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生物安全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生物安全法范文1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 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 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权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 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 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
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 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生物安全法范文2
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2021年大渡口区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农业服务中心，委机关有关科室、委属各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2021年重庆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渝农发〔2021〕45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2021年大渡口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1年4月23日
2021年大渡口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工作方案
按照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有关工作部署，为切实做好2021年大渡口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市农业农村委主任会议安排部署，严格落实《生物安全法》《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既要加快推进生物育种研发应用，又要依法依规严格监管，严肃查处非法制种、知识产权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农业转基因研发应用健康有序发展。
二、工作目标
不断健全全区农业转基因监管队伍，加快提升监管能力，通过书面形式明确辖区内农业转基因监督检查、行政许可、行政执法、科普宣传等职责分工；指导辖区内从业主体办理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对辖区内农业转基因研究试验和农业转基因加工企业现场检查覆盖率达到100%。
三、监管重点
（一）压实主体责任。农业转基因相关从业者承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责任。通过召开行政指导会、开展监督检查、加强政策法规培训、约谈等方式，督促农业转基因相关从业者落实主体责任，强化从业主体自我约束和管理。种子经营单位应加强对制种亲本的管理，建立健全档案，确保源头和流向可追溯，严防非法经营转基因种子。
（二）加强制种环节监管。开展非法种子田块排查，查早查小，加大种子下地前和苗期检测力度，春耕备耕前和种子收获季开展专项检查活动，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流入市场。
（三）加强种子加工经营监管。加强对种子包装、标签等环节监管，加大对种子市场、经营门店的转基因成分抽检力度，严查转基因种子非法加工销售。
（四）加强进口加工监管。强化境外贸易商、境内贸易商和加工企业“三位一体”监管，加强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流向管控。严查运输、储存、加工等过程控制措施落实情况，全面核查产品采购、加工、销售、管理等档案记录，确保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全部用于原料加工，严禁改变用途。
（五）加强病虫害发生动态监测。安排专业人员跟踪监测转基因作物种植区域的病虫害消长、种群结构及其生物多样性变化，及时掌握有害生物抗性动态，研究提出应对措施，严防目标害虫转移对其他作物造成危害，防范次要害虫上升危害。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属地管理。要落实法定职责，认真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区农业农村委负责统筹协调，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具体执法监管。各镇要层层落实责任，充分认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性，把监管工作落实到具体科室。
（二）加强监督检查。突出问题导向，狠抓关键时节、关键环节和重点地区的监督检查，注重监管实效。落实监管线索督办、约谈问责制度，严肃追究不作为、不监管、相互推诿人员的责任。落实监管信息报送制度，关键节点实行监管信息日报，案件查处实行信息月报，重大案件随时报送，没有案件的零报告。
（三）加大查处力度。全面摸排收集违规线索，及时立案调查，依法从严处理，对已办结案件依法做好信息公开，曝光查处结果，形成震慑。紧抓重点案件不放，深挖线索来源，打掉非法扩散源头。鼓励社会各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对群众直接举报和我委转办的监管线索认真核查，及时反馈核查情况。
四、具体措施
（一）加强种子市场监管。结合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专项行动，加强种子经营环节监管；在种子销售市场、种子经营店铺进行执法检查，开展种子加工和销售环节转基因成分抽检，发现问题追根寻源，严防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等种子冒充非转基因种子生产经营；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产品的标识管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醒目，凡列入标识管理目录并用于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进行标识，未标识和不按规定标识的，不得进行销售；如发现问题将从严从速查处。
（二）做好宣传培训工作。进一步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法规的宣传工作，要正确认识和利用农业转基因技术，搞好转基因知识的科普培训，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正确引导公众，自觉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生物安全法范文3
关键词：五常法；老年病；护理安全
护理安全反映护理质量，护理不安全事故是患者接受护理过程中发生于法律及规章制度范围允许范围中的损伤、障碍、缺陷与死亡，护理安全直接关系治疗与康复效果[1]。老年病患者因抵抗能力弱、身体机能退化，且多伴有意识不清、认知功能下降等症状，护理中不安全因素严重威胁老年病患者生命健康。"五常法"应用于护理即常组织、常整顿、常规范、常清洁、常自律，本次研究某院以"五常法"指导老年病护理，提升护理安全效用显著。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7月～2012年12月我院住院部收治的老年患者200例（男112例，女88例，年龄60～83岁，平均（70.5±3.9）岁。脑卒中82例，伴有高血压80例，骨质疏松74例，高脂血症31例，冠心病30例，糖尿病28例。纳入标准：年龄≥60者，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老年病（如冠心病）者。据入院顺序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各10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情等临床资料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①入院时行基础护理，按照常规护理路径，据患者病情，结合医嘱制定护理方案，给予治疗护理、饮食护理、生活护理等；②管理方法：遵照日常医院护理管理，由护理部统一安排工作，执行常规查房、消毒、基护、轮班。
1.2.2实验组 ①常组织：以"五常法"指导护理工作，开展"五常法"教学，使护理人员了解"五常法"思想、方法、目的、标准，由护理部建立"五常法"护理工作管理小组，由各科室护士长建立各小组，制定、实施、反馈"五常法"护理标准；②常整顿：建立安全隐患目录，对医院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整顿，排除安全隐患，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防跌倒，对老年人常活动区域如病房、卫生间等区域定期检查，增加扶手措施，夜间保证适度的光线，树立安全警示标识；防坠床，合理设计病床，添加约束带等保护装置，妥善安置治疗设施，加强安全教育，叮嘱家属注意事项，夏日增加对凉席的管理；防走失，对于意识不清，记忆力较差患者，加强监护，增加人员识别标牌，必要时于楼道等公共场所添加监控设备；防窒息，加强对进食的管理，特别加强对家属的相关教育，告知患者细嚼慢咽，给予易吞咽食物，鼻饲时严格执行操作标准，及时吸痰等[2]。③常规范：据以往经验，制定严格的操作标准，编制危险项目名录，设立警示标识，并时刻加强医护人员护理安全意识；对于宜活动，但体虚高龄患者，注意预防跌倒、拉伤，加强巡视，及时给予协助、督导，给予患者及家属相应健康教育，强调注意事项，务必使患者不逞强，科学合理的安排活动，并于活动时做好相关保护工作，如给予扶助、拐杖、防滑鞋等；对于有坠床、走失危险患者，如意识模糊、精神异常、痴呆患者，加强监护，促家属配合，繁复强调护理安全；对于易窒息患者，严格喂食，必要时可插管，建立应急预案，及时处置误吸。④常清洁：在保障患者正常休息、生活前提下，对病房及周围环境常清洁，清除垃圾、脏物，创造高标准的护理环境；保持地面干燥，维持防滑材料设施的有效性，维护时树立警示标识；对厕所防滑垫，各处借力扶手，病床、轮椅制动设施、安全带，仪器等，定期、不定期检查、维护，保持完好；对急救药品合理管理，记录种类、用法、用量、安置地点等，以方便、高效使用。⑤常自律：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管理，管理者起到带头作用，积极执行"五常"，总结经验，改善管理；分级管理，合理安排人员，保证随时随地有护理人员调用，特别注意夜间管理；加强自我学习，制定内部学习制度，集思广益，团结协作，促进护理人员交流，不断完善"五常"内容、标准，查漏补缺。
1.3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病历资料，统计住院时间、基护次数，意外事故（摔倒、走失、脱管、误吸等）并发症、治疗结局等情况。
1.5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当中的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数（n）与率（%）表示，P
2 结果
2.1 住院相关指标 实验组人均住院时间、人均基护次数、人均并发例次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2.2 安全事故及患者结局 实验组安全事故、死亡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3 讨论
"五常法"起源于日本，原为企业改善生产环境方法，本次研究应用于老年病护理中，注重安全管理，有效的减少的了危险因素，抑制安全事故发生，进而提升患者治疗及康复水平，抑制不良结局[3]。但值得注意的是"五常法"对于护理人员综合素质要求较高，"五常法"大大的增加的了工作量，且高标准、高要求加大了工作压力，医院应酌情考虑实施。
参考文献：
[1]丁丽群，刘君，柳甜甜."五常法"在疗养院急救药（物）品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疗养医学，2013，22（09）：850-850.
生物安全法范文4
4只箭毒蛙被快递进境事件又一次给我国的生物安全治理敲响了警钟。新市场或者新交易路线的开发对引进物种
>> 义乌小额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发展问题研究 东莞小额跨境电子商务物流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研究 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立法相关问题研究 电子商务安全问题研究 中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模式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支付风险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法律风险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信用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模式研究 电子商务与税收立法研究 跨境电子商务方兴未艾 基于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研究 基于厦门跨境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的研究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物流业的发展与问题研究 新时期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研究 保税区跨境进口电子商务发展面临问题的研究 浙江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 基于SWOT分析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问题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4]尼尔森.全球电商交易规模5年内将增长3倍＼[EB/OL＼].（20130726）＼[20140225]..
[12]冼晓青，陈宏.中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简介＼[J＼].植物保护，2013（5）.
[1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M＼]. Geneva：WHO Press， 1995.
[14]杜梦雅.“另类宠物”放生 当心成祸＼[EB/OL＼].（20120808）＼[20140225＼].http：//.cn/content/201208/08/content_26296343.htm.
[13]SHINE C， WILLIAMS N， BURHENNECUILMIN F.全球侵袭物种项目：法律与制度框架部分＼[J＼].易鸿翔，李文凯，译.国际环境法与比较法评论，2002（1）：248249.
[14]向佐群.西方国家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J＼].林业经济问题，2006（1）：6061.
[17]吴志良.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C/OL＼]//2001年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基地会议论文集（20021224）＼[20140225].http：///article.asp？id=25223.
[16]韦贵红.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74，79.
[17]张博.美国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法律对我国的启示＼[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119.
[19]欧志葵.海淘须严防生物入侵＼[J＼].南方日报，20140926（16）.
[21]环境保护部.关于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三批）的公告[EB/OL].（20140828）[20150226].http：///gkml/hbb/bgg/201408/t2014
0828_288367.htm.
[20]SUTTLE P. Financi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Recent Trends and NearTerm Prospects＼[J＼].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Striving for Stability in Development Finance，2003（3）：7.
[21]The Strategic Plan for Biodiversity 20112020 and the Aichi Target， Target 9[EB/OL].[20150310].http：//cbol.int/deciion/cop/？id=12268.
[26]Sophie Riley：What differences has two decades made to state practice in the regulation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William &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Vol. 38， Forthcoming，2013.6.
[22]赵璨.平衡对外贸易与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国际法律＼[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64.
[23]陈洲.“阻击”外来生物入侵亟待完善立法＼[EB/OL＼].（20131104）＼[20140225＼].http：//.cn/201311/04content_9379444.htm.
[28]Sophie Riley：What differences has two decades made to state practice in the regulation of invasive alien species？ ， William &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Vol. 38， Forthcoming，2013.6.
[24]MYERS N，MITTERMEIER R A， MITTERMETER C G，et al.Biodiversity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J＼].Nature，2000（403）：853858.
[25]夏云.控制外来物种入侵的新武器――性染色体木马＼[J＼].大自然，2013（4）：76.
生物安全法范文5
论文摘要:根据升板结构房屋的特点，结合工程实例，通过对该类房屋进行现场调查、构造分析和结构复算，对房屋的检测和加固方法进行了研究，从而使升板结构房屋满足现行设计规范要求，进而推广升板结构形式的应用。
0引言
升板结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种乡昭些结构形式，其主要特点为现场湿作业少、构件统一、易于预制、板底平整等。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和当时施工技术等原因，所以建设了较多的这种结构形式的房屋。在当前城市改造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遇到这类房屋。其主要缺点为水平刚度较小，柱板连接节点较弱等。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对这类房屋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对加固设计方法进行研究。
1工程概况
某商场为一幢4层混凝土结构房屋，建筑面积8 000时。房屋结构形式为柱板结构，柱形式为角钢劲性柱;1层，2层采用密肋楼板升板结构，3层，4层采用平板升板结构。柱设计截面尺寸为350 x 350，内配4艺80x8等边角钢。密肋板的肋梁截面尺寸为120 x 250 @ 615，柱边肋梁负弯矩处配2小18，跨中正弯矩配2似5，箍筋为双肢怀@ 150;跨中肋梁负弯矩配砷18，正弯矩配125，拉结筋为S形拓@ 150。后浇方形柱帽，柱帽尺寸为1 500 x1 500 x 400。平板设计板厚为200，内配X14)150钢筋双层双向配置，板底、板顶钢筋的断开位置均在跨中1 /3处。后浇锥形柱帽，柱帽尺寸为1 800 x 1 800 x 300。混凝土设计标号为300号。升板与柱之间的连接采用型钢承重销、型钢与提升环中的预埋型钢焊接。房屋采用柱下条形基础，基础埋深2.000 m，电梯井及楼梯间位置的基础为筏片基础，基础埋深为2.000 m，混凝土设计标号为200号，结构平面图见图1，图2。
2现场调查
由于房屋使用历史较长，在平时使用过程中没有按照原设计荷载要求进行使用，曾多次对房屋进行改造，楼层面装饰层厚度达到300~，远远大于原始设计荷载。在现场将所有楼层装饰层全部拆除后，发现原有平板呈现明显的凹凸现象，与无梁楼板在均布荷载作用下的变形情况完全一致，说明长期荷载作用下，混凝土楼板已经出现了永久变形。1层大部分混凝土柱的混凝土质量较差，钢筋锈蚀较严重，混凝土表面已经发现有部分保护层剥落，2层混凝土柱的混凝土质量略好于1层框架柱。角钢劲性柱由于保护层厚度较薄，钢材表面已经锈蚀，锈蚀量不大，楼板的钢筋锈蚀情况不明显。1层的混凝土标号比原设计200号混凝土低，1层可评定为C15，2层可评定为C25;3层，4层的混凝土标号离散性较大，可以评定为C25。
升板结构现场发现部分外露型钢承重销出现较为严重的锈蚀现象，个别构件锈蚀量已经大于5 mm，严重影响了承重销的承载能力。
3构造分析
按照现行建筑抗震设防等级分类标准，房屋为丙类建筑，框架的抗震等级为二级。
现行GB 50011-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2008版)对结构体系的要求:结构体系尚宜符合下列各项要求:1)宜有多道抗震防线;2)宜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避免因局部削弱或突变形成薄弱部位，产生过大的应力集中或塑性变形集中;3)结构在两个主轴方向的动力特性宜相近。对板柱一抗震墙结构而言，规范要求:房屋的周边和楼、电梯洞口周边应采用有梁框架;房屋的屋盖和地下1层顶板宜采用梁板结构。板柱一抗震墙结构的抗震墙应承担结构的全部地震作用，各层板柱部分应满足计算要求，并应能承担不少于各层全部地震作用的20 0%。显然本工程的结构体系不能满足规范要求。
4结构复算
1)根据计算结果，大部分框架柱的轴压比以及配筋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其中最大值为1.75，远远大于规范规定的0. 85。地基基础承载能力基本能够满足使用要求。2)层间位移及结构动力特性计算结果表明，楼层集中质量较大，结构的侧向刚度较弱，层间位移最大值为1 /397，是规范规定的2倍多。3)框架柱的箍筋设置亦不满足抗震设计规范的要求。
5小结
1)从整个结构来看，本房屋结构体系均为板柱结构。原结构设计没有考虑抗震设防，柱板连接节点构造、框架柱的抗震构造措施等均不能满足抗震构造要求。结构的承载力达不到7度抗震设防要求。因此房屋整体抗震性能不符合现行抗震设计规范要求。2)层间位移及结构动力特性计算结果表明，结构的侧向刚度明显较弱，层间位移均超过规范规定限值。
6加固方法研究
根据验算结果并依据GB 50367-2006混凝土结构加固技术规范，建议对整个建筑结构采取如下加固措施:
1)由于结构的侧向刚度较小，层间位移不能满足规范要求，应当在适当的位置增设抗侧力构件，提高结构的侧向刚度，减小层间位移。结构加固平面图见图3。结构层间位移和动力特性计算结果见表1，表2。从表1，表2中可以看出，增加抗侧力构件(抗震墙)后，房屋的结构体系由原来的板柱体系转化为板柱一抗震墙体系。层间位移计算明显减小，房屋振动周期缩短，结构整体水平刚度有了较大的提高。结构体系相对而言比较合理，且满足了现行设计规范要求。
2)楼板应当全面凿除装修层，减轻结构的恒载。
3)对于密肋楼板应当进行结构加固。密肋楼板的加固方法可采用加固密肋的方法，在板肋正负弯矩区粘贴高强片材，如钢板或碳纤维材料。
4)混凝土柱，应首先凿除混凝土柱表面已经碳化、酥裂部分，采用扩大截面法进行加固。为了保证框架柱的连续性，柱钢筋应穿楼板至屋面，并增设箍筋加密区。
5)对于升板结构与混凝土柱之间的连接，应增浇柱帽，提高楼板的抗冲切能力。
生物安全法范文6
【关键词】矿井员工；素质
一、基础培训法
狠抓煤矿、区队和班组新工人的三级安全培训：
一是新工人到煤矿以后，煤矿要组织新工人专门进行安全知识、安全技能等专项培训。一是组织新工人进行安全生产基本常识和职工行为规范知识学习；二是组织新工人到作业现场进行学习，让他们了解生产环境和劳动现场，增强对井下现场的感性认识；三是接受岗前应知应会知识培训，要分阶段性进行，可分普通知识培训、专业知识培训和特种作业知识培训，要结合职工文化水平因材施教；四是严格考核新工人的培训效果，进行理论知识考试和实践操作知识考试，只有考试合格才能分配到相应的区队，否则对其进行继续培训，直至培训合格后，才能安排上岗。其次，新工人分配到区队后，必须让新工人在入井前学习了解区队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情况、岗位应知应会知识和应注意的事项， 基础的安全生产现场情况和应该注意的有关事项，以及最为基本的安全意识的把握和基本业务技能的操作学习，是新工人切实要清楚和掌握的必备内容。第三，区队要进行班组划分，根据新工人的基本文化层次、业务知识、安全知识等进行划分。在班组推进师傅带徒弟的培训方式和方法，班组内按照情况综合推荐师傅，并签订师傅培训合同，新工人工作三个月以后，对其进行相关内容的考试和考核，对于考试和考核成绩较好的新工人，掌握知识扎实和技术扎实的新工人，区队内要根据情况进行奖励，奖励其师傅和徒弟，对于考试和考核难度较大的工种、技术含量高的工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延长师徒学习和交流时间。
二是要分层次、分工种、分级别进行培训。对于员工的培训要实施求是，要从员工的自身实际和岗位要求出发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因材施教。对于文化层次较低、基本技能较差、认知能力较差的员工的培训，就要从较为容易的地方入手、从简单的操作入手、从现场入手，可以手把手来培训，可以一对一培训；但是对于文化层次较高、操作能力较强、认知能力领悟能力较强的员工，就应该让他们接触电气化设备，学技练艺，提升技能，使他们不但懂得设备的技术操作，还能对设备进行维护维修，减少设备的故障率。
三是注重青年职工对新技术新知识的学习。要营造氛围鼓励青年开展自学，多学习矿井安全生产及其需要的采掘知识、电钳知识和通风知识等，同时，可以邀请兄弟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培训中心的老师开展专题培训。
二、亲情感化法
（一）区队在开展安全教育过程中，可以采用灵活的办法，让一些经常性违章的员工，让安全意识较差的员工和工伤人员进行交流和沟通，利用参加工伤慰问的时机，或者专门创造机会，通过工伤人员的献身说法和亲身感受，使员工得到双重的教育，对工伤人员而言是人性化的关心和关怀，对去看望的员工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培训。
（二）推进身心调适法，就是针对每一个职工的生理和心理状况深入细致的做好一人一事的教育工作。由基层党支部负责根据员工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发生的特殊情况等方面建立员工档案， 员工档案可以包括静态档案和动态档案两种。档案的建立，便于开展针对性身心调适。“五清楚、六必访、七必谈”是身心调适法的主要内容，五清楚：一是员工脾气性格与爱好特长要清楚；二是员工的工作情况清楚；三是业余交往和生活要清楚；四是家庭基本情况要清楚；五是思想的不同时期的变化要清楚。六必访：一是员工个人和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时必访；二是员工住院生病期间必访；三是家庭出现困难时必访；四是家庭出现矛盾时必访；五是婚丧嫁娶时必访等。七必谈：一是发生“三违”后必谈；二是员工思想有波动时必谈；三是完不成工作安排的任务必谈；四是受到了处分和批评时必谈；五是新工人进入区队班组必谈；六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时必谈；七是工作出现变动时必谈。
三、典型激励法
（一）树立先进典型，宣传标杆榜样。煤矿在评先树优过程中，要树立标杆和榜样，并且进行大力宣传和表彰，对于在安全生产实践中表现突出的员工、对于做出重要贡献的员工，不要吝啬华美的言辞。比如，我矿每月评选的“优秀职工”和每年评选的劳动模范、职业道德标兵等，除了给予他们物质奖励，还要在内部刊物、广播自办节目进行大力宣传、报道，在矿区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热潮。
（二）设立“职工安全生日”。在职工生日之际为员工送上生日蛋糕或者精美礼物，既是对员工的一种福利又是对员工的一份心意，我矿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从安全生产的实际出发，为安全生产做得好、安全生产出色的职工过安全生日，或者为班组过集体安全生日。可以设定在一年内没有出现违章或事故的职工，就可以过安全生日，班组也一样，煤矿在组织上要做好，让生日过得有意义、有气氛、有作用。
四、帮教学习法
（一）在区队或班组安全学习会上，区队要多发挥职工的主观能动性，让职工多动手、动口、动脑。动手，就是要让职工来演示自己所操作的工种，将所使用的设备操作方法演示给大家看；动口，就是让职工在大众场合将工作中想到的、听到的、看到的说出来；动脑，就是让职工举一反三地分析事故案例，想一想安全到底为了谁。同时，要结合“手指口述”操作法，让职工相互抽答“手指口述”知识，达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目的。学习时，结合集团公司“隐患就是事故，容人不容‘三违’”的安全理念多开展一些安全大讨论活动，让职工可以参与其中，使职工成为安全教育的主人，从而实现由“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和“我能安全”的根本性转变。
（二）要对“三违”人员实行过“六关”帮教：
1、安全警示关：由安全检查科负责，对“三违”人员在井口“三违”亮相台曝光亮相。
2、现金交纳关：“三违”人员在接到罚款通知单后，必须在签字确认后三日内持罚款通知单到矿财务部交纳罚款，交纳后持罚款收据到安全检查科登记单挂号确认。如“三违”人员未能按时交纳罚款，则在当月工资中加倍扣除。
3、党群帮教关：由党群工作部负责，“三违”人员是党员的，由党群工作部负责谈话帮教，是管理人员的由纪委负责帮教谈话，是团员的由团委负责谈话帮教，是普通职工的由工会负责谈话帮教，其帮教时间不得少于三天，帮教效果应使其能深刻认识到“三违”的严重危害性，并深刻写出不少于1000字的书面检查。
4、亲情帮教关：由矿工会负责召请“三违”人员家属到矿，参加“三违”人员所在单位召开的各类会议，对“三违”人员进行亲情帮教，其帮教时间不得少于一天。
5、单位谈话关：由“三违”人员所在单位支部书记或部门负责人具体实施，对“三违”人员进行不少于一天的思想教育和沟通，使其真正认识到“三违”的严重危害性，提高思想认识，并在次日连续三天的班前会议及队安全例会上谈认识、作保证、现身说法，警示他人。
6、培训考试关：根据“三违”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对发生“三违”的人员在培训结束后，有针对性的由安全检查和人力资源负责组织考试，经考试合格后安排上岗，考试不合格者，继续培训考试直至合格后方能安排上岗。
五、自我反省法
一是区队要结合一些事故案例多给职工算算安全帐，多从经济、情感等方面算算不安全给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算安全帐，让职工明白搞好安全不仅是为了企业，还是为了自身和家庭。
二是职工发生违章时，区队管理人员除了对其进行处罚和当面教育外，还可以督促职工写违章或受伤经过，谈自己的感受。可以规定违章或受伤职工每周写一份认识，写到他在现场安全生产中能自觉遵章守纪为止。职工经过这样的深刻反省，安全意识就会自觉增强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