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发展范例6篇

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商品经济发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商品经济发展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1

【关键词】商品经济 均田制的瓦解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两税法实施后彻底被破坏,存在了近三百年。为什么均田制会在唐代中叶以后走向全面崩溃,很多人作过探索。均田制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续了几百年的土地制度,导致其瓦解和终结的原因很复杂。大部分学者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户籍紊乱等方面进行分析[1];郭庠林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变化需要新的土地制度,统治者并未制定这种制度[2];杨际平、霍峻江认为均田制的内在矛盾是均田制瓦解的原因[3]。徐德麟、唐任伍等先生曾提到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瓦解的影响[4],惜未作展开阐述。本文力图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稍作申论,阐述商品经济发展是如何对均田制的瓦解产生影响的。

随着唐代前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进入流通领域,大量的日常用品商品化,商业日趋繁盛。《唐国史补》卷下载:“凡货贿之物奢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裹,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大量的商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各行各业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南北间的物资交流愈加普遍。经济发展有赖于便利的交通,进而会促进交通的发展。武则天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舰,交贸往来,昧旦永日”[5],水路交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可见一斑。对唐代商业的盛况,杜佑有很生动的描述,“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6]交通之便捷,店肆之众多是盛唐商业繁盛的一个侧影。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相对凝固的中古田制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相对封闭的状态有所松动。唐代前期实行的是承继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葛金芳先生认为,“均田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人口的严密控制,二是地权流转速率的相对迟缓;”[7]商品经济的发展亦摇撼着均田制的两大基本支柱,土地所有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频频转移,均田小农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地离开土地。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了均田制走向末日的催化剂,以下分而言之。

一、商品经济发展加快了地权流转速率

(一)商品经济发展使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的土地兼并欲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粮食商品率有所提高。在洪州(今江西南昌)有“胡氏子……农桑营赡,力渐丰足……其家令其子主船载麦,溯流州市”[8]。北京房山云居寺写经题记中反映开元天宝间范阳(治今北京)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9]。杜甫的诗中有“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0]的句子。这说明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粮食的集市贸易已有所发展,“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经营线条已经被打破。粮食商品率的提高推动了碾等粮食加工业的发展,“永徽六年,壅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顷,今为富商大贾等大造碾,堰遏费水,渠流梗止,只溉田一万许顷。”[11]唐资粮食加工业的除富商大贾外,还有贵族、官僚、权宦等,他们大建磨房的原因在于市场对粮食加工和商品粮的需求增加。磨房的发展也是粮食商品率提高的表征之一。

粮食生产的发展为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奠定了基础,茶叶生产异军突起,成为唐农业商品性生产中的后起之秀。玄宗时,张守圭“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杂处园中”[12],可见,当时已开始以一定规模种植经济作物。这种规模经营的动力源于茶叶生产的可观利润,“蜀、楚、闽、粤,依山之民,畦种(茶)而厚其利,有十倍于农桑之所获矣”[13],很显然,种茶叶比种粮食更有利可图。不仅如此,茶叶贩卖亦开始走上经营日程,“天宝中,有刘真清者,与其徒二十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14],茶商已成为商人队伍的成分之一。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获利不菲,同样增加了土地经营的诱惑力。

另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土地因改作它用而身价倍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唐玄宗《禁赁店干利诏》称:“南北卫百官等,如闻昭应县两市及近场处广造店铺,出赁与人,干利商贾,莫甚于此,自今以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余文,其清资官准法不可置者,容其出卖,如有违犯,具名录奏。”[15]唐政府对官吏经商是持否定态度的,而一些清资官竟然也造店出租,可以推断,他们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社会上类似的现象应不在少数。虽然不可排除不付地价建房的可能,但大多数情况下,土地应该是有偿转让的。唐贞观中,“有裴明礼者,……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舍诸牧羊者”[16],不毛之地尚需“市”,何况一般的土地呢?这种城郊或交通要道等处占区位优势的土地往往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增值,比用于农作的土地更有吸引力。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粮食商品率提高,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迅速,交通便利的地方的土地不断增值,土地成为有较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土地兼并欲,在一定程度上对土地兼并起了推动作用。

(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崛起的商人地主成为土地兼并的生力军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兼并通常有两种形式,“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17],在唐代均田制被破坏之前,前者占主导地位[18]。尽管如此,入唐以后,商人已成为土地兼并的一支重要力量。高宗时富商邹凤炽“邸店园宅,遍满海内”[19],既经营工商业,又广占良田。玄宗时的诏书中有“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工商富豪兼并之家”[20]等词句,反映了当时工商之家以资买田已相当普遍。代宗宝应元年(762)四月诏书曰:“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21],这些殷富之家应包括商人。由于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延续,中国商人多半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圭臬,在经商获利之后往往转而买田置地,从而具有了地主兼商人的双重身份。“良田兼百顷,兄弟犹工商”[22],就是当时这类人的写照。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

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封闭状态逐渐被流动状态所取代,许多产品和生产要素进入流通领域,不断增值的土地作为财富的主要代表,也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政府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中可以略知一二。北魏的均田令早有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23];北齐时“露田虽不听卖,卖者亦无重责”[24]。可见,在唐以前被称为露田的口分田原则上不许买卖,只能有限度地买卖永业田。到唐朝,土地买卖的禁令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被土地买卖的洪流所冲决,从而不断松弛。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的租庸调法规定:“凡庶人徙乡及家贫无以供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得复授。”[25]口分田已经允许进入流通领域。法令开一条小缝,现实中就会开一个大口子。由于越来越多的均田小农的土地被买卖,永徽(650―655)中不得不再下禁令,“禁止买卖世业口分田”,但效果如何呢?“其后豪富兼并,贫人失业,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26]。同样的一幕在开元二十三年(735)重演,这一年玄宗下诏曰:“天下百姓口分、永业田频有处分,如闻尚未禁断,贫人失业,豪富兼并,宜更申明处分,切令禁止,若有违犯,科违敕罪。”[27]一方面国家在三令五申,另一方面,永业、口分田却“频有处分,未能禁断”,禁者自禁,卖者自卖。经济发展总是不断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使政治权力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应经济发展。唐代土地买卖的禁令一再被突破,政府一再重申禁止地权流通的法令,正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威力。到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卖充住宅、邸店、碾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限”[28]。在这些日渐松弛的律令的背后,大量的世业田、口分田、赐田在进行买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土地被用来建造住宅、邸店、碾等,流通中的土地数量和类别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土地卷入到了流通领域。

土地经营利润率提高是权流通的内在动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不断突破政府的禁令而进入流通领域,而商人地主加盟助则长了土地兼并的气焰,各类兼并势力一起疯狂吞并土地,玄宗时已是“田亩转移,非旧时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29]。因而杜佑说“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30]。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流通量的增多,国家手中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的基础被动摇。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流动的最深刻原因,唐代经济的发展使魏晋以来社会的凝固状态逐渐松动,流动机会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日趋活跃,均田小农内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贫富分化,涌现了出了少数据“高户之位”[31]的地主,但大部分小农则不堪重荷,剔屋卖田,背井离乡,武则天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32]。安史之乱以后逃亡更甚,到肃宗乾元三年(760)编户总数仅193万户,只占天宝十三载962万的20%[33]。其中绝大部分应是以“不课户”、“逃移户”形式而存在的脱籍农户,商业的繁盛则为这些脱籍的破产小农提供了新的谋生渠道。

(一)部分脱籍农户以佣作自资,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破产小农大量进入工商业等非农领域谋生。他们或受雇于豪富之家、邸店、茶楼、酒肆、车行等处,或服务于来往舟船,求得一线生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曾出现过集中的劳动力市场。“有茅山陈生者……偶至延陵(今江苏镇江),到佣作坊,求人负担药物。”[34]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在城市聚集的后备劳动力之多,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对佣工的需求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除了王公百官、军队、文化人等居民以外,许多富贾亦聚居城市,《开元天宝遗事》中有“长安富民王元宝、杨崇义、郭万金”等的记载。城市人口的增多必然会增加对家庭服务的需求。“唐萧颖士,开元十九年擢进士第,……常使一佣仆杜亮”[35],区区一进士尚使仆,何况家累千金的富豪之家呢?前引杜佑对唐代商业的描述,重要的交通沿线,邸店、酒肆很多,这些场所无疑能够容纳大量的服务人员。另外唐代有专门租赁车或驴的场所,这里也需要一定的劳动力。“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36]当时,人们赁驴,往往由一小儿随往,返回时顺便牵驴,取回雇值。随着水路的畅通,富商阶层,特别是南方的大贾皆以船为交通工具。《唐国史补》卷下载:代宗、德宗年间,江淮名贾俞大娘仅操驾之工就有百余人之多。同时商船也需要搬运工为之服务,唐天宝中就有以搬运为业的“佣力负运者”[37]。这些行业都为流民提供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二)有些流入城市的小农从事个体手工业、服务业,或为公私手工业所吸纳

唐代史籍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则天时,僧仪光之乳母曾以鬻女红自给”[381;有个叫王承福的人,“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丧其土田,手镘(做泥水匠)衣食,佣以偿之。”[39]在失去土地之后,王承福进城,靠给人粉刷墙壁为生;大历中,有专门为坊市居民清厕所的“除溷者”[40];天宝初,在洛阳“有郭大娘以当垆为业”[41]。这些人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城市居民提供服务,换取微薄的收入,为自己讨一条活路。“定州大户何明远有织机五百张”[42],这种大规模的私营手工业一定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在官营手工业中也使用愿意从业的流民,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任盐铁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免其杂徭,隶盐铁使。”[43]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部分流民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独立经营,为城居民创造生活上的便利,或受雇于随商品经济发展而兴起的手工业中,在城市找到了生存门路。

(三)在城镇做小商小贩也是许多离开家园、流入城市农民的选择

唐代弃农经商之风颇盛。高祖在武德二年(618)下诏称:“趣末者众,浮冗尚多”[44];永隆二年(681)高宗曰:“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45]中宗神龙初,宋务光认为,当时“稼穑之人少,商旅之人众”[46];睿宗时,“正朔所及,封疆无外,虽户口且增,租赋不益。莫不轻去乡邑,共为浮堕”[47]。民户抛却田园,以商贾为业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不在少数,安史之乱以后,经商小农队伍自然更为庞大。大历中,苏州常熟县元阳观的单尊师“常往嘉兴,入船中,……遍目船中客,皆商贩之徒”[48]。可见,农民改作小商小贩在唐代已非常普遍,这种投资少、回报快的经营方式是小农在异地求生的重要门径之一。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邸店、楼肆,还有富贾之家处对服务性行业的需要增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那些流落城市的小农或出卖劳动力,或独立经营手工业、服务业,或当小商小贩流落江湖。可见,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就业途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衣食之资。部分流民从事游惰之业,不复归田野,从一定程度上讲,它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使部分劳动者挣脱了中古田制框架束缚。随着人户的流移,政府不得不对逃户的流动性予以承认。这表现在对逃户的政策上,强制的行政控制因素日趋减弱,劳动者的自由度增大。杨际平先生对此作过研究,“开元以前,勒令逃户回原籍;开元九年宇文融括户起,比较灵活:原则上应回原籍,但也允许就地附籍;安史之乱以后,就地附籍”。[49]均田小农大量脱籍外出谋生,政府不得不对起其附籍权予以承认。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土地兼并欲,将更多的土地卷入流通领域,使商人地主成为兼并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手段,许多破产小农不必回归田野照样可以生活下去。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土地流转速率,另一方面加强了均田小农的流动性,动摇了均田制赖以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均田制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及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韩国磐:《均田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乌廷玉:《中国历代土地制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郭庠林.《论“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杨际平.《均田制研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霍峻江还利用经济学模型对均田制的破坏进行了分析,认为外部条件引起了内在矛盾的激化,导致均田制的瓦解。霍峻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德麟.《均田制的产生和破坏》,《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唐任伍.《论唐代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史学月刊》1995年第2期.

[5](后晋)刘.《旧唐书》卷94《崔融传》,p2998.北京:中华书局,1975(下同).

[6](唐)杜佑.《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p41.北京:中华书局,1984(下同).

[7]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第4期.

[8](宋)李.《太平广记》卷436《胡氏子》,p2974. 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9]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10]杜甫.《全唐诗》卷218《后出塞诗五首》,P2293.北京:中华书局,1960.

[11]《通典》卷2《食货・水利田》,p18.

[12]《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p235.

[1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p873.北京:中华书局,1998.

[14]《太平广记》卷24《刘真清》,p160.

[15](清)董诰.《全唐文》卷32《禁赁店干利诏》,p363.北京:中华书局,1983(下同).

[16]《太平广记》卷243《裴明礼》,p1974.

[1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3.北京:中华书局,1986(下同).

[18]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9]《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p4062.

[20](宋)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p5929.北京:中华书局,1961(下同).

[21]《全唐文》卷48《禁富民吞并敕》,p528.

[22]《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一)《云溪友议下》,p54.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3](北齐)魏收.《魏书》卷110《食货》,p2854.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28]《通典》卷2《田制下》p15,p16.

[25]《古今图书集成・食贷典》卷116,p82689.

[2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食货一》,p1345。北京:中华书局,1975.

[27]《册府元龟》卷495《邦计部・田制》,p5927.

[29]《旧唐书》卷118《杨炎传》,p3420.

[30]《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p42.

[31]《全唐文》卷272徐坚《请停募关西户口疏》,p2765.

[32]《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p2867.

[33]转引自田昌五、漆侠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二),p371.济南:齐鲁书社,1996.

[34]《太平广记》卷74《陈生》,p464.

[35]《太平广记》卷244《萧颖士》,p1887.

[36]《太平广记》卷346《马震》,p2741.

[37]《太平广记》卷30《翟乾》,p194.

[38]吴曾祺主编:《旧小说》乙集四《仪光禅师》p38.上海:上海书店1985.

[39]韩昌黎.《昌黎全集》卷12 p190.北京:中国书店,1991.

[40]《太平广记》卷42《裴老》,p265.

[41]《太平广记》卷382《河南府史》,p3407.

[42]《太平广记》卷243《何明远》,p1825.

[43]《旧唐书》卷123《第五琦》,p3517.

[44]《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08《关内诸州断屠酤诏》,p756.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下同).

[45]《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p107.

[46]《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p6531.

[47]《四库全书》426《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之四),p729.

[48]《太平广记》卷29《李卫公》,p190.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2

关键词:宋代 商品经济 城市

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时期,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商品经济这这一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逐渐繁荣,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数量增多,品种日益多样化。尤其到北宋中叶,大都市的商业极为繁荣,商业种类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从市场上购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场活动的增强、海外贸易的发达等都表明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了的繁荣和发展,并渗入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历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实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区的“坊”与商业区的“市”是分区而设的。居民不能在坊内开设店铺,不能临街开店,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业贸易和经济活动。到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废除坊市分隔制度势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开设店铺,出现了新的商业区。当时,不管是繁华的大街还是偏僻的小港,都设满了店铺,居民和一般街道两旁设店摆摊,商业区延伸到坊内,出现了“侵街”的现象。到宋仁宗庆历年间,连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废除。由于取消了时间限制,宋代出现了热闹的夜市。王建的诗句:“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营业时间允许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楼甚至全天营业。

2、市场活动增强

市场是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载体和买卖交换的场所,市场的繁荣程度与商业的繁荣程度是成正比的。随着商业城市的形成和数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市场活动呈现空前的运营状况。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证了市场的运营时间和地域自由,带来了买卖交易活动的异常繁荣。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昼夜运营,“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寻常四稍远静去处,夜市亦有”。[2]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无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铜铁金银都以数百万计,茶酒矿产品作为一种交换为目的产品也投入到市场交易中,还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贸易发达

宋代设立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还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贸易港也大大超过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温州、秀洲华亭、山东密州板桥镇、秀州通惠镇及江阴军等处。随着港口的增多,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贸易范围逐渐扩大。凡大食、古逻、占城、勃泥、麻逸等与宋都有贸易往来,而且,宋代与阿拉伯海、红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开展了直接贸易。两宋市舶贸易的货物种类也非常丰富,《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就有30余种,如金银、缗线、瓷器、市香药、犀象、番布、水精、玛瑙、乌、苏木等物。

二、商品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宋代商业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业大都市的形成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当时的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急剧增多,除了当时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临安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众多城市因商品经济的发达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著名商业城市。有学者统计,唐代10万户的城市仅11个,北宋则多达40个。其中,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在当时世上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城市。[3]伴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十分活跃,像开封、成都、临安都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市场上商品分工细致,万物所聚集,会通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态势,商业活动也更加繁荣。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昼夜开放夜市,取消了时间限制,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周邦彦《汴都赋》是这样描绘开封商品贸易繁荣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舱吴艚,官艘贾舶,讴闽楚语,风帆雨楫,联翩万载,钲鼓镗翰,人安以舒,国赋应节。”[4]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全国各地许多商业性集镇的形成。

2、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宋代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最初是出于军事需要而设置的,具有堡垒要塞的性质,但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军事职能逐渐被经济职能代替了。可以说,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尤其到北宋时,像汴京、洛阳、杭州、扬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为集政治、手工业、商业、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纵横交织,店铺楼馆、舞榭歌台鳞次栉比,商业、娱乐活动通宵达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渐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区。这不仅是因为避免战乱,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使城市逐渐扩大。这一情况,到宋朝时已经愈来愈明显了。而且,“草市”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大多数场合下即是指城镇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练成一片的市井了。[5]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环城草市不断涌现,使处于交通中心枢纽或重要农产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断发展扩张。宋代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这些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从事中转贸易,使许多草市逐渐转变成贸易场所固定的市镇。如上海原来只是一个小渔业草市,到南宋末年,已发展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6]草市进而发展为县城城市,如宋宁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县,就是以原昆山县东部的练祁市作为治所的。[7]市镇发展到后来,逐渐兴起了一批专业性的以手工业为主的市镇,如陶瓷、纺织、制糖等。市镇已经由单一的商业贸易向生产、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综合性市场发展,并发展成新的商业市区。南宋,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区,由于发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称。许多城门之外建立的交易场所,直接越过“草”的阶段而称之为市。[8]如江阴城门外的草市成为江下市。环城草市的出现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城市空间不断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兴的城市的出现,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新城区并不是简单的居民点,而是工商业生产比较密集的地方。所谓“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来之人”。[9]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还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诞生,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宋史・王安石传》载,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民户达20万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万左右。至于中小商业性城镇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宋神宗元丰年间,全国的镇市总是达到了1817个。[10]泉州石井镇,是随着海外贸易而兴起的一批市镇的典型带代表“于宋全胜时,东有新市,西有旧市,无非贸易之处,店肆千于座,盖四方射利者所驱。”[11]仙游县的凤亭市也是因海外贸易产品的集散而发展为市镇的。黄岩孙《仙溪志》“凤亭市”条载:“凤亭市,在连江里,人家并海,土产砂糖,商舟博贩者率于是解缆焉。旧又太平镇。绍兴二十六年废。”海口镇也因船舶来往而兴盛一时。“递年常有舶船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告人将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药等。”[12]以陶瓷著称的景德镇也是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的产物。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多,意味着城市居民也随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与城市的商品经济发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他们提供谋生的机会。农村人口脱离土地和农业生产,涌入城市,这种现象在全国已经很普遍了,随着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许多的固定商业店铺,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带来的利润的刺激下,弃农经商。许多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正是是这些农民,他们大部分是从事工商服务业。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业从业者也随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发生了很大改变。如宋代的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政治和综合城市,主要居民为官吏、士人、地主和军队,工商业人口只占少数。但随着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业店铺的增多,以及大量农民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涌入城市,弃弄从商。于是,以工商为业职业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渐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定为坊敦户而单独列为户籍。工商业从业者构成了坊敦户的主体,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户的人口。坊敦户的出现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3、城市娱乐生活丰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冲击,呈多元性、丰富性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宋代社会是比较开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实际,逐利求富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逐渐滋长,并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宋人首先打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经商的现象也很普遍,如开国名相赵普,官高位重,仍“营邸店,夺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甚至连民间百姓也纷纷卷人经商的浪潮中来。宋代的官僚、农民、士人经营商业,反映了商品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休闲娱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种娱乐场所呈现出兴荣的趋势。瓦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发展起来的有了场所。瓦舍,据宋人解释:“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但在京师时,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地。”此种瓦舍,主要是娱乐场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当盛行, 汴京城内有50多家瓦子。以极其丰富的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为内容,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子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东京梦录华》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杂剧、小说、讲史、散乐、影戏、弄虫蚁、诸宫调、说诨话、商谜、叫果子等内容,史称当时是“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茶坊也是系娱乐、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发展起来了。茶坊遍布全城,为市民的休闲娱乐生活提供了场所。宋代茶坊的兴盛不仅体现在数量之多,而且种类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还张挂名人书画,悠闲饮茶,开设娱乐活动。绍兴年间,茶坊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论“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论量计价。

综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现商品化、平民化、娱乐性的特点,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就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商品经济的繁荣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全唐诗》.王建《夜看扬州市》.《寄汴州令狐相公》.卷三.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二.

[3]叶坦.儒学与经济[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107页.

[4]燕翼贻谋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二.

[5]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15页.

[6]弘治上海志[M].上海:上海书店,1992.卷1.

[7]抄本《安平志》.转引自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278 页.

[8]周珠宝.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J].史学月刊.1998,(2).

[9]《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

[10]漆侠.宋代经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936――937页.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3

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market,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achieving it, and puts suggest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ward from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market.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商品市场发展;互动关系

Key word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 economy;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market; interactive relation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4-0119-02

0引言

在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息息相关,已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模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有力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的互动效应还不明显,如何利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互动的优势推动东、中、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入手,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之间的互动机理,分析了我国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互动的困境,最后提出了解决困境的建议和对策。

1问题的提出

商品市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商品市场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达程度也促进了商品市场的发展。以我国商品经济市场发达的浙江省为例,全省拥有大大小小诸多专业市场、小商品市场,为了解决这种小商品、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浙江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这些个体民营经济推动了浙江经济市场化,对于浙江省经济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都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其直接的效果体现在浙江全省专业市场的成熟和产业协作的加强上:专业商品市场结合产业协作,带来民营经济机制在浙江全省的推开,造就了以民营经济为特征的、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充满竞争力量的“浙江现象”。因而,商品市场对区域经济的作用早已被人们认识。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的互动机理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商品市场体系来实现,商品市场的发展需要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前提。

2.1 商品市场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根据目前中国商品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商品市场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1 发展商品市场,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在学界引起关注得“浙江现象”,很多学者就认为:除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有长足发展的因素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浙江在省内兴建了4000多个专业市场,为推动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市场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地方财政税收,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成千上万繁荣发达的商品市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商品市场繁荣兴旺,销路畅通会直接带动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链。反之,体系不完善,商品流通不畅,商品生产就会受阻,区域经济的发展肯定会受到影响。完善商品市场体系,可以及时、有效地反映市场供求动态,促进生产紧跟市场需求,不停顿地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使区域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大大增强区域经济的活力。

2.1.2 发展商品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延续商品市场的发展能有效的拉动一个地区某一产业的发展,进而能增长该产业的产业链,在这里形成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以浙江绍兴的中国纺织品基地为例,全县拥有中小纺织企业4100多家,规模企业450家,从业人员16万余人,拥有织机3.6万余台,其中无梭织机1.1万台;全县75%以上的工业经济总量来自纺织业。“市场兴、纺织兴、经济兴、百业兴”成为绍兴县经济的最好写照。目前绍兴纺织工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涵盖了聚酯、化纤、织造、染整、服装服饰、染料、纺织机械等重要纺织领域。大量的纺织、印染和服装等中小企业,由于受自身规模和实力的限制,不可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市场研究和开发,必然要通过商品市场的平台寻找自身发展的机会,而且风险小、效率高,从而通过商品市场实现了纺织、印染和服装企业间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多方的共赢和发展。

2.1.3 发展商品市场,可以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社会融洽一些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快速,但是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源、环境的发展为代价的;但是发展商品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社会融洽。如江西洪城大市场,商品交易额从1995年的3亿元增到2004年的118亿元,累计创税4.71亿元。商品交易品种、交易规模、辐射范围在全省众多批发市场中居龙头地位。同时,该市场的发展还带动了南昌城西经济的繁荣,是其区位优势显著提升,引发了城西房产价格的一路飙升,桃苑小区、金源小区、香江花园、江铃房产等一大批商住小区的迅速崛起,房价一升再升,周边农民也因此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不断完善商品市场有利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可以使经济发展延续,可以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社会融洽,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商品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分析商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只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完善的商品市场体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商品市场体系的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搞好总量平衡,使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市场化建国后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均衡发展战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这一时期以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6.81:6.78:7.25,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使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但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一个转变,从均衡发展战略转向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建国后曾一度缩小了的区域经济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已经越过了警戒线。1979~1995年的17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全国为9.8%,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比为12.8:9.3:8.7,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东、中、西部的人口比重在17年内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且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资源浪费,并最终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难以形成。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我们应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依据比较优势的原则,把资源的产业配置与空间配置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市场扩张能力,且组织化、有序化程度较高的资源配置体系。当前,加强东西部合作,需要建立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双重驱动的区域协调机制。

2.2.2 有利于反对垄断,减少干预,为商品市场体系的建设铺平道路从我国商品市场发育的轨迹来看,商品市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而出现的。改革以前的30年间,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以及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等传统理论的束缚,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派购,对主要日用工业品实行统购包销,对生产资料则实行统一计划调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流通有商业部和物资部分别垄断经营,商品对外贸易有外贸部独家垄断。由于传统的商品流通体制严重地排斥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失真,短缺和积压并存,生产和最终需求脱节,各生产经营单位缺乏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服务的积极性,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脱节,各部门自成体系,人为地割裂商品流通的自然联系,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商品市场发展的重要保障,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利于搞好总量平衡,使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市场化,为商品市场创造和维持一个相对宽松和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打破封锁,反对垄断,减少干预,为商品市场体系的建设铺平道路。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互动存在的问题

3.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缓慢过去二十几年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最快的时期,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数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今后一段时期,人类发展指标和大部分社会发展指标相对差距有可能不同程度地缩小,而经济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则还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扩大。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应在于:①地方政府的引资目标责任制容易引发短期化行为。政府的引资目标责任制这种行政手段往往会造成地区和部门为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指标而发生引资短期化行为,招商引资不应是短期,企业、资金和项目不是被引进来就可以了,更要能发展,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否则的话,靠这种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暂的和粗放型的增长。②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区域经济特色不明显。一是重复建设,这不仅出现在价高利大的产业领域,而且在基础设施领域尤甚。二是在开放引资上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外贸出口上竞相压价,导致过度或恶性竞争。三是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加速扩大的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迫使一些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生产、建设,从而导致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不断加剧。

3.2 商品市场发展困难重重近几年来,我国商品市场的发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计划生产和分配的产品不断减少;价格形成机制和价格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流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各类市场组织形式日趋完备,市场信息传递趋于通畅;商品市场交易开始走向秩序化。但是,我国商品市场的发育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

3.2.1 商品流通经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由于条块分割的传统流通体制尚未根本的改观,在地方本位利益的驱动下,地区性和行业性的市场分割一直而且仍然是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制约因素;另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依然薄弱,对外缺乏统一的贸易政策、竞争政策,对国际惯例的了解和应用还相当不够,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步伐相对迟缓。因此,国内外商品市场的分割导致了我国高效、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

3.2.2 商品市场建设起点低,吸引力和辐射力明显不足我国商品交易市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商品市场由最初的农副产品集贸市场演变而来的,主要是供应城乡居民日常活所必需的肉禽蛋和蔬菜等商品,而且主要是零售市场,商品销售以零售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商品流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于我省商品市场建设起点普遍较低,一些市场缺乏吸引力和辐射力,不能形成规模经营,没有充分利用我省承东启西、贯南穿北的区位优势,增强对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商品流通的辐射力。调查结果显示,全省年成交额在亿元以下的商品交易市场占市场总数的,而其年成交额仅占全部成交额的,市场规模小,辐射力不足,影响到商品交易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规模偏小,导致多数市场档次较低,功能不健全,交易方式也相对落后。绝大多数商品交易市场以分散的小规模个体为经营主体,实行讨价还价的交易方式,信息、结算等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现代化程度较低。

3.2.3 中西部地区商品市场的产业支撑不足纵观江浙等商品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成功之路是一种长期以来以某种产品的区域集散中心,经过政策优惠、地方政府引导、品牌建设、产品延伸等多个环节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如温州打火机、义务小商品、泉州运动鞋等。而中西部地区除了一些农贸集市经营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品外,其它产品的市场都没有形成规模,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很多产品对外地市场依附性较强,也影响着产业链的形成于商品市场的发育,违背了市场建设的初衷。

3.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商品市场发展互动的障碍较多除了由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商品市场发展各自面临的困难造成难以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外,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商品市场发展互动还存在许多其他的障碍,主要包括:①中央政府的财政倾斜政策,不利于一些地区的思想观念真正朝市场化方向转变。②商品市场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同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迟缓制约了商品市场的自调节功能。③商品的全国性流通经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

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商品市场发展的互动对策

区域经济与商品市场的协调发展能推动经济更好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商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二者的协调都存在如上一章分析的问题,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商品市场发展的互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4.1 促进有序竞争与合作,打造区域经济和商品市场协调发展的平台随着和谐社会各项政策安排的落实,区域间协调发展和商品市场发展将倾向于走有序竞争与合作的道路。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一个地区即便拥有资源优势,也需要在与其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实现要素的重组和创新,组团式发展才能打造本地区和整个区域持久的竞争优势。这要求区域内各地区间不仅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也要从区域整体利益着眼,在确定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时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资源优势,给自身一个准确定位,加强与周边城区的产业分工,构筑互补关系,实现有序竞争和错位发展。同时区域内各地区之间互相协作,增强区域凝聚力,形成合力,做强、做大区域经济蛋糕。实现有序竞争和合作,需要建立区域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如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西南六省区市经济协调会等年度合作论坛,增强各地政府高层之间的协商对话,通过定期的沟通取得区域内合作共识,从而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合作协调平台。对于商品市场发展而言,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清理和废止各种有碍产品流通的规定,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形成。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加大对商品市场的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行为;要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为流通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要避免多头检查、重复检查,为商品市场体系建设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4.2 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和商品市场协调发展人口和资源的集中将促进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由于产业集群化的经济优势,服务业和制造业中大多数新增的产值和生产性就业机会可能主要出现在城镇及城镇周边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非农就业机会是由中小城市创造的,城镇周边地区的新增就业最多。为工业用地开发建立健全的市场机制,为低收入者的住房开发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将使中国集约化发展的好处进一步呈现出来。如果有严格的监管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商业利益就会使土地开发和利用按照所希望的模式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要坚持区域协调和城乡协调,统筹规划城镇发展。城镇发展建设应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相适应。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坚持统筹城乡商品市场发展,寻找城乡市场的结合点,发展城市市场对农村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培育农村市场主体,搞好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4

摘 要:现在越来越多的化妆品生产企业开始渠道下沉,直抵终端,直接和终端零售店合作。厂家虽然做法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都是在和商争夺市场,将利益最大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化妆品商群体,面对渠道扁平化浪潮和新生渠道力量的考验,商的前途和出路又在哪里?本文根据化妆品商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和困难,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化妆品商;制造商;策略

一、 化妆品商概述

(一) 商概念

所谓商是代企业打理生意,而不是买断企业产品的,是厂家给予商家佣金额度的一种经营行为。所货物的所有权属于厂家,而不是商家。因为商家不是售卖自己的产品,而是代企业转手卖出去。所以“商”,一般是指赚取企业佣金的商业单位。

另从实质上,现在所称的商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商了,更多具备的是经销商的性质,还有些属于二者的混同体,即是,有时候又要需要拿钱买货,很少有纯粹意义上的商,称其为有一定权的经销商更为合适。

(二)化妆品从制造商到零售终端的渠道途径

1.制造商总商区域商零售商消费者:中低档进口化妆品多采用这一模式。总商的规模、实力及声誉决定该产品的营销渠道质量。

2.制造商区域商零售商消费者:有一定知名度的中低商化妆品采用,它比前一模式少了一个中间环节,渠道长度较短,增加了渠道的控制力,价格体系相对稳定。

3.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这种渠道较复杂,低档的不知名化妆品常采用这一模式。

4.制造商零售商消费者:中高档化妆品采用的模式,这类企业一般是有实力的跨国公司或国内知名企业。零售商的规模则比较大,如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连锁超市。

5.直销:分为人员直销、店铺直销。是指生产企业不高店铺、不经过中间商,而是通过企业的直销人员或者自营店铺方式直接把本企业产品销售给消费者。采用这种方式的有雅芳、安利、玫琳凯等国际化妆品直销企业。

二、 化妆品商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生产商渠道战略转型和终端大卖场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商作为“树干”,面临的不但是“树根”(生产商)不稳,就连“树梢”(终端商)也开始晃动起来,市场的不确走性和不可控制性大幅增强,这些都导致传统商群体与市场博弈的能力降低。在这样的新营销环境中,商必须面对如下压力:

(一)市场终端大型化压力

综合性大卖场和专业性超级终端不断出现,单店规模与连锁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终端商大批量采购模式对经销商产生了巨大压力。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但在某些品种上跨越了商而让其“断坎”,还获得了连商都无法得到的价格优势。AC尼尔森零售普查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化妆品大卖场新增门店126家,百货商场新增门店43家,屈臣氏新增门店450家,仅这三种业态当年就新增门店619家,且其中超过40%的新增门店都开在了三四线城市,这是化妆品专营店渠道的主战场。同样是在2012年,化妆品店全国新增门店1300家左右。

(二)新型厂商合作模式压力

随着终端商的连锁化、大型化,这种渠逬的网络布局优势、规模优势、业态优势、经营理念优势吸引了很多生产商,使终端商具备了直接对话生产商的话语权,并且使而对而谈判并合作成为现实。

(三)网络直销渠道的兴起

网络直销是指生产厂家借助联机网络、计算机通信和数字交互式媒体且不通过其他中间商,将网络技术的特点和直销的优势巧妙地结合起来进行商品销售,直接实现营销目标的一系列市场行为。网络营销模式的运用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低廉的广告成本和销售成本,目标客户的精准定位,一对一个性营销的制定,丰富而全面的资讯等。

三、 化妆品商发展策略

据有关数据表明,99%的中国化妆品企业都属于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资本、人力、技术、渠道等方而的能力还很有限,而具备完全自建营销网络能力的企业则微乎其微。因此新型化妆品商必须转变思维能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

(一)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品牌化经营

首先,商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实力,摆正自己的位罝,全力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只有练就了自身的内功才能争取到更好的产品、更优惠的价格结算,才能更有市场竞争力。再次,化妆品商在为自己所的产品进行品牌推广的同时,也要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使自己从品牌商转变为一个品牌商。

(二)构筑立体化营销模式

立体化营销模式是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指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多方式的营销模式。立体化营销模式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创新出来的,而是近年来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断提升的基础上,自然竞争产生的一种立体化营销模式,立体化营销模式是对比以前的单一的、固定的营销模式,主要体现在灵活,多维,实时满足等诸多方面,化妆品商具体的营销模式见图3.1所示:

(三)搞好厂商关系

厂商之间的合作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厂商之间是一损俱损、一茉俱荣的关系。厂家、商作为渠道成员各自承担着自己的角色,在价值链的增值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厂家依赖商开发本地市场,商依赖厂家获取自己的利润。建立平衡的厂商关系有利于化解和避免冲突。作为化妆品商,在与工厂的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商自身的资源制约,无法对市场进一步的精细化运作,因此厂家为了实现战略规划,需要对通路分解整合,商要理解厂家的战略规划和市场整合意图。

(四)对终端进行有效管理,必要时自建终端

对商而言,利润的多少更多地由终端决定。商在渠道中的地位和功能,决定了其只能是商品流通的一个中间环节,最终还是要把这些产品供应给终端商,再由终端商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从而产生商的利润。

四、 总结

总的来说,化妆品商在与生产厂家合作的过程中,要不断强化自身能力,只有实力强了,才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才能掌握话语权,也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及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诺维克(美)编,《通过商进行销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08

[2] 吕一林主编,《营销渠道决策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08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5

关键词:广西;农产品;电子商务;困境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F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但是在农产品营销上还稍显落后,如何在新经济时代与时俱进,利用网络拓展营销手段,是农产品营销的发展趋势。

一、电子商务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优势

电子商务能够解决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农产品市场上,经常出现农民因为不了解市场最新的供求关系,导致盲目扩种、产品滞销降价的局面,电子商务的发展则可以让农民熟悉最新的供求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维持市场供求关系平衡。

电子商务可以减少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扩大销售面。传统的农产品交易链非常长,交易环节较多,这样的后果就是直接增加了成本,不利于最大利润的获得。电子商务却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大拓展了农产品的市场空间。比如广西的龙眼、罗汉果、田七、茯苓等农产品可以通过网络的宣传,销售到中国东北或者全世界,这在无形中就极大地扩大了市场。

二、当前广西农产品电子商务应用发展困境

1.农民群体电子商务观念滞后,网络商务技术应用程度较低。广西的电子商务应用技术发展比广东和江浙这些地方的要缓慢很多,属于较落后的地方。农民群体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电子商务观念,他们普遍认为传统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方式更加可靠,甚至有些农民认为网络交易大多是假货交易或者是诈骗行为,这对于网络商务技术的应用十分不利。

2.信息资源缺乏,服务水平较低。现在,广西虽然有多个农业信息互联网站点,但是由于农业和农村网站缺乏高质量的农业信息资源,内容多是农民早就知道的知识,实用性差。

广西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大省,农村里面或多或少有信息人员,但是人员不多并且整体素质较低,对于网络技术的知识掌握非常有限,也不懂得如何在互联网上寻找有效实用的现代农业知识。

3.后期物流配送受到限制。物流配送系统是制约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广西表现尤为突出。没有高效率的物流配送系统做保障,电子商务销售快速交易的优势就很难体现出来。

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生鲜要求非常高,而大多数农产品的保质期有非常短,极容易腐烂,这就对物流要求较高,增加了物流成本。

由于农产品生产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因此对物流也有着时效性的要求,并且由于广西地形所限,交通不便利,这些方面都影响到了物流配送系统。

三、广西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策略

1.加强网络宣传,树立自主品牌。新经济时代,消费者能够选择的购物渠道和购物品种多样化,传统的产品销售和包装很难再打动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在网络上更是如此。农产品要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行品牌化策略。现代的消费者,更加倾向于选择品牌产品,因为品牌就意味着质量和包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消费者都能够更加放心。

广西盛产多种农产品,这些农产品在广西境内要面临着其他商家的竞争,在互联网上,除了面临本省份的商家竞争,还面临着其他省份的同类产品竞争。如果树立了自主品牌,就更加容易提升广西农产品的竞争力,在一系列产品中脱颖而出。广西的水果非常有名,容县的沙田柚,田东的芒果,这些都是已经家喻户晓的品牌,但是只有这两种品牌还不够,还需要树立更多的品牌,来带动广西整个的农产品市场。

2.相继建立农产品网站或者网店。在网络上建立专门的农产品网站,在网站上介绍所有农产品的情况,用精美的排版和丰富的内容来吸引消费者,并且建立专门的农产品网店,这些都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宣传,利用论坛、贴吧、网络市场上进行介绍,让客户通过链接来进入特定的网站或者网店,这样的方式比传统的销售和宣传更加有效,能够极大地拓宽销售面。

3.实施移动电子商务模式。对于农民而言,电脑的使用率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农产品电子商务化的实施,并且由于电脑的操作较复杂,农民可能无法掌握精细的电子商务操作,而手机的操作就相对简单很多,随着3G技术的发展,使用移动手机作为平台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手段。

4.构建完善的农业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保障。商业的发展必须要靠法律法规的引导和制约,广西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大省,在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中,一定要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制定各种信息政策以及相应的法规体系。建立电子商务法律体系,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商务平台上的信息真实性,信息对于农业的发展十分关键,因此,建立完善的农业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就十分必要。

5.培养建立专业人员队伍。上文提到,在广西的农村中,信息人员专业素质非常低,这就阻碍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培养建立专业的人员队伍对于农产品发展来说,绝对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这支专业队伍要了解农业的专业知识,熟练运用计算机,能够根据有效的信息和数据推测农业市场的销售情况,并且能够将自己说熟知的电子技术交给农民,不断推动农产品网络营销的发展。

农业作为一大行业,在我国的发展一直落后于其他行业,我国许多地方仍旧保持着最传统的“产—销—收”模式,这并不利于农业在新经济时代的发展。广西作为一个农产品生产大省,在农业的电子商务技术应用上已经有了一个开始,但是还需要不断地克服困难,让广西的农业更加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林如丹,陈澜祯.电子商务环境下赣南地区水果企业网络营销研究[J]中国商贸,2011(2).

[2]夏曼,孙如祥,余彦男.电子商务在广西农产品贸易中的应用分析[J].电子商务,2011(2).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6

关键词:民族旅游商品 资源 生产 销售 旅游经济

民族旅游商品是指由少数民族地区就地取材, 主要靠手工制作的,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体现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艺术的各种手工艺品、服饰、生活用品、节日用品和土特产品。由于它们具有旅游者购买后用作纪念、馈赠和收藏的价值, 因而叫做“民族旅游商品”。

从现代旅游发展来看, 少数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文化, 由于其自身的巨大吸引力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重点项目。近几年来, 久居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广大民众, 已经把观赏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购买少数民族商品作为当今旅游的时尚。因此, 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贵州省民族旅游商品特点概括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6% 。贵州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无论从语言、房屋建筑、服饰装扮、节日歌舞看, 还是从食物结构、生活用品到风俗习惯看, 都极具各自的特色。即使是同一个民族, 也因不同支系、不同村寨而使特色各异, 以至有着“三里不同风, 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在这些姿彩万千的民族风俗和产品中, 不乏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 甚至堪称世界一绝的精品, 如苗族的刺绣服饰和银饰品, 布依族的蜡染等。这些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 而且也具有很大开发价值, 是贵州省独特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

根据贵州民族旅游商品资源情况和各自的文化特色, 将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进行组合分类, 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族织、绣、染等手工艺品类

这类手工艺品, 主要有布依族的蜡染、织锦;苗族的刺绣、挑花、蜡染; 侗族、土家族、水族、瑶族、仡佬族的挑花、刺绣、染织等。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不仅各具民族特色, 而且做工精致, 艺术价值极高。特别是安顺蜡染, 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它从传统的蓝白两色发展为如今的彩色, 并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风格引入构图, 使图案更加丰富多彩, 蜡染制品已畅销海内外。还有苗族的传统刺绣, 技艺精湛、针法独特, 其图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韵味, 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二是民族服饰类

民族服饰是民族历史、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长期沉积的印记。贵州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 就是同一民族, 地区不同, 服饰也各有差异。仅苗族服饰就有100多种, 苗族的各个支系, 例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喇叭苗服饰各异, 五彩缤纷;侗族服饰也分为南北两类;布依族、水族、土家族、彝族等各个民族的服饰不仅形态各异, 而且图饰、色彩也千姿百态, 工艺精湛,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收藏性。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都喜欢佩带项圈、手镯、耳环、银扣、银花、银冠等银饰品。为此, 贵州的传统银饰加工手工业非常发达, 如台江九摆苗族传统银饰工匠村, 几乎家家都有银饰作坊, 世代相传,久负盛名, 打制的各种银饰品不仅做工细腻, 造型优美, 而且很有民族特色。有些银饰品, 一套最重可达十几公斤, 这看起来似乎很不“现代”, 但在这些饰品的“ 沉重”、“ 厚重”中, 却透出了各民族发展历史的曲折和厚重;正是在这些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厚重中, 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些轻重各异、各有特色的银饰, 已成为旅游者乐于购买的纪念品和收藏品。

三是民族乐器类

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有苗族的芦笙、古瓢琴, 侗族的琵琶、侗笛, 布依族的勒贡木( 吹管) 、布依笔管, 彝族的“ 抹轰”( 即唢呐) 、月琴, 土家族的长号唢呐, 水族的铜鼓、大革鼓等。这些民族乐器不仅造型别致、音色独特、悦耳动听, 而且蕴含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 它们以各自的音韵特色成为了我国多民族音乐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商品开发的意义和现状

贵州旅游商品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 2009 年和2010 年的旅游购物创汇占旅游创汇收入的23.2%和16.8% , 高于周边的四川、云南、广西、重庆等省、市、区, 但低于旅游业发达的北京、上海、新疆等省、市、区。而这个比例和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却极不相称的。我们通过对贵州旅游市场的调查、了解和分析, 发现长期以来, 在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购”一直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旅游商品销售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旅游商品, 特别是发展极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商品, 对于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民族旅游商品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性质的表现, 常常倍受海外旅游者所青睐。海外游客大多崇尚东方文化, 对中国享誉数千年的文明敬仰倍至, 他们对于我国的民族旅游商品, 比中国人自己要感兴趣的多, 因为很多民族旅游商品, 还保留了中华文明若干的“活化石”特征。从这方面看, 民族旅游商品具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其次, 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既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又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旅游购物需求的推动下, 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 可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中, 这样, 既可以为之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解决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 又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尽管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但是,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诸多环节中, 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规模小, 产量低, 上挡次的产品少。

从传统意义上讲, 许多民族旅游商品, 特别是民族手工艺品, 多是在小作坊式的生产厂家制作,难以形成统一的规格和标准, 以至于造成同一种产品出现较大的差异, 不能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 从而失去批量销售的机会和失去许多客商的订货机会。

第二, 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开 发不足, 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尽管民族旅游商品的发展落后于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三,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这两大环节缺乏良性协调。

由于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以民族手工艺品为代表, 而民族手工艺品又大多是小宗商品生产, 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不发达的、交通不方便的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州、县的中、小城镇甚至民族村寨中, 这样就使得产品的生产、分配、销售不能协调地运转。

第四,商品包装的简陋和携带的不便, 不能满足旅游者的旅游携带的需要。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多数为作坊、家庭式的生产, 往往不注重包装, 或没有能力设计和解决包装问题, 使得这些本身就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产品由于包装简陋、形式陈旧或根本不带包装, 给旅游者携带造成不便, 而不能体现出自身的真实价值或削弱了自身的艺术价值, 使其市场占有率降低。

三.基于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贵州旅游经济发展对策

民族旅游商品既是贵州旅游商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又是民族文化、工艺技巧和物资资源相结合的产物,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一直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 有着广阔的市场。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十分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

          图1 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及民族旅游产品在总旅游收入中占比

贵州省要着力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让其成为旅游商品的龙头, 带动旅游商品的整体发展, 从而使旅游商品成为贵州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为此,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 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 扩大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 既要在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中注入新兴的科学技术, 又要保持传统的手工工艺的生产, 让两种生产方式并存。

其次, 建立一个合适的具有保护性质的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系统

目前, 贵州省多数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状态, 因此使得产品难以通过合适的正规渠道销售, 使得生产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给中间商或销售商以有机可乘。因此,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方面, 必须建立一个有利于生产和销售的协调系统。

一方面, 对于分散在家庭( 个人) 作坊生产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 其中有很多是由妇女在村寨中就地制作的, 其销售可以通过在地区一级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来进行, 将这些村寨的手工艺品收集起来, 然后集中地发送到各个零售点。这些零售点应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以表明这些手工艺品的真实性。这既是对产品产权的保护, 也是产品民族特色的体现。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集市的集约销售优势, 在贵州省各旅游中心城市建立民族旅游商品购物大市场, 收集、挖掘全省各个民族地区的各种特色民族旅游商品, 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营市场。

参考文献:

马晓京.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2):34-39.

高婕,田敏.民族旅游的困惑与选择——中国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能否双赢的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6):2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