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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十七日范文1
1 美国：科技园的经典模式
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鼓励大学与企业结成紧密的联合体，共同承担某行业带有普遍性的技术问题，成果被企业直接用于产品开发，推动和保证产学研协同创新。1980年，颁布的《拜杜法》，首次明确由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大学所有。随后，《史蒂文森一怀德勒技术创新法》、《国家竞争力技术转让法》、《小企业研发加强法》、《国家技术转让促进法》、《技术转让商业化法》、《合作研究与技术促进法案》、《美国竞争法》等系列法案对大学研发成果的归属、专利授权、专利权使用费的分配、技术转移机构的设立、技术转移的激励措施、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中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推动了集成合作伙伴计划、先进技术计划、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计划、美国新一代汽车合作计划、合作研究中心计划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计划的开展，凸显了大学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如今，美国已形成了“科学园区、合作研究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孕育中心、产业合作中心、高新技术转让服务中心、高新技术咨询中心”等六种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其中，以“硅谷”、“Route128”、“科研三角园”这三大世界高科技代科学园模式最具典型，形成了“大学一企业一政府”之间相互关联、互动互补的三边关系。
由此可见，大学已然成为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提供创新源动力，每年产生众多的技术专利，培育者大批高技术含量的企业。通过科技园模式，使大学等在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作用愈加突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日本：政府主导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面临着振兴经济的重要任务，并将“产学研协同创新”看做是促进日本科技创新，实现日本大学自身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为鼓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日本政府出台了很多法律和政策。如《新产业创造技术开发支援制度》、《促进大学等向民间转移有关技术的研究成果之法律》、《民间共同合作研究制》、《科学技术基本法》、《产业技术力强化法》、《知识产权基本法》等；通过实施各项科技发展计划为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强力支撑。如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3年内大学创办1000个风险企业的计划，用于支持大学的科技发展。200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设立了“地域贡献特别支援事业费”，用于资助26所对地方经济做出贡献的国立大学，以推进“知识集群计划”。2003年，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启动了“产业技术研究培育事业”计划，鼓励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和中小企业合作，为企业有偿解决技术难题。2005年，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加强了对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界合作的鼓励与支持，鼓励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跨行业合作，提高了知识创造向产业界转化的速度。2006年，日本政府启动“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其宗旨是由国家出资或以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补助的形式建设单一企业难以承担的大型、造价高昂的设施项目，并将这些设施向国内外的企业和研究人员开放，实现科技资源共享。此外，日本政府还启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第五代计算机计划”、“现实世界计算机研究计划”等多项政府主导计划用于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
上述举措有效推动了大学积极参与协同创新，形成了“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委托研究员制度”、“企业捐赠制度”、“设立共同研究中心”、“建立科学园区”、“日本学术振兴会”等7种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其中以筑波大学科技园为代表的高技术科学城，建立了以大学为中心，与政府、专门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合作的合作模式，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等具有重要作用。
3 韩国：着眼企业需要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将“科技立国”确定为国家战略，注重形成着眼企业需要的联合研发模式，推动韩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使韩国仅用30多年时间就成功跻身于创新型国家的行列。如1988年，韩国政府成立专设负责制定促进核心技术发展，增强产业竞争力相关政策的“科学技术委员会”。1991年，提出包括新一代核反应堆等8项应用高新技术产业三位“G7工程”。1999年，成立负责提出科学技术基本政策的发展方向，讨论总统赋予的科技领域有关事项及回答总统的资政的“国家科学技术审议委员会”。2001年，制定旨在发展数码产品、半导体、智能机器人和节能汽车等十大高新技术产业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3年，启动实施“十大新一代成长动力”的科技发展工程。另外，韩国又陆续成立了多家产学研合作基金会，是统筹所在高校科研管理活动的中心，全权负责所有涉及到产学研的合作事务。形成了“大学科技园”、“委托开发研究”、“产业技术研究组合”、“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心以及参与国外产学研合作”等模式。
同时，韩国的大学会依据自身的发展定位，确立不同的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针对如汉城大学、浦项工大、延世大学等著名研究型大学，构建了以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为开发主体、国家承担战略储备技术开发、有健全法律保障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了信息通信、生物工程、纳米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技术突破。针对大多数普通高校，则主要采取鼓励发表学术成果、主动参与各种学术会议、参与知名校企联合研究、人才引进和外派进修等形式实现知识传播和转移。
4 美日韩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的启示
4.1 国家科技计划的目标导向着力企业需求
从国家科技计划的目标导向上看，不同计划有不同的目标指向，如美国的新一代汽车合作、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计划是以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开发为目标，政府资助的对象是大学一工业合作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等研究，用于实现新技术的开发。美国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先进技术计划（ATP）是以促进技术转移为目标，政府资助对象是企业或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体，用于高新技术的应用研究。日本的“产业技术研究培育事业计划”、韩国的“十大新一代成长动力”科技发展工程是以能力建设为主要目标，政府资助的形式是由某公立机构牵头，构建大学、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参与的科研中心，承担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的双重任务。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美、日、韩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民间自发，都将着力点瞄准企业的需求上，并善于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使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或资源，大大提升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效果。
比较而言，我国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目标虽然也定位于企业需求，但由于机制体制不健全、大学对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角色分配认知不清、大学科学研发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且有限等原因，导致大学为企业服务的目标意识不明确，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受限。为此，我国大学应充分利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实施机遇，高度关注国家科技计划、积极争取国家相关政策和经费支持，增强为企业服务的目标意识，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完善有利于创新的机制体制，为促进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4.2 完备的法律法规是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保障
从法律制度上看，美国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立法最完善的国家。政府先后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其宗旨是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进行技术转让和人员互动交流，实现技术转移和创新。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研究交流促进法》、《国立大学法人化制度》等法律法规。其宗旨是要求公立机构的研发设备向民间企业开放，并接纳民间企业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到科技创新中，突出强调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中的主导作用。韩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合作研究开发促进法》、《技术转移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其宗旨是鼓励大学、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到参与企业的科技创新，政府通过推动公共研究机构与企业界的合作与交流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最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同时，美日韩均形成了集技术中介、技术、技术评估、企业诊断、企业策划、资金融通等于一体的多功能中介服务体系。
相对而言，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建设和政策保障不足，产学研协同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尽管我国也出台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2007）、启动实施了“2011计划”。但与美、日、韩等国相比，我国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促进大学一企业一政府间有效互动的中介服务体系尚不完善，需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投融资服务体系、负责监管产学研合作资金的机构的建设。
4.3 成熟模式和办学理念模式确保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
从模式上看，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模式最为成熟和先进，是世界各国效仿的对象，顺势原发型。而日本、韩国和中国是在学习借鉴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基础进行本土化改造的，属移植创新型；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注重调动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政府在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始终以各方需求为着力点，属于企业主导或大学主导的多元参与管理型。而日本、韩国、中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都是在借助政府的力量，属于政府推动的单一管理型。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和管理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效果差异性大，需要各国在推动大学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努力考虑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特模式，以最大可能的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效能。
从效果上看，美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无疑是非常显著的，它的成功在于其很好地推动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的良性互动，并通过强大的政策推动和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使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均因为利益驱动而自发结成联盟；日本、韩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主要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各方的自主合作意愿尚未完全激发，其积极性并不主动。这正是日本、韩国的大学数量众多，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逊色于美国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法律、政策还是在模式上，均处于效仿阶段，虽然近年来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自主创新能力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大学发展目标看，大学的办学理念决定着发展状况。纵观国外大学的办学理念，无论学校层次如何，大多数学校都能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之路。原本处于二流阵营的斯坦福大学，在其明确的与工业紧密结合办学宗旨指导下，与硅谷异同成长，大学的高科技企业孵化效果好，短时间内跃升为世界一流大学。韩国的大学针对不同的发展层次，形成了不同的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对于发挥大学的各自特点，彰显大学服务社会功能具有重要引导。而我国大学近年来也逐渐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如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应用型等，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模式单一、思路雷同、与企业脱离等现实状况影响着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
5 我国大学参与及制度建设的建议
“协同创新”理念的提出，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同时也赋予其使命以新的内容，促使我国大学探索科技进步与产业创新之间互动关系。在现有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下，大学自身知识产权经营缺少市场资源，致使经营目标无法实现，而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弥补这一缺憾。一方面，大学参与协同创新有利于打破现有的创新链与产业链分割的局面，使众多主体参与的共同开发具有前瞻性和综合性，能够为创新者提供持久的创新激励，有利于创新活动不断向前推进，从而促进创新成果所蕴藏的先进生产力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大学单纯的专利申请不会创造任何效益，只会产生成本，协同创新为专利产生效益提供了平台，有利于大学利用这一平台使自身优势转变为直接的经济效益，从而创造出技术含量更高、适用性更强、具有兼容目标的知识产权，为加强学科建设和实现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严寒十七日范文2
[关键词] 日本 韩国 苏南地区 产业结构 演进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6-0100-06
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产业结构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是库兹涅茨应用57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分析所得出的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结构变动规律，还是克拉克定理所阐释的生产要素在产业结构中的转移规律；无论是描述工业结构高级化演进趋势的霍夫曼定律，还是表现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关系的钱纳里定理，均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成功发展取决于产业结构的成功转变。本文剖析了日韩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成功经验，对于我们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促进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韩两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1.日本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实行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制定周密的计划，确定产业的发展方向，然后通过产业政策、法规及行政指令来推动产业结构向目标结构演进。战后日本的产业结构演进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来实现的。运用科学的产业政策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它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使日本在世界各国中成为以产业政策成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典范。(1)经济恢复阶段(战后至50年代初)。战后初期，日本政府为尽快恢复疲软的经济，在资金、原材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把重点放在恢复煤炭、钢铁、化肥、电力等工业部门，尤其是集中力量恢复煤炭和钢铁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的恢复。为此，日本采用了“倾斜生产方式”为主的产业复兴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煤炭、电力、化肥、钢铁等工业部门的恢复，而且带动了整个工矿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重新启动了工业化进程。通过倾斜生产方式政策，日本的基础工业部门实力得以壮大，为其今后的重化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2)重化工业化阶段(50―6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确立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结构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下，重化工业所占比重从1955年的58.5%上升到70年代初的79%。钢铁、石化、化纤、汽车、家电、造船等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使日本产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重化工业比例的提高不仅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还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使第一产业比重得以迅速下降，并以提供市场为前提使第三产业的比重得到增长，从而使日本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重化工业的发展，日本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法、西德，成为第二经济大国。
(3)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70―80年代)。20世纪70年代，受环境和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挫。为此日本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政策以能源政策及电脑、电子技术密集型产业振兴为重点。在整个70年代，日本政府重视推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时加强了以节省能源与促进替代能源为两大支柱的能源政策，使日本能够顺利克服因石油危机造成的困难。8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加强自主的技术开发，在提出产业结构知识密集化要求的同时，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主持或参与重点科技领域的科研工业，建立了企业、大学、政府三位一体的“流动科研体制”。在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推动下，经过不断调整，日本的产业结构达到了比较合理、先进的程度，其产业的应变能力迅速增强。到80年代初，日本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技术等高科技领域超过欧美，居世界领先地位，经济竞争力则跃居世界榜首。
(4)新技术立国阶段(90年代)。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产业已具备了巨大的生产能力，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政策重点转换到国际协调型产业方面。在产业政策上，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国际协调型产业结构的构想，由外需主导型转为内需主导型，变以汽车、电子产业为主轴的“一级集中型”为促进新兴产业和有希望增长的产业共同发展的“多极型”产业结构，注重发展知识经济，重点发展信息、通信、住宅、医疗、福利、环境等相关产业。尽管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处于低迷状态，但其综合经济技术实力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其优势产业的格局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1995年日本第一、二、三产业在GNP中的比重为1.3∶37.3∶60.4。[1]
进入21世纪，日本推出了旨在调整日本经济结构、提高日本经济竞争力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与创造的行动计划》，其要点是完善大环境，促进企业的创造性经济活动和创立新企业，纠正日本现在的高成本结构等。同时，随着信息革命的不断深入和产业结构高科技化的发展，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努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循环社会等等，整个产业政策的科技化成分更为突出。在战略层面上其强调“变革和创新”，以求从经济大国迈向高科技大国；在系统层面上其强调面向未来，培育基础技术和专门人才；而在应用层面上，则着眼于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措施的实施，从而将产业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在政策的运用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2]
2.韩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
在韩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韩国政府根据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把握良机，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自二次世界大战至今，韩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进口替代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朝鲜战争到60年代以前，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得韩国经济处于萧条状态，面对缺少资源和资本技术实力的形势，韩国实施了进口替展战略，产业政策的着重点是保护和促进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以满足内部消费需求，稳定经济和社会，这一政策对当时经济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3]
(2)出口导向阶段(60年代)。由于重视进口替代而忽视了出口带动作用，大量的进口导致韩国国际收支逆差巨大，对海外进口的依赖性明显。为缓解这种不均衡局面，增强韩国经济的良性发展能力，韩国产业政策导向开始从“进口替代”逐步转向“出口导向”，鼓励优势产业的培植，积极倡导产品出口。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利用当时价格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纺织产业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轻纺工业，使得韩国纺织业成为韩国出口的主导商品，带动韩国产业从进口替代顺利向出口导向型转变。
(3)重化工产业发展阶段(70年代)。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带来韩国相关产业规模的扩大，导致市场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在这一时期，韩国的产业政策从鼓励出口转向优先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在发展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同时，大力推进造船、电子、有色金属等产业发展，此外，还重视电子机械、家用电器、汽车等高新产业的形成与进步。这些产业不但为韩国的高速高效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改变了韩国的工业结构，使其轻工业的比例逐步下降，进入了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新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迅速得到优化。
(4)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后，国内外经济技术环境发生了新变化，新的科技革命在世界兴起，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韩国经济面临新的挑战，为此，韩国政府将“贸易立国”、“重化工业立国”战略向“科技立国”战略转变，目标是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向机械电子等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转变。在对纺织、水泥、石化、钢铁、家电、汽车、造船等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增加创新出口优势的基础上，瞄准精密化学、精密仪器、计算机、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并给予重点关注和扶持。确定了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为战略发展重点，使韩国产业结构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5)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阶段(90年代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意识到了产业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顺应世界信息化浪潮，确立了产业结构高技术化的发展方向，重点抓住以大集团企业为中心的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与此同时，还着重抓了中小企业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的培育，在资金、税收、用地、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并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大大增强了韩国产业的技术含量，使产业结构得以进一步提升，第一、二、三产业在GNP中所占的比重由1991年的8.0∶46.1∶45.9上升到2001年的4.0∶34.7∶61.3[4]，极大地提高了韩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1世纪，面对新的发展时期和竞争时期，韩国产业又面临一个新的转型要求，实现新的产业换代和升级。为此，韩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振兴计划，对21世纪初产业结构做了以下调整：第一，对韩国仍具有优势的产业(如纺织、水泥、石化、钢铁、家电、汽车、造船等)，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产品精深加工和多样化，提高国产化率和附加价值。第二，对韩国尚处于引进或吸收改良阶段的产业(如精密化学、精密机械、计算机、电子机械、航空航天等)，重点扶持，使之成为21世纪初最大的出口产业。第三，将韩国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型产业(如信息通讯业、环境保护产业和生物工程等)做为积极发展的未来产业。韩国将在有选择、有步骤地开发其若干技术的同时，积极引进和消化尖端技术，从而为最终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奠定基础。[5]
上述日韩两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显示出以下一些共同特点：
(1)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推动着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贯穿于日韩两国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2)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历史演变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主导产业是随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更替的，要改变产业结构的性质，首先要改变主导产业的性质。从轻纺工业阶段到重化工业阶段再到信息化阶段，反映了技术的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
(3)传统产业理论认为，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则是一国兴旺发展的标志。日韩两国的产业演进，遵循着第一、二、三产业优势地位的变化依次递进，服务业地位突出，技术密集型工业结构形成，产业结构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4)日韩两国产业结构不是自我封闭式的维持均衡发展，而是通过国际投资、国际贸易、技术引进等国际交流方式，实现与产业系统外的物质能量的交换，以深化国际合作来求生存、求发展，建立国际协调型的产业结构。
(5)在日韩两国工业化的中后期，资金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使整个经济向着资源节约和技术、知识密集的方向推进。
(6)日韩两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顺序依次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演进是基本一致的。日韩两国的快速发展并未超脱这一规律，只是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使每一阶段的过渡时间大大缩短，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日韩两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经验总结
第一，产业政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牵引力。日韩两国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根据本国国情特点，合理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这无疑是两国产业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迅速趋向高级化的推动力。日本大约每十年左右提出一个中长期的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总体规划。每一阶段都针对经济的变化确立不同的“主题”，产业结构也随着经济变化不断调整。在政策手段上，日本主要通过投资补贴、加速折旧、税收减免、提供长期政府贷款和优惠利率等促进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不断转换升级。韩国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也都有明确的产业结构目标，产业结构调整适时而稳健地进行，顺应和表现了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必然性，实现了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的转换。正因为如此，韩国才会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创造出辉煌的产业发展业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船舶、汽车、电子和半导体制造业大国之一。
第二，以技术进步引领产业结构升级。日韩两国在产业结构演进中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选择了先模仿、后独创，先低科技后高科技的正确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从引进、消化、吸收技术到自主创新，并逐步建立起了本国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大量引进技术，并注重改造和创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战后以来，日本是引进技术最多、收益最大的国家。日本引进的技术十分注重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引进的都是日本产业发展急需的，对提高生产率最有效的先进技术。日本引进技术不是简单地模仿和使用，而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和创新，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纤维、钢铁、机械、电子、汽车、化学等部门对世界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和改进，都先后对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起了重大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制造业技术达到了世界最领先水平。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日本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韩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产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韩国努力依靠技术进步，促使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方向转换。韩国在近40年中先靠贸易立国，然后又靠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了先进技术，最终实现了自主创新。韩国引进技术与国家产业升级非常匹配，适时调整技术引进的重点。60年代，韩国技术引进以纺织、建材、钢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70―80年代，主要集中在造船、化工、电子、汽车等重工业和新技术产业；90年代主要集中在电子、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工程等电子信息产业。[6]韩国在不同的产业阶段非常有效地引进了本国急需的技术，而且在各个产业阶段里消化和吸收了这些技术，从而推动了产业结构不断转换升级。正是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技术开发，韩国较快地在部分高技术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建立起了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产业。
第三，重视法律手段的应用。日韩两国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有此成效，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依法调整。二战后，日本在每个产业发展阶段，都制定了稳定产业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以集中力量有秩序地恢复和加速特定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法既有统筹性，又有动态连贯性。50年代，日本以产业合理化政策为中心，对重点培育扶持的机械零部件产业、电子工业、合成纤维产业等，制定了专门的振兴法，如《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这些产业政策法在促进日本重化学工业化、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作用。进入60年代中期，根据日本经济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制定了《特定机械信息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大力推动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80年代日本提出了以“创造型知识密集化”作为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出台了《基础技术研究顺利化法》为创建基础技术研究开发提供了法律依据。进入90年代，通过修改《石油业法》、《电气事业法》，放宽了对石油、电力领域的限制，有效地促进了这些产业的竞争与发展。在21世纪，为了改善大环境，促进企业的创造性经济活动和创立新产业，提出了完善公司法制，从根本上修改商法，完善公平竞争条件所需的法律草案，完善银行法，提出有关支持节能和能源再生的法律等。韩国也非常重视对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二战后，韩国也制定了大量的产业法，如韩国的《产业发展法》、《流通产业发展法》、《电气产业法》、《电气产业结构改善促进法》、《煤炭产业法》、《软件产业振兴法》、《航空宇宙产业开发促进法》等等。
第四，注重产业组织政策与产业结构政策相辅相成，协调运作。战后，日本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是不断提高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一目标下，日本产业组织政策的重点在企业合并、改组政策以及中小企业政策两方面，强调企业的大型化、集团化，倾斜于规模经济的利用，特别强调大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这些组织政策形成了富有活力的企业，建立了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弥补了产业结构政策可能出现的缺陷，大大提高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韩国产业组织政策的特点是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市场机制的结合。一方面，韩国政府以大规模直接投资或贷款担保的方式，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在较短的时间里，快速组建大企业集团按规模经济经营，培育和扶植大的企业集团打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还加强了对中小企业的保护，防止过度垄断造成国内市场竞争不足和贫富差距扩大。
第五，对衰退产业进行转型和援助。产业的兴衰是产业生命周期演化和产业结构有序变动的必然规律。日本进入衰退产业的有煤矿、纺织、造船、有色金属等行业。如日本的煤炭开采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从50年代起，日本煤炭资源遭到海外廉价石油大量输入的冲击，煤炭产量大幅下降。日本政府为保证煤炭生产规模维持在一定数量，曾先后九次调整煤炭政策，但最终还是关闭了大量煤矿，促使煤矿及工人转业转产，调整了煤炭产业结构。日本对衰退产业的主要做法是：一是设立萧条产业信用基金，以保证按安定基本计划规定对设备进行处理，以及实施其他措施时所必须的资金；二是给设备调整造成的失业人员和中小企业转产以相应的救济；三是对离职者进行就业指导培训，日本政府在煤炭政策中规定：凡是煤矿退下来的从业人员都要经过再培训，培训由煤炭企业和接收单位负责进行，政府分别给上述单位每人一年工资的3/4和2/3作为培训费，给接受者每人3500元的生活补贴。[7]这些培训措施使失业人员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启示与建议
当前，苏南地区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期，从产业层面看，尽管近年来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主要产业仍然集中在传统领域，多数产品处在价值链低端，低成本优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贸易摩擦增多，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日韩两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与我国苏南地区有较多相似之处，尤其是两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值得苏南地区产业转型借鉴。因此，苏南地区要充分重视总结日韩两国的经验，针对苏南的实际，找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推动苏南产业结构迅速升级，实现其经济健康发展。
(1)研究和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日韩两国政府正是由于制定了适应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两国产业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苏南地区现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同时置身于国外进步技术、雄厚资金和较强竞争力的行业、产品和企业包围之中，因此要认真分析日韩两国实施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从苏南实际出发，制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注重调动企业积极性和自主性的产业政策，注意各项产业政策序列性、稳定性和连续性，推动苏南产业结构迅速升级，实现苏南经济健康发展。
(2)重视自主创新，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从日韩两国产业转型的经验可以看出，自主创新是提升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苏南地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过于依赖国外技术和装备的严重问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有限。据报道，苏南地区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50%以上，而日本在5%以下，韩国在8%左右。苏南对自主创新问题重视得很不够，这方面应该向日本、韩国学习，在引进技术中，真正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变别人的为自己的。不仅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3)产业结构调整应当充分应用法律手段。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是日韩两国产业调整的重要经验。日韩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和推行法治化的产业立法制度，通过立法形式，合理调节产业，促进产业增长，推动经济发展。苏南地区已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应重视产业立法，利用产业法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用法律来保证产业的发展，使产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除此之外，对需要扶持和调整的重点产业，应尽可能以法律形式加以个别规定。如对先进技术及新兴产业的扶持措施、劣势企业的退出机制、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方法、过剩生产能力及设备的压缩，都应注意应用法律手段。
(4)加紧实施以产业集中为导向的产业组织政策。日韩两国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培育和扶持了一批国际一流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许多重要产业集中度都很高。近年来，苏南各地产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点企业和大公司、大集团的发展速度还不快，在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及城乡企业之间缺乏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重复布点现象比较突出，造成工业结构趋同，影响规模经济效益，苏南企业组织结构的低水平已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因此，苏南地区要注意研究产业组织政策，注意通过联合、重组，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大公司，形成以主导龙头企业为重点的规模强大、配套齐全、分工协作且关联性强、产业集中的“优势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同时，苏南应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综合利用本地区已有的产业，人才、技术优势，进行产业的优化重组和资源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与规模效应，培育并突出各地产业的优势与特色，以避免各地结构雷同、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5)发挥政府在衰退产业调整中的作用，促进衰退产业人员再就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本身意味着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总会有一些新产业出现，同时又会有一些老产业消失。江苏在进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及结构调整过程中，也遇到衰退产业退出和大量工人失业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学习和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发挥政府在衰退产业调整中的作用，政府要对衰退产业实行资金援助政策，通过实施设备调整政策、市场保护政策、产业转移政策，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同时，把产业转型与职工培训结合起来，对衰退产业的劳动力实行援助和调整，通过实行培训、再就业的补贴，促使失业人员尽快就业。
(6)在产业发展上，要特别关注发展服务业和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十五”时期，苏南地区服务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6%左右，与日韩两国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苏南地区要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使服务业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苏南地区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必须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样才有可能解决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从根本上改变高能耗、高物耗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注释：
[1]日本东洋经济周刊.经济统计年鉴，1997
[2]李毅.当前日本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动向与制造企业的调整和变革.日本学刊，2005(6)
[3]刘静.韩国发展科技经济的经验.全球科技经济了望.2006(7)
[4]韩国国家统计局，主要经济指标，2004
[5]臧新等.日本韩国国内经济与对华直接投资关联性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3)
严寒十七日范文3
关键词： 小学语文教材 唐诗 自然意象
中国古代诗歌是小学语文教材中重要的学习内容，诗人们通过典雅生动的诗句表现了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共收录了大约三十首唐诗，其中出现“雨”、“雪”、“霜”三种自然意象的唐诗有十三首，可见这三种意象是比较重要的。意象是作者通过赋予客观事物一定的思想情感而创造出的一种文学艺术形象，下面笔者将从这三种自然意象入手窥探古代诗人的内心世界，具体分析意象寄予的情感内涵。
一、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唐诗的“雨”意象
在大自然的现象中，“雨”是十分常见的，因此，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不少关于写“雨”的唐诗，如篇目《春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清明》、《渔歌子》、《滁州西涧》等。将“雨”与诗人的情感相连，它的意蕴变得更丰富多彩。
（一）表现喜悦之情
春雨潇潇，滋润万物，给人带来喜和希望。杜甫的《春雨》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二年级下册，第17页）首句“好雨知时节”直接用一“好”字来赞美雨，接着赋予“雨”人的思想，说它知道春天是万物苏醒、蓬勃生长的季节，正是需要雨水的时候，它就悄然而至，真是善解人意。而且，当时作者所在之地成都正值旱灾，此时春雨降临，是多么令人欣喜若狂。春雨是温润、绵长的，夏雨是磅礴、急骤的，但都能反映喜悦之情。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云：“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五年级下册，第131页）诗人运用“跳”字将“白雨”拟人化，明亮的雨点迫不及待地落下，欢快地跳入船中，写得如此活泼和惹人喜爱。夏雨来去匆匆，顷刻间，雨过天晴，水天相接，一片蔚蓝，令人赏心悦目。此时的诗人似乎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豁然开朗，内心舒畅。
（二）抒发游子愁绪
烟雨蒙蒙，蕴含着诗人伤感的愁绪，最形象的便是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三年级下册，第37页）这一时节，亲人无论相隔多远都会尽力团聚，进行踏青或扫墓等集体活动。而此时的杜牧却漂泊在外，无法归乡，更不能祭拜祖先。“清明时节雨纷纷”，天公似乎也懂得他的忧愁，细雨绵绵，如同内心的愁苦一样细密而杂乱。形单影只、衣衫尽湿的他此刻还能做什么呢？只能寻处酒家，避雨休憩，小酌几杯，以解烦忧。诗人身处异乡，不识此地，幸得牧童告知附近名为“杏花村”的酒家。但路途疲惫，还得冒雨前行，心中似乎更郁闷无奈。可见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唐诗“雨”意象，除了表达喜悦之情外，也抒发游子愁绪。
（三）寄寓对归隐生活的向往
“雨”不仅能表达诗人的喜悦、哀愁，还能寄予诗人对远离喧嚣、闲云野鹤般生活的憧憬。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写道：“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六年级下册，第48页）渔夫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在桃花繁盛、鳜鱼鲜嫩之际冒着细雨垂钓，不愿归去。而作者也在一旁迎着微雨，看着渔夫抛竿、等待、扬竿、装筐，“斜风细雨”也无法阻挡他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同样，韦应物的七绝《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三年级下册，第78页）表达了闲适恬淡的心境。暮春之际的傍晚，“春潮带雨”，潮水上涨，郊外渡口人迹罕至，此刻更无人影，只有一叶扁舟横在江上。诗人远离尘世，独自闲逛至此，虽突降细雨，但他从容自适，欣赏着郊外的景色，足见其对隐士般闲适生活的向往。
二、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唐诗的“雪”意象
“雨”表达了喜悦、游子愁绪和对归隐生活的追求，而“雪”意象因其严寒冷酷成了恶劣环境的象征，如李贺的《马诗》。另外，因其洁白、纯净而成为高洁的象征，但同时又有清高孤傲之意，如柳宗元的《江雪》。
（一）表达建功立业的渴望
冰雪弥漫，步履艰难，环境恶劣。正如《马诗》写道：“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六年级下册，第108页）。李贺运用“沙如雪”这个比喻，将黄作白雪，一黄一白，色彩分明，二者本无联系，那么作者为何会把万里黄沙看成了皑皑白雪呢？这是因为夜晚月光凄冷惨白，透着一股凉意，在这月光的映照下，万里黄沙就像是铺上了一层白雪。此处虽是虚写“雪”，但正因如此，才更突出边关环境的艰苦。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看到月亮一般会思念远方的家人，怀念安逸的生活，渴望与家人团聚。然而，诗人看到燕山上的新月，联想到的却是如弯月般的武器，可见他是多么渴望驰骋沙场，建立功业。“雪”中流露了不畏艰苦驻守边关的壮志豪情。
（二）显示孤寂高傲的情怀
冰雪笼罩大地，万物都消失在白雪之中，给人以空旷寂寥之感，柳宗元的《江雪》（四年级上册，第135页）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前两句虽未明说“雪”，但暗藏此意。满山遍野，处处被雪覆盖，所以鸟儿冻得不见了踪影，人的足迹也被雪遮盖，周围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正如诗人寂寞、凄冷的内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雪落到江水中理当会被融化，但他却说“寒江雪”，连大江都被雪所覆盖，可见这雪是多么繁多与浓厚。中唐的柳宗元当时政治失意，被贬永州，心灵上受到了打击，这纷纷扬扬的大雪正映射了被政治所寒透了的心灵。所以他寄情山水，描绘了一位穿着蓑衣、戴着斗笠、不怕冰天雪地、独自垂钓的渔翁。可以说这位远离尘世、凛然不屈的渔翁正是作者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
三、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唐诗的“霜”意象
“霜”的意象带有鲜明的季节特征，以秋天为背景的古诗往往会写到它，例如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唐诗《山行》、《枫桥夜泊》、《静夜思》。虽然同是秋“霜”，但诗人表达的情感却不同。
（一）歌颂自然之美
“霜”是秋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诗人只能在萧瑟寒霜中伤感哀叹，而杜牧却独得秋霜之美，如《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三年级上册，第16页）深秋之际，作者顺着蜿蜒的小路向远山行进，路过一片枫林，看见那经过秋霜考验的枫叶在晚霞的映照下竟比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一派生机勃勃，全然不像落叶枯黄、寒霜瑟瑟的季节中应有的景象。见此美景的诗人惊喜之情油然而生，此刻，他已顾不得赶路，只想停下车来，静心领略这山林风光，陶醉于迷人的秋色。因此，此处的“霜”成为歌颂自然之美的凭借物。
（二）抒发羁旅之思
寒冷的秋霜使植物枯萎凋零，营造萧瑟的环境氛围，张继的《枫蛞共础沸吹溃骸霸侣湮谔渌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三年级上册，第16页）“霜满天”句写天地间满是秋霜，诗人不仅是在这种凄冷之夜醒来，更是在漂泊的客船中醒来，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几声乌鸦的啼叫和钟声回荡在空中，因此更思念远方的家乡与亲人。有时，远方游子还会在无霜之地联想到霜，最典型的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年级上册，第29页）夜深人静，月光洒落，李白看见井栏边白茫茫的一片，刹那间以为秋霜降落。作者之所以误把月光看成“地上霜”，是因为当时月光皎洁，旅店凄寒，漂泊异乡而无法与亲人团聚的他感到孤寂与愁苦。此诗，“霜”就成为抒发羁旅之思的媒介，也表现了古诗的含蓄美。
总之，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雨雪风霜无一不成为古代诗人抒感、袒露内心世界的媒介，而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唐诗篇目就出现这些自然意象。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诗人笔下，同一意象所表达的情感也各有不同。“雨”、“雪”、“霜”作为三种自然现象受到许多文人墨客的喜爱，寄托了诗人丰富的思想情感，有悲伤与思念、欢喜与渴望，值得读者仔细品味和鉴赏，从中感悟古典诗歌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傅德岷，卢晋.唐诗鉴赏辞典[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1.
[2]张丹.论唐诗宋词中的雨意象[J].吉林广播大学学报，2008（5）.
严寒十七日范文4
一、特殊的地理位置
从历史文献来看，虽然西域在各个时代所指范围并不完全一致，但新疆是其核心区域。因此世人常言：新疆古称西域（下文西域即指历史上的新疆区域）。它特殊的内外地理环境，不仅直接而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内外民族关系发展，而且这一点在有关西域的各种文献记载中都有着明显的反映。
换言之，前者为后者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反之，这些相关方面的历史记载，不仅说明了世人对其关注与重视，也说明了它特殊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
就整个新疆在大陆中的位置来说，它位于欧亚腹部心脏地带，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枢纽地段，由此在历史上，使得它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荟萃之地；它地处要冲，诚如《新疆图志》中描述它重要的地理战略形势时言：“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筑。得知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这是它特殊地理位置与其历史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 摄影/陈辉
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也无论是土著居民抑或是外来移民，从古到近，他们都在拼搏、奋斗，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可歌可泣的兴衰诗篇，而高山、沙漠、河流、湖泊，也参加了这种历史大合唱，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二、自身内部地理环境特点对人文发展的影响
除上所言之外，西域自身内部地理环境对其历史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域的地理环境特点，今人曾形象的概括为：深居内陆，环境封闭；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地广人稀，潜力雄厚。这里需指明一点的是，其“环境封闭”是相对而言的，如北疆准噶尔盆地东面开阔的缺口与蒙古草原连成一片，在历史上，这直接加强了该区域与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南疆塔里木盆地东段有一处天然的豁口，正好与河西走廊相连续，是新疆与中原地区交通联系的天然孔道，这又直接密切了历史上此区域与中国内地民族关系的发展。
就其整体与周边环境来看，由于西域深居大陆内部，除伊犁河谷和某些山间地带雨量充沛外，其它地区多为干旱少雨。就其内部而言，整个地形地貌则大致呈现出“三山夹两盆”的特点。因此，有人也把西域的地理h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周围和中部是高山，高山之间是盆地，盆地中间是沙漠。
总的来说，就是“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北部阿尔泰山与中部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中有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部天山与南部昆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是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域流沙滚滚。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大自然在亿万年的沧海变化中形成的，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很显然，自然环境是十分恶劣的。
虽然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故而有人言道：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也无论是土著居民抑或是外来移民，从古到近，他们都在拼搏、奋斗，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可歌可泣的兴衰诗篇，而高山、沙漠、河流、湖泊，也参加了这种历史大合唱，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这则反映出西域的最后一个特点，即“地广人稀，潜力雄厚”。
地域广阔是不言而喻的，仅今日新疆来说，就约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是中国最大的省区，更不用说历史上广阔的西域了。
西域各种资源也是极为丰富。阿尔泰山盛产黄金，阿尔泰山本意就是“金子之山”。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及政权都曾活跃于这一地区，如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契丹、蒙古等。在西域各个高山之下，盆地边缘雪水下泄处形成有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相对不连续的片片绿洲；在地表水丰富地区，如大河、大湖周围也有许多绿洲出现。这些绿洲中许多也是膏腴之地，易农易牧。西域历史上的城郭之国（即小的政治经济区域）多建立在这些绿洲上，它们的生产方式以农牧兼营为主，而农作物尤以瓜果生产甚丰。
因而，西域既有地广人稀、荒寂不毛之地，也有水草丰美、瓜果飘香之景。如历史上，在西域被西汉与匈奴反复争夺的车师，不仅因为它位于交通孔道及汉与匈奴交接处，而且也缘于其地富饶之故。《汉书・西域传》载：当时匈奴单于大臣皆言：“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摄影/金炜
此外，西域个别雨量充沛的河谷与山间草场地带，历史上也曾建过很多较大的游牧之国。如被称之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直都是各种游牧政权建立与争夺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游牧政权，大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契丹、蒙古等先后都在这里建过牙帐。
一般说来，天山以北多为游牧之国，天山以南多为城郭（土著农耕）之国。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相关西域文献中为什么会“出现”数量极多的西域小国、多种民族及多元文化，继而呈现出，如法显《佛国记》里所言的“国国胡语不同”的局面。由于西域诸国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特别是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中）及自然环境的不同，其民族、民族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则呈现出差异性。进而，历代相关文献对各国的记述内容也表现出多寡之别。如处于丝绸之路上的鄯善、车师、龟兹、莎车、疏勒、于阗、伊吾、高昌等西域之国在相关文献中都是频频亮相，记载详细，就反映了其位置的重要性。
三、恶劣的地理交通环境与丝绸之路人文历史之反映
在古代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直接造成了西域诸国间交通不便。正因如此，历代相关撰述基于各种原因对西域“丝绸之路”各道基本上都有重要的描述。“丝绸之路” 既是政治、军事交通要道，也是经济、文化交流、商业往来之要道。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西域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西域的主要道路走向，只能沿着天山南北两大盆地的边缘，在各个绿洲之间穿行，往西延伸还有高山阻挡。
绿洲间路段大多处于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之中。一如法显《佛国记》所载：从敦煌到鄯善150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乎到处是戈壁、流沙，缺乏淡水，天气变化无常。他言道：“沙河中多有恶魔、热风，遇则皆死。上无w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行十七日……得至鄯善国”。从焉耆到于阗要过宽达数百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克拉玛干”为“进去出不来”之意），条件更加艰苦。流沙万顷，沙丘高耸，很少淡水。经常刮风，埋没人畜。白天炽热蒸人，夜间才能赶路。法显云：“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而西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山势高峻，道路崎岖，天气严寒，冰雪遍地，是一个居民稀少，很难通行的地方。他说：“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悬釜而炊，席冰而寝。”这些高山烈风彻骨及前面所言的戈壁沙漠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景象，是生活在中国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人很少见到和感受到的。
历代时人相关撰述主要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详细记载了西域“丝绸之路”段各道及诸国情况。特别是历代正史（即二十四史）“西域传”中的南、北道，南、中、北道，或四道之说；叙述诸国时常有的“不当孔道”“当道”“山道不通”之语；及对诸国间地理关系、里距等描述性的言词，其实都是当时历史及地理的现状反映。即使到清代新疆与内地之间的道路走向，与传统“丝绸之路”基本一致，也与今天新疆境内各主要道路的走向大致相同，只是在某些路段上有些变化而已。
因此，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历史上处于这些要道路段上的诸国，比之其它非要道上的诸国及民族，在历史舞台上（包括民族及民族关系发展上）显得更加活跃。这一点反映到史学上，就是它们多见诸于史册，史家对其所用笔墨也远超后者。 摄影/王汉冰
四、相对分散的绿洲政治经济与周边人文关系的发展
这种地理环境及所促成的交通不便，还使得西域诸国在经济上呈现出不连续性与差异性；由此不难联想到，相关文献中重视对西域诸国地望的记载也主要缘于此客观情况。民族间、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既造成它整体经济发展上的相对落后，也造成西域诸国政治上的局部性与相对的独立性，这使得历史上西域整体政治力量十分薄弱。
正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Y，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
与此相似，《明史・西域传》也谈到，元朝亡后，西域地方“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迄宣德朝……多至七八十部”。
由上可知，西域“诸国”实指各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小区域，或者说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小区域。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常受到周边势力的影响，以及这样的政治与经济所造成的西域自身整体力量的薄弱，因而，在历史上使得它自身不能独立成“国”（或者说组建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
西域历史上虽也出现过多次类似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兼并、大国争霸的现象，但由于内外种种主观与客观原因，都始终没能形成过有如秦汉一样的统一局面。西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则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如有学者所言：“西域诸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各自孤立的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郭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绿洲经济的分散性使它们难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西域诸国需要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对外部力量的侵害。这就是历史上西域诸国或者依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或者统一于中央王朝领导的重要原因。”
因此，西域历史的发展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内地王朝历史的发展最为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由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奏请里的一段话反映出，如其所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这段文字很明确的从地理形势上指出了中国内地、北方、西域之间的紧密发展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等原因，西域很少被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势力所控制，来自那边的影响
主要是文化方面。这是在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影响下，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历史上这些区域内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历代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深化了民族间的各种互动关系，紧密了中原、北方、西域、西南等中国各民族的关系，而且更加增强了西域的内向性与各民族间的凝聚力。一如有学者言道：“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接触、混杂、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并由此而产生了强大的内心力、凝聚力。”明清之际，由于西域历史上的种种变故，原西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迁徙到了伏尔加河地区进行游牧。清代乾隆年间，其首领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正是这一民族内心力与凝聚力的一大写照。 摄影/车静
