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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与需求范文1
现代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认为，一个典型意义的社会应由政府组织、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三类社会组织所构成。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属于“事业单位”，具有“非营利性”，但不满足西方非营利组织“民间性”和“志愿性”的核心特征，相当于准政府组织。本文正是以高校“非营利的准政府组织”特征为出发点来研究绩效预算制度供给与需求。
一、绩效预算与高校绩效预算管理模式
绩效预算是美国在1949年首次提出的，将政府预算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即干多少事拨多少钱。随后相继出现了 “项目预算”、“项目－计划－预算”以及零基预算等方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OECD国家推行“绩效基础预算”，又称为新绩效预算。它更强调结果导向和支出责任，其核心做法是根据活动结果来进行资源的分配。绩效预算已成为各国预算改革的重要参考与发展方向，我国也已引入绩效预算理念。“绩效预算是要阐述和明确请求拨款所要达到的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设定的计划需要花费多少钱，以及用哪些量化指标来衡量其在实施每项计划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完成工作情况”（财政部办公厅编《以“三个代表”主要思想为指导逐步推行公共财政框架》）。
高校绩效预算管理模式是以绩效预算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高校管理实际情况而提出的。高校绩效预算管理模式强调效益为宗旨，财随事走，事因财定。以目标管理和部门预算为支柱，畅通的信息传导与反馈渠道为保障，协调发展的内生制度与外生制度为条件，构建起效益分析框架和绩效预算管理运行模式。校内部门提出部门项目建设目标和预算规划；财务部门形成部门约束性预算，按照项目管理要求进行预算控制和调整，并根据项目绩效评估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考核、奖惩。该模式能促使资源配置机制转变，实现“目标-投入-产出-效果-新目标”的良性循环，促进高校教育服务能力得到保全和提升。
二、高校绩效预算制度需求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筹资渠道呈多元化的趋势。庞大的预算支出的合理性、效益性及校内各单位预算收支的经济责任，引起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近年来财政和教育主管部门也开始启动了“绩效预算”制度创新进程。
（一）制度创新收益
1.资金节约。高校绩效预算制度创新的基本出发点是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匮乏与浪费并存”问题，其基本收益是高等教育资源节约。高等教育服务再生产的资金循环过程表明，高校预算内外资金通过各种支出科目最终归集到办学成本中。项目管理注重“投入-产出”阶段的效率问题，提倡成本核算，能有效地降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目标管理强调“产出-效果”阶段的有效性问题，要求绩（目标）-预算-效果（结果）之间有高相关性，能促使部门科学决策，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这两个环节客观上均能促进资金节约。
2.教学质量提高。绩效预算引入了项目竞争和资源效益配置机制。学校战略目标具体化为专项事业发展规划和部门发展目标，目标管理以项目为依托，部门预算以项目为基点，从而形成“项目为载体、效益为标准”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部门财力分配转变为项目竞争，项目建设质量和项目成效成为项目争胜的关键。高质量项目集合必然会提升高校教育教学能力，促进学校教学质量持续提高。
3.教育科研服务能力保全。高校主要任务是提供教育科研服务，高校财务管理的生产使教育科研服务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而生产的核心就是绩与效的高度统一，使高校发展进入“低投入-高产出-高服务能力-高收入-高投入”的良性循环，实现教育科研服务能力保全的目标。
4.高校管理体系创新及责权利整合。首先，绩效预算按照企业化经营模式，建立起“公共品-公共品成本-预算”的模式，从管人转向管事、从收支核算到成本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建立高等教育科研服务成本核算制度。其次，绩效预算要求重塑学校和部门之间权利分享模式。就整个权力共享矩阵而言，学校与部门之间权力划分不再是层级式分割。在目标管理中，学校占主导地位，但目标越具体，部门的权力越大。在部门预算的编制中，部门占主导地位，而学校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宏观调控权。再次，绩效评价取代了传统的业绩考核，赋予了绩效预算民主化的功能。可见，绩效预算是整个高校管理理念的一次革命，它必然会推进高校管理体系创新。
（二）制度需求主体及创新收益分享
绩效预算制度的需求主体包括管理层、运作层和追随层。从新型高等教育基本关系图中可以看出，国家及其职能部门，如财政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是管理层制度需求主体，其主要目的是决定财政资金投入方向、规模和效益。高校管理者是操作层制度需求主体，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责权利的合理安排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学生（家长）、高校教职工、高校其他相关利益者等是追随层制度需求主体，他们主要是期盼新制度能带来高效率、高质量和高收益。在创新收益分享中，不同主体关注不同方面的利益。
对于资金节约，一般情况下财政部门最为关注。但如果采取生均综合定额或基数加增长模式，财政部门主要考虑财政资金的初始分配，即根据财政供给能力核定经费、包干使用。加上监督意愿、监督技术和监督力量的限制，财政部门往往不管资金的具体使用及使用效果。单位预算批复后，高校作为自主办学主体，是教育资源实际支配者，也成了资金节约的最大收益者。
对于教学质量提高，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管理者尤为关注，如教育部近年来开展的教育质量评估。而实际上学生、家长和社会是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需求者和真正受益者。如学分制改革后，按照学分差别定价机制，即以教育服务质量决定校内教育资源配置，以教育服务质量决定学分价格，可能会出现“低成本-高质量-高价格-高回报-高投入-高质量”的持续发展势头；或者让学生享受“低投入（低成本）-高质量-低价格”带来的质优价廉。
对于教育和科研服务能力保全，高校管理者应该是最为关切。但是，即使出现不能保全的情况，只要不倒闭（普通高等学校倒闭的可能性毕竟很小），高校管理者和其他既得利益者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最大的受害者是学生、普通教职员工。学生可能面临低质量的服务和难就业的困境；教职员工可能面临低收入、低社会地位、艰难的教学科研环境，甚至重新选择学校和岗位的危险。
对于高校管理体系创新及责权利整合，因为主要涉及高校内部权力和利益调整，受影响最大的是高校管理层。但最终受益者是学生、教职员工、社会和国家。
三、绩效预算制度供给分析
（一）制度供给主体及供给方式
高校绩效预算制度供给主体包括正式主体和非正式主体。制度供给的正式主体只能是财政、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管理者。他们的区别在于该制度适用范围是全国性、地方性或个体性。正式主体往往采取从上至下的供给方式，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及时性。非正式主体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学术或社会团体）、高校内部自发性创新个体或群体等，往往担当制度创新的发现者、传播者和推动者。他们对绩效预算制度的供给常常是局部、零散、缓慢和非强制性的，可能会从下至上引起制度演变。
（二）供给主体的供给意愿、能力及供给成本分担
正式主体站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发展国家高等教育事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的立场，有强烈的供给意愿。而且它掌握着组织和调动国家、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权力，因而具有较强的供给能力。另外，高校绩效预算制度创新涉及财政管理和监督体系、高校管理体系、新型高等教育关系的塑造和完善，成本很高，非正式主体也难以承担。因此，理论上说，没有正式主体的主导，该制度难以供给和施行。
在正式主体中，高校管理者处于关键地位。由于行业不同、同一行业中个体差异很大，与其他制度供给类似，绩效预算制度供给主体也往往需要分工。实践中，财政部和省级财政部门已经提出了一些绩效预算管理的要求和原则，他们都要求更下级的管理部门提出具体方案。因为高校管理者具有信息优势和直接利益驱动，并扮演制度实行者和供给者双重角色，能在制度的实行中充实供给内容，调整供给方式、步骤和速度，能最终决定制度创新成败和效益大小。而且在上层供给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它具备独立供给的能力。
非正式主体在制度供给中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他们供给意愿可能很强，但供给能力单薄。学术研讨或个体创新会唤起正式主体的制度供给意识，在制度供给过程中也能提出很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但他们不具备独立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主要会对制度供给起推动作用，但由于非正式主体在供给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片面、无序甚至混乱。同时，非正式主体在制度供给成本的承担上具有间接性，其设计的方案可能会忽视或低估制度供给的困难和成本。这些可能成为制度供给的阻力。
四、制度供求矛盾与协调
高校绩效预算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供给是瓶颈。供给与需求的内在矛盾延缓了制度供给。
（一）制度供求矛盾分析
高校绩效预算制度供求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存在不对等现象。如学生、高校教职工、高校其他相关利益者是制度需求主体，而一般情况下，他们很难成为制度供给主体，或者处于弱供给地位。相反，财政主管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管理者，他们处于强供给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对制度需求往往并不强烈。对于非政府组织，可能成为制度供给主体，但与制度需求没有直接联系。
2.供给成本与创新收益不一致。供给成本包括制度创新成本和制度运作成本，制度创新收益包括制度创新成果和制度运作收益。制度供给的正式主体无疑承担制度运作成本，但收益往往是国家、社会和高校师生。另外，制度运作成本是不确定的，每个高校差异很大，一旦制度运作成本高昂，制度创新风险会很大，这会导致高校管理者个体成本与收益的极不均衡。对制度供给的非正式主体而言，主要承担制度创新成本，但其在创新成果和运作收益上分享甚微。
3.制度供给主体的供给能力与供给意愿不一致。如非政府组织和高校内部创新个体，是强供给意愿、弱供给能力。高校管理者，他们代表学校，但同时又有自己的利益关注点，即使有很强的供给能力，出现与自己利益不一致时，可能会延迟制度供给甚至阻碍供给。上级主管部门在财政拨款占学校总经费比例不高或者财政拨款与项目竞争无关时，其供给意愿也不会很高。
（二）制度供求矛盾协调与制度供给路径
1.绩效预算制度供求矛盾一是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性失调。非正式主体零散的、低水平的、重复或雷同的制度供给越来越多，正式主体局部的、原则性的一般性制度创新已开始出现，但制度供给仍然处于经验介绍、模型认知、初步摸索阶段，各主体远未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更不必说系统、成熟的制度供给了。二是导致制度有效需求不足。表现在有强烈制度需求的学生、家长、社会和教职员工因为预算管理专门知识缺乏而供给能力弱，或者因为预算管理民主化、法制化进程滞后而难以参与制度供给；有制度供给职责和供给能力的国家主管部门和高校管理者又因为创新的高成本和高风险与部门利益、官员利益不匹配而无供给意愿。
供给与需求范文2
[关键词] 流动性过剩 广义货币供给(M2) 货币需求 货币供给 基础货币 货币乘数
当前，流动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中的热点和难点，严重影响经济各个层面的发展。本文将着重从供给与需求角度,对广义货币供应量这一层次的流动性进行探讨,并给出流动性过剩的一个基本判断。
一、流动性的定义
一般来说,在宏观意义上可以把流动性理解为货币与资金的统称,即有获利要求的、用于购买金融资产的所有可用货币与资金,在一些国家,其他一些流动性很强的资产如短期国债券也属于“流动性资产”。宏观意义上的流动性,一般有三个层次的界定:一是将流动性界定为银行体系内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流动性过剩是指超过健全的银行业准则所要求的通常水平,银行自愿或被迫持有的“流动性”。二是将与实体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视同于流动性。三是将经济社会中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变现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全部金融资产视为流动性。
本文讨论M2上中国流动性过剩问题。M2对实体经济增长和整体物价水平具有密切的联系和影响。如果M2相对较高,那么公众很可能会感觉流动性过剩。根据多倍存款创造模型,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创造对基础货币进行放大, M2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中央银行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投放或回笼基础货币,在数据度量上可用基础货币的增长率变化来反映;商业银行通过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的运作,在央行创造的基础货币的基础上创造货币(可用M2衡量)。货币乘数则反映出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实际效率。
二、货币乘数的变化
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M2=mm×MB,其中,mm为货币乘数。我国对广义货币的统计定义是:M2=C+D+Q,其中C为流通中的现金,D为活期存款,Q包括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其他存款组成的准货币。对基础货币的统计定义是:MB=CI+R,其中,CI为货币发行, R为准备金总量。
货币乘数为:mm=M2/MB=(C+D+Q)/(CI+R)=(1+cd+qd)/(cid+rd)
其中,cd为现金活期存款比率,qd为准货币活期存款比率,cid为货币发行活期存款比率,rd为准备金活期存款比率。由于cd与cid比率高度相近,可认为mm=(1+cd+qd)/(cd+rd)。货币乘数由cd、rd和qd比率决定,cd比率和rd比率均与货币乘数反方向变化。这些参数不断变化,货币乘数也并非常数。现金存款比率cd和准货币存款比率qd受到经济主体货币需求的直接影响,当货币需求发生变化时,必然要对持有的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等金融资产组合的比率进行调整,使得cd和qd比率发生变化。同时,由于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和资产选择,经济主体的资产组合变化将影响存款货币银行的资金供给,使整个存款货币银行体系要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比率rd发生变化。
制度变迁对金融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完善,支付体系创新，以及银行和居民行为的变化使得货币乘数上升。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cd与rd比率的总体持续下降,是货币乘数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cd比率下降既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在提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在提高。
三、货币需求分析
从目前来看,中国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涉及深层次的制度因素变革,正在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对货币需求、货币结构和货币流通速度、金融市场结构、劳动力结构与供给因素、居民收入与需求、微观主体行为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社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的水平与结构的显著导致货币需求差异。大量货币作为给不断扩张的市场领域提供必要的交易媒介而被经济所吸收。新一轮的工业化、货币化进程、居收收入增长等因素将成为广义货币供应量M2需求上升的重要推动因素。
四、流动性过剩的基本判断
货币当局的多任务性导致我国货币供给形成过程存在一定特殊性。由于对外净资产的持续上升,货币当局采用发行央票这种负债管理,内部资产管理逐渐让步于外部资产管理。近年来,尽管我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基础货币的增长,但经过货币当局的努力,基础货币的增长势头得到了较好控制。但与此同时,由于金融市场结构的广度与深度的改善,加上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货币乘数呈上升趋势;中央银行在应对持续性的国际收支失衡的同时,还得应对货币乘数长期上升。从货币需求方面来看,新一轮的工业化、货币化进程、居民收入增长、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推动货币需求上升,大量货币作为给不断扩张的市场领域提供必要的交易媒介而被经济所吸收。货币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尽管近几年央行较好地控制住基础货币的投放,但基础货币供应速度放慢未充分抵消货币乘数提高,仍会出现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出现一定的货币供应压力。这种结构性变化也可能是在较长时期内成为持续推动我国M2增长率上升的因素,因此,央行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大操作力度,回笼更多的流动性,才能实现相同的M2的增长率。
参考文献:
[1]黄昌利 任若恩:2004中国的M2/GDP水平与趋势的国际比较、影响因素[J].中国软科学,1978～2002,(2)
供给与需求范文3
【关键词】农村金融 农业发展
一、齐齐哈尔市农村金融服务的概述
齐齐哈尔市位于黑龙江省西部，辖7区9县（市），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560万，其中农业人口350多万，占总人口的63%。齐齐哈尔市农村金融体系里有6个主要实体：人民银行、齐齐哈尔市政府、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投资机构、企业、个人。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农民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农业欠发达地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距离相差甚远，农村金融状况令人担忧。虽然现阶段齐齐哈尔地区已经建立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多种金融体制形式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齐齐哈尔市金融市场中，各个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关关联，人民银行作为智能性的金融机构起到了主导作用，齐齐哈尔市政府作为金融支撑的主体，对当地的农村金融提供政策支持，主要金融供给主体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投资机构，主要金融的需求主体有企业、组织和个人。
二、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及供给分析
目前齐齐哈尔市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中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中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是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还有邮政储蓄和一些村镇银行。对农村商业银行对农业机农业的贷款供给来看，供给力度不强，而且主要的供给力量是农村信用和农村合作银行，农户的贷款意愿得不到满足，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减少，但是农业和农户的贷款需求不断增加，因此，造成了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从农村合作银行贷款发放和供给情况来看，供给对象为纯农业种养殖户、农村工商户、农村经济合作社、农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其中重要的供给主体是农村的纯农业种养殖户和农村工商户，供给量明显增长不足。
三、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主体及需求分析
农户金融需求分析。农户是农村金融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的金融需求主体，根据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可以将齐齐哈尔市的农户可以分为贫困型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富裕型农户三个类型。贫困型的农户，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收入来源单一并且受到自然因素影响较大，金融服务的需求比较强烈，但是资金来源不足，该类型的农户偏向于民间高利贷的方式获得资金，这种资金来源更会使得农户变的贫穷。维持型的农户，相对贫困型农户收入来源较为丰富，主要的来源是农作物种植收入和农业生产，其余的来源是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财产性收入，该类农户获得资金的渠道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者农业银行等，在齐齐哈尔市约有一般以上农户属于该类型的农户，该类农户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需求主体。富裕型的农户，该类农户主要依靠市场为依托和导向的群体，一般为养殖大户，或者是农业加工类的大户，该类农户通常具有较强的资金管理意识和资金运作能力，信用条件较好，能够很好的满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一定程度上资金的来源相对广泛，也能够盘活自有资金，但是资金缺口也十分巨大。
农村企业金融需求分析。农业产业化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派生出一大批农业生产相关的企业，与农户相比，农村企业主要是为了进行生产而产生的，其资金需求主要是生产需求。齐齐哈尔市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企业贷款所占比重较低，该市农村企业金融需求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存款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在齐齐哈尔，农村的信用社、邮政储蓄和为数不多的商业银行都是吸收存款的大户，多数农村企业是通过这几个正规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农村企业金融需求和农户差不多，主要表现为对存款、贷款和汇兑的需求。第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困难，农村信用社在资金供给能力上的不足，农村企业的正规金融贷款占其贷款总额的88.23%。其中农村信用社贷款仅占24.41%，而63.82%的贷款则是由齐齐哈尔市当地的农业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提供，另外，非正规金融渠道对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分析。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政策走在了金融服务的前面，只量因缺乏金融服务的配套与适应性业务创新，故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金融服务的杠杆效应还不明显。但这种信贷资金需求的满足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无承担主体。新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响应城镇化的建设要求，使得齐齐哈尔市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大，未来3年将投入100亿元资金用于城中村改造，按政府30%的项目投资比例测算，资金缺口将为70亿元，每年政府将有25亿元左右的土地整理贷款需求。另外，在10万亩整理土地上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未来3年约有1000至1400亿元项目贷款的市场需求。
四、农村金融服务供需关系
齐齐哈尔市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实际上是多方面的，不仅仅停留在存款储蓄的层面上，还包括贷款、汇兑、理财、保险等方面的需求，只是农户的需求量低于城市居民对金融的需求量。由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农户、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行为发生的频率较低，没有引起金融机构的重视，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生产条件的优化、收入的提高以及福利的改善等均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加上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困难现象的普遍存在。然而，齐齐哈尔市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的深层次原因非常明显，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的信贷投入总体保持增长势头，但仍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各个主体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出现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
参考文献：
[1]张宇清.我国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组织建构研究[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供给与需求范文4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文献信息资源; 供给; 读者需求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283-03
供求定理适用于任何商品，文献信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公共物品”。作为一种商品化的社会资源，文献信息同样也有供给方与需求方，正是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相互影响，促进了文献信息这一公共物品的有效配置。
一、供给与需求
供给、需求和均衡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供给与需求是经济学中相对应的概念。 所谓供给即指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与每一价格水平相对应、生产者愿意并且能供给市场销售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需求指消费者在某个价格水平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它是意愿和支付能力统一时对某种商品或劳务的购买数量，它以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为基础。
二、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
1.文献与文献信息。文献是以文字、符号、声像等为信息编码的，以便于长期保存和广泛传播的物体为信道的人类精神信息的固态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给文献下的定义是：“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载体，只要他们记载着知识，都可以称为“文献”。文献信息是指用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等媒体记录于一定物质载体上的信息。也就是说，运用一定的媒体将一定的信息和知识记录于一定形式的物质载体上，这种物质载体所涵内容就叫文献信息。简言之，文献信息是文献的一个方面。文献信息与文献的差别在于：文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固态品”，而严格意义上的文献信息则是一种精神，不是什么“固态品”，虽然可以识别，其本身却又看不见，摸不着，必须附着于载体才能使之运动。
2.文献信息资源。源于美国的“信息资源”（Information resource 或Information resources）一词概念说法不一。美国著名信息资源管理学家小霍顿（Forest W.Horten，Jr.）认为，英语中的“信息资源 ”一词有单复数之分，概念也不同。“作为单数的信息资源（resource）指信息内容本身，作为复数的信息资源（resources）指各种信息工具包括信息设备、信息用品、信息设施、信息工作者及其信息处理工具，信息财产则指记录在任何媒体上的信息内容（诸如文献、书籍、数据库等）。”信息资源是一种动态资源，其再生性很强，重复使用不会损耗或减少其价值；信息资源是经过人类开发与组织的资源，并非任何信息都能成为资源，只有经过人类开发与组织的信息才是资源；信息资源是一种可供利用和共享的资源；信息资源是一种具有依附性的资源，其依附性表现在信息资源的传递需要专门的传播手段；文献信息资源与信息载体具有不可分性。以载体和利用方式为标准，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收藏和提供的信息资源可以归纳为文献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两大部分。就目前看文献信息资源是图书馆的核心资源。
3.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1）供给类型。文献信息资源供给是图书馆信息资源供给的基本内容。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包括印刷型信息资源（如图书、期刊、会议文献、政府出版物、学位论文等）、书写型信息资源（如手稿、日记等）、声像型信息资源（如缩微、声像资料等）、数字型信息资源（如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等多种类型。（2）供给源。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供给源主要包括：出版商、书商、数据商等。出版商（各类型出版社、报刊出版社等）是重要供给源；批发商、商是出版社和与零售书店之间的中介人，通过该渠道采集信息资源，可获得选择更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的机会；书商（零售书店、售书网站和售书摊点）是进行信息资源建设的基础；中国书商有中文新书发行机构，如新华书店等；外文书发行机构，如中图公司和外文书店等；数据商（数据库公司等）供给电子化的信息资源。（3）供给采集方法。供给采集主要方法有：传统采访（预订、现购、邮购、委托代购和复制）)；协调采购；电子采购（网上直接订购或向出版社、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呈缴、调拨、征集、赠送与交换。
三、读者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
信息社会的来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图书、报刊，越来越多的文献类型、检索方式、文献需求和读者，如何在馆藏规划和读者需求之间求得平衡也越发的迫切了。图书馆是为读者而设立的，因此，满足读者信息需求成为图书馆的主要问题。
高校图书馆是为本校师生服务，该服务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同的层次，形式多样，因人因时而异。所以，不仅对不同读者需要提供不同形式、层次的服务，而且对同一读者的服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做好读者服务工作必须不断地了解读者、研究读者。作为图书馆服务对象的读者及其对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如果不及时了解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缺乏针对性、主动性，读者的需求就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读者信息需求涉及面十分广泛：既有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又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既有增长知识的需求，又有适应社会的需求。但每个读者信息需求是围绕着当前的职业工作、爱好而产生的。他们需求范围主要包括：专业知识；适应形势、社会发展所需的就业信息；配合科研工作的定题资料；检索工具；专业的最新动向和进展的信息等等。除了主体需求外，读者兴趣爱好也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一个人对某一事物、某一学科的浓厚兴趣往往是他成就某项事业的起点和重要动力。因此，在为读者服务时我们必须善于注意不同读者的爱好、特点，为他们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读者信息需求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结合具体的读者群，探讨影响其需求的各种因素是读者需求研究工作中的又一重要方面。社会因素的变化，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道德法律等的变化，无疑会引起读者需求的变化。例如为适应就业竞争的形势，求职读者的信息需求不再限于所学专业，外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的培养也备受关注。可见多变的社会因素是影响读者需求的重要因素。对于一定的读者，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信息需求结构，但是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实际需求还与读者的信息心理和信息意识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在21世纪的今天，高校读者阅读兴趣由单纯的欣赏向有目的的阅读转化。专业研究型的读者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对象，该类读者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阅读带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既需要与他们研究的学科有直接关联的国内外参考资料，又需要与本学科交叉学科的文献资料，阅读内容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外，还涉及技术科学、自然科学诸方面。同时，学习提高型的读者也是目前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影响高校读者需求的其他因素还有年龄、文化层次等等。总之，只有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需求，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四、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与读者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
根据经济学原理分析，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与读者需求之间是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既不能只强调信息资源提供者的作用，也不能只强调需求者―读者的重要影响，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1.信息资源的供给是读者需求的前提。文献信息的供给是读者信息需求的前提，它是图书馆一切活动为读者服务的基本出发点，解决好文献信息资源供给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界定文献信息的供给范围。提供文献信息时要考虑到读者群，有选择、有针对性地提供文献信息资源，有些信息资源是不适合学生浏览，而只能供教师和研究者参考借鉴之用，就不要提供给学生阅读。如原版《金瓶梅》等以及一些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进口书刊、内部资料和保密信息等，就应针对性地选择读者的提供范围。（2）采取措施，控制信息来源渠道，严把采购关，确保馆藏披露的信息真实，可靠，具有学科前瞻性，使图书馆真正成为情报信息资料中心，为读者需求的实现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3）读者信息反馈后的再供给。在保证提供本校教学和科研所必需的信息资源的前提下，通过读者推介、意见箱、网上咨询以及读者口述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读者反馈信息，并重视、分析和研究这些信息，利于再供给文献信息时更贴近读者需求。
2.读者信息需求制约信息资源供给。读者信息需求发挥作用主要受以下两方面的制约：（1）图书馆提供的文献信息资源对读者受益最大，但在实际中，图书馆哪些文献信息资源必须提供，哪些不属于提供范围，馆员和读者供求双方必须取得一致，达成共识，使之处于一种均衡状态。（2）信息需求因时因人变化莫测，而供给表现为相对的稳定性，要及时了解一般和特殊读者对文献信息供给的需要，并采取有效措施来满足读者需求，否则，文献信息供给远不能满足读者需求。
3.信息资源的供给对读者需求的反作用。文献信息供给不是简单的适应读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读者需求。而读者需求反过来又会对信息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读者需求水平是衡量读者对文献信息需求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读者信息需求停留在低水平上，文献信息的供给内容及形式要受到制约。只有及时了解读者需求，规范文献信息供给，刺激信息读者对这些新信息的使用、研究、验证并发现问题，才能使读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五、问题解决对策
目前，高校在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和读者需求方面的矛盾普遍存在，解决好二者失衡现象应采取以下对策：
1.领导要高度重视，加大经费投入，合理利用经费，确保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要保证文献信息资源有针对性、及时地、有效地供给领导重视是关键，若领导不重视，不愿投入足够的经费用于文献信息资源支出，那么就难以达到供给最起码的资金要求。可见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关键取决于校方领导重视的程度。有了供给文献信息资源所需经费后，采访者还要合理利用有限的购置经费，以达到投入最少、馆藏文献资源体系功能最大、利用率最高的目的，满足高校读者更好地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需要。
2.以读者信息需求为导向，调整馆藏结构，优化资源体系。读者要求图书馆提供专业性强、形式多样、来源广泛、有效可用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按需化就是在藏书建设方面要做好前期调整和后期信息反馈，充分重视、认真分析读者的意愿和需求，以读者的信息需求为导向，调整馆藏结构，优化资源体系，使图书馆在馆藏文献内容与结构上最大限度地接近本馆读者的真正需求，让读者携带需求来，带着满意去，充分享受以人为本的服务带给自己的便利和满足。
3.加强管理，尽可能杜绝偷书、撕书现象，以满足读者对现有馆藏资源的需求。近年来高校图书馆实行全开架政策，日益增长的读者偷书、撕书等违规现象造成图书馆的损失包括以额外的经费做资料的更替、维护、重新装订，对于绝版书的无法取得，更是损坏了其他读者使用的权利，尤其，图书馆中最容易被偷、被撕的资料，也经常是人们最需要的。因此，应加强管理：设置图书防盗系统；定期检查；馆员加强巡视；制定处罚政策；改善和调整图书馆相关政策，如增复本、借阅政策、降低复印成本等，尽量使读者不再产生偷书、撕书的想法，使资料流失降至最低。以满足读者对现有馆藏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
4.通过馆际互借、购买外部数据库、文献传递等诸方式扩大读者对文献信息的使用范围，弥补其对馆欠缺资源的需求。为补充馆藏不足，实现资源共享，许多高校与他校建立了馆际互借关系，读者可在有互借关系的高校馆享受借阅服务。大多数高校还购买了适合本校培养目标需要的多种外部数据库，部分校还利用CASHL、CALIS 和BALIS为读者开通网上传递服务。开展这些服务方式的主旨是为扩大本校读者对文献信息资源的使用范围，弥补其对本高校馆欠缺资源的需求。
综上所述，把经济学中供求关系原理引入图书馆领域，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当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与读者需求相当时，资源供给与读者需求达到平衡。但供求失衡状况在高校普遍存在，原因是：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供给与读者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处在不断变化中的，要达到一劳永逸的平衡很难做到。各高校馆只有采取相应措施，及时适应本馆文献信息供给新的、变化的情况，解决好现时读者与未来潜在读者的需求，才能力争使二者趋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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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ly to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of Documents of University’s Library
Is Discussed with Reader’s Demand
CUIZhen
（Library，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供给与需求范文5
学前教育需求是指当前全社会对学前教育各类形式和内容的服务的总需求。学前教育的总需求由各个学前教育需求者的需求叠加而成，其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包括形式、内容、质和量、增长及其原因等要素。[3]
（一）学前教育需求的内容与形式
在内容上，当前学前教育总需求呈现出如下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照看服务。这是对学前教育的最低层次的需求，在总体上占的比重也不大，但是近些年有增加的趋势。这类需求主要是父母或者监护人由于工作等原因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看孩子，所以需求某个机构或者个人能够帮助自己照看孩子，对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等内容并不十分注重。这部分家长一般收入较低，生活条件较差，支付能力有限，对学前教育服务的价格非常敏感。二是教养服务。这是目前学前教育总需求中占绝对多数的需求，但是其内部差异很大。其需求的主要内容是希望学前教育机构能够给孩子提供普遍而适宜的教育和养护，保证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这部分家长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不仅是照看孩子的生活，而且关注孩子的成长。不过，其支付能力一般，对学前教育服务的价格也较为敏感。三是个。这是目前学前教育总需求中占比重较小，但是增长速度极为迅速的一部分需求。这类家长希望所选择的学前教育机构能够按照自己孩子的兴趣、爱好、需要等提供适宜孩子的个性化学前教育服务。相对于前两类家长而言，这类家长的支付能力较强，对学前教育服务价格的敏感度较小，但对学前教育的质量要求很高。不同的学前教育需求内容必然要求不同的满足形式。如对于主要有着看护服务需求的家长来说，最好的形式是看护孩子的机构。对于有教养服务需求的家长来说，他们对机构化的学前教育服务与项目化的学前教育服务，并无十分明显的偏好，只要自己的付出与所得的效益比最大即可，因此他们通常更看重标准化的学前教育服务。对于有着个性化学前教育需求的家长来说，他们对学前教育服务的形式基本不在乎，只要能满足自己孩子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即可，因此对这类家长而言，形式几乎没有约束和限制的意义。
（二）学前教育需求的增长及其原因
学前教育供需矛盾从来没有像当前这样的强烈和突出。总体来讲，在此之前学前教育供给和需求基本处于均衡状态。[4]那么当前学前教育供需失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惟一的可能解释是学前教育需求的急剧增长。那么，当前这股强劲的学前教育需求又是从何而来呢？笔者以为主要包括以下原因：一是家长的教育偏好开始转向学前教育。当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的供给逐步充分时，家长的教育需求就会开始转向学前教育，加之当前家长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也在逐步增强。与此同时，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也有助于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二是家庭收入增长。一方面是收入的绝对增长为家长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中小学教育费用的下降使得家庭在孩子教育预算不变或上升的条件下，支付学前教育服务的能力相对上升。三是社会流动引起供需失衡，其中人口净流入地区的学前教育需求急剧增长，从而导致该地区学前教育供给能力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使人口流动呈现出一种集聚效应的必然结果。四是学前教育的效用价值。效用常常指消费者花费一定的价格能够给自己带来的满足程度。[5]随着社会对学前教育在孩子成长中价值的肯定，多数家长开始认为学前教育是一个具有价值的消费领域。五是学前教育的连带外部效应，包含两种，一是正性连带效应，即攀比效应；一是负性连带效应，即虚荣效应。攀比效应指希望获得每个人都有或者接受的产品与服务。虚荣效应指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拥有的服务或者产品给人带来的虚荣感。[6]这两种效应在解释学前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此外，学前教育不像别的服务和产品那样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这也使得当前的学前教育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7]
二、当前学前教育供给的特点
学前教育供给是指学前教育服务或者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学前教育的总供给是指各个供给主体供给的叠加。当前学前教育供给的特点可以主要从其来源、依据及成本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学前教育供给来源
按照供需理论，需求并不必然地产生供给，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取决于有效需求的大小和供给成本的高低。[8]在市场中，不同需求对供给的要求不同，所以边际成本不同。比如看护服务明显会比教养服务的成本低，教养服务很明显地又比个性化教育需求的成本低。政府为了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证每个孩子的健康发展和成长，往往会对由市场提供的学前教育产品和服务设置一个最低标准或者准入条件。如此一来，有可能产生的问题是，在政府管制水平以下的那部分供给必然会被削减，因为按照政府最低管制水平供给，会出现成本大于收益的结果。这样，整个学前教育的供给会出现缺口。对由谁来补充这一缺口，有人认为应该由政府来提供，理由是学前教育是公共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笔者以为这一观点虽然正确，但理由却是错误的。因为公共产品绝大多数都是以服务的形式存在的。判断一种产品或者服务是否是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品理论主要有三条依据：一是存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在现有供给水平上一定数量的供给边际成本为零；二是存在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即在现有技术上很难将他人排除在该产品的收益范围外；三是消费的不可分割性，即在使用该产品和服务时，该产品从现有技术上很难将其分割后出售或者提供。据此来看，在现有条件下，学前教育尚不是公共产品。①而笔者之所以认为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这部分市场不愿意提供的学前教育服务，原因在于笔者并不否定学前教育具有强烈的正向外在性。[9]因此，当政府设置了供给条件后，致使市场失去供给的动力，缺失的部分自然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才能保证学前教育供需效率的最大化和其正向外部性的发挥。
（二）学前教育供给的依据与成本
在政府管制条件下，学前教育的供给由此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政府管制条件以上的学前教育供给。在这部分供给中，需求和成本呈正性相关。需求所表现出的支付能力在供给的成本之上，所以这部分学前教育服务应该由市场供给。如果政府在此范围内投入，就会使得该部分需求中的实际成本下降而产生需求过度，从而导致政府投入的浪费和低效。[10]比如某家庭准备的学前教育预算是2000元人民币，但是政府在此过程中支付了1000元人民币，这样就可能产生1000元人民币的需求过度，其结果就可能是学前教育投入的低效，甚至是无效。另一部分是政府管制条件下的学前教育的供给。在这部分学前教育供给中，由于政府设置了供给条件，使得学前教育服务的供给成本处在了某一个确定的水平之上，从而致使这部分学前教育服务供给的收益低于成本。市场必然会失去对该部分学前教育供给的兴趣。然而，这部分学前教育的需求者却有着强烈的需求，所以这部分学前教育的供给应责无旁贷地由政府来承担。市场和政府在学前教育供给中的责任明确以后，接着出现的问题便是市场和政府如何提供学前教育？这主要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在供给方式上是兴建机构还是购买服务？二是在供给形式上是机构化还是项目化。笔者以为，目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前教育供给总量不足，因此新建学前教育机构应是主要的供给方式，但不一定全部采取机构化的供给形式，项目化也是一种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有益形式。
三、不同需求，差异供给
目前我国的学前教育还不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此在现有条件下，政府并不是学前教育的直接而惟一的供给者。笔者以为在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的供给中，应坚持一个基本逻辑，那就是不同需求、差异供给。
（一）不同需求需要差异供给
如前所述，社会对学前教育需求的内容和形式并不相同，各种需求虽然都很强烈，但是不同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所产生的结果及程度是不尽相同的。[11]比如对看护服务需求者来说，由于家长需要工作而没有时间照看孩子，使得其对学前教育的需求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刚性需求。如果家长的支付能力有限，使得其学前教育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对有着教养服务的需求者来说，因为对学前教育的满足持预期乐观态度，而使得其对照看服务失去顾虑而专注于孩子的教养。但是如果供给不足，会使得这类家长的满足预期悲观进而转向看护服务，这就会挤压看护服务的供给而产生社会成本。由于总体上教养服务需求的人数巨大，所以其产生的总体社会成本也会非常巨大。追求个的家长由于主要考虑孩子的需求，所以他们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与社会成本几乎没有关系。可见，学前教育服务必须考虑公平、科学和效率的原则，按需要差异供给。对于有着看护需求的家庭，在市场和社会（指捐助、公益项目等）不能提供服务时，政府应该扮演主要的供给者角色，并应首先保证这部分需求的满足。对于有着教养需求的家庭，在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服务时，政府应该扮演补充者的角色。这一群体的收入差异较大，因此在该类供给中，市场会占据和争取高收入家庭的那部分份额，剩下的部分应由政府来补充，以此补贴低收入者。为此，政府可以尝试像美国的开端计划那样建立标准化的学前教育项目，为有着看护和教养需求的家庭提供标准化的可供选择的教育服务。对于有着个性化需求的家庭，应该完全由市场供给。这部分家长要求高，但支付能力也较高，对价格的敏感性低，其需求完全可以由市场来满足。
（二）政府在学前教育供给中的角色
供给与需求范文6
关键词：保险；本科教育；人才供需；人才培养
高等学历教育是高素质保险人才输入的主要来源，其中，保险专业本科教育是其基础和主体[1]。保险业的发展为高校保险专业的本科教育提供了发展契机，而保险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也对保险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新常态下，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步伐愈发稳健，保险业的合规化、集约化发展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更高：保险有效需求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高需要保险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需要从业人员有较高的素质；同时，保险市场的国际化也对保险人才提出了高要求。当前，保险业的发展新常态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对保险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然而，新形势下，保险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工作尚存在人才培养规模与人才需求数量、人才培养质量与人才需求不完全相称的矛盾。
一、保险本科人才需求现状
（一）保险公司需要大量本科学历人才
我国保险行业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期和快速转型期，对人才的需求处于旺盛阶段，尤其是近年来行业发展正从重视业务增长向提高内涵建设方向转型，对高素质员工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2]。2014年底，全国保险公司从业人数为344.58万人，其中职工人数98.39万，营销人员255.48万（部分是职工）。从业人员中，具有学士学位的人数为60.41万，占从业总人数的比重约为17.53%，占职工人数的61.40%。相较于2013年，2014年保险从业人数、职工人数、具有学士学位人数、35岁以下人数分别增加了14.04%、34.09%、14.11%、5.56%，其中学士学位从业人员年均增加约8.3万人（见表1）。这充分说明了保险行业对本科学历人才有较高需求，保险专业是专门针对保险行业需要而开设的专业，人才培养具有保险行业针对性，能够直接满足保险行业的岗位需要。从前文分析可知，保险行业对保险学专业本科生有较高的现实和潜在需求。
（二）保险业转型升级需要大量高素质保险本科学历人才
我国保险业亟须从重视业务量增长调整到重视业务内涵提升、业务精细化发展、保险服务质量提高的转型升级道路上来。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人才队伍建设。虽历经多年人才培养，我国保险业的人才队伍建设仍存在整体水平偏低的问题，亟须吸纳大量高学历保险专业人才来改善保险行业队伍质量。
保险业的高质量发展亟须更多保险学本科人才。我国保险业从业人数达三百余万，其中职工人数近一百万，而包括营销员群体、保险公司职工群体等在内的从业人员中，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业者仅为六十五万人左右（见表1）。低学历从业人员比例过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保险业顺利转型升级、向前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当前我国保险行业整体形象欠佳、保险诚信缺乏的重要原因。本科人才往往视野更宽、更有活力、思路更广、做事更为认真，更高比例的保险本科从业人员可以提高保险队伍的总体水平，是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保证。
高素质的核保、核赔、精算等技术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是队伍建设急需的[3]。保险专业本科毕业生是受过高等教育通识教育及保险学专业教育的专业技术人才，是保险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最佳来源。从保险业人才队伍建设角度考虑，是保险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生力军和最佳后备力量。
二、保险本科学历人才供给现状
首先，保险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数量少。截至2014年底，我国举办保险学专业各层次学历教育的高校共125所，其中有99所开办了本科层次学历教育，保险学本科专业在校学生23 706人，年均毕业人数约为5 900人。从数量对比看，保险专业本科年毕业人数与保险行业年增加本科从业人数之比约为1：14。即便考虑到保险公司所需本科人才不局限于保险专业，保险专业本科毕业生供给与保险公司本科人才需求之间仍存在巨大差距，有调查认为该供需比约为1：4[4]。由此可知，我国当前保险本科学历人才需求旺盛，保险本科人才的培养数量远远达不到行业发展所需。
其次，保险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达不到行业人才标准。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标准与行业人才需求不匹配， 导致保险本科毕业生在保险行业的就业率较低。通过同行交流及对教师的电话访谈，笔者了解到，江苏省内4所设有保险本科专业的高校近两年的保险本科毕业生首次就业率约为70%，就业学生中约三分之一毕业生进入保险行业就业，即仅五分之一左右的学生有机会进入保险行业工作。通过对江苏大学2015届保险专业毕业生访谈得知，部分学生有意愿而未能进入保险公司工作的原因大致有两点：第一，毕业生不具备保险公司所需的综合能力。从了解情况看，保险公司较看重公众演讲水平、领导能力、外语水平等综合能力，而除了外语之外，本科生往往缺乏上述其他有针对性的课程培养和训练。第二，保险公司需要的是经短期培训即能上岗具有较多实践经验的人才，而绝大多数学生往往只了解书本上的知识，实践能力不足保险公司不能“拿来就用”。
以上分析可知，保险本科教育存在量少质不合要求的供需错配现象。
三、保险专业本科生供需失衡现象分析
如上所述，在我国保险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保险专业本科生供需错位突出。一方面，保险本科人才的培养数量远低于行业需要；另一方面，高校保险人才培养质量不符合行业人才标准。虽然专业和学历不是衡量人才标准的全部，但是，客观而言，保险专业相对于其他专业来说更具有专业和行业针对性。保险本科毕业生供需失衡错配现象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保险公司不愿投入长期成本进行人才后续培养
对于“挖墙脚”和频繁跳槽现象极为普遍的保险业来说，对新聘人才的长期培养具有过高的“外部性”，这种人才市场的失灵使得保险公司往往不愿意招聘刚毕业不能“拿来就用”的大学毕业生，而更希望通过重金在行业内部“撬到人才”或寻找有从业经历的社会人员。同时，在较高的就业期望下，由于缺乏较广的人脉基础和稳定的经济来源，毕业生往往不愿从事保险销售工作，这使得保险本科毕业生难以在保险行业谋得合适的岗位，从而供给不能得到有效释放。
（二）保险本科人才培养与需求脱节
高校是保险本科人才培养的承担者，其人才培养标准应尽可能适应行业人才的需要。但是，现有模式下培养的保险本科生往往不符合保险公司“拿来就用”的人才标准。
首先，人才培养“专而不博”。专才是专业知识精通的人才，通才指通晓多学科知识、知识面广博的人才。我国保险本科人才的培养往往过于重视“窄口径，重专业”的专才教育，开设的专业课程过于细化，但却忽视了保险人才所需知识的广博性、实用性、综合性。由于保险行业的实践性特点，尽管保险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但除了精算外的其他保险专门工作，从业者在具备基本的保险专业基础及必要的综合素质之外，多不需要特殊的知识铺垫而只需经过后续职业的再教育即能较好地胜任相应工作[5]。保险业的实践性特点要求学生在“专”的基础上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较好的综合素质，而“专才”的培养往往使得学生“专而不博”。
其次，本科生教育的实践环节针对性差。传统的社会学科教育多属于填鸭式的灌输教育，留给学生的思考和创新空间较少，学生缺乏创新实践的机会，教学侧重知识的传播而往往忽视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毕业后进行创新性工作的能力偏弱，从而难以与保险业实践性强的工作特点相容。当前我国保险本科学历教育普遍比较重视保险专业知识的教育，学生进入社会后往往缺乏其他学科知识的储备，缺乏实务操作能力[6]。加之保险专业教师队伍往往缺乏保险从业经验，使得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空有理论而对保险公司的实务操作了解甚少。
四、优化保险本科人才培养的对策
（一）保险监管部门及保险行业应积极参与“宽口径、重实践”的人才培养
培养高质量的保险本科人才对促进保险行业发展具有正效应。基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考虑，保险监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建议及督促作用，建立类似于医学生实践环节的保险实习制度，使得高校保险人才培养与保险行业人才需要充分对接，保证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够充分满足行业人才的需要，使保险专业学生能尽可能被行业所吸纳，使高校成为保险行业人才大军培养的基地。
首先，保险监管部门督促保险行业设定激励机制，将保险实习基地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对保险公司进行考核和监管的一项内容来抓，在保险行业内形成竞相建立实习基地的氛围和环境，使保险实践学习全程贯穿于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及专业课程学习。在此过程中，保险协会、保险学会等组织可充分发挥产学研纽带作用，促使该种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其次，保险监管部门应积极与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为保险公司与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可以鼓励具有较高学术素养的保险公司管理人员担任专业课兼职讲师、兼职辅导员等，鼓励保险公司为高校教学提供辅助教学资料或给予其他教学支持等。为形成激励机制，可以督促保险企业在职位晋升等方面给予相关人员一定的政策倾斜，从而在微观上形成保险公司与高校保险专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保险行业协会与学会组织可以在其中起到激励政策的助推作用以及高校与行业之间关系互动的协调作用。
再次，形成“订单式”保险人才培养模式。专业教育与行业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的关系。在保险人才供给远低于需求的情况下，只需在供需之间形成无缝对接，即可在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和人才的有效需求之间建立有效流通渠道，这样既能保证保险专业学生的高合意就业率，同时也满足了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基于保险业经营分散性的特点，通过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学会组织参与协调实现的“保险行业订单式”保险专业本科培养是实现保险人才培养充分贴合行业需要的有效举措。在重视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将人才培养过程的实践部分放到保险公司来进行，这样，在强调本科教育“重基础、宽口径”的同时，又能充分实现保险行业“重实践”的要求。
（二）高校应优化“宽口径、重实践”的人才培养方式
受保险国际化及金融业混业趋势的影响，具备较强的数理分析能力、较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素养、掌握较多金融学理论的保险专业本科生往往具有更高的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更易被保险行业接纳。因此，在保险本科人才培养上应以“宽口径，重基础”作为理论基础教学的方向。
保险业的实践性要求保险本科人才培养在重基础的同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专业课教学的思路。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有目的地穿插实践教学，通过理论课与保险实践课或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同步提升极为关键。通过专业课教学与专业课实践的同等重视和同步推进，可以促进应用型实践人才的培养，使学生成为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人才。
保险学专业师资队伍缺乏行业实践经验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这往往使得专业课教学内容滞后于行业发展实践，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无法有效结合保险公司的实际做法传授相关的知识，造成保险学课堂教学的空洞，这样，学生往往疲于应付考试而缺少学习的动力和激情。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学校应当强化专业实践培养制度的建立。通过积极与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学会等组织的沟通和联系，为专业课老师到保险行业挂职锻炼、调研等提供条件，使学生在课堂上所接受的就是与保险行业实践紧密结合的理论知识。其次，积极主动聘请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合格保险工作人员作为保险专业兼职师资力量，以充实保险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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