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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籍范文1
关键词：古籍文献；整理；校勘；编纂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35-03
从孔夫子整理六经以来两千多年，不知多少学者孜孜从事于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从一代又一代的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学者们逐渐地将古籍整理实践加以概括总结，对古籍文献整理中的各种规律进行研究。
一、古籍文献整理的指导思想
古籍管理是一项学术工作，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人们更好地阅读研究古语文章，从而促进古代文化传播。孔子删定《诗》、《书》、编制《春秋》，是为了宣扬儒家的思想，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宋朝的理学家注经，是为了印证与宣传道学的理论。清朝修四库全书是为了实现文化专制，统一思想，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
我们时代整理古籍同样是为现时服务，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实现现代化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吸取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但首先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整理古籍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是人们能更好地阅读研究祖先留下来的丰富古籍，从中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营养。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古籍文献整理应当遵循的总方针。古籍整理工作者有义务通过自己的整理工作向广大读者介绍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有义务尽可能地帮助读者分辨精华和糟粕。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现：一是选题，二是整理的内容。
中国现存的古籍有十多万种，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整理，而必须有所选择。选择的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在实行这一原则的时候绝不能简单化。古籍整理的选题应以是否有价值或价值大小做标准，概括为以下五类：
一是学术价值。这主要是指古代哲学、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政治学、军事学、科技、宗教等等各个领域的学术著作，它们反映了古人在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思想、主张和达到的成就。
二是文艺价值。这是指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
三是资料价值。这类著作大多是述而不作，主要以记录或收集资料为己任，包含较大的信息量，可以为后人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很多史书、总集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此外像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甲骨刻辞、帛书、简牍之类的出土文献，他们之中，有的本身就很有价值，有的在当时未必有多大价值，但对后人来说，它们是当时人的原始记录，是新发现的古籍中未有记载、未经后人加工或篡改的第一手材料，而且时代久远，因此即使是残篇断简，一鳞半爪，也弥足珍贵。
四是教育价值。集具有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等等方面的价值。
五是实用价值。指古代科学技术中有的现在还可以使用或可供参考者，如医药学著作之类。
除了选题以外，该还可以通过整理内容来体现批判继承的原则。古籍整理必须坚持客观性的原则。第一是不能篡改古人原著。二是不能歪曲古人原意。
古籍整理的另一条指导思想是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为现实服务，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归根结底也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为读者对象服务的问题。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就决定了整理的课题、方式、内容甚至文笔等等也应当有所不同。在整理方式上就可以考虑采用标点、注释、今译、选编等方式。
二、古籍文献的校勘
（一）古籍文献校勘的方法
1.对校
对校法，也就是版本校，这是最基本的校勘方法。在做版本校之前要对所校之书曾有的和现有的各种版本进行调查研究。弄清著者或编者的生平，本书著作、编纂的起源和经过，最早版本的情况，后来有过哪些版本，现今还有哪些版本，各本的大致情况如何，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前任对各本有何评论，等等。搞清楚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初步确定工作底本，寻找校本，不致造成重大的失误和遗漏；也有助于在校勘的过程中正确地判断各本文字的是非、优劣和真伪。
2.本校
按本校法即“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采取本校的方法以本书前后互证，选择其异同点，进而知道其中的错误之处。
3.他校
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凡书中采取前人书籍做参考的，可以以前人之书校之；有被后人所引用的，可以以后人之书校之；有被同时之书所载录者，可以以同时之书校之。
用他书校本书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古人引用前人之书并不严格，往往不是一字一句照录，而是时有增删改动。因此，在使用他校法时决不能轻易撰他书改本书。此外，他校所用之书，其版本必须是善本，否者以误校误，其误愈甚。
4.理校
所谓理校，就是通过推理以校正讹误。所谓“理”，包括文理、事理、义理；而文理又包括文字、音频、训诂、文法、文例、文体等等。
（二）校勘古籍文献的基本要求
校勘古籍文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除了要掌握古书讹误的一般规律和校勘方法，还有几点基本要求值得注意：一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二是要有严密的方法，三是要有审慎的态度。
1.广博的知识
古书中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就不容易发现并改正其中的文字讹误。所谓广博的知识，主要是指古汉语语文知识，古文献学知识，古代历史、地理、文化知识。
不但要懂得古汉语语文的普遍规律，有时还要懂得各个时代语文的特殊规律，才能校好那个时代的古籍。
2.严密的方法
校勘古书，要发现和改正一般明显的文字讹误也许不太困难，但要校得很精确，就必须搜寻充分的证据，经过严密的考证，才能做出的正确的结论。在实际校勘中，经常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使用，就可以使证据更为充足，判断更为准确，从而减少失误。
3.审慎的态度
“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意思是说，校书必须慎之又慎，大凡校勘的结果，无外乎四种情况，一是不可不改，二是可改可不改，三是疑不能决，四是必不可改。第一种是确知其误、不可不改者，当然要改，但必须注明原作者。第二种两者皆通，最好不改，或列出原文。第三种怀疑某字有误而不能肯定，或肯定有误，而不知为何者之误，可注明存疑，不可率意轻改。第四种是原文本不误，更不能以不误为误而妄改。
三、古籍抄纂
（一）古籍抄纂的功用
所谓古籍文献抄纂，就是本着一定的宗旨，采用一定的方法，遵循一定的惯例，抄录古籍原文，编纂成书，此种抄纂实质上是在不改动原文的情况下对古籍文献进行某种形式的改变，包括选编、节编、摘编、合编等等。古籍文献之所以需要抄纂、改编，是由于以下情况：（1）中国古籍文献数量巨大、现存者大约在十万种左右，人们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条件有限，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阅读。即以一部书而论，有的书上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人们很难全部通读。（2）各种古籍的质量和价值并非一律。有的是精华，有的是糟粕；有的重要，有的不太重要；有的写得好，有的则写得不好。即使在同一部书中也会有上述情况。一般读者只需要读其中较重要的、较好的部分，而不必全部阅读。（3）古籍中记载的材料，内容十分广泛，而又十分分散，或散在很多书中，或散在同一书中很多地方，读者想要查找某个方面材料，非常困难。（4）有的古籍虽然写得很好，但限于体例，其内容割裂零碎，不够醒目或缺乏可读性，因而影响了读者阅读的兴趣与效率。
由于以上种种情况，为了使读者能更方便地阅读最需要阅读的古籍和古籍中最需要阅读的内容，查找古籍中需要查找但又很分散的、很不容易查找的材料，或者为了提高原书的可读性，就需要通过抄纂古书文献作为某种形式的改编，将古籍中最重要的、最精彩的内容挑选出来，分散的材料按照一定的方式集中起来。
（二）古籍抄纂的方法
抄纂古籍要从为读者阅读与研究提供最大方便的目的出发，根据不同的古籍文献和古籍中不同材料的性质，选择或者创造最适当的方法与方式。由于抄纂的目的与具体做法各有不同，古籍抄纂大致分为以下几种：选编、节编、摘编、类编、全编、合编、改编。这几种抄纂方式彼此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割的，往往相互通用，并且各种抄纂方式要与其他古籍文献整理方式相互配合。
（三）古籍抄纂的要点
在古籍抄纂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选题需适当，体例须合理，搜罗须广博，选材须精当，录文须准确。
1.选题须适当
古籍抄纂成败优劣的首要关键在于选题是否适当。而选题是否适当，主要看是否有价值，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创意。选择一个项目首先考虑是否有用。例如康熙中编《全唐诗》，这个选题就具有重大价值。
2.体例须合理
著书都需要有一定的体例，抄纂古籍文献也需要有体例。体例就是抄纂的规则，它体现出抄纂者的宗旨。其中包括抄纂的方式，收录的范围，选材的标准，编排的原则，版本的选择等待。在所有这些方面，首先是要合理，避免体例不当；其次是要严谨，避免体例不纯。
3.搜罗须广博
这主要是对类编、全编而言。这几种抄纂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资料，使研究者免于四处搜寻之苦，因而其价值即在于博与全。搜罗广博还指搜集的资料中有很多出自一般读者难于见到的稀有的书或稀有的版本。
4.选材须精当
选材精当不仅仅是对选编、节编、摘编的要求，也是对类编、全编的要求。选材要得当关键在于选录的宗旨与标准要正确。选录标准是否正确，可以从思想性、艺术性、重要性、代表性、针对性来衡量。
四、古籍文献整理手段的现代化
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古籍整理手段也在不断改进，如将古籍文献排成缩微胶片保存，将古籍复印后出版。它有效地改善了古籍的保存介质，使古籍文献能更长久地保存，更方便地传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在古籍排版、文献扫描、古籍光盘、古籍网络数据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利用计算机校勘、标点、翻译古籍文献，将变成现实。
（一）计算机与古籍文献的关系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古籍文献整理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其整理对象是少有人问津的纸堆，整理者必须是勤劳而又饱学的专家，整理方法则是从搜集资料开始，然后将资料归类，最终对资料进行标点注释等。
计算机科学和古籍整理是两个不同门类的学科，但二者是可以合作的。古籍整理借助于计算机，可以尽快驶上信息高速公路，填平古代和现代之间的鸿沟，使祖先的文化遗产更直接地服务现实社会；计算机通过对古籍的处理，可以开拓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大展身手。因此古籍整理手段的现代化需要人和计算机密切合作。合作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古籍整理专家和计算机专家合作，各展所长；二是古籍整理专家掌握计算机技术，自己设计应用程序。
（二）计算机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
目前，已经有不少古籍整理专家在学着使用计算机，有不少古籍整理研究所，利用计算机实现了办公现代化，在人事档案的建立、成果管理、课题申报、图书借阅，甚至是成果的打印出版等方面，都采用数字化管理。计算机在古籍整理中的应用，不仅解决了办公手段现代化的问题，而且还实现了古籍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即用计算机来处理、研究古文献。它们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基础工作的研究，包括对古籍整理适用的字库、操作平台、输入输出、校对工具等等的研究。其次，是对通用系统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文献处理系统拥有45 000字的字库，已为《全唐诗》数千万字的古籍建立了数据库，可进行字句、作者等多项检索操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古籍整理专用平台正在加紧研制，古籍整理数字化的支撑环境可望得到较大改善。二是具体应用研究，应用研究的范围较广，涉及古籍管理的，主要是针对专书专题而开发的检索系统或研究系统。例如北京大学计算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合作研制的《全宋诗》研究系统。借助计算机技术编制打印古籍文献索引，包括书目索引和专题索引，还有古籍文献出版的电子化。
参考文献：
[1]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Z].
[2]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6.
[3] 朱崇先.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9.
中国古籍范文2
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D63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6102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五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HJ1.1mm〗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中国古籍范文3
作者简介：马毳毳（1981—），女，汉族，黑龙江人，陕西省友谊医院主治医师。张玉森（1953—），男，山东人，中华医学会研究员、编审，研究方向为医学名词。通信方式：。
摘要：中国麻风名词有3000余年历史，有厲、疠、癘、癞、冥病、恶疾、癘风、大风、天刑、麻风等，978年（宋朝）最早使用“麻风”。箕子、豫让作伪麻风，周夷王、楚鄂王、冉耕、曹时、王粲、拓跋焘、周兴嗣、崔谌、仲年德如、卢照邻、刘攽、祖可为麻风名人患者。
关键词：麻风，厲，疠，癘，癞，大风，麻风史
中图分类号：R2；N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5-0056-05
中国历史悠久，遗留下大量史学、医学典籍，其中对与人类共存数千年的古老疾病麻风有大量记载。
一典籍记载的麻风名词
金文记载的厲、疠、癘金文又称钟鼎文，是于甲骨文之后记于金属上的文字，约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其中有厲、疠、癘三个字。
《五十二病方》记载的冥病《五十二病方》是撰于战国时期的帛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医学古籍，此书中称麻风为“冥病”，一是把麻风病人比喻成活死人，具有歧视之意；二是形象地描述了麻风病的典型体征为冥（螟）虫啮穿植物样，并指出此病病因为虫（麻风杆菌）啮所致。原文：冥病方，冥者，虫。所啮穿者①。其所发毋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抉（缺）指断。治之以鲜鱼，而以盐财和之，以傅虫所啮 之。病己，止。尝毋禁。令。
《黄帝内经》中有关麻风的记载著名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记载了麻风。《风论篇第四十二》中曰：“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癞风。”《长剌节篇》又曰：“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风论篇第四十二》：“疠者，荣气热胕，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也，皮肤疡溃。”[1]
《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的癘1975年在湖北省发现云梦古墓，内藏《睡虎地秦墓竹简》。其中记载了医生诊断麻风的医案；秦建立疠迁所，对麻风患者集中定杀[2]。《封诊式》共98简，其中记载麻风的《癘爰书》是诊断麻风患者的病案。原文：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癘，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麋（眉）突，不可智（知），其可（何）病，毋（无）它坐。”令医丁诊之，丁言：“丙无麋（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疐（嚏）。肘厀（膝）到足下奇（踦），溃一所，其手毋胈，令（嚎），其音气败。癘殹（也）。”《法律答问》共210简，是有关于麻风的法律条文。原文：癘者有辠（罪）定杀，定杀可（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殹（也）；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殹（也）。甲有完城旦辠（罪）未断，今甲癘，问甲可（何）以论？当（迁） 癘所处之，或曰当（迁） 癘所定杀。
宋《太平圣惠方》创用麻风宋朝978年官修《太平圣惠方》，创用“麻风”名词，曰：“治大风癞、顽麻风、紫点、白癜，宜服此方。”[3]
中国麻风三大名著明朝沈之问的《解围元薮》以六经辨证，排毒杀虫，补血壮元理气为原则[4]。薛己撰《疠疡机要》[5]，疠为此前常用麻风名词，疡为皮肤溃烂，合二而一，为较科学的命名。清朝萧晓亭1796年撰《疯门全书》[6]，收载36种风，其中一部分为麻风，并提出了鉴别诊断。
中国典籍记载麻风主要的名词、所载典籍、成书年份、作者如表1所示。
二典籍记载的与麻风有关的历史名人
史学典籍和医学著作中记载了诸多名人典故，说明当时医家和普通群众对麻风的临床表现已很清楚，是实验皮肤病学的例证。
＼箕子名胥余。商代贵族，政治家，官太师。商纣王的叔父，一说庶兄[7]。《战国策》记载箕子因不满纣王的暴虐，屡次劝谏，纣王不听，将其囚禁，他为避免杀身之祸，于是“漆身为厉，被（披）发而为狂”[8]，这是目前查到的中国第一个伪病麻风的最早文字记载。
周夷王名姬燮，西周第九代天子[7]。周夷王患麻风，诸候为其祭祷，《左传》记载：“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候莫不奔走其望，以祈王身。”[9]
楚鄂王名熊挚，楚国国王[7]。楚鄂王是麻风患者，因病去位。《左传》记载楚鄂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9]
豫让春秋时晋国人[7]，是古代著名的侠士刺客。《战国策》[8]和《史记》[9-10]有关于豫让的记载，其漆身为厉，剪发去眉，吞炭为哑，以变其容，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衣后自杀。
冉耕字伯牛，孔子学生，以德行著称[7]。《论语》中有记载“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篇》），朱熹注：“有疾，先儒以为癞也。”历代将伯牛之疾专指麻风已有2000年。据查证，伯牛所患疾病是否为麻风尚有待进一步探讨[11]。
曹时又名曹寿，汉曹参曾孙，妻平阳公主，因患麻风回封地休养，平阳公主改嫁曾为其家奴的大将军卫青。史记曰：“时尚平阳公主，生子襄。时病疠，归国。” [10-11]
王粲字仲宣，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7， 11]， 张仲景曾为王粲疗疾，王粲患麻风不治而亡。《针灸甲乙经》序中记述了张仲景诊王仲宣一事，其文曰：“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乎？’仲宣答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证，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这个麻风医案后又记载在明代李濂的《医史》中。
拓跋焘是雄才大略的北魏皇帝，因患麻风遇害，死因竟然与服丹剂有关[7]。《南齐书》记载了他患疠疾，《集古今佛道论衡》载：“遂感疠疾，通身发疮，痛苦难忍。”《佛祖历代通载》记述：“费竭人劳，终感疠疾。口服丹药，身服黄衣，热发晋阳，失音而死。”因患疠疾常服丹药，被常侍宗爱借机进服过量丹药（汞剂）弑杀于平城（今大同）。
周兴嗣字思纂，南梁政治家、文学家。其病癞，博学善属文，撰成著作百余卷。《南史》明确记载：“周兴嗣两手先患疯疽，又染疠疾，左目盲，帝抚其而嗟曰：‘斯人而有斯疾也！’遂以疎疽方赐之。”他撰著名的《千字文》传世，为儿童启蒙教材[11-12]。
崔谌生于550年，卒于577年。传崔谌家族有恶疾，有眉落现象，历200年，世呼病瘦为崔家疾。《酉阳杂俎》记载：“世呼病瘦为崔家疾，据《北史》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崔谌之兄也，尝调之曰：‘何不以锥两只颐作数十孔，拔左右好须者栽之？’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騐（验），然后艺须。’崔家时有恶疾，故庶以此调之。”《太平御览》有类似引文[11-12]。
仲年德如《新唐书》译作勃弄若，吐番三十代王（6世纪），是松赞干布的曾祖父。娶塔波（约在今加查县和朗县境内）的琛萨鲁结恩姆措（琛氏女鲁结恩姆措）为妃，该妃患有麻风，并将此疾传与仲年德如。仲年德如为防止将麻风传给后代，他与赞普、王妃及大臣聂塘巴亚杰在活着的时候便住进墓中，自行活葬。据藏文史书记载，他们的墓建在香达地方，名“荪切东波”，意为“圆形活尸林” [12-13]。
卢照邻字昇之，幽州人，唐初四杰之一[7]。孙思邈世称药王，亦为麻风专家，“尝手疗六百余人，瘥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卢照邻患癞，自我描述“羸卧不起，行已十年……一臂连踡，两足匍匐，寸步千里”。拜孙思邈为师十年，疗疾著述，参与著《千金方》，后因癞致残自沉颖水自杀[11-12]。
刘攽字贡父，宋朝诗人、史学家，官至中书舍人[7]。《乐善录·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苦不可言。”他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充任副主编，负责汉史部分，著有《东汉刊误》等。与坡交厚，因其患恶疾，须眉脱落，鼻梁且断，苏与之相戏，曰：“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12]
祖可约1102年前后在世[11- 12]。字正平，丹阳人，住庐山，被恶疾。与善权同学诗，气骨高迈有癞病，人称癞可。著有《瀑泉集》13卷，《文献通考》及《东溪集》传于世。
三麻风最准确的用词
麻风名词众多，枚不胜数。反映麻风在不同时期的病因、病源、病理、病机、理念、症状，摘其要者讨论如下：
古字“厲”“疠”“癘”见于公元前1000年金文，厲也见于《战国策》，《神农本草经》首用癞，4字依次产生，同读“lái”，字异形，音意同，历代用法各异，古代多数通用于麻风[13-14]， 还有的指麻风以外的疾病或其他事物，厲也读“lì”，有麻风、鬼、恶三意，秦以“癘”取代“厲”，书同文，则不再指麻风。疠疫为流行性传染病，癞病、疥癞大多为鳞屑性干癣疥痒之类疾病。
《公羊传·昭公二十年》：“何疾尔？恶疾也。”何休注：“谓瘖、聋、盲、疠、秃、跛、伛、不逮人伦之属。”恶疾之恶本谓丑者，则殆以疠风为病，疮痍遍体，眉秃鼻塌，实丑陋无比。故由此直观之丑陋，而遂以义谓丑陋之恶称，此恶疾一名之所由来也。春秋时“妇有七出”，其一为“有恶疾”。女有五不取（娶），其一为“世有恶疾者”，恶疾多指麻风，但也包括其他面容丑陋残疾的疾病[13]。
“大风”首载于《黄帝内经》[13-15]，繁体字中“風”字，中国人在造字时已认识到虫与风的关系，虫入肌曰风，有风且大，疮痍遍体，眉秃鼻塌，故曰“大风”，①是指病原，《素问·生气通天论》：“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②病理学名词，指血虚生风，《灵枢·刺节真邪》：“大风在身，血脉偏虚。”③病证名，即疠风，《素问·长刺节论》：“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当时考虑麻风系由虫引起，与1873年韩森发现的麻风杆菌一致，只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尚不能明确虫为何种微生物而已。
“痳疯”“麻疯”见于明清和民国著作，多混用，甚至当今中国台湾部分文献仍在使用。中国人常用造字规则，有病则加“疒”部首，造字“痳”，与“麻”意同，借字“疯”，“麻风”就成了“痳疯”。此外，“疯”为精神症状，麻风患者身体残疾，精神苦闷，被社会、家人遗弃，幽居山林、荒岛、破庙、陋室，精神压力极大，虽然不是精神病，但也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更是对麻风患者的污蔑、歧视之意。
“天刑”见于《医学入门》，意为麻风患者前世今生害人作孽，获罪于天，故患此病，有对病人诅咒之意，有因果报应之说，是对麻风患者的污蔑、歧视。
978年《太平圣惠方》首先使用“麻风”这一名词[3] （见图1）该名词科学、合理、严谨、规范、文明，既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和人文关怀，解除了对患者的鄙视。麻者，临床表现为麻木不仁也；风者，病因为风（麻风杆菌）致病也。仅区区两字就将麻风基本解释清楚，可谓言简意赅，是中国传统文化命名医学名词的经典之作，流传千余载，几番审定。1955年1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将“痳”改定为“麻”，确定“麻风”名词；2001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再次将“麻风”定为标准名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02年、2004年审定皮肤病学名词、中医药学名词，定为国家标准名词——麻风。中国现代多用麻风名词，在日本和中国港澳台地区仍将麻风称为癞。民国时各地建麻风院、麻风村，期刊为《麻风季刊》，学术团体为中华麻风救济会，不知何时起，将“麻风”加了“病”字，可能是为了更周到吧，其实非也，“麻风”加“病”谓之“麻风病”，纯属画蛇添足之举，为非标准名词，多数学者习以为常，乃至麻风专家也混用、乱用，在图书、期刊、病历、科研项目申报、科技成果，甚至国家文件、机构名称，多将“麻风”和“麻风病”混用[13， 15]，比比皆是，司空见惯。王吉民、海深德、黄胜白等前辈用词严谨、规范，从未出现乱用“麻风病”现象，我们应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杜绝或禁止使用“麻风病”名词，统一使用规范的“麻风”名词。
四结语
中国麻风名词有3000余年历史，有厲、疠、癘、癞、冥病、恶疾、癘风、大风、天刑、麻风等，978年最早使用“麻风”。箕子、豫让作伪麻风，周夷王、楚鄂王、冉耕、曹时、王粲、拓跋焘、周兴嗣、崔谌、仲年德如、卢照邻、刘攽、祖可为麻风名人患者。 “麻风”名词是中国麻风名词史中最科学的名词，堪称典范。
注 释
①文中出现的“”为古文献中无法复原的空缺，以白框代替。
参 考 文 献
[1]海深德中国麻风史[J]麻疯季刊，1937，10（4）：26–31
[2]万芳云梦秦简里的法医检验和医政管理[C]//马继兴医学文集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198
[3]曹洪欣太平圣惠方[C]//海外回归古籍善本集粹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 1631-1661
[4]明·沈之问解围元薮[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7-18
[5]明·薛己疠疡机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6]清·萧晓亭疯门全书[M]北京：科技卫生出版社， 1959： 3-20
[7]夏征农， 陈至立辞海[M] 6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1011， 3103-3104， 2810， 1871， 1446， 1411
[8]刘向战国策[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57-58
[9]左丘明，韩幕庐校订左传[M]福州：集新堂藏版，1892
[1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万卷出版公司， 2010：137
[11]王吉民中国麻风史之名人[J]中华医学杂志，1946
[12]梁章池中国古代麻风史事考辨[J]皮肤性病防治通讯，1963， 2（1）： 51-62
[13]李文忠现代麻风病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1-17
中国古籍范文4
关键词：终极关怀 古代文学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3.132
古代文人最大的关怀是人间秩序的整体，作为其思想载体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并使之成为教学的主线。
1 古代文学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渊源
中国最早的文人，也就是周秦诸子，诞生于“礼坏乐崩”的时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1]，以文载道，以道匡时救世，是他们的目的。
汉代，读经与为官相连在制度上的确立，文人以文救世有了保证。贾谊等便以统治者的身份，为了国家社会的安定和谐，积极针砭时弊，总结治国经验。
魏晋时期，文学日趋独立，玄学成为思想的主流，阮籍、嵇康等人荒诞的行为背后正体现了恶化的环境中其对理想的认真与执著。嵇康目的是“拯救这多灾多难的现实社会”[2]；阮籍也“始终没有放弃济世之志”[3]。
初唐，孔颖达面对经学的中衰，提出“诗人救世”说，这是“初唐儒者自信的张扬”[4]。正是因为这种自信，高适、岑参等不满足于以文救世，投笔从戎。纵观整个唐代，诗人不愿以职业诗人自居，自觉承担起救世的重负。
宋代，统治者感到天变不足畏。于是，文人创造出“天理”为以文救世作最后的挣扎。随着理学的僵化，阳明心学产生，其仍然“是一种具有强烈救世理想的学说”[5]。
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文人救世的热情空前高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忧心忡忡并促进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嘉道之际再度兴起。
可见，中国文人一直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文学作品作为文人表达思想的载体，充满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然而在教学中，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却很少被关注。
2 古代文学价值取向教学的反思与设想
目前，学生对古代文学缺乏学习兴趣，教学深陷困境。有人主张纠正教学内容的偏颇，注重知识性的同时注重审美性、艺术性。有人主张改变陈旧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实际上，我们在获取知识、审美感受的同时更需要寻求生命的安顿，这更是靠外部技巧的刺激难以达到的目标。当今学生不愿意学古代文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作品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忽略，古代文学作品传达的普世价值是“古今沟通内在精神，可以消除时空距离带来隔膜，是今天为什么学习古代文学的答案”[7]。
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在注重教学内容、形式改革的同时，回归古代文学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重视作品的普世价值，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具体设想如下：
其一，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成为人们的共识之后，科学便开始了对精神的侵占，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反映就是片面地强调知识性，采用看似科学的手段对古代文学分解、量化。当我们意识到科学的理念与手段并不完全适合于对古代文学的把握时，又一面转向重审美性、文学性。作为教育者，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和任务不仅是要学生掌握知识，学会审美，更要通过古代文学作品传达的普世价值，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善良的品行、担当的精神，只有达到这样的目标，才真正做到了“一身化作千百亿传播给社会并达到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8]。为此，我们必须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
其二，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贯穿教学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先后普遍使用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有两种，两本文学史的价值取向都带有时代的特点。游本文学史于20世纪50年代编著，注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作品突出人民性、阶级性，倾向性鲜明；袁本文学史于20世纪末出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时，反传统，倡导个性，肯定欲望，尊重自由是其价值取向。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已经出现道德缺席与价值迷失等一系列问题，这势必要求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价值取向作出适时的调整，笔者一向主张应该把终极关怀作为贯穿教学的主线。
古代文学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多变，价值取向就直接决定选什么样的作品进行教学，间接影响塑造学生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应该把研究与教学区别对待，在讲解作品的选择上要有利于终极关怀的体现与表达，消除古今时空的悬隔，使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到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一脉相承性，塑造学生的使命精神、责任意识。
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求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学到知识，学会审美，还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线。
参考文献：
[1]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127.
[2]刘思刚.嵇康：拯救的人生[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1）：93.
[3]张仲慧.论阮籍的济世志[J].河南大学学报，2003，（5）：82.
[4]韩宏韬.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6）：80.
[5]唐安.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J].贵州社会科学，2007，（5）：101.
[6]顾炎武.亭林文集・与人书三[A].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8.
[7]陈良中.终极关怀、研究能力培养与知识结构的完善――关于古代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5）：146.
中国古籍范文5
这其中有一位竞争者，个头非常小，呼声却挺高，打出了“中国古代计算器”的竞选旗号，实力非同一般。说到这里，你大概也猜出这位竞争者的身份了吧？
没错，就是算盘。
算盘先生不动声色，一边把算珠拨拉得劈啪作响，一边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想我在“101个改变世界的小发明”中名列榜首，以我为工具进行的珠算，还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际上都获得了认可，我的胜算应该不小吧！
小链接
2007年，英国《独立报》评选出101款改变世界的小发明，大到电脑、相机，小到纽扣、回形针，几乎无所不包。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的算盘。
1. 算盘
大约在公元190年，中国汉代史书中首次出现了关于使用珠算的记载。中国的算盘在长达数千年里都是最便捷的计数工具，即便到今天，算盘的熟练手还可能比计算器算得更快。
其实，要f快过计算器，算盘先生是“一肚子算盘子――心中有数”：和计算器相比，他只有在计算简单的加减法时占优势，但遇到乘除法甚至更为复杂的运算，他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好在算盘先生很开明，他明白时代在进步这个道理。没错，如今是电子计算器的天下，但他算盘在历史上也创造过辉煌，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算盘的功劳簿
最早，我们的祖先用结绳、刻石等方法来记数和运算；后来，用刻有数字的竹棍或木棍作为“筹”辅助计算，叫作“筹算”。算盘的出现，令运算速度更上一层楼，在当时的意义大概相当于后来的电子计算器的发明。
“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去六进一……”拨动算珠，念起歌诀，再复杂的运算也能算得一清二楚。大到一个国家的国库，小到一个家庭的账目，都少不了算盘来帮忙。在生意人的贸易往来中，小算盘更是大显身手，“算盘一响，黄金万两”，要想经营多获利，千万不能算糊涂账。
除了商业，算盘为数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天文地理、农田水利也都做出过卓越贡献。远的不说，就说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发射，这背后就有小算珠辛勤运算的功劳呢！
回首往事，算盘先生心中感慨：要是能把发明算盘的人也找出来，那该多好！请他为自己拉选票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自己的身世也能水落石出了。
珠算宗师――程大位
算盘的身世
咦，算盘不是公元190年诞生的吗？严格说来，并不是。190年前后，我国汉代史料中出现了“珠算”的记载，但当时的算珠被称为“游珠”，并没有串成盘，只能算作算盘的雏形。
可以确定的是，明代已经有了现代人熟悉的算盘样式。元代的诗文词曲中，就有了对“算盘”的记载。有人认为，在这之前的宋代，算盘就已经诞生了。而证据，就隐藏在宋代的名画中。
在北宋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卷末，“赵太丞家”药铺柜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物品，珠算史专家认为是算盘，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钱板。
南宋刘松年所绘的《茗园赌市图》中，卖茶小贩的身旁有一把算盘，这说明算盘在宋代已经出现。
算盘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历朝历代的人不断改进的成果。这其中有一个人，算盘先生一直铭记于心，得益于他，珠算的算法才归于统一，珠算及算盘才远渡重洋，在异国大放光彩。
中国古籍范文6
古埃及最早的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一说公元前3300年），距今5500年左右。当时是被称为“法老（国王）时代”，早在公元前3300年，埃及就出现了象形文字，出现了歌谣、诗歌、神话、故事等口头文学。
中国古代最早的王朝是夏朝，始建的年代是公元前2070年，距今4000年左右。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它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当时是商朝的统治者用来占卜吉凶、记事的。甲骨文比古埃及文字要晚将近2000年。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夏朝往上追溯，那就是五帝时代（即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其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100年，最早距今4500多年，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所说的“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但是对于这个源头，到目前为止，我们更多的只有传说而已，尚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和实证。即使如此，这个年代比古埃及的法老时代，还要晚了1000年左右。
除了上述一些年代特征之外，我还可以列举建筑、医学、数学、历法等“含金量”的差别，限于篇幅，不再赘述。总之，我们要承认古埃及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文明古国，它是当之无愧的。我想，对人类古文明的崇敬，并不会影响到对于自己祖国文明的崇敬的。
金字塔之谜
说到埃及，不说到金字塔，也是不行的。金字塔散布在尼罗河下游西岸，约有80座。它们是古埃及法老（国王）的陵墓。埃及人叫它“庇里穆斯”，是“高”的意思。“金字塔”是中国人发明的称呼，因为从四面望去,金字塔都是上小下大的等腰三角形,很像中文的“金”字。
最大的金字塔是“胡夫”，约建于公元前2700多年。塔高146.5米,相当于一座40层高的大楼。由约230万块大小不等的石块砌成，总重量约684.8万吨。如果用载重7吨的卡车来装载，约需要100万辆，把这些卡车一辆接一辆连接起来，总长度是6200公里,可以从我国长江的源头一直排到上海的吴淞口。
第二大金字塔“哈佛拉”比上述的“胡夫”仅低3米,塔旁还雄踞着一尊巨大的石雕――狮身人面像。这是公元前2610年，法老哈佛拉命令石匠按照自己的脸型雕刻的。石像高22米、长75米,下巴还下垂着五米多长的胡须。1798年,拿破仑占领埃及时,曾下令用重炮轰击狮身人面像，结果狮身人面像岿然不动，只被轰断了几根胡须（现存英国）。
据估计，支撑如此宏大的建筑工程需要5000万人口的国力，而一般认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全世界的总人口也不会超过2000万。何况金字塔有80座之多,即使每30年完成一座,也需2400年，实在不明白，古埃及究竟是怎么承受的。
还有技术之谜。例如：如何运输的？即使有足够的人力，也无法把最小1.5吨,最大160吨的整块巨石运送到工地。那时的埃及还没有马，也没有车。马、车是公元前16世纪（即建筑胡夫金字塔以后1000年）才引进的；
金字塔设计师和建筑师是超越时代的天才。金字塔的四条底边相差不到20厘米,误差率不到千分之一。它的东南角和西北角的高度,相差仅l.27厘米,误差率不到万分之几……
石块与石块之间没有任何粘接物,然而却拼接得天衣无缝,甚至连最薄的刀片也插不进去；
把石块一层层垒上去，也是一个神秘课题。有人说是运用一种木制船形工具，利用杠杆原理，将巨石逐步举高，一层一层垒砌而成。但能吊起几吨乃至l00多吨的支架、绳索从何而来?有人说是运用填沙法、填盐法，但如此庞大数量的沙、盐哪里来呢？
金字塔的数据之谜，也令专家学者迷惑不解：等式一：(金字塔)自重×l0l5=地球的重量；等式二：(金字塔)塔高×l0亿=地球到太阳的距离1.5亿公里；等式三：(金字塔)塔高平方=塔面三角形面积；等式四：（金字塔）底周长∶塔高=圆围∶半径；等式五：(金字塔)底周长×2=赤道的时分度；等式六：(金字塔)底周长÷(塔高×2)=圆周率(∏=3.l4l59)。难道这一系列的数据,仅仅是巧合吗？
金字塔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神奇，还有“法老诅咒”等一系列神秘、恐怖的色彩，这些课题也许会永远困扰着人类。
世界旅游圣地
古埃及文明影响到了古希腊文明，然后又影响到了古罗马文明，而后两者又是西方文明的源头。自豪的西方人对于古埃及文明也都是崇拜的，现在对于古埃及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大军，仍然是以西方人为主的。今天欧美的很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往往都是古埃及的文物。欧洲一些大城市的广场上树立的“方尖碑”，就是历史上从埃及运过去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完成于1884年，高169米，它的造型也是模仿古埃及方尖碑的，可见古埃及文明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