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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1
【摘 要】 本文基于人力资源理论，剖析了新升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管理的现状，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思路：以教师为本，满足教师物质和精神需要；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消除教师间的不公平感；关心教师的情感需求，打造健康高效的教学团队。
【关键词】 人力资源理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分析；科学管理
一、基于师资队伍管理的人力资源理论分析
师资队伍的管理重点是对人的管理，本节将结合经典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对其在师资队伍管理中应用进行深入剖析。
1、X和Y理论[1]
X和Y理论是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提出的一种人力资源管理理论，X理论是对那些不愿意承担责任，总是在尽可能地逃避工作的人们的定义，对这类人的有效管理方法，需要通过强制手段，进行严格的领导和控制才能达成组织目标。Y理论视工作为人的本能，在既定目标下，这类人会做出积极反应，并能从工作中获得情感的满足，在适当的工作条件下这类人愿意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理论假设，在师资队伍的管理实践过程中应该进行区分，对于符合X理论的人，应该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措施，进行监督和控制，才可能达成学校的既定目标。符合Y理论的人需要得到成就感、自尊感和自我实现感等需求的满足，在新升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群体中，更多的应该是符合Y理论的人群。
2、激励保健理论[2]
美国心理学家赫茨博格提出的激励保健理论认为任务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者所持的态度。赫茨博格理论将导致工作不满的因素定义为保健因素，而把带来工作满意感的因素定义为称为激励因素。当保健因素得到改善时，人们的不满度随之降低，但是人们努力工作的真正动力还是来源于激励因素的刺激，只有这样才会真正提升人们对工作的满意度。
激励保健理论对于师资队伍的管理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师资队伍管理实践的核心就是提高被管理者对工作的满意感。因此，在保健因素进行改善的基础上，加强激励因素的刺激，对激励教师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有非常良好的效果。
3、需求层次理论[3]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了人的需求层次模型，对人的需求进行不同层次的划分，认为较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会引发更高层次的需求。人们对需求的满足是递进的，在满足高层次之前首先需要对较低层次需要进行满足，人的需求层次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安全保障、社会、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为个体情况差异，不同人群的需求层次也略有不同。
马斯洛需求层次模型对于师资队伍管理的实践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对教师不同层次需求的满足来调动和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以自我实现为最高层次的目标需求，依次从生理、安全保障、社会等方面满足教师的不同层次需求，使得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提升，从而使得教师们能够把个人需求同新升本科院校的发展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
4、华盛顿合作规律[4]
华盛顿合作规律描述类似于 “三个和尚”的故事，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事成之日。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个奇妙的复合运算。10个人的合作，有可能远大于10，也可能比1个人的力量还小。就像在多个作用力叠加，如果方向各异，则会互相抵消，如果方向一致，将会互相推动，最终必然会形成一股很强的合力。
传统管理理论对团队合作的研究或者说在实践中的落实还很不到位，大多管理制度都是研究如何减少人力资源的无畏消耗，而从提高成员效能角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也就是说，更应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在每个成员发挥自身效能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尽量避免过多内耗。这一点在新升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中尤为重要。
二、基于人力资源理论的师资队伍管理剖析
通过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人们行为因素能够产生影响的原因非常多，所处环境、个体差异等都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每一种理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理论进行提炼分析，寻找能够对人们行为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在对其归纳、提炼合并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现阶段新升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管理的措施和方法，从而实现对新升本科院校教师队伍的科学管理和建设。
通过对上述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分析，我们归纳出对人行为结果的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需求、情感和公平。
需要：人们大部分行为的来源都是发自内心的需求，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精髓。因此，人的所有行为方式无不是因为需要而产生；与此同时，人的需要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人会因为目前的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意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在当前目标实现之后，人的需要会不断的升级和调整，因此，人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产生的。
公平：公平理论产产生于1965年，由美国心理学家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通过报酬来体现，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报酬是否合理的感受更为重要。因此，公平会直接影响人的工作动机和工作热情，激发工作动机实际上是人与人进行比较，得出是否公平的半段，从而知道人的行为的过程。
情感：人与人的交往过程，是情感交流的过程，不同的情感会对人的交流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情感往往会左右人的行为。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关系产生出不同的主观反应，这就是情感，它是人类适应生存的心理工具，能够激发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机，是心理活动的组织者，也是人际通信交流的重要手段。
三、基于人力资源理论的师资队伍科学管理
针对以上分析，对于新升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也应该由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做指导，才能给教师队伍注入新鲜的活力，保持教师团队的健康高效的发展。我认为，新升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以教师为本，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关心教师的情感需求，打造健康高效的教学团队。
1、以教师为本，满足教师物质和精神需要
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高校管理中，就是以教师为本，学院的各项工作始终以教师的需求为出发点，调动老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才能实现学校和老师的共同发展。在新升本科院校的师资队伍建设中，首先要解决老师的后顾之忧，保障老师的基本物质需要。其次，学院应该满足教师的精神需求，提供给老师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通过各种途径给老师创造机会进行深造，组织各种比赛促进教学，以及鼓励教师进一步提高自己等等，通过这些方式，会使得教师的自我价值不断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马斯洛在其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到，人们在自我实现阶段，往往会激发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勇气和力量，因此，给他们适合的舞台，发挥其才华，教师就能创造出辉煌。
2、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消除教师间的不公平感
新升本科院校的教师是文化程度比较高、是非观念分明、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老师通过与周围同事与社会上相同职位之间教师的比较来确定自己的工作状态与获得报酬的比较。因此，如果学校的竞争机制相对公平，对于教师来说，则会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力，这种动力会形成一种积极进取的源泉，促进学校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相反，如果学校的竞争机制不公平，教师们之间则会出现一种消极抵触的情绪，进而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恶性竞争和资源的内耗，教师们的消极情绪会慢慢传染，大家不是通过努力的工作去换取劳动成果，而是敷衍了事、应付差事，学校会因此失去竞争的活力而死气沉沉。
新升本科院校建立建立和发展的时间屈指可数，各个学校还处于探索管理方式的阶段，因此，学校的竞争机制并不完善。学院采取的职称评审制度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因此，评上职称的老师会因为失去竞争的压力和继续奋斗的动力；学院在教师的考核制度上不合理，对于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考核的公平性一向非常难以权衡；学院的许多激励制度往往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起到激励和督促的作用，对于新老教师的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明显，打击了青年教师的工作热情……由此可见，应当尽快建立起公平有效的考评制度，并严格按照考核内容逐条兑现，奖惩分明，体现考核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充分激励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
3、关心教师的情感需求，打造健康高效的教学团队
对于教师的管理，一定要关心教师的情感需求，体现人文关怀。学院应该通过各种丰富的活动给老师增加交流的机会，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学校氛围好，教师的认同感高，教师就会对学校产生浓厚的感情，以校为家，将学校的发展与自己个人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这样，老师自然会对工作倾注心血，像热爱自己的孩子一般呵护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感情的团队，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家庭内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是积极向上、洋溢着幸福、将学校的发展与自己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的积极高效的教学团队。
【参考文献】
[1] 王炳成.X理论与Y理论在中国本土企业中的应用与统一[J].人才资源开发，2008.3.28-30.
[2] 范群.绩效评估与激励—保健理论[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36-37.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2
关键词：科技伦理学；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伦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26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带给人类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伦理问题，科技伦理学研究日益成为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科技伦理学究竟研究什么？对此，学术界各种观点见仁见智，不尽相同。武汉理工大学潘建红教授的新著《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充分展现了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进一步丰富了科技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该著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的冲突及理论纷争入手，着重研究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历史溯源、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应然诉求以及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路径等重大问题。该著的出版在科技伦理研究领域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W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g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3
现代科技的过分张扬，形成了技术理性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本身的霸权统治，从而将现代人逼近生存的死胡同。正是在对现代科技发展观念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将哲学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性反思与应用伦理学对科技发展的规范性要求统一起来，力图建构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新的科技伦理。
一方面，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科学技术发展应重拾其社会历史维度。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科学技术异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垄断是其主要原因。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是在社会历史中逐渐发展、强大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技术理性的力量不断得到彰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人对科技依赖性的不断增强，技术的支配作用也越发强大，自然成为技术的资源库、材料库和能源库，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恶化。不仅如此，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连人也未能幸免，成为技术作用的对象和材料，人的价值遭到技术的忽略，其结果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人或社会历史维度的缺失导致了技术与人及社会的分离，使技术成为独立于人和社会之外的垄断力量。海德格尔曾经对此进行过深刻分析，他将技术称之为“座架”，并指出：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这种解蔽方式就是现代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方式。座架概念表明技术将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的意义剥离开来并导致对生存意义的遮蔽。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根源所在。后现代科技伦理正是抓住这一关键之处，主张重拾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维度，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成果的科技和人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自然具有其社会历史性。所以，科技不仅要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更应关心人的生存意义。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就是要从人的终极意义上的救赎与解放的维度，要求科技去思考如何更好的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将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作为科技发展的追求与原则。
另一方能，后现代科技伦理观主张以“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技发展的合法性根据。承认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是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反思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前提。科技的异化并不能否定科技本身。技术是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对技术的否定就是对人自身的否定。因此，后现代科技伦理观强调彰显伦理对科技发展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目的就是努力寻找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形式，重新赋予科技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未来科技的发展应该告别过去单纯追求技术的任意扩张和垄断的发展理念，将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准。后现代科技伦理观正是秉承这一使命，努力研究和发掘新的伦理形式，强调将自然的价值、技术价值、人的生存价值等诸多价值因素纳入科技发展之中，用伦理的力量校正科技异化，限制技术理性的扩张，通过对科技发展的伦理考评促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促进科技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二、后现代科技伦理观的时代价值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4
关键词：科学；伦理；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 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活动，存在着可能的或潜在的风险，也需要伦理规范，以预防不良后果或灾难的发生。如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涉及到人类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不可小视。试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动允许自由进行的话，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希特勒优生理论沉渣泛起，所以应该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很容易在试管中进行各种遗传重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或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此类工作不仅需要伦理规范，还要制订一些专门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其行为，使其负面影响减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来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种族基因组多样性特点，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有可能设计、研制出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而对某一种族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和巨大的威胁。对此，应达成国际性的伦理宣言和协议，反对和禁止此类科技活动。
3 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与科技手段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中，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科学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有能力支配科技手段从自然中不断获得自由，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尊重工具系统的规律和性能，服从工具操作要求。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从自然中获得自由是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那么人对科技工具的服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工具系统是以人工装置的方式体现了自然规律。工具技术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压抑，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方面地发展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一定得到幸福和满足。要缓解和减轻科技手段对人的控制和压抑程度，必须需要伦理道德的关怀。伦理道德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人文精神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作为人存在、人何以会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作为一种主体尺度，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积淀和集中表现，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切活动的内在根据。它内蕴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人本意识，体征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精神的核心和灵魂。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所以科学技术是否运用得当，是否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所以，为保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正当运用，应该用伦理道德来协调其发展，使其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与规范作用，让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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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岳磊，蒋富强.略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j］.科学之友，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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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5
一、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尤其进入到了 21 世纪，生命科技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正由于其发展往往具有超前性，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往往滞后，再加上社会舆论对生命科技的鼓吹，以及别有用心社会力量的诱导，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碰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当前其冲突的主要表现。
1.生殖干预技术遭遇伦理困惑。一般意义上的生殖干预主要是利用生物医学技术在生命体诞生过程中对生殖各环节实施有目的行为影响，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设立精卵库、代孕技术、避孕技术等。2002 年 2 月，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伦理学中心主任斯科特.盖尔芬德博士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关于人造子宫和设计婴儿伦理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名称叫《自然母亲的终结？》，言下之意是随着人造子宫的研究向前推进，那种在母亲中怀胎分娩的自然生育方式或许会终结。”不可否认的是，从医学角度来讲，人造子宫（如果技术上可行）确实能够解决人类生育中的某些难题，但人们也对人造子宫技术所牵扯到的法律、伦理、道德等问题不得不表示担忧。其实，这反映出的是人们一直以来对生殖干预技术的担心。一方面，因为“这种人为的干预打破了自然生殖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遗传性状，使生命的产生具有强烈的‘人为’色彩，使人成为生殖的选择者、设计者和干预者，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人们关于生育模式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它还冲击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给父母子女亲情的严格定义带来疑问，对“血缘”亲情关系定义直接构成挑战，还关系到各种社会权益保障问题，引发夫妻关系、夫妇的权利与义务、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可见，生殖干预技术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且要以对传统观念（尤其是宗教文化和伦理观念） 的突破为前提。
2“.克隆技术”引发伦理价值的反思碰撞。从克隆人体胚胎，然后到克隆人，克隆技术的不断突破，生命科技不得不面对社会价值的两难反思，引发科技与人性的深层次的争论。就目前来看，世界宗教界、民间和政府大都不反对用于医疗治病的胚胎克隆，但绝大多数明确反对克隆人。2002 年 4 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呼吁参议院通过法律，禁止克隆人类，包括禁止克隆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布什在一次向 175 名医生、科学家、议员、宗教界人士和残疾人的演讲中指出：生命在于天然创造，而不是日用品。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人类的良知为代价，当我们寻求可能发生的事物时，我们必须记住问一问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忘记即便是最神圣的结果也不能用来证明手段是对的。在美国，曾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有五分之四的人都反对克隆人类，但这些持反对态度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出资资助干细胞研究。毕竟，克隆出人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治疗思路太有诱惑力。另一方面以美国男科研究所所长授帕诺斯、扎沃斯为代表的三个号称“科学狂人”科学家等社会部分力量仍然坚持并积极从事克隆人的实验和研究。克隆技术这些生物、医疗技术上的潜在风险，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提出了许多生命伦理学现在还难以解答的难题，而事实上这些难题的提出和解决又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目光加以看待。3“.安乐死”面对的生命伦理的质疑。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力，有没有选择死的自由呢？怎样面对安乐死不仅是一个医学话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人们从伦理、道德、法律等不同维度去思量。东方传统和西方的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一般是顺应自然，提出要尊重人的生命，要尽一切可能去拯救人的生命。当前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因此保护、延续生命的行为被认为是绝对的善，反之，医务人员放弃抢救濒临死亡的患者的行为则是恶，何况是“赐人死亡”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垂危不可救治而自身又倍感痛苦折磨的人，采用先进的生物医疗技术去挽救是对这些临终病人的“延长生命”，还是“延长痛苦和死亡”呢？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何在，安乐死是不是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呢?虽然对实施安乐死限定了严格的条件，但有谁能确保安乐死不被滥用呢。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仍然反对安乐死。目前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曾一度出现了许多打算安乐死的人涌向荷兰求死的怪现象，这也不得不引发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去思考。
4.器官移植掀起道德争论的波澜。20世纪 6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人类各种同种器官移植以来，移植数量逐年增加，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器官移植日益成为常规手术，同时脑移植也成为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心脏、肝、肾等都已可以成功地移植了，器官移植无疑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也为患病者带来了福音，但面对带来的伦理问题却经常难以给出合理答案。如捐献者与接受者的矛盾；什么时候可以移植？移植后的人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等等。就一般移植而言，也面对如移植是否符合传统伦理（特别是对身体、发肤很看重的中国传统伦理）；身体能否成为商品，供体是否可以自由买卖，如何定价，谁有优先权；废弃的病损器官归属问题等伦理争论。一方面社会大力提倡遗体、器官捐赠的风气，以造福别人，但同时捐赠器官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强迫，才是合理的手段。可见，关系器官移植的实施还有不少社会伦理问题要面对。
5“.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的较量。所谓的“人类基因组”指的是人类体细胞核中一套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它包括约6万到10万个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于2000 年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2001 年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进入全面解析人类基因组，绘制“全基因组序列精细图”的阶段。“基因是 DNA 上有遗传意义的片段，它携带遗传信息的由成百上千个核苷酸组成，是基本的遗传单位。它决定人的所有形状，甚至包括智力与行为。医学研究还表明，不仅是遗传病，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医学研究还表明，不仅是遗传病，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这项工作的研究进展已使我们对于人类自身(人类疾病与健康、包括生育健康)、人类的前途与未来有了新的认识。然而HGP 的研究“在建立‘人类知识库’，提高人类生存质量，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如：基因研究和人类的尊严、遗传信息的隐私权及获知权、基因组图谱的信息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基因组信息对个人的影响、基因资源的专利与资源争夺、基因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基因组研究成果应用的不可预测性等。特别是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如当前社会一部分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一样，若基因歧视再进一步，势必以基因划分人群，所谓好基因、优良基因人群与坏基因、缺陷基因人群，出现新的社会对立和分裂。
二、价值冲突的主要特点
1.冲击传统伦理。生命科技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但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的伦理秩序被打破，并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及定义；人为干预生殖过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理解遗传、发育、进化的统一性；对健康的重新定位；对民族、传统意识文化的冲击；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健康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等等。
2.对“人的定义”、现有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提出挑战。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关于干预技术、“克隆人”的争论，必然涉及“人”的观念反思。生命伦理学的争论，提出了“人的存在”的内部界限或极限的问题：究竟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或存在的空间与时间界限？笔者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动物。也就是说，种种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恰恰是无法从技术上“克隆”出来的。因为从自然生命的“人体”到完整意义的现实“人”之间，客观上有一个社会发生的过程，主观上也有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的界定问题。人类的繁衍受到生命科技的影响，由于生殖干预、克隆人有悖于传统由血缘确定亲缘的伦理方式，几千年牢固的血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定位也必然要受到质疑和挑战。
3.提供便利与增加危机并存。生命科技的发展充分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征服力，但其技术所带来的对人类、社会潜在的威胁也构成了人们对生命目的和社会价值伦理的莫大嘲弄。除了上述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外，还存在着很多有关制约生命科学发展的危机。例如用遗传工程方法制成对人有危险的微生物或是新种生物完全可能造成人类对未来的恐慌；生物武器和毒素的研制和使用尽管与科学的道德规范相违背，但已确确实实地出现在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军事战场上。尽管科技本意是好的，是中性的，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必要的防患意识，使得生物技术产品的作用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造成各种危机、毁灭性灾难等。人们已充分认识到，生命科技在改造和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增加给现代文明带来危险的可能性，曾发生在日本东京的沙林毒气事件和美国的炭疽菌事件等都是一个个血的教训。
三、价值冲突的成因分析
1.生命科技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生命科技与其他科技一样，由于独特的客观规律、价值尺度而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其对生产、生态环境、文明的影响自然会显示出其双重性的作用。生命科技在人们摆脱自然界的威压，争得相当的人身自由的同时，又给人类降下了潜在的危机，如 1960 年避孕药的出现，但随之就是各种性病的泛滥。我们知道，生命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不仅涉及到从事科技工作的当事人，而且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成为人们探索生命本质，攻克重大疾病，提高生命质量的一把钥匙，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各种生命科技等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
2.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发展的不同步性。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人类的道德水准与科技水平呈现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命道德水准和生命科技水平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恰恰相反，生命科技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处于日新月异的活跃变化状态；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包容了许多世代相袭的观念，没有大的触动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便导致了人类对生命科技的认识与接纳水准与生命科技水平之间经常处于矛盾状态。表现之一是人类生命科技水平超前和生命道德水准相对滞后。因此，新的生命科技出现必然导致生命伦理的真空或对未来恐惧。
3.传统消极科技观的影响。在 20 世纪以前，即使是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巨大作用的人们，也只是把科学技术看成外在于社会、从社会之外作用于社会的独立力量。只是到了 20 世纪，人们才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处在社会之中、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一种社会建制。就认识根源来看，生命科技的负面效应首先要归咎于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实践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的对自然过程的复杂机制认识不足；其次是价值观上的原因，即人们在选择、运用生命科学技术时的某些短视行为，只顾眼前的效益和具体的、局部的或个体的利益满足，而忽视了人类长远的、整体的基本利益。
4.生命科学技术的非人性化发展。满足人性的内在需求，塑造完美的人性，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们遗憾地看到，生命科技的残缺经常被忽视，任何人为的东西都不如自然的生命那么和谐，原因就在于自然的生命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已经形成了高度协调的体系。过分夸大科技的作用，只会导致生命科技与人性需求的异化，遭受自然和社会被动的惩罚。就社会因素而言，生命科技所追求的目的、实施方式和后果，都要受科技主体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经济、政策条件下，不同的技术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人类现在只是构建了基因草图，可以想象，如果实现基因重组的话，基因工程无限制地使用会导致一些不可逆转的后果，那样就可能出现新的物种，尔后可能构成现代人类自然物种一个崭新的但人类自身可能无法控制的生态环境。因为在自然环境下，每种物种都有天敌，天敌之间相互制约使得自然界的平衡不至于被打破。人为制造的东西，由于没有天敌，很可能出现极度的繁殖，进而出现生态失衡，给原来天然物种带来危险。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6
关键词：离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设计；课程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0-0191-02
一般来说，人文素质课程的设计与开发主要依据三种课程理论。一是精义论。主张以经典著作作为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因为人类的文明在变迁中有其永恒不变的价值存在，这种核心价值尤其保存在经典文献之中，因而经典著作便自然成为课程设计的中心。二是均衡论。认为知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各种知识都统筹兼顾，均衡发展，才能避免20世纪以来学术过于分化所导致的视野狭窄，心灵缺陷，因此，必须以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为学生提供均衡的视野、平衡的心智。三是进步论。强调教育必须为学生解决问题，对他们的生活有所裨益，因此，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内容必须与学生未来的生活相结合，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目前。我国大学人文素质课程设置受这三种理念的影响，但主要受进步论影响较大，强调实用性，强调为职业做准备。在具体的人文素质课程内容组织与选择上，则偏重于应用型和专业化，按照学科专业式的思路进行，即基本上就是把某专业的课程降低要求、稀释内容后拿来作为人文素质课程。这种课程所能起到的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极为有限。我们认为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这三种基本课程设计理论各自的优势与不足，结合职业的特色，在强调各个学科之间有机结合的同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原则设计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有明确指向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
1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结构与内容设计
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本质上讲，这一课程又是面向所有高职生的、非专业性和非职业性的文化知识课程，具有人文素质性、广博性和基础性的基本的标准规定性。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一是使高职生获得认知世界和理解人类及社会发展的方法论，二是为高职生提供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性文化知识。再从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价值上讲，这一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具有适应社会主导性文化的功能价值，还具有导领社会健康发展的功能价值；不仅具有使高职生知识结构达至和谐的功能价值，而且还具有营造高职生可能生活的功能价值。从这一层面上讲，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应该为高职生提供唤醒高职生主体意识、促进高职生自主性、社会性、伦理性和提升高职生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知识。因此，高职生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该围绕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基本历史概况，理解我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实质，获得思考和表达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二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历史，分析我国科技发展的传统思想及时代精神，获得对我国科技发展史的基本认识及我国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三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基本内容，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性；四是让高职生了解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知晓西方科技发展的阶段性历史与西方哲学发展阶段的关系，认识和理解西方科技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方法论，获得中西比较的差异性和趋同性；五是让高职生了解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面临的问题及应该急需解决的问题，了解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发展的策略、科技生产力的构成及发展现状，以及公民的生活水平、精神状况等等，获得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认识；六是让高职生了解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格局，分析造成民族矛盾、种族歧视和宗教冲突、地域性战争、饥饿、贫穷的多方面原因，使高职生认识和理解和平、团结、宽容和理解之于处理国际争端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论领域的冲突与融合的意义和价值；七是让高职生了解科技发展与人文世界的关系处理问题，认识偏重于科技发展而忽视人文教育所导致的、我们已经有所经历的现状。获得一定的科技伦理性意识和思维；八是让高职生初步了解文学和艺术的审美观，领悟美的真谛，培养和培育高职生欣赏美、体验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意识，升华高职生对生活美、艺术美的追求。
2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领域的选择
(1)应确定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我国文化传统的整全性认识和理解，特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教育思想、儒家“仁”学理论、天人合一、理学思想、道家、墨家等思想学说，这些方面的传统思想，对现代高职生来说。可能存在着疏离和陌生感，所以，加强对我国文化及思想方面的知识教育，不仅有利于高职生认识和理解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能够为高职生的知识获得历史性的时间深度，使高职生的知识结构的构成具有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基础。
(2)应确定西方文化及思想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其目的主要是针对于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策略的实施，西方多元的文化的价值观、不同主张的自由化思想观念等对我国高职院校高职生有着很大的冲击力，极大地影响着高职生对我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虽然我国高职院校加强了“两课”教育，但从根源上讲，还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能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向高职生做出根源性的分析，以至于高职生只是关注目前我国与西方在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性，而缺乏对西方文化及思想的历史性发展的整全性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领域的知识做出精要性的选择，以使高职生对西方文化及思想有一个历史的、全面性的认识。另外，也是有意扩展高职生在文化及思想方面的认识及思考的空间跨度，以增加高职生比较研究的意识和提升高职生思维判断的能力。
(3)应确立“人、社会、自然之间伦理关系处理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这一课程内容的选择领域，主要是出于如下的思考：其一，我国高职院校的高职生在其知识结构的构成上，更多的是专业性和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其思考或认识的视野较为狭窄，所以，从扩展高职生的知识广度和思维视野的角度，也是应该开设专业教育课程与“人、社会、自然找之间相关的课程；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物质文明，但同时又带来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和对立：大气环境的污染、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土地沙漠化、森林及生物植被的锐减等，这些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己经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和健康发展，致使
人们不得不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人类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应该让高职生认识和了解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感悟“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之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其三，目前，环境教育已经成为学校教育的一个新的领域，让高职生从“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思考环境问题，以加强高职生环境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