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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语录范文1
摘要：滇黔佛教资料甚多，研究者甚众，然对其研究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甚少，本文拟对其现有流传典籍和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冀以服务于当前西南佛教史研究。
关键词：滇黔佛教文献；贵州佛教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佛教传入中华的第一站是云南，而临近云南省的贵州省，佛教文化是贵州明清以来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之一，早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在文献典籍中多有记载。本文拟对滇黔佛教资料及贵州佛教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以服务当前我国西南佛教史研究。
一、滇黔佛教资料概述
（一）云南佛教资料
云南佛教同时具有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的特点[1]。
云南南传佛教经典主要有大藏经、十五颂经、本生经和升僧侣的经典。其中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十五颂经是西双版纳傣族僧侣日常课诵经典。本生经是专门记录佛陀在前世轮回中为动物、人身和天神守持、积累波罗蜜的故事，歌颂积累波罗蜜的功德.告诫后世佛徒勿忘波罗蜜的佛经体裁。升僧侣的经典有全巴利的《出家业经》、《比丘业经》，是僧团举行升沙弥尼、比丘仪式之必用经典。云南汉传佛教经典主要有刻本《大藏经》、阿叱力教经典等。具体表现南沼大理密教及其道场仪的是《通用启请仪轨》、《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等写经，表现南诏大理国显教道场仪的是《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预修生七往生净土经》、《无遮灯食法会仪》等。以上写经表明，南沼大理时期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百姓所信奉的佛教是从汉地传人云南的佛教，有显宗有密教。阿叱力教是明初佛教三分为“禅”、“讲”、“教”后才从内地传人“教”，是明代教僧及明清时期的应赴僧所用经典。它不仅是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应赴僧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唐代敦煌俗讲文、宋代以来中国民俗佛教、宋代大足宝顶山佛教劝孝石刻和明淸中国民间宗教宝卷的重要资料。
与汉地佛教一样，除正式的刻本《大藏经》外，云南佛教还有一些零星的刻本或写本佛教典籍。这些佛教典籍有的属于正统佛教经籍，有的属于佛寺日常用书，有的属于阿托力教经典，但一般说来，它们都是布施功德的产物。其中一些典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如清代光绪抄本《太阳经》等，该经内容可与张胜温绘《梵像卷》相印证。还有记录清代嘉庆年间鸡足山传戒文仪的抄本《三坛外集通启》，记载了诸多云南古代僧人尤其是鸡足山僧人传戒事迹。
云南藏传佛教经典主要有《甘炯》、《丹炯》等。《甘炯》和《丹炯》是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和《丹珠尔》的云南迪庆藏语称谓。《藏文大藏经》在明清时期几个地方曾先后刻印多个版本，共收集佛教书籍4569种，是世界知名的藏文佛教丛书。明崇祯年间，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出资刊刻《藏文大藏经》称为“丽江版”，被学界公认为《藏文大藏经》木刻版中最好的版本。[2]
（二）贵州佛教资料
贵州佛教资料诸多，多夹杂在官方史书、明清地方志中，现按此分类叙述如下：
涉及贵州佛教的正史及档案资料有：《太平广记》、《宋史》[3]、《明史》、《明实录》[4]等。
贵州的地方志方面，有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岑巩县志》、万历《铜仁府志》、康熙《贵州通志》、乾隆《玉屏县志》、嘉庆《正安州志》、道光《贵阳府志》、《遵义县志》、《安顺府志》、咸丰《兴义府志》、光绪《铜仁府志》、《黎平府志》、《平越直隶州志》、民国《贵州通志》、《铜仁府志》、《开阳县志》、《平坝县志》、《镇宁县志》、《施秉县志》、《黄平县志》等。在以上志书中的寺观、古迹、金石、山川、宗教等部分都对贵州佛教资料做了一些记载。
此外贵州各地还有专门的名胜志、宗教志、文物志等，如《贵州省志名胜志》、《贵阳市志文物志》、《贵阳市志宗教志》、《遵义地区文物志》、《毕节地区文物名胜志》、《黔西南州文物名胜志》、《黔东南州志文物志名胜志》、《贵州名胜志》等。
僧人的活动对佛教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其著述是一个时期当地佛教文化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丈雪语录》、《燕居语录》、《敏树语录》、《莲月语录》、《山晖语录》、《语嵩语录》、《梅溪语录》、《赤松语录》、《善权语录》、《月幢语录》、《瞿砵语录》等。
另外，文人或与僧人往来，或留心佛教的精神，他们的著述给贵州佛教研究者提供了另一资料来源。这类的资料有：计六奇《明季南略》、平山印授《破山禅师年谱》、郑珍《播雅》、黎庶昌《拙尊园丛稿》、莫友芝《释诗纪略》、陈田《黔诗纪略后编》、田雯《黔书》、罗文彬等《平黔纪略》、《王阳明全集》等。
二、贵州佛教研究现状
如前文所述，滇黔佛教资料繁多，就贵州佛教的研究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佛教入黔时间的考证。佛教何时传入贵州这一问题，在诸家史志中均无明确记载。《太平广记》载，佛教在唐武则天垂拱元年时，从黔北传入贵州，是为贵州佛教传入之最早时间。王路平教授的《贵州佛教引论》[5]、邱瑞祥《贵州佛教三考》[6]等文章中都有所论述。基本认为贵州佛教在唐、宋时期分别由黔北、黔东传入，但是发展较为缓慢，至元代中后期，才逐渐向省内中部地区渗透。
（二）佛教在贵州发展过程的研究。贵州佛教，兴起于唐，传布于宋，发展于元，繁荣于明，鼎盛于明季，衰落于晚清，复兴于民国，恢复于当代。究其源流，唐宋元时多得自川滇及中原诸省，明清时期主要受益于西蜀。后由于贵州佛教日益世俗化、功利化，流于形式，而“咸同之乱”和“庙产兴学”导致境内佛教寺庙，或被战火毁坏殆尽，或被“庙产兴学”占用，致使晚清贵州佛教遭到重创。[7]
（三）对贵州佛教特征、特点的归纳。贵州地处西南边疆，立省较晚，又地势险要，与中原诸省相较，佛教传入贵州较晚，在西南三省中，贵州佛教的发展亦逊于川滇。既有中原佛教的特征，又有西南地方民族的色彩，呈现出贵州自己独有的特色。诸多来源使贵州佛教表现出多元之特点，从而造成了贵州佛教诸宗混杂、不主一宗之格局。[8]
（四）贵州佛教与当地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一般认为贵州佛教文化中的佛道儒巫混杂合流，表现为多元杂交，但又杂而不交，呈现出民族性、地方性、多元性和混杂性的特色。这与藏传佛教的“佛巫融合”、云南佛教的“佛巫合一”有明显的区别。
三、结语
滇黔佛教都是中国佛教的重要部分。中国佛教源于印度，始于云南。云南佛教汇集北传、藏传、南传及滇密于一地，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贵州在地域上处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腹心地带，多种文化在此交流，致使贵州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云南和贵州两地的佛教研究者近年来针对滇黔佛教做了不少研究，已经小有成就，相信在此基础上可以继续深入探索滇黔佛教。（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昆明佛学研究会.佛教与云南文化论集[A].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1.
[2]参考自王海涛.云南佛教史[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3]宋史.卷347.乔执中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明实录.万历实录.卷414.北京：中华书局.1974.
[5]王路平.贵州佛教引论[J].贵州文史丛刊.1998，3.
[6]邱瑞祥.贵州佛教三考[J].贵州文史丛刊.1991，4.
武则天语录范文2
一
祥迈《至元辨伪录》卷四载：“太祖则明诏首班。太宗则试经、造寺、雕补藏经。谷与（即贵由）皇帝则令僧息从，恒诵佛经。蒙哥皇帝则供僧书经，高营宝塔。”按，《至元辨伪录》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僧祥迈奉敕所撰，所见元前代君主仅此四代。四代君主对待佛教已然至此，想见后世君主应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处“蒙哥皇帝供僧书经”可算是元代官方写经的最早记载，蒙哥营建高塔以供僧书经说明，僧人抄经已有专门场所，官方写经规模已经初成。
元代官方写经所耗财力至巨。从《元史·本纪》中可看到，元代君主组织写经活动所耗资费的具体数目，如：
（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朔）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
（仁宗延佑二年二月庚午）给书西天字《维摩经》金三千两。
（仁宗延佑二年三月癸未）给金九百两、银百五十两书金字《藏经》。
（文宗至顺元年春）遣使赉金千五百两、银五百两，诣杭州书佛经。
（文宗至顺元年六月庚子）命河南、湖广、江西、甘肃行省诵《藏经》六百五十部，施钞三万锭。
此几处大规模的抄经，耗资不等，但都不算少数，最少的是延佑二年（1315）写经，也近千金，以致泰定元年七月庚午“以国用不足，罢书金字《藏经》”。但是，从引文可知，元代的大规模抄经活动并未因国用不足而罢休，至文宗时，动用几省之力的抄经行为依然大规模进行。
元代官方写经多用“金书”。官方耗费大量黄金，一般都制成金泥代替墨书写，所以称之为“金书”。据《芥子园画传》介绍：“泥金制法，用手指沾胶，将金箔一一粘入碟内，用二指团团磨拓而成”，泥银的制法大概也如此。用泥金、泥银书写经卷最迟于唐五代时就已有之。元经多为泥金书，在《元史·本纪》中多有记载，如：
（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乙酉）宝集寺金书西番《波若经》成，置大内香殿。
（英宗至治三年二月丁亥）敕金书《藏经》二部。
（泰定三年二月丙申）敕以金书西番字《藏经》。
（文宗天历二年夏四月）诏以泥金畏兀字书《无量寿佛经》千部。
（文宗天历二年五月）奎章阁学士院纂修《皇朝经世大典》成，诏以泥金书佛经一藏。
（顺帝后至元二年五月）命永明寺写金字经一藏。
（顺帝后至元三年十二月丙申），诏写金字《藏经》。
从上述几则材料中可看出：其一，除用汉文书佛经外，还有书写西番文字经书，这点与元代刻经相符；其二，书写佛经的种类繁多，以上就有《般若经》《藏经》《无量寿佛经》等；其三，元史中所记写经，均为金书，不见银书，这可能是朝廷给金多而给银少的结果。用泥金写经主要是为表恭敬虔诚之心，同时也显庄重恢弘气度。泥金除用于书写佛经外，也被用于其他庄重场合，如《元史·本纪》中记载：
翰林学士承旨撒里蛮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汉字《实录》八十册。
占城国遣其臣阿南那那里沙等四人，奉金书表及方物来朝贡。
饮福位及大小次盥洗爵洗板位各一，皆青质金书。
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
太平旗，赤质，青火焰脚，金描莲花四，上金书天下太平字。
元代官方参与写经的主题多样，多为奉敕。除上文提到诏奎章阁学士书写外，从其他材料中还可以找出一些被诏至京师写经者，这些被诏写经者，有僧人、儒士、为官者，有的还因此得俸、得官或升官，在《元史》中明确记载的有：
至元元年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
至元庚寅（二十七年），以写经之役，（曾遇）自杭起驿入京。
诏孟頫还京师……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英宗皇帝诏善书者，赴阙金书大藏经，师（楚石梵琦）在选中，辞叟遂行，既至馆于万宝坊。
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写经是元代官方写经规模最大的一次，除曾遇（华亭人，字心传）外，文献可查者还有著名词人张炎、沈钦。张炎在一首《八声甘州》中写道：“记玉關、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真实记载了他和沈、曾二人在北国时的情形，以及未仕而归的伤感。张炎、沈钦均未获官，而曾遇却因此获官，后在安吉主簿任上致仕。赵孟頫被诏写经应在成宗大德二年（1299），方回曾作《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一首，高度赞扬了赵氏书法，并认为赵孟烦能置身仕台多得益于其书法。除此之外，著名者还有邓文原、班惟志等也曾被诏写经，陶宗仪《书史会要》皆记其事，不赘。
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官方所诏写经者多为当时盛传善书之人，虽然都是楷书金字，但从元代书法整体发展来看，这些善书者的书法不可能是经生笔法，而只能是书家笔法。元代官方组织写经的目的主要是为祈福，只要能表恭敬之心感动佛祖，无论其他。只要不草草了事，组织者就会心满意足。元经虽然没有像明代编著《永乐大典》时对誊写者的严格要求，但实际上，官方写经也会促成元代书法的趋同。只不过这一趋同性的表现，目前还缺乏实物的依据。
二
元经分为官方写经与非官方写经，除组织形式不同外，还有书体、材料以及写经主体动机、心态等方面的不同。凡汉文官方写经书体都为楷书，非官方写经则比较自由，五体皆可；官方写经几乎全用泥金，非官方写经用墨、血、泥金都可；官方写经多为奉诏、被荐或为利所趋，非官方写经则多为发愿祈福做善业之举；在官方写经时，写经者必须时刻谨小慎微，在非官方写经时，写经者可随意用各种书体各种样式把经文用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官方写经又可分为书家写经和僧人写经，僧人能写经本身就表明其具有非常好的书法素养，现在可见元代僧人写经为数不多，仅两件。为叙述方便，所述非官方写经通用书家写经来代替。
考察书家写经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无论皇亲贵族或者下层平民都乐于积功德、做善业，如唐代武则天就曾为已逝父母诏善书者写《妙法莲华经》《一切道经》，元代赵孟副之妻管道升曾为布施寺院写经；二是为供养经典、赐赠或奉敕抄写，例子很多，如唐代王知敬、后唐李煜、元代曾遇等；三是名家佞佛虔诚，不是为传教义、积功德，更不是为谋生存，而是为求“心无挂碍”“一心事佛”，抄经可以使内心平静，达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境，如书家用草书抄写《心经》或佛家偈语。
与唐宋书家相比，元代书家写经较少。元代虽立国不长，但其官方组织的写经活动确是繁多，理应上行下效，但因种种原因，从所能见到材料来看，元代书家大部分没有效仿，著名者如康里子山、鲜于枢、柯九思等，并无写经作品传世或见于著录。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因素至關重要，元代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佛、儒、道、基督、伊斯兰等世界教派在元代皆有其生存空间，虽佛教备受推崇，但并非独大。元代皇族中也有不信佛教，而崇信其他教派的，如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信仰萨满教；贵由、察合台、脱列哥那、唆鲁禾帖尼信仰基督教；别儿哥、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若说上行下效，这些皇族所部军民应与自己首领信仰相同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以上所举也只有阿难答所部十余万人信仰伊斯兰教，其他不知所崇。耶律楚材信仰佛教，排斥道教，而他儿子耶律铸却信奉道教也可为佐证。元代书家也是如此，信仰道教之张雨、杨维桢、饶介、仇远、冯子振等，一般不太可能自愿去书写佛家经典。
元代书家写经较少，但还是有的。除赵孟頫外，文献记载非官方组织的写经者有：赵孟頫（字山斋，孟頫兄）。《五兄圹志》谓其：“浮沈里闾不求仕进，日以翰墨为娱，书九经一过，细字谨楷，人传以为玩。喜与名僧游，书《莲华》《华严》《楞严》《圆觉》《金刚》诸经皆数过。”管道升（字仲姬，孟頫妻）。《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云：“夫人翰墨词章不学而能，心信佛法，手书《金刚经》至数十卷，以施名山名僧。”赵雍（字仲穆，孟頫子）。《书史会要》云：“公（孟頫）尝为幻住庵僧写《金刚经》未半，雍足成之，其联续处人莫能辨，于此见其得家传之秘。”陈自幼。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三云：“自幼能书，适南浔姚氏，一意奉佛，有手书《观世音普门品》，赵荣禄题其后。”楚石梵琦。《楚石梵琦语录》载：“少年苦行，锐志禅门，具足烁迦罗心，书写《首楞严》典，一诚注相，十帙奏功。”以上材料表明，写经皆为书家个人行为，与官方毫无瓜葛。
三
元代传世写经书法现见于著录者无几，详见列表⑩据列表可知，现传世元经寥寥，仅见此13通；年代跨度大，从至元年问至后至元六年（1340）皆有写经传世；书体选择上较宽泛，有楷、行、草；书写材料繁多，有金、银、墨；形式上沿袭了写经形式，有卷、册；所写经卷内容丰富，有《金刚经》《孝经》《佛说阿弥陀经》《楞严经》《妙法莲华经》《心经》《高上大洞玉经》《华严经》。元代传世写经书法有几点需要指出：
第一，赵孟頫写经占据一半之多，从侧面反映出收藏界的名家风尚。元经绝不仅此，各色人等写经见于著录者多不传，盖因非为名家所作，无多少商业价值，历时既久，散失亡佚在所难免。顾善夫楷书《金刚经》，款署“皇庆三年春正月上浣之吉三教弟子顾善夫施于建业西湖之宝莲禅院”。顾善夫其人，《元史》《书史会要》不载，《书林藻鉴》亦未辑录。按，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载其事迹，顾善夫名信，字善夫，昆山人。李日华谓“信以能书称，从赵文敏公游、得其书，必镌于石，作亭匾日‘墨妙’，晚年号乐善处士”。
第二，根据写经材料的不同，大概可推断官方或非官方的性质。这些写经卷大多数为用纸、墨书写，独惟《妙法莲华经》、惠月《华严经》用瓷青纸、金银泥书写，很有可能是官方组织的写经。从其年代上判断，惠月《华严经》和惟《妙法莲华经》的书写年代分别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和后至元六年（1340），按至元二十七年（1290），后至元二年（1336）、后至元三年（1337）元君主都曾斥巨资下诏组织写经，很可能惠月的《华严经》、惟的《妙法莲华经》就是当时官方写经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