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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总结范文1
2012年度茅台葡萄酒销售总结大会暨供销研讨会于2012年12月14日在河北秦皇岛隆重召开。
会上，贵州茅台集团总经理助理、茅台葡萄酒公司董事长钟怀利、茅台葡萄酒公司总经理冯云桃、党支部书记陈支勇等公司领导就茅台葡萄酒十年的发展历程，2012年销售工作、渠道建设，2013年新的市场营销思路、营销策略、以及生产情况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报告和研讨。与会经销商也纷纷上台发言，讲述与公司携手走过的数度春秋及与茅台的深厚情谊，也对公司新营销政策、新的渠道建设以及生产工艺、产品质量等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供应商代表在发言中也郑重承诺，在保证包装产品高质量的情况下，加快设计开发，缩短供货时间，保证包材不断货、不缺货，为茅台葡萄酒提供更优质、更高端的包装材料。
冯云涛总经理在讲话中说：茅台葡萄酒公司2012年在国际总体经济形势恶化和国内市场疲软的环境之中，在“昌黎假酒事件”的不良影响尚未消尽、“解百纳”商标使用权困扰严重、进口葡萄酒泛滥冲击等市场环境纷繁复杂的大背景之下，取得了企业基本建设进程良好，公司各项指标平稳发展，国际化合作战略稳步推进，公司销售业绩增长六成的良好业绩，是公司全体员工振奋精神、精诚团结，努力工作；经营班子树立信心、集中智慧、分工合作，面对逆境，排除各种困难拼搏奋进取得的成果，是给即将过去的2012年交上的一份漂亮的答卷。2013年，新的挑战即将开始，对于新的一年工作，要明确目标，内抓管理，外拓市场。要加快庄园建设和基地建设；进一步做好产品结构调整升级；想方设法增加市场份额，以建立具有一定质量的专卖店和具有一定优势的商超渠道为主攻方向，有条件地植入网络营销，深度掌控销售渠道，确保渠道建设稳步发展；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人才的思想和业务素质。
钟怀利董事长在讲话中对公司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公司明年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部署，并和大家一起回顾了茅台葡萄酒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他说：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经销商和供应商朋友，有了他们的支持和相伴，才有茅台葡萄酒今天的发展；要感谢生产企业的员工，有了他们的辛勤劳作，销售人员才有优质的产品去拓展市场，创造业绩；更要感谢我们的销售人员，有了他们在一线日夜奔波开拓市场，不断为公司创造销售业绩，才有公司供、产、销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企业的成长，“天地人和一个不能少，天时地利一个不能缺”，我们在工作生活中要学会感恩身边的人，知道报答企业，倍加珍惜工作，2013年，要凝聚新的动力，在稳定的基础上，步步为营，进行有效地突破和革新，最终努力实现茅台葡萄酒科学发展的宏伟目标，为做大做强茅台集团、打造千亿茅台做出应有的贡献！
借此机会，公司还安排参观了茅台葡萄酒生产车间、茅台葡萄酒庄园建设工地，并进行了茅台葡萄酒文化展示，葡萄酒知识讲座等活动，推动体验式营销，使大家进一步增加对茅台葡萄酒公司的了解。
研讨会总结范文2
10月30日至11月1日，研讨会在厦门大学进行。与前两次相比，本次研究队伍不仅更加年轻化，而且凝聚了来自中国台湾、香港的一部分学术力量。到会学者42名，包括韩国学者6名、港台学者3名，其中有台湾学者吕锤宽教授和赵琴教授。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3篇。会议围绕中韩佛教音乐的历史研究、现状考察与未来发展，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的音乐特点以及它们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佛教音乐的保存与传承等诸多学术问题展开了探讨。韩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韩国佛教音乐仪式、现代韩国佛乐创作与传承方面。权五圣教授《韩国佛教音乐研究的现况及课程》主要阐述了关于声乐曲梵呗研究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今后对韩国佛教音乐的研究要与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视角及边缘学科领域相结合的目标。韩国古音盘研究会会长李辅亨对现在韩国传承规模最大的、近来最活跃的佛教仪式――“灵山斋”的仪式构造生成做了分析研究。汉阳大学校国乐科教授李庸植主要探讨了《佛教仪式的伎乐音乐》中以歌（梵呗）、舞（作法）及音乐相配合的“乐歌舞”的综合表演艺术形式。“乐歌舞”中提到的蝴蝶舞、钹舞，通过当晚由“韩国庆尚南道马山佛母山灵山斋保存会”演出的传统佛乐《十王各拜斋大礼王供》，使中国学者得以见其独特风貌。
袁静芳教授对《〈瑜伽焰口施食〉仪轨中，咒语、真言的结构布局、表现形式及音乐艺术特征》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归纳出印度梵文咒语、真言被华化、民俗化的若干特点。针对佛教音乐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继承的焦点问题，台湾学者赵琴《梵呗与佛教音乐概念及实践的演变――兼论商业经营策略在佛教音乐活动中的渗透》、大陆学者韩军《五台山佛教音乐的继承与保护》、陈天国与苏妙筝《佛乐搬上舞台几个有关的问题》以及韩国学者金宝姬《韩国现代佛教音乐〈赞佛歌〉》、尹昭喜《台湾和韩国梵呗的传承状况》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赵琴博士从一个民族音乐学者与音乐传播工作者的角度，探究了因社会文化变迁，当代台湾佛教音乐概念与实践的演变。她以《大宝法王在菩提迦耶》获2005年第16届“金曲奖”“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最佳演唱人奖”为例，指出真正有修养的高僧所吟颂出的梵腔及其所达到的宗教情操和心灵境界才是真正的佛乐精华。
中国佛教音乐的历史研究及现状考察方面，我们通过项阳、景蔚岗两位学者对音声供养与佛教笙管乐历史流变的梳理与研究，发现了很多目前佛教音乐考察中存在的问题。项阳《关于音声供养和音声法事》对现存的佛曲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佛教扩大了音声法事的范围，僧尼开始既在音声佛事、也在音声供养中奏乐，这正是乐僧群体得以形成的关键，并彻底改变了僧尼不得动乐的戒律。历史上曾经是音声供养和音声佛事分立，在发展的进程之中得到了合流，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音乐文化的性质和意义提供了重要信息。景蔚岗《中国佛教笙管乐源流考索》结合诸多实际情况，对尚存在中国境内的佛教笙管乐迄今至少1500多年的流变历程进行了考索。认为从乐器数量、音色、音量、演奏技法的表现力等多方面的综合情况看，笙管乐器是古今佛教乐队中应律乐器的中坚。这是佛教音乐1500多年几经流变衰微，其他乐器相继失落，唯有笙管乐器贯通古今、得到保留的内在原因。
关于藏传佛教考察方面的文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多杰仁宗《青海地区藏传佛教宗教乐器符号乐谱及功能》、格桑曲杰《独具特色的佛教旋律乐器甲林和铜钦》、郝毅《中国藏传佛教拉卜楞寺道得儿音乐研究》、桑德诺瓦（和云峰）《论云南喇嘛教的区域流布及音乐传承》、包达尔汗《“莱青”辨释――藏传音乐文化的蒙古化现象探析》、满当烈《青海藏传佛教羌姆调查之一：格鲁派羌姆的地域文化特征》、嘉雍群培《“死亡的艺术”》分别对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研讨会上，对个案与寺院调查的文章占有相当比例，如大陆学者吴学源《云南剑谷俗佛教（阿吒力）音乐调查》、杨久盛《辽宁千山佛乐概说》、傅利民《江西禅宗祖庭宝峰寺佛乐文化考察》、潘国强《大相国寺佛教音乐》等，共15篇。另外，本次会议还开启了对佛教音乐美学思想的探索，拓宽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视野。苗建华《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初探》认为佛教音乐美学思想具有视因缘生法，肯定无声之乐，提倡音乐宣教、度人、修身之功，肯定平和、中和的音乐审美准则等特征。有关佛、道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主要有吕锤宽教授的《论佛教焰口仪式与道教朝科咒的音乐》与杨民康的《佛道音乐文化的跨民族传播一瞥――海南道公祭祀音乐中的“目连救母”因素探析》。袁瑾的《水陆法会中的偈》与乔晴的《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遗址中乐舞壁画的研究》两篇文章亦不失其独特价值。
11月1日闭幕式上，南普陀寺首座兼监院、闽南佛学院常务副院长界象法师对研讨会圆满结束表示祝贺，认为此次会议内容丰富、成果显著，希望中、韩、日三国逐步建立起佛教的黄金纽带关系，僧俗两界精诚合作，将法音渲流。针对目前佛乐研究状况，界象法师指出，透辟地体验佛法戒定与严谨地深化学术理论，两者不可或缺。袁静芳教授对南普陀寺的鼎力支持以及圣辉大和尚给予的深切关怀与扶助再次表示真挚的谢意，并对研讨会的特点和学术价值及意义做了简要总结。她以闽南佛学院“悲智”的院训勉励参会学者要勇于创新，以“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来作为推动我们从事佛教音乐文化事业的座右铭。
研讨会总结范文3
一、“本土化”视域下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有效结合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基点是“反思”、“回应”西方学界对中国传统经济的认识与评价。西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究竟是发展还是停滞的重大问题；认识的角度无论是“西欧中心论”、“中国中心论”、“多中心论”、“无中心论”等，都是西方学者总结、批判与再批判的结果；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中西比较的方法。这无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对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并成为“再评价”争论的焦点：一是西方传统与中国实际问题；二是评价的标准问题；三是核心概念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有些学者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评价标准，应从中国传统文献出发重新检讨、发掘相关理论与概念。在充分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概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走“本土化”研究之路成为必然。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是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先生、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先生与云南大学林文勋先生吸收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来的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问题的“本土化”解释模式的尝试。以上诸论对中国传统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及发展的限制性因素等都有自己的评估。“农商社会”说认为，宋元明清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农商并重的局面，但是受战乱、生态及制度等的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未能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帝制农商社会”说认为，明清社会发生了诸如市场空前繁荣、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变迁，但受制于制度和传统社会诸多结构性要素，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社会活性和政治集权共同增强的特点，并不包含社会组织方式及科学技术的根本改进，这种社会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富民社会”认为中唐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富民”阶层，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宋元明清诸朝的阶级基础和社会结构，但并没有成为帝制社会的离心力量，而是通过科举等途径成功与“士”、“官”阶层对接。以上诸说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强调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了中国社会作为整体，并未与西方社会处于同一演进轨道上，所谓中国“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的前景在当时也尚渺茫。
在本次会议上，葛金芳先生、赵轶峰先生、林文勋先生、薛政超先生、张锦鹏女士、刁培俊先生等从不同视角进一步论证了“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与“富民社会”。葛金芳先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重新解释了南宋临安工商业发展的原因，指出便利的交通运输、可靠的交易惯例和生产空间的相对集中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临安工商业繁荣中具有重要作用。赵轶峰先生指出，明清时代的商业发展并没有消解帝制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与商业相互渗透，衍生出一种帝制体系与商业发展基本契合的结构形态。云南大学林文勋、薛政超先生认为明清形成的“士绅社会”是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云南大学张锦鹏女士从投资、购买、售卖三个方面论述了“富民”是如何通过财富力量改变身份进而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过程。厦门大学刁培俊先生着重探讨了中国“富民”如何纵深发展的可能。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经济中商人群体、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河北大学刘秋根先生通过对遗存的大量“山西商人书信”的深入研究，以“汾阳皮张商人”为个案，分析了明清“本土化”的商业概念与金融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陈涛先生以特定地区“甫里”为例，说明了唐代后期苏州乡村经济的商品化及其原因与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李志英女士从病虫害的独特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及其生态影响。刁培俊先生主要从文献检讨、方法思考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史料中所呈现的对福建路经济发展水平截然相反评价的原因，认为宋元福建路经济虽有发展，但仍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应深入检验、批判性审视历史文献，避免陷入“选精”、“集粹”的陷阱。云南大学田晓忠先生综述了20世纪以来学人对明以前中国古代传统市场的研究。
二、断代研究与贯通研究无所偏废
对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要论题之一。“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非常有影响力的两种学说。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学派”，都反对“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说”，认为清代是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峰。“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研讨会的缘起也主要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提出的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论有关，因此关于明清经济发展水平的讨论无疑成为历次讨论的焦点。本次会议打破了以明清停滞与发展、宋代与清代孰为高峰等既有论争模式的局限，跳出了以研究明清经济发展水平问题为主的核心圈子，用更加贯通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应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和“富民社会”，虽说主要是针对唐宋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认识理论，但以上诸说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经济有一宏观认识的架构之上的。葛金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农商社会”的发展历程，并最终会走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赵轶峰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基本结构形态可以区分为先秦时代的“王制”，秦至清的“帝制”以及民国以来的“共和制”。林文勋先生从社会群体对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及政治结构的影响出发”将古代社会概括为汉唐的“豪民社会”，唐宋以来的“富民社会”，以及近代的“市民社会”。
河南大学李振宏先生从贯通的角度，对秦至清皇权在经济领域的专制作了系统性的剖析，认为皇权在经济领域具有独占性，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山东大学刘玉峰先生认为自春秋战国“工商食官”格局被逐步打破后，中国古代工商业整体上形成了官营国有工商业和私营私有工商业并存的“官私二元结构”，进入封建帝制时代，私营私有工商业又可再分为贵族官僚私营工商业和民间私营工商业，因此将其结构形态概称为“整体官私二元、实际组成三类”。
三、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全面关照
传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概念如劳动生产率、亩产量、垦田数、人口等一直是此前讨论的重点。随着讨论的深入，必然要涉及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这也被认为是评估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但治经济史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制度等认识的准确程度，却是值得怀疑的。“加州学派”就有学者在考虑经济数据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各种体制、制度等考虑在内，这无疑是明显的进步，但得出的结论却让人诧异，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令和地方实施属于不同的系统，政府只要与地方精英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并进一步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也有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讲“民本主义”，认为中国政治没有民主并不是问题。以上观点包含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些误解，但影响很大，在国内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对非经济因素的正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如国家权力、思想观念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前揭李振宏先生对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进行了经济史方面的论证，指出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臣民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苏州大学臧知非先生认为国家力量在战国秦汉时代私营工商业发展演变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国家力量导致了私营工商业跌宕起伏。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先生通过对宋代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形成、具体活动、投资方向及地主、官僚、商人三位一体关系形成的论述，说明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赵轶峰先生认为，以往许多研究夸大了商业与帝制体系的矛盾性，权力与市场相互渗透，明清时代的商业与帝制国家体系是并同发展的。
对于经济发展中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南京大学范金民先生从《史记・货殖列传》出发，对司马迁的商业思想，及其笔下的商人所表现出的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等进行深入分析，指出这是值得深入总结的商业精神财富。李华瑞先生对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与经济观念中的变与不变的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周秦至隋唐根深蒂固的“重本抑末”政策，在宋代有所松弛，出现了认可盈利的思想，但这仍很难突破帝制国家“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对这种“变”的因素不能估计过高，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政治的强烈干预，很大程度上是财政政策的衍生发展，不完全具有商品经济的独立性质。云南大学黄纯艳先生则从宋人水上信仰及其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宋代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发展。
四、会议的成果、问题与启示
本次会议名家云集，讨论热烈，成果斐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国家力量等非经济因素在中国传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视野更加开阔，角度更加新颖。本次会议对传统经济的评价突破了经济史的视野，用政治的、生态的和思想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传统经济的发展。就经济史本身而言，如交易费用等概念的引入也对考察传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本次会议的与会学者都是各方名家，都有深厚的学养，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等的整体把握和史料的解读上更加准确，成果具有很强的信服力。
在取得可喜成果的同时，与会学者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不能忽略全球史的视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平先生指出，传统经济的研究应有全球史的关怀，多注意与海外的联系，研究国内市场时不能忘了外部世界，明清新作物的引进、白银流入等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开大学李治安先生也说，“农商社会”的发展，绝对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台湾东吴大学徐泓先生也指出本次会议海外市场如朝贡贸易、海外贸易等谈的不多。第二，不能过分强调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论述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刘秋根先生警示说，经济发展本身还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对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不能强调的太过，显然，这应是非常及时的提醒。针对两种认识倾向，葛金芳先生指出，双方各有所据，但论述时也一定要看到局部与整体，长期与短期的关系问题，要兼顾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
研讨会总结范文4
这次“巴蜀之秋”秘书研讨会，大家紧紧围绕深入贯彻党的xx大精神，促进秘书工作更好地为党委、政府工作服务、探索办公室工作如何服务于川渝经济带建设和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工作的主题，认真开展学习、交流和研讨活动，会议气氛好，主题好，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省人大副主任李洪仁同志抱病出席会议并即席作了热情洋溢、情真意切的重要讲话。（讲话稿另发）他希望秘书学会，以及办公厅（室）战线的同志继续坚持热情服务、开拓创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崭新的风貌，为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四川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刘毅到会致词，表达了对会议的重视、关心和支持，对学会工作和秘书工作的殷切希望。
总的看，这次“巴蜀之秋”秘书研讨会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好”、“三个性”、“三点共识”的特点。
“四个好”：一是时机选择好。党的xx大的胜利召开为我省秘书学会的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因此，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xx大精神，是秘书学会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经验交流好。大家紧紧围绕会议主题，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为新时期秘书工作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三是会议组织好。会议组织得力，安排紧凑，工作效率较高。四是会议会风好。与会同志开会认真，精神饱满，会议效果好。
研讨会总结范文5
2009年3月28-29日，由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承办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第一届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社科院、学术报刊的共约近百名代表汇聚一堂，开展对话与研讨。本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78篇，内容包括女性主义理论、女性的生存状况、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文化、民族地区女性问题、科技号性别以及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经验交流等，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法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充分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特质。为奖掖青年学子在妇女／社会性别学方面的研究，培育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学术后备力量，扩大本研究领域的社会影响，大会还特设“学生论坛”，主办方全额资助了29名来自全国各高校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以及本科生参加大会，同时大会还在提交的论文中评选出教师组10篇和学生组12篇优秀论文。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
为了证明少数民族妇女对民族文化发展的贡献，杨国才在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考察中，发掘了少数民族妇女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种知识通过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以服饰作为载体再现，并通过一系列象征图案的符号展示和传承下来。李勤对滇西北地区这个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多样性保存较好的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们近百年来不但对该地区多样性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还在平衡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刘秀丽的调查也发现在一些面临现代化冲击的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成为重构民族文化过程中“民族文化”的承载者，这足以引发对“女性：自然的/男性：文化的”这一曾在性别研究领域中引起广泛争议的二元论模式的重新审视。关于宗教与少数民族性别研究的关联，董锦霞对东乡族女性的正负功能分析中，发现伊斯兰教既给予东乡族妇女可贵的关注，也曾为她们自身解放增添了桎梏。卢成仁则考察了娃底傈僳人的婚姻家庭观念，对在村落“中秋会”中所透露出的傈僳人的性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提出娃底傈僳人社会中存在“性／性别平衡机制”，并以此作为分析基督教信仰背景下娃底傈僳人社会性别状况的一个解释框架，与盖尔・卢宾的分析概念进行对话与讨论。这些议题的讨论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性别分析框架运用以及性别研究本土化水平的提升。
研讨会总结范文6
此次研讨会探讨的主要内容有：
一、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感恩节
张岂之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今年黄帝陵祭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确立为“清明・民族感恩”，是与目前的现实相关联的，认为“只有从民族的先辈们和民族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对先辈们抱着感恩的情怀，且使之转化成对历史和文明进步的礼赞，才能够实现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以民为镜”到“以人为本”》)。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认为，“就清明节而言，感念先祖之恩应当是它要突出的主题，清明节文化的精义在于感恩”。同时又说：“人们举行祭祀时，求福的想法多于感恩的意愿，只想着从神那里得到护佑和帮助。这无可厚非，但不够理想。我们应当将其颠倒过来，把感恩放在第一位，这样会提升祭祀的层次。”(《感恩――清明节的主题》)其他一些学者在讨论中也多次指出，今年会议的主题确立为“清明・民族感恩”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明节是一个追思和感恩的节日，清明节就是中华民族的感恩节。把清明节看成是中国民族的感恩节，这是对中国传统节日认识上的一个创新。
二、对清明节生命理念的礼赞
把清明节看成是中国的感恩节，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清明节蕴含了对生命的重视；这不仅体现为具体的、物质性的“生命”，同时还体现为抽象的、精神性的“生命”。把清明节看成是感恩节，就在于对传承生命的祖先表达感恩的情怀。
对于清明节所体现的生命理念，学者多有阐发。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清明节的节俗内容繁多，而贯通于其中的核心价值意蕴乃是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和关怀”，“清明节是礼赞生命的节日”，这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的生命感通意识”、“寒食禁火的生命关怀意识”、“扫墓祭祖的生命承传意识”、“踏青春游的生命欢乐意识”和“插柳植树的生命培育意识”(《生命的礼赞――清明文化的价值意蕴》)。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则指出，清明节习俗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就是它特有的扫墓、踏青以及多种体育娱乐等节俗所蕴含的生命意识，清明节民俗文化的生命意识指“生命整体意识与和谐生存意识”、“生命可贵意识与生命担当意识”、“追求生命价值永恒的意识”(《清明节民俗的生命意识》)。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则认为，“清明节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鬼神巫术逐渐人文化的过程。从整个历史来看，清明节表现出了对民族生命三维――过去、现在、未来――的深重礼敬，显示了中国文化中蓬勃的生命活力。”(《生命的三维：清明的文化意义》)西北大学李浩教授则把清明节的文化内涵归结为“悲欢交融”，指出清明节有悲伤与欢乐两条情调相反的线索，“祭祖扫墓之‘悲’是节日的主题，踏青游春之‘欢’则是节日的重要特质，二者看似矛盾地统一在了清明节当中”(《三元归一，悲欢交融――唐诗所见清明节俗的文化意涵》)。对清明节生命理念的讨论，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三、清明节的精神价值
清明节作为中华民族的感恩节，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这表现在诸多方面。众多学者都从清明祭祖可以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激励后人人手论证。香港浸会大学吴清辉教授认为，“了解清明祭祖习俗中感恩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蕴含的积极意义，可以把一个中华文化传统的意义提升到维系社会以致团结民族的层面上去”(《感恩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则通过对云南腾冲县寸氏家族祭祀活动的考察，指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之清明祭祖活动中，始终贯串着既重感恩先辈，更重激励后人的文脉。其作用，不仅在奉先思孝，更在于促使子孙后世能光前裕后，既为家族添光彩，也为民族作贡献”(《清明祭祖：既重感恩先辈，更重激励后人》)。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葛承雍总编则把清明民族感恩与文化遗产传承联系起来，认为感恩文化是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也是文化遗产传承的前提、保障(《清明民族感恩与文化遗产传承》)。台湾东吴大学刘源俊教授则从清明节的“清明”二字人手，认为其为“清洁明净”之意，从而追求学问、政治上的“清明”，具体从“‘科学’之要义在达清明之理”、“‘民主’之要义在臻清明之治”、“清明之道赖教育”三方面进行探讨(《达清明之理臻清明之治》)。可见，清明节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无处不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
四、清明感恩文化的内涵、来源、特点
感恩文化是人们在对家族祖先、民族共同祖先的祭祀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先祖的丰功伟绩的追忆，人们缅怀他们，就是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对本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人们之所以对祖先感恩，这与敬畏有关。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的几种表现，认为“敬畏”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报恩情怀，敬畏就是感恩的核心价值观(《敬畏与感恩》)。
感恩文化有众多的表现，清明感恩文化，即清明祭祖是感恩文化的核心，清明祭祖是从民族感恩上说的。对清明感恩文化起源的考察，首先就要考察感恩文化的起源，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认为感恩文化的起源与祭祀文化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祭祀文化起源于原始宗教，形成于三皇时期，在五帝时期则有较大发展，感恩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祭祀文化是同步的(《隆重祭祀祖先，振奋民族精神――论祭祀文化形成与清明祭祖的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则指出清明感恩文化是伴随清明节的形成而出现的，清明节伴随“后世祭祀活动的介入，使之被赋予了强烈的人文因素”，而且“随着唐宋明清时期对清明节祭祀的高度重视，其感恩的文化精神也被做了进一步深度地开显。民国以来持续进行的清明节公祭黄帝活动，使这种感恩活动具有了明显的民族感恩的意义”(《“清明”的嬗变与感恩文化的意义开显――兼谈黄帝祭祀的“民族感恩”意义》)。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 授还就清明节庆活动所蕴含的原理进行了分析，认为清明节是一个“送春迎夏”的节日(《浅谈清明节庆活动的原理》)。对于把清明祭祀黄帝看成是民族感恩，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认为这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在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都能起到号召作用；的兴起与之就有密切关系(《黄帝与》)。
对于中华感恩文化的特点，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认为有理性与人文性两方面，它与西方的感恩观比较起来，“表现在感恩对象是神还是‘有功德于民’的人或物、感恩是信仰还是理性、感恩是进天堂还是现实地成就理想人格及建设美好社会这样三个方面”(《中国古代感恩观的特色》)。
五、感恩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
家族感恩，即儒家孝道也是中华感恩文化的表现，感恩是儒家“孝”道内蕴的一种文化精神。对儒家孝道的内涵，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指出：“孝，超越了个体家庭，通过‘慎终’来达到‘追远’，这种追远，不仅是对祖先的追思，也涵有对生命根源的追溯与崇敬的意味”(《慎终追远在儒家思想中的意义――对古代儒家价值体系的一个个案考察》)。清华大学钱逊教授则分析了孝的二重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认为“子葬亲是出于内心的恻隐之心和亲子之情。孔孟所说，是孝的普遍性的基础”，而把孝同宗法制度联系起来，直接为宗法制度服务则是孝的特殊性，而且“孝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个方面，也反映在孝的内容要求上”(《孝的二重性》)。徐州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则探讨了孝的境界，认为“中国古代孝的观念，在爱亲的基础上，推而爱家、爱国、爱天下，有着深厚的形而上的终极根基和内在的、非功利的超越意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至善之境”(《中国古代“孝”的至善之境》)。
学者们还对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孝道进行了分析。广州大学档案馆吴小强副教授就研究了《论语》和《孟子》的孝道思想，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建构和倡导的‘仁’的思想体系，其核心价值观是‘孝’的观念和行为，‘孝’的实质就是感恩”(《中国文化名著中的感恩思想――以（论语)(孟子)为例》)。此外，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指出，道教中也有丰富的感恩思想因素，老子“善”的思想就有感恩的意味(《论老子“善”的思想》)。
六、感恩文化的建设
对感恩文化的建设，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必须“要加大对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和超越的力度”、“要加强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借鉴”、“要重视感恩文化的制度环境设计与建设”、“重视整合中西文化中感恩文化资源”，从而提高文化软实力(《感恩文化建设从何人手》)。青岛大学徐宏力教授等则通过对具体企业感恩文化的考察，认为感恩文化必须同现实联系起来、必须付诸于实践(《蓝海酒店集团“感恩文化”建设调研报告》)。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则具体讨论了清明感恩文化的建设问题，认为应从完善清明祭祖的礼仪制度和更新祭祀方式等方面人手(《清明祭祀文化散论》)。此外，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认为黄帝不仅是汉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祖先，我们应该建立新的黄帝观和清明祭祀观(《感恩与少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