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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白居易范文1
二、全篇分为三部分：开篇至“惊破霓裳羽衣曲”是第一部分，诗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来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并讲述了由此带来的荒政乱国的情形及安史之乱的爆发；
三、第二部分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写杨贵妃在马嵬驿兵变中被杀，以及此后唐玄宗对她的思念；
四、 “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结尾，是全诗的最后一部分，讲道士帮唐玄宗到仙山寻找杨贵妃。
长恨歌白居易范文2
1、《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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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白居易范文3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唐朝，白居易《长恨歌》。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宋朝，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唐朝，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宋朝，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长恨歌白居易范文4
摘要：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假如将之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无疑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文学价值很高的篇目恰恰是背离其文学观念的。由此可见，文学中的政治应该是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的，而不是特别指点出来的。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0405
刘淮南：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0卷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因为其《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同时，诗人的《与元九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目，不仅袒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不过，就广大读者和文学史对其创作的推崇与白居易自己的偏爱来说，中间的距离又是明显存在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广大读者更推崇的是《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而白居易本人偏爱的却是《新乐府》等讽喻诗。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所导致的不同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以求得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在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闲适诗仅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这三类均是从诗歌内容着眼的分类。至于杂律诗，却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等等。就这四类诗歌来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原因在于这类诗是他“兼济之志”的具体体现，所以也就将之放在第一类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恰恰又是人们所并不看重的。对之，当时的诗人已经深有察觉：“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 9610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说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说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诗歌本质是存在偏差的。本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创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们所喜爱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够予以创新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供给人们不同于生活实际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与《琵琶行》确实是“讽喻诗”所远远比不了的。那么，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看重人们所看轻的对象呢？这显然又与他的文学观念分不开。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应该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在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自然，这是一种政治功利很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而讽喻诗恰恰是具体贯彻、体现这一观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来，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换句话说，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并不是用来以抒发个人情感和体现审美追求为主的，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1］108109
一
应该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政治意识的干预，往往有着突出的教化色彩，与之相应，政治因素的渗入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会实际中，人们还不可能对政治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并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并不发达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统治者也就更不会放过文学能够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从而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来。而对于参政热情浓郁的文人和作家来说，也往往响应着、实践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和理论也就成为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封建官员且具有高度参政热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诗歌主张，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代大诗人的白居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客观上倒是有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正确对待政治的介入。
长恨歌白居易范文5
据考证，追星族的闪亮登场可追溯到唐朝。
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锲而不舍地追踪偶像的踪迹。历时半年，跋涉三千里，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地追上了李白。
杜甫也有追星族，其中包括重量级诗人张籍。张籍相当单纯地相信“吃什么补什么”，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加入膏蜜，像喝补药一样，每顿必饮，并且发下誓言：“喝下他的诗啊，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他曾被贬谪到龙标（今湖南黔阳），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跟随的老仆人需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他诗名满天下，经常有人在路边跪拜，向他求诗。
和王昌龄一样，贾岛也是位苦命诗人，但他身后不乏众多追慕者，其中一位是晚唐诗人李洞。李洞“酷慕贾岛”，他的头巾上佩戴着刻有贾岛头像的铜片，他的手中持有一串为贾岛祈福的念珠。每听说有人喜欢贾岛，他必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还叮咛再三，“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以上都比不上白居易的追星族疯狂。
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连后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诗句，且配了图画，图文并茂。如此体无完肤的疯狂，被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
不过，当时连唐宣宗都写诗赞白居易，诗曰：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流传到了日本，受到上自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喜爱。
广泛的崇拜并没有使白居易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说起来，他是李商隐的“粉丝”。《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晚年退休在家，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他常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他也不客气，干脆把这个儿子取名叫“白老”。可惜此儿智商不高，长大之后更无半点诗情。温庭筠就跟这个愚钝的小子开玩笑：“让你做白居易的后身，不是辱没了他吗？”
若说白居易是唐人心目中的文学偶像，那么坡无疑是宋朝的著名品牌。
坡的诗文影响之大，以至于他的生活情趣都被人视为经典加以模仿。例如与他相关的几道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一直流传至今；他曾在具有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随即便出现了流行全国的“东坡壶”；甚至他所戴的那种高筒短檐帽，都被士大夫争相效仿，称为“子瞻帽”。总之，凡是与之相关的东西：一封信、一支笔、一块砚或者一把扇子都会变成众人收藏、争购的对象。
话说坡在杭州任职时，一天与朋友在西湖喝酒。有一位年过三十的女子追慕他，竟置公婆的责怪于不顾，只身乘彩船来访，为其弹筝一曲。
长恨歌白居易范文6
1、《琵琶行》的主旨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以琵琶女的悲惨身世，表达了诗人对动荡社会与炎凉世态的感叹，同时也表达了诗人自身失意的感慨以及他对不幸者命运的同情，抒发心中沉痛的心绪。
2、作者简介：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称香山居士，河南郑州新郑人，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陕西、出生于河南郑州新郑，葬于洛阳。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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