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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新股范文1
1、在新股上市前，上市公司会先行上市公告书，具体的上市时间在上市公告书中可以查到，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股票，其新股中签后的上市时间不完全一致，所以具体上市时间要以实际情况为准。
2、但一般情况下，新股申购完成后过8-14天(自然日)新股就会进行上市交易，也就是说一般新股中签后6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当然若遇到特殊情况，创业板新股中签后会出现延迟上市的情况，但一般也不会超过14天。
3、在上市后也可以不必急于先卖出股票，可以参考同行的市盈率以确定卖出时机。保守者可参照同行最低市盈率的股价卖出;激进者可按照平均市盈率的股价卖出。
（来源：文章屋网 ）
创业板新股范文2
【关键词】发行市盈率；创业板；回归分析；传统金融学；行为金融学
引言
市盈率（P/E）被广泛用作投资的主要参考数据。发行市盈率，特指股票发行价格与股票每股收益的比例。我国创业板市场开启于2009年10月，发展还不够成熟，分析该市场发行市盈率的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证监会于2012年9月15日起，暂停IPO新股发行，并将于2014年1月重新开闸。面对IPO重启，对于创业板新股发行市盈率的实证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国外的相关研究出现较早。Benjamin Graham（1934）认为市盈率的影响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者人气方面的因素，二是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1]。借鉴此想法，本文考虑引入心理预期和风险偏好态度2个变量考察人气方面的影响，并补充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
Basu（1977）发现低市盈率的股票能比高市盈率的股票带来更高的收益，即“P/E效应”，它是“市场例外”的一种现象[2]。受其启发，本文考虑引入当前行为金融学的一些共识。
Beaver和Morse（1987）[3]以及Allen和Cho（1996）[4]认为影响市盈率的主要因素是公司收益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的价格风险。Kane，Marcus和Noh（1996）发现市盈率与实际利息率、股票市场波动呈负向关系，与股息率呈正向关系[5]。White（2000）则以每股收益、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量M2、S&P指数每月回报的标准离差、10年期债券收益的倒数等为解释变量[6]。在此思想引导下，本文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建立多因素模型。
我国对市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早期偏重于统计描述分析。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相关市盈率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出现了各种观点。但研究对象主要是发行后随二级市场上股票交易价格变动的市盈率，而非申购时候的发行市盈率。
曾晓杰、何小峰和晏青（2002）等通过对沪深市场1993年到199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与公司未来成长潜力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当年的市盈率水平对下年的公司的增长性有较强的预示作用[7]。受此启发，本文建立模型时考虑公司增长性的变量。
白娜和顾卫俊（2002）对上证30指数市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股利支付率、每股收益增长率和行业平均市盈率对市盈率起主要的解释作用。卢锐和魏明海（2005） 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受到行业平均率的显著影响。受此启发，本文建立模型时考虑行业情况的变量。
贺红雷（2008）认为只研究影响市盈率因素的某个方面，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利用多元回归模型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分析市盈率的影响因素，其中宏观指标主要包括利率、GDP和行业。在讨论行业因素时，他把虚拟变量 Y 引入模型。本文借鉴此想法，在引入心理预期和风险偏好态度变量时也采用虚拟变量，同时希望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到更为全面的结论。
对于我国新股发行市盈率的研究，特别是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研究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张雨梅和王子柱（2011）基于我国2009年的新股发行机制改革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创业板高发行市盈率的原因并提出了若干解决对策。但他们主要偏于理论论述和实际政策的建议。
何跃（2010）认为，市盈率的变化是非线性的，间断性的；在计算市盈率时，应该选择该股某一时点的市盈率，而忽略其后续期间市盈率发生的变化。同时，市盈率包含了该股票的成长因素和投机因素，具体是哪个因素起主导作用，需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申购日公布的发行市盈率数据，在投机因素的选择上考虑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知识。
一、影响因素的变量选取
根据IPO定价理论和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表明，IPO估值的过程就是发行人、券商、投资者、公司管理层、证监会等利益相关主体，根据内外部因素，运用其自身的力量，相互施加影响，进行讨价还价、游说和妥协，在各种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达成某种一致的结果。最终的发行价格体现的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这也是各方对预期的相对合理价格的选择。因此，发行市盈率的影响因素也与此相关，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传统金融学领域，包括宏观、行业、公司内部因素；另一类来自行为金融学领域。
二、传统金融学领域的因素
1.宏观因素
本文选择4个变量。第一个是利率水平，因为利率是社会流动资金的机会成本，随着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动，资金在发行市场的进出必然会对新股的发行市盈率产生影响。第二个变量是GDP的增长率，它直接衡量了一国领土内的经济发展情况。第三个变量是通货膨胀率，它衡量的是物价水平和购买力水平。第四个变量是股票市场指数水平，因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2.行业因素
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和发展特点，也具有不同的赢利前景和成长性，需要严格区别。行业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特点和发展趋势。所以本文选择深证市场行业平均市盈率这个变量。行业分类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3.公司内部因素
从本质上讲，公司的价值体现为资产未来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体现了公司资产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选取变量：（1）公司增长性方面，选取了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率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2）公司盈利性方面，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股利；（3）公司风险性方面，选取了资产负债率。
三、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因素
传统金融学对于市盈率的理论分析是基于戈登固定股利模型（Gordon Model，1962）和 NPVGO （Net Present Value of Growth Opportunity）模型，得到市盈率是股利支付率和公司成长性的增函数，是公司风险的减函数。但是这类分析存在诸多假设条件，往往无法解释实际市场中“股权溢价之谜”等现象而使其运用受限[7]。本文希望把行为金融学的现有成果引入实证分析，使发行市盈率的分析更符合市场情况。
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因素，本文主要关注两个方面。
1.周期性变量：
理论依据是日历效应中一月效应背后的心理预期。“一月效应”不是指大市，而是指小盘股的相对强劲。对于创业板，分析此效应，意义尤为明显。该效应指一月份的股价明显高于其它月份的现象。这与税务安排、基金粉饰厨窗、年终花红及年尾的重要假期有莫大关系。在我国，主要是农历年对心理预期的带动效应。我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往往在1月末2月初，在春节之前公众怀揣着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憧憬，即传统的“讨采头”心理。心理预期往往会带动实际变量向着预期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股市春节前常常有一波“红包行情”。
农历年效应带动看涨的心理预期，看涨的心理预期也推动投资者接受较高的发行市盈率。观察创业板新股发行的历史数据发现，正是在这种心理预期下，发行市盈率从每年农历的九月开始上升，农历腊月进入高峰，次年正月呈明显下降趋势，六月触底，之后开始回升进入新一波上升走势。本文大胆假设心理预期对发行市盈率产生周期性波动，以农历日期为标准，对截距设计第一种虚拟变量C1、C2，用逐步回归法来仔细验证。
2.风险偏好态度：
根据行为金融学心理偏差的观点，人们的风险偏好不是一贯不变的：当涉及的是收益时，人们表现为风险厌恶；当涉及的是损失时，人们则表现为风险寻求。那么当人们风险偏好是风险厌恶时，市场更愿意接受较低的发行市盈率；当人们风险偏好是风险寻求时，市场则能够接受较高的发行市盈率。
本文设计的第二种虚拟变量就是风险偏好态度。考虑到心理变化往往是短期的，所以具体设计是区分近期的股票市场涨跌情况，根据深证综指10日均线和20日均线位置关系。当10日均线高于20日均线，本文设定为RP=1，即投资者面对收益状态表现为风险厌恶；反之，设定为RP=0，为风险寻求。
根据上述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选择了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两个领域的因素共13个变量。
四、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因素讨论，本文将发行市盈率可能的影响因素区分为传统金融学领域的因素和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因素。传统金融学领域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宏观情况、行业情况和公司内部情况的变量。对这类变量，先采用单因素回归方法进行筛选，再用多因素回归方法建立多元模型。然后对于行为金融学领域的因素，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最终确定创业板发行市盈率的影响因素模型。本文使用创业板新股申购日的发行市盈率数据，对创业板355只股票进行研究，剔除数据不全的股票，实际样本为296。
五、对传统金融学因素的回归分析：
1.单因素回归：
待估计单因素回归方程为：
其中，为第i只股票申购日发行市盈率取对数，为对应第i只股票的第n个变量。将表1中的前11个变量，使用适当的形式（比如取对数），依次带入。得到如表2结果：
2.多因素回归：
通过单因素回归，发现：
（1）宏观因素中，利率水平具有显著性，呈负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没有通过T检验，不能证明其与发行市盈率的相关关系，所以多因素回归中，剔除CPI变量。同时，变量多重性检查发现LnINDEX与GDP相关系数为0.61，考虑到深证综指是每日数据，优于季度数据的GDP增长率。所以，最终保留R、LnINDEX两个变量。
（2）行业因素中，T（LnIAPE）=12.99，具有显著性，呈正相关关系，所以在多因素回归模型中保留行业平均市盈率变量
（3）公司内部因素中，每股股利支付和资产负债率没有通过T检验，剔除该两个变量。变量多重性检查发现NE与TOI相关系数为0.74，NE与ROE相关系数为0.38，同时考虑到净利润增长率的可决系数R-squared较大，且是公司增长性较好的评价指标，所以保留NE变量，剔除TOI、ROE变量。此外，保留EPS变量；但本文注意到EPS单因素回归系数为正，与预计情况相反，将在后续的多因素回归中给予进一步检验。
待估计多因素回归方程1为：
其中，为第i只股票申购日发行市盈率取对数，5个变量依次以申购日期为依据对应。得到如表3回归结果：
此结果表明：
（1）取对数的发行市盈率与利率水平、每股收益呈负相关，与净利润增长率、取对数的深证综指、深证市场行业平均市盈率呈正相关，可决系数R-squared为0.6985，方程拟合度较好。
（2）对于EPS的偏回归系数为-0.10，符合一般经济理论的预计，对比单因素回归模型，则多因素回归方程较优。
此外，此回归结果同对传统金融学领域的因素进行逐步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具体步骤不在此赘述了。
六、对行为金融学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对多因素回归方程1依次添加行为金融学领域的2个变量：周期性变量C和风险偏好态度RP，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
对应待估计多因素回归方程2为（增加周期性变量C）：
对应待估计多因素回归方程3为（增加周期性变量C和风险偏好态度RP）：
方程2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表明：周期性变量通过T检验，具有显著性，且C1、C2变量的引入，增强了LnIAPE的显著性，同时提高了整个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R-squared。所以多因素回归方程2的拟合度较好。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RP变量，方程3的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
结果表明：虽然风险偏好态度的偏回归系数为负，符合理论预计，但未通过T检验，不具有显著性，且RP变量的引入，降低了整个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R-squared，同时降低了LnIAPE和EPS的显著性。所以本文剔除RP变量。
所以，最终可采用的恰当回归方程是方程2。
七、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得到创业板发行市盈率多因素回归方程为：
即，发行市盈率受宏观因素的利率水平和大盘股指影响，与前者负相关，与后者正相关，符利率水平每增长1个百分点，则发行市盈率将缩小为原来数值的（约为1.2446）分之一；而公司内部因素每股收益每增加1元，则发行市盈率仅缩小为原来数值的（约为1.0805）分之一，净利润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发行市盈率仅増涨为原来数值的（约为1.0036）倍。所以，宏观因素对发行市盈率的影响作用大于公司内部因素的作用。
（2）心理预期对发行市盈率的周期性影响显著：
农历十月、十一月、腊月的发行市盈率比正月、二月、三月、七月、八月、九月的发行市盈率高，为后者的（约为1.1273）倍；农历四月、五月、六月的发行市盈率比正月、二月、三月、七月、八月、九月的发行市盈率低，为后者的（约为1.1996）分之一。与NE、EPS变量比较回归系数后，发现心理预期的周期性影响比公司内部因素显著。
此外，心理预期对发行市盈率的显著周期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新股破发”、发行价高估等现象。心理预期的周期性影响能在特定月份推涨股价偏离其内在价值，从而导致上市交易首日的剧烈波动。
2.变量剔除的解释
本文在多因素回归中剔除了一下变量：
（1）宏观因素的GDP和LnCPI变量
本文基于多重性检验剔除GDP，不是认为实证关于GDP对于市盈率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相悖，而是认为：相对于大盘股指而言，GDP的解释程度较弱。在实际市场中，大盘股指水平，在较大程度上反应了GDP数据的信息。同理，实证表明，通货膨胀率变量在回归中不显著，可能的情况也是大盘股指水平已经及时反应了相关信息。
（2）公司因素中的TOI、ROE、DPS和DA
本文基于多重性检验剔除TOI和ROE，不是认为实证关于公司增长性和收益性的指标对于市盈率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相悖，而是认为：相对而言，净利润增长率的解释程度较好。在资本负债表中，NE指标与TOI、ROE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和转化关系。
发行市盈率和DPS指标之间的弱相关关系，是符合我国股票市场实际情况的：我国上市公司向投资者分配利润采用现金股利的形式较少，采用配股和送股的形式较多。如果要综合考察收益分配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其指标的计算有待进一步研究。
DA指标未通过T检验，则说明市场考察股票价格或市盈率时，往往忽略了对公司资产风险性的考察，这也说明了我国股票市场，特别是创业板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
3.建议
（1）对于待上市公司而言，了解发行市盈率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其合理进行上市安排。
以市盈率为参考的定价方法是IPO定价的一种常用方法。待上市公司既可以根据特定上市时间的具体宏观、行业、公司情况和市场心理预期，对待发行的股票给予合理定价；也可以出于公司的利益选择先确定股票定价目标，通过观察宏观、行业情况和市场心理预期状态，选择合适的上市时机，获得最大的效益。
（2）对于监管方而言，了解发行市盈率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其制定法规和安排IPO重启。
证券市场监管方依法制定具体政策和规章，履行职责保障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的恶意剧烈波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合理确定发行市盈率也是统筹安排重启IPO、消除新股发行对股市波动的具体措施。通过观察宏观、行业具体情况，监管方可以对待上市公司的申购股价合理性作出判断。特别是考虑到心理预期的周期性影响后，监管方可以及时对市场情绪进行引导，有针对性的消除市场非理性波动。
参考文献：
[1]Benjamin Graham，David Dodd.证券分析[M].海南出版社（第一版），1999：474-484.
[2]Basu，S.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common stocks in relation to their price-earnings ratios： A test of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J].Journal of finance，1977，vol.32，no.3，pp.663-81.
[3]Beaver W.，Morse D.，What determines price-earnings ratio？[J].Finance Analysts Journal， 1987（34）：65-78.
[4]Allen A.C.，Cho J.Y.，Determinants of price- earnings ratios： further evidence[J].Southern Business Economy Journal，1996（6）：170-184.
创业板新股范文3
Abstract： Cooperation innovat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resource and risk sharing. It has been the main way for technology in company.The analysis hierarchy process is adopte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partner and assign weight to the index. Applying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candidate partner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 partner selection.
关键词：技术创新联盟；伙伴选择；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
Key word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lliance；partner selection；analysis hierarchy process；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8-0012-03
0 引言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联盟，寻求与其他企业合作，获取共同或互补的技术创新目标，共享资源与能力，实现参与者的共赢，是企业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有效战略。创新联盟伙伴的选择是联盟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而伙伴选择的关键在于如何对伙伴进行评价。在遵循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目的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想，建立技术创新联盟合作伙伴评估的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理论，对候选伙伴进行评估，以提高技术创新联盟伙伴选择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1 技术创新联盟伙伴选择指标体系的建立
企业选择技术创新联盟伙伴的主要目的有：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目前，大部分企业在进行自主创新时面临着资源不足的困难，只有借助外部资源，进行合作创新，才能达到企业技术创新的目的。②分担风险。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是分担风险的有效方式，如果联盟技术开发失败，会将风险分摊到每个联盟成员上，降低了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危害。③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获得技术竞争优势。企业建立技术创新联盟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当前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发展，创新能力是企业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以上分析，结合现实中技术创新联盟选择合作伙伴的实际情况，在全面性、科学性、层次性、目的性、可比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确定以考察技术创新能力为主的伙伴选择指标体系。
1.1 技术创新能力 对创新联盟来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考察候选伙伴的关键因素。自约瑟夫・熊彼特引入“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以来[3]，技术创新的测度方法逐渐开始丰富。技术创新能力是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出发点，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创新素质、盈利水平。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无法直接衡量，可以从技术创新要素投入情况、创新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出和创新过程来评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本文选取的主要指标有：具有专科学历及其以上员工占公司总人数比例、技术人员占公司总人数比例、研发人员收入水平、核心产品技术含量、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新产品销售率、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重、省部级以上研发中心个数、人均授权专利数、获得省部级以上技术创新奖励、拥有自主品牌数目、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情况等。
1.2 企业资源水平 企业资源一般指的是企业为了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各种要素集合。包括企业员工、财务资源、企业品牌、文化、组织运行机制以及企业拥有的声誉，都是企业为完成组织使命必不可少的要素。本文企业资源水平包括：销售利润率、速动比率、销售利润增长率、生产设备更新水平、信息化水平、组织结构适应性、档案部门建设情况等。
1.3 兼容性 兼容性是指联盟内各成员的战略目标、经营方式、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产品标准等方面应保持和谐一致，而不会发生较大的冲突。本文将兼容性分为价值观是否有冲突、企业精神是否有冲突、经营战略是否有冲突、企业发展目标是否一致、创新产品所需的支持技术的通用性等。
1.4 长期合作潜力 创新联盟能否进行长期合作的基础是伙伴之间的信任。如果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缺乏信心，联盟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冲突和不信任，以至联盟关系提前终止。候选企业内部员工的支持也是影响联盟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的长期合作潜力指标分为：合同违约次数、合同违约后果影响程度、合作伙伴满意程度、项目决策者积极主动性和普通员工支持度。
2 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2.1 建立两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
2.1.1 根据第二节的分析，建立如表1的层次结构图。
2.1.2 将因素集U={u1，u2，…，un}分成若干组U′={U1，U2，…，Uk}，使得U′=■Ui，Ui∩Uj=？（i≠j）。设U′为第一因素集，设Ui={U■■，U■■，…，U■■}为第二因素集。
2.1.3 设评判集为V={v1，v2，…，vp}，先对第二级因素集的ni个因素进行单因素评判，得评判矩阵：
Ri=r■■ r■■ … r■■r■■ r■■ … r■■… ┆ … ┆ r■■ r■■ … r■■
设Ui={U■■，U■■，…，U■■}的权重为Wi={a■■，a■■，…，a■■}，得到综合评判为Wi° Ri=Bi（i=1，2，…，k）。
再对第一级因素做综合评判，设权重为X={x1，x2，……，xk}，求得综合评判结果为Y=X°F■┆F■。
2.2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方案或多目标的决策分析方法。其主要特征是合理的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量化决策者的经验判断，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定量形式的决策依据。对技术创新联盟进行伙伴选择时，由于指标体系内部结构复杂，该方法最为实用。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为：首先，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其次，用1-9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矩阵；第三，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若检验通过，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权向量；若不通过，需重新构造成对比较阵；第四，计算组合权向量并做组合一致性检验。
首先对各指标之间进行两两对比，排定评价指标的相对优劣顺序，依次构造出评价指标的判断矩阵。对准则层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后，得到指标的权重，如表2。
对指标层，以兼容性的5个子因素为例，根据专家打分得到判断矩阵。在判断其符合一致性检验后，结果如表3所示。同理，可得到各指标层的相对重要性。综合整理后可以得到各指标相对上层指标的权重，如表4。
3 实例分析
针对企业为创建技术创新联盟，现对候选伙伴之一进行评估。
3.1 根据技术创新联盟伙伴选择的经验和标准，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伙伴选择标准，作为评估因素集：U′={U1，U2，U3，U4}为第一级因素集；U1={u1，u2，…，u12}，U2={u13，u14，…，u19}，U3={u20，u21，…，u24}，U3={u25，u21，…，u29}，为第二级因素。
3.2 将伙伴选择评估的等级评语确定为五个等级：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各个等级的赋值为V={v1（好），v2（较好），v3（一般），v4（较差），v5（差）}。
3.3 确定隶属函数 有n个专家对ui指标在V上打分，5个等级的频数分别为（mi1，mi2，mi3，mi4，mi5），则指标ui的隶属度为Rui=（mi1/n，mi2/n，mi3/n，mi4/n，mi5/n）。本例中专家的个数为8，对A企业进行评估后的结果如表5。
3.4 模糊综合评判 先对“技术创新能力”中的第二级因素作综合评判，由表5可得单因素的评估矩阵为
R1=0.125 0.625 0.25 0 00.375 0.25 0.25 0.125 00.375 0.25 0.375 0 00.5 0.125 0.25 0.125 0 0 0.5 0.25 0.25 0 0 0.25 0.5 0.125 0.125 0 0.25 0.625 0 0.1250.375 0.5 0.125 0 00.25 0.375 0.375 0.125 0 0 0.25 0.5 0.25 00.125 0.375 0.375 0.125 00.375 0.25 0.25 0.125 0
权重W1={0.0385，0.0463，0.1076，0.1199，0.1614，
0.0814，0.2505，0.0205，0.0206，0.033，0.0652，0.055}
由综合评判模型公式：b■=■（w■・r■）
计算得：b1=（0.164，0.306，0.394，0.097，0.041）；
b2=（0.327，0.256，0.280，0.099，0.039）；
b3=（0.097，0.191，0.210，0.385，0.115）；
b4=（0.313，0.365，0.289，0.033，0）。
最后对目标层进行综合评判，得到联盟伙伴的模糊综合评级向量：B=（0.20，0.29，0.33，0.11，0.07）。最后的评估结果表明，该候选伙伴20%为好，29%为较好，33%为一般，11%为较差，7%为差。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对该企业的评估为“一般”。
4 结论
技术创新联盟伙伴选择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首先建立两级的评估模型，根据专家打分将其定量化。运用层次分析法将决策者的主观经验进行量化，对各层次指标进行赋权。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分别对各级指标进行评估，最后得到综合评估结果。得到评估结果后，可对构建技术创新联盟提供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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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靖，张金锁.综合评价中确定权重向量的几种方法比较[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01，4（30）：52-57.
创业板新股范文4
市场化IPO定价机制
从理论上讲，市场化的IPO定价机制应该能够平衡供求，相反，IPO行政性定价制度则会严重扭曲新股的发行价格和市场真实供求。
从中国主板的IPO定价制度缺陷来看，由于主板新股发行价的行政性控制，使得新股发行价格经常性地被低估，而且严重脱离二级市场的价格水平和平均市盈率。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牛市顶峰，当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高达70倍以上时，新股发行市盈率却仍被人为压制在20――30倍之间，这样一种非市场化的定价制度，致使一、二级市场差价悬殊，从而诱使所有散户和大资金纷纷云集于一级市场涌跃参与申购新股，这样也就出现了世界唯一的奇观：中国新股申购中签率极其低下，甚至低至万分之几，它给人一种假象“中国新股发行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
正是由于新股发行市盈率远低于二级市场，因此，中国投资者“凡新必炒”，在新股上市首日，即便像中国石油和中国人寿如此超级大盘股，其涨幅也可以高达100%以上，有的新股上市首日的涨幅甚至可以高达600%！这是市场的荒唐，还是制度的可笑？
可以肯定，中国创业板的IPO定价制度若不改革，并仍继续沿袭主板做法，其后果一定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要想让中国创业板不再重蹈覆辙，新股发行就必须实行市场化定价。
所谓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就是让新股的发行市盈率贴近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或是贴近二级市场同行业平均市盈率，这样，通过提高新股发行价格，可以压缩新股上市首日的暴涨空间，从而“倒逼”新股申购中签率的大大提高，有的新股的中签率可能会高达100%。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新股发行可以失败，另一方面，新股上市首日也可以跌破发行价。只有这样，在发行人、保荐人和投资者之间才可能真正产生一种市场制衡机制，这也正是我们主板目前尚不具备的一种市场氛围。
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定价可以采用荷兰式竞价方式，具体做法：网下与网上同步、机构与散户同步，将所有新股申购者按申购价从高到低排序，直到累计加总的申购股数达到新股发行量为止，截止到此的最后一位申购者的出价即为中签者的统一申购价，出价高于该最后一位申购价的申购者均为中签者。
构建OTC（即柜台市场或场外市场）
创业板是一个“高退市率”的市场，除了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教育，以及推出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定价机制外，为了遏止二级市场的过度投机或股价操纵，创业板还应该打通一个更为宽阔、高效的退市通道，让垃圾股更容易退市，这有利于震慑垃圾股的猖獗投机。
退市通道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死刑立即执行”，即摘牌或破产清算，上市公司完全退出市场；二是“死缓”，即从创业板退市，并转板至场外市场（或译作柜台市场，OTC）继续交易，直到无人购买而变成废纸。
相比之下，“死缓”的退市机制是一种“安乐死”，它可以给投资者以足够的心理准备，这样的垃圾股退市或死亡，也会比较从容而有尊严。因此，为了配合创业板的大量公司退市，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废品收购站”或“垃圾处理场”，这就是创业板所必需的场外市场或柜台市场（OTC）。同样，OTC也可以为主板退市公司提供转让服务。
创业板新股范文5
与高市盈率、高发行价相对应的是高额超募资金，创业板企业实际募集资金远远超出其招股说明书中罗列的拟投资项目所需资金。迄今为止已挂牌的三批创业板，第一批平均超募129％、第二批平均超募209％、第三批平均超募率达到了248.5％、第四批创业板8家公司超募资金迭41.3亿元，平均超募率逾250％，成为超募率最高的一批创业板公司。其中，世纪鼎利(300050.SZ)不仅以每股88元的发行价创下创业板新高，其超募比例更是高达479.53％，刷新了创业板公司最高超募纪录!
新股发行价格市场化在A股市场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0年前的1999年，A股市场也曾尝试过市场化发行改革，闽东电力(000993，SZ)一度gA88倍的市盈率发行，创下当时A股发行市盈率历史纪录。然而这家企业上市后业绩迅速下滑、陷入亏损，一度沦为ST。其他同时期高市盈率发行的新股也大多表现平平，参与其中的投资人损失惨重，市场化发行改革最终草草收场。
本轮重启市场化发行改革，且与创业板同步推出，以“三高”面世的创业板是否能以高成长、高收益的光环成就投资人的创富梦想，还是最终置投资人于高风险困境、令其梦想成空?
带着种种疑虑与困惑。笔者从首批28家创业板新股中随机抽取了一家会司中元华电(注意：是随机)，查阅了其招股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看后心中不由得涌起阵阵寒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无意质疑随机选取的中元华电公司本身，而是质疑当前创业板发行以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率为特征的“三高”乱象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相信中元华电暴露的问题在创业板市场并非个案。
个人认为，创业板“三高”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节节攀升的超募，第四批创业板平均超募率已逾250％。而且超募比例的计算还是以拟发行企业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拟募集资项目投资总额来计算的，考虑到该投资总额可能被注水夸大，实际超募比例很可能高于目前的统计数字。这必然会造成大量的资金闲置甚至被非法挪用、侵占，其风险性相当于让一个七八岁的孩童披金戴银穿行于盗匪横行的街市。一方面，大量企业排队等待上市或被创业板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上市企业巨幅超额募资，导致大量资金闲置，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荡然无存。虽然深交所针对超募资金规范指引，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中国股市是全球主要交易所中惟一对IPO实行核准制、而非注册制的市场，在IPO实行核准制、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获准IPO的市场环境下。新股发行价格市场化后，受发行人和承销商的利益驱使，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高发行价、高市盈率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个人认为，为了消除创业板市场“三高”乱象，规范创业板发行市场，宜采取下述措施：
1 对募集资金规模设限。如拟上市企业募集资金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上市前企业的净资产和拟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若发行价格高于预期，则相应调减发行股数，使企业实际募集资金规模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在发行价格市场化后，如果说一级市场高发行价、高市盈率是受发行人和承销商的利益驱使，那么=级市场的投机炒作热情则源于高溢价发行所产生的高额资本公积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未来高转增股本预期。一旦对融资规模设限，无法通过IPO产生高资本公积，二级市场投机炒作热情自然消退。反过来又可化解一级市场高市盈率、高发行价泡沫。
2 对创业板企业资质设限，净资产超过一定规模(如8000万元以上)、企业成立以采经营已持续若干年以上(如五年)的不得申报在创业板IPO(应转向中小板或主板IPO)，以使创业板名副其实，使真正的创业型企业获得IPO融资机会，也可防范某些企业为了恶意圈钱而虚增其净资产。
创业板新股范文6
中国创业板自诞生那天起就不断地在制造着新闻，撩动着投资者的心绪。如今，创业板快满周岁了，正当投资者要为其“庆生”之时，却又冒出了新花头――高管们正在批量辞职!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创业板公司上市后，不管是高管还是普通职工，出现一定的流动原本也正常。可是，如此高比例的高管辞职，就不能说是正常的了。
如此的辞职行为让投资者不免吓出一身冷汗：高管纷纷离去的公司，还有发展前途吗?高管急于抛售的股权，留给我们的将是什么?一地鸡毛，抑或其他?
当然，创业板高管(包括中小板高管，以下概称为创业板高管)或为套现而大量辞职，也反映出创业板市场不够成熟，社会的创业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创业板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等深层次问题。但时下一个迫切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刹住高管成批离职套现的歪风邪气?
方案一：对高管股权抛售规则作适当修订
申银万国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桂浩明认为，如何限制高管批量辞职、批量套现虽然是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但目前有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妨对现行的公司高管股票管理规则作适当的修订，即取消公司高管辞职以后半年就能卖出所有股票的规定，改为仍然必须锁定满3年才能卖出，与在任高管的区别仅仅在于到期可以一次性卖出而不再设置每年25％的限制。
“站在公司高管的角度，应该承认，他们有卖出股票的权利。而之所以法规要对其股票买卖作出一定限制，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同时也是向普通投资者表达公司管理层对企业的信心。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是世界股市的惯例。”桂浩明认为，上市公司高管取得的股权均是在上市前以较低的价格(通常是l元，通过历年的分红只有几毛钱)购买的，这本身就包含了企业对管理层的某种激励，是为了促使他们更好地经营企业。而部分高管以辞职为手段，以逃避对其股票的锁定，不能不说是缺乏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应有的信托精神的表现，同时也反映出其漠视公众利益的自私的一面，这种行为理应受到社会道义的质疑。
对于高管抛售股权的“窗口期”又是如何规定的?目前。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对发行前股份的解禁已经设定了三个条件：一是原股东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均不得转让；二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36个月内不得转让；三是发行人在提交上市申请前6个月内进行过增资扩股的，新增股份的持有人除一年限售规定外，还需承诺24个月内转让的上述新增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该新增股份总额的50％。而创业板的很多上市公司高管在招股书中都作过承诺：在公司股票上市36个月内不卖出所持有的股票，3年后也只能每年卖出所持股票的25％。
乍一看，高管们的“思想觉悟”都很高，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高管们对上市公司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但是，请注意：一旦高管离职，高管就不再是高管，身份没了，针对高管们的一切制度和承诺均不起作用了。也就是说，按现行规定，上市公司的非高管在辞职半年之后且公司上市满一年后就可以卖出所有的所持股票。比如，创业板某高管在今年3月辞职，那么到9月其所持的股票也就和其他限售股一样，可以解禁抛售了。
人们也许记忆犹新，2008年6月18日，自然人胡美珍辞去延华智能董事兼副董事长职务，短暂的6个月禁售期之后，在2009年年初将其持股的一半立即抛售，碍于其曾承诺离职半年后的12个月内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票的50％，未能全部抛出。然而胡仍旧迫不及待地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第二轮解禁期过后，二度减持。目前，胡美珍已将所有持股减持完毕，套现3000多万元离场。
“承诺对人不对事。既然你有承诺，不管你身份后来有没有发生变化，均应遵守先前的承诺。因此，现在就取消辞职后半年就能卖出的条文，似乎不应该有太大的障碍，只是要求高管切实履行承诺而已。”桂浩明认为，修改相关限售股的抛售条例只是举手之劳，并且立时可行，“有了这一条，就能对为抛售股票而辞职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也能有效防止为获得股权而加盟企业，企业上市后又立马走人这种不良现象。这对于提高投资者对创业板的信心，增强高管人员的责任心，都大有好处。”
方案二：监管层加强监控力度
为什么高管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辞职套现?尽管各位辞职的理由五花八门，但一个真实的核心的答案是：股价过高，公司不值这个价，不尽快抛可能就是“过了这村没了这店了”。
创业板的股价实在是太高了，在目前人傻钱多的环境下，随便都是好几十元，甚至上百元一股，然而，这些看似会生金蛋的母鸡，事实上会不会下蛋却还是另外一回事。而在被吹大的高价之下，高管们摇身一变成为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暴发户，对比起当年1元或几元的入股价，除非圣人，谁都会选择抛售，一走了之。不然，时间一长，被捧高的股价仍会现出原形。更何况拿着这笔钱自己去创业，然后谋求上市，说不定再过几年又可再来证券市场套现，这是一笔多么美的循环买卖!
事实上，目前创业板市场上和PF暴利是吸引很多业内人士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在海外市场上，新股发行根本没有这么高的溢价水平，新股上市较之发行价格有10％到20％的溢价水平就相当不错了，从业者根本没必要用职业信誉冒险去获取有限的市场差价。
而说起创业板的高股价，首先的一大板要打到新股发行体制上。目前中国股市是全球主要交易所中唯一对IPO实行核准制而非注册制的市场。在IPO实行核准制、只有极少数企业能够获准IPO的市场环境下，新股发行价格市场化后，表面看新股的定价由市场的资金决定，极其公平。但事实上，受发行人和承销商的利益驱使，市场又缺乏有效的监管，高发行价、高市盈率既是必然的结果，又是资金的无奈选择。从目前而言，新股发行一下从核准制改变为注册制，暂时也无可能。但是如果创业板发行的流通股比例相对扩大，股价高企的现象就要缓解很多。
目前，新股发行的规定是：总股本在4亿股以上的公司，发行的流通股比例不低于10％；总股本在4亿股以下，流通股比例不得低于25％。这样的一个“硬规定”是对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一视同仁的，看似公平，却一不小心成了“大锅饭”。我们可以看到，主板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一般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其虽然一股独大，但不会随意抛售，即便解禁也不太会发生大规模的抛售行为。而中小板和创业板就不太一样了，其前几大股东基本是个人或创司，一夜暴富，谁不争着套现?因此，适当提高流通股发行比例，可以稀释高股价。
也许有人要说，这不一定能降低发行价，可能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超募资金。事实
果真会如此吗?我们可以举例说明，海普瑞当时发行4010万股流通股，其中800万股为网下申购，3210万股为网上申购，发行后总股本为4亿股。在生物医药股被一致看好的前提下，海普瑞遭到了机构，尤其是华夏基金的热捧，造成发行询价一高再高，最后高到离谱。试想，海普瑞如果发行的是1亿股，还会以148元的天价发行吗?上市后的股价还能维持在100元以上吗?
其次，创业板、中小板的市场化发行应当暂停。当然，我们不是说市场化发行不对，关键是国际盛行的市场化发行到了A股就有些变异，成了某些利益方的操纵手段(创业板背后已经形成直投加保荐、超募高佣金、风投加审批等一系列利益链)。因此，新生的创业板和中小板的发行仍需要监管层的指导，中小板原有的20倍市盈率发行对当前的创业板、中小板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想使创业板的发行价和股价回归理性或者回归合理是个系统性工程，其中监管层的监管是不可缺失的，包括新股发行询价、新股上市后暴炒等都应在有序的监控之下，并对相关违规行为作出惩罚。
方案三：直接退市制度尽快出台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尽快建立直接退市机制是使创业板回归正常的最好办法。而只要市场正常了，疯狂的炒作也会恢复理性。而股价理性，相当多的高管也不会如此急吼吼地辞职抛股了。
在淘汰机制没有建立之前，创业板的高估值将成为常态，打着新兴产业的旗号，又没有退市的风险。这场高估值游戏永远就有人接棒。也正因此，高管的套现也将成为常态。价格过高则减持、低则增持，价格是产业资本对金融资本认同的唯一标准。现在创业板价格如此之高悬，透支了若干年的业绩，抓紧时间减持对于高管而言，确实是“明智之举”。
因此，市场症结的关键永远不是价格的高低，而在于造成价格扭曲的机制。创业板如能真正实现“直接退市”，将顺利化解当前创业板的“三高”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管离职抛售潮。
从境外市场看，创业板公司退市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并且退市率还不低，明显高于主板市场。以纳斯达克市场为例，有统计数据显示，该市场高峰时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而目前只有3000多家。2000年前纳斯达克市场每月平均有6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而在1995～2007年间，退市公司数量甚至超过同期新上市公司数量。正是纳斯达克市场较高的退市率，才使其充满活力，从而成为全球创业板市场中的佼佼者。日本、加拿大、英国的创业板退市数量虽然不及上市公司，但退市公司数量与新上市公司数量之比均超过50％。由于制度设计不同，东亚地区创业板退市率要低于欧美，但日本、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台湾的创业板退市率都超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