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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袋子范文1
关健词：翠冠梨;套袋栽培;滞后;原因;对策;江西星子
梨果套袋具有提高果面光洁度、改善外观品质、防止病虫危害、降低农药残留、增加优质果率等优点,是在梨果无公害优质栽培技术规程中的主要技术之一[1-4]。在星子县早熟梨产业化发展中,其主栽品种翠冠梨总面积2.333 hm2,约占全县早熟梨总面积的84%以上,然而套袋栽培面积仅有486.7 hm2,占21%。近年来,星子县虽然加大了套袋栽培技术的推广力度,但推进缓慢,技术相对滞后,翠冠梨果的品质和商品性能未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优质商品果少,优质果率只占30%,档次低,果实的品质和商品性能已逐步成为制约产品销售和经济效益提高的限制因子,同时也成为制约该县翠冠梨产业化深远发展的限制因子。为了提高梨果的品质、商品性能和经济效益,创出优质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全面推广梨果套袋栽培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根据近几年星子县的早熟梨栽培实践,调查分析了翠冠梨套袋栽培滞后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1套袋栽培滞后的原因
1.1 套袋梨果含糖量降低,风味变差
梨果套袋后,果实长期在遮光袋内生长发育,降低了果皮叶绿素的含量,光照不良,导致果实光合作用减弱,使光合产物积累减少,且套袋后抑制了梨果早期淀粉的积累,使套袋梨果实碳水化合物及果糖含量降低,风味变差[2-3]。
1.2套袋梨着色淡且不匀称,锈点明显
目前国内市场纸袋的种类和规格较少,质量较好的也不多。果农对用于套果纸袋子的质量和规格没有选择的余地,加上套袋过程中操作方法不当等,往往造成套袋后梨果着色淡不匀称或锈点明显,达不到改善品质和商品性能的效果,反而影响梨果的商品性从而降低销售价格。
1.3最佳时机难把握,入袋病虫防治难
星子县梨果套袋季节经常多雨,套袋操作困难,特别是套袋前喷药的效果难保证,以及其他因素等易使套袋最佳时机迟延,从而影响套袋的预期效果。同时,部分种类的入袋病(黑点病和水锈病)和入袋害虫(黄粉虫和康氏粉蚧)的危害加重,防治难。
1.4翠冠梨成熟上市时气温高,套袋梨果变色快
翠冠梨在7月中旬成熟上市,此时气温偏高,加上套袋梨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偏低,果皮果肉相对褐变快[3],在常规条件下可存放期短,从而缩短了适销期限,制约了梨果的销路,因此对果农接受套袋栽培技术形成了一定的阻力。
1.5套袋费工费时,优质不优价
由于发展栽培早熟梨的前阶段是采用双层分散型的整形修剪技术,树势偏高加上部分果枝拉枝不到位,致使在套袋过程中操作不方便,以及梨果套袋技术比较复杂,费工费时,最终销售价格与无袋梨果相近,优质卖不到优价,这也是果农不愿套袋的原因之一。
2解决对策
2.1强化套袋后的配套管理,提高梨果品质
为提高套袋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减轻糖含量的降低程度及改善果实风味,应加强套袋梨园的肥水管理,增施有机肥,减少氮肥施用量,做到平衡施肥,及时喷布叶面微肥以增强叶片光合作用和改善叶片营养,可在花期喷施2次0.3%硼砂溶液,或在萌芽前、开花后以及采果前后叶面喷施沼气液肥。此外,应注意合理修剪,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
2.2选择优质专用纸袋,保证套袋效果
选择适宜的优质专用纸袋是保证改善果实的外观和品质的前提[1,3-4]。星子县早熟梨主要以翠冠梨为主,最好用外面为灰色(或土黄色)、内面为黑色的双层标准优质专用纸袋。标准梨果专用袋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具有一定耐候性及适宜透光光谱,并能防治果实病虫害。
2.3适时疏果,确保坐果质量
翠冠梨坐果率高,应适时疏果。疏果时做到合理负载,一般每隔20～25 cm留1个果,不留双果,做到疏小留大,疏差留好,疏中留边,疏远留近,先疏早熟果,后疏晚熟果,内膛弱枝多疏少留,外围强枝多留少疏,疏除顶果、畸形果和病虫果。
2.4把握时机,科学套袋
适宜的套袋时期一般在落花后15 d左右开始,10 d内完成。翠冠梨果皮的颜色和光洁度与果点和锈斑的发育密切相关。果点主要是由幼果期的气孔发育而成,幼果茸毛脱落部位也形成果点。果树生理落果后,即可定果套袋,但若套袋过早,纸袋的遮光性过强,则幼果角质层、表皮层发育不良,果个变小,到果实发育后期若果个增长过快会造成表皮龟裂,同时也易折伤果柄或因袋重致使果柄弯曲,引起落果。套袋过晚,由于气孔大部分已木栓化变褐,形成果点,影响果实外观,达不到套袋的预期效果。
在具体实施套袋过程中一定要严格要求科学操作。套袋时先撑开袋口,托起袋底并使两通气排水口张开,接着将幼果套入袋内,使袋口紧缚在着生果梗的枝上并收紧袋口用扎丝扎紧,若袋口绑扎不严,会为梨木虱、黄粉虫、康氏粉蚧等害虫入袋提供方便,并造成危害;绑扎不严也会使雨水、药水流入袋内,造成果面污染,影响外观品质。套袋时用力不能过大,以免损伤果梗。袋套好后用手往上托一下袋底中部,让全袋膨胀起来,使两底角的出水气孔张开,幼果悬空,不与袋壁贴附,以免划伤果面或发生日烧。
2.5狠抓套袋前后的病虫害防治
梨果套袋后,果实处于一个特殊的微环境,易引发或加重一些潜在病虫害[5],这就需要在梨树整个生长期加强病虫害防治。①选择优质纸袋,改善扎口技术,防止病菌和害虫入袋,降低袋内虫口密度。②套袋前后药剂防治。在套袋前,分别用大生M-45 800倍液+70%托布津1 000倍液和10%蚍虫啉2 000倍液全面喷1次,待药液完全干后再套袋。对梨黑星病、黑斑病及蚜虫、梨木虱、蝽象、食心虫等进行综合防治。果实采收后至落叶前选用杜邦新万生800倍液、75%百菌清1 000倍液、大生M-45 800倍液、10%蚍虫啉2 000倍液、20%甲氰菊酯2 000倍液和80%敌敌畏1 000倍液等药1～2次。③加强梨锈病的防治,在梨树花谢后,每隔7～10 d用15%粉锈宁1 500～2 000倍液连续喷2～3次,尽量延长梨树叶片的寿命。④加强果园管理。冬春季刮除粗老翘皮或用硬毛刷刷除越冬卵,集中烧毁,抓住关键时期(3月上旬、5月下旬至6月上旬和10月下旬)及时清园最大限度降低虫口基数。梨果成熟前20 d停止使用农药,以保证产品安全。
2.6因地制宜,因园而异实施套袋栽培
梨果套袋栽培要在树体结构合理、枝量分布均衡和病虫害防治有保障的前提下进行。对于建园标准低,管理没跟上,整形修剪不合套袋要求,暂时又不能改进的梨园和没有合格的纸袋以及久雨少晴的没法弥补的特殊天气情况下都不提倡套袋栽培,否则套袋效果不能充分体现,甚至造成较大损失,从而影响今后梨果套袋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普及。
纸袋子范文2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于5月24日推出展览“戴汉志：5000个名字”。 此次展览囊括了大量文献资料和艺术作品，以回顾展的形式旨在铭记和检视戴汉志这位曾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史进程的重要角色的生平和工作。“戴汉志：5000个名字”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魏特德维茨当代艺术中心联合推出，此次展览也将分为UCCA（2014年5月24日至8月10日）和魏特德维茨当代艺术中心（2014年9月4日至2015年1月4日）两个现场。
戴汉志出生于荷兰，于1986年赴中国南京、后长居于北京，2002年去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策展人和艺术经纪人，为奠定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基石做出了大量贡献。他所创立的新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公司为中国艺术家、国际艺术收藏家和策展人建立了沟通平台；与人共同创立的中国艺术文件仓库（CAAW）是国内最早的鼓励实验性艺术项目的空间之一；他在1993年策划的“中国前卫艺术展”更为影响深远，此展览是在欧洲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展。
“戴汉志：5000个名字”基于大量的访谈和文献等研究资料，试图完整呈现他的人生遗产，内容包括他曾支持过的重要艺术家和由他们所构成的上世纪90年代的艺术生态。本展遵循时间顺序将戴汉志一生中的各个标志性阶段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整理大量戴汉志的信函、文件、照片、曾编辑的书目、曾策划的展览和关于他生平的详实资料，在UCCA最大的展厅空间内呈现，同时展出一系列曾与戴汉志密切合作或在其研究范畴内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展览标题指向一个戴汉志生前未能完成的开创性项目：一部未曾出版的词典，收录有逾5000个――几乎所有出生于1880年至1980年之间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家的名字和介绍，这个庞杂的资料库就存在他的个人电脑里，编译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界的展览和出版史。正如策展人玛丽安娜・布劳沃所言，“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意识到戴汉志对中国艺术界的重要性，作为策展人和艺术经纪人，他努力在中国和西方的艺术系统之间建立联系，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而在他电脑中发现的这部令人震撼的词典，则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他的遗产，戴汉志生前未能将其设计成册并付梓出版，在本展中，人们可以看到它的数字版本。目前，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基金会，旨在维护戴汉志的遗产，初衷之一即在于研究这部词典并列入出版计划。”（编辑：王针）
纸袋子范文3
在最初的几天喧嚣过后，似乎各路媒体和社交网络也趋于安静了，甚至已经有手快的同行开始整理资料分析判断下一个实行限购的城市会是谁了。一时间那些被风传会步后尘的城市，如西安、太原之类都掀起了抢购汽车的风潮，这哪里是下一只靴子啊，分明还有一大群靴子在等着落下来呢。参照已经实行限购的7座城市的情况，如果谁不赶快跟进，是不是都不好意思声称自己是一线城市了？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切，但也需要冷静地思考一下，即便是可以用“限购”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它是否就真的可以有效解决如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些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问题呢？污染的问题太复杂太高科技，我如果妄下结论的话确实会因为缺乏科学论据而落人口实。而关于堵车其实就是个简单的算数问题，我倒可以直抒己见：我们居住的城市已经深受堵车困扰，不用说限购，就是禁购，也只是维持现状罢了，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怎么用车的问题，而不是限制人买车。
过了新年，另外一只靴子着实惊到我们了，就是“专车”。当然不是拉砖的车了，这是目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由某些打车app提供的一种服务形式，再说得明确一点，就是披着移动互联外衣的“黑车”。别嫌我说的难听，确实已经陆续有十几个城市的交通执法部门给专车定性了，并且按照对待黑车的标准课以相应的处罚。尽管舆论对于这件事的态度莫衷一是，有不少媒体声音是为“专车”这个新生事物鸣冤叫屈的，但我认为参照现有的法律条文来判断，所谓专车，其实就是与最流行的叫车app捆绑在一起的黑车――就好比开个实体店卖假货是违法的，难道在电商平台上卖假货就变成合法的了？
纸袋子范文4
关键词：数字时代；纸；儿童书；图像革命
纸，常被称为“印刷媒介”，由于电子媒介的兴起，此言尤为正确。但与电子媒介本质上缺乏实体存在不同，纸有自己独特的属性，它的基本特性是无法用“媒介”这一概念完全概括的。在当今社会中纸张已经更倾向于被人看成是一种象征文明的符号。
1 改变儿童阅读环境的数字媒介
在印刷革命之后，人类又迎来了一场带来巨大变革的数字革命。这场革命改变着人类的阅读、学习、生活、交往、工作等方方面面，很多固有的习惯与规律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孩子，更是对数字媒介有着一种特有的依赖。
正由于现代传播媒介的高度发展，儿童阅读方式也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多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正在影响着儿童的成长。数字媒体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儿童的早期教育中，电子点读书、识字软件、算数游戏等都能够让孩子在娱乐中不知不觉的学习。它们有着结构吸引力大，内容互动性强，画面美观好看等明显的优点，充分利用感官给孩子全面的体验。这些数字阅读大量占据了儿童原本的传统阅读时间。国外的儿童对电子媒介的接受程度普遍要更高于中国，在美国，Facebook上大约有560万儿童用户，约占其美国用户总数的3.5%。
在中国图书报在2011年的儿童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时下很热的电子书阅读和手机阅读不被父母、孩子青睐。大多数父母对电子阅读方式抱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电子书和手机存在辐射，对于孩子的健康有一定程度的危害。很多家长更多的支持孩子阅读纸质的儿童书，希望孩子能够感受自己经历过的“书卷气”的阅读。
2 适合儿童阅读的纸质书
2.1 纸质儿童书的出版现状
我国现有三十多家专业从事少儿出版的出版社，全国的多家出版社有90%以上都出版少儿图书。近年来少儿图书出版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拉动和提升中国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2012年上半年少儿图书市场同比增长4.66%，远高于整体市场0.27%的同比增长率，在各分类市场中增速排名第三，仅次于教辅和文艺类图书，成为整体市场上行的重要带动力量之一。在数字出版走俏的今天，纸质儿童书在出版市场中依然活跃，占有市场的很大的份额，其原因在于儿童群体的接受力和成长的特殊性。
2.2 纸质儿童书的阅读需求
“网络有效性专家”雅各布・尼尔森曾公布过一项实验结果，显示了网络阅读与图书阅读的不同特点，图书阅读是线性的、叙述性的、完整的；网络阅读是跳跃的、零散的。尼尔森认为，线性的、叙述性的纸质图书适合深度教育。换句话说，印刷媒体适合深度学习新的概念，更适合儿童成长初期的阅读培养和教育学习。人生来不会阅读，阅读是一种文化行为，是后天养成的。在初学阅读的阶段，一个人使用何种阅读媒介――印刷媒介、数字媒介或互联网，将决定这个人的大脑内部会形成何种新联系和新通道，对大脑最终的形态起决定性的作用。儿童发展学教授伍尔夫认为，儿童应该首先阅读纸质图书，发展和形成一个阅读大脑，然后再接触互联网，使用数字媒体。神经科学证明，阅读大脑在读书时，会动用所有四个脑叶和两个脑半球里众多区域， 去理解复杂的内容，并超越书本上的文字，产生新的概念和思想。在培养儿童的深度认知和逻辑思维的形成过程中，纸媒介提供了口头语言与视觉语言联结的平台，儿童在阅读的翻阅过程中可以自由的把握阅读的节奏与阅读的次序，锻炼并提升归纳和想象的能力。
3 图像革命对纸质书儿童书的新要求
与电子媒介的发展相对应，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的“图像革命”也在展开，一个以图画、漫画、招贴和广告构成的符号世界正在兴起。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二者结合起来，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有着很强的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图像和影像的世界。[1]在这样一个高速高效的环境中，静下心来阅读似乎已经成为一件极为奢侈的事，人们的视线中充斥着大量比印刷文字更具有吸引力的信息。儿童在尚未接受传统阅读的训练之前，很容易被数字新媒介鲜艳的色彩、动感的音乐、形象逼真的画面所吸引。当数字化的图像阅读不仅仅是儿童学习和生活方式，而是成为儿童生活内容本身的时候，纸质阅读的危机已加深到一个很难想象的程度。新时期的纸质儿童书被赋予了更加艰难和神圣的使命。
3.1 纸质儿童书的内容
数字时代的纸质儿童书在内容上要求更加具有时代特色。与动画片和网络游戏相关联的纸质出版物在出版市场中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植物大战僵尸系列等在畅销书排行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纸质儿童书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应充分注重其与多媒体出版相交叉的特性，在内容上更贴近孩子平时的接受环境，发掘一些新的题材新的角度的儿童图书。
3.2 纸质儿童书的视觉表达
数字技术为儿童书的创作起到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儿童书的表现形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也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多种数字科技和艺术创作手段的合理运用能够更加丰富和生动的表达图书的内容，创造更具特色的纸质儿童书作品。数字时代的纸质儿童书对书籍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书籍设计师在传统的纸媒介上进行充分的视觉表达和信息的传递，使孩子在阅读时不仅能够培养认知和理解的能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训练良好的艺术审美。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儿童书设计中把握图书的整体设计和阅读的节奏，把握阅读中故事发展的时间与版式编排的空间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传播主体。
4 结语
书籍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料，而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回归，本身是发现自我、反思自我的过程。可是当数字时代的产物侵吞了属于孩子的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纸质儿童书的领域，我们不得不反复的提出如今所面临的现状，不断的提醒人们关注传统的阅读文化，关注儿童的阅读教育，关注珍贵的纸质儿童书。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美）.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M]. 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30.
[2]尼古拉斯・卡尔.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M].刘纯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3]刘宣文，陈钢.儿童媒介识读教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
纸袋子范文5
文明秩序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特定民族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念构筑了特定的文明秩序。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构筑了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造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伴随着现代社会模式的开启，传统文明秩序渐渐瓦解，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复兴中华文明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时代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当代中国的价值公约数，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
一、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与现代转型
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无法逾越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漫长的“早出暮入、耕稼树艺”的农业经济格局，以宗法专制制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具伦理型和政治型的双重范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由家族走向国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这一格局奠定了以血缘纽带为依托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稳定的传统社会根基。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造就了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的辉煌历程，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心理和日常行为规范，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形成了传统社会特有的文明禀赋和价值诉求。“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国传统文化独立地形成了一整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观念、精神、意义、价值、典籍、礼仪、文物制度、道德规范等价值观体系，深入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为中国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有效的精神依托和文化支持。”①但19世纪后，伴随着以工业文化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这一严密体系渐渐瓦解，“中国文化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范式，从‘内圣外王’的矛盾统一体中获得了坚韧的理论架构，并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作为坚实基础，组合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这个严密体系，只有在近代大工业兴起之后，才逐渐瓦解”①。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全球扩张，以1840年为开端，中国开始全面遭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导致中华民族出现了由民族危机、封建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的危机、直至渗透至传统文化的危机的系列问题。“后，中国传统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逐渐崩塌。这种崩塌不仅仅是国家、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②从深层次分析，这些危机“都包含着西方的价值观向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挑战，由此就引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危机”③。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传统文明被迫遭遇西方现代文明，在两种不同时空维度文明的碰撞中，中国传统文明渐渐被西方现代文明的“现代性”所折服，最终走向了“师夷长技”的学习西方之路。思想制度层面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前后，一些仁人志士参照西方价值系统改造传统价值系统。康有为假借孔子之名进行“用夷变夏”的改制，谭嗣同对传统“名教纲常”的现代批判，以期“冲决伦常之网罗”。谭嗣同《仁学》中“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寅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④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用西方现代的新伦理观改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期望。如果将“戊戌”时期看作是中国的一次启蒙运动，那么它仅仅是一场以制度改革为主旨的政治启蒙。真正的思想启蒙体现在“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是个“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是价值观念转变的关键时代。“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斗争矛头直指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根基儒家思想，倡导诸如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等新的价值观念，这一价值观念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造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安身立命之道”也即传统价值体系摇摇欲坠。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扩张，中国传统文明秩序渐渐失去了主导权和话语权，从而开启了向现代转变的模式。
现代模式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不断将人类社会推向“后传统”时代，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20世纪，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不知不觉地成为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导。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不断地为人类社会创造着“缺憾”。现代社会是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的社会形态，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现代社会中所呈现的问题大多以“现代性问题”出场。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觉，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⑤。马克斯•韦伯将现代社会称之为“祛魅”的时代。他所批判的正是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困境与危机，也即现代工业技术对西方文明的工具化、理性化的建构。工具理性将一切社会关系精确化、效用化，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受到压制，人自身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彰显不足，整个社会缺乏生命值得奉献的价值追求，人们失去了意义感，缺乏“本体安全”，产生了“存在性焦虑”（吉登斯语）。当今中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既是解构传统的过程，又是建构现代的过程。解构不是否定、排斥传统，是建设性地重构传统和建构现代的统一。
二、现代性困境与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
任何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盛衰息息相关。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断裂。文明总是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恰恰需要实现中国传统文明秩序的现代转型，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问题弥散于所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当前，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已经显现出了上述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中国现代社会不会自动生成一套合理的文明秩序，如不加以规范重构，则“无序”、“迷失”、“虚无”状态将充斥整个社会。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正视现代性困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炼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凝聚价值理想的“最大公约数”。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消除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虚无”征兆，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开启了现代性构建的步伐，加速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同样遵循着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化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且也树立了自由、公平、公正等经济理念，保障了经济秩序的有效运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层面的一系列问题。当获取利润成为生产的直接和唯一目的时，整个社会经济便处于资本的支配之下，人们为获取利润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现代性特征内化为人的心理，就产生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货币、资本成为人们意志和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在社会金钱竞争中，濒临失败、的人，最初还只是扫兴（欲望得不到满足），继而是忧郁，最后干脆变得麻木不仁了。人们很清楚，一旦没有钱，便消弱了奋斗的基础，这种心理上的影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①中国传统价值秩序的解构以及现代社会中拜金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异化和混乱。人生意义的扭曲化和精神上的迷失感造成了中国现代人价值观念上的“虚无”。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的意义上说，绝不止是富强之追求，也不止是争国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实在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建构，千言万语，则不外乎是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塑造。”②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就是要让当代中国人摆脱“价值虚无”的魔症，重新塑造精神家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修复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裂痕”，实现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化。价值观念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形态，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内核。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合时宜”，现代社会的形成为现代价值观念提供了成长的寄托。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不期而遇”造成了两者矛盾与冲突的彰显，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替已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新旧价值观念之间的“裂痕”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中断、文明的断裂。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在于新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接与转化。在价值观念交错的过程中，不是要对传统价值观念彻底否定，而是要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创造性转化。“文明的传统性并不必然影响它对现代性的接受；相反，文明越是悠久，可能越具有对新事物的吸纳能力，悠久的文明更具有宽大的胸怀和应对复杂变局的丰富经验。”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孕育中华文明和传统价值观念的沃土，在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倡导“内圣外王”的价值理想。“内圣外王”价值理想的逻辑思路是“以修身为本”，“由己推人”，强调“己”即个人的原发性。圣人是伦理道德的完美体现者，“内圣”就是以至善至美为价值追求对个人理想人格的塑造。当个人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时，便由“内圣”转为“外王”，实践政治理想，逐渐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格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能回避这一文化传统，因为这一传统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模式和实践规范模式，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性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④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得以延续。
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要正视人类现代文明中的多元性问题，创建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生态“星丛”。现代文明最初产生于西方，随着全球化进程扩展到全世界，并且以现代文明的制度维度为基础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性话语”（哈贝马斯语），现代文明逐渐形成了新的国际框架或体系，以期构筑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但伴随着后殖民话语体系中异于“自我”的“他者”文明的持续变化，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理想模型逐渐被打破。“虽然最初的西方规划的不同维度的确构成了整个世界不同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出发点和持续参照点，但这些社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的最初文化方案的同质化维度和霸权维度。”①不同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倡导同质化世界，也相异于塞缪尔•P•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宣扬相对异质的世界，S•N•艾森斯塔特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多元现代性的世界。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异质性，呈现出多中心态势，但可以和平共存。“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②。多元现代文明以共生的方式共存着，共同构筑了人类现代文明。在这一生态“星丛”中，多元现代文明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共识。但每一文明模式都有自身的特性。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重构必须以其他文明模式的存在为生态前提，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批判性超越西方现代文明，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生态“星丛”中彰显中国特色的价值理想。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时代自觉
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已成为现代中国的必需和亟需。任何一种文明秩序都不是某种先验的存在，都是特定文化孕育出的积极成果，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自觉构建。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的厚重与否、持久与否直接决定了文明果实的优劣，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能够体现一种文明的特色，并为一种文明提供精神内核和发展活力。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为传统文明秩序生命力的维系提供了精神原动力，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同样需要核心价值观念的灵魂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体现了重构中国现代价值秩序的时代诉求和行动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是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足基本国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为其提供了实现途径、行动指南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维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本质特征与独特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生命之魂，表达出它特有的精神气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觉、理论自觉、制度自觉。”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伴随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形势，思想领域日趋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与对立，造成人们价值观混乱、价值观扭曲甚至价值虚无。究其根源，人们在思想观念领域缺失“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为全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目标、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意识，避免思想对立和混乱，使全社会有了共同的精神寄托、价值追求和行动方向。“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彰显，人们能够对多样化价值予以批判性整合，对价值之间的冲突加以调解，以此理解和统摄社会生活，消解价值观的物质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从而有效建构精神家园，在多样化价值的喧嚣声中，安顿自己的心灵。”④稳定持久的价值秩序需要一个“主心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重构现代文明秩序的“主心骨”，体现了构筑当代中国人意义世界的自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国价值观念的时代表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包含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情感，孕育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①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长期孕育的果实，包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要义和思想积淀。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表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承继关系。“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表达。其中，“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孔子提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强调“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朱熹讲“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集注》）“仁爱”以“修己”为前提，成己成人，进而推及家庭、社会和国家，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价值观念都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维度的价值理想。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凝结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如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是对人民群众经济、政治等维度价值诉求的理论反映，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是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的理论延承和时代表征。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仁爱”、“大同”等思想精髓更是“和谐”概念的理论渊源。此外，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规范，其价值内核与“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时代表征，从国家政治价值目标、社会理想价值取向、个人道德价值规范三个层面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觉。
纸袋子范文6
虫虫很喜欢看《哈利？波特》，幻想着自己哪一天也会来到一个魔法世界。于是，他把下一个旅游地点定在了好友王小明居住的“魔法”时代。
坐飞机来到“魔法”时代，虫虫正准备坐车去王小明家，忽然发现根本没有汽车，人们都骑着哈利？波特的飞天扫帚在空中飞翔，王小明从空中飞了下来，虫虫问到：“小明，怎么没有汽车？”“这里是魔法时代，顾名思义。”“那我没有飞天扫帚呀！”“来，我教你，你只要大声地叫‘飞天扫帚’，就会有一把飞天扫帚飞过来。”
虫虫骑着飞天扫帚来到王小明家，王小明拿出一个两个碗出来，虫虫好奇地问：“小明，你拿碗来干什么？”“吃饭呀，你不饿吗？”“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只要用这根牙签点一下碗，丰盛的食物就会从碗里冒出来。”“对了，我家里的牙签没有了，这种牙签是一次性的。你要吃饭就去商店买把。”虫虫“晕倒”。
吃完饭，虫虫和王小明玩起了捉迷藏，王小明用魔法把自己隐身了，这可害苦了虫虫，找了整整一天都没找到。把虫虫给累坏了，虫虫走进王小明家，发现王小明在呼呼大睡，虫虫又被“晕倒”。
虫虫决定立刻回家，可是听王小明说：“从今天下午开始到下个星期的今天，将禁止使用飞天扫帚，不然，将永远无法离开这个时代。”可是王小明家离飞机场有50公里，走路要走到什么时候呀！，虫虫只好留在王小明家等待那一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