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广告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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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广告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1

叙事是一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它可以泛指所传达的一切信息的一定模式,人们正是通过不同的叙事模式来理解所要传达的信息内容。法国文论家罗兰・巴特曾说:“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有了人类历史本身,就有了叙事。”①而“广告叙事就是利用媒体技术和文学叙事的技能技巧,通过叙事形态,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消费社会中人的多样心理和情感需求连接起来,并把超出商品使用价值以外的东西附着在商品上,以达到引起人们关注、思考,并自觉自愿去进行消费的目的”。②随着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和消费意识的盛行,电视广告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方式,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

叙事分析是话语分析理论中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分支,它作为广告分析的一种方法,是指运用叙事学理论和方法对广告文本的叙事形式、结构和内容等各叙事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并结合社会文化语境和读者的接受过程,对广告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信息、文化意义和权力关系进行解读和评判。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经典主义理论,其研究领域已“延伸至文化意义上的叙事作品上,无论这种叙事作品是以什么样的媒介形式出现的。这就意味着,众多具有叙述性的文化产品均可进入研究的视野之内”。③可见,叙事分析成为广告分析的一种方法是合乎叙事学发展趋势的。从广告文本入手,对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和审美形式进行分析,用意识形态理论来诠释对文本的批评,是一项对电视广告批评方法及视角有价值的探索。

在任何叙事作品中,都会表露出不同意识形态的理念。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指出:“(艺术)文本不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有机’本体,而是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因此,文学或艺术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真实性,与其说是“反映”或“再现”了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如说它的生产(包括艺术家主体的生产和接受者个人的或社会化的再生产)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文本既可能展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同时自身也成为一架制造意识形态神话、对民众进行渗透性麻醉的机器。而“电视利用广告的诱惑力为奢侈、有害的产品造成一种虚假的购买欲,并提供麻痹心灵的节目,这些节目可以看成是马克思指出过的:‘麻痹群众的鸦片’在20世纪的翻版”。④即它既是营销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作为后者,其叙述、抒情、象征、长镜头或蒙太奇、摄影机的距离角度、用光与画面构图等电影艺术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它成为一种特制的文化,是一种利用和满足观众的欲望去制约和影响观众思想的社会文化机制。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性”。通过电视广告,通过观众观看过程中自觉的误识作用,而把自己“缝合”进电视广告世界中,从而象征性地进入社会秩序。正如阿尔都塞那句深刻地揭示了电影的意识形态本质的话:“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⑤――当然,仅仅是假想的主体。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和全球化时代的进程,关于日常生活的平民叙事已经不能满足消费主义盛行时代消费者的文化需要。精神生活的高要求、现实欲望的不断扩张,使日常生活叙事的另一个部分――张扬“小资”趣味的日常生活叙事应运而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众文化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当下流行的“小资”一词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生活情调、生活品位,在这种情调与品位中,渗透着对生活和生命的一种感悟和理解……小资是人所处的一种状态或情境。这种状态和情境具有生存论的意义。此状态与情境必须具有浪漫的质素,诸如感伤、优雅、个性化、温馨、想象、爱等等”。⑥“小资”意味着精致化的品位与情调,意味着浪漫。在中国具体语境下,它的经济含义倒不那么重要,而其文化涵义则被放大和凸显出来。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所谓“小资情调”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服饰、图书、电影、饮食等衣食住行到文化娱乐活动、生活方式,到处都流行着“小资”标准和模式。⑦

笔者对电视广告做了一个抽样分析,以求从中更细致、清晰地了解电视广告文本中所弥漫着的“小资”意识。

表中的三则广告,无论是地点、人物、情节等内容都体现出“小资”的情调,现代的城市、繁华的街区、时尚的家庭、漂亮的男女、流行的穿着等,无处不透出浪漫、快乐、轻松的情调,营造出一种感性化、理想化的消费心境,电视广告在呈现日常生活现实的同时,又放大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梦想,即电视广告文本中的两个叙事层面:日常生活层面(家中、工作中、大街上、休闲中等)和日常生活的梦想层面(成功、白领、名人、舒适环境、高档生活、时尚品位等)得以完美结合,旨在一方面将产品投放到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另一方面点燃超越日常生活的梦想,即通过叙事方式把受众带到一个似真(日常生活)似幻(日常生活的梦想)的世界中,并在此得到大众的认同,顺利达到刺激大众消费的目的。

作为大众传播中不容忽视的部分,电视广告所传播出的“小资”意识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1.从经济意义上看,电视广告有刺激消费的效应

电视广告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和营销方式,它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不容忽视。因此,在对这种“特殊”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时,就不能对其经济效应和市场价值视而不见;相反,应该根据电视广告这一本质属性将其市场意义放在首要位置。上表中的这些广告从创意到表现都非常重视对品牌的宣扬,重视对消费者心理的刺激,如轻松的生活环境、时尚的生活内容、流行的生活情调,无不让人心仪向往,从而达到刺激消费心理的目的。从这一点上讲,这些电视广告的市场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2.从文化意义上看,电视广告引导了正面与负面的社会效应

从正面的社会效应看,电视广告通过刺激消费欲望来激发人们为更美好的生活目标而奋斗,推进社会向前发展。而从负面的社会效应看,过于奢华、物质化的叙事画面,也会表现出浮躁、焦虑、不平、亢奋等情绪,促使许多人走向不正确的轨道,这也是不容忽视和否认的。特别是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怎样处理积累与建设、长远规划和眼前享乐之间的关系,是关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大问题。

电视广告不仅是经济手段和营销方法,对社会文化和心理意识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是建构和展示大众文化的重要方式。因此,其叙事中所传递出的“小资”意识要有一定度的掌控,即在展示对生活的享受、对生命的张扬、对情感的体验、对时尚风潮的引导时,多一些对大众的心理激励、对积极生活态度的肯定,少一些炫富、高傲、轻藐生活的态度。既要把广告营销的意义和目的放在首要的地位,又要立足于更高远的社会文化建设角度去建构广告文化的内涵。利用电视广告影响大众意识,传播正能量,引导社会向上、向前发展,为营建和谐社会文化做出贡献。

【本文受河北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编号:S2013Q04)】

注释:

①【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A],载张寅德选编:《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戴国庆:《现代的世俗神话――论广告叙事原型的变迁》,《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

③谭君强:《发展与共存: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④【美】杰・格林菲尔德著,田民译:《电视对美国的冲击》,《世界电影》,1988年第1期

⑤【法】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⑥包小光:《小资情调――一个逐渐形成的阶层及其生活品位》,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

⑦李炜:《中国大众文化叙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资讯

《重庆晚报》《都市热报》推出“青年热购节”

11月11日~12月12日,《重庆晚报》携手《都市热报》共同推出“青年热购节”,联合百货商场、家电卖场、家居卖场、IT卖场、旅行社、培训机构、汽车经销商、多家优质地产项目,通过整合借力,推动市场消费、实现异业联动。各行业参与商家信息以二维码的形式分别进驻到其他行业展厅,比如地产的楼盘信息出现在百货商场门口,百货商场的促销出现在汽车4S门店,家居卖场、装饰公司的信息出现在地产楼盘的销售中心……各行业之间的信息将在全城得到最大化传播。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2

招聘岗位:初中英语教师2名,舞蹈1名,幼儿园园长1名,学历要求专科以上。

岗位要求:

1 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富有爱心。

2 吃苦耐劳,服从工作安排,合作精神好。

3 中小学教师必须是师范专业专科以上毕业,幼儿园教师必须是幼师专业以上毕业,有教师资格证。幼儿园园长必须具备园长资格证,从事幼儿园管理二年以上。

4 专业基本功扎实,能辅导学生参与学科竞赛,组织课堂教学能力强。

5 愿意担任班级管理工作,并有班级管理的工作能力。

6 宿舍管理员待遇面谈,优秀退伍军人从优。

工资待遇:

一、合同:一经录用即可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二、岗位:根据教职工的学历、能力、性格、特长等进行合理安排,量才为用。应届毕业生通过考核后可以在我校跟岗实习,在老教师的帮扶下获取相应的教学经验,也可转正成为我校正式教师。

三、工资:学校实行结构工资制,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根据新的工资方案实行课时评级工资。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后教务处根据教师所教班级学生的成绩进行适时调级。让课上得好,成绩好,能参加镇级或市级各类比赛获奖的教师获得更多的奖励。

教职工需要服从学校岗位安排,承担班主任、校车跟车、专职校园值日、宿舍管理等辅工作。一般幼儿教师2500-3000元/月;小学教师:3300-4300元/月;初中教师4000-5500元/月(含社会保险费)。教师周末安排的工作另外发放相应补贴。幼儿园实习保底工资1800元,中小学实习保底工资2500元。

四、社保:根据教职工个人需要,按台山市社保局公布的标准为在编教职工购买社保、意外保险,同时教职工个人应承担个人应承担部分。

五、食宿:1、学校为教职工提供统一形象的校服,工作2年以上的免费提供;2、提供等额食宿津贴,实现免费就餐;3、教师三人一间宿舍,内设冲凉房、卫生间、热水系统及空调;4、在不影响学生接送的条件下为教职工提供车辆接送服务。

六、培训:提供外出学习及优秀教师晋升管理岗位的机会。

七、旅游:每学期组织全体教职工多次外出旅游或参加活动。

八、假期:幼儿园至四年级,每周双休;五至九年级每两周一次双休;其他节假日按国家标准放假,寒暑假根据学校生源情况,实行分批休假。

招聘流程:①投递简历②办公室通知来校试讲或面试③教师由教务处安排听课、评课;职工由总务处考核④校长面谈⑤办公室通知录用,办理入职手续

学校网址:yilinschool.com/

学校地址: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大江镇陈边村(乘车到达大江镇后需坐摩托车,5分钟可到学校)

学校邮箱:[email protected]

联系电话: 18948098951 QQ:776916906 微信号:RONGYUE008(容主任)

邮政编码:529259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3

关键词:互文性;广告文本;文化互文;意识形态性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7-0058-03

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最早是法国符号学家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在《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不是单纯的以文本来分析文本,在互文性理论的研究发展中学者逐渐将视野由文本到主体间进而扩展到整个文学传统和文化影响的视阈之内,关注无所不在的文化传统通过文本对主体创作的影响。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个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围文化的本文。”[2]所以,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个文本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个文本在一种文化的话语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为它表达出那种文化的种种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间的关系。

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对文本的分析离不开其他文本(包括周围文本和前文本)乃至现时文化及前文化对其的影响。任何广告文本都是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从互文性的视阈来分析广告文本,广告文本普遍存在与文化互文的现象。有些广告文本虽没有直接对某一文化的价值观加以诉求,但其内容及形象表现中蕴涵着这类文化的理念和知识。有些文本则干脆直接呈现出某一文化的信念系统和价值体系中较为抽象的概念或观念。本文欲在分析广告文本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基础上,揭示广告文本与文化互文的实质,进而研究广告文本文化互文对广告创作的启示。

一、广告文本与文化的互文表现

在当前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消费者消费某种产品,并不仅仅因为产品的物质特性和实用功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还会因其广告所张扬的抽象的、非实用的精神和文化因素能够使自己产生兴趣和认同。适应这个趋势的变化,广告文本在话语编码上呈现出从商品的使用价值陈述到向商品文化意义诉求的变化趋势,广告文本中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用文化的力量激发人们的购买欲望,把商品消费变成文化消费,以达到促销的目的。文化的分类很多,广告文本中出现的文化元素所属文化类型也非常多。本文仅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流行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广告文本与文化的互文。

(一)广告文本与传统文化的互文

每一个消费者都是他所属民族的成员,受着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教育。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必然会影响到他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会带着本民族的文化经验积淀解读广告。广告为走入消费者的心灵,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在广告文本编码中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传达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形成互文。比如:宜兴紫砂陶的一个路牌广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座由远而近伸向蓝天的石质揽桥,揽桥的尽头放置一个放大了尺寸的紫砂陶瓷壶,背景是蓝天白云,在画面的上端,以蓝天白云映衬写有八个大字:故乡的云,故乡的泥。砂用泥而做,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又常被用来与故土相联,用泥做的紫砂陶自然唤起消费者对故土的联想并进而产生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这则广告充分展现了紫砂陶瓷蕴含的故乡情怀这一文化意味。广告文本与思乡恋土的这一民族文化精神形成互文。再比如:“小时候,妈妈的手最温柔”(美加净护手霜)、“妈妈,我能帮你干活啦”(雕牌洗衣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迪)、“孔府家酒,叫人想家”、“朋友记心间,大宝天天见”(大宝)等等这些广告词字里行间包容“仁”“孝”,与中国“仁爱孝悌”传统美德形成有力的互文,迎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拨动受众的心弦,引起受众强烈的共鸣。

(二)广告文本与流行文化的互文

广告文本与流行文化的互文更为普遍,许多广告文本大量运用流行文化元素,或广告本身倡导新的流行。一方面,广告演绎并传承着流行文化,流行文化为广告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冬天里的一把火”(旗枪热能衫广告语)与流行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歌名形成互文。再比如:郭东临在“万通筋骨片”广告中说:“肩周炎请按1,肩周炎、关节炎请按2,肩周炎、关节炎、颈椎病请按3,肩周炎、关节炎、颈椎病、腰腿疼痛请直接服用万通筋骨片!”他的话语风格模仿了范伟在春节晚会上表演的小品《功夫》中的台词风格:“有人卖拐请按1,有人卖车请按2,有人出脑筋急转弯儿请按3,有人卖担架直接拨110!”郭东临的台词与范伟的台词形成奇妙的互文,观众看了会心一笑,广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广告还是流行文化的倡导者。许多广告提倡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从而引发新的潮流。比如:戴比尔斯钻石广告“The Diamond is Forever”引发的佩带钻戒的时尚。钻石在被赋予“爱情象征”之前,作为时尚商品,是富人炫耀的奢侈首饰,没有风花雪月的浪漫意味。然而在一次经济萧条中,钻石的需求量锐减,戴比尔斯开始开发大众市场来拓展销路。戴比尔斯发现,钻石的坚硬不变质的特征正好和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不谋而合,于是将钻石饰品定位为“忠贞爱情的象征”,打出“The Diamond is Forever”的广告口号。结果,象征爱情的钻石产品改变了城市人的婚恋习俗,打开了普通消费者市场。到20世纪60年代,80%的美国人订婚都选择钻戒作为信物。1993年戴比尔斯在中国打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这一广告口号的推广,很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婚姻物语。在之前,中国人结婚的信物主要是玉和黄金。如今,钻饰成为对婚姻和爱情的最完美诠释,互赠钻戒成为中国婚礼上的一种新时尚。

(三)广告与地域文化的互文

地域文化是具有空间意义的文化形态。一定地区的人们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下会形成相同的风俗习惯,相似的心理、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文化精神。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在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消费心理、消费习惯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许多广告以地域文化为创意背景,反映了文化的差异。这尤其表现在跨文化广告中。比如:万宝路广告。1954年在李奥•贝纳的操刀下,万宝路实现成功的变形手术,通过美国西部牛仔塑造出“万宝路男人”的品牌形象。在品牌国际推广中,万宝路顺应不同地域文化改变牛仔形象。进入香港市场时,基于消费者认为牛仔给人很低档的感觉而难以接受的情况,万宝路就将牛仔形象换成香港消费者能接受的农场主形象。在日本则变成一个回归自然,征服自然,过着一种田园诗般生活的牧童形象。在中国大陆,则用憨厚的西北汉子展示了万宝路粗犷、豪迈的精神。万宝路广告形象的变化,体现了广告文本与地域文化的积极互文。重视广告文本与地域文化的互文,因地制宜实施广告策略,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下广告界所推崇的“国际品牌,本土文化”就是针对地域文化特质能对广告产生巨大影响而提出的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某一广告文本与文化的互文,并不是与单一文化类型的互文,在很多时候体现为各类文化形态的糅合,比如“内衣外穿不是从麦当娜开始”的广告口号,从当代性感女星的服装跳跃到一百多年前的《天鹅湖》中芭蕾舞演员的服饰,在古代与现代之间跳跃自如,反映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各类文化的糅合。

二、广告文本文化互文的实质

在互文性的作用下,广告因与各种文化形态的互文,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意义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而体现出意识形态性,因而可以说,广告文本文化互文的实质是使广告具有意识形态性,在不为消费者察觉的情境下潜移默化地影响消费者消费理念,有效提高广告效果,更好地推销产品或服务。

何谓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是西方的一个理论范畴。早期的者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统治阶级的“虚假的信仰体系”。后来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表述为个人与其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再现。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把意识形态表述为“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理论此时已经摆脱了“虚假意识”的界定。在当代文化研究学者眼里,意识形态是某种观念、价值系统的展现。例如美国学者米米•怀特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被“一种文化的文本••••••特别地体现与规定着的••••••特殊范围的价值、信仰和观念”,这种东西会“使其使用者产生特殊知识和立场”。[3]由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来看,意识形态并非只与政治、阶级利益相联系,可以体现为多种形式。本文采用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来理解广告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认为广告意识形态性是广告文本表达的某种价值、观念。

从形形的广告表面上来看,广告文本表达的价值、观点可谓五花八门、丰富芜杂,比如:脑白金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麦斯威尔咖啡的“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五谷道场诉说“非油炸,更健康”、王老吉强调“怕上火,就喝王老吉”、沃尔沃强调它的安全和耐、海飞丝说它能去头屑、潘婷宣称自己是“头发护养专家”、沙宣说自己是“专业美发用品”••••••。这些观点通常被看作是广告文本诉求的“由头”,是产品或服务的卖点,给消费者提供购买的理由,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但从深层次上分析,广告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从意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规范着人们的个体建构和现实行为,培植着一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哲学。广告的深层意识形态对消费者的影响,从以下两方面窥之。

(一)崇尚符号消费

所谓符号消费是指在消费过程中,除了产品本身,消费者还要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的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等,即对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或“内涵”的消费。[4]

在广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消费者对产品的消费,更看重产品的符号意义。2010年10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发起的一项超过2000人参加的在线调查显示,80.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很多人消费的是符号,而非商品本身,其中26.9%的受访者表示这样的人“非常多”。消费者的这一变化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对品牌或名牌的消费上。比如,全世界的女性都喜欢香奈儿香水,是因为香奈尔香水广告已赋予使用该香水会使女性显得性感、神秘、富有魅力的符号意义,而这正是女性渴求的地方。正如鲍德里亚在其著作《消费社会》中认为:人们消费商品并非只是消费物体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承载于商品中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等符号价值,这种符号价值区分和标示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和生活水准。符号消费的深层意义是对商品符号价值的消费构建了新的文化认同方式,引发了以符号消费为基础的文化认同感。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获得物品,而是通过消费实现自我、文化认同以及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

(二)建构身份

迪丝•威廉逊在她研究广告的经典著作《广告解码》中指出,广告在人们生活中起着能动的构造作用,广告在某种意义上确定了人的身份,确定了人本身。通过广告,消费者可以发现“自我”或者认识到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广告中的商品就成为表达自我的手段。比如:购买芝华士、人头马、皮尔•卡丹、CUCCI等奢侈品,消费者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品位的人,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成功、身份及地位。也正如一句广告语所说:“我买了,因而我就是”。

消费在这里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层意义或社会等级的标志作用,一个人属于哪个阶层,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消费了哪个阶层的东西。通过消费这一行为使他们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迈进,或者在同一个社会阶层中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消费不但是物质消费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往和社会生活的过程,它是人们用以建立身份识别的一种途径。人们通过拥有豪宅别墅、宝马轿车、意大利品牌时装、LV包包、瑞士名表等商品来显现自身的身份、地位,并期望以此进入上流社会的生活圈。正如斯雷特所言“消费之商品,也就是我们创造我们的社会外貌、社会网络如生活形态、地位团体等与社会价值结构的方法,透过消费来自我创造的社会主体,是一个自我创造与自我认定的个体,这一部分乃因透过商品与服务的使用,使我们将自我形塑成一些社会性的认同,并且得以展现出这些认同,这使得消费成为一个形塑自、主体性、隐私与自由的重要领域。”[5]

三、广告文本文化互文对广告创作的启示

(一)广告创意意识形态化

广告意识形态性对消费者的深刻影响,说明广告的力量并不来自于商品本身的物质属性,而是来自商品隐含的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意义、符号和象征。消费者对一种产品或服务的认同,往往首先是从理念、文化、意识形态上认同。在解读广告时常常结合自身想象与广告商品形成建构性、虚拟性认知,并常常将商品与某种生活方式、个性特质相连,“广告不仅刺激人们选择某一物体,作出一次认知决定,做出一次理性评价,而且力图在其他语言学层面上制造种种使观看者与该产品合而为一、彼此依附的效果。观看者是广告中缺席的男女主角。观看者被引诱,而把他或她自己置换进广告之中,从而使该观看者与产品意义合而为一。”[6]消费者往往很难抵挡住广告的说服。对广告文本文化互文实质的认识与把握,使我们对广告创意有一个新的理解,即将广告创意意识形态化,在广告文本的编码中将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隐性价值观赋予商品或服务身上,通过诉诸某种特殊氛围、意境、情节传达出来。

以2007年德芙巧克力丝滑广告为例。广告的大致内容是:广告片从一片飞鸟飞过的天空开始,背景音乐响起,镜头转到露天茶座上正在看书的女人,男侍者微笑立侍一边,主人公放下手中小说从手提袋中拿出一块德芙巧克力,伴随着婉转轻柔的吟唱音乐咬下一口巧克力,顺滑丝感的感觉从口中延续到身边,咖啡色的丝绸轻绕过女人裸出一侧的香肩上,接着又随风轻拂在抚过书页的手背上,最后轻轻环绕在走过的男侍者身上,女人一脸甜蜜的微笑,沉浸在阅读和德芙所带来的愉悦里。最后丝绸揭开,画面正中一行字:愉悦一刻,更享丝滑。同时低沉,感性的独白响起:愉悦一刻,更享德芙丝滑。整个广告片画面简洁,色彩淡雅,情节简单,音乐优美,让人印象深刻。该广告创意中产品本身物理属性已非重点,“德芙”直接与光鲜的女主角形象建立所指,被赋予了品位与身份的象征。德芙的目标消费群为16~40岁城市中等收入对“白领”抱有幻想与憧憬的女性。该广告暗示对自己“白领”身份亟待承认的女性:拥有德芙,你就是广告中的主角,你就是一个生活很有品位的白领、小资。所以消费者不是在消费巧克力,而是在消费德芙本身作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世界。

因此,广告创意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向目标受众提供什么样的商品或品牌意义以及如何解释这种意义的问题。当目标受众一旦接受或认可了广告对意义(文化、价值、伦理等)的诠释理念之后,广告的说服力就非常强。

(二)广告文本巧取文化元素,与文化形成积极互文

广告创意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就是在广告文本编码时根据品牌定位、目标消费者的文化背景从各种文化形态中提取文化元素,巧妙地传达成功、亲情、友情、爱、开拓等等文化价值观念,淡化广告的商业意味。比如,劲量电池选用了“永不停息”的广告语,虽然没有多少商业意味,但一语道出了“劲量”碱性电池高能量的本质,并且与永不停息、拼搏精神的价值观形成积极互文,因而产生了很好的广告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广告被误读,广告编码者应了解广告受众的文化背景,按目标受众的群体文化规范、文化心理和价值意识进行信息编码。这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更显得尤为要重视。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需要对广告文本进行跨文化互文处理,使之契合文化环境,与文化形成积极互文,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不仅传而不通,而且危害品牌形象。

以立邦漆广告(龙篇)为例。此广告画面上有一个中国古典式的亭子,亭子的两根立柱各盘着一条龙,左立柱色彩黯淡,但龙紧紧地攀附在柱子上;右立柱色彩光鲜,龙却跌落到地上。画面旁附有对作品的介绍,大致内容是:右立柱因为涂抹了立邦漆,使盘龙滑了下来。广告在2004年9月份的《国际广告》上刊登以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众多网友的不满,认为广告有辱华倾向。客观地评价,该广告创意是非常不错的,形象地表达了产品的特点,但是创意者忽视了广告受众的文化背景。龙是中国的图腾,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广告创意者没有认识到龙和中国文化的联系,结果适得其反。后来,负责广告创意的上海李奥贝纳广告(广州)有限公司和广告的《中国杂志》不得不发表声明道歉,却还难以平息网民愤怒。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 王一川.语言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3] 罗伯特•艾伦.重组话语频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 朱丽叶.符号消费:后现代消费的核心[J].销售与市场,2011(3).

[5] (英)约翰•伯杰.视觉艺术鉴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4

正如理查特·奥曼所言:最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这个群体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社会的利益或者人类的利益。①换言之,最常见的广告意识形态策略,就是说明广告角色的利益(广告主的利益)怎样“真的”大体上等同于广告受众的利益乃至社会或人类的利益。本文试从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和广告受众的假想主体化来探讨广告颇为“成功”的意识形态策略。

广告言说的意识形态化: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游离于两种意见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以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和伪意识。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不存在真实与否,他将其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②以此来认识广告意识形态不无道理,因为看似虚拟的广告世界中充斥着“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广告意识形态更有其独特性。

广告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现实世界:功成名就、下岗待业、奋斗拼搏、甜蜜爱情,入世、申奥、伊拉克战争、文体赛事,广告为每一件产品都粘上了通向现实世界的无数链接,广告的触角已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在广告世界中,“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相关本义,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而广告意识形态所提炼或创设的这种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则是完全有意识的,有着其明确的目的。它在提倡“送礼送健康”的新观念时,目的直指“收礼只收XXX”;它在儿子因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而心怀歉疚时,借小孙女之口点题:小“为什么不给爷爷奶奶买XXX?”这种借天真的小女孩之口说出的话犹如道德拷问,质问着对父母的不够孝顺,但如此大的道德问题最后只轻轻落在了:未买XX口服液。那么根据广告逻辑,其隐含主题则是:买了XX口服液=孝顺父母。该命题似无不妥,作为受众而言,自然不会对一则广告的思维和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大加推敲。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对老人表示关爱和孝心的途径——购买保健品。这一点非常体贴地为忙忙碌碌无暇顾及老父老母而心怀歉疚的现代人找到了一条快捷方便的弥补方式。而另外一些广告则假托老人之口,从老人的角度回应了上述命题:“收礼只收XXX”,进一步证实了该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通过媒体的广泛传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场景:商家在商场醒目处陈设着保健品专柜,促销员的推荐进一步印证着消费者脑中的上述命题,于是,手拎包装精美的保健品拜年的行人几乎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正如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社会个体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的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在这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中,广告意识形态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就如波斯特所表述的: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物体上,产品本身并非首要的兴趣所在,必须在该产品上嫁接一套与该产品没有联系的意义,才能把它卖掉。③而现实世界则在广告商手中被分解成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就如那些漂浮于交流空间中的能指,它们被广告商们凭兴致任意地附着在商品上,这些被粘附在商品上丰富、泛滥的意义使得平庸的商品闪耀着炫目的光彩,而这些外在的东西由于是从传统美德和现代时尚中精选出来的而极大地迎合了受众。由于这层普遍存在着的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关系,使现代人在快捷地享受物质产品的同时还享受着被赋予其上的精神快餐,广告场景就这样在现实世界中被皆大欢喜地呈现。

广告受众的主体化:一种无实质的构想主体

广告场景在现实世界中的呈现还有赖于现代广告的另一策略:把广告受众建构为主体。作为一种日趋圆熟的攻心术,现代广告的突出特征是在表象上模糊了广告主客体的界限,在把消费者作为广告对象研究和揣摩之后,通过广告中的种种代言行为和技巧,让“受众化”的广告角色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来最大程度上影响和掌控受众的心理和行为。

广告画面中的言说者不再仅仅是笼统的、不明社会角色的漂亮演员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丽尤物,而是通过他们的衣着、道具、场景,以及他们在广告中的言说方式被赋予了各种身份,诸如工人、农民、教师、摄影师等职业,子女、恋人、成功白领、家庭主妇等社会角色。加上大量非职业(或非著名)演员的启用,他们普通的长相、自然或生涩的表演使身负多重社会角色的受众不自觉地从广告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在广告商其他技巧的合力作用下,对号入座。

某一护肤品品牌,在其不同版本的电视广告中展示了演员、小学教师、摄影记者、年轻工人,他们的言说者包括老公老婆、老爸老妈等各种社会群体,广告角色衣着普通,长相平凡,以及在演员化妆间、工厂换衣间、小学校园等普通场合中平民化的言谈举止,一切都在昭示着受众:“他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他们”。

在另一则洗衣粉广告中,真正的“家庭主妇”们则成为了主角,广告采用街头或入户随机采访的形式,选择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字幕显示)采访家庭主妇,她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并不流利、似无台词准备的语言表述,在镜头前略显拘谨的体态,更在直接地告诉受众:“她”就是你们中的一员,没准“她”还是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她”不是我们特意选用的演员,而是我们在街头采访或入户采访中的巧遇;她们是在代表你们说话,并非公司在自卖自夸。

当然,广告中还有大量的脸蛋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但即使是这些星光灿烂的名流,也多被披上一层平民化的外衣,他们与我们一样,有烦恼和不满,他们(她们)头发枯黄干涩,岁月的流逝把皱纹、白发和疾病留给了他们,忙碌在外而不能在父母面前尽孝,他们面临着工作和学业的压力、成功的希冀、失败的苦恼、人际关系的复杂等种种人间喜怒哀乐,如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感同身受。

于是,消费者从被言说的对象似乎变成了言说者,既为客体又身兼主体,他的一直处于纯粹的被说教者位置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敌对心理渐渐消融,他们渐渐开始坚信:广告是与己相关的而不是强权的“他者”了。

广告似乎在构筑一种“源自生活”又美妙无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受众进一步确证其在广告情境中的主体意识。一种奇特的逻辑产生了:电视广告通过把广告主体构建为一个处于“现实世界”的具象化的“消费者”,而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广告受众扮演了两种角色——广告话语的主体和客体,恰如由广告商和广告主导演的受众的“自言自语”。在此,让·波德里亚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受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面临着主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④

这种“无实质性”的主体,恰似广告主手中的玩偶,假借了消费者的形象和外壳,而被填充进广告主所构造的“血肉”,如此而成的“广告主体”的各种具象依需而定,但也有其规律性的共性:一个有足够收入能自由选购产品的“主体”,一个有某种“需求”但不知如何满足的“主体”,一个消费了该产品而获得魅力或极大满足的“主体”。这样构造的主体并非没有契合人性,在马斯洛看来,人是不停地产生需要又不断地满足需求的动物,人在满足他的基本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以后,他有归属和爱的需要,有尊重的需要,包括被人爱和爱他人,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归属某一群体和被群体接纳和承认的需要,在一切需要被基本满足之后,他又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事业有成,渴望成功。显然,广告深谙如何激发人的潜在需要和欲望,并提供了惟一的解决之道:消费某产品。当然,如此简捷的解决之道在经过一番炫目而巧妙的修饰之后并不显得单调乏味和可笑。因为在广告中,消费“主体”不仅在消费产品,更在享受着由此而带来的种种精神满足:亲情、友情、恋情;孝心、爱心、诚心;成功、光荣、豪情。这有赖于广告中被依附在产品上的丰富“意义”,当大众在认可这些意义而消费产品或接纳该“意义”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便产生了,广告角色(广告主)的利益就这样变成了社会大众的利益。

注释: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5

消费者的变化一直在持续。

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消费者就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或者他们碰巧地踩在了某个时间点上,做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决策,并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站在了浪潮之巅。然后很快又发现,成功是阶段性的,往往今天的经验又成了明天的桎梏。

在这个时间点,他们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

对于营销从业者而言,所有市场活动都是围绕着消费者需求这个基点展开的。而消费者需求的产生又是由他们所遇到的冲突决定的。当消费者遇到不舒服、不顺心、不满意、还不够的情况时,需求就产生了。所以,能够更好地解决消费者冲突的企业和品牌,将受到消费者的偏爱。

因此,抛开技术发展、成本构成的因素,消费者主要冲突的改变,成为推动市场变化的一股重要的潜力。过去最关心的事物构成,在今天成了次要因素。竞争的重点出现在一个不曾料想的方向。

除了习惯、生活方式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是消费者冲突观念重点转移的重要因素,如同一股暗流,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消费者行为的方方面面。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这个世界的信息传播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决策的天平上,逐渐由以社会为中心向以自我为中心过渡。

这种变化是有缘故的。

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受限于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冲突又是以冲破首要的意识桎梏为方向的。回望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最早的意识形态觉醒,是以人道主义对抗专制主义的过程;上个阶段,则出现了以自由主义消解极权主义的过程。

在这个阶段中,恰逢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走向巅峰,出现了浓重的消费者品牌英雄情结。在自由意识的觉醒过程中,情感被投射在具有人文魅力和精神魄力的品牌广告上。无论是倡导奋斗、歌颂自由还是赞美爱情,都可以一呼百应得到消费者的认同。

大品牌、大传播的手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迎合消费者意识形态觉醒的方向,解决消费者价值观追求中的冲突,成为现象级的文化。

今天呢?这样的方式出现了式微的趋势,随着消费主力军和舆论主力军进一步年轻化的事态,他们从小受到的桎梏和压迫越来越少,受过的教育越来越高,思辨能力越来越强,对未来的看法越来越客观,各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对他们来说越来越无感。这说明,以自由主义消解极权主义的任务业已完成,过去的东西解决不了当下的价值观冲突,开始没用了。

这些年轻人的价值观冲突是什么?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财富开始出现释放效应,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人类对信息充满了乐观。

这是一次“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无意识”的过程,如同苹果iPhone5C的广告词提到的那样:生来多彩。在这场意识形态革命中,作为人类个体,他们将逐渐地发掘自己的喜好和独特的价值;而作为消费者个体,他们将以自我为出发点,越来越多地独立思考和独立选择。

意识形态广告范文6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与西方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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