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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范文1
关键词：舟山群岛；海岛生态；法律保护
1 我国海岛生态保护的法律机制现状分析
（一）我国海岛生态保护的法律框架
海岛生态保护是海岛生态系统保护的简称，系海岛开发中的首要问题和海岛保护的重点。我国海岛生态保护基本形成了由单行法、与海岛生态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政府文件共同组成的法律体系。
我国现有的海岛保护专门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它是一部以保护海岛生态为目的的海洋行政法律。除此专门法之外，《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野生动物法》等单行法也适用于海岛生态环境保护。另外，还有一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文件，以舟山群岛为例，浙江省司法厅在2011年就颁布的《关于法律服务海洋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法律服务海洋经济”的范围包括推动海岛开发、促进滨海旅游业发展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舟山市政府也先后出台了《舟山生态市建设规划》、《舟山市海洋功能区划》、《舟山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舟山市海洋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文件。
（二）海岛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第一，立法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尚不完备。建国以来，我国出台了三十余部与海岛生态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海岛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在数量上虽然庞大，但多停留在规章层面。分散的规章制度之间又缺乏统一协调而未能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
第二，海岛管理体制明确性有待加强。海岛资源的多方位性决定了海岛生态保护必然涉及众多的部门。以舟山群岛为例，从横向看，舟山群岛的海岛保护问题涉及渔业资源保护的渔业部门，生态环境保护的环保部门，资源开发方面保护的国土资源部门等。而从纵向看，有舟山地区性部门、浙江省级和国家部门保护的要求。众多横向纵向的管理部门权责交叉，导致缺乏明确的管理体制。
第三，海岛经济发展的差异影响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目前仍然存在甚至将长期存在，对于“靠海吃海”的当地居民来说海岛自然资源是致富原料。我们知道，只有在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才能落实海岛生态保护相关法律的实施。因此，一味惩治禁止而不疏导的执法模式只是治标不治本。形成完善的立法体系，考虑经济对海岛生态保护的双刃剑效应，是当前舟山群岛生态保护法制完善的重要要求。
2 完善舟山群岛生态保护法律机制的构想
（一）健全海岛立法体系的若干建议
我国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是我国保护海岛生态环境和科学发展海岛经济的法律基础。健全舟山海岛生态立法体系需要我们在惯彻《宪法》原则的前提下，综合考虑《海岛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法》等多个部门法，做好各善部门法之间的衔接工作，对法律上空缺的部分加以弥补，对各部法律间的冗余加以革除。
（二）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若干建议
要保护海岛生态环境，首先要从环境影响评价制工作出发。建立并完善环评制度与公众参与制度，使建设单位、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普通公民都能够参与到海岛开发的环评活动中，拓展参与对象、推动信息公开、健全反馈机制尤为重要。
（三）完善海岛开发许可制度的若干建议
浙江省在海域使用权申请审批管理中设立了分级审批的制度，但这也为地方政府化整为零，始终将审批权限制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提供了可能。舟山建立海岛开发许可制度在立法上的可行性可以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政府掌握海岛开发许可权力的法律渊源；第二，许可作为一项行政授权，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为海岛开发许可提供了行政法律依据；第三，上文中的环评制度为海岛开发许可法律制度解决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国内许多海岛都曾经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对海岛产生巨大危害。因此，保障舟山群岛海岛生态应严格规定开发许可证的申请程序和设置上诉机构，明晰海岛物权和管理权限，理顺各方责、权、利关系，严格限制破坏污染海岛环境的行为。一旦出现问题，就应该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做到有法必依，有责必究。
（四）设立生态自然保护区的若干建议
在脆弱的海岛上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生态恶化并有效可持续开发海岛自然资源的有效举措。纵观国际经验，在海岛自然保护区立法上采取开发模式的不在少数，采取保护模式的也如恒河沙数。为更好地对海岛独特而脆弱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在兼顾的基础上，舟山有必要在海岛生设立自然保护区工作的方面以保护为主。
首先，可以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与《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在舟山群岛，尤其是无人区岛屿上设立自然保护区。在保护海岛生态的同时发展生态旅游，建立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的共生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其次，在制定海岛自然保护区制度的时候，舟山应当着眼于长远利益，将生态旅游、循环经济的理念上升到法律层面，认识到海岛自然保护区有别于经济价值的生态价值，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冲突时偏重于生态保护。
最后，加强自然保护区价值的教育宣传也是落实设立海岛生态自然保护区规章制度的重要内容。
（五）生态补偿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确立了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如发现海岛开发中出现对海岛生态的严重破坏因素，则有必要提前收回海岛使用权。关于提前收回使用权的补偿问题，在《海域使用管理法》有相关规定，但对于怎样确定补偿标准的问题还未予明确。因此，舟山群岛在任命“岛主”的同时，从保护海岛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应当完善海岛使用押金制度，规范提前收回海岛使用权的生态补偿规章制度。
另外，最高法院曾出台《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同年，浙江省检察院和环保厅联合出台了《关于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明确指出各地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要积极探索环境公益诉讼，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与当地人民法院协调先行试点。因此，舟山作为浙江省特殊的一个以海岛组成的市，有条件也有必要向浙江省申请设立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建立有舟山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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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海岛及周边海域 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海洋综合管理 风险预防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或岛是指四面环水并在涨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我国拥有6536个面积大于500m2的海岛，海岛总面积约80km2。海岛四周被海水包围，成因、形态和价值各不相同，但都与其周边相关海域一起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环境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由于偏重海岛海域的经济开发，而忽视了对海岛海域环境的保护，造成目前海岛海域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局面。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近40年来，与海洋相关的法制建设已得到重视，在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基础上，我国关于海洋的综合立法和单独立法陆续出台。一些海洋、海岛和海域环境保护立法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成果逐步为各级立法机关所采纳，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
尽管如此，由于各种原因，与主要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域环境保护立法，尤其是在海岛海域环境保护立法上仍相对落后。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环境保护立法中出现了一些适应海洋发展需要的新原则和新理论，例如风险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海洋综合管理理论、环境影响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修复原则等。但我国现行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中对上述原则和理论的借鉴和体现还显不足。我国需要将海岛及其周边海域作为整体，综合考虑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建立立足国情并与世界接轨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一、我国海岛及周边海域的环境问题
由于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稳定性差、易遭到损害且被认知度不足，一旦受到人为的破坏，就难以或根本不能得到恢复。目前我国海岛及其周边海域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有：第一，资源开发无序。很多无居民海岛上存在掠夺式的开采现象，采石、挖沙、挖掘珊瑚礁和贝壳堤、砍伐树木和捕捉岛鸟等，都严重干扰和破坏海岛资源。第二，海岛海域生态失衡严重。由于非法开发及陆源污染物的影响，在华东、华南的海岛周围海域赤潮频发，不顾及海岛的环境容量，超负荷接待游客，加剧了海岛及周边海域污染、干扰海岛生物的繁衍栖息和生存、造成了海岛及周边海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失衡。第三，监管不力。海岛具有四面环水的自然特点，这也就决定其与大陆之间交通不便，经济交流不畅，国家对海岛进行法制监管存在困难。我国相当一部分海岛仍存在着炸岛、炸礁，修建实体连岛坝和海岛大面积围垦等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
二、我国的相关立法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海岛资源全面开发中，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海洋和海岛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加强了海洋、海岛相关立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中国政府作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于1994制定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及行动方案。我国第一部关于海岛保护与管理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以下简称海岛保护法）于2010年3月1日开始施行，这填补了我国海岛保护法律体系的立法空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一道初步建立起海岛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在规范海洋环境保护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是，我国海岛及海域环境保护发展过程中还有很多方面尚未成熟，表现在立法上就会出现一些立法空白，例如，严重改变海岛自然属性的行为，海岛及周边海域自然矿产资源的勘探，鱼类资源开发及合理捕捞，旅游资源的开发等影响海岛海域环境的问题都亟需法规制度建设。
三、思考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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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环境义务；宪法化；模式选择；路径设计
一、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的基本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各国宪法为了回应和解决生态危机，从整体表现出了生态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环境基本国策；二是环境基本权利；三是环境基本义务。环境基本国策由于其自身的效力问题，多年来一直饱受学界的诟病；环境基本权利由于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关于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内容等基础性的问题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这成为了环境权宪法化乃至司法化的最主要的障碍。因此，笔者认为，相比之下，采用“环境基本义务”的模式，也许是当前宪法回应生态危机、维护环境安全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也与我国环境立法的传统模式相吻合。
就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体系而言，无论是为了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国际公约，还是为了履行对人类的环境职责或对国际条约的义务而建立的国内立法，都是通过确认义务和督促履行义务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的。我们认为这种“义务本位”的倾向并没有错，而我们需要改进的是：怎样弥补应当设置而没有设置的义务空白；怎样把义务分配得更加合理；怎样确保法定环境义务能实际履行。总之，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惟一出路，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环境义务的堤防牢固地建立起来。具体到宪法层面上，就是通过宪法明确规定所有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宪法义务。
我国宪法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的义务。二是国家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三是国家有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义务。四是国家有采取措施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森林资源的义务。
从该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宪法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在主体上主要局限于“国家”，强调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国家“以外的其他主体并未作出相应的规定。如上所述，对影响环境的所有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是实现对环境有效保护的主要出路，而这里的“所有主体”一般而言，包括国家、自然人和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医院等等。为了表述上的方便，采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做法，将这些组织统称为“单位”，也就是说环境义务的主体主要包括三大类，即国家、自然人和单位。所以说，现行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明显忽视了“自然人”和“单位”这两个重要的环境义务的主体。从更为有效地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的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
二、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比较
世界环境义务立法基于各国的不同文化理念和法律传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设计方式。综观各国宪法中环境义务的条款，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种设计方式：
一是义务型。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在规定环境义务的时候，采取了单一义务型的设计模式，即仅仅是规定了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而没有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和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这些国家的宪法大多是新近颁布的，代表了世界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是权义结合型。不少国家在规定保护环境的义务时采取了这种方式，就是在宪法中既规定了公民享有良好适宜的环境权，同时也规定他们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如格鲁吉亚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有权利用自然和文化环境。每个人都应保护自然和文化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黑山、莫桑比克、西班牙、保加利亚、葡萄牙等。
三是义责结合型。以这种方式确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时，同时也强调了国家负有环境保护的责任。如立陶宛宪法规定：“国家和每个人都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免遭有害的影响”。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巴拿马、古巴、叙利亚、越南等。
四是权义责结合型。这种模式既规定了公民享有健康适宜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且国家有维护生态安全的责任。如韩国宪法规定：“全体国民均享有在健康、舒适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和国民应努力保护环境。”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土耳其、秘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伐克等。
以上四种模式是世界各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入宪条款的具体设计类型。考虑到环境权由于自身的缺陷和局限引起的理论上的非议和实践中的争议，笔者认为将其宪法化并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在环境义务的入宪模式上，也就不采用出现环境权的组合类型，也就是说，“权义结合型”与“权义责结合型”并不是环境义务入宪在选择上的理想模型。比较“义务型”和“义责结合型”两种模式可以看出，“义责结合型”的模式在义务主体的规范上更具体也更全面。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主体的因素，“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的差异并不大，它只是“义务型”的一种特殊的模式。“义责结合型”中的“责”指的是“国家的环境职责”，狭义一点的理解是“政府的环境职责”，而政府的环境职责是指法律规定的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义务，也称政府第一性环境义务。所以说，“义责结合型”其本质仍是“义务型”，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环境义务”的宪法化相吻合。
之所以将“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作为两种类型分别介绍，主要是与“环境义务”入宪的立法建议有关。根据笔者的统计，世界各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义务条款的规定，从宪法文本的结构上看，主要规定在“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两大部分。当然，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宪法文本的结构布局的不同以及立宪者的措词爱好的差异，在称呼上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同样是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有的国家宪法在大标题上用“根本经济基础”，如阿富汗；有的国家用“经济和财务”，如伊朗伊斯兰宪法；有的国家用“国民经济和劳动”，如立陶宛等。而同样是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有的国家用“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格鲁吉亚等；有的国家宪法在这一章的章名直接用“人和公民”，如哈萨克斯坦；有的国家用“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如俄罗斯。当然，更多的国家是将“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分章或分节规定，从而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规定在“基本义务”的项下，如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印度等。这里，为了表述上的习惯和方便，采用我国宪法的章节名称将世界各国宪法中不同章节名称里的有关“环境保护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归结到“经济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称呼项下。
根据笔者的统计和比较，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基本上都出现在章节名称为“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如越南宪法在第二章“经济制度”中规定了“国家机关、武装部队单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一切个人”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立陶宛宪法在第三章“国民经济与劳动”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此外，叙利亚、巴拿马、古巴、危地马拉等国也都将环境义务的条款规定在与“经济制度”有关的章节中；而“义务型”模式中关于“义务条款”的规定都出现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如吉尔吉斯坦宪法在第二章“公民”的第三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了“爱护周围环境、自然资源和历史文物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乌兹别克斯坦宪法在第二部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和义务”中的第十二章“公民的义务”里规定了“公民必须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此外，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印度、爱沙尼亚等国都在类似的章节对公民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作了相应的规定。
三、我国环境义务宪法化的模式选择
通过对“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条款在各国宪法中的分布规律的归纳与比较，笔者发现“义责结合型”的义务条款之所以主要集中在类似于“经济制度”这样的章节之下，是因为它们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而当宪法规定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时，将这样的条款规定在类似于“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项下显然是不适宜的。结合上文对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第二十六条主要是明确了国家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而该条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我国宪法第一章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的规定，由于各制度没有独立成节，所以，从宏观上看，与大多数国家将类似条文规定在“经济制度”的项下并不矛盾。这样，粗略看来，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条款的规定似乎与“义责结合型”的入宪模式一致，其实不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义务”的规定明显遗漏了“国家”以外的其他义务主体。因此，可以说，我国宪法关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既不属于“义责结合型”，也不属于“义务型”，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属于已经被我们排除了的“权义结合型”和“权义责结合型”。
在这种情况下，完善我国宪法的环境义务条款就面临着两种模式的选择即“义责结合型”与“义务型”。因为是“环境义务”入宪，所以一般的观点可能会认为采用“义务型”的模式，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放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章节中更为适宜。但考虑到我国宪法文本的实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首先，在采用“义务型”模式的国家宪法中对环境权主体的表述一般采用“每个人”、“所有人”或“任何人”，很少有用“每个公民”的字样。如塔吉克斯坦宪法规定：“保护自然环境、历史与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义务。”秘鲁宪法规定：“所有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贝宁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维护环境”。这也与它们的章节名称有关，一般是规定在“人和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基本义务”、“人民的义务”、“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项下，而我国宪法中关于这一主体的描述如果也采用“每个人”、“所有人”、“任何人”这样的字样，显然与章名“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不相称。
其次，即使不考虑章名的问题，在第二章最后一条后面增加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义务。”从措辞上看也不一致。因为现行宪法第五十二条到五十六条虽然分别规定了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但是每个条文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启文，陡然增加这么一条以“每个人”开头的法条，从法条的整体结构上看，显得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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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旅游 旅游规划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国家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及环保观念不断普及，人们渐渐开始关注生态旅游，国内很多地区都开辟了一些生态旅游的相关项目。生态旅游在发展地区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同时也减少了旅游开发对于环境的破坏，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备受推崇。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一些地区对于生态旅游概念还不是很清楚，盲目进行发展旅游业，在进行项目规划的时候，缺少创新意识，形式雷同，盲目地抄袭国内外的典范，并未针对该地区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其次，一些地区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的时候主要针对经济发展进行，比较轻视环境保护问题，使得所谓的生态旅游规划名存实亡。最后，还有的地区虽然制定了完善的规划，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按照规划的内容来进行，管理并不规范，依然采用粗放型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
上述种种现象都表明我国生态旅游事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必须要强化生态旅游的相关概念，找到规划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重点，使得规划更具有可操作性。要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生态旅游事业，就必须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对生态旅游项目进行更好地规划，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找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平衡点，让生态旅游能够稳步发展。
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之联系
生态旅游的概念原本来源于西方国家，美国生态旅游协会曾经对其有过专门的定义，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过生态旅游这个概念。①一般来说人们认为生态旅游并非简单的旅游产品，它也不是简单的旅游方式，生态旅游要强调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要寻求的是和生态保护的共同促进。生态旅游不应该破坏环境，而应该起到保护自然资源的作用，要保持各种资源能够被可持续利用，同时也要帮助当地的经济以及环境等方面能够更好地维持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旅游具有和一般旅游不同的特征。它必须保持自然性，是一种原始的旅游方式，在远离城市的自然风光中，人类能够更好地领略大自然原本的风貌，探索大自然的秘密。生态旅游还必须具有保护性，不应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要注意重复利用原则，寻求经济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性，要通过合理的谋划来保持长久的经济利益。生态旅游还必须具备科学技术性，对于生态旅游的规划和开发必须建立在对自然环境进行全面调查，对环境容量进行检测，对旅游产品进行科学研发的基础上，开发者要能够充分体现环保意识。
由于生态旅游具有和一般旅游不同的独特特性，这也使得它具有了一般旅游所不具备的特殊功能，要更好地规划生态旅游，就必须对它的功能有所了解。②生态旅游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由于生态旅游全面协调自然、经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可持续地为某地区提供经济收入，并给当地人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我国对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生态旅游在我国的研究。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就有旅游界的人士开始关注并引进了生态旅游这个概念，但是它真正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则要晚得多。1993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文件《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正式确认了“生态旅游”这个概念。
自此，国内学者便开始关注生态旅游这个概念。首先，有学者对生态旅游在中国的实践和规划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例如，张秋菊、海鹰撰写的“我国生态旅游研究进展综述”一文，就依据近年来国内生态旅游的研究情况，指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其次，也有学者通过设立专项项目，进行了生态旅游方面的研究，例如，赵磊发表的“中国湿地生态旅游研究进展”一文，就以湿地作为研究重点，论述了湿地生态旅游方面的进展。最后，还有学者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出发，对生态旅游的环境承载力等课题进行研究，例如，王会娟的论文“关于国内生态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就研究了环境承载力和旅游之间的关系。
随着大量的学术研究和论文资料的收集，国内对于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也越来越清晰了，2006年，国家旅游局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生态旅游进行讨论，会议对生态旅游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达成了进一步共识：生态旅游不光是旅游产品和旅游方式，更是强调和谐的旅游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式。
生态旅游在我国的实践。我国不仅对生态旅游的课题进行了学术方面的研究，更致力于具体实践。早在1982年我国便建立了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尝试将旅游和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同步开发。此后我国的生态旅游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截至到2005年底，全国各种级别的自然保护区有2349处之多，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网络覆盖式结构，证明了我国生态旅游事业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尝试在不同地区开发生态旅游，有以华山等为代表的山岳生态景区，也有以天池等为代表的湖泊型生态景区，此外以神农架为代表的森林生态景区和以内蒙古为代表的草原生态景区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还不乏以冰雪、海洋等为代表的生态景区。③在开发旅游产品方面，我国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尝试，除了一般的野外观光旅游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旅游项目，如开发了以鄱阳湖为代表的观鸟生态景区，以香格里拉为代表的探秘旅游等。
影响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环境保护同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生态旅游对环境的积极作用。发展生态旅游对于环境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生态旅游可以切实对当地环境进行保护，旅游所创造的经济收益可以用来持续地维护当地的自然环境，为当地濒危动物的保护、水体污染的治理等提供必要的资金，而且通过生态旅游的方式还可以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促进人们自觉保护环境，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这些都是发展生态旅游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当前生态旅游对环境保护的局限性。生态旅游对环境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受到公民素质与现有科技的局限性，当前生态旅游对于环境保护也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因为在不断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依然会将一些废弃物排放在大自然，破坏了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同时噪音问题等也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
一些游客出于好奇采集植物，由于不谨慎而导致火灾，随意丢弃垃圾等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而为了兴建旅馆、停车场等公园设施也会对当地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搭建基础设施类建筑物而随意打入地基等也会破坏当地的地质地貌。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大肆捕杀海鲜野味，兜售蝴蝶、贝壳等标本，这些都对野生动物的生存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另外，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势必会增加大气中废气的排放量，对当地大气环境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一些汽车或游艇所泄露的油污还会污染当地的土壤或水源。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很好地对生态旅游进行规划，加大对于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投入，其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作用将使得生态旅游“不可持续”。④
科技发展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科技发展对生态旅游的积极作用。在生态旅游中，科学技术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生态旅游本身就是科学技术含量很高的新型产业。⑤科学技术和生态旅游活动的发展也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科技发展对于生态旅游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利用科学技术可以更好地检测生态保护区的环境质量，并通过一定的科技手段来减少生态旅游对环境的破坏，通过分析环境的承载量、环境退化的速度、自然资源的消耗量等，能够帮助当地更好地进行生态旅游的规划，保持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消极作用。由于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很多企业都利用科学技术来追求经济利益，不可避免会排放大量废弃物，因而造成水资源污染、温室效应等大量的环境问题，对环境造成破坏，而这正是影响生态旅游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虽然科学技术已经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总体水平依然不高，而生态旅游中所占有的科技含量同样也不高，利用科学技术来改良环境方面的能力和投入远远不如环境破坏的速度。
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调整好生态旅游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首先要加强对于生态旅游的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还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要利用生态学方面的理论，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制定并执行规划的时候将游客的行为活动和当地环境的特殊性质有机地结合起来，考虑好当地自然环境对于旅游活动的容纳能力，并尽量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控制好基础设施的数量，避免因为人数过多或盲目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而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
为了更好地对生态旅游进行规划，把握好生态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政府还必须从法律方面入手，制定并完善一整套能够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法律法规。既要鼓励各地发展生态旅游，又要监督好环境保护问题，通过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并对出现违法违规现象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要梳理清楚各项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制度，对于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可以建立有偿使用制度等，这些也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要协调生态旅游和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不仅要靠政府和社会的努力，其实每一个游客、旅游从业人员也必须要有所注意，文明旅游，提高自己的素质。当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每一个游客、旅游从业人员进行生态环境方面的科普教育，要让每一个人明白环境保护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够收到更好地效果，加强全体公民的生态道德，促进每一个人自觉自愿地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绿化，主动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在各地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可以相应地添加一些与科普或环保有关的项目，例如在植树节的活动中展开义务植树活动，组织环保小队去自然保护区捡垃圾等，只有让生态环境方面的道德深入人心，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好生态旅游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调整好科技发展和生态旅游的关系。要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规划，还必须协调好科技发展和生态旅游之间的关系。首先各级政府和相关人员在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必须要真正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生态旅游的重要性，要对其投以高度的重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生态旅游虽然发展得如火如荼，但是还是以粗放型为主，质量比较低，科技含量并不是很高，要提高我国旅游业的竞争力，就必须在生态旅游中投入大量的高新技术，以促进生态旅游更好地发展。⑥不仅各地有关部门在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要融入科技含量，工作人员具体实施的时候也不能偷工减料，要切实地按照规划中的内容来进行，在开发生态旅游项目之前要依托科学技术做好环境容量的检测和调控，在设计旅游产品的时候要将环保考虑进去，在进行旅游管理的时候要做好监控，建筑基础设施时不能破坏当地的植被和地质，在开发的同时要考虑到环境治理的问题，采取一定措施对当地废水、废气等的排放进行专项治理。
引导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型、制度型创新。除了在制定生态旅游规划的时候要重视科学技术以外，还应该在更宏观的角度加强科技在旅游业中的重要性，提出并实施“科技兴旅”的战略任务，让生态旅游真正成为一种融入了科学技术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方式。为了更好地实施“科技兴旅”的战略任务，各地政府要对此表示合作，不能够只想到发展旅游业来增加经济收入，而应该投入大量的资金，加强在旅游业中的科技投入，并切实地研究各种环保项目和环保技术。对于生态旅游方面的科技研究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以直接用于环境污染的专项治理，如用高科技的手段来检测生态旅游区的环境污染情况，通过遥感技术检测并收集相关数据，在发现污染的时候及时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治理等。也有些科学技术的研究是通过侧面来对生态旅游提供帮助的，例如可以加强互联网方面的建设，建立相关网站，旅游信息，进行生态旅游知识方面的普及，接受游客包括环保问题在内的各种网上投诉等，这些也都能够从侧面让生态旅游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结语
现阶段，我国在生态旅游规划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还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形形的问题，但是只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把握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坚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发展生态旅游业，坚持在生态旅游规划的过程中巧妙地使用高科技技术，必然会使我国生态旅游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单位：汉口学院）
【注释】
①牛亚菲：“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2期，第42～45页。
②万友清：“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与创新思考”，《特区经济》，2006年第5期。
③潘贤君，刘旺：“旅游持续发展探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年第14期。
④韩锋：“生态管理是我国风景游憩地的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园林》，1999年第6期。
⑤黄震方：“关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学思考”，《旅游学刊》，2001年第2期。
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范文5
低碳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随着经济步伐的加快，自然灾害的产生越发的频繁，对我国经济损失也造成了不可估计的程度。然而自然灾害的产生与国际贸易脱不了关系。当今时代，实现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是整个社会乃至全国人们都十分重视的问题。
一、我国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意义
(一)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近几年来，由于我国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主要原因是我国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和地球受污染严重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就是一个很好的实施方法。我国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环境保护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保护和防止环境污染两大方面。我们要用促进祖国未来发展的长远眼光看问题，环境保护是一项长久且有意义的工作。我国环保工作主要表现在几个阶段。现阶段，与我国环境的比重相比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污染排放量程度是非常大的。85%以上的村镇河流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污染，74%以上的湖泊也出现了污染问题，大部分的生态功能也逐渐退化了。可见我国的环境遭受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如今，在我国经济逐渐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体现的十分明显。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只有做好了基础工作，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落得到落实，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合作才能发展的更好。
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可以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自由的发展空间，所以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还可以调节各国市场的供应需求，所以国际贸易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是分布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土地资源丰富，有的国家发展落后，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会受到限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由于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低不同，科学技术水平分布也不平均，所以生产力和市场供应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国际贸易不仅可以解决这类差异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缓解了这类矛盾，在市场中调节了供求关系。
二、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二者是对立关系。一方面，环境保护想要控制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国际贸易阻碍了环境保护的发展。
当今社会，贸易自由化已经成功世界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为减少贸易自由的阻碍，人类根据可持续发展最大限度的利用世界资源。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贸易自由化来促进，来清扫贸易障碍。但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会使贸易自由化放任自流，生态环境逐渐的遭到破坏。
现阶段，很多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出很多不国际经济秩序的事情，以环境优势取胜，然而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现阶段都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为主要贸易交往。也是建立高强竞争优势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正是当今社会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发达国家，一直是以低污染、低浪费的形式来做贸易市场上的初级产品的买卖。
现阶段，环境安全的事情即将产生，近期，很多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危害较为严重的工业组织即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关于设备产品和其他有害环境健康的工业也在陆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平衡。在国际贸易组织日益自由化、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也越来越受到威胁。
三、低碳背景下实现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的措施
首先，我认为我国应该积极的与环保工作较好的国家合作，来不断的学习他国的优势，使我国环境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从中也不断寻找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不足，以及可以改进环境和贸易平衡发展的办法，来提升我国的环境和贸易可协调发展的形式。同时也应该采取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抵制外来国家的产业环境污染，和其他不合规贸易产品对我国的环境侵略。
其次，我国还应该加强对贸易环境污染的宣传教育，来提高我国整体环境，提升我国人们的环境保护认识。有很多人认为环境污染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是国家各个机关部门所需要掌控和管制的条线，特别是对国外环境侵略更是觉得事不关己，与寻常百姓无关，对国家的低碳环境保护也毫不关心，这更加放纵了很多违法环境的事情时常发生，使得我国低碳环境受到了影响。
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