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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范文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2
司马迁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人之典范。观其一生，不论为官、做人抑或写文，始终坚守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或许正因其才华与精神相辅相成、知识与人格交相辉映，才成就了他的宏篇巨著《史记》。本文从司马迁生平着手，就其生平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进行浅析。
一、家庭出身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据司马迁所说，司马氏在虞夏和周朝均担任史官。西汉时期出生的司马迁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指在家乡干农活。后来父亲司马谈在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来到长安，可谓家境良好。司马迁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刻苦攻读，“年十岁则诵古文”，并研习《左传》、《国语》等各类史籍，培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拜访过多位名师，曾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请教《沿书》，向今文经学学者董仲舒请教公羊《春秋》。做上太史令后更是借工作之机遍览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文史资料。其丰富的学习与阅读经历，为其后来的《史记》创作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家族世代为史官，其任务就是记载帝王圣贤之言行，以及搜集整理天下之遗文古事，还有通过叙事论人为统治者提供借鉴资料。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想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巨著。他当上太史令后，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史料，为修史做好大量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其年事已高，要独修一部史著谈何容易，另外从时间、精力和才学各方面都已力不从心，故此他寄厚望于儿子司马迁，望他能实现这一人生宏愿。虽然司马谈最终也未能完成夙愿而憾恨而卒。然而其学术思想对司马迁的深远影响却是巨大的。
二、漫游经历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谈寄希望于司马迁后，加大了对其培养力度。先让其“读万卷书”，接下来让其“行万里路”。在他的鼓励下，20岁的司马迁就踏上了为期两年的全国漫游之旅。后来证明这次漫游成为了司马迁《史记》创作的一次实地考察。漫游途中，司马迁深入一线，亲自采――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史记》更具真实性和科学性。此外，这次漫游还体现了《史记》的实录精神。
例如，司马迁漫游到汨罗江畔，他跑到当年屈原投江自沉之地高声朗诵屈原大作，继而痛哭流涕，体悟到了屈原精神，因此《屈原列传》才极富感彩。再比如，他在韩信故乡淮阴搜集整理韩信的故事，他详细向别人了解韩信“受胯下之辱”的典故，分析韩信为什么不做非法之事，胸怀坦荡地忍了？但是当时韩信真杀了人，后来他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助刘邦秦王朝建立西汉以后，封侯回乡曾见到当年侮辱他的那人，韩信没有杀他却对他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就没有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一个“忍”字，或者对司马迁今后的人生也不无教育意义吧。
应该说，司马迁的漫游之旅相当充实，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口碑相传的故事，他了解和搜集了许多古籍里找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由于其深入民间，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感触颇深，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逐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壮美山河，在陶冶性情的同时，更提高了文学表现力和审美精神。由此可见，司马迁这次两年“行万里路”的全国漫游之旅，为《史记》创作的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三、坚韧的性格和不屈的精神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李陵之祸让司马迁的人生彻底发生了巨变，也让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司马迁结束了二年的全国漫游之旅，回来时正值22岁，成为了“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郎中，也就是皇帝身边的一个普通侍从。直到38岁时他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才继承父位成了太史令。司马迁从做太史令那天起，就遵照父亲遗愿开始了《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没想到灾难突然降临。天汉三年的时候，匈奴举重兵南下攻汉，大将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力出击匈奴，麈战十余日后终因寡不敌众兵败后被迫投降，此事震惊了朝野。司马迁自认为李陵战功赫赫，足以表率天下，虽降敌也定是出于无奈，于是公正直言替李陵辩护，不曾想武帝大怒，不仅将其囚禁起来，还在入狱三年后对其施以了腐刑。
腐刑与死之间司马迁选择死更容易。即使奴隶和婢妾受辱都知道以死摆脱痛苦，何况是司马迁！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不能死！他不能让自己的《史记》创作半途而废！他死了，作为后人，他没有继承祖业完成父亲遗愿，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他死了，作为史官，他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史料，又怎向历史后人交代？再者说，他死了，自杀也好被杀也罢，没有人会认为他是殉节，而都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罪大恶极死有余辜。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迁只能接受腐刑，为了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终被处以腐刑，在狱中他隐忍苟活了三年，期间始终坚持《史记》创作，武帝太始元年，时年50岁的司马迁出狱后，被封做中书令，相当于一个宦官职务。狱中所受侮辱没有让司马迁屈服，然而出狱后司马迁却感到身心疲惫，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还时常精神恍惚。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写的：（下转第68页）（上接第66页）“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此时的司马迁心里深处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限的愤恨，精神上痛苦万分十分无助。每每想起所受奇耻大辱，都会“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此外，他还经常遭到诽谤和中伤，就连好友任安也写信批评他。支撑他活下去的惟一目的只有《史记》，《史记》就是他的终极人生目标！司马迁在用生命书写《史记》！
四、人生悲剧之于《史记》创作的影响
纵观《史记》，其悲剧色彩较为浓郁。书中有约三分之二篇幅均为悲剧作品，而悲剧人物也多达一百余人，是悲剧作品和悲剧人物使《史记》洋溢着一股难以释怀的悲壮和阳刚之气，这是其它任何史书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史记》是在通过悲剧人物在当时社会中的处境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在通过对悲剧人物的思索来阐述司马迁独到的人生哲学观点。从创作选材上看，是一部极富个性化的作品。而这一切都与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有着紧密的联系。司马迁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而后“发愤为做”《史记》，其创作过程不知忍受了多大的巨痛！从《太史公自序》中不难发现，司马迁对自己的出身感到十分骄傲，对自己的学识也是非常自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骄傲而自负的拥有高贵身躯和灵魂的人，遭受不白之冤之后又被施予腐刑，如此荒谬的人生造就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可谓情有独钟，他的“古我契合”的视角，使其对悲剧人物进行选择和评价时都具有个性化特点。司马迁并不主张为虚假无用的节操而死，这一观点这是他对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杀的人生经历的肯定。正因如此，他对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行为持否定态度，《报任安书》中他还列举了诸多遭受困难后，隐忍成就千古言论的文人做了歌颂，对比之下，足以表明司马迁重视生死的意义以及注重实现人生价值的态度。司马迁讲究生则顽强，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国之兵屠灭祖国，甚至鞭尸泄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对象。然而，司马迁并非重生轻死，他支持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视死如归。如此，伯夷，叔齐，屈原，田横五百壮士都成为其热情歌颂赞美之对象。“为信念而死，为理想而死”某种程度上与司马迁的“为信念而活，为理想而活”有殊途同归之处。
五、结束语
司马迁是一个思想崇高、人格伟岸的人，他的宏篇巨著《史记》代表了中华文化渊源的史学文化，虽经数千年沧桑巨变仍为后人倍为钦叹。司马迁的人生，正如《报任安书》中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忍辱负重，发愤著书，向我们阐述了“重于泰山”的真正人生内涵。
司马迁史记范文2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理想人格
在《史记》中最能表现司马迁理想人格的文章应属《孔子世家》《管仲列传》《屈原列传》等篇章。《史记》中“太史公曰”的文字，这种史论形式习惯上称之为“赞”，一般情况下是作者褒贬历史人物，述“一家之言”的重要内容，是全文的总评，以自己空前绝后的见识，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客观富于人情化地复述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性的优和劣，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有关问题。有很强的提示性和概括性，有独特的见解和情感，个性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因此涵咏品读典型篇章的“赞”有时可窥一斑而知全豹，能感悟到作者对主要人物品格和灵魂的洞悉以及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解读，更能感知太史公伟大的人本主义和理想人格。
司马迁的一生是复杂、苦难而又悲壮的。他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也是充满曲折的。以“李陵之祸”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司马迁一心为朝廷谋划，以求得皇帝的赏识，他的人格特质呈现出的主要是一种蓬勃向上、力求奋进为朝廷建功立业的精神，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这是司马迁一生的主旋律。
一.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
《孔子世家》“赞”中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可见孔子那一以贯之，坚持主张决不放弃的人格，正是司马迁的立德之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用世的精神愈加坚强。一方面刻苦自励，充实自己，等待时机，以用于世；另一方面另辟蹊径，整理古籍，著书立说，收徒授业，表现了艰苦创业、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也构筑了司马迁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孔子世家》“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有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事实上，孔子和司马迁都是将功利建立在当世无法实现的，建立于未来的一种功利上，这种功利如孔子听到“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时的一种觉悟，于是选择了在当世的牺牲。
二.入世之道与变革的楷模
《管仲列传》“赞”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表现了管仲务本求实，以民为本，因势利导，而这一切恰恰成为了司马迁的入世之道，立功楷模。变法改革在思想领域探索的基础上，更为可贵的是有赖于一批实践家勇敢地付诸实施，艰难地进行改革试验。首先走上改革舞台，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要算齐国的管仲。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中原的赫赫功业。而“赞”中“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是借孔子的批评进一步展示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匡世济民的宏愿。
三.人生困境与心灵的皈依
在《屈原列传》“赞”中“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面对屈原悲剧的一生、对祖国无限忠诚、刚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真实而又相似的人生困境使司马迁相见恨晚再也不能自已。他要寻找自己的心灵皈依。
在极度困厄时，人的压抑与苦闷无法申诉，往往就会“述往事，思来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在《史记》未完成之前，司马迁深感他无权放弃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立德”、“立功”已经无法实现时，他却隐忍以行，通过著书“立言”，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直面人生的苦难，通过著述摆脱对生命价值的困惑与疑问，在对历史的思考与描述中获得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终极意义。此时，司马迁内心盈溢着勘透自然、洞穿生死、直视生命真义的悲怆。有时也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对天道不公的愤懑，以及对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悲凉之情。在其理想遭受幻灭时，及时从自然，从人的本质出发，实现人本来的本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正是儒与道的兼顾，才使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显示出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这也许就是具有封建主义特色的东方人文主义。
司马迁在历史沧桑、岁月淘洗中，重铸了个人的理想人格、民族的灵魂。
司马迁史记范文3
江苏省常熟市谢桥中心小学六（3）班 谢怡洁
读了《司马迁发奋写＜史记＞》这篇文章后，我受益匪浅。
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司马迁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历史很感兴趣，他读了很多历史书，游历了许多地方，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父亲临终时，嘱托司马迁完成他平生想要完成的史书——《史记》。正当司马迁专心致志写《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在他的头上。原来，他因替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因而受了残酷的宫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自己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轻生的念头，坚强地活了下去。
司马迁史记范文4
陕西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歌剧《司马迁》是陕西近年来力抓的一部重点剧目，也是文化部关注的重点剧目。这个戏以我国西汉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不平凡的生命历程为主线，置于黄河文化的背景之上，浸霪于古朴浪漫的大汉气象，通过对司马迁、汉武帝、李陵、李广利等历史人物密切相关的一段史实的连缀，用歌剧艺术的表现形式，摄人心魄地演绎出司马迁伟大、屈辱、悲怆、壮丽的人生，热情赞颂了太史公探求真理，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治史精神和敢于抨击黑暗，不畏权势，忧国忧民，忍辱发愤的君子气节。
《司马迁》的创作过程
歌剧《司马迁》的创作动因酝酿于1993年，当时正值歌剧《张骞》声誉鹊起，方兴未艾之际。但陕歌人已经透过眼前的光晕，看到了耸立在张骞之后的另一座高峰――司马迁。为了这个题材，作曲家兼团长张玉龙与剧作家张平相约，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研究了《史记》、《汉书》、《司马迁评传》、《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史记人物百态》等多种与史圣有关的历史著述，为剧本的创作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
1998年7月，主创人员前往韩城司马故里、黄河龙门、壶口、汉武帝茂陵等地体验生活，共同勾勒出了《司马迁》的戏剧结构，用短短半个月时间就拿出了剧本初稿。
1998年10月，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著名作曲家赵季平率领《司马迁》主创班子进京，参加文化部召开的歌剧《司马迁》剧本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全国歌剧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司马迁》的初创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全剧有激情、有高度，首先是选材准确，歌颂了司马迁坚持真理、求实求真、发愤著史的伟大人格力量，既富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第二是形式准确。认为采用歌剧的形式表现司马迁，比用其它艺术形式更合适。第三是写法准确。认为作者遵循了歌剧艺术的创作规律，事件选择既具典型性又简约洗炼，结构完整，矛盾冲突跌宕强烈。第四是题材具有优势。司马迁是世界文化名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更是陕西人的骄傲，歌颂司马迁，弘扬其伟大精神，应是后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为我们今天的时代所呼唤。
历时三载，八易其稿，到2000年元月，当《司马迁》剧本甫定，陕西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就将该剧列为当年全省唯一的重点剧目。三月初，成都话剧院著名导演查丽芳应邀担纲导演，陕西省歌舞剧院由此拉开了歌剧《司马迁》付诸实施的帷幕。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排练制作，《司马迁》正式于六月下旬搬上舞台与观众见面。
《司马迁》的艺术取向
歌剧《司马迁》是一部凝重、悲怆、史实性很强的历史题材。它的高度取决于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令高山仰止的历史巨著《史记》。在于他蒙受常人不可承载的、比死亡或任何极刑更为残酷的“宫刑”带给他的奇耻大辱。也出自他为李陵辩护，“沮贰师”李广利而“诬罔主上”，与汉武帝“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桩历史公案。
剧作的主创人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题材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开掘的目的主要基于《司马迁》题材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通过这一过程而最终形成的艺术取向，就是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情形――歌剧《司马迁》以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为全剧的人文背景；以大汉朝文治武功时代为历史的剖面；以史圣司马迁个人命运的荣辱多桀，惨烈壮丽为主题；以李陵事件、受腐刑、发愤著史等典型戏剧情节作贯穿，突出表现司马迁与汉武帝两位时代巨人之间由君臣相知到失和，到相背，继而引发悲剧，最后又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重新汇合的发展过程，展示了他们截然不同又互为条件的人格魅力。托出全剧辉煌与腐朽并存，正气与阴霾对撞，叛逆与皇权抗争，真理不畏谎言，屈辱升华为崇高，悲愤而不乏张扬，这么一幅生动充盈，浓墨重彩的历史画卷，一部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歌。
《司马迁》的剧作
《司马迁》的编剧张平同志是陕西省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也是省内优秀的中年剧作家。1981年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干修班，曾进藏工作20多年，担任过剧协的副主席。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第一部个人剧作专集。90年代初调回陕西，先后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省京剧团担任专业创作及领导职务。代表作品有话剧《赞普的子孙》、《古城墙》、京剧《琵琶行》，秦腔《少帝遗事》，豫剧《情祭秦王宫》等十余部，曾获中国话剧编剧“金狮奖”，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金奖等。这位土生土长的秦人，红润的脸膛又多了些许青藏高原的成色，自来卷曲的头发不事渲染，虽不善辞令但写一手隽逸的美文，外表朴实腼腆内里却是一腔热血。他在动手写《司马迁》时，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正值心身交瘁，愤懑已极的时候。大概是自古佳作都是圣贤发愤之作的缘故，张平当时虽身处逆境，但并不消沉，他凭着顽强精神的激励，走近了《司马迁》。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写过任何一部歌剧，这次完全是受张玉龙的激情“煽火”，深深地被作曲家那种痴迷的歌剧情结所感动，于是俩人就上了《司马迁》的船，开始了艰辛的创作苦旅。
张平写歌剧并不具什么优势，或许正是得益于以往积淀的戏剧功力和对歌剧的新鲜陌生，反倒使他没有条条框框，只是在架构剧本文学体裁的取向上，牢牢把握住司马迁这位语言艺术巨匠、散文大师，雄深雅健、逸气纵横的风范，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戏曲和古典诗歌的精髓，追求剧本文学的形式美。结构上的流畅疏朗，曲折自如，使大块的戏剧结构以民谣、格律诗词、长短句等多种形式巧妙杂陈，从头至尾一气渲泄下去，挥就为一部洋洋洒洒的史诗，叙事诗，抒情诗。其丰富生动的韵律变化，朗朗上口的音节语调，超乎寻常的大容量，集结成连绵不断的咏叹调和过渡衔接性的宣叙调，完全音乐化的语言替代了直白陈述，是一次对中国民族歌剧纯粹歌唱意义上的有益尝试。
当初稿出来后，省内的评论界一致认为，《司马迁》是张平所有剧作中的最优秀的作品，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他卓而不群的文采和驾驭多种戏剧形式的能力。
《司马迁》的音乐
著名作曲家张玉龙，曾在90年代初因创作《张骞》而荣获第三届国家“文华音乐奖”，从此愈发不可收，日复一日在编织着新的憧憬。这位“非常之人”对中国歌剧事业的痴迷执着是超常的，平素言谈中的话题不离歌剧，念念不忘的人不外乎马可。他时刻铭记着青年时代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时，院长马可先生对他的器重，对他关于中国歌剧发展的谆谆教诲。可以理解，这份往日情怀对他来说已经是必循的“道”，从生命的意义上讲也已是必“殉”而往之的。除此而外，他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
张玉龙尽管有作曲家喷薄欲发的满腔激奋，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却很淡泊，除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外，几乎再无什么经济来源。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写作，他患有严重的腰、颈椎病，神经的压迫已使左手蜷缩僵硬，再也不能弹琴。忍着病痛的折磨，他常年蛰居斗室与谱纸和笔头为伴。他才思敏锐，十分健谈，却鲜与外界往来，独守着一份君子式的冷静和深沉。在作曲大师中最为推崇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尤对《悲怆》和《第一钢琴协奏曲》情有独钟。他自认为在个性和审美情趣上与老柴合拍，所以搞歌剧特别倾心于悲剧题材。这次对《司马迁》的创作，他认为就音乐的力度而言，将会比先前的《张骞》锲入得更深，更有广泛的空间可信马由缰驰骋自己的情感。对《司马迁》音乐的写法，他是在总结《张骞》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延伸了已经找寻到的将中国民族歌剧与西洋歌剧成功对接的感觉，并使这种感觉更明确更深化，固定为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
此番，在《司马迁》的音乐创作中，他已不是停留或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作曲，而是从最初题材的选择确立，到戏的构成，到矛盾的铺陈解决，乃至人物声腔类别的设置，均以强烈的主体意识介入，使全剧的乐思和情绪早已在自己的胸中涌动，渗透到创作的全过程之中。关于这一点，从客观条件讲也与作曲家本人担任一团之长不无关系。在一定程度或一定条件下，居于权力位置就可拥有发言权和先决权，且不说能否实现以主观去改造客观，最起码也是较之旁人有“先入为主”的便捷。
长安“万国之冠”的历史位置和司马迁生存的特定地域，给了作曲家在整部作品中尽情挥洒秦地丰富的戏曲、民歌、号子、民间音乐、宫廷鼓乐的自由。这些资源对张玉龙来说是非常稔熟，自幼就耳濡目染的，所以用起来得心应手，往往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就渗润到具体作品中。我们可从以下的谱例中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
从《司马迁》的序奏开始，前六小节充满紧张和险峻的气氛，强烈地切分节奏在减七和弦的烘托下，营造出浊浪排空，摧枯拉朽的万钧气势。（例1）
在铜管首当其冲作板块式的撞击后，乐队全奏自上而下，由慢渐快，作类似戏曲“剁板”式的倾泻，犹如黄河崩下，涌出龙门。（例2）
然后渐渐趋于平缓，引出单簧管在中低音区叙述般的吟唱。（例3）
这一象征性的黄河主题，是由秦腔因素衍化而来，徵调式“苦音”的调性色彩通过下行级进的过渡，特别是“降B”和“F”音作为旋律中核心音族的强调，使主导动机更赋于沧桑感，宛若千年历史帷幕的开启，古老中华民族礼赞式的渊源。这一主题的内涵深沉凝重，描绘出西部山川苍凉的壮美，透出华夏人文精神的悲怆气质，为全剧的音乐发展奠定了一个总的基调。
接下来，全剧序歌“九曲黄河”是一首无伴奏的男声领唱与合唱，作者为了寻求对母亲河的真切感受，曾几度跋涉于龙门和壶口瀑布。尤其是张玉龙对这首全剧开篇第一歌的期待，足足让编剧张平煞费苦心折腾了许多稿，最终语出惊人，不同凡响――“九曲黄河九十九道弯，九重龙门九十九层天；千折百回冲天喊，大浪劈开九十九座山”。当序歌的旋律从作曲家的心中涌出，已经是高亢激越，荡气回肠的天籁之声。其中既有黄土高原人的“喊山”与黄河上搬船号子的迭加，又有合唱声部对领唱的回声式模仿，宛如晋陕峡谷中的空穴来风，象征中华民族的前仆后继。为了唱出这首序歌的深邃意蕴，唱出黄河儿女的精神气质，张玉龙经常在排练间隙情不自禁地放声引吭，给大家作示范。
为了发挥歌剧音乐的戏剧，作曲家为剧中主要人物塑造了性格各具的音乐形象：
司马迁主题：（例4）
音域宽阔伟岸，富有庄严神圣的使命感和不屈不挠的冲力。旋律音程作连续四度的强进行跳进，两次到达极限音“降B”，旨在表现司马迁求索不止，志存高远的伟大抱负。小的三连音装饰音惟妙惟肖，润色了主人公儒雅倜傥、翩翩君子的风度，美化了司马迁的音乐形象。
汉武帝主题：（例5）
号角的拟人化音响威严而冷酷，装饰音围绕主音作上下八度大跳，寓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道至尊。象征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圣命的不可抗拒。
从汉武帝的音乐主题，可看出作曲家着意拉开汉武帝与其他人物的距离，脱开西部的地域局限，用京昆的戏曲素材拓展出汉武帝“霸王道杂之，宽猛相济”的思想境界及其桀傲不羁的个性。作曲家的这一设想独具匠心，给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以准确的形象定位。
茜娘主题：（例6）
这一主题首先见诸于双簧管的陈述，蕙心兰质，清丽婉约，具有古典东方女性的温存贤良。尾句的十六分音符连音是陕西碗碗腔的音调特征，美好的憧憬中蕴含着淡淡的忧郁色彩。
“祈雨”是第二幕结尾时，值全剧“转”的节骨眼上，一处重要的插部。它突然跳出汉武帝与司马迁业已陷入的情感对垒，用纯民俗的音乐语言和祭祀场景，引出奔跑着嘶喊着的祈雨人群，以佐证司马迁所言“雷霆下有悲切的呜咽”的社会现实。打击乐为先导的节奏动机，模拟民间锣鼓，甩出一声苍凉焦灼的呐喊。（例7）
此时，黄河人的粗犷奔放，近似原始状的人文形态，是一种积蓄已久的力的喷发。这一喷发表面上似乎是把自然作为对象，但实际却隐含着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
亦如古人李斯所云“夫击瓮叩击，弹筝搏髀，而歌呜呼呼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大秦之腔的一大奇特就是“吼”，秦人惯于通过“吼一嗓子”来吐出胸中的块垒。所以“祈雨”的音乐着力突出了这一特点，尤其是通过唱法的民族化更有助于这个特点的发挥。
“祈雨”从音乐到舞台画面的构成，于剧情的局部谐和来说是一个大的反差或不协和，但这正是其独特功能的所在，即断然地否定性――否定皇权，否定苛政，崇拜上苍。在这时，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被升华为天然的依存关系，相形之下其它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在这一点上，剧本的主旨与汉武帝本人所尊崇的“民为贵，君为轻”的儒家思想殊途同归，从两个不同的轨道实现了相反相成式的对接。所以，“祈雨”的艺术价值在于它是全剧中人民性的一处集中体现，它使司马迁这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有了一个可依附的社会基础。
张玉龙在《司马迁》的音乐中对宣叙调的写作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由于整部剧本就是一部长诗，所以音乐也就必须一以贯之。事件的联系，人物间的交流，全要通过歌唱去实现。为了使宣叙调生动，作曲家把重点放在以字行腔上，特别注意从剧诗的语感、语气、语速、音节、韵律中去体味和发掘“朗诵”的音乐性，使旋律既有线条美又与汉语言的平仄四声相吻。有了这样的追求，《司马迁》的宣叙调就具有了民族性的特征，而少有佶屈聱牙，味同嚼蜡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一些难度大，冲突性对比强烈的宣叙调段落，如第二幕“大汉朝早就乱了卑尊”（这是李广利、李妃兄妹联手轮番向汉武帝进谗言，诬陷司马迁的一组对唱），经作曲家对剧诗重新进行梳理，就使得原本单线条的矛盾走向，变化为合唱介入、纵横并进、多个层面的矛盾织体，形成两个人称之间一惊一诧、一问一答、一唱众和的呼应场面。“积毁销骨、众口铄金”，歌剧音乐的戏剧内涵在此充分展开，描述出以李氏兄妹为代表的腐朽势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吞噬真理的丑恶。（例8）
“谎言重复千遍也会成为真理”，司马迁在此起彼伏的讨伐声浪中被淹没了。
《司马迁》全剧演出时间约124分钟，这也是音乐的总长度，如此大的容积对任何一位作曲家来说都是一个不轻松的浩繁工程。粗略地统计，全剧重点唱段包括有：咏叹调14首；领唱与合唱3首；合唱6首；二重唱5首；三重唱2首；宣叙调（组唱）5首。其中篇幅最大的一段唱，要数第四幕司马迁在狱中的咏叹调“漆黑的地，漆黑的天”。这段唱剧诗长达48行，是司马迁在全剧中最重要的大段内心独白。长于悲情抒发的张玉龙在这首咏叹调中饱蘸感情，字字血，声声泪，写出了处在生死关前的司马迁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痛苦万状的悲惨心境。曲调借鉴了秦腔“苦音”慢板和山西蒲剧的音素，但不囿于戏曲板腔体结构的影响，将二种素材资源进行化合提炼，创作成为完全歌剧化的语言。（例9）
这首咏叹调的难度在于它是从司马迁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烛切入，几经辗转逐渐地让主人公的心灵复苏，继而使他深刻理性地去审视死亡和卑贱（腐刑），通过对人生价值的再认识，战胜自我和世俗，最终实现人格的升华，完成生命的涅。这一系列极具感情跨度、交织着理性思考与情绪激荡的递进过程，完全是凭借音乐的推进来完成。从《司马迁》的初排到上演，张玉龙总是能够以他的这首“慷慨悲歌”深深地触动每一个参与者，这段咏叹调在艺术上达到了悲至深，情至切，心至苦的感染力，演出时每每令演员动容，使观众怆然。
第四幕结尾“受腐刑”，是以司马迁告别妻女毅然走上祭坛，把全剧推向了。这时司马迁发出他生命的箴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主人公陈述之后，合唱涌入，托起这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也是全剧主旨的总结性点题。（例10）
作曲家对司马迁三句名言的音乐处理，简约而大气磅薄，是在一个动机之下相同乐节的连续重复，尽管此时值全剧最壮丽的亮点，但音乐的作为并不流于习惯性的处理，没有急于在大调上直接表达，也不急切地寻求解决，而是先在F小调上不断地强调，合唱进入后依然在小调中回旋，直至最后两小节才奔向下属调（降B大调），实现的定格。
歌剧《司马迁》的两位作者张平、张玉龙都属于传统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族。毋庸讳言，从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所表达出的对司马先哲的顶礼膜拜，就能够清晰地读懂这样一代人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注解，对信仰的执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望。由此及彼，再看看与现时中国歌剧所面临的窘况形成鲜明对照的那些浮光流俗的名利场，不能不使人引发关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考。
司马迁史记范文5
司马迁，字子长，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了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行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十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历史画卷。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司马迁难解的生卒年月和死因之谜，始终未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司马迁的生年推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迁生龙门”。即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但司马迁的出生年月没有正史记载。
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持此说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对《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照此推断，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张此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 说者，除依据张守节注称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者说是论据。第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四十二”是正确的。第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第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乎较为合理。
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持“汉武帝建元六年”说者，依据是来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这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张此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但是，一般史记，采用前者说为多。
司马迁的卒年及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正史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司马迁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阳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记载。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他毅然选择了最残酷、最痛苦的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长安书》而死的，且死于作《报长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长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恰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性”（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桓宽《言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日下蚕室，创未疗，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或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记载，司马迁被行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公及司马迁行事的四条记载，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愿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酷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不过，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生在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宴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助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仁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再从《史记》记事的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有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照此说，那么司马迁的辞世应该是公元前91年。
司马迁史记范文6
"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
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矛盾疑问探讨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
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
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
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
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
《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
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
《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
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
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
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
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
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
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
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
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
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
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
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
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
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
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
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
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
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
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
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
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
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
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
85
教育教学
CONSTRUCTION
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
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
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
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
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
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
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
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
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
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
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
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
"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
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
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
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
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
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
"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
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
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
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
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
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
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
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
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
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
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
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
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
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
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
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
"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
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