.2555
以内敛性为审美情感的特征。敦煌边塞诗人物意象所包孕的情感都是内指性的,悲苦畏愁,整个组诗的导向性基本一致。这一意象群包括:朝露、浮云、断蓬、哀雁、荒城等,都象征着没蕃汉人寄身锋刃、朝不保夕的命运,隐含着家国路断的心痛和前路未卜的迷茫。
晚秋登城之作(其二)
东山日色片光残,西岭云象螟草寒。
谷口穹庐遥逦迤,蹊边牛马暮盘跚。
目前愁见川原窄,望处心迷兴不宽。
乡国未知何所在,路途相识问看看。
敦煌写卷P.2555
敦煌边塞诗没蕃汉人之作中“归梦”意象比见层出。例如:《失题》:“恨到荒城一闭关,乡园阻隔万重山。咫尺音书犹不达,梦魂何处得归还?”又《失题》:“关山尔许远,魂梦若为行”(均见敦煌写卷P.2555)。正如内地赴边诗人的作品,因思家心切,可现实条件下又不可能回家,遂因缘归梦以寄情。只不过内地赴边的诗人,以勤王报国为理想,那种思乡梦充满了甜蜜;而没蕃汉人身陷戎庭,足蹈死地,那种归梦不仅意味着回归故里,也寄托了对生命与自由的热切渴望,充满了忧惧的苦涩。同以归梦为意象,涵义却各不相同。没蕃汉人身处缧绁,失去了自由,诗歌还常借自由的鸟雀反衬失去自由的沦囚,令人益觉可伤。没蕃汉人的独特体验,滋生了“振羽城鸦”这样鲜活的意象。毫无疑问,就整个唐代边塞诗来看,这是一个颇富创造性的意象。例如:《青海望敦煌之作》:“西北指流沙,东南路转遐。独悲留海畔,归望阻天涯。九夏无芳草,三时有雪花。未能刷羽去,空此羡城鸦。”(敦煌写卷P.2555)
总体来看,敦煌边塞诗中的没蕃汉人意象,其蕴涵的审美情感以忧惧、哀愁、嗟叹和悲泣为主,格调低沉。对待死亡,有时也表明不会屈节,“不忧懦节向戎夷”,但未写出视死如归、“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二首其二)的气概。显然,敦煌边塞诗作没有着力表达英雄主义精神,对于唐王朝的边战、边策也涉笔甚少,没有提供沦陷的社会历史背景。这里只是指明敦煌边塞诗与内地赴边诗人之作的不同,并不抹杀其独特的审美价值。
唐代边塞诗范文5
从军行的诗意：从军行全诗写士子从戎，征战边庭的过程和心情，从而表达了国家有事，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
《从军行》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组诗作品。这首诗表现战士们为保卫祖国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
王昌龄，唐代诗人。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一作太原（今属陕西）人。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及第，授汜水（今河南荥阳县境）尉，再迁江宁丞，故世称王江宁。晚年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因安史乱后还乡，道出亳州，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唐代著名边塞诗人。他擅长七言绝句，作品多写边塞、送别，气象雄浑，情意隽永，语言精炼生动，音律铿锵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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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诗范文6
摘要：本文通过对岑参边塞诗中作家展现的自我生命价值的追问，探求边塞诗内核流动着的生命意识，即：人生需要社会层面的“有为”、文化层面的“融合”与精神层面的“超越”。
关键词 ：岑参 边塞诗 生命意识
诗歌在唐代出现了无比繁荣的景象：无论是体制的完备，还是题材的多样；无论是意境的深邃，还是韵律的精严；无论是揭示生活的深度，还是反映生活的广度，都标示着我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不可企及的高度。许多诗人走出故土家园策马边塞大漠，将边塞战争和风土人情写入诗中，创作出了许多情辞慷慨、意境雄浑、诗风悲壮的边塞诗，他们以开阔的视野、激荡的胸怀、磅礴烂漫的气质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情怀对盛唐精神进行了最完美的诠释。作为唐代边塞诗歌杰出代表的岑参，其诗作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生命意识使之卓然屹立于诗坛，显出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艺术气质，明代徐献忠曾言：“嘉州诗一以风骨为主，故体裁峻整，语亦造奇”，本文试从岑参边塞诗的生命意识角度进行作品内涵的讨论，以期对其作品获得更深入的认知。
一、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和肯定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国富力强的时期，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常态，这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知识介子在内的成员都感受并表达着个性张扬、自信高涨的时代情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心理的：“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边塞的实际生活体验，让作家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这样的情绪，岑参也不例外，他两次出塞，深入西北边陲，有着非常翔实的边塞生活体验，对边塞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有了直观的认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土人情，同岑参长于写感觉印象的艺术才能和好奇的个性相融合，他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将其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
岑参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在他笔下，在大唐帝国的伟力面前，任何敌人都不能成为真正的对手，所以他并不需要写士兵们的出色奋斗和艰苦牺牲，他展现的是在严酷的自然与人类心灵的博弈过程中，人通过感觉、思维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审视。作家在这场伟大的博弈中书写了自己的心灵轨迹，大致构成了“思乡心中悲摧万里寄语平安——艰辛更见慷慨磨砺铁骨铮铮”的心理模式，为了更好地理解岑参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与肯定，我们可以在具体诗作中触摸他血脉的跳动：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碛中作》）
这首诗大约写于公元749年，即唐玄宗天宝八年，是岑参第一次从军西征时所作。“碛中作”，顾名思义即写于大沙漠中的诗。茫茫大漠中的行走，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浪迹天涯无所归依的生命失重之感，更何况这样的煎熬已经“辞家见月两回圆”了。诗人回顾两月以来的行程，如今宿营在广袤无垠的大沙漠之中，生命的渺小无力之感就更加强烈，而这样的一片思乡之心全然寄托于一轮圆月之中，在这广袤的苍穹下，又究竟该怎样安放这一缕乡愁呢？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锺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
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离战火最近的塞外，这家书的可贵恐怕也胜过万金了。常含热泪的双眼无法望尽连接着游子与故国的道路，马上匆匆的一面，不能让诗人用笔墨尽诉思念，那就干脆不用笔墨，为我捎带句口信报声平安吧！不用繁琐冗长的唠叨，“平安”二字既让家人安心，更是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能为亲人所做的一切。西出阳关，奔赴沙场，舍弃了家中的安逸闲适，离别了至亲的妻儿，所为何求？是要功成名就封妻荫子，还是要千古流芳万世敬仰？诗人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用自己全副身心的跋涉，超越一切苦难不为换取个人的私利，而是有一种更高卓的理想在支撑着他；“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将自我有限的生命融入塞外广阔的空间中，让其尽情释放出热力，以期超越时间的限制，达到生命的扩展，这就是以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们对盛唐精神的彰显，在积极进取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获得的勇气。
二、殊方异域的切身感知与体验
岑参走向了边塞，从某种意义上讲岑参也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中，那么他从大自然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造化又给予了岑参什么样的馈赠呢？
（一）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从繁华富庶的都城到了纵马驰骋的大漠，边塞的生活与诗人的长安有着太多的不同：长安的伟大是帝国、是权威、是城阙巍峨，是风情万种的当垆胡姬，是诗人金龟换酒的潇洒浪漫；塞外的独特是大漠、是风沙、是公侯干城，是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辽阔，是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歌慷慨。岑参诗歌中有关边塞生活的描写显得立体而丰富，这里有诗人打开了听觉、触觉、嗅觉去感知的军营环境：“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膻”（《首秋轮台》）；这里有“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玉门关盖将军歌》）温暖而流动着绮艳之色的将军营帐；这里有“曼脸娇娥纤复浓，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裙转袖若飞雪，左延右延生旋风”（《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延歌》）的令人心旌摇曳的舞会轻歌……一切都是习于中原生活的岑参眼中的新鲜事物，感受的新奇易使作家以一种“他者”的视角来关注描写对象，使他用一种趣味性的眼光来看待呈现在眼前的各种文化，进而发掘出其为人熟知但淡漠了的某些特质——大漠中严酷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使人们远离彼此，反而使各种文化突破了隔膜，更宽容友善地被人们接纳，于是，作家笔下出现了各种族之间互相来往，共享欢乐的动人情景：“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即便是纪律整饬肃穆庄严的军队中也流动着一种脉脉的温情，人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的文化：“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对边塞生活真切地体验消弭了文学传统中征人出塞的凄苦无助，让边塞的一切人与事都获得一种异域的亮丽色彩，让我们从以往战争的血腥与苦痛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这广袤天地间的生命状态，在这样的审视中，作家放弃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强势文明的霸道，敞开心胸接纳生活中的新挑战：“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这发自内心的一种归属感让生命无论是从外在的装饰，还是到内在生活习惯的自觉遵守，都表现出一种贴近本土的接纳和认同，这是一种拥抱全新生活后的喜悦与自得，是一份生命从容不迫的气度与担当。
（二）宇宙自然的相互对立与统一。生活激发了岑参新的生命热情，而自然造化却启示他从更高的角度来认识生命的本真：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 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造物主仿佛是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将极寒与极热两种极端的现象奇妙地收藏在边塞，尽管这两种美之间反差如此巨大，但它们却又统一于奇幻妙曼、极致狞厉的审美感知中，险远之地的大美，是造物主对“有志者”的馈赠。雪夜风吼、飞沙走石，热人、暑气难当，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笔下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景，人与自然相互照应，自然的奇美与战胜险阻到达此地的人的精神之美相得益彰，争相交映。
三、生命意义的智慧感悟及人生价值的高卓超越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依存关系，即人类一切活动都基于自然界这一基础；工具关系，即自然是人类开发、探究、征服的对象；精神层面的关系，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是人类平等对话、交流的对象。岑参边塞诗的创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当下生活．的表层描述上，他立足于自身和天地自然的精神交流，探索宇宙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哲学层面进行了较为深远的拓展，感悟自然并与之平等对话：
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烧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工！（《经火山》）
西汉贾谊作《鹏鸟赋》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之；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揭示了人与自然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岑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诗作中幻化出一种新奇的意境：万物的出生、成长、毁灭无不是一次锻炼，天地在它展开的这样一个伟大的过程中使生命脱去了虚妄与狂想、盲目与无知，渐近一种澄明通透的境界。烈焰腾空，尽显天高地阔，万物锤炼，集全部阴阳于一地，这举世无双熊熊燃烧的火山成全了生命的精诚、纯粹，于是一种生命意义的智慧感悟生发开来，推动着诗人完成人生价值的高卓超越：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与其他苦于征戍、悲切叹惋的作品不同，岑参的诗歌没有“雨雪纷纷连大漠”和“心事一杯中”的苦痛，这滴水成冰苦寒逼人的时空中，诗人的注意力聚焦到了最富代表性的风雪上，常人眼中狞厉峥嵘的景象因岑参内心的喜悦与温暖，化为了怒放的春天的花朵，给人蓬勃浓郁的无边春意的感觉，着想、造境俱称奇绝。饯别宴会上的急管繁弦，处处都在刻画异乡的浪漫气氛，也显示出客中送别的复杂心情，而友人在大雪纷飞的崎岖路上渐行渐远的足迹，更交织着诗人惜别的不舍与不尽的情思，那翻飞的一抹红艳就如他胸中激荡的热情在暴风雪中向我们传递出诗人生命的温暖，而这温暖跨越千年仍能被我们感知。这股生命的热力最终在边塞大漠开出了最圣洁的花朵：
其状异于众草，势笼众如冠弁。嶷然上耸，生不傍引，攒花中折，骈叶外包，异香腾风，秀色媚景。因赏而叹日，尔不生于中土，僻在遐裔，使牡丹价重，芙蓉誉高，惜哉！夫天地无私，阴阳无偏，各遂其生，自物厥性，岂以偏地而不生乎，岂以无人而不芳乎？《优钵罗花歌并序》
这被称为“优钵罗花”的植物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山雪莲”，雪莲花美，雪莲花奇，它生得风骨凌然，在远寒孤僻之地傲霜斗雪；它生得自在随性，不因冷遇就放弃了绽放生命的光彩，这样的形象实在是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智慧感悟及人生价值的高卓超越最成功的建构。我们不必去塞外寻找这么一株风姿卓绝的花朵来同诗人笔下的“优钵罗花”一辩高下区分虚实，因为它绽放的土地是心田，只有真正理解了生命意义的人才能在心中将它播种，用自己生命的热力浇灌它、培养它，使它绽放出世上最妙曼的风姿。《石州诗话》曾指出：“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风会所感，豪杰挺生”，贯穿在作品中的所谓“奇气”，实则就是充斥在作家生命中的强烈的生命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